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仪礼》、《礼记》，合称三礼。《周礼》又称《周官》，讲官制和政治制度。《仪礼》记述有关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礼仪制度。《礼记》则是一部秦汉以前儒家有关各种礼仪制度的论著选集，其中既有礼仪制度的记述，又有关于礼的理论及其伦理道德、学术思想的论述。这里，仅就有关《仪礼》一书的一些问题作一些简要的说明。《仪礼》的篇数与作者今《十三经注疏》本《仪礼》，共十七篇，目次如下：士冠礼第一士昏礼第二士相见礼第三乡饮酒礼第四乡射礼第五燕礼第六大射礼第七聘礼第八公食大夫礼第九觐礼第十丧服第十一士丧礼第十二既夕礼第十三士虞礼第十四特牲馈食礼第十五少牢馈食礼第十六有司彻第十七这个次序，为汉刘向《别录》所列。据文献记载，汉武帝时，在孔壁中发现《古礼》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与汉初经生所传十七篇《仪礼》相同，但多出三十九篇。此三十九篇礼文久佚，学者称之为《逸礼》。由此便产生一个问题：十七篇《仪礼》是不是一个残本。一种观点据此认为，十七篇《仪礼》是一部残缺不完之书。另一种观点正与此相反，认为十七篇《仪礼》并非一不完全的残本，而是一部完备的著作。清人邵懿辰《礼经通论》对此有很详细的论证。《礼记。昏义》说：“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此礼之大体也。观今本《仪礼》十七篇，《昏义》所说作为“礼之大体”的上述八项内容，皆完整无缺。另外，《礼记》中有很多篇是直接解释《仪礼》的。《礼记》有《冠义》释《士冠礼》；有《昏义》释《士昏礼》；有《问丧》释《士丧礼》；有《祭义》、《祭统》释《郊特牲》、《少牢馈食礼》、《有司彻》；有《乡饮酒义》释《乡饮酒礼》；有《射义》释《乡射礼》、《大射礼》；有《燕义》释《燕礼》；有《聘义》释《聘礼》；有《朝事》（《大戴礼记》）释《觐礼》；有《丧服四制》释《丧服》，都不出《仪礼》十七篇之外。由此可见，今本《仪礼》，应该说是一部体系和内容完备的著作。邵懿辰认为，“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礼记。礼器》），古来之礼，不止此十七篇，亦不止《汉书。艺文》
7.44 万字 | 2019-04-05 13:37更新
孟子序说 史记列传曰：“孟轲，驺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鞅，楚魏用吴起，齐用孙子、田忌。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韩子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 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后离散，分处诸侯之国，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远而末益分。惟孟轲师子思，而子思之学出于曾子。自孔子没，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又曰：“扬子云曰：‘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夫杨墨行，正道废。孟子虽贤圣，不得位。空言无施，虽切何补。然赖其言，而今之学者尚知宗孔氏，崇仁义，贵王贱霸而已。其大经大法，皆亡灭而不救，坏烂而不收。所谓存十一于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无孟氏，则皆服左衽而言侏离矣。故愈尝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者，为此也。”或问于程子曰：“孟子还可谓圣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圣人，然学已到至(或圣)处。” 程子又曰：“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又曰：“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 又曰：“孟子性善、养气之论，皆前圣所未发。” 又曰：“学者全要识时。若不识时，不足以言学。颜子陋巷自乐，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时，世既无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又曰：“孟子有些英气。纔有英气，便有圭角，英气甚害事。如颜子便浑厚不同，颜子去圣人只豪发闲。孟子大贤，亚圣之次也。”或曰：“英气见于甚处？”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见。且如冰与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温润含蓄气象，无许多光耀也。” 杨氏曰：“孟子一书，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养性，收其放心。至论仁、义、礼、智，则以恻隐、善恶、辞让、是非之心为之端。论邪说之害，则曰：‘生于其心，害于其政。’论事君，则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国定’。千变万化，只说从心上来。人能正心，则事无足为者矣。大学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诚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后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欧阳永叔却言‘圣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谓误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尧舜所以为万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谓率性，循天理是也。外边用计用数，假饶立得功业，只是人欲之私。与圣贤作处，天地悬隔。”
7.00 万字 | 2019-04-05 13:37更新
《孟子集注》为儒家的第二圣人－－孟子，确立了地位。主张“民重君轻”的孟子被正式确立了亚圣的地位，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开明专制的时期。《孟子》共七篇，是孟轲及其弟子所著以“仁政”、“王道”为中心的儒学思想体系的集中表达。朱熹所作的《孟子集注》使之身价倍增，从子部一跃而入经部，朱熹注搀入了他作为理学家的许多见解，是一部经典注本。 附： 《四书集注》是朱熹的代表著作之一，也是四书上升为儒家经典的地位以后，诸多注解中最有权威和影响最大的一种。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原籍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县，从他父辈起，居住福建南剑今福建南平。生于南宋高宗建炎四年公元１１３０年，卒于南宋宁宗庆元六年公元１２００年。他一生只作过９年官，大部分时间在福建讲学。晚年由于反对当权派韩伦胄，被诬为“伪学”领袖，受到贬斥。南宋末理宗尊崇道学，朱熹恢复名誉。元明清历代皆尊程朱理学，理学成为官学，成为后期儒学的主流学派。朱熹学问渊博，著述很多，重要的有《四书集注》、《周易本义》、《通鉴纲目》、《楚辞集注》、《韩文考异》等。后人把他的遗文编辑为《朱文公集》，把他的语录编为《朱子语类》。清康熙皇帝命李光地编出《朱子全书》，是《文集》和《语类》的选集。 《四书集注》包括《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它是朱熹用力最勤的著作；临终前一天还在修改《大学章句》。唐以前，儒学以五经为经典，《论语》和《孟子》尚未正式列为经书；《大学》和《中庸》是《礼记》中的两篇，未有特殊的地位。语孟学庸并重始于北宋，而四书之正式结集则成于朱熹。其后社会重四书过于五经，科举考试以四书为主要科目。在《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的序中，朱熹说明他重视四书的用意，说由于汉唐以来儒家经学只注意“记诵词章”，道、释异端“虚无寂灭之教”流传，以至儒学道统到孟子之后不得其传；二程、朱熹提出四书，正是要“接乎孟子之传”。朱熹认为《大学》是“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学者必由此入门，才能达于圣学。他作《大学格物补传》，强调“即物而穷其理”，“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用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他认为《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阐明先圣之道，提挚纲维，开示蕴奥，没有一本书如《中庸》这样明白而详尽。至于《论语》、《孟子》，朱熹引程子的话，说：“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朱熹推崇孟子，认为孟子大贤，亚圣之次。从此孔孟并称。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说：“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指出了道学家追求的境界。 《四书集注》版本很多，现在容易找到的有《四书五经》宋元人注中国书店１９８４年影印、《四书章句集往》《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出版。重点读《中庸》。
13.18 万字 | 2019-04-05 13:57更新
《诗经》约在公元前六世纪中叶编纂成书，据说是由儒家创始人孔子编定的。它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作品三百零五篇，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都因音乐得名。“风”是地方乐调，收录当时十五国的民歌；“雅”分大、小雅，多为贵族所作的乐章；“颂”是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附：《诗经》的特色和影响======================== 《诗经》的特色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诗经》是以抒情诗为主流的。除了《大雅》中的史诗和《小雅》、《国风》中的个别篇章外，《诗经》中几乎完全是抒情诗。而且，从诗歌艺术的成熟程度来看，抒情诗所达到的水准，也明显高于叙事诗。而与《诗经》大体属于同时代的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却完全是叙事诗。正如荷马史诗奠定了西方文学以叙事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诗经》也奠定了中国文学以抒情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以后的中国诗歌，大都是抒情诗；而且，以抒情诗为主的诗歌，又成为中国文学的主要样式。 第二，《诗经》中的诗歌，除了极少数几篇，完全是反映现实的人间世界和日常生活、日常经验。在这里，几乎不存在凭借幻想而虚构出的超越于人间世界之上的神话世界，不存在诸神和英雄们的特异形象和特异经历（这正是荷马史诗的基本素材），有的是关于政治风波、春耕秋获、男女情爱的悲欢哀乐。后来的中国诗歌乃至其他文学样式，其内容也是以日常性、现实性为基本特征；日常生活、日常事件、日常人物，总是文学的中心素材。 第三，与上述第二项相联系，《诗经》在总体上，具有显著的政治与道德色彩。无论是主要产生于社会上层的大、小《雅》，还是主要产生于民间的《国风》，都有相当数量的诗歌，密切联系时事政治，批判统治者的举措失当和道德败坏。其意义虽主要在于要求维护合理合度的统治，给予人民以较为宽松、可以维持生存的条件，但这对于社会的发展，当然是有价值的。关心社会政治与道德，敢于对统治阶层中的腐败现象提出批判，应该说是《诗经》的优秀之处。但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看。正像我们在前一节中举例分析的那样，这一种批评完全是站在社会公认原则的立场上的，在根本上起着维护现有秩序的稳定的作用，而不能不抑制个人的欲望与自由。就以《相鼠》一诗来说，它可能是批评统治者荒淫无度的生活，也可能是批评对“礼仪”的具有进步意义的破坏行为。不管作者的原意如何，诗对于这两种现象都是适用的。要说《诗经》这一特点对后世的影响，首先要说明：《诗经》的政治性和道德性，在后世经过曲解而被强化了。本来不是直接反映政治与道德问题的诗，包括众多的爱情诗，在汉代的《毛诗序》中，也一律被解释为对政治、道德或“美”（赞颂）或“刺”（批评）的作品。因而，一部《诗经》，变成了儒家的道德教科书。后代诗人继承《诗经》关注社会政治与道德的特色，同样应该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提倡这一特色，可以纠正文学过分趋向游戏和唯美倾向，发扬文学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如果不适当地过分强调这一点，也必然妨害文学的多样化发展，抑制情感的自由表达。 第四，《诗经》的抒情诗，在表现个人感情时，总体上比较克制因而显得平和。看起来，像《巷伯》批评“谗人”，《相鼠》批评无礼仪者，态度是很激烈的。但这种例子不仅很少，而且并不能说是纯粹的“个人感情”，因为作者是在维护社会原则，背倚集体力量对少数“坏人”提出斥责。像《雨无正》、《十月之交》、《正月》等，因所批评的对象是多数人，则已显得畏惧不安。至于表现个人的失意、从军中的厌战思乡之情，乃至男女爱情，一般没有强烈的悲愤和强烈的欢乐。由此带来必然的结果是：《诗经》的抒情较常见的是忧伤的感情。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中国后代的诗歌，也是以抒情——抒忧伤之情较为普遍。克制的感情，尤其忧伤的感情，是十分微妙的。它不像强烈的悲愤和强烈的欢乐喷涌而出，一泄无余，而是委婉曲折，波澜起伏。由此，形成了《诗经》在抒情表现方面显得细致、隽永的特点。这一特点，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后来的诗歌。另外需要说到，尽管《诗经》的抒情一般比较平和，却依然是真挚而动人的，而且也并非没有明朗欢快、天趣盎然之作。后代儒家把《诗经》中的所有作品都说成是因政治和道德目的而作的，并不能抹杀那些抒情之作——尤其是爱情诗对人们的感染力。因此，在封建专制时代，当文学道德化倾向、说教倾向变得过度严重时，诗人们也会打出《诗经》的权威旗号，要求给感情以应有的、至少是适度的承认。明代诗人何景明的《明月篇序》就是一例。汤显祖的《牡丹亭》中，深闺小姐杜丽娘诵读《关雎》而产生对于爱情的渴望，又是一例。 以上主要从内容、思想倾向、抒情特点等诸方面论述了《诗经》的几个重要特色。这些特色对中国后代文学的影响都很深远。下面再从语言形式、表现手法等方面简略介绍一下《诗经》的特色，这些方面的影响，情况各有不同。 《诗经》的基本句式是四言，间或杂有二言直至九言的各种句式。但杂言句式所占比例很低。只有个别诗是以杂言为主的，如《伐檀》。以四言句为主干，可以由此推想当时演唱《诗经》的音乐旋律，是比较平稳和比较简单的。至汉代以后，四言诗虽断断续续一直有人写，但已不再是一种重要的诗型了。反而在辞赋、颂、赞、诔、箴、铭等特殊的韵文文体中，运用得很普遍。 《诗经》常常采用叠章的形式，即重复的几章间，意义和字面都只有少量改变，造成一唱三叹的效果。这是歌谣的一种特点，可以借此强化感情的抒发，所以在《国风》和《小雅》的民歌中使用最普遍，《颂》和《大雅》，以及《小雅》的政治诗中几乎没有。典型的例子，如《周南·芣芑》：采采芣芑，薄言采之。采采芣芑，薄言有之。采采芣芑，薄言掇之。采采芣芑，薄言捋之。采采芣芑，薄言袺之。采采芣芑，薄言襭之。全篇三章十二句，只变动了六个动词，不但写出采摘的过程，而且通过不断重复的韵律，表现出生动活泼的气氛，似乎有一种合唱、轮唱的味道。清人方玉润说：“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旷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忽断忽续。”（《〈诗经〉原始》）这么说也许多了一些想象，但叠徽章重句的美感，确是很动人的。四言诗衰微后，这种形式也被捐弃，只能偶一见之。倒是在现代歌曲中，又常看到这种情况。这说不上“影响”，却有古今相通之理。 作为歌谣，为了获得声韵上的美感，《诗经》中大量使用双声、叠韵、叠字的语汇。在古汉语的规则中，这类词汇大抵是形容词性质，所以也有助于表达曲折幽隐的感情，描绘清新美丽的自然。如《诗经》首篇的《关雎》，“关关”（叠字）形容水鸟叫声，“窈窕”（叠韵）表现淑女的美丽，“参差”（双声）描绘水草的状态，“辗转”（叠韵）刻画因相思而不能入眠的情状，既有和谐的声音，也有生动的形象。 《诗经》里大量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加强了作品的形象性，获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所谓“赋”，用朱熹《诗集传》的解释，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这包括一般陈述和铺排陈述两种情况。大体在《国风》中，除《七月》等个别例子，用铺排陈述的较少；大、小《雅》中，尤其是史诗，铺陈的场面较多。汉代辞赋的基本特征就是大量铺陈。虽然从《诗经》到汉赋还间隔许多环节，但说其原始的因素源于《诗经》，也未尝不可。“比”，用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都是《诗经》中用“比”的佳例。“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诗经》中的“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就像秦风的《晨风》，开头“鴥彼晨风，郁彼北林”，与下文“未见君子，忧心钦钦”云云，很难发现彼此间的意义联系。虽然就这实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时代悬隔才不可理解，但这种情况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现代的歌谣中，仍可看到这样的“兴”。进一步，“兴”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但正因为“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又如《桃夭》一诗，开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出了春天桃花开放时的美丽氛围，可以说是写实之笔，但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说这是在烘托结婚时的热烈气氛。由于“兴”是这样一种微妙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手法，后代喜欢诗歌的含蓄委婉韵致的诗人，对此也就特别有兴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陈出新，不一而足，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味道。 总而言之，《诗经》是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一个光辉的起点。它从多方面表现了那个时代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反映了各个阶层人们的喜怒哀乐，以其清醒的现实性，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早期诗歌，开辟了中国诗歌的独特道路。虽然，由于特殊的社会生存条件，《诗经》缺乏浪漫的幻想，缺乏飞扬的个性自由精神，但在那个古老的时代，它是无愧于人类文明的，值得我们骄傲的。
6.49 万字 | 2019-04-05 13:36更新
一、成书年代及真伪 《大戴礼记》由戴德（公元前一世纪）而得名，戴德是后仓（公元前70年在世）的四位弟子之一、后仓在公元前一世纪创立了立于学官的《仪礼》传授学派（参见《礼记》）。可是，看上去《大戴礼记》与戴德的关系似乎只不过是为它找到了一个令人起敬的出处。和某些传统记载相矛盾的是，没有任何同时代的证据能够表明西汉的礼学家与它的编纂有任何关系，或者说《大戴礼记》是《礼记》的一个更早的校订本。再者，《大戴礼记》也未著录于《汉书。艺文志》，因此，二世纪以前它是否已单独成书这的确令人怀疑。 二、内容及资料来源 《大戴礼记》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汉书。艺文志》（第1709页）所著录的时代较早的杂集《记》131篇。然而，《大戴礼记》中有些篇章的撰写可能在《礼记》已经编纂成书之后，例如，《大戴礼记》第46篇篇首有一《礼记》第30篇的摘要；第41篇录自《礼记》第27篇；第52篇也包含《礼记》第24篇的部分文字。《大戴礼记》的多数篇章都是种种汉代以前和前汉文献中一些段落的仿制拼贴，比如，第71篇（《诰志》）的内容以不同的形式见于《逸周书》第58篇；《荀子》为《大戴礼记》第42、64、65、66篇提供了材料，此上诸篇也包含来自《淮南子》的零散段落；《大戴礼记》第46、48篇主要依据了贾谊（公元前201椙—169年）的作品；《淮南子》卷三和卷四的部分内容也为《大戴礼记》的第58、81篇所借用。最后，还应指出重要的一点，《大戴礼记》第77篇，以及在较轻程度上第63篇都有赖于《周礼》。既然在《仪礼》和（周礼》的观点相左时，《礼记》总是赞同《仪礼》有甚于《周礼》，因此，我们对这些篇章是否和《礼记》源于同样材料就极为怀疑。 第49—58篇或者在篇题中出现孔子门徒曾子的姓名；或者在篇中记述他的教导和对话，因此，有人坚持认为，这些篇章源于现已失传的《汉书。艺文志》（第1724页）“儒家”类下所著录的《曾子》18篇。在清代辑录的《曾子》佚文中也包括这些篇。但是，这些材料实际上不太可能是在《曾子》亡佚之前被借引的。《大戴礼记》中许多与曾子有关的篇章可以证明是采自其他文献资料。其余的可能是汉代伪造的，目的在于利用曾子的名声来取得显赫声望和正统地位，以便有利于他们所拥护的教义。 三、文献源流 《隋书。经籍志》（第921页）记载，《大戴礼记》13卷。此条记载重见于唐代的书目和宋朝的官方书目（见《旧唐书。经籍志》，1973页；《新唐书。艺文志》，第1430页；《宋史。艺文志》，第5048页），而且和现存版本的卷数相符。《崇文总目）提及一个10卷本，它一定是由于脱漏而有亡佚，然而，现存版本不足以说明这一特例。 刘熙大约在200年为《大戴礼记》作过注。据《隋书。经籍志》921页的注解可知，刘熙注已经失传，现存的注据说是仕于魏和北周的卢辩（519—557年在世）所作。由于此注未著录于隋唐的书目。由此推知，直至宋朝，它的正统性才被正式承认。 长期以来，人们假定此经最严重的毁损是在汉末和隋之间的某个时代。据郑玄（127—200）《六艺论》记载，《大戴礼记》原有85篇，而现在的版本不超过39篇。据推测《隋书》著录的文本就已是如此。通行本卷1的第1篇被认定为第39篇；第2卷始于第46篇，而不是始于第43篇；第7卷始于第62篇，而非第61篇，全书结束于第81篇。可能总共有46篇较早编定的文本已经亡佚。 《隋书。经籍志》编撰之前，此经的某些部分就很可能已经失传，但是，《大戴礼记》是否就像现在版本的篇数显示的那样已遗失46篇，却让人怀疑。在隋朝，人们相信，《大戴礼记》85篇是《礼记》46篇的一个时代更早的本子。人们进一步假设，二者共有的46篇已从《大戴礼记》脱落（见前文《礼记》中所翻译的《隋书》引文）。然而，在汉代书目中并没有任何可以证实二者之间有这种关系的证据。不仅如此，现存的《大戴礼记》有几篇的部分内容相重，却依然保留而未删除，因此，《大戴礼记》的篇数可能受到了关于它与《礼记》有上述并无根据的联系的影响，由此才力图确定郑玄所说戴德传授的《记》八十五篇就是《大戴礼记》。 四、版本 《四部丛刊》重印了一个明代刻本，此明印本有卢辩注和年代定为1175年的韩元吉序（1118）。《汉魏丛书》和《雅雨堂丛书》也收入此文本的版本。这3个版本都不如活字版武英殿本（1774—1777年），殿本是《丛书集成》所印校勘本的主要底本。 孔广森（1752—1786）在其题为《大戴礼记补注》的注释本中有一份分析文本内容的表。它有用地总结了《大戴礼记》每一篇文字中[与其他]文本相似之处以及其资料来源。此本收入《畿辅丛书》和《丛书集成》。孔注的另一版本附王树柟（1857—1937）的校注，以《校正孔氏大戴礼记补注》为题出版，它也收入《丛书集成》。 孙诒让（1848—1908）在文本中选择了一些文句，加以校注，编成了《大戴礼记斠补》。它在孙诒让去世后于1914年出版。 五、研究状况 （一）关于它的现代汉语译文，参看高明的《大戴礼记今注今译》，台北：商务印书馆，1975年。 （二）《大戴礼记逐字索引》，刘殿爵和陈方正编，《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丛书》，香港：商务印书馆，1992年。
5.31 万字 | 2019-04-05 15:09更新
西汉初年记述前代史实、传闻的著作。作者韩婴，生卒年不详。燕人。汉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为常山王太傅，武帝时曾与大儒辩论于朝廷。他是汉初传《诗》三家之一的《博士》创始人，也授《易》，传授地区主要在燕、赵间。据《汉书。艺文志》载，其著作有《韩故》、《韩内传》、《韩外传》、《韩说》及《韩氏易》等。但今存仅《韩诗外传》10卷，紊乱脱落，已非原本。其佚文散见《文选》李善注及唐、宋类书。 韩婴说《诗》主要是借《诗》发挥他的政治思想，所以多述孔子轶闻、诸子杂说和春秋故事，引《诗》以证事，并非述事以明《诗》。在汉代，《韩诗》即以《内传》、《外传》著称。《史记。儒林传》说：“韩生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其归一也。”而《汉书。艺文志》则认为韩婴作《诗》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褒贬不同，但都说明《韩诗》著力于传，而非训诂。《外传》的思想，大致以荀子思想为主，反复强调隆礼重法，尊士养民，也间采孟子及韩非有关言论。全书取《荀子》文多达44条，因而从宋代王应麟至清代汪中、严可均等学者都认为《韩诗》出于荀子，是“荀卿子之别子”（汪中《述学。荀卿子通论》）。而书中引《荀子。非十二子》文，则删除子思、孟子，也可见其不薄孟子，有所折中。 《外传》说《诗》，都是断章取义，触类引伸，与《诗》本意相径庭，使诗句成为一种比喻，借以牵强附会叙事说理。其文章体制大多先叙事或议论，篇末引《诗》一两句以证明。而同一两句诗，往往有两则以上的事例或理论，分条阐述。因此，这部《韩诗外传》既是关于《诗经》的重要著作，同时也是一部短文集，在汉初散文创作中别具特色。其中的历史故事或寓言多有所本，也有些艺术加工，擅长用对话发议论，露神情，见性格；其论述则多节录诸子原文，在取舍剪裁中见出己意，因而“文辞清婉，有先秦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其中所述多历史故事.============================================================================== 一、内容 《韩诗外传》是一部由360条轶事、道德说教、伦理规范以及实际忠告等不同内容的杂编，一般每条都以一句恰当的《诗经》引文作结论，以支持政事或论辩中的观点，就其书与《诗经》联系的程度而论，它对《诗经》既不是注释，也不是阐发。《汉书·艺文志》第1708页还著录了其他几部韩派《诗经》方面的著作，现在都已失传，估计其性质与《韩诗外传》类似。《韩诗外传》是实际运用《诗经》的示范性著作。 《韩待外传》尽管名义上依附于《诗经》，但它使用的材料却来自几个哲学学派的著述并加以折衷。《荀子》是最常用的来源，不过《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以及《晏子春秋》、《老子》、《孟子》也都被使用过。道德说教为其主要基调，但也有一些趣闻轶事，缺乏明显的道德意义。由于有24段缺乏引自《诗经》的起结论作用的诗句，这说明文本有缺损。考虑到尚存的先秦典籍提供的资料占全书的三分之一还多，而且其中有些材料自身已经用《诗经》引文作结束，根此可知，《韩诗外传》与其说是一部创作，还不如说是一部编作。《韩诗外传》作为一个源头，可能启发了为了不同目的而编纂成的其他摘录性的选集，如其他汉代著作《说苑》、《新序》、《列女传》等。 二、成书年代和真伪 这部书被认为是韩婴写的，他为文帝（公元前180—157年在位）时的博士，武帝（公元前141椙—87在位）时他与董仲舒（约公元前179椙—104）辩论过。他的传记（《史记》卷一百一二十一，第3124页及《汉书》卷八十八，第3613页）对他的生活年代提供的线索仅是这些，他肯定生活于公元前200年到公元前120年之间，因此《韩诗外传》的日期应定在约公元前150年左右。 该书为韩婴所写，这从未受到怀疑，很难想象伪造之人会有什么动机采编纂这样的一部著作。然而关于这部书的完整性却有些疑点，因为《汉书·艺文志》第1708页列举了名为《韩外传》的书6卷及名为《韩内传》的书4卷，《汉书》中的韩婴传也提到了这两部书。但到了《隋书·经籍志》（第915—916页）时《内传》已经消失，尽管唐代的注家引用了属于《韩诗内传》的几条语录。《外传》在《隋书》的（经籍志》、两唐史书（《旧唐书·经籍志》，第1970页；《新唐书·艺文志》，第1429页）、《宋史·艺文志》（第5045页）中都列为十卷。凡是现代的版本都含有十卷。 杨树达（《汉书补注补证》，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28页）认为《外传》与《内传》两书被结合于《韩诗外传》一名之下，因为它们所含的资料其性质没有任何差异，两者也都不是阐发性的著作。实际情况可能比起杨所提出的简单并置更为复杂。在唐代各种类书以及唐代对经书和史书的注解者所引大批属于《韩诗外传》的文字不见于传世的通行本中。在《太平御览》引自该书的157条文句中，其中有23条为今本所无。 三、版本 1．已知最早的刊本是宋本，洪迈（1123－1202）说它属于庆历年间（1041—1048），毛晋（1599－1659）认为他拥有这个本子的抄本，他翻刻在《津逮秘书》之中。在明代的几个版本中，《四部丛刊》所翻印的沈辨的本子渊源于元本（由钱惟善于1355年作序）。 2．带有注解的校本被赵怀玉（1747—1823）单独刊入他的《亦有生斋》中（序作于1790年，《龙溪精舍丛书》予以重印），又被周廷莱作为《韩诗外传校注》（重印于《安徽丛书》）而加以刊印，其序文标定为1791年。上述版本中的第二种用本是一更保守的版本，它被拿来作为两种版本合并版的底本，由吴棠于1875年出版（《望三益斋》，由《畿辅丛书》予以重刊，《丛书集成》也作了重刊，并加了标点，又见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17年的排印本）。一种未知出处而含有大多相应段落的版本由陈士珂于1818年以《韩诗外传疏证》名字刊印（见《文渊楼丛书》中）。 3．收有《韩诗外传》的其他丛书还有《汉魏丛书》。《广汉魏丛书》、《三十三种丛书》等。 4，许维遹（1905—1951）的《韩诗外传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该书是在他死后出版，繁体字，加了标点和注释，其中有的为珍奇难得的资料及许自己的见解。 5．赖炎元的《韩诗外传今注今译》，该书有注释有标点，并有用现代汉语译成的译文，台北：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 四、校注 1．孙诒让《札迻》卷二，涉及有十个段落的内容。 2．俞樾的《读韩诗外传》对22段疑难的段落进行了校勘；见《曲园杂纂》卷十七（《春在党全书》）。 3．赵善诒的《韩诗外传补正》（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几乎处理每篇经文中的疑难段落，用来自相应段落的引文来支持他的考评及校勘，而且总是指出前人对这同一段所作的校注。（见国学小丛书）。他的著作被收入赖炎元的《韩诗外传考征》中（见下文五第2条）。 4．帧炎元：《韩诗外传考征》，2册，台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一册详细研究了汉代的韩诗，《韩诗外传》的版本，校勘记，韩诗异文与包括毛诗在内的其他诸家诗注解和文字上的不同。第二册考察了早期和后来著作中所引的《韩诗外传》之文，并详尽地罗列了为现代版本中所无的《韩诗外传》佚文。 五、索引 1．《韩诗外传逐字索引》，刘殿爵、陈方正主编，收入《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丛刊》，香港：商务印书馆，1992年。
6.68 万字 | 2019-04-05 15:09更新
南史八十卷，北史一百卷，唐李延寿撰。南史起公元四二○年（宋武帝永初元年），终公元五八九年（陈后主祯明三年），记述南朝宋、南齐、梁、陈四个封建政权共一百七十年的历史。北史起公元三八六年（北魏道武帝登国元年），终公元六一八年（隋恭帝义宁二年），记述北朝魏、北齐（包括东魏）、周（包括西魏）、隋四个封建政权共二百三十三年的历史。两书合称南北史。 李延寿，唐初相州人，官至符玺郎。在唐太宗时代，他曾先后参加隋书纪传、十志和晋书的编写工作，还参预过编辑唐朝的「国史」，并著有太宗政典。南北史的撰著，是由李延寿的父亲李大师开始的。隋末，李大师曾在农民起义军领袖窦建德所建立的夏政权中做过尚书礼部侍郎。窦建德失败后，他被唐朝流放到西会州（今甘肃境内），后遇赦放回，死于公元六二八年（唐太宗贞观二年）。当李大师开始编纂南北史的时候，沈约的宋书、萧子显的齐书、魏收的魏书已经流传很久，魏澹的魏书和王劭的齐志等也已成书。而当李延寿继续编纂南北史的时侯，梁、陈、北齐、周、隋五代史的编纂工作也正在进行或定稿。既然关于南北朝的史书已有多种，那么，李氏父子为什么还要另外编写这一时期的历史著作呢？李延寿的自序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他的父亲「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虜’，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显然，在隋、唐全国统一的局面形成后，人们很需要综合叙述南北各朝历史的新著。同时，分裂的封建政权互相敌视的用语如「索虜」、「岛夷」之类，已与全国统一后南北各民族大融合的形势不相适应，比李延寿时代稍后的刘知几也强烈反对这种称谓。所以李氏父子打破了朝代的断限，通叙南北各朝历史，又在书中，删改了一些不利于统一的提法，正是反映了当时历史的要求。这也是南北史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大师本是仿照吴越春秋，採用编年体，没有成书。李延寿在他的基础上，改用史记纪传的体裁，删节宋、南齐、梁、陈、魏、北齐、周、隋八书，又补充了一些史料，写成南史和北史。公元六五九年（唐高宗显庆四年），这两部书经唐朝政府批准流传。唐高宗对它很重视，曾亲自为之作序，但这篇序到宋代已经失传。 南北史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突出门阀士族的地位。它用家传形式，按世系而不按时代先后编次列传，一姓一族的人物，集中在一起。这种编纂方法并不开始于李延寿。刘宋时，何法盛著晋中兴书，就有瑯邪王录、陈郡谢录等篇名，就是将东晋大族王、谢两家的人物集中为传。北齐魏收著魏书，也是参用家传形式。但魏书对大族中的重要人物还是抽出来单独立传，南北史则凡是子孙都附于父祖传下，因此家传的特徵更为突出。这不仅是方法问题，而是南北朝时期社会现实的反映。 南北朝是门阀士族统治的时代，世家大族倚仗祖先的政治地位和宗族姻亲的党援，享有政治特权，佔有大量部曲、佃客、奴婢、荫户和士地。高门子弟从青少年时期就在中央或地方任官，三四十岁便可飞黄腾达。大族之间以及大族与皇室之间由婚姻关系联结起来，构成一个膠漆坚固的特权阶層。他们也排斥着庶族地主。「地望」和「婚」、「宦」，是门第高下的重要标帜，这些都记載在他们的谱牒里。所以南北朝的大族特别重视谱牒，讲究谱学。但是，激烈的阶级斗争冲击着高门大族，从南北朝到隋末的歷次大规模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门阀士族。许多大族地主被革命的农民所镇压，或被赶出他们原来盘据的地区。他们的谱牒连同他们的家业，也被革命的洪流冲刷得荡然无存。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地位迅速下降，门阀士族的「盛世」已经江河日下。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为了挽救自已的颓运，他们用尽了各种手法。在史书里塞进家谱，就是其中的一种。魏收就曾直言不讳地说：「往因中原丧乱，人士谱牒遗逸略尽，是以具书其枝派。」这就是企图通过修史来肯定门阀士族的世袭特权。唐朝初年编纂梁、陈、北齐、周、隋五代史，对「朝廷贵臣，必父祖有传」，也是要把新贵和旧门阀联系起来，从而恢复旧门阀的政治地位。出身陇西大族的李延寿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写成南北史的。 南北史和宋、南齐、梁、陈、魏、北齐、周、隋八书相比较，从史料的角度来说是长短互见的。八书保存史料较多较详，经过南北史的删节，篇幅仅及原书总和的二分之一，自然不免缺略。它所删掉的，在本纪中多属册文、诏令，在列传中多属奏议、文章。删节以后，叙事部分相对突出，读来比较醒日。可是，也有删所不当删的地方，例如北魏李安世关于均田的奏疏，梁朝范缜关于神灭的著名辩论，都是有关当时阶级关系和思想斗争的重要资料，增补入传，常常能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更能反映当时真实情况。这类资料在南史的何佟之传，北史的东魏孝静帝纪、高昂传、斛律金传、李稚廉传、尒朱荣传中都可以发现。但因此也掺入了大量神鬼故事、谣言讖语、戏谑笑料，这又是它的严重缺点。总之，南北史就史料的丰富完整来说，不如八书，但也不乏胜过八书的地方。作为研究南北朝历史的资料，可以和八书互相补充，而不可以偏废。 本书点校，南史和北史都是採用百衲本（即商务印书舘影印元大德本）为工作本。南史以汲古阁本、武英殿本进行通校，以南、北监本和金陵书局本作为参校。北史以南监本、武英殿本进行通校，以北监本、汲古阁本作为参校，又查对了北京图书舘所藏宋本残卷。版本異同，一般择善而从，不作校记；但遇有一本独是或可能引起误解的地方，则仍写校记说明。 除版本校勘外，还参校了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和通志。因为南北史本是节删八书，它的原则是「若文之所安，则因而不改」，这八部史书当然可以作为校勘的主要根据。而通志的南北朝部分，则基本上是钞录南北史，文字上的異同，对于校正这两部史书也有一定的参考價值。此外，还参考了通鑑、太平御览、通典等书。前人成果利用最多的是钱大昕的二十二史考異和张元济、张森楷的南北史校勘记稿本。其他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张熷的读史举正，洪颐煊的诸史考異，李慈铭的南史札记和北史札记等书，也都曾参考。 各卷目录基本上保持元大德本原目，只改正了其中若干错误。
141.10 万字 | 2019-04-05 16:00更新
《十六国春秋》是记载十六国（公元304年～公元439年）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作者是北魏的崔鸿。崔鸿，东清河县（今中国东部山东平原西南）人，年轻时就有志于修史。西晋灭亡后中原地区先后出现了匈奴族刘渊、羯族石勒、氐族苻坚等建立的政权，历史上总称为十六国，这些政权各有自己的史书，但是体例不一，记述差距也较大。所以，崔鸿根据旧的记载，加以综合汇编，写成一百卷，此外还有序例一卷，年表一卷。 此书历史地位很高，后来的魏收编写《魏书》，唐朝时编修《晋书》，都将此书作为重要参考资料。不过到北宋时已经残缺得只剩二十多卷。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时曾引用过，但已非全貌。 现在，有三种不同版本的《十六国春秋》：一种是明代屠介孙、项琳编写的百卷本，托名为崔鸿，是根据《晋书。载记》、《资治通鉴》以及《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涉及十六国史实的书籍补充而成。第二种是《汉魏丛书》中保存的十六卷本，十六国各有一录，这是明朝人根据《晋书。载记》编写的。第三种是清朝的汤球编写的《十六国春秋辑补》，他以上述《十六国春秋》为底本，再以各种类书中所引佚文补足，这是现在研究十六国历史的重要资料。
5.40 万字 | 2019-04-06 20:38更新
今人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版本最佳，其中许多资料为《后汉书》所不备，深为学林所珍重。故有人称辑佚是一项嘉惠后人，有益学林的工作。此辑佚之意义二也。 《东观汉记》是记载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光武帝到灵帝时期的一部史书，采用纪传体，名字得自官府的修史馆所在地东观。该书并非一次修成，而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合成的。汉明帝刘庄命班固、陈宗等人一同写成了《世祖本纪》。班固等又写了功臣、平林等，并作列传、载记共二十八篇。这时期是此书的奠基期。到安帝时，刘珍、李尤等接着写了纪、表、名臣、节士、儒林、外戚等传，从光武帝建武年间到安帝永初年间，这时才有了《汉记》的名称。以后，伏无忌、黄景等又撰写了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表和南单于、西羌传和地理志。桓帝在位时也让崔、朱穆等编撰孝穆、孝崇二皇传和顺烈皇后传。崔又和延笃合作写成了百官表和顺帝功臣孙程、郭镇及郑众、蔡伦等传。到这时候，前后共有一百一十四篇。灵帝时，蔡邕、杨彪等补写了纪、志、传几十篇，时限顺延到了灵帝。 范晔所著的《后汉书》写成之前，《东观汉记》还有些地位和影响，并和《史记》、《汉书》共称“三史”，是当时人学习的主要书籍。等到范晔的《后汉书》一出现，《东观汉记》的地位逐渐下降。根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全书一百四十三卷，到《旧唐书。经籍志》则是一百二十七卷，官方收藏本减少了十六卷，《宋史。艺文志》只记载了八卷，说明绝大部分已经散失。 清朝人姚之集录了佚文八卷，但依据也只是《续汉书》十志刘昭注、《后汉书》李贤注、《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等五书，成就不高，遗漏较多。乾隆时期修撰《四库全书》时，大臣便以姚氏本为蓝本，再对照《永乐大典》记载的内容，加上其他书的佐证，查漏补缺，增订成二十四卷，包括帝纪三卷、年表一卷、志一卷、列传十七卷、载记一卷、佚文一卷，最后刊入《武英殿聚珍丛书》，这个辑本比姚氏的完备一些，但还是有些缺陷，其中《稽瑞》、《开元占经》、《事类赋》、《记纂渊海》等书引的一些条目没有收进去。
9.93 万字 | 2019-04-06 20:38更新
刘餗隋唐嘉话，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都没有着录。南宋陈振孙直齐书录解题在小说家类里着录了隋唐嘉话一卷，刘餗撰。宋史艺文志也有隋唐嘉话一卷，列在刘餗的传记和小说之间。现存的顾氏文房小说本，据宋版重雕，书中贞字、构字等选缺笔，分上中下三卷。又有稽古堂丛刻本，与顾氏本基本相同，似出一源。还在历代小史本和唐人说荟等本，不分卷，条目较少。
1.66 万字 | 2019-04-06 20:39更新
右《大业拾遗记》者：上元县，南朝故都。梁建瓦棺寺阁，阁南隅有双阁。闭之忘记岁月。会昌中诏拆浮图，因开之，得笋笔千余。头中藏书一帙，虽皆随手靡书，而文字可纪者乃隋书遗稿也。中有生白藤纸数幅，题《南部烟花录》，僧志彻得之。及焚，释氏群经僧人惜其香轴，争取纸尾，拆去视轴，皆有鲁郡文忠颜公名，题云手写是录即前之笋笔，可不举而知也。志彻得录前事，及取隋书校之，多隐文，特有符会而事颇简脱。岂不以国初将相争，以王道辅政，颜公不欲华靡前迹，因而削乎。今尧风已还，得车斯驾。独惜斯文湮没，不得为词人才子谈柄。故编云《大业拾遗记》本文缺落凡十七八，悉而补之矣。
0.33 万字 | 2019-04-06 20:43更新
《晏子春秋》是记载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齐国政治家晏婴言行的一种历史典籍，用史料和民间传说汇编而成，书中记载了很多晏婴劝告君主勤政，不要贪图享乐，以及爱护百姓、任用贤能和虚心纳谏的事例，成为后世人学习的榜样。晏婴自身也是非常节俭，备受后世统治者崇敬。 书中有很多生动的情节，表现出晏婴的聪明和机敏，如“晏子使楚”等就在民间广泛流传。通过具体事例，书中还论证了“和”和“同”两个概念。晏婴认为对君主的附和是“同”，应该批评。而敢于向君主提出建议，补充君主不足的才是真正的“和”，才是值得提倡的行为。这种富有辩证法思想的论述在中国哲学史上成为一大亮点。 《晏子春秋》经过刘向的整理，共有内、外八篇，二百一十五章。注释书籍有清末苏舆的《晏子春秋校注》、张纯一《晏子春秋校注》，近代有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参考价值较高。 近代吴则虞编纂的《晏子春秋集释》对《晏子春秋》做了较为详尽的注释，是目前最好的注本，参考价值较高。 吴则虞，当代哲学史家，历史学家.版本学家，安徽泾县人。1913年生，师从章太炎，在章太炎的指导下，精研古籍，攻读音韵.文字.训诂诸学，造诣很深。曾任南岳师范学院.重庆师女子范学院教授。解放后，历任西南师范学院教授，中文系主任，1957年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并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央党校讲授中国哲学史，文字学，校勘学等课程。他喜爱收藏古今书籍，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中国历史，中国藏书史，古籍校勘整理的教学和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国工具书使用法》《版本校勘学通论》《版本通论》《晏子春秋集释》《晋书校勘记》《清真词校记》《稼轩词选注》《续藏书记事诗》等。
13.38 万字 | 2019-04-06 22:39更新
《华阳国志》是中国现存最早而又基本完整的一部地方志书，是由[东晋]著名史学家。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开创者常璩编纂的。 《华阳国志》成书于公元355年之前，记载了中国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及甘肃、陕西、湖北部分地区之远古典籍、神话、传说、沿革、地理、风土及人物史事。其时间则从上古直到[东晋]初年，即所谓“肇自开辟，终乎永和三年（公元347年）”。全书共十余万字，分为《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公孙述、刘二牧志》、《刘先主志》、《刘后主志》、《大同志》、《李特、雄、期、寿、势志》、《先贤士女总赞》、《后贤志》、《序志并士女目录》等十二卷。第一至四卷以各区地理为主，相当于纪传体史书中的地理部份；五至九卷则按年代顺序叙述了西南地区的公孙述、刘焉父子、蜀汉、成汉四个割据政权以及西晋时期的历史，相当于纪传体史书中的本纪部份，但更详；十至十二卷则记载了历代的名人，相当于纪传体史书中的列传部份，但较略。常璩首创历史、地理、人物综合编定方志的体例，一扫方志“述而不作”、“史地人分家”等弊端，对以后历代地方志的编修，影响极为深远。 常璩本人生长在四川，为官在四川，见闻广博，资料熟悉，认真吸收了前人成果，所以他编的《华阳国志》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加之编纂得法，内容充实，议论诚笃，结构严谨，历来被人们所推崇。宋代吕大防谓“蜀记之可观，未有过于此者”；清代廖寅则谓“后有修滇、蜀方志者，据以为典”。历代多数史学家都认定为地方史志之佳作。直到今天，《华阳国志》仍是我们了解中国西南地区古代历史的最重要的典籍。
1.57 万字 | 2019-04-06 22:47更新
东京梦华录：十卷作者：（宋）孟元老等著笔记。宋孟元老着。孟元老﹐号幽兰居士﹐生平不详。 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随父到汴京﹐汴京沦陷后南迁江左﹐后追忆昔日汴京都市繁华以着此书。共10卷﹐备记北宋都市生活及其风土民情﹐搜集了徽宗时期丰富的社会经济文化资料。其中第5卷“京瓦伎艺”条﹐写当时勾栏瓦肆说书和演杂剧的情形﹐第9卷“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条﹐写当时的歌舞伎艺﹐常为考证当时文艺者所引用。 和《东京梦华录》性质相类似的还有《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粱录》﹑《武林旧事》等书。
3.36 万字 | 2019-04-06 23:13更新
本书相传六朝人撰写，作者姓名佚失，内容共分六卷，介绍秦汉时三辅的沿革治所，秦汉咸阳，长安城的宫殿、城池、苑圃建筑，以及社会风俗等，是研究秦汉历史的可贵资料。陈直校证。
8.42 万字 | 2019-04-06 23:14更新
《大唐西域记》是唐代关于西域的一部历史地理著作，作者是唐代著名高僧、佛学理论家与翻译家玄奘。 玄奘（公元600年，或作602年至664年），俗姓陈，名讳，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县缑氏镇）人。他出身于儒学世家，十三岁时出家于洛阳净土寺。武德元年（618年）至成都，从道基、宝暹等受学，崭露头角。后游历至荆州、吴会、相州等地，讲学问难。武德末年，到长安大庄严寺挂褡。在对佛教经论的研习中，他广泛接触各派理论，深感其中疑难问题甚多，怀疑原有译经讹谬，于是发愿至佛教发源地印度，广求异本，以为参验。恰逢中印度僧人颇密多罗到长安，向他介绍那烂陀寺（在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县巴腊贡村与旧王舍村之间）戒贤法师的讲学规模和他所讲授的《瑜伽师地论》，更坚定了玄奘西行求法的决心。 贞观元年（627年），玄奘从长安出发，经凉州，穿越沙碛，历尽艰辛，至达高昌，而后取道焉耆、龟兹，越凌山，经粟特诸国境，过铁门（今乌兹别克南部布兹嘎拉山口），入吐火罗（今阿富汗北部）国境，而后沿今巴基斯坦北部，过克什米尔，入北印度。他在印度各地游历，到过尼泊尔南部，巡礼佛教六大圣地。贞观四年到那烂陀寺，拜戒贤为师，学习五年。随后，又遍访印度各地，于贞观十四年重回那烂陀寺。他研习大小乘学说，成为当地学问最高的佛学家。曾在戒日王主持下，经过辩论战胜五天竺大小乘所有论敌，被称为“大乘天”。贞观十九年，他携带搜集到的佛经六百五十七部以及佛像、花果种子等回国。玄奘历时十多年的西行求法，行程五万里，堪称中古史上一次艰险而伟大的旅行。 玄奘回到长安，受到盛大欢迎。唐太宗命令宰相房玄龄选取高僧，组织宏大的译场，协助玄奘翻译佛经。这是中国佛学史上一次著名的译经活动，玄奘在回国后的十九年中，共译出佛教经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成为佛教史上与鸠摩罗什、真谛、不空齐名的四大翻译家之一。在佛教理论方面，玄奘着重传播古印度无著、世亲一派的法相学，主张唯识论，认为“识。（人们内心存在的真理种子）是一切自然事物和心理现象的起源，成为中国法相宗的创始人。他还将印度的因明学（即逻辑推理的方法）介绍过来，引起中国学者对因明学的兴趣。 回国后，玄奘还遵照唐太宗的意旨，口述旅途所经各地情况，由协助译经的辩机笔录，在贞观二十年完成噬大唐西域记》的写作。全书十二卷，按照玄奘的旅行路线，对于沿途所见的城邦、地区和国家，逐章描述，中间不时穿插沿途所得传闻，而用“行”和“至”二字，把目睹的与耳闻的区别开来。卷一所述是从阿耆尼到迦毕试国，即从中国新疆经中亚抵达阿富汗；卷二为印度总述，并记载滥波国至健驮逻国之事，即从阿富汗进入北印度，卷三至卷十一所述从乌仗那国至伐刺拿国，包括北、中、东、南、西五印度及传闻；卷十二所述从漕矩吒国至纳缚波故国，即从阿富汗返抵中国新疆南部地区。用敬播在序言中的话来概括，是“亲践者一百一十国，传闻者二十八国”。连同附带述及的十二国，则共有一百五十国。自然，这里所谓“国”，有些是较大的国家，有的则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连同附近一些领地而建立的城邦。如中亚境内宰利地区和睹货逻国故地的一些小国，基本上是依附突厥而无自主之权的。
12.83 万字 | 2019-04-06 23:14更新
《唐六典》是一部关于唐代官制的行政法典，规定了唐代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的机构、编制、职责、人员、品位、待遇等，注中又叙述了官制的历史沿革。依照唐玄宗的意图，此书本应按《周官》分为理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六个部分，故书名《唐六典》。因唐代官制与周官大不相同，《唐六典》实际上还是按照唐代国家机关体系进行编纂。此书分三十卷，其篇目为:三师、三公、尚书省；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门下省；中书省；秘书省；殿中省；内官侍中省；御史台；太常寺；光禄寺；卫尉寺、宗正寺；太仆寺；大理寺、鸿胪寺；司农寺；太府寺；国子监；少府监、军器监、铸钱监等；将作监、都水监等；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吾卫、左右监门、左右千牛卫、左右羽林军；太子三师、三少、太子詹事府、左右春坊内房内官;太子家令、率更寺等;太子左右卫诸率府；诸王府公主邑司；府、督护州《唐六典》是以唐朝现行各部门机关按卷分篇，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管理体制、机构组织、职权、官员品级、编制员额、考课以及相关制度等方面的明确规定。 《唐六典》是保存至今一部最早的、完整的、具有封建国家行政法典性质的文献。在中国行政立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对唐以后历代会典的编纂具有深远影响。============================================================================== 书名，原题唐玄宗御撰，李林甫奉□注。《直斋书录解题》引韦述《集贤记》注：“开元十年，起居舍人陆坚被旨修是书，帝手写白麻纸六条曰理、教、礼、政、刑、事，令以类相从，撰录以进。张说以其事委徐坚，思之经岁莫能定。又委毋□、徐钦、韦述，始以令式入六司，其沿革并入注中。后张九龄又委苑咸，二十六年奏草上。”唐刘肃《大唐新语》和《唐会要》也有类似的记载。根据这些史籍，可知此书是臣下奉玄宗之命所撰，自奉旨至成书历时十余年，中间曾多次换人，最后经李林甫进奏皇帝。《唐六典》是一部关于唐代官制的行政法典，规定了唐代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的机构、编制、职责、人员、品位、待遇等，注中又叙述了官制的历史沿革。依照唐玄宗的意图，此书本应按《周官》分为理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六个部分，故书名《唐六典》。因唐代官制与周官大不相同，《唐六典》实际上还是按照唐代国家机关体系进行编纂。此书分三十卷，其篇目为：三师、三公、尚书省；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门下省；中书省；秘书省；殿中省；内官侍中省；御史台；太常寺；光禄寺；卫尉寺、宗正寺；太仆寺；大理寺、鸿胪寺；司农寺；太府寺；国子监；少府监、军器监、铸钱监等；将作监、都水监等；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吾卫、左右监门、左右千牛卫、左右羽林军；太子三师、三少、太子詹事府、左右春坊内房内官;太子家令、率更寺等;太子左右卫诸率府；诸王府公主邑司；府、督护州。《唐六典》曾否颁布施行，历来学者间颇有争论。参与修书的韦述说，此书于开元“二十六年奏草上，迄今在直院，亦不行用”（《直斋书录解题》）。唐宪宗元和（806～820）初，吕温代郑相公（□）请删定施行六典开元礼状也说，六典“星纪六周未有明诏施行”（《吕温集》）。宋范祖禹也认为“唐六典虽修成书，然未尝行之一日”（《范太史集》）。但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卢杞奏事引用六典，唐宪宗元和中刘肃撰《大唐新语》称六典“迄今行之”。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采取一种折衷的观点，一方面说“唐人所说，当无讹误”，承认韦述、吕温书未颁行的说法是正确的，一方面又说“疑当时讨论典章，亦相引据，而公私科律则未尝事事遵用”，认为六典并非全未实行。近人岑仲勉认为，六典未经朝廷颁布施行无可怀疑，但六典是排比现行令式编成的，现行令式本来具有法律效力，为人遵用，不过其中有一部分，编书时就已改变，或后来改变，因此未能事事遵用。
25.17 万字 | 2019-04-06 23:15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