四十二章经

| 佛教十三经 | 连载中

1.00 万字 | 2019-05-22 13:04更新

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

扬雄 | 经学史及小学类 | 已完结

《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扬雄著,是中国第一部记录方言的著作,是中国语言学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成为世界上第一部方言比较词汇集而开方言地理学之先河。中国土地广大,方言的地理差异悬殊,所以自古重视方言研究。汉应劭《风俗通义序》说“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輶轩之使,求异代方言”,輶轩是古代使用的一种轻便车辆。秦朝以前,每年八月,政府派遣“輶轩使者”(乘坐轻车的使者)到各地搜集方言,并记录整理。这些材料由于战乱而散失。今传《方言》一书,据刘歆与扬雄书信往来及应劭所言,应为扬雄(前53—公元18年)所撰。鲁国尧先生揭出,“方言”一词首见于文献且以此称书名皆始于应劭。后世传本全称《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方言之“方”,非以中原为中心的“四方”之“方”。“方”,邦也。商周有称周边为“土方”、“鬼方”者。“方言”即邦言,“别国方言”即指不同邦国之特色语词。刘歆《遗扬雄书》:言“属闻子云独采集先代绝言、异国殊语”。扬雄《答刘歆书》自称:其书为《殊言》,“知绝遐异俗之语”。“殊”亦“别”也,“殊言”与刘歆称其“异国殊语”义同。张清常认为:“按照中国古代的概念,方言包括外族语言。扬雄《方言》里面东齐青徐方言包括夷语,南楚方言包括蛮语,西秦方言包括氐羌语,秦晋北方言包括狄语,燕代朝鲜归为一起更不必说。”据李敬忠研究,《方言》中几乎每卷都有见于现代南方民族语的非汉词语。公元前后,虽然大汉帝国已经建立,但在汉语使用区域仍是以中原为主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北边河套草原是胡狄即阿尔泰语,南边江淮湖海是夷越—苗蛮即南亚—南岛语,西边甘川地带是氐羌即藏缅语。因此记录着汉语及其周边民族“汉字记音式”词语的《方言》,不是一本西方或现代方言学意义上的dialectology专著,而是一部搜罗并比较多种语言的同义词语的历史比较词汇学或“中国古典方言学”著作。郭璞赞其:“考九服之逸语,标六代之绝语”,像扬雄这样恣意汪洋、肆心广意的学者,撰著《方言》的旨趣正于此。

0.46 万字 | 2019-04-05 15:09更新

春秋左传

左丘明 | 十三经 | 已完结

《春秋左传》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我国第一部较为完备的编年体史书。又名《左传》,相传为春秋末年的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起自鲁隐公元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是学习、研究先秦历史、文学、哲学和语言必读的典籍。《春秋》: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相传为孔子依据鲁国史官所编的《春秋》加以整理修订而成的。 《左传》:我国第一部较为完备的编年体史书。原名《左氏春秋》,相传为春秋末年的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名为《春秋左氏传》,简称《春秋》。

27.82 万字 | 2019-04-05 13:35更新

六韬(注释本)

姜子牙 | 兵家 | 连载中

  《六韬》,又称《太公六韬》或《太公兵法》,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隋书.经籍志》注云:“周文王师姜望撰。”姜望,又称吕望,字子牙(一说字尚),俗称姜太公、姜子牙,为西周开国功臣、齐国始祖。历史上,对于《六韬》的作者、成书年代及书的真伪争议颇多。宋代以来,基本否定该书为吕望所作,认为是汉以后人伪托。1972年山东省临沂县银雀山西汉墓出土了一大批竹简,其中有《六韬》残简54枚,说明《六韬》在西汉前已流传于世,而非汉以后人伪托。当今学者大多认定《六韬》成书于战国时期。其理由是:《六韬》文辞浅近,与商周文字风格相去甚远,而与战国时期的《吴子》、《孙膑兵法》等相近。书中涉及骑兵作战的篇章很多,而骑兵诞生,是在战国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之后。书中提到的一系列铁兵器,都是在战国时期才出现。另外,阴阳五行学说的形成也是战国时期的事。《六韬》成书于战国,当然就不是吕望所作,而是战国时人托其名撰成。  《六韬》通过周文王、武王与吕望对话的形式,论述治国、治军和指导战争的理论、原则,是一部具有重要价值的兵书,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齐太公世家》称:“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六韬》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为武学必读之书。《六韬》在国外也有深远影响,16世纪传入日本,18世纪传入欧洲,现今已翻译成日、法、朝、越、英、俄等多种文字。  现存《六韬》共6卷60篇,近2万字。版本约有20多种,重要版本有银雀山竹简本、唐代敦煌写本、唐代魏徵编《群书治要本》、《武经七书》本、《四库全书》本等。本电子版以《续古逸丛书》影宋《五经七书》为底本,对底本上明显的错、衍、脱、误之处,则参照银雀山竹简本、敦煌写本、《五经七书讲义》、《五经七书汇解》、《五经七书直解》等进行校改,底本错讹用()表示,校正的文字用[]表示。假借字和古体字一般随文用现代字替代,未替代的在注释中注明。

2.81 万字 | 2019-11-01 11:39更新

心经

| 佛教十三经 | 连载中

0.08 万字 | 2019-09-25 15:55更新

定州汉墓竹简《论语》

孔丘 | 十三经 | 已完结

  距今二千多年前的《论语》抄本。这部《论语》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抄本,不仅各篇的分章与今本多有不同,在文字上同今本的差异达七百多处,是研究儒家学说和古代文字演变的新材料,值得重视。  单承彬〈定州汉墓竹简本《论语》性质考辨〉,将定州40号汉墓出土的简本《论语》和《说文解字》中《论语》引文、《论语》郑注本、东汉熹平石经本《论语》进行对比较后,指出定州本不仅与许慎所见鲁壁古文存在明显差异,而且与郑玄用作校本的《古文论语》也显然不同,应该属于今文《鲁论》系统;从与熹平石经比勘的结果看,它和汉代有重大影响的《张侯论》也存在某种程度的差异,可能出自不同的师传家法。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和定县博物馆在河北定县40号汉墓(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发掘出大批竹简。该墓位于定县城关西南四公里处的八角廊村。大约在西汉末年该墓曾被盗掘过,但由于盗掘者在墓中引起大火,盗墓人惊骇逃出,致使该墓中的一些重要文物得以保存。这批竹简虽因过火炭化,却避免了腐朽,同时也因盗扰火烧,使竹简又受到了严重的损坏。竹简出土时已经散乱残断,炭化后的简文墨字已多不清晰。此外在出土竹简的椁室东侧附近尚存有绢帛炭灰、书刀、长方形研墨石板、滴水小铜壶等,估计当时墓中可能还存放有帛书等。  该墓竹简出土后于1974年6月送至北京保护整理。1976年6月,文物出版社邀请当时的马王堆帛书整理组成员协助整理定县竹简(编号、写释文)。1976年7月,唐山发生大地震,整理工作被迫停止。地震中,竹简虽经精心照管,但在转移中封存的盛简木箱被不知情者搬倒,使竹简又一次散乱,并遭到一定的损毁。地震后于1980年4月,由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出面召集,由李学勤先生主持负责,定县竹简的整理工作才又得以继续。经过整理,发现这批竹简内容多为先秦文献,极其珍贵。其中有《论语》620枚简,多为残简。简长16·2厘米,宽0·7厘米。每简约书19~21字不等。竹简两端和中简各有一道编绳,出土时尚保留有连缀的痕迹。  残简的释文共有7,576字,不足今本《论语》的二分之一。其中残存文字最少的为《学而》篇,仅有20字;残存文字最多的为《卫灵公》篇,有694字,可达今本本篇的77%。简本《论语》与今本《论语》在篇章的分合上也多有不同:如简本《乡党》“食不厌精”至“乡人饮酒”,今本分为二、三、五章的都有,而简本仅为一章;“雷风烈必变”与“升车”,今本分为两章,而简本也只是一章。《阳货》“子贡曰君子有恶乎”今本别为一章,而简本则同上面“子路曰”合为一章。特别是《尧曰》篇,今本为三章,而简本则为两章;今本的第三章在简本中用两个小圆点与上间隔,用两行小字抄写在下面,好像是附加的一些内容。在题写章节与字数的残简中,正有一枚记《尧曰》篇“凡二章,凡三百廿二字“,则知简本《尧曰》只有两章,与今本不同。  此外各章文字与今本也有不少出入。简本《论语》虽是残本,因中山怀王刘修死于汉宣帝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所以它是公元前55年以前的抄本,当时世有《鲁论》、《齐论》、《古论》三种《论语》存在,因此简本《论语》的出土为研究《论语》的版本流传提供了新的材料。  关于该墓葬及出土文物情况,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撰写了《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简报》发表在1981年第8期《文物》杂志上。同期《文物》杂志还刊登了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河北省博物馆、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县汉墓竹简整理组联合撰写的《定县40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一文,对该墓出土的竹简的形制、内容做了大致的介绍,同时还刊布了简文中《儒家者言》的释文。1997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和定县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合编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一书。书中对出土简本《论语》的版本、文句也做简单的介绍,同时还对《论语》的全部释文做了简单的注释和校勘。

1.78 万字 | 2019-04-05 13:35更新

春秋公羊传

公羊高 | 十三经 | 已完结

《春秋公羊传》也同《春秋左氏传》一样,是阐释《春秋》的一部著作。其传授源流,按汉朝人的说法,是先由孔子的学生子夏传给公羊高,公羊高伟给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都是口耳相传。到西汉景帝时,公羊寿才与其弟子齐人胡毋子都写在竹帛上。《公羊传》是极力主张大一统的,主张君臣等级观。《公羊传》采取问答的方式,在汉语修辞学、词汇学、语法学上也有一定的价值,值得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公羊传》又称《春秋公羊传》、《公羊春秋》,儒家经典之一。上起鲁隐公元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与《春秋》起讫时间相同。相传其作者为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齐人公羊高。 起初只是口说流传,西汉景帝时,传至玄孙公羊寿,由公羊寿与胡母生(子都)一起将《春秋公羊传》“著于竹帛”。《公羊传》有东汉何休撰《春秋公羊解诂》、唐朝徐彦作《公羊传疏》、清朝陈立撰《公羊义疏》。 《公羊传》的主要精神是宣扬儒家思想中拨乱反正、大义灭亲,对乱臣贼子要无情镇压的一面,为强化中央专制集权和“大一统”服务。《公羊传》尤为今文经学派所推崇,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历代今文经学家都常用它作为议论政治的工具。它也是研究战国、秦、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7.34 万字 | 2019-04-05 13:35更新

金光明经

| 佛教十三经 | 连载中

6.42 万字 | 2019-05-22 13:04更新

元史

宋濂等 | 正史 | 已完结

  元史二百一十卷,是一部比较系统地记载我国历史上元代兴亡过程的封建史书。洪武元年[一三六八年),即元朝滅亡的当年,明太祖朱元璋就下令编修元史。第二年,以李善长为监修,宋濂、王祎为总裁,赵壎等十六人为纂修,开局编写。仅用一百八十八天的时间,便修成了除元顺帝一朝以外的本纪、志、表、列传共一百五十九卷。接着又讓欧阳佑等十二人四出蒐集元顺帝一朝的史料,於洪武三年(一三七○年)重开史局,仍以宋濂、王祎为总裁,由朱右等十五人参加编写,用一百四十三天续修本纪、志、表、列传共五十三卷。然后合前后二书,釐分附丽,共成二百一十卷,全部编撰工作,历时只三百三十一天。刻印工作也进展得很快。据宋濂目录后记,洪武三年七月书成,十月便已「镂板讫功」。  元史之所以能迅速成书,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元史的编修,主要是照抄代各朝实录、经世大典、功臣列传等官修典籍,除了删节以外,没有下多少功夫。就元史编者的政治观点来说,同那些编修代典籍的人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信奉的都是儒家道学思想,所以在处理前代王朝遗存的历史资料时,也就无须从思想观点上和内容编排上作根本的改动。这样,元史编者们便无意中更多地保存了元代史料的原貌。  对於我们研究元朝的历史来说,元史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的基本资料。四十七卷本纪除顺帝一朝之外,全是现已失传的元代历朝实録的摘抄,内容比较丰富,是按年月日编制的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大事记。史料价值和确切性都比较大。有些旧学者指责元史本纪「不合史例」,内容「杂芜」,这是一种偏见。五十八卷志、八卷表的史料,除顺帝朝部分之外,绝大部分採自元文宗时所修的经世大典,而这部书现已大部分散失,许多内容只能在元史各志中看到,因而顯得珍贵。至於九十七卷列传,大部分取材於元朝官修的传记,而这些官修传记又是根据家传、神道碑、墓志等写成的。因此,在记载的确切程度上,要比纪、志差得多,但是其中含有许多生动具体的资料,这一点又是己、志所不及的。  由於元史仓促成书,且出於众手,在编纂方面有不少谬误。例如:有一些列传重出;甚至误把不同皇帝的后妃领取岁赐的名单,统统当作同一皇帝的后妃处理,以致在后妃表中将儿媳、曾孙媳、玄孙媳妇当成平列的妻妾。此外,译名不统一、年代史实的乖误等,也相当多。因此元史一直为后人所诟病,试图重修元史的书出过好几种。但是,这些重修之作都无法取代元史这部比较原始的基本资料。  元史最早的版本是洪武三年刻本。嘉靖初年,南京国子监编刊二十一史,嘉靖十一年(一五三二年)元史,其中元史用的是洪武旧板,损坏的板页加以补刊,一般板心刻有嘉靖八、九、十年补刊字样,此为南监本。南监本后来的遞修补刊一直延续到清初。万历二十四年(一五九六年)至三十四年(一六○六年),北京国子监重刻二十一史,元史也在其中,此为北监本。到清代,乾隆四年(一七三九年)武英殿又仿北监李重刻元史,称为殿本。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年)对辽、金、元二一史译名进行了谬误百出的妄改,挖改了殿本的木板,重新刷印。道光四年(一八二四年),又对元史作了进一步的改动,重新刊刻,这就是道光本。道光本对史的任意改动很大,但对史文也作了不少有根据的校订。后来又有各种翻刻重印的版本,其中比较好的是一九三五年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百衲本是以九十九卷残洪武本和南监本合配在一起影印的,在通行各本中最接近於洪武本的面貌。我们这次点校,是以百衲本为底本。对百衲本在影印过程中的描修错误,用北京图书馆藏原书、北京大学藏一百四十四卷残洪武本及北京图书馆藏另一部南监本作了核对订正,一律迳改。迳改的描修错误,共有近八十处。在版本校勘方面,用了北监本、殿本和道光本。还参考了胡粹中元史续编(简称续编)、邵远平元史类编(简称类编)、毕沅续资治通鑑(简称续通鑑)、魏源元史新编(简称新编)、曾廉元书、屠寄蒙兀儿史记(简称蒙史)、柯劭忞新元史,以及钱大明廿二史考异(简称考异)、汪辉祖元史本證(简称本證)等书。此外,并利用了批常见的原始资料,校正有关的史交,其书名和篇名,见於各卷的※校勘记。  本次校勘,只校订史文的讹倒衍脱,不涉及史实的考订。改动底本的地方,用方圆括号表圆括号内小字表示删,方括号内的字表示补),并附简要的校勘记。书中的明显刻误,以及板刻破体字,都予迳改。经过推算在纪日干支下用方括号补入的朔字,校勘记里不再说明。对书中的古体、异体、俗体字,侭量作了统一。原书卷首的进史表、纂修元史凡例和宋濂旨录后记,移至书末作为附录。

197.89 万字 | 2019-04-05 15:37更新

旧唐书

沈昫 | 正史 | 已完结

五代后晋时官修的旧唐书,是现存最早的系统记录唐代历史的一部史籍。本书原称唐书,后来为了区别于北宋欧阳修、宋祁等人编撰的新唐书,故称旧唐书。全书分本纪、志、到传三部分,共二百卷。还在后唐时期,就对旧唐书的修撰做了不少准备工作,但直到后晋高祖天福六年(公元九四一年)才正式开始编修,到出帝开运二年(公元九四五年)修成,历时四年多。旧唐书原来是由宰相赵莹监修的。他在组织人员、收集史料和確定体例上,提出了不少建议和规划。以后的宰相桑维翰、刘昫也相继担任监修。而在具体编撰旧唐书时,出力最多的是张昭远、贾纬等人。但当旧唐书修成时,恰好是刘昫监修唐史,由他奏上,所以题「刘昫撰」。旧唐书的作者离唐代很近,有机会接触到大量唐代史料,特别是唐代前期的史料。重要的有吴兢、韦述、于休烈、令狐峘等人相继纂述的唐书一百三十卷,它对唐初至唐代宗时期的历史事件叙述比较完整。还有唐高祖至唐文宗的各朝实录。唐代后期的史料则掌握较少,只有武宗实录一卷和其他零碎材料。旧唐书成书时间短促,大抵抄撮唐代史料成书,书中不少地方用了「今上」、「我」等字眼,都是沿袭唐代国史或实录的旧文。「今上」指唐代史官撰述时的当代皇帝,「我」指唐朝。论赞中常出现「臣」字,也是唐代史官当时的称谓。在材料的占有与剪裁、体例的完整、文字的乾浄等方面,后期大不如前。穆宗以后的本纪内容繁琐冗杂;曆志、经籍志叙述仅至玄宗时代;列传中对唐代末期人物缺漏较多;还存在着一人两传、一文複见等现象。这些都说明旧唐书比较粗糙。但是,旧唐书叙述史实比较详细,保存史料比较丰富,便于读者瞭解历史事件的过程和具体情况,因而受到后代的重视。唐穆宗以后的本纪,虽然内容比较芜杂,为后人所讥议,但也保存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如庞勋起义、黄巢起义,在懿宗本纪、僖宗本纪中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載,由于列传都分庞勋无传、黄巢传简略,这些记載就更为可贵。昭宗、哀帝两纪,对某些藩镇、宦官的嚣张跋扈,叙述颇为详细,反映了唐王朝覆灭时的某些具体情景。宋司马光著资治通鑑的唐纪部分,大抵採用旧唐书,就是因为它记事比较详细明白的缘故。旧唐书还採录了不少富有史料价值的文章。如吕才传、卢藏用传,分别登載了两人反迷信的重要论文。贾耽传登載了他进奏所编地理图志的两篇表。这些都是在中国思想史和地理学史上有地位的文献。又如,在傅奕、狄仁傑、姚崇等人的传中,登載了他们反对佛教的文章,从中可以考见唐代佛教盛行对政治、经济、社会的重大影响,以及世俗地主反对佛教的斗争。这类文章其中有些见旧唐书最早保存下来的。继旧唐书之后出现的新唐书,虽然在史料上作了许多补充,特别是志、表、唐代后期的列传部分比较突出,但新唐书行文和记事往往过于简略,使读者不易瞭解具体情況。对旧唐书登載的大量文章,新唐书有的删去,有的压缩成简短的片段,甚至因厌恶骈文,竟改写成散文,改变历史文献的原来面貌。相形之下,旧唐书在保存史料方面就具有新唐书所不能替代的價值。我们这次点校旧唐书,以清道光年间扬州岑氏懼盈齋刻本(简称懼盈齋本)为工作本,并参校了以下几种主要版本:一、南宋绍兴年间越州刻本(简称残宋本),全书已佚,残存六十七卷,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旧唐书即用此残本与闻人诠本配补而成。二、明嘉靖年间闻人诠刻本(简称闻本)。三、清乾隆年间武英殿刻本(简称殿本)。四、清同治年间浙江书局刻本(简称局本)。五、清同治年间广东陈氏葄古堂刻本(简称广本)。点校中文字不主一本,择善而从。凡是根据以上几种版本改正文字的,一律不出校记。而根据唐会要、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书校改的地方,都在每卷末尾作校勘记说明。关于前人校勘成果,除参考清人罗士琳等人的旧唐书校勘记(简称校勘记)外,还吸收了近人张森楷旧唐书校勘记、龚道耕旧唐书补校等几种稿本的某些成果。

254.14 万字 | 2019-04-05 16:17更新

大业拾遗记

颜师古 | 别杂史等 | 连载中

右《大业拾遗记》者:上元县,南朝故都。梁建瓦棺寺阁,阁南隅有双阁。闭之忘记岁月。会昌中诏拆浮图,因开之,得笋笔千余。头中藏书一帙,虽皆随手靡书,而文字可纪者乃隋书遗稿也。中有生白藤纸数幅,题《南部烟花录》,僧志彻得之。及焚,释氏群经僧人惜其香轴,争取纸尾,拆去视轴,皆有鲁郡文忠颜公名,题云手写是录即前之笋笔,可不举而知也。志彻得录前事,及取隋书校之,多隐文,特有符会而事颇简脱。岂不以国初将相争,以王道辅政,颜公不欲华靡前迹,因而削乎。今尧风已还,得车斯驾。独惜斯文湮没,不得为词人才子谈柄。故编云《大业拾遗记》本文缺落凡十七八,悉而补之矣。

0.33 万字 | 2019-04-06 20:43更新

圆觉经

| 佛教十三经 | 连载中

2.40 万字 | 2019-05-22 13:04更新

论语

孔子 | 十三经 | 已完结

论语序说史记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纥,母颜氏。以鲁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岁,十一月庚子,生孔子于鲁昌平乡陬邑。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及长,为委吏,料量平;为司职吏,畜蕃息。适周,问礼于老子,既反,而弟子益进。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齐,鲁乱。于是适齐,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公欲封以尼溪之田,晏婴不可,公惑之。孔子遂行,反乎鲁。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强僭,其臣阳虎作乱专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则之,遂为司空,又为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会齐侯于夹谷,齐人归鲁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为季氏宰,堕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堕成,围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摄行相事,诛少正卯,与闻国政。三月,鲁国大治。齐人归女乐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行。适卫,主于子路妻兄颜浊邹家。适陈,过匡,匡人以为阳虎而拘之。既解,还卫,主蘧伯玉家,见南子。去适宋,司马桓魋欲杀之。又去,适陈,主司城贞子家。居三岁而反于卫,灵公不能用。晋赵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将西见赵简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灵公问陈,不对而行,复如陈。季桓子卒,遗言谓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孔子如蔡及叶。楚昭王将以书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又反乎卫,时灵公已卒,卫君辄欲得孔子为政。而冉求为季氏将,与齐战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归鲁,实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叙书传礼记。删诗正乐,序易彖、系、象、说卦、文言。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十四年庚申,鲁西狩获麟,孔子作春秋。明年辛酉,子路死于卫。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丧三年而去,惟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鲤,字伯鱼,先卒。伯鱼生急,字子思,作中庸。” 何氏曰:“鲁论语二十篇。齐论语别有问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古论出孔氏壁中,分尧曰下章子张问以为一篇,有两子张,凡二十一篇,篇次不与齐鲁论同。” 程子曰:“论语之书,成于有子曾子之门人,故其书独二子以子称。” 程子曰:“读论语:有读了全然无事者;有读了后其中得一两句喜者;有读了后知好之者;有读了后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会读书。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 程子曰:“颐自十七八读论语,当时已晓文义。读之愈久,但觉意味深长。”读论语孟子法程子曰:“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读书者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圣人之所以至于圣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昼诵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则圣人之意可见矣。” 程子曰:“凡看文字,须先晓其文义,然后可以求其意。未有不晓文义而见意者也。” 程子曰:“学者须将论语中诸弟子问处便作自己问,圣人答处便作今日耳闻,自然有得。虽孔孟复生,不过以此教人。若能于语孟中深求玩味,将来涵养成甚生气质!” 程子曰:“凡看语孟,且须熟读玩味。须将圣人言语切己,不可只作一场话说。人只看得二书切己,终身距也。” 程子曰:“论孟只剩读着,便自意足。学者须是玩味。若以语言解着,意便不足。” 或问:“且将论孟紧要处看,如何?”程子曰:“固是好,但终是不浃洽耳。” 程子曰:“孔子言语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语句句是事实。” 程子曰:“学者先读论语孟子,如尺度权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见得长短轻重。” 程子曰:“读论语孟子而不知道,所谓‘虽多,亦奚以为’。”

2.67 万字 | 2019-04-05 13:36更新

围炉夜话

王永彬 | 儒家 | 连载中

  《围炉夜话》正如其名,疲倦地送走喧嚣的白昼,炉边围坐,会顿感世界原来是这样的宁静。在如此宁静而温暖的氛围下,白昼里浊浊红尘蹇塞的种种烦闷,会不自觉地升华为对生活、对生命的洞然。  夜是这样的美妙,更何况围坐在暖暖的炉边呢?静夜炉边独坐,品味清朝王永彬先生的《围炉夜话》,体味作者以平淡而优美的话语,讳讳叙出的琐碎的生活中做人的道理,就如炎夏饮一杯清凉的酸梅汤,令人神清气爽,茅塞顿开。  中国传统文人是快乐是超速,亦或痛苦、压抑,现在难以说得清楚。那代文人即使在生活安逸、仕途得意时,心中也常存为天地立心为万民请命的忧患意识,而在陡遭不测,倾家荡产时,又能常常保持一份无怨无悔的淡然心态。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因其博大,受其滋润的中国文人的心胸也是宽广大度的,其精神世界更是丰富多彩。

1.25 万字 | 2019-11-01 11:43更新

林间录

释惠洪 | 释家 | 连载中

《林间录》二卷,大观二年(1107)成书,是一部以丛林见闻为内容的杂录,虽不限一人一事一地一科,也无年代先后编次,但所记“莫非尊宿之高行,丛林之遗训,诸佛菩萨之微旨,贤士大夫之余论”。所以书中大量保存了当时禅宗人物的趣闻轶事和传记、行状、文集、语录、灯录以及惠洪本人言行的原始资料,对研究宋代佛教,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5.53 万字 | 2019-10-31 14:13更新

解深密经

| 佛教十三经 | 连载中

5.71 万字 | 2019-05-22 13:04更新

法华经

| 佛教十三经 | 连载中

16.26 万字 | 2019-05-22 13:04更新

论语集注

朱熹 | 十三经注疏 | 已完结

  本书是宋代哲学家、思想家朱熹对《论语》的注释,它是朱熹用力最勤的著作。  附:  《四书集注》是朱熹的代表著作之一,也是四书上升为儒家经典的地位以后,诸多注解中最有权威和影响最大的一种。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原籍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县,从他父辈起,居住福建南剑今福建南平。生于南宋高宗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卒于南宋宁宗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他一生只作过9年官,大部分时间在福建讲学。晚年由于反对当权派韩伦胄,被诬为“伪学”领袖,受到贬斥。南宋末理宗尊崇道学,朱熹恢复名誉。元明清历代皆尊程朱理学,理学成为官学,成为后期儒学的主流学派。朱熹学问渊博,著述很多,重要的有《四书集注》、《周易本义》、《通鉴纲目》、《楚辞集注》、《韩文考异》等。后人把他的遗文编辑为《朱文公集》,把他的语录编为《朱子语类》。清康熙皇帝命李光地编出《朱子全书》,是《文集》和《语类》的选集。  《四书集注》包括《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它是朱熹用力最勤的著作;临终前一天还在修改《大学章句》。唐以前,儒学以五经为经典,《论语》和《孟子》尚未正式列为经书;《大学》和《中庸》是《礼记》中的两篇,未有特殊的地位。语孟学庸并重始于北宋,而四书之正式结集则成于朱熹。其后社会重四书过于五经,科举考试以四书为主要科目。在《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的序中,朱熹说明他重视四书的用意,说由于汉唐以来儒家经学只注意“记诵词章”,道、释异端“虚无寂灭之教”流传,以至儒学道统到孟子之后不得其传;二程、朱熹提出四书,正是要“接乎孟子之传”。朱熹认为《大学》是“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学者必由此入门,才能达于圣学。他作《大学格物补传》,强调“即物而穷其理”,“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用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他认为《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阐明先圣之道,提挚纲维,开示蕴奥,没有一本书如《中庸》这样明白而详尽。至于《论语》、《孟子》,朱熹引程子的话,说:“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朱熹推崇孟子,认为孟子大贤,亚圣之次。从此孔孟并称。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说:“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指出了道学家追求的境界。  《四书集注》版本很多,现在容易找到的有《四书五经》宋元人注中国书店1984年影印、《四书章句集往》《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重点读《中庸》。

10.57 万字 | 2019-04-05 13:57更新

晋书

房玄龄 | 正史 | 已完结

  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唐房玄龄等撰。它的叙事从司马懿开始,到刘裕取代东晋为止,记载了西晋和东晋封建王朝的兴亡史,并用「载记」形式,兼叙了割据政权「十六国」的事蹟。  晋书的修撰,从贞观二十年(公元六四六年)开始,二十二年(公元六四八年)成书,历时不到三年。参加编写的前后二十一人,其中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三人为监修,其余十八人是令狐德棻、敬播、来济、陆元仕、刘子翼、卢承基、李淳风、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崔行功、辛丘驭、刘胤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李安期和李怀俨。天文、律历、五行三志,出自李淳风之手;修史体例,是敬播擬订的,没有流传下来。由於李世民(唐太宗)曾给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一纪及陆机、王羲之两传写了四篇史论,所以又题「御撰」。  唐代以前写成的晋史有二十多种,在唐初,除沈约、郑忠、庾铣三家晋书已亡佚外,其余都还存在,当时认为「制作虽多,未能尽善」,所以李世民才下诏重修。在修撰晋书时所能见到的晋代文献,除上述专史外,还有大量的诏令、仪注、起居注以及文集,可供採择的资料应当说是很丰富的。但此书的编撰者只用臧荣绪晋书作为蓝本,并兼採笔记小说的记载,稍加增饰。对於其他各家的晋史和有关史料,虽然也曾参考过,却没有充分利用和认页加以选择考核。因此成书之后,即受到当代人的指实,认为它「好採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竞为绮艳,不求笃实」。刘知几在史通里也批评它不重视史料的甄别去取,只追求文字的华丽。  李世民统治时代所修的前代史书,在晋书之外,还有梁、陈、北齐、周、隋五代史,何以李世民偏要选择晋书来写史论呢?这主要因为西晋是个统一的王朝,它结束了三国时期几十年的分裂局面。然而它的统一又是短暂的,不久就发生了中原地区的大混战,此后便形成了东晋和十六国、南朝和北朝的长期对立。李世民作为统一的唐朝的创业之君,很想对於晋朝的治乱兴亡进行一番探索,作为借鑑。正由於这个缘故,所以把西晋王朝的奠基人司马懿和完成统一事业的司马炎当作主要研究对象(关於陆机、王羲之的史论,主要着眼於他们的文学艺术成就,属於另一种情况,姑置不论)。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二纪的史论,虽然比较笼统,没有触及晋朝治乱兴衰的实质,但它指出司马炎「居治而忘危」,「不知处广以思狭」,「以新集易动之基,而无久安难拔之虑」,这些评论总算是看到了一些现象。  由於晋书成於众手,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来看,还存在不少问题,前后矛盾,失去照应,叙事错误、疏漏,指不胜屈。如冯紞传说「紞兄恢,自有传」,殷顗传说「弟仲文、叔献,别有传」,而实际上书中并没有冯恢传和殷叔献传。李重传说「重议之,见百官志」,其实本书没有百官志,只有职官志,其中不载李重奏议。司马彪传说「语在郊祀志」,实际上本书没有郊祀志,此事也不见於礼志。又如地理志仅详於西晋的情况,永嘉以后到东晋时代的建置和演变则非常简略,对於侨置郡县也不加区分,以致混淆不清。至於叙事中人名、地名、官职、时间、地点的错误和歧异就更多,一部分在※校勘记里已经指出,这里不再详举。虽然这部书是有缺点的,但由於唐代以前的诸家晋书已经失传,它还是我们今天研究两晋历史的一部主要参考书,包含了不少可供我们利用的资料。如东晋末年孙恩、卢循所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侭管作者有严重歪曲,史实也有遗漏,但本传中还是记述了起义的概况。对於晋朝统治者的贪鄙无恥,本书也有所揭露。如刘毅传,反映了开国皇帝的出卖官职。武帝纪和愍怀太子、何曾、任愷、会稽王道子等传,记载了从皇帝太子到大官僚的唯利是图,骄奢淫逸。在石崇传里,我们还可以看到身为荆州刺史的石崇竟公开抢劫,因而成为巨富,拥有水碓三十余区,家奴八百多人。在王戎传,可以看到「园田水碓,周徧天下」的大官僚王戎,仍然「积实聚钱,不知纪极,每自执牙筹,书夜算计,恒若不足」的贪婪醜態。文苑王沈传中的释时论和隐逸鲁褒传中的钱神论,则把当时统治阶级无耻鑽营、贪财好利的醜恶本性,作了淋漓尽致的讽刺和嘲弄。在志的部分,如食货志从三国时代叙起,大体弥补了三国志无志的缺憾;律历志所记几种历法,是我国科学史上的重要资料;因崔鸿的十六国春秋已经亡佚,三十卷载记成为了解十六国汉族、少数族之间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和民族融合的重要史料。

146.52 万字 | 2019-04-05 16:11更新

台湾通史

連横(雅堂) | 地理 | 连载中

  连横的《台湾通史》,仿司马迁《史记》体例,时间从隋朝大业元年至清光绪21年(1895年),横跨1290年的历史时空,将包罗万象之内容纳入88篇之中。其突出的特点,一是典据精深,记述详明,因立足奠基台湾史,故史料编撰宁详勿略,宁取无弃。无论是旧籍疏略之岛内抚垦拓殖的情况、故纸未载之相逼而来的外交兵祸,还是岛内动植矿物等天然资源的种类及分布情况、稻米糖茶等诸种作物乃至食用方法,或据资料详细系统地载录下来,或依耳闻目睹据实列述,内容扎实,使《台湾通史》成为文献大宗。二是较以往修史注重兵、刑、礼、乐者,凸显“民贵”史观,对岛内民生之丰啬、民德之隆污,特别是攸关国民生计之官方奏疏一律详细载录,以供后人借鉴。三是对以往史书以“岛夷海寇”视之而一笔代过之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以及其后率领大陆同胞迁台拓台的事迹给予重新矫正定位;对台湾人民介乎以卵击石、艰贞抵御日侮的历史详情,更是重笔彩墨,致意再三。四是全书既体现了台湾与祖国大陆在政治、经济、法律、典仪、文化、宗教等方面一脉相传的历史渊源,又突出了台湾的地方特色,安排有序,相得益彰。  全书内容起于隋大业元年,终于清光绪二十一年,时间横跨1290年,有纪四、志二十四、传六十。从最早到达台湾的开拓者,到清中后期抵抗日本侵略的志士将领,凡有关台湾的政治、军事、经济、物产、风俗、人物等等,均有论列。本书曾由作者于1920~1921年在台湾分三册出版,内地流传极少。商务印书馆于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曾将其重新出版,此后亦有重印,但读者现在也不易找到当时版本。

9.77 万字 | 2019-04-06 23:16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