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周书》本名《周书》，七十篇，实存五十九篇，内容涉及礼制、兵戎，有史事、有训诂，有政令、有说教等。 《汉书。艺文志》著录名《周书》，今存五十九篇。因为《隋书。经籍志》误注为“汲冢书”，宋人李焘等考定汲冢未出《周书》，应为历代所传，故清代刊本均作《逸周书》。其中一部分是西周文献，如《克殷》、《世俘》、《商誓》、《度邑》、《作雒》、《皇门》、《祭公》，大部分保存了西周史料，约为春秋战国时人写成，小部分近于战国文字，也孱入个别汉代的东西。 《逸周书》大部分是周天子、周公等告诫训词，和记载武王克殷及周初经营洛邑、订立制度的文字。有的记叙了重要的历史事件，叙述也相当生动。如《克殷》。 《太子晋》是根据传说写成，当写成于春秋末或战国时期。本篇有一定情节，又表现了一定的人物性格，太子晋与师旷的辩说生动诙谐。结构上具汉赋“述客主以首引，合綦组以成文”的性质。叙述文字为散文，对话多用韵文，中间穿插有歌，为俗赋的滥觞。 《王会》写武王在成周大会四方诸侯及域外各国使节的情景，场面宏大。《殷祝》写汤放桀立为天子的故事。皆历史小说的滥觞。
4.69 万字 | 2019-04-06 20:38更新
司马光（101—1086年），字君实，陕州夏县（山西夏县）涑水人，世称“涑水先生”。北宋大臣，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著名史学家。 司马光自幼聪明颖悟，《宋史》载：“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宝元元年中进士，时年二十岁。 宋英宗时，司马光常苦于历代史籍浩繁，帝王不便阅览，遂撰成《通志》八卷，英宗大喜，命置之秘阁，继续撰写。等到宋神宗即位后，更重视此书，正式赐书名为《资治通鉴》，并亲自为此书做序，而且令司马光为他每日进读。也正因此，司马光得以成为神宗的亲近侍从。 1084年，《资治通鉴》完稿，上呈朝廷。全书共294卷，上起战国时期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下至五代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是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记述长达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全书完成历时十九年。这部书是司马光耗尽毕生精力所完成的一部巨著。为写此书，司马光及其助手遍阅旧史，工作非常勤奋。司马光每三天必删改编定一卷，如果有事耽误，日后必定补齐。因此，他的工作量非常大，每天工作到深夜，至五更初，仍要挑灯再干。书成之日，他已是发白齿脱。 《资治通鉴》“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给统治者提供治国经验，为历代帝王所看重，以致后世的君臣将相没有不读《资治通鉴》的。该书在史学上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司马光和司马迁并称两司马，史籍当中，只有《资治通鉴》能与《史记》相提并论。 然而，一般人只知道司马光有一部治国的书叫《资治通鉴》，却很少有人知道司马光还有一部齐家的书叫《家范》。《家范》并不是仅仅讲如何治家的问题，司马光在《家范》卷首引用《大学》里的一段话，来阐明他写《家范》的目的：“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司马光自己也说：“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古人把齐家和治国看得同等重要，甚至认为齐家是本，治国是末，“本乱而末治”是不可能的。家都管不好，子弟都教育不好，怎么能出来教育别人呢？所以，司马光是把齐家提到治国的高度，来写《家范》的。所谓“圣人正家以正天下者也”。 《四库全书》说：自颜之推作家训以教子弟，其议论甚正，而词旨泛滥，不能尽本诸经训。至狄仁杰著有《家范》一卷，史志虽载其目，而书已不传。司马光就用狄仁杰的旧名，另外著述，以为后世提供治家的准绳。 《家范》被历代推崇为家教的范本，全书共十九篇，系统地阐述了封建家庭的伦理关系、治家原则，以及修身养性和为人处世之道。书中引用了许多儒家经典中的治家、修身格言，对我们颇有启发。还收集了大量历代治家有方的实例和典范，以为后人树立楷模。 司马光本人为人正直，为官清廉，居处得法，举止有礼，忠信仁孝，治家有方，以身作则，为后人树立了做人和治家的榜样。所以，他的《家范》更有实际意义。 《家范》确实是一部中国古人修身齐家的典范作品，我们今天学习它，应该从中吸取有益的精华，对于司马光的历史局限和《家范》中的糟粕应予以分析和剔除。 此次整理，是以《四库全书》所收《家范》为底本进行整理的。本着保持原汁原味的原则，我们对《四库全书》所收《家范》原本照录，没作任何改动。对明显的错字和笔误，随手改正，不另出校勘记。为了读者在阅读原文时更加醒目，我们在原文意思相同的段落前都拟了标题，在此说明。为了便于读者阅读理解，译文采用译述的方法，旨在充分阐明其道理。由于学识水平有限，点校过程中，疏漏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方家不吝赐教。
12.61 万字 | 2019-04-07 14:13更新
本书诞生于明清之际，是一部具有启蒙性质的批判君主专制，呼唤民主政体的名著。 作者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省余姚县黄竹浦人，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公元１６１０年，卒于清康熙三十四年公元１６９５年。其父黄尊素为明末东林党名士，被宦官魏忠贤陷害致死。黄宗羲成年以后加人复社，坚持反宦官斗争，险遭杀害。清兵南下，他召募义兵成立“世忠营”，武装抗清。明亡后拒绝清廷征召，隐居著述。主要著作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和《明夷待访录等。 《明夷待访录》成书于康熙二年公元６６３年“明夷”是《周易》中的一卦，其爻辞有日：“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人攸往，主人有言。”所谓“明夷”指有智慧的人处在患难地位。“待访”，等待后代明君来采访采纳。该书有《原君》、《原臣》等论文２１篇。《原君》批判现实社会之为君者“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实乃“为天下之大害”。《原臣》指出，臣之责任，乃“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原法》批评封建国家之法，乃“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学校》主张扩大学校的社会功能，使之有议政参政的作用，说：“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属是非于学校”，“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黄宗羲所设想的未来学校，相似于近代社会舆论中心和议会的机构。黄宗羲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君和臣的设置，但主张君主开明立宪制，加强平等因素，扩大社会对执政者的监督权力，有近代民主政治的思想。这种思想并非受西方文明的影响，而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展出来的，因而更加可贵。这部书受到清朝统治者的查禁，直至清末才重见天日，受到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的重视和赞许。 《明夷待访录》现存钞本、刻印本２０余种。１９８５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黄宗羲全集》第一册，内收《明夷待访录》，并加以点校，颇便于阅读。单行本有北京古籍出版社１９５５年铅印标点本和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重印标点本。重点读《原屈》、《学校》。
2.34 万字 | 2019-04-07 14:14更新
《司马法》是我国古代一部著名的兵书。相传是姜子牙所写，但到了战国时已经散失。 根据《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记载：「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司马穰苴，春秋末期齐国人。原来姓田，名穰苴，曾领兵战胜晋、燕，被齐景公封为掌管军事的大司马，后人尊称为司马穰苴。 《司马法》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的礼类，称《军礼司马法》，共计一百五十五篇。汉朝以后，在长期流传过程中，该书多有散佚，至唐代编《隋书˙经籍志》时录为三卷五篇，列入子部兵家类，称为《司马法》，即今本《司马法》三卷五篇的原型。 此书受到歷代兵家及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汉武帝曾「置尚武之官，以《司马兵法》选任，秩比博士。」司马迁称本书「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如其文也。」 北宋元丰年间，《司马法》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作为考试武臣、选拔将领、钻研军事的必读之书。由于《司马法》年代久远，散失严重，所以对于该书的真伪、成书年代、作者等问题，歷代学者均有各种不同的看法，特别是明清以来，辩伪成风，《司马法》成了一部争议极大的兵书。有的认为《司马法》是一部伪书；有的学者认为史书中的《司马兵法》、《司马穰苴兵法》、《司马法》、《军礼司马法》是几种不同的书；有的认为今本《司马法》可分为两部分，前两篇为古《司马法》，后三篇为《司马穰苴兵法》。目前，国内学者一般认为今本《司马法》不是伪书，歷史上的《司马兵法》、《司马穰苴兵法》、《军礼司马法》均包含于《司马法》之中。 作者为司马穰苴及其追论者。尽管由于该书亡佚严重，一百五十五篇仅存五篇，内容不全，但它仍具有很好的军事思想和很高的军事价值。 《司马法》论述的范围极为广泛，基本涉及了军事的各个方面；保存了古代用兵与治兵的原则，包括夏商週三代的出师礼仪、兵器、徽章、赏罚、警戒等方面的重要史料。 此外，还有很丰富的哲理思想，很重视战争中精神、物质力量之间的转化和轻与重辨证关系的统一。对于人的因素、士气的作用非常重视。感谢隽心指正“着名”错误。
0.51 万字 | 2019-04-07 21:16更新
《周礼》、《仪礼》、《礼记》，合称三礼。《周礼》又称《周官》，讲官制和政治制度。《仪礼》记述有关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礼仪制度。《礼记》则是一部秦汉以前儒家有关各种礼仪制度的论著选集，其中既有礼仪制度的记述，又有关于礼的理论及其伦理道德、学术思想的论述。这里，仅就有关《仪礼》一书的一些问题作一些简要的说明。《仪礼》的篇数与作者今《十三经注疏》本《仪礼》，共十七篇，目次如下：士冠礼第一士昏礼第二士相见礼第三乡饮酒礼第四乡射礼第五燕礼第六大射礼第七聘礼第八公食大夫礼第九觐礼第十丧服第十一士丧礼第十二既夕礼第十三士虞礼第十四特牲馈食礼第十五少牢馈食礼第十六有司彻第十七这个次序，为汉刘向《别录》所列。据文献记载，汉武帝时，在孔壁中发现《古礼》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与汉初经生所传十七篇《仪礼》相同，但多出三十九篇。此三十九篇礼文久佚，学者称之为《逸礼》。由此便产生一个问题：十七篇《仪礼》是不是一个残本。一种观点据此认为，十七篇《仪礼》是一部残缺不完之书。另一种观点正与此相反，认为十七篇《仪礼》并非一不完全的残本，而是一部完备的著作。清人邵懿辰《礼经通论》对此有很详细的论证。《礼记。昏义》说：“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此礼之大体也。观今本《仪礼》十七篇，《昏义》所说作为“礼之大体”的上述八项内容，皆完整无缺。另外，《礼记》中有很多篇是直接解释《仪礼》的。《礼记》有《冠义》释《士冠礼》；有《昏义》释《士昏礼》；有《问丧》释《士丧礼》；有《祭义》、《祭统》释《郊特牲》、《少牢馈食礼》、《有司彻》；有《乡饮酒义》释《乡饮酒礼》；有《射义》释《乡射礼》、《大射礼》；有《燕义》释《燕礼》；有《聘义》释《聘礼》；有《朝事》（《大戴礼记》）释《觐礼》；有《丧服四制》释《丧服》，都不出《仪礼》十七篇之外。由此可见，今本《仪礼》，应该说是一部体系和内容完备的著作。邵懿辰认为，“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礼记。礼器》），古来之礼，不止此十七篇，亦不止《汉书。艺文》
6.82 万字 | 2019-04-05 13:37更新
《十三经注疏》四百十六卷，系汇编儒家的十三部经典和汉至宋代经学家对经的注疏而成。儒家十三经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圣经”，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它们主导和影响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达数千年之久，中国传统的哲学、文学、教育、伦理等一切学术思想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和社会风尚，无不以之为圭臬。经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国家”统治者奉它们为治国安邦的法宝，士大夫以通经致用为自己的终身抱负，平民百姓也以它们为修身行事的彝训。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圣经，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它们主导和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发展达数千年之久，中国传统的哲学、文学、教育、伦理等一切学术思想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和社会风尚，无不以之为衡准。清代阮元的《十三经注疏》刻本最称美善，而此次为便于非文献专业的人士阅读，以李学勤先生为首的《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对全书进行了统一规范的标点，采用简体横排的方法重新刊印，诚为功德无量的文化盛举。 作者：（周）左丘明 传；（晋）杜预 注；（唐）孔颖达 正义
107.30 万字 | 2019-04-05 13:56更新
本书是宋代哲学家、思想家朱熹对《论语》的注释，它是朱熹用力最勤的著作。 附： 《四书集注》是朱熹的代表著作之一，也是四书上升为儒家经典的地位以后，诸多注解中最有权威和影响最大的一种。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原籍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县，从他父辈起，居住福建南剑今福建南平。生于南宋高宗建炎四年公元１１３０年，卒于南宋宁宗庆元六年公元１２００年。他一生只作过９年官，大部分时间在福建讲学。晚年由于反对当权派韩伦胄，被诬为“伪学”领袖，受到贬斥。南宋末理宗尊崇道学，朱熹恢复名誉。元明清历代皆尊程朱理学，理学成为官学，成为后期儒学的主流学派。朱熹学问渊博，著述很多，重要的有《四书集注》、《周易本义》、《通鉴纲目》、《楚辞集注》、《韩文考异》等。后人把他的遗文编辑为《朱文公集》，把他的语录编为《朱子语类》。清康熙皇帝命李光地编出《朱子全书》，是《文集》和《语类》的选集。 《四书集注》包括《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它是朱熹用力最勤的著作；临终前一天还在修改《大学章句》。唐以前，儒学以五经为经典，《论语》和《孟子》尚未正式列为经书；《大学》和《中庸》是《礼记》中的两篇，未有特殊的地位。语孟学庸并重始于北宋，而四书之正式结集则成于朱熹。其后社会重四书过于五经，科举考试以四书为主要科目。在《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的序中，朱熹说明他重视四书的用意，说由于汉唐以来儒家经学只注意“记诵词章”，道、释异端“虚无寂灭之教”流传，以至儒学道统到孟子之后不得其传；二程、朱熹提出四书，正是要“接乎孟子之传”。朱熹认为《大学》是“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学者必由此入门，才能达于圣学。他作《大学格物补传》，强调“即物而穷其理”，“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用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他认为《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阐明先圣之道，提挚纲维，开示蕴奥，没有一本书如《中庸》这样明白而详尽。至于《论语》、《孟子》，朱熹引程子的话，说：“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朱熹推崇孟子，认为孟子大贤，亚圣之次。从此孔孟并称。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说：“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指出了道学家追求的境界。 《四书集注》版本很多，现在容易找到的有《四书五经》宋元人注中国书店１９８４年影印、《四书章句集往》《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出版。重点读《中庸》。
10.57 万字 | 2019-04-05 13:57更新
本书为东汉时期陆续产生的记述汉代官制礼仪的6部著作的汇编，即《汉官》、《汉官解诂》、《汉旧仪》、《汉官仪》、《汉官典职仪式选用》、《汉仪》。
1.56 万字 | 2019-04-06 13:14更新
《文献通考》是马端临以毕生精力完成的一部记载上古到宋宁宗时的典章制度沿革的文化通史。他从咸淳九年（1273）开始准备，至元二十七年（1290）开始纂写，直至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始告竣。全书包括二十四门，三百四十八卷。其中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舆地、四裔，凡十九门。因唐代杜佑编纂的《通典》，迄于天宝。天宝以前的内容，端临就《通典》已有的材料加以补充；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之末，则另行续写。其余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等五门，为《通典》所无，全部是端临搜集新材料写成的。端临编纂《文献通考》的目的，是为了弥补《通典》的不足。他认为“杜书纲领宏大，考订该洽，固无以议为”。但“时有今古，述有详略，则夫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不无遗憾”。因此，他以严肃的态度另行撰写。“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以历代会要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语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如果“载之史传之纪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辩而未当者”，他就“研精覃思”，“窃以己意而附其后”，这样，他就完成了一部既有翔实丰富的史料又有深思独到的观点的史学名著。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详于政治而略于文物典章制度，端临的《文献通考》可与《通鉴》相配合；使我们对上下数千年的政治情况和社会制度有个全面的认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条分缕析，使稽古可以案类而考。又其所载宋制特详，多《宋史》各志所未备。案语亦多能贯串古今，折衷至当，虽稍逊《通典》之简严，而详赡实为过之。”近代学者治史，大多取材于此书。 《文献通考》是一部煌煌巨制，部门广，内容多，竟成于马端临一人之手，其学问之广，功夫之深，令人赞叹。 《通考》以后，出现了不少续作，有明王圻的《续文献通考》二百五十四卷；清朱奇龄《续文献通考补》十册四十八卷；清乾隆时敕撰《续文献通考》二百五十二卷；近人刘锦藻《清续文献通考》等，可见《文献通考》影响之大。
499.18 万字 | 2019-04-06 20:39更新
生平及著述：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晚年隐居於湘西蒸左石船山（今湖南衡阳县），因自称「船山遗老」。生於明神宗万历四十七年，卒於清圣祖康熙三十一年，得年七十四岁。崇祯十五年（1642）中举人，甲申（1644）以前，用力於诗文、科举；明亡以後，大受刺激，与父亲隐居数年，在辗转流亡中钻研《周易》及诸经，并参与抗清。遭清缉捕，浪迹湖湘一带。顺治八年返湖南衡阳隐居，潜心著述。十三年（1656）著成《黄书》，复著《读通鉴论》、《宋论》、《读四书大全说》、《周易外传》等重要著作，著述凡二十五种，有《船山遗书》、《姜斋文集》流传，近人编成《船山全书》。夫之学识极渊博，举凡经史、天文、地理、历法、理学各方面均极熟稔，於清代思想史具标志性地位。王夫之(1619-1692),明末清初思想家、史学家、学者,字而农,号薑斋,衡阳人.晚年长期居于衡阳湘西石船山,故称船山、船山先生.船山的学术成就很大,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都有所研究,尤精于经学、史学、文学等方面.《宋论》系船山1691年定稿,共十五卷,每卷别以帝号,而无标题.《宋论》不仅是船山史论思想的综合,而且体现了清初思想界以史为鉴,充分吸取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以及对汉民族思想文化生活的深刻反思与批判. ==============================================================================宋兴，统一天下，民用宁，政用父，文教用兴，尽于是而益以知天命矣。天曰杂谌，匪徒人之不可狃也，天无可狃之故常也，命曰不易，匪徒人之不易承也，天之因化推移，斟酌而曲成以制命，人无可代其工，而相佑者特劝也。
16.17 万字 | 2019-04-06 20:46更新
《吴越春秋》１２卷，今存１０卷，叙述春秋末年吴越争霸的史实，主要是根据《国语》，同时还兼采《左传》、《史记》的记载。但并不拘泥于历史的故实，在故事铺叙和人物描写上，有不少夸张和虚构的地方，融入了有关的民间传说。
5.30 万字 | 2019-04-06 22:47更新
《华阳国志》是中国现存最早而又基本完整的一部地方志书，是由[东晋]著名史学家。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开创者常璩编纂的。 《华阳国志》成书于公元355年之前，记载了中国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及甘肃、陕西、湖北部分地区之远古典籍、神话、传说、沿革、地理、风土及人物史事。其时间则从上古直到[东晋]初年，即所谓“肇自开辟，终乎永和三年（公元347年）”。全书共十余万字，分为《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公孙述、刘二牧志》、《刘先主志》、《刘后主志》、《大同志》、《李特、雄、期、寿、势志》、《先贤士女总赞》、《后贤志》、《序志并士女目录》等十二卷。第一至四卷以各区地理为主，相当于纪传体史书中的地理部份；五至九卷则按年代顺序叙述了西南地区的公孙述、刘焉父子、蜀汉、成汉四个割据政权以及西晋时期的历史，相当于纪传体史书中的本纪部份，但更详；十至十二卷则记载了历代的名人，相当于纪传体史书中的列传部份，但较略。常璩首创历史、地理、人物综合编定方志的体例，一扫方志“述而不作”、“史地人分家”等弊端，对以后历代地方志的编修，影响极为深远。 常璩本人生长在四川，为官在四川，见闻广博，资料熟悉，认真吸收了前人成果，所以他编的《华阳国志》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加之编纂得法，内容充实，议论诚笃，结构严谨，历来被人们所推崇。宋代吕大防谓“蜀记之可观，未有过于此者”；清代廖寅则谓“后有修滇、蜀方志者，据以为典”。历代多数史学家都认定为地方史志之佳作。直到今天，《华阳国志》仍是我们了解中国西南地区古代历史的最重要的典籍。
1.57 万字 | 2019-04-06 22:47更新
《洛阳伽蓝记》是南北朝时期（公元420年～公元581年）记载北魏首都洛阳佛寺兴衰的地方志，共五卷，作者是东魏阳（或作杨、羊）（音眩）之，北平郡（今中国中部河北卢龙）人。 东魏迁都邺城之后，在武定五年（即公元547年）他再到洛阳，看见当地遭受东、西魏战争破坏后，满目创痍，一副破败景象，感慨极深，所以写了这本书，回忆魏孝文帝元宏迁都后，洛阳的繁荣昌盛。由于他反对佛教，认为贵族的施舍浪费，以及国家对佛教的扶植影响了赋役收入和兵源，所以书中对寺院的华丽和贵族的奢华进行了大量讥刺。 此书按照城内、城东、南、西、北的次序，以四十多所名寺院为纲，兼顾所在里巷、方位以至名胜古迹，同时叙述相关事迹。从书中可以了解孝文帝迁洛阳到尔朱氏之乱，四十年间洛阳的故事和台省坊市的分布，甚至于外商来洛阳居住和各国的风土人情、道里远近书中都有所涉猎。内容包括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学、艺术、思想、宗教等方面，史料价值极高。其中，第五卷收录的宋云《家纪》、慧生《行记》、《道荣传》，详细记载了宋云去天竺的情况，成为现今研究中印交通史的珍贵史料。此书的文学价值也很高。
2.28 万字 | 2019-04-06 23:14更新
《唐会要》一百卷，宋王溥撰。《唐会要》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断代典制体史籍，它取材于唐代的实录文案，分门别类地具体记载了唐朝各种典及其沿革，保存了《 新唐书 》、《 旧唐书 》未载的史实，为研究唐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向来为唐代文学、历史的研究者所重视。作者简介： 王溥，字齐物，并州祁县人(今山西省祁县)。一代后汉干佑年间举进士第一，历任后汉、后周，官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右仆射。入宋后，进司空、同平章事，监修国史。宋史卷二四九有传。王溥是五代、宋初时期的著名学者，除唐会要外，尚着有五代会要三十卷，文集二十卷(今佚)。
99.92 万字 | 2019-04-07 13:43更新
《唐律疏议》是我国历史上保留下来的一部最早、最完整的封建法典和注疏，本书对其作了译注。《唐律疏议》是我国古代封建法典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保存至今的最早的一部法典，无论在古代还是在现在，它都有着不一般的地位。古时读之者甚多，但由于其离我们年代久远，相对而言，其文字艰涩，内容深奥，现代极少有人能轻松理解。本书正是出于此原因，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各位读者介绍并解读。全书以其问世之故事开篇。
34.65 万字 | 2019-04-07 13:44更新
《弘明集》为南朝梁着名高僧僧祐所着。僧祐，俗姓俞，彭城下邳人。该地为今江苏邳县。从后汉以来，这一带便是华东佛教的重镇。据《梁高僧传》，僧祐于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西元四四五年）生于建康（今南京）。幼时即有向佛之心，曾随父母参建初寺，不肯归家。十四岁时为逃婚走往钟山定林寺，依法达法师。达师戒行精严，闻名于世。二十岁，僧祐受具足戒，又从法颖律师学毗尼，悉心钻求，晨昏不懈。齐竟陵文宣王礼请他，为之设讲席，一时座下听律者达七八百众。武帝时，他奉敕到吴中整顿僧伽，并讲《十诵律》，申受戒之法。他精于《十诵》，春秋开讲，四十余年间演此律达七十余遍。作为律学大师，在齐梁时，为世人所宗仰。颇为齐梁诸帝尊崇。晚年患脚疾，梁武帝赐乘舆径入内殿为六宫嫔妃授戒。帝室眷属诸王多有依其受戒，尽师资之敬者。 他除了除精通律学外，每于讲席之余广探内典，披览群籍，或专日遗餐，或通宵继烛，游目积心，深有所悟，多有撰述，涉及自东汉至齐梁间所译出之佛经，各代的撰述。其对经教制度、僧人言行、内外争辩都有把握。有关于史传、僧传、行仪、杂缘者百余卷。今存于世者，尚有《释迦谱》、《出三藏记集》和《弘明集》。这些着作，从宗旨到体例均对后来僧传和经录有所示范和借鉴。僧祐还精于佛像造像的仪则规模，曾监造兴宅摄山大像剡县石佛，本传说他「为性巧思，能自心计，及匠人依标，尺寸无爽」凭眼视心度便能使营造的巨像合于比例，悉现庄严。僧祐逝于梁天监十七年（西元五一八年）。葬于钟山定林寺。 佛教在隋唐方至极盛，无论于教于讲，此期皆臻于烂熟。 至此佛教已同儒道鼎足而三。佛教的滥觞期在汉末三国。 晋宋六朝则为中国佛教极重要之发展时期。从三世纪下半期至六世纪末，中国南北也由分裂走向统一。佛教由先前南方的重讲和北方的重禅逐渐归于教律并重，实践与义理俱宏。僧祐的《弘明集》便记载了这三百年间佛教流传的纷纭情况。联繫《弘明集》中所涉及的僧人的活动及佛教大势，足以表明，魏晋以来南方以玄学为思想文化主流，北地则仍承汉代以来的阴阳谶讳的影响；表现在佛教中，北方重视行践，即修禅、造像之类；南人则以清谈似的玄理见长。南北两地对佛教若有拒斥，也就表现在一为理论上的争辩，一为政治上的暴力。就《弘明集》言，其中反映出来的主要是江南的佛教大事。 僧祐在〈弘明集序〉中所说，大法东流差不多五百年，佛教在中国引起各不相同的反应，赞礼者有之，毁谤者也不乏： 至于守文曲儒拒为异教，巧言左道则引为同法，拒有拔本之迷，引有朱紫之乱，遂令诡论稍繁、讹辞孔炽。夫鹖鴠鸣夜不翻白日之光；精卫衔石无损沧海之势。然以暗乱明，以小罔大，虽莫动毫发而有尘视听，将令弱植之徒随伪辩而长迷，倒置之伦逐邪说而永溺。此幽途所以易坠，净境所以难陟者也。祐以末学，志深弘护，静言浮俗，愤慨于心。遂以药疾微间，山栖余暇，撰古今之明篇，总道俗之雅论，其有刻意剪邪、建言卫法制无大小，莫不毕採。又前代胜士，书记文述，有益三宝，亦皆编录，类聚区别，列为十卷。 这就透露出《弘明集》编纂的年代大约在僧祐的晚年，时间也拖得很长。因为他只能在养病之余，在不曾奉敕奔走行化的时候才能撰写编录。僧祐自己说明了他採编本集的宗旨：「夫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弘道明教，故谓之《弘明集》。」当然，出于时代所限，《弘明集》详于南朝佛教而略于北方佛教。后来的唐道宣着《广弘明集》增补了不少有关北方佛教的情形。作者自己在《弘明集》后序又说他撰书是为法御侮、摧邪破惑，使「迷途之人，不远而復」。「总释众疑，故曰弘明」，「弘明」的意思由是而来。
3.08 万字 | 2019-04-07 14:27更新
穆王于昆仑王、王屋山、嵩山、华山、泰山、衡山、恒山、终南山、会稽山、青城山、天台山、罗浮山、崆峒山致王母观，前后度道士五千余人，秦始皇帝并吞六国，招方士，好长生之术，遣使往蓬莱采不死药，造宫观一百余所，度道士一千七百余人。汉文帝、窦太后并好黄老之术，造宫观七十二所，敕天下如不通黄老经者，不得注官。又亲访河上公问道德之要，天下大治。计度道士一千余人。 孝武帝奉道弥笃，感王母降于宫中，遗帝白银像五躯，曰是太上老君之真形也。 帝别营三殿而供养之，后移像于柏梁台上，后又移于甘泉宫内。以一殿而并列之，南向设座，自兹始也。又度公主数人，及度道士约五千余人，并造观三百余所。 其嵩岳万岁观、泰山登封观、华山集仙观、终南望灵观，王屋通天观，并不得令庶姓居之，以为恒式。其万岁观因帝巡幸而闻山呼，遂舍行宫而为观焉。至孝宣帝时，有上党郡功曹李恽，因入抱犊山采药，于石室内获天书四十余卷，并玉箱玉杖，献于河东郡太守张纯。纯立遗使上进，帝视之大惊，不觉流涕，乃令宣示内外臣僚。时冉癸为主书中郎将，见之泣曰：“此是武帝临崩时遗制令葬于梓宫之内，何由至此”及披之卷后所有臣僚斜姓名，于今见有存者。帝乃遣使检校茂陵，即又安完如故。帝乃为武帝造观二所，一在长安城内，一在茂陵之下，以奉先帝也。复度道士二十人，以奉香火也。后赤眉之乱，茂陵为贼所发，于梓宫之中，但见有剑一口。方欲取之，其剑忽然哮吼腾空而去。 世祖光武皇帝既平王莽，天下大定。东封礼毕，乃为本朝十一帝追荐。及南阳舂陵名山大川、长安、洛阳，计造观一百二十所，度道士一千八百人。魏明帝为武帝及先太后造观于五都，计一十三所，度道士一百九人，仍诏道书同御史装饰。吴主孙权于天台山造桐柏观，命葛玄居之。于富春造崇福观，以奉亲也。建业造兴国观，茅山造景阳观，都造观三十九所，度道士八百人。晋武帝于洛阳造通天、洞天、灵仙、灵宝四观，及诸州共二百所。先魏末陇右临洮郡有神人，长三丈，著白衣，垂素发，戴金冠，现于襄武县，告县人王始曰：“不久当见太平。” 及武帝授禅，果天下一统。帝乃令于所现处造告平观，即李宗之故居也。别度道士七人，并前后所度道士，共计四百七十二人。时吴郡临平湖岸崩，获石鼓一枚，遣使上进。帝问司空张华，此物何用曰：“但以桐木刻作鲸鱼形，扣之必有声，闻于数里。”至惠帝时，于宫中忽夜鸣不已。帝甚恶之，乃迁嵩山万岁观，击之集众，自兹始也。后魏道武帝于云中太原及河朔造观计五十所，度道士六百余人。 太武敕令天下造太平观共二百七十五所，度道士一千三百人。帝受箓，改太平真君元年，仍令四方内外上书言太平真君皇帝陛下。自后帝嗣位，并皆受箓。后周武帝于长安造通玄馆，以延羽客。隋高祖文皇帝迁都于龙首原，号大兴城。乃于都下畿内造观三十六所，名曰玄坛，度道士二千人。炀帝迁都洛阳，复于城内及畿甸造观二十四所，度道士一千一百人。 皇朝高祖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于隋末大业十三年感霍山神，称“奉太上老君命告唐公，汝当来必得天下。”到武德元年，晋州浮山县羊角山著素衣，戴金冠，乘朱骢白马，令吉善行告神尧：“汝今得圣理，可于长安城东致-安化宫而安道像，则神稷延长，天下大定。”善行辞，“见天子何以为据”太上曰：“但去，有献石龟者，可以为信。”善行乃告晋州刺史贺若孝义。孝义遂将善行见秦王，具言神人现事，群臣拜庆。遂差左亲卫帅杜昂与善行于所现处设祭，太上又现，一如善行所言，以鞭指昂曰：“汝是何人”昂曰：“是秦王使者。”太上曰： “我不饮不食，何用祭乎所有委曲，令人具知。”昂还，乃言神人复现。秦王大悦，乃令昂将善行入京上奏。至京立未定，果有印州治中张达献石龟，上有文曰： “天下安，子孙兴。千万岁，千万叶。”遂入面奏。高祖大悦，诏授善行为朝散大夫，赐物一百段。乃令通事舍人柳宪于羊角山立庙，复改浮山县为“神山县”，羊角山为“龙角山”。太上又现，为善行曰：“天子喜欢否”对曰：“大喜。” 又曰：“疑惑何事”复对曰：“为不知圣者姓名耳。”太上曰：“我是无上神仙，姓李氏，号老君，即我也。我即帝之祖也。《史记》中有传，亳州谷阳县本庙有枯桧再生为验。我已令周公旦领神兵助国家打刘黑闼，得四月节，即破矣。”孝义又令善行入奏，高祖乃敕善行驰驿往洛阳军所，宣敕示谕。至时果平黑闼，四海大定，枯桧亦重生焉。乃改庙为“庆唐观”，今观内有明皇御制书碑，及列圣真容并在。武德三年，诏晋阳道士王远知授朝散大夫，并赐镂金冠子紫丝霞帔，以预言高祖受命之征也。太宗又加远知银青光禄大夫，并远知预言之故也。羽衣人赐紫衣，自兹始也。高宗龙朔二年，诏洛州长史谯国公许力士，于邙山建上清宫以镇鬼。仙洞掘得古石案，即仙人帛仲理之故基也。及功毕，帝令设醮，太上又现，百官进表称贺，帝大悦。乾封初，帝东封礼毕，回銮亳州，亲谒太上，谨上尊号为“混元皇帝，”圣母为“先天太后”，仍改谷阳县为“真源县。”又为太宗及文德皇后造东明观于京师，又敕道士宜隶宗正寺，仍立位在亲王之次。 文明元年，天后欲王诸武，太上乃现于虢州阌乡县龙台乡方兴里皇天原，遣邬玄崇令传言于天后云：“国家祚永而享太平，不宜有所僭也。”天后遂寝，乃舍阌乡行宫为奉仙观。后庆山涌出于新丰县界，高三百尺，上有五色云气，下有神池数顷，中有白鹤鸾凤，四面复有麒麟狮子。天后令置庆山县，其诸祥瑞，具载《天后实录》，以表国家土德中兴之兆也。又舍中岳奉天宫为嵩阳观，以追荐高宗大帝也，竟传位于中宗孝和皇帝。景龙元年，敕天下州郡并令置景龙观，二年改为“中兴观”，三年改为“龙兴观”，其度人一依前代故事。睿宗舍东京宅为“景云观，”又舍太原宅为“唐隆观”，为资荐天皇天后也。 明皇开元中，敕诸道并令置“开元观”，又制《混元赞》，帝亲书，勒之于石。又敕五岳置“真君庙”，又敕上都置“太清宫”，东都置“太微宫”，以太原神尧旧宅为“紫微宫”，潞州潜龙故宅为“启圣宫”，并给衮冕绛纱帷帐交龙门戟，一如宫阙之制。帝又注《道德经》及制序引，诏天下士庶并令家藏一本。 两街道众乃以幢幡伎乐自禁中迎引，归于太清宫，香花之盛，近古未有。又敕置道举，一如礼部之制，帝亲自策之，达者甚众。后蒲州奏，因修紫极宫，掘地获玉石，状如半月。复有仙人杵药之像，扣之有声，颇甚清远。帝令悬于太原玄元庙庭，号之为“偃月磬”。东都留守张琦奏：汝州鲁山县因修仙居古观，获玉瑛，扣之声闻数里。帝令悬于太清宫圣祖庙庭。衢州为建观宇，穿地得鱼一头，长三尺，其状似铁，微微带紫碧之色，又如青石，光莹雕镌，殆非人功所成也≯之甚响，其鱼亦不能名，遣使来献。帝令宣示百僚，亦不能辨。帝乃呼伪“瑞鱼磬”，仍命悬于太微宫，非讲经设斋，不得击之。由是诸观竞以木石模之，以代集众。 又诏诸官悉以宰臣及本道节度使领之，永为常式。帝又制《霓裳羽衣曲》、《紫微八卦舞》，以荐献于太清宫，贵有异于九庙也。帝东封，获江淮间三脊茅，乃令于所获之地置灵茅观。及礼毕回，谒圣祖于亳州本宫，亲札《道德经》于石，作大幢，造八角楼，覆之于虚无殿之前。又幸怀州开元观及阌乡奉仙观，为王公万民所请，亦亲札二经，以大石对峙立之，一如太清之制。乃诏授邬玄崇为虢州刺史—元十七年夏四月五日，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张敬忠奏，大圣祖混元皇帝应现于当管蜀州新津县津兴尼寺佛殿柱上，自然隐起木文，为太上老君圣像。当顶上有华盖，足下前后各有云叶天花，共一十三处。谨差判官益州功曹参军王大鐄检覆得状，与本州刺史李忠徇、别驾卢昉、县令李韶、道士僧尼一百三十人状同，方敢上奏。至五月二十四日，敕差内侍林昭隐宣取像柱入京，于大同殿供养。又令两街宫观各赐供养七日，却令进入大内，于今见在。前后瑞应极多，难以具录。 二十九年正月七日，陈王府参军田同秀于丹凤门外忽见紫云自西北暎楼，又见混元乘白马，侍従二童子。二童子谓同秀曰：“我昔与尹喜将入流沙之日，藏一匮灵符在桃林故关尹喜旧宅，汝可请帝取之。”同秀具事闻奏，敕差内使李志忠监同秀往陕州桃林县南十二里故函谷关墟求访之。俄有紫云白兔现于枯桑之下，便乃穿掘，下到水际，得石函经匮，玉版朱书细篆。帝闻奏大悦，即令京师列十部乐，歌舞鼓吹，自通化门入。其文于宝舆中五色放光，洞照天地。帝于丹凤楼上，身披龙衮，手执金炉，六宫嫔婇，竞于楼上焚香散花，遥自作礼。帝又令乱撒金钱于楼下，纵令士庶分取，以为欢乐。斯须，山呼之声，震动京邑。帝令置宝符于灵昌殿，是夜楼阁林树之上，皆有神灯。乃于正月一日改开元三十年为天宝元年，改桃林县为“灵宝县”。其后三年，帝见灵符有“天宝千载”之字，天宝已应改元之号，遂改年为载，乃于其地长乐亭置天宝观，御制并书灵符铭，立于所获之处。又于大内置“灵符殿”，赐同秀五品正员官。宰相请加尊号为“开元天宝神武”之字，制可之。乃大赦天下。其年闰四月，帝梦混元谓帝曰： “我在城之西南久矣，当与汝于兴庆相见，可速迎我。”帝谓宰相李林甫、牛仙客曰：“朕临御海内，向三十年，未尝不五更而起，具朝服礼谒真容，为苍生祈福。近因假寐见混元。”具言上事，遂差内使与道门威仪萧玄裕于城西南寻访。 数日，忽于楼观山谷间见有紫云现，白光属天，于其下穿之，果得玉像老君，高三尺余以进。其日帝在兴庆宫大同殿亲自迎谒，果符兴庆之言，置于内殿供养，仍令所司写真容，分送天下诸道宫观，遂大赦天下。五载，帝梦见混元言：“我有灵应，寻当自至。”遂于太白山获灵符玉册，及迎到京，置于灵符殿，亲自供养。仍封太白山神为灵应公，改获符洞为“嘉祥洞”，于山下置“真符县”。乃令诸道置真符观，仍编入史。其年十二月，帝幸华清宫；其月四日，日未出时，忽见骊山顶云物积异，须臾云散，见混元圣祖现于朝元阁上。帝与内人瞻谒，良久乃隐。诏改会昌县为“昭应县”，其新丰县隶入昭应。又封会昌山为“昭应山”，封山神为“玄德公”，改朝元阁为“降圣阁”，内出图本，颁示天下，宣付史官。 八载，帝获二十七仙玉像于宁州罗川县，敕令迎像入京，一如天宝初迎灵宝符仪注故事。帝亲自制赞，寻改罗川县为“真宁县”，于所获处造通圣观，帝制碑文立之，于今并在。其年六月，大同殿产玉芝一茎，又造金仙、玉芝二观，复度公主二人为道士。又太白山人李浑上言，见混元言：“金星洞内有玉版石，记圣皇福寿之符。”敕御史中丞王鉷入游谷，行四百余里，求而得之。敕以殊祥颁示中外，乃于其地造灵符观。闰六月丙寅，帝谒太清宫，加五圣尊号，作仲尼四子像，侍立于混元之前。又敕十道大郡置玉芝观，大赦天下。九载，太白山人王玄翼上言：“混元大帝降现，言宝仙洞中有妙宝真符，谓帝取之。”敕刑部尚书张均、工部尚书王倕往取，获之。乃造真灵观。十三载正月，帝谒太清宫，又上混元尊号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混元天皇大帝”，五圣各加谥号。帝加“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证道孝德皇帝”，大赦天下。十五载，帝幸蜀，混元现于汉中郡三泉县黑水之侧。帝亲礼谒，遂命刻石像真容于所现之处，又于利州益昌县山岭上见混元骑白卫而过，示收禄山之兆。诏封其山为“白卫岭”，于所见之处置“自然观”。又于嵩山置“兴唐观”，成都置“福唐观”。 肃宗至德二载三月十八日，混元现于通化郡云龙岩，初因郡人为国祈福，建大斋会。十八日，忽烟雾异香，氤氲不散，至辰时渐渐开霁，神光照天，因见混元真像立于山前，自地接天，通身白衣，左手垂下，右手执五明之扇，仪相炳然。 众尽瞻礼。其山虽高，亦不及肘，良久乃隐。遂具上奏，内出图本，太上皇制赞并序，文繁不录，具编史册，仍示天下。乾元二年，帝夜梦二青童导従至一宫阙，谒见混元。混元衣云霞之衣，冠九凤之冠，坐方席，垂宝盖，凭玉几，执白拂。 左右侍卫真人、玉女、神仙、童子、五天力士，罗列极众。帝著绛衣秉圭，立侍于混元之后，游涉山海，经历甚远，帝一一潜记。又见混元须发皆黑，及明，宣下两街，访诸瑞像于务本坊光天观圣祖院，果获黑髭老君之像。图写以进，帝见大悦，一如梦中所睹。乃出帝真容，令侍立于混元之后，仍颁示于天下，普令供养。 代宗初，于楚州安宜县获八宝，因改安宜县为“宝应县”敕于所获处造“宝应观”。遂改元为“宝应元年”，大赦天下。 德宗贞元十年，混元潜使金母累降于果州金泉山，授炼气之术，付女贞谢自然，修习功成。以其年十月十六日，白日上升，后三月乃归，谓刺史李坚曰： “天上有玉堂最高，老君居焉。壁上皆题神仙之名，时注脚下，云在人间，或为帝王，或为宰辅。神仙入谒老君皆四拜焉。”自然言讫，遂却升天。 敬宗宝历二年正月，帝有事于南郊，朝献太清宫，御驾将至长安。县主簿郑翦，忽见老君衣白衣，容状异常，谓翦曰：“当此路有井，可速实之。不然，祸在不测。”翦惊惶顾，其地已微陷，遂并力实之，因失老君所在。驾至，具以上闻，百官称贺。诏兵部侍郎韦处厚为碑，起居郎柳公权书，立于实井之侧，乃编付史官。其年十二月十八日，柳公权书碑之际，忽有劲风飒然而起，旋飚不已。 乃见混元著紫衣，金冠金履，立于白莲花之上，右手执五明扇，左手垂下，空中光明如金色。公权与镌碑人瞻睹良久，因以物画地记形像。及画毕，混元忽以扇指空中，流光四散，乃腾空而去。众皆侧身仰视，渐远渐小，没于云中。遂以事上闻，诏编事迹入碑之中，又敕于两京造“延唐观”。 文宗开成二年五月，中书舍人高元裕为阆州刺史，于州北八九里喜陵江上小山之前，忽见崖壁间光彩有异。近而观之，石上自然石文，成老君真像，眉发衣章，巾履服饰，无不周备。傍有一人，宽衣大袖，持炉荐香。后一人童子，双髻高束，谨若听命，皆非人力图绘镌刻所及。元裕每有祈祷，即紫气上浮，又有灵泉自涌。士民请福，无不立效。遂刻石建宇，用旌其瑞，乃画图呈进，乞编入史。 诏従之。 武宗会昌元年，敕以二月十五日大圣祖降诞之日为“降圣节”，仍令两京及天下诸州府设斋行道作乐，赐大酺三日，军期急速，亦不在此限，永为常式。 懿宗咸通十年九月十日，徐州逆寇庞勋，领従党三千余人来亳州太清宫。其日宫北百姓三百余人，见老君自宫中乘空而南，须臾黑雾遍南川中。群贼迷路，自相杀戮，庞勋溺水而死，群凶自此殄灭。汴州节度使太清宫使李蔚具事上闻，诏曰：“吾国家系承混元，教导清净∴县旧里，圣祖故乡，宫宇具严，庙貌斯设。 昨者余妖奔突，纵火将欲焚烧，阴雾覆闭于晴空，狂寇颠迷于道路，散逸原野，遂至诛夷。缅惟玄功，申兹灵贶。”内出青词，又委李蔚虔申告谢，布示中外，仍付史官。十三年三月，台州刺史姚鹄奏：于天台山修老君殿，于其地穿获得石函册文以进，乞付史馆，颁示四方。诏従之。 广明二年三月，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奏，据晋州申：龙角山庆唐观老君殿侧柏树上，瑞葛枯死重生。先是武德中混元应现后，于二树间立殿宇，逾年之后，柏树上忽自生葛蔓，长十余丈，荣茂于常。其后齐王夺嫡，此蔓枯死。旬月之后，自其末青翠再生，齐王遂败。至中宗复位，安史叛逆，朱泚谋乱，皆忽枯落，久而复生。广明元年，黄巢犯阙，其年秋葛蔓枯死，二年春枝叶重茂。又于傍树上别生一枝，旬日之中，长五十余尺，相对繁茂，有异于常。奏诏褒美，编付史官。 其后祥异，皆有诏敕，盖美乎葛藟庆其孙谋，瓜瓞昭其远祚，混元流贶，奕叶无穷者也。皇帝驻跸西蜀，中和二年八月九日进到，帝令宣示内外。三年三月十一日，亳州刺史潘稠差道士马含章、孙栖梧等奏，太清宫自乾宁四年，后累有逆寇侵犯真源，少或逾千，多或至万，皆窥伺是宫，欲为焚劫，或来攻城邑，或旁犯县城。老君皆密垂神化，忽起浓云，或驱以阴风，或击以雷雹，率皆颠沛，寻至败亡。灵贶益彰，神功罔测。寻诏升真源县为畿县，仍内出青词，修崇告谢，帝即稽首东拜。八月十二日，敕亳州太清宫是混元降圣之里，名高道祖，福荫皇基，九宫之瑞井涵空，一鹿之仙踪在树，累代之祯祥可纪，近年之感应尤彰，所宜严盛于福庭，安可荒凉于静宇潘稠能施善政，久染真风，广出俸钱，备修宫观。垣墉栋桷，无不精新，像设丹青，弥加焕丽。观图考事，深可慰嘉。其住宫威仪道士吴重玄可赐紫，仍号“凝玄先生”。道士马含章、孙栖梧并赐紫，潘稠加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余并如故。其年八月二十九日夜，诏帝房宗室李特立与道士李无为，于成都府青羊肆元中观混元降生旧地，设醮祈真，忽见虹光如弹丸许，渐渐明大，出于殿基东南竹林中，跳踯入西南梅树下没。于没处穿地三尺已来，得宝砖一口，长一尺一寸五分，阔七寸四分，一寸厚一边三分，并有花文；一边厚一寸八分，重一十二斤，有古篆六字各方二寸，深三分。镌刻莹洁，迨非人工。文曰：“太上平中和灾。”九月一日，西川节度使侍中陈敬瑄奏曰：“皇帝陛下稽古顺天，膺图抚运，凝怀至道，属想大同，是用省方，以明罪己。深仁旁达于下土，至德升闻于上玄，符谶允臻，祯祥间出。降太上匡时之命，清中和寇孽之灾，乃示明文，爰形古篆。足表妖氛即殄，圣祚无疆，克知收复之期，便是清宁之日。”至十二日，帝令宣示百官。中书侍郎平章事韦昭度、户部侍郎平章事萧遘、门下侍郎平章事郑畋、御史中丞张渎、宗正卿嗣曹王龟年表贺曰： “伏以萑蒲啸聚，车驾省方，天灾流行，国家代有。陛下降成汤罪己之诏，征王者有征之师，顾彼凶妖，即当殄灭。清平既彰于嘉兆，幽赞爰睹其秘文。赤雀衔书，贶岂同于太上；玄龟负卦，庆难比于平灾_因宗室斋醮之辰，仍有祥光跳踯之瑞，其为感现，可谓丁宁。枢密使李顺融、十浑十二卫都指挥使田令孜表贺曰： “今者又有维城，来于仙观，至诚才发，嘉兆俄呈。现此时在地之赤光，是昔日度关之紫气，及穿积土，果获古文，验逸势于龙蛇，即知平于枭獍，于冲邃理，颇甚昭明。既太上令与平灾，知中和永昌厥祚。所现全因圣祖，掘得又自皇枝，捧此灵踪，可明天意。且混元圣祖，每逢多难，皆有殊祥，唯彼明征，备书正史。 昔于丹凤门上，告田同秀于天宝复国之期，今又青羊肆中，示李特立以陛下还宫之庆，莫不天下幸甚，乞付史馆。”帝并俞之。十五日，李特立授太子校书，李无为赐紫，仍各赐缣帛三百匹。二十一日又诏曰：“太上玄元大帝与弟子文始先生讲真经于楼观之台，约后会于青羊之肆，便乘云驾，俱入流沙。仙记传闻，地图标载，自周昭至于此日，历数约二千余年，景像寂寥，基踪牢落。今因巡幸，灵贶昭彰，殊光跳跃于庭前，灵篆申明于树下。砖含古色，字验休祯，中和之灾害欲平，厚地之祯符乃现，足表玄穹降祐，圣祖垂祥，将歼大盗之兵戈，永耀中兴之事业。须传简册，兼示寰区。已付史官，备令编录，仍模勒文字，告示诸道及军前。其观可改号为‘青羊宫’，仍置殿堂屋宇。侧近属观田地，约有两顷，近来散属黎氓，多植葱蒜，清虚之地，难使熏蒸。已赐钱二百贯，便令收赎，仍给公验，永归靖庐。宗子特立已除官，道士李无为已赐紫，所宜升奖，用荷庆灵。 敬瑄位冠公台，风行郡国，效节于延洪之代，修心于道德之乡，遂令境内消兵，地中呈宝，其为休美，倍可嘉称。”至十月七日，敕高品郭遵泰监建青羊宫土木之工，并用内库宣赐。自获灵瑞之后，至是月癸丑，近蜀郡寇，相次擒戮，旬月之内，遂至清平。驾幸青羊宫，颁赐有差。李特立赐绯，授龙州录事参军。又下诏曰：“太上垂祥，青羊应现，礼宜崇饰，用答殊休。诸道州府紫极宫，宜委长吏如法修饰，仍选有科仪道士祭醮。”是月乙卯奏，收复京城，有以见大道垂休，圣祖昭祐，洪图延永，唐祚无疆者也。又敕翰林学士承旨尚书兵部侍郎、知制诰乐朋龟撰碑立之，伏乞颁示天下，以表皇家承神仙之苗裔，感太上之灵贶，实万代之无穷也。 臣今检会従会従国初已来，所造宫观，约一千九百余所，度道士计一万五千余人。其亲王贵主及公卿士庶，或舍宅舍庄为观，并不在其数。则帝王之盛业，自古至于我朝，莫得而述也。中和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上都太清宫文章应制弘教大师赐紫道士臣杜光庭上讲。谨记。
0.00 万字 | 2019-04-07 18:53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