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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治臆说 汪辉祖,字焕曾,号龙庄,晚号归庐,浙江萧山人.生于雍正九年(1731),卒于嘉庆十二年(1807),其父汪楷曾任河南杞县狱吏8年.汪辉祖早年丧父,不得不为生计和赡养家庭而奔波.乾隆十七年(1752),汪辉祖到其岳父江苏金山知县王宗闵幕府,开始涉足官场,研习刑名案件.两年以后起,在江苏、浙江各地16位官员幕内充当幕宾长达34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多次应试,直到乾隆四十年(1775),45岁的他经三次落第之后才考中进士.乾隆五十年(1785),汪辉祖结束了幕宾生涯,出任湖南省宁远县知县.几十年的幕府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官场经验,因此他做起官来颇为干练.《清史稿》本传中记载的几件事,颇能反映他的为官之道,体现他的从政能力.不幸的是,由于其人秉性正直,嫉恶如仇,反遭恶人暗中诋毁,终被夺职,不得不以足疾告老还乡. <br><br>汪辉祖是清代乾嘉时期影响比较大的良吏和学者,尽管他在史学上也曾有过贡献,特别是在史学工具书的编纂方面,还曾作出过重大贡献,但今天知道的人是非常少了,即使是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也很少有人了解。当然,从汪辉祖本人来说,生前影响比较大的还是吏治方面。他的一生在州县佐治为官就达四十年之久,因而吏治经验非常丰富,且勤于总结,留下了多部关于幕学与吏治的著作。这些著作成为幕友们必读之书,更是学幕者之必读课本而得以广泛流传,被誉为“宦海舟楫”、“佐治津梁”,居官佐幕者几乎人手一册,视为枕中鸿宝。史学大家章学诚在《汪龙庄七十寿言》中就曾这样说:“居闲习经,服官究史,君有名言,文能称旨,布帛菽粟,人情物理。国相颁其政言,市贾刊其佐治,雅俗争传,斯文能事。”可以视作当日最好的写照。所以他在当时政坛上声誉很高,是颇受尊重的名幕,是位名副其实的“绍兴师爷”。<br><br>汪辉祖是清代誉满全国的绍兴师爷、幕学家与法律专家,他的幕学著作,阐述了清代幕业的技术原则与道德规范,提出就幕宜慎、律己立品、尽心事主、保民便民等见解.作为清代幕友的典范,其幕学思想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清代幕府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作者: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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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8月4日,法舰直逼基隆,法军远东舰队司令孤拔和副司令利士比派一副官上岸,要求守军“于明日上午八时以前将炮台交出”,守军置之不理。5日,法舰在利比士的指挥下齐向基隆炮台猛烈开火,摧毁了清军数处炮垒及营房,守军于死伤十余人后向内地撤退。法军登陆,占领基隆港,将港内各种设施和炮台尽行破坏。6日下午,法军陆战队向基隆市街搜索前进,并攻击附近高地。守军在刘铭传亲自统率下奋勇从各个方向进行反击,逐渐缩小包围圈。经过几小时的激战,法军伤亡100余人,狼狈逃回军舰,侵占基隆的计划破产了。 <br><br>法军侵犯基隆首战即告失败,于是又向清政府提出新的和议条件,清政府再次拒绝。此时,法舰已有预谋地集中于福州马江,乘清军将吏相信“和谈大有进步”、丝毫不作准备之际,于23日下午发动突然袭击,把南洋水师所有战舰全部击沉,然后炮轰马尾造船厂和马江沿岸各炮台。从此,法军就牢牢地掌握了台湾海峡的制海权,得以随心所欲地全力侵台。 <br><br>10月1日,孤拔率多名士兵在十余艘军舰百余门大炮的猛烈炮火掩护下再犯基隆。守军奋勇抵抗约两小时,伤亡百余人,最后被迫后撤。法军乘势登陆进攻,基隆港湾及周围阵地尽失,基隆市区告危。这时,法军在利士比的指挥下正进攻沪尾。刘铭传在得到大批法军猛攻沪尾,沪尾不断告急要求增援的消息后,考虑到台北府城是统帅部所在地,军资饷械集中于此,不可稍有疏虞。为保台北,沪尾重于基隆,于是决定撤离基隆,移师沪尾。法军占领基隆后,于8日又对沪尾发起进攻。利士比以战舰七艘轰击沪尾市街和各处据点,然后登陆,分几路前进。法军不惯于陆战,一进丛林,便失去了统一指挥,只得各自为战。这时,预先埋伏在各处的清军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奋起截杀,锐不可挡。在短兵相战中,守军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展开近战,而法军却溃不成军,伤亡累累。到最后,法军弹药已罄,全线崩溃,只得奔向海滩,逃回舰上。在这场战斗中,法方自认死27名,伤49名;刘铭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我军阵亡哨官三员,死伤兵勇百余人,法军被斩首二十五级,枪杀三百余人。此外又俘获法兵十四名,枭首示众。”通过这次战役,法国人不得不承认:“淡水的败战突然发生,它一方面使我们看出中国兵力的强大,一方面使我们明白局势的危险。这次败战是难以补救的。”自此以后,法国舰队只能轮流在淡水河口对这个海港实施封锁,再没有能力发动进攻了。 <br><br>10月11日,法国拟定新的和议条件,其中一条是法国占领基隆、淡水作为可以接受第三者调停的先决条件。由于淡水大捷,清政府断然拒绝这样的条件。为了挽救进攻受挫、和谈停顿的困境,法国侵略者宣布自10月23日起封锁台湾。法军的封锁使台湾对外贸易交通中断,生产停滞,粮饷支绌。但在这种情况下,全台军民同仇敌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前线。许多大陆大小船只,不顾风浪和被截捕的危险,采取夜航、偷渡或在东南部海岸登陆等方式,突破法军封锁线,把3000名淮军、60门钢炮、9000支步枪、200万发弹药、40只鱼雷和10万两饷银安全运到台湾。沿海地方当局也纷纷“协饷馈械,南洋最多,北洋次之”。此外,云南广西两省军队也相机向安南边境的法军阵地进攻,以为牵制。在全国上下的大力支援下,台湾终于度过了法军封锁所引起的社会经济危机,使敌人的封锁计划完全破产。 法军自淡水惨败后,即集中注意力于基隆。从11月以来,双方冲突时断时续。1885年1月以后,战斗加剧。3月初,法军增兵大批到达,3日法军派出精锐1300余名猛扑月眉山,5日又出动2000名直攻戏台山。守军腹背受敌,抵挡不住,月眉山失守,退守基隆河南岸,河北地区悉为敌所占据。两军隔河对峙,直至战争结束。 <br><br>法军多次进攻,用了不少气力,而始终局促于基隆港周围一隅之地,经常受到强大守军反攻的威胁。为了摆脱进退维谷的困境,法军于3月29日向澎湖发起进攻,31日占领澎湖岛。但与此同时,法军在镇南关大败,导致茹费理内阁倒台,中国占有了极其有利的形势。清政府决定“乘胜即收”,4月4日与法国签订停战协定。1885年6月9日,《中法合订越南条约》在天津正式签订,中国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开放蒙自、龙州两地与法国通商,法军撤出基隆、澎湖,并撤销对于中国海面的封锁。在中国军民的英勇抵抗下,法国侵占台湾的战争以失败而告结束。刘铭传领导台湾军民顽强坚持战斗,苦战数月,为中法战争最终取得胜利作出了极大贡献。 <br><br>接连不断的外国列强的窥伺和侵略,尤其是日本和法国的两次大规模侵台战争,使清政府逐渐认识到台湾是“南洋之枢纽”,“七省之藩篱”,加强建设、巩固海防已属刻不容缓。在此之前,1874年清政府已采纳沈葆桢建议,设立了福建巡抚冬春驻台,夏秋驻省的制度。在以后的具体实施中,由于福州、台湾远隔重洋,实则难以兼顾。中法战争,台湾成为一个重要的战场,战争暴露了清政府在军事上的突出弱点,尤其是海防的薄弱,这在战后成为清廷内部讨论的主要议题。在几经讨论后,1885年,清政府决定台湾正式建省,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任命抗法有功的原福建巡抚刘铭传为第一任台湾巡抚。 <br><br>台湾建省的提出及其实现,是19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海疆危机的一再刺激下促成的,带有明显筹防御外的性质。自建省分治后,全面推行自强新政,加强海防,推动了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台湾迈向近代化的步伐。首任巡抚刘铭传是清末洋务运动中比较具有时代眼光、革新思想和实干精神的杰出代表人物。在他任职巡抚的六年(1885-1890)中,对台湾的国防、行政、财政、生产、交通、教育,进行了广泛而大胆的改革,全面推进台湾的近代化进程,使台湾的面貌焕然一新。这次自强新政是清朝统治台湾200年中最重要、也是最后的一次改革,其主要内容如下: <br><br>巩固海防。刘铭传建议在台湾建立海军,清政府以“已有南北洋海军和经费短绌”为由不予采纳。刘铭传于1884-1885年先后购买南通、北达等几艘小船,供缉捕、运输兼通文报之用,并雇洋匠自造驳船一艘,用以运炮械、安置水雷。在台北建机器厂,自制枪弹,准备继建大机器厂制造炮弹,同时,设立军械所和火药局,他又聘德国技师重建基隆炮台,兴工加固安平、旗后、沪尾、妈宫、西屿、大城北诸炮台,配备强劲大炮,火力增强数倍。在基隆和沪尾设水雷局和水雷营,使水雷与炮台相资为用。此外,他还进行整军、练兵,防军全部改用洋枪,聘请外国教习,加强训练。在台北设总营务处,统辖全台军务。在他的大力整顿下,台湾防务已日见充实。 <br><br>建设交通。刘铭传是近代中国大倡兴建铁路的第一人。在他推行新政时,制定了以“兴造铁路为网纽、辅之以电线邮政”的方针。1887年7月,台北成立“全台铁路商务总局”,聘英德两国人为工程师,着手修建铁路,前后历时六年完成了基隆至新竹全长106.7公里的铁路,成为中国人自办自建的第一条铁路。1886年台北设电报总局,架设水陆电线,全长700公里,大大改善了岛内外的电讯交通。1888年创立新的邮政制度,在台北设立邮政总局和各地支局,发行邮票。有南通、飞捷两船定期往来于台湾与大陆之间,邮路远至厦门、福州、广州、上海、香港等地。这是我国最早的自办邮政业务、比清政府成立的邮政官局早八年。 <br><br>兴办新式企业。1887年台湾设立煤务局,采取官督商办方式,投资购买新式机器开采,日可产煤万余斤。但因管理不善,时有亏折,收回官办后仍无起色。刘铭传曾希望与英商合资开采煤矿,清政府以恐别生枝节为由驳斥不准。1886年在沪尾设立官办硫磺厂,用新法熬制获利甚多。1887年设立官办机器锯木厂,为铁路提供枕木。同年又设煤油局生产煤油。在台北设立警察,组织商人成立兴市公司,兴建商店。此外还装设电灯,开凿新式公共水井,购买第一架蒸汽碾路机,并设置了专管市内卫生的机构。 <br><br>发展商务。1886年台湾设立商务局,先后向英、德购买威利、威定两艘旧轮作为商船。派李彤恩等到新加坡设立招商局(后改为通商局),通过向华侨招募股份购买轮船,设立轮船公司,航行于台湾与大陆各埠,远至新加坡、西贡、吕宋等地。1886年设立樟脑总局,实行专买制度,获利颇多。 <br><br>抚番与垦荒。刘铭传的抚番政策为恩威并用,剿抚兼施。恩抚不从,方行威剿,威剿之后,仍归恩抚。如有官吏凌虐番民,汉人夺占番地,均予惩处禁止,绝不偏袒。番人劫杀居民,不听晓谕,则威之以兵。1885年首抚北路淡水东南马来番,为其定规约,命其遣子弟至城读书,雉发归化。生番地界,各归各业,不许军民侵占。 <br><br>从1885年冬至1886年夏,半年之间招抚400余番社,归化7万余人。1887年春夏之间,后山抚218社,番丁5万余人,前山抚260余社,番丁3.8万余人,田园数十万亩。全台大定后,于是广招福建贫民扩垦,使番众与内地人民共处杂居,逐渐改变他们的习俗,同时改进他们的经济情况,使“耕织自精,货财自殖”。1886年5月设全台抚垦总局,以林维源为总办,南、北、东三路分设抚垦局及分局,并在各重要番区如大科莰、东势角、埔里社、苏澳、花莲等处,各立抚垦分局。局中有医生、教耕、教读等人员,开义塾,教番人童子读书。另外在台北特设番学堂,供给他们衣食,教以汉文、算术、官话、台语、起居礼仪,并常让他们与汉人接触以起潜移默化的作用。让他们消除疑忌,不以异类自居。为了抚番,刘铭传“三亲绝域,蒙瘴涉险,不骑而徒。彼其不知暇逸哉,其所志者远也”。这一切都有利于台湾社会的近代化发展。 <br><br>整理财政。主要是田赋的清理。台湾田赋极其紊乱,在豪绅吏胥的包揽控制下,“强者有田无赋,弱者有赋无田”,“田去粮存”,求免无路。为了清除积弊,增加财政收入,1886年5月,刘铭传奏请实行清赋,由清赋总局进行会查保甲,清丈田亩,历时二年多,完成了清丈工作,田赋大量增加,年收入达67.4万余两,比原额增加49.1万余两。此外,在整顿税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绩。经过整顿后的茶税年增13万两,盐税增12万两,樟脑、硫磺增30万两,鸦片增40万两,加上其他各项收入,财政总收入从90万两激增至300万两,最高达到450万两。国防、交通诸项建设经费至是始有着落。清赋直接触犯了地主豪绅的利益,一时流言传 布,阻力极大,但刘铭传不为所动。 <br><br>提倡新式教育。台湾发展需要一大批专门人才,刘铭传深知培养人才的重要性。1887年在台北大稻埕创立西学堂,聘请西人教习讲授英语、法语、数学、理化、测绘、历史、地理等课程,于西学余闲兼课中国经史文字,使内外通贯,培养通晓近代科学、善于对外交涉的人才。经过严格甄选,第一批招收学员64名,所有费用全部由政府供给,年支银1万余两。1890年又设电报学堂,招收西学堂和福建船政学校学生10名,学习电讯专门技术。并于1890年设立番学堂,为原住民培养骨干和通事人才。在刘铭传的积极倡导下,台湾教育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br><br>增设府县。台湾土地面积3.6万平方公里,清初仅设一府三县,不久增为四县,统治所及限于西部沿海平原地带。后以土地日辟,人口倍增,于1875年增设了一府四县,共有两府八县,然仍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刘铭传就任台湾巡抚后,按建省规制,以彰化位于全岛中央,平原宽敞,定为省会,设首府曰台湾府,附郭首县曰台湾县;另划嘉义以东、彰化以南、方长约百余里之地为云林县,分新竹西南沿山新垦地带为苗栗县,升卑南厅为台东直隶州。在省会未建以前,以台北接近福州,先以台北为施政中心。于是全台共有三府、一直隶州、十二县、五厅,划疆分守,初具规模,奠定了今日台湾地方行政区划的基础。 刘铭传的改革涉及军事、行政、经济、文化各个领域,范围相当广泛。因为当时台湾正面临着帝国主义侵略的严重威胁,一切措施不得不首先从巩固国防出发,并始终以巩固国防为中心。为了巩固国防,就必须整顿军备,增强防卫能力;开拓土地,以保持岛内秩序的安定;发展交通,便利岛内各地及其与大陆的联络。为了巩固国防,就必须筹措大笔经费,办法之一就是清理田赋,在这方面,刘铭传做出了巨大的成绩;办法之二是倡办实业,发展生产,在这方面他刚开始不久就去职了。而为了巩固国防,发展交通,兴办新式工业,又必须培养大批科技人才和吸收外国先进经验,因而有西学堂和电报学堂的设立和外国技师的聘用。凡此种种,都可以说明,刘铭传的改革虽然发生在大陆洋务运动的后期,在许多做法上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大陆洋务运动的影响,但和“重在防内,并无对外意图”的李鸿章之流所搞的洋务运动还是有差别的。刘铭传很注意吸收华侨和民间资本,他所兴办的铁路和煤矿都有商股参加,有些企业办不好就交给民办,这也和官办占压倒地位的某些洋务企业有所不同。他所创办的企业如铁路、邮政、电讯、航运等等,多数都卓有成效,不像大陆官办企业那样积弊重重,亏损日甚。刘铭传的眼光不仅仅以台湾为限,他还希望“以一岛基国之富强”,以台湾“一隅之设施为全国之范”,从这点看,也应该肯定他是晚清洋务运动中一个具有进步倾向的人物。 <br><br>然而,刘铭传的改革是在当时已经腐烂透顶的清政府支配下进行的。在其推行过程中,他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种种阻力。因此,尽管他很想有所作为,也做出了巨大的成绩,但还是有不少人对他进行掣肘、攻击与诬蔑,迫使他不得不于1891年告病辞官而去。继任的台湾巡抚邵友濂眼光短浅,思想僵化,尽废刘铭传新政,清代所实行的惟一有计划、有成效的改革就此夭折了。1896年,刘铭传在家病逝,清追封太子太保,谥壮肃,准建专祠。 <br><br>有人说刘铭传“倡淮旅,练洋操,议铁路,建台省,实创中国未有之奇”,而其最伟大的成就,最值得后人景仰的事功则为“建台省”—— 建设一个近代化的台湾。 作者: 刘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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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场学 本书对于中国官场的历史进行了绝妙的讽刺,直阿了中国历代官场所存在的问题,同时该书还描述了中国当代官场的现状,由于受历史沉淀和市场经济的影响,中国官场有越来越腐化的倾向。<br><br>当官的诀窍:学治臆说;高级幕僚的心得:佐治药言;左右逢源的艺术:续佐治药言;衙门内部的真相:幕学举要;官场备忘录:学治说赘;中国官场学原文。 作者: 汪龙庄、万枫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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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野获编 《万历野获编》为明人笔记。三十卷,又有补遗四卷。明代沈德符撰。<br><br>沈德符(1578—1642)字景倩,又字虎臣、景伯,明浙江秀水(今嘉兴)人,万历四十六年(1618)中举人。他的祖父、父亲都是科举出身,曾任职监司词林,他自幼生长于北京,曾得以在国子监读书。据说他聪敏好学,每天都要读一寸厚的书籍。他的著作除本书外,还有《清权堂集》、《敝帚轩剩语》三卷、《顾曲杂言》一卷、《飞凫语略》一卷,《秦玺始末》一卷。<br><br>由于家庭的原因,得以同当时的许多士大夫、故家遗老,朝廷显贵,功勋之臣及皇亲国戚有较多的交往,熟悉朝廷事务及许多宫庭内幕。尤其对时事和朝章典故十分了解和熟悉。<br><br>仕途无望后,作者回到家乡秀水,开始凭记忆断断续续地写作旧事,依照欧阳修《归田录》的体例,记录在京城的所见所闻。<br><br>万历三十四年到三十五年间写成了三十卷,由于书中所记载的多半是万历年间的事,加之作者功名不就仅是个秀才,寓“野之所获”的意思,把这本书取名为《万历野获录》。万历四十六年又编成《续编》十二卷,与前三十卷合为一书。最初的刻本是明朝的大字刻本,每卷自起止,没有分类。流传并不广泛。到了康熙二十五年,桐乡人钱枋因为它不便查阅,就依据朱彝尊的旧钞本,分类编排为三十卷,四十八门,另有《补遗》四卷。三十卷或以官,或以人,或以事,或以物,或以地域等,分类编排,用木活字刊刻发行。四十八门为列朝、宫闱、宗藩、公主、勋戚、内监、内阁、词林、吏部、户部、河漕、礼部、科场、兵部、刑部、工部、台省、言事、京职、历法、禁卫、佞幸、督抚、司道、府县、士人、山人、妇女、妓女、畿辅、外郡、风俗、技艺、评论、著述、词曲、玩具、谐谑、嗤鄙、释道、神仙、果报、征梦、鬼怪、礻几祥、叛贼、土司、外国。其中列朝、内阁、词林、礼部所占分量较重。但是,这个刻本有许多条目被遗漏了。<br><br>到了康熙三十八年,沈德符的第五世孙沈振,依据这个本子,又汇聚收集诸家藏本,一共搜集到二百三十余条,编成了八卷。后来,又根据钱枋的体例,把它编成四卷,附在书后。整本书经过后人一再加工,再也看不出原书的本来面目了。未分类的刻本已经很难见到了,现存的有道光年间钱塘人姚祖恩扶荔山房的,依据钱氏例编为四卷附刻于三十卷后的重刻本。今天流行的本子是1958年北京中华书局根据姚氏刻本出版的铅印标点本。<br><br>该书的记述起于明初,迄于万历末年,包括明代典章制度、人物事件、典故遗闻、阶级斗争、统治阶级内部纷争、民族关系、对外关系、山川风物、经史子集、工艺技术、释道宗教、神仙鬼怪等诸多方面,尤详于明朝的典章制度和典故遗闻。书中所记大都博求本末,收其是而芟其伪,常者固加详、而异者不加略,内容详实,尤其是世宗、神宗两朝的掌故,最为详赡,在明代笔记中称得上是上乘之作,是研究有明一代历史的重要史料。<br><br>书中所记载的都是作者耳闻目睹的亲身经历,所以叙述有些史事较《明史》更为详细,可以补充正史中的缺失错误。书中内容十分丰富,从钱枋所分的四十八门中,可以概见。在人物方面,涉及到皇帝后妃、宗室勋亲、大监佞亻幸,内外朝臣、文人士女,山林隐逸、和尚道人。在记事方面,不仅有朝章典故、风土人情,也有文人雅轶、琐闻遗事等等不一而足。<br><br>例如记述嘉靖年间张桂之的横行霸道,霍文敏的阴险忌恨,徐文征的献媚取宠,汪荣和、汪钅宏的邪谄;隆庆年间高文襄的骄纵恣肆;万历年间给事中王元翰的贪戾,以及废辽府、勘楚狱二事,玩翰的贪婪凶恨都有详细完备的叙述。清代编修《明史》,有不少传中所载的事实,其来源皆出于此书。<br><br>该书的取材也十分广泛。在书的自序中,作者说:“余生长京邸,孩时即闻朝家诗,家庭间又窃聆父祖绪言,因喜诵说之。比成童,适先人弃养,复从乡邦先达剽窃一二雅谈,或从陇亩老农,谈说先辈典型及琐言剩语,娓娓忘倦。”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收集素材的渠道不仅来源于祖父、父亲的日常言谈,来源与家庭相交往的朋友,而且还从家乡的老人甚至陇亩老农那里收集素材。所以,此书对正史少叙或不叙的社会见闻、民间情状,大小统治者的卑劣行状都有较多的记述。书中描述世风日下,邪谄滔天的情况非常具体,比如“为搏严土藩欢笑,光录寺少卿白肇常至以粉墨涂面”;“江陵公卧病邸第,大小臣工莫不公醮私醮,竭诚祈祷。御史朱琏暑月马上首顶香炉,暴赤日中,行部畿内,以祷祝奉斋。”<br><br>书中还提供了嘉靖、万历时期上至皇帝、首辅,下至按院、和尚、塾师、士兵淫风甚盛的普遍情况。成为研究当时出现的《金瓶梅》等小说、《东郭记》等戏剧的可贵的旁证资料。另外,书中关于道释荣耀,妖妄之说盛行也有详细记载。这些材料对于研究明代中叶以后神魔小说大量出现的原因也提供了背景材料。作者对历史事件、人物的评价议论,也都较为公允、客观,并不片面。例如记述名列正史奸臣传的严嵩,即写了他贪残横恣的劣迹,也写了他在家乡做好事,受到乡人的拥戴。而记述享有刚正盛誉的海瑞被弹劾之事,也写出他不识时务,不近人情的一面。<br><br>作者在书中还对民歌、戏典、小说的演变及其创作的情况有一些记载和议论,也大多比较中肯稳妥。论述了民歌从宣德、成化年间的“锁南枝”、“傍妆台”、“山坡羊”三只盛行于中原的曲目,到嘉靖时流行的“闹五更”、“寄生草”、“罗江怒”、“哭皇天”、“乾荷叶”、“粉红莲”、“桐城歌”、“银纽丝”等,到万历时出现的“打枣儿”、“挂枝儿”的发展过程,提供了明代民歌发展的重要依据。<br><br>此书对于所记事件的考证也十分切事,足以征信。例如第十三卷记载了明朝官员佩戴牙牌的情况:“唐宋士人腰带之外,又悬鱼袋,为金为银,以别等威。本朝在京朝士,俱佩牙牌,然大小臣僚皆一色,惟刻官号别耳。如公、侯伯为‘勋’字号,驸马则为‘亲’字号,文臣则为‘文’字号,武臣则‘武’字号,伶官则‘乐’字号,惟内臣又别为式。其后工匠等官,虽非朝参官员,以出入内廷,难以稽考,乃制‘官’字号牌与之。”<br><br>后代对该书的评价很高,李慈铭在《爱礼庐日记》中集里说:“综核有明一代朝章国故及先辈佚事,议论平允,而考证切实,远出《笔生》、《国榷》、《孤树哀谈》、《双槐岁抄》诸书之上。考明事者以此为渊数焉”。 作者: 沈德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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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 五代后晋时官修的旧唐书,是现存最早的系统记录唐代历史的一部史籍。本书原称唐书,后来为了区别于北宋欧阳修、宋祁等人编撰的新唐书,故称旧唐书。全书分本纪、志、到传三部分,共二百卷。<br><br>还在后唐时期,就对旧唐书的修撰做了不少准备工作,但直到后晋高祖天福六年(公元九四一年)才正式开始编修,到出帝开运二年(公元九四五年)修成,历时四年多。旧唐书原来是由宰相赵莹监修的。他在组织人员、收集史料和確定体例上,提出了不少建议和规划。以后的宰相桑维翰、刘昫也相继担任监修。而在具体编撰旧唐书时,出力最多的是张昭远、贾纬等人。但当旧唐书修成时,恰好是刘昫监修唐史,由他奏上,所以题「刘昫撰」。<br><br>旧唐书的作者离唐代很近,有机会接触到大量唐代史料,特别是唐代前期的史料。重要的有吴兢、韦述、于休烈、令狐峘等人相继纂述的唐书一百三十卷,它对唐初至唐代宗时期的历史事件叙述比较完整。还有唐高祖至唐文宗的各朝实录。唐代后期的史料则掌握较少,只有武宗实录一卷和其他零碎材料。旧唐书成书时间短促,大抵抄撮唐代史料成书,书中不少地方用了「今上」、「我」等字眼,都是沿袭唐代国史或实录的旧文。「今上」指唐代史官撰述时的当代皇帝,「我」指唐朝。论赞中常出现「臣」字,也是唐代史官当时的称谓。在材料的占有与剪裁、体例的完整、文字的乾浄等方面,后期大不如前。穆宗以后的本纪内容繁琐冗杂;曆志、经籍志叙述仅至玄宗时代;列传中对唐代末期人物缺漏较多;还存在着一人两传、一文複见等现象。这些都说明旧唐书比较粗糙。<br><br>但是,旧唐书叙述史实比较详细,保存史料比较丰富,便于读者瞭解历史事件的过程和具体情况,因而受到后代的重视。唐穆宗以后的本纪,虽然内容比较芜杂,为后人所讥议,但也保存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如庞勋起义、黄巢起义,在懿宗本纪、僖宗本纪中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載,由于列传都分庞勋无传、黄巢传简略,这些记載就更为可贵。昭宗、哀帝两纪,对某些藩镇、宦官的嚣张跋扈,叙述颇为详细,反映了唐王朝覆灭时的某些具体情景。宋司马光著资治通鑑的唐纪部分,大抵採用旧唐书,就是因为它记事比较详细明白的缘故。旧唐书还採录了不少富有史料价值的文章。如吕才传、卢藏用传,分别登載了两人反迷信的重要论文。贾耽传登載了他进奏所编地理图志的两篇表。这些都是在中国思想史和地理学史上有地位的文献。又如,在傅奕、狄仁傑、姚崇等人的传中,登載了他们反对佛教的文章,从中可以考见唐代佛教盛行对政治、经济、社会的重大影响,以及世俗地主反对佛教的斗争。这类文章其中有些见旧唐书最早保存下来的。继旧唐书之后出现的新唐书,虽然在史料上作了许多补充,特别是志、表、唐代后期的列传部分比较突出,但新唐书行文和记事往往过于简略,使读者不易瞭解具体情況。对旧唐书登載的大量文章,新唐书有的删去,有的压缩成简短的片段,甚至因厌恶骈文,竟改写成散文,改变历史文献的原来面貌。相形之下,旧唐书在保存史料方面就具有新唐书所不能替代的價值。我们这次点校旧唐书,以清道光年间扬州岑氏懼盈齋刻本(简称懼盈齋本)为工作本,并参校了以下几种主要版本:<br><br>一、南宋绍兴年间越州刻本(简称残宋本),全书已佚,残存六十七卷,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旧唐书即用此残本与闻人诠本配补而成。<br><br>二、明嘉靖年间闻人诠刻本(简称闻本)。<br><br>三、清乾隆年间武英殿刻本(简称殿本)。<br><br>四、清同治年间浙江书局刻本(简称局本)。<br><br>五、清同治年间广东陈氏葄古堂刻本(简称广本)。<br><br>点校中文字不主一本,择善而从。凡是根据以上几种版本改正文字的,一律不出校记。而根据唐会要、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书校改的地方,都在每卷末尾作校勘记说明。关于前人校勘成果,除参考清人罗士琳等人的旧唐书校勘记(简称校勘记)外,还吸收了近人张森楷旧唐书校勘记、龚道耕旧唐书补校等几种稿本的某些成果。 作者: 沈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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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朝北盟会编 作者:(宋)徐梦莘 著<br><br>宋代史学名著。二百五十卷。作者徐梦莘(1126~1207)﹐江西清江人。二十九岁举进士﹐一生大部分时间居家著述﹐至绍熙五年(1194)六十九岁时才撰成《三朝北盟会编》一书。“三朝”﹐指宋徽宗赵佶﹑宋钦宗赵桓﹑宋高宗赵构三朝。该书会集了三朝有关宋金和战的多方面史料﹐按年月日标出事目﹐加以编排﹐故称为“北盟会编”。宋金和战是北宋末南宋年间头等大事﹐宋人据亲身经历或所闻所见记录成书者﹐不下数百家。但“各说异同﹐事有疑信”。因此﹐徐梦莘将各家所记﹐以及这一时期的诏敕﹑制诰﹑书疏﹑奏议﹑传记﹑行实﹑碑志﹑文集﹑杂著等﹐凡是“事涉北盟者”﹐兼收并蓄﹐对记述的异同和疑信﹐也不加考辨。书成之後﹐庆元二年(1196)实录院取进﹐作为编修《高宗实录》的参考。其所引用的资料也因史馆缺少﹐录进了一百多种。为此﹐宋廷特除徐梦莘为直秘阁。此後﹐徐梦莘又继续编纂了《北盟集补》五十卷﹐但早已失传。由於徐梦莘痛感“靖康之祸”﹐靖康史事也就成为该书的一个重点。该书自政和七年(1117)宋遣使与金订“海上之盟”开始﹐至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海陵王完颜亮被杀﹐次年宋金恢复和议止﹐共书四十五年事。靖康为时不过一年半﹐却占了七十五卷﹐几乎占全书的三分之一﹐而且叙事亦极细致。作者通过大量事实和细致的叙述﹐以揭示自“海上之盟”到“靖康之祸”的原委终始。《三朝北盟会编》徵引的文献材料达二百多种﹐而且所引用的全录原文﹐因此保存了文献材料的原貌。这种引用方法﹐在过去编年史著作中是不多见的。该书徵引的史料﹐有许多後来散失﹐赖该书得以保存﹐为後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方便。此外﹐有些史册﹐诸如《建炎通问录》﹑《顺昌破贼录》﹑《靖康小雅》﹑《伪齐录》等﹐多与《会编》所载文字相同﹐当系从该书辑录出来的。《三朝北盟会编》史料丰富﹐记述详赡﹐为研究辽﹑宋﹑金史的基本史籍之一。 该书长期仅有抄本流传﹐窜改甚多。现存通行本﹐有光绪四年(1878)袁祖安的活字排印本﹐光绪三十四年许涵度的校刊本。许本较胜於袁本﹐但错误仍不少。 作者: 徐梦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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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国记   《佛国记》,又称《高僧法显传》、《法显传》、《高僧传》、《历游天竺记传》。一卷。东晋僧法显记。<br><br>  法显大师,平阳武阳(山西)人,俗姓龚,因慨叹律藏残缺,乃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于弘始二年(《梁高僧传》作隆安三年)离长安,度沙河,越□岭,往天竺求法,时年六十顷。经长安、敦煌、于阗到中印度,于遍历佛迹后,三年学于华氏城,二年学于恒河下游加尔各答附近,后至锡兰二年,其间所学,有律、《长阿含》、《杂阿含》、《涅槃经》等。最后经由苏门答腊,于义熙九年(413)归国,携回大量梵本佛经。前后十余年,历经干归、褥檀、炖煌、鄯鄯、乌夷、于阗、子合、竭叉、陀历、乌长、宿呵多、揵陀卫、竺刹尸罗、弗楼沙、那竭、罗夷、跋那、毘荼、摩头罗、僧迦施、沙只、抱萨罗、蓝莫、毘舍离、摩竭提、迦尸、拘睒弥、达嚫、瞻波、摩梨帝、师子、耶婆提等三十余国。<br><br>  归国后,于道场寺与佛驮跋陀罗合译《摩诃僧只律》、《大般泥洹经》、《杂藏经》、《杂阿毘昙心论》,示寂于荆州辛寺。  本书是法显大师自记经西域至印度诸国求法的经过历程,为我国僧侣西行印度求法记传中,现存最古的典籍。与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同为中古历史、地理的重要史料。 作者: 沙门释法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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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箴 《官箴》一卷,宋吕本中撰。此书多阅历有得之言,可以见诸实事。书首即揭清、慎、勤三字以为当官之法,其言千古不可易。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上尝御书清、慎、勤三大字,刻石赐内外诸臣。案此三字,吕本中《官箴》中语也。(按:此说误,详后)’是数百年后尚蒙圣天子采择其说,训示百官,则所言中理可知也。虽篇帙无多,而词简义精,故有官者之龟鉴也。”今检吕氏《官箴》,全书共三十三条,其首条开头云:“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与《四库提要》所说相合。王士禛,顺治进士,官至刑部尚书。康熙四十三年罢官归里,康熙五十年去世。《古夫于亭杂录》是他罢官后所作。该书卷一说,“清、慎、勤三大字,士禛二十年前亦蒙赐。”由此可知,他所说的“上尝御书”之“上”,当是指康熙皇帝。这说明清代把清、慎、勤三字当作钦定的官箴是始于康熙。四库馆臣称赞此三字“千古不可易,固有官者之龟鉴”,而《四库提要》乃是乾隆钦定之书,这又说明在乾隆时期仍然是遵行祖宗旧制,以清、慎、勤三字为官箴的。赵翼是位乾嘉学者,他在《陔于丛考》卷二十七《清慎勤匾》条中说:“各衙署讼堂多书清、慎、勤三字作匾额。”这更是一条有利的证据。以清、慎、勤三字为官箴,不仅行之于康、乾之世,而且通之于有清一代,所以梁启超在《新民说·论公德》中说:“近世官箴,最脍炙人口者三字,曰清、慎、勤。<br> ==============================================================================<br>《四库提要》:“此书多阅历有得之言,可以见诸实事。书首即揭清、慎、勤三字,以为当官之法,其言千古不可易。” 作者: 吕本中
别杂史等 更多>>
大业拾遗记 右《大业拾遗记》者:上元县,南朝故都。梁建瓦棺寺阁,阁南隅有双阁。闭之忘记岁月。会昌中诏拆浮图,因开之,得笋笔千余。头中藏书一帙,虽皆随手靡书,而文字可纪者乃隋书遗稿也。中有生白藤纸数幅,题《南部烟花录》,僧志彻得之。及焚,释氏群经僧人惜其香轴,争取纸尾,拆去视轴,皆有鲁郡文忠颜公名,题云手写是录即前之笋笔,可不举而知也。志彻得录前事,及取隋书校之,多隐文,特有符会而事颇简脱。岂不以国初将相争,以王道辅政,颜公不欲华靡前迹,因而削乎。今尧风已还,得车斯驾。独惜斯文湮没,不得为词人才子谈柄。故编云《大业拾遗记》本文缺落凡十七八,悉而补之矣。 作者: 颜师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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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二史劄记 廿二史劄記 作者:清 趙翼撰作者:清 趙翼撰趙翼二十二史劄記為清代史學考據重要著作(與錢大昕二十二史考異、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並稱清代歷史考據三大名著)。其以筆記條列方式,考據包括史記至明史等二十四史,(其時舊唐書及舊五代史尚未列入正史,故稱二十二史)計三十六卷,補遺一卷。內容主要就史書的編撰編撰過程、時間,史料來源、真偽)、體例(異同優劣)加以考據,兼論政事、制度、人物之優劣臧否。<br> 作者: 赵翼
史钞 更多>>
郭店楚墓竹简   郭店一号墓位于荆门市南部的纪山墓群中,墓中出土竹简八百余枚,有字简七百三十枚,本书选收其中一部分。<br>作者:彭浩主编;雷志雄,彭浩撰文 作者: 彭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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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通鉴论   《读通鉴论》是明末清初进步思想家、史学家王夫之晚年的历史评论性著作。<br><br>  王夫之1619—1692,字西农,号姜斋,又因晚年长期居于湘西蒸左石船山,故称船山,湖南衡阳人。王夫之自幼从学于父兄,聪敏好学,博览群书,十四岁即考入衡阳县学,成为秀才,但继续科举仕进的梦想在农民大起义的冲击下破灭。王夫之目睹明末的腐朽统治和东北满族贵族势力的不断扩张,与许多有识之士一样感到危机日深,主张改革弊政。他十分关注国家社会政治时局,格外用心研究历史。王夫之壮年时,明清两朝交替,他曾积极参加抗清斗争,经受过坎坷的政治流亡生活的考验和锻炼,同时有机会广泛接触社会,使他的进步思想趋于成熟。迫于抗清形势逆转,王夫之遁迹林泉,近四十幽居穷乡僻壤,荒山野岭,苦其心志,联系社会现实,总结历史经验,以全部精力从事著述,力图回答时代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寻找挽救危局的革新之路。王夫之的著作涉及哲学、政治、历史、文学各方面,多达百余种。<br><br>  《读通鉴论》是王夫之晚年系统的史论代表作之一。作者认真研读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现实,总结历史经验,有感而发,随事阐述自己的见解、主张和思想认识。对历史上的治乱兴衰作了多方面的评论。全书约六十余万字,按朝代分为三十卷,卷末又附有《叙论》,没有篇题。  全书内容丰富,集中表现了作者发展进化的历史观。他痕恨明王朝的腐败政治,主张改革;反对分裂,主张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压迫;还以朴素的唯物主义对宋明以来的唯心主义道学进行了批判。作者有意识地把评史与论政治结合起来。他认为“读古人之书”必须“揣当今之争”,才能“为治之资”。因此王夫之的史论著作不仅贯穿着他的史学思想理论,也渗透了他的政治思想理论。<br><br>  在对宋、明理学家厚古薄今,推崇“三代盛世”,妄称三代以下“人欲横流”、主张“法先王”的复古倒退思想进行批判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指出唐虞以前完全处于未开化的野蛮状态,而三代则是“国少而君多……暴君横取”,人民“秸面鸠刑,衣能结而食草木”,社会落后生活艰苦,根本也不是值得向往的盛世《读通鉴论》卷二十。“世益降,物益备”《读通鉴论》卷十九,随着历史的发展,物质生活才日益丰富起来,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古代的办法是治理古代天下的,不一定能通用于今天,没有一成不变的制度法令和治国之道,必须“趋时更新”,“事随势迁而法必变”。<br><br>  在对历史发展的认识上,《读通鉴论》指出“生有生之理,死有死之理,治有治之理,乱有乱之理,存有存之理,亡有亡之理。天者,理也,其命,理之流行者也……。违生之理,浅者以病,深者以死。人不自知而自取之,而自昧之……夫国家之治乱存亡,亦如此而己矣。”卷二十四国家的治乱存亡与人的生死寿夭一样都有自己的规律,并且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被人所认识和掌握的。基于这种思想认识,作者认为秦始皇废除分封行郡县,是历史进步和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秦代以下,郡县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卷一,被分封行郡县变革的成功是顺应了“势之所趋”,符合“理”——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结果。作者还进一步带证地指出“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而行其大公”卷一,秦始皇是出于“私天下”的动机而实行郡县制的,而历史规律的必然性又恰恰是通过秦始皇主观动机这一偶然性体现出来的。  此外《读通鉴论》一书在分析评论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时,多有独到见解和中肯意见,又能一一例举,但也有其局限,作者同情农民的疾苦,痛恨反动统治的腐败,主张改革,但其认识还局限于对原有制度的改良,没有认识到从根本上改变封建制度的必要。<br><br>  《读通鉴论》一书可选读中华书局1975年印行的单行本。该校本以1965年金陵刊刻的“船山遗书”为底本,又根据两个抄书的校记作了校补改正,并将抄本多于刻本的五论及清人刘巍崧的校勘记,对史实作的若干订正都附于有关各论之后,供作参考。还可选读岳麓书社新山版的《王船山全集》本。 作者: 王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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