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齐书五十卷，作者唐李百药，内容记载了公元五三四年前后北魏分裂，东魏政权建立，中经五五○年齐代东魏，到五七七年齐亡为止的王朝兴亡史。 为了区别於曾经割据江淮的齐朝，后人称之为「北齐」。和北魏一样，东魏--北齐仍然是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联合统治的封建政权。它的疆域南阻长江，和梁、陈两朝先后对峙；西在今山西、河南、湖北，与西魏--北周分界。<br><br> 从北齐到隋的五十年间，曾先后有人编写出几种不同体裁的北齐史，其中有隋李德林的纪传体齐书和王劭的编年体齐志。公元六二二年（唐武德五年），唐高祖指派裴矩、祖孝孙、魏徵重写北齐史，长期没有写成。六二九年（贞观三年），唐太宗专设梁、陈、齐、周、隋五朝史的编写机构，命李百药写北齐史。他在其父李德林齐书基础上参考王劭齐志扩充改写，六三六年（贞观十年）全书完成。<br><br> 李德林（公元五三○--五九○）字公辅，博陵安平（今河北深县）人。他经历齐、周、隋三朝，一直担任诏令和其他重要文件的起草，获得历朝皇帝的宠用。在齐官至中书侍郎，在周官至御正下大夫，在隋官至内史令，封安平公，死在怀州刺史任上。他在北齐就参加「国史」即北齐史的编写，写成纪传二十七卷，隋时扩充为三十八篇。 李百药（公元五六五--六四八）字重规，隋末官建安（今福建建瓯）县丞。曾参加隋末农民起义，后降唐。入唐后任中书舍人，参加制定五礼和律令。最后官至宗正卿，封安平县子。<br><br> 传本北齐书大部份出於后人所补，用北史补的部份，北史具在，而且补的人还常有删节，这部份基本上可有可无；另一部份用唐人史钞补的，虽也出於北齐书，但把原文删节得不像样子，除个别地方可供参考外，价值也很低。然而从五十卷全书来说，包括补缺部份在内，它留下了这段历史的比较全而的材料。其中保留下来的十七卷李百药原文，还保存了一些不见他书的有用的材料。此外，在具体叙事上，北史常有删改北齐书而错了的，也可憑本书纠正。如北魏末年的各族人民大起义是南北朝时期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武装起义，北齐书记载了各地起义军活动的材料，有一些在北史中就作了删削（李元忠附李愍传、叱列平传等）。<br><br> 在唐初同时编写的各史中，北齐书对当时封建统治者的醜事记载较多。这是由於隋唐两朝继承北周，北齐是一个被战败灭亡的割据政权，被认为是「僣伪」，隋唐编写北齐史就相对地较少忌讳，同时也藉此证明周灭齐是所谓「有道伐无道」。北齐书之较多揭露性的记叙，也是同吸收王劭齐志的记载有关。刘知几说，王劭齐志叙事生动，语言通俗，这两点在北齐书中也仍然有所体现。 东魏、北齐时期，通过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实践，钢铁冶煉技术上有很大发展，北齐书的方伎传中记载了綦母怀文在这方面的新贡献。方伎传中还记载了数学家信都芳、天文学家张子信的事跡。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邢邵和唯心主义者杜弼关於形神问题的辩论，在北齐书中也有比较详细的记录，留下了一份哲学史上有价值的文献。<br><br> 北齐书早在唐代中叶以后就逐渐残缺，也不断有人补缺。到北宋初就只有十七卷是李百叶的原文，其余都是后人以北史和唐人史钞中相关纪传补全。这部书初次刻版付印，流传下来的就是这种补本。我们重编总目时，凡是后人所补的各卷都注上了「补」字。这部书的最早刻本，据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记载，是在北宋末政和中即十二世纪初。这个最早的刻本早已失传。我们用来校勘的是：一、有元明两朝补版的南宋刻本即三朝本（武汉大学图书馆藏）；二、明万历间南京国子监刻本（简称南本）；三、明万历间北京国子监刻本（简称北本）；四、明末毛氏汲古阁本（简称汲本）；五、清乾隆四年武英殿本（简称殿本）；六、清同治十三年金陵书局本（简称局本）；七、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本（简称百衲本）。百衲本三十四卷前影印三朝本，三十四卷后影印残宋本。这七种本子中，我们以三朝本、南本、殿本为互校的主要本子。为了避免烦琐，在三种本子内互校，择善而从，除少数需要说明者外，一般不出校记。除了版本互校外，我们还通校了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北史、资治通鑑、通志中有关部份。<br><br> 由於北齐书大部份为后人所补，这给校勘带来一系列复杂问题，这一些在点校后记中说明。
最近更新 卷三十列传第二十二| 2019-04-05 15:43
南史八十卷，北史一百卷，唐李延寿撰。南史起公元四二○年（宋武帝永初元年），终公元五八九年（陈后主祯明三年），记述南朝宋、南齐、梁、陈四个封建政权共一百七十年的历史。北史起公元三八六年（北魏道武帝登国元年），终公元六一八年（隋恭帝义宁二年），记述北朝魏、北齐（包括东魏）、周（包括西魏）、隋四个封建政权共二百三十三年的历史。两书合称南北史。<br><br> 李延寿，唐初相州人，官至符玺郎。在唐太宗时代，他曾先后参加隋书纪传、十志和晋书的编写工作，还参预过编辑唐朝的「国史」，并著有太宗政典。<br><br> 南北史的撰著，是由李延寿的父亲李大师开始的。隋末，李大师曾在农民起义军领袖窦建德所建立的夏政权中做过尚书礼部侍郎。窦建德失败后，他被唐朝流放到西会州（今甘肃境内），后遇赦放回，死于公元六二八年（唐太宗贞观二年）。 当李大师开始编纂南北史的时候，沈约的宋书、萧子显的齐书、魏收的魏书已经流传很久，魏澹的魏书和王劭的齐志等也已成书。而当李延寿继续编纂南北史的时候，梁、东、北齐、周、隋五代史的编纂工作也正在进行或定稿。既然关于南北朝的史书已有多种，那么，李氏父子为什么还要另外编写这一时期的历史著作呢？李延寿的自序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他的父亲「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虜’，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並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显然，在隋、唐全国统一的局面形成后，人们很需要综合叙述南北各朝历史的新著。同时，分裂的封建政权互相敌视的用语如「索虜」、「岛夷」之类，已与全国统一后南北各民族大融合的形势不相适应比李延寿时代稍后的刘知几也强烈反对这种称谓。所以李氏父子打破了朝代的断限，通叙南北各朝历史，又在书中删改了一些不利于统一的提法，正是反映了当时历史的要求。这也是南北史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br><br> 李大师本是仿照吴越春秋，採用编年体，没有成书。李延寿在他的基础上，改用史记纪传的体裁，删节宋、南齐、梁、陈、魏、北齐、周、隋八书，又补充了一些史料，写成南史和北史。公元六五九年（唐高宗显庆四年），这两部书经唐朝政府批准流传。唐高宗对它很重视，曾亲自为之作序，但这篇序到宋代已经失传。<br><br> 南北史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突出门阀士族的地位。它用家传形式，按世系而不按时代先后编次列传，一姓一族的人物，集中在一起。这种编纂方法並不开始于李延寿。刘宋时，何法盛著晋中兴书，就有瑯邪王录、陈郡谢录等篇名，就是将东晋大族王、谢两家的人物集中为传。北齐魏收著魏书，也是参用家传形式。但魏书对大族中的重要人物还是抽出来单独立传，南北史则凡是子孙都附于父祖传下，因此家传的特徵更为突出。这不仅是方法问题，而是南北朝时期社会现实的反映。 南北朝是门阀士族统治的时代，世家大族倚仗祖先的政治地位和宗族姻亲的党援，享有政治特权，佔有大量部曲、佃客、奴婢、荫户和土地。高门子弟从青少年时期就在中央或地方任官，三四十岁便可飞黄腾达。大族之间以及大族与皇室之间由婚姻关系联结起来，构成一个膠漆坚固的特权阶層。他们也排斥着庶族地主。「地望」和「婚」、「宦」，是门第高下的重要标帜，这些都记载在他们的谱牒里。所以南北朝的大族特别重视谱牒，讲究谱学。但是，激烈的阶级斗争冲击着高门大族，从南北朝到隋末的历次大规模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门阀士族。许多大族地主被革命的农民所镇压，或被赶出他们原来盘据的地区。<br><br> 他们的谱牒连同他们的家业，也被革命的洪流冲刷得荡然无存。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地位迅速下降，门阀士族的「盛世」已经江河日下。<br><br> 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为了挽救自已的颓运，他们用尽了各种手法。在史书里塞进家谱，就是其中的一种。魏收就曾直言不讳地说：「往因中原丧乱，人士谱牒遗逸略尽，是以具书其枝派。」这就是企图通过修史来肯定门阀士族的世袭特权。唐朝初年编纂梁、陈、北齐、周、隋五代史，对「朝廷贵臣，必父祖有传」，也是要把新贵和旧门阀联系起来，从而恢复旧门阀的政治地位。出身陇西大族的李延寿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写成南北史的。<br><br> 南北史和宋、南齐、梁、陈、魏、北齐、周、隋八书相比较，从史料的角度来说是长短互见的。八书保存史料较多较详，经过南北史的删节，篇幅仅及原书总和的二分之一，自然不免缺略。它所删掉的，在本纪中多属册文、诏令，在列传中多属奏议、文章。删节以后，叙事部分相对突出，读来比较醒目。可是，也有删所不当删的地方，例如北魏李安世关于均田的奏疏，梁朝范缜关于神灭的著名辩论，都是有关当时阶级关系和思想斗争的重要资料，南北史一则摒棄不録，一则删存无几。在删节过程中，还有由於疏忽而造成的史实錯误，甚至文气不接，辞义晦涩。这些都是这两史在编纂上的缺点。<br><br> 南北史并非单纯节抄八书，它也根据当时所能见到的资料作了不少补充。例如南史补了王琳、张彪等人的专传，在循吏、文学、隐逸、恩倖等类传中也补了若干人的整篇传记。北史因魏书不记西魏史事，所以它根据魏澹魏书补了西魏三帝纪，后妃传中补了西魏诸帝后，宗室传中对人关的元魏宗室都增补了资料，此外还补了梁览、雷绍、毛遐、乙弗朗、魏长贤等人的专传。至于增加附传或在原来的纪传中补充史实的地方也为数不少。有的原传文字无几，增补的部分超出数倍，如南史的恩倖传就是例子。所补史料，也有些價值较高的。例如南史郭祖琛传，通过他所上的封事，揭露了梁武帝残民佞佛的弊政。茹法亮传保存了唐禹之起义的部分史料。巴陵王子伦传和吕文显传记录了宋、齐两代中书舍人和典籤权力膨胀的事例。范缜传增加了他不肯「卖论取官」的一段对话，表现了这位唯物主义思想家的战斗精神。北史李弼等人传后，对西魏、北周的军事制度有较详细的记载。苏威传补充了江南人民反隋斗争的史实。这些都是有关政治经济和阶级斗争的重要史料，有助于我们了解和研究南北朝时期的历史。<br><br> 李延寿自序说他补充的史料很多出于当时的「杂史」，即所谓「小说短书」，故事性较强，且多口语材料，增补入传，常常能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更能反映当时真实情况。这类资料在南史的何佟之传，北史的东魏孝静帝纪、高昂传、斛律金传、李稚廉传、尒朱荣传中都可以发现。但因此也掺入了大量神鬼故事、谣言谶语、戏谑笑料，这又是它的严重缺点。总之，南北史就史料的丰富完整来说，不加八书，但也不乏胜过八书的地方。作为研究南北朝历史的资料，可以和八书互相补充，而不可以偏废。<br><br> 本书点校，南史和北史都是採用百衲本（即商务印书舘影印元大德本）为工作本。南史以汲古阁本、武英殿本进行通校，以南、北监本和金陵书局本作为参校。北史以南监本、武英殿本进行通校，以北监本、汲古阁本作为参校，又查对了北京图书舘所藏宋本残卷。版本異同，一般择善而从，不作校记；但遇有一本独是或可能引起误解的地方，则仍写校记说明。<br><br> 除版本校勘外，还参校了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和通志。因为南北史本是节删八书，它的原则是「若文之所安，则因而不改」，这八部史书当然可以作为校勘的主要根据。而通志的南北朝部分，则基本上是钞録南北史，文字上的異同，对于校正这两部史书也有一定的参考價值。此外，还参考了通鑑、太平御览、通典等书。前人成果利用最多的是钱大昕的二十二史考異和张元济、张森楷的南北史校勘记稿本。其他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张熷的读史举正，洪颐煊的诸史考異，李慈铭的南史札记和北史札记等书，也都曾参考。<br><br> 各卷目录基本上保持元大德本原目，只改正了其中若干错误。
最近更新 卷八十 列传第七十| 2019-04-05 16:09
《西铭》原名《订顽》，为《正蒙乾称篇》中的一部分，张载曾将其录于学堂双牖的右侧，题为《订顽》，后程颐将《订顽》改称为《西铭》，才有此独立之篇名。 此篇之核心思想在于：以乾坤，天地，和父母（含男女，夫妇及家庭）为一体，以乾坤确立起感通之德能，阐明此德能如何从个体之身位向家庭或家政展开，并推达到天下。隐而不显的是“气之本体”感发的思想，是气之感通性贯穿其间，如果离开了“气”的贯通和感通性的话题，是不会有文本语句之层层展开的。这也与张载本人的“气本论”是相通，而乾坤之说源于《易经》，与阴阳之气的理论也相关。<br><br> 此篇虽“大抵皆古人说话集来”（《朱子语类》卷九十八），但全部由儒家典籍中引证事例。可以把它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为思想之发挥，后一部分是具体之事例的列举。观其文字，确实大抵“皆”是对儒家四书五经的字句的采撷，这恰好反映了那个时代以及张子本人写作方式的特点<br><br>-------------------------------------------------------------------------<br><br>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br><br>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br><br>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厎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br><br>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最近更新 | 2019-04-07 14:05
《申子》是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法家代表人物申不害的所著。申不害（约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7年），郑国京（今中国中部河南省荥阳县东南）人，韩国灭掉郑国后，韩昭侯重用他为丞相，在韩国主持改革，十五年间便使韩国强盛起来。《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说他原来信奉道家思想，后来分化出来，成为法家。他的著作《申子》原来有两篇，《汉书。艺文志》中说是六篇。清朝时，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有《申子》的辑本，但不是原貌了。现只在《群书治要》第三十六卷所引《大体篇》和一些佚文。<br><br> 申不害继承了道家的学说，主要从道家里边吸收了“君人南面之术”，即驾御大臣的权术，以此来加强法家当时所主张的君主中央集权制度。他主张君主“无为”，即不从事任何具体的工作，只是不动声色地用“术”去驾驭臣子。根据《韩非子。定法篇》中的解释，“术”的意思是说，君主要按照大臣们的才干授予官职，还要经常对他们进行督促和考核，根据政绩来决定赏罚。 申不害强调，明君是身体，大臣是双手，君主要掌握权柄，大臣去做具体的工作。即君主要把立法、任免、赏罚等大权掌握在手，做事要抓要害，抓大事。因此，君主要防止大臣蒙蔽君主的视听，防止大臣主权独断，侵害君主的权力，那样很可能导致大臣谋杀君主而自立为王。<br><br> 申不害主张的“术”，最典型的就是“藏于无事，示天下无为”，这是具体的驾御大臣的权术。要求君主“去听”、“去视”、“去智”，就是装听不见，装看不见，装不知道事情真相，避免暴露自己，这使大臣摸不清君主的底细，没办法投其所好，也就没法掩盖他们自己的缺陷。而君主则可以看得明白，辨别出忠臣和奸佞小人。<br><br> 韩非认为，“术”是必要的，但只讲术而忽视法，会导致法令前后矛盾，给人可利用的机会。所以，韩非批评申不害是只懂得“术”而无法，所以改革成效不大。
最近更新 佚文| 2019-04-07 19:26
金史一百三十五卷，其中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是记载女真族所建金朝兴亡始末的一部史书。女真族是我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公元十二世纪初，女真滅辽，臣服了西夏，建立了与宋南北对峙的金朝。金以今天的北京为中心，在北方统治了近一百二十年，对我国的历史产生了极大影响。早在元世祖中统二年（一二六一），本着「国亡史作」的惯例，便已开始议修辽、金二史。宋亡，又议修辽、金、宋三史。但由於当时以哪一朝为「正统」长期争论不休，体例不能确定，故一直没有修成。直到元顺帝至正三年（一三四三），才決定宋、辽、金「各与正统」，并任命丞相脱脱为都总裁官，主持修史。次年十一月，金史修成，这时脱脱已罢相，由新相阿鲁图继任都总裁官，由他奏上。在参加修史的人员中，值得一提的是欧阳玄（一二八三--一二五七），元修三史的「发凡举例……至於论、赞、表、奏，皆玄属笔」（元史卷一八二本传）。欧阳玄字原功，浏阳人，曾做过翰林学士承旨等官，有圭齐文集传世。<br><br>金史修成所以如此之快，主要是修史所依据的材料比较充分。首先是金实录。金建国以后，仿历代王朝成规，金主九代大都撰有实录。这些实录，在金亡时，都被降元将领张柔载归北去。中统二年，他把这些实录交到了史馆。不过，由於战乱，这些实录已有亡佚，如卫绍王一朝的实录，就是中统三年王鹗据杨云翼日录、陈老日录等补缀。<br><br>在这之前，金末文人元好问（欲之）曾想利用金实录撰修金史，未能实现。但所传中州集及壬辰杂编，保存了不少他蒐集的金史史料，这两部书也为修撰金史之所本。又，金末文人刘祁（京叔），目睹金的亡国，他从汴京辗转两千余里，回到故乡浑源以后，写了归潛志一书，记载了作者所熟悉的人和事，对了解金末文人及社会情况有极大参攷价值。故元史馆的臣僚说：「刘京叔归潛志与元欲之壬辰杂编二书，虽微有异同，而金末丧乱之事犹有足徵者焉。」（金史卷一一五完颜奴申传）这些都为修金史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所以在元人修的三史之中，金史要算是较好的一部。金史比较系统地记载了女真族的发展历史，尤其是关於女真及其有关各族早期的情况，多不见於其它史籍。本书的志比较详备，为我们研究金代各项制度、行政区域、自然现象等，提供了不少有用的资料。<br><br>但是，金史在敍事方面，也存在不少缺略和错误，这些问题，清人施国祁的金史详校多已指出，不再赘述。此外，宋、辽、金三史之间的关系，由於各书所据史料不同，而史官记事又往往从本政权的角度出发，有所迴护，所以有关同一事件的记载，難免互有差异。遇到这种情况，就需要各史参看，才能了解事件的全貌和真相。百衲本影印的元至正刊本（其中八十卷是初刻，五十五卷是元朝后来的覆刻本），是现存金史最早的本子。这次点校就採用它作底本，并与北监本、殿本参校，择善而从。此外，还参考了大金国志、大金吊伐录、大金集礼、归潛志、中州集、三朝北盟会编等书，以及残存永乐大典的有关部分，以订正本史的错误。对於前人校勘成果，採用最多的是施国祁的金史详校，但校勘记中没有逐条注明，对於施说举證缺略的地方，还作了一些补充。底本卷首原有进金史表等几份材料，现移到书末，作为附录。每卷的卷目，基本上保持原状。
最近更新 进金史表| 2019-04-05 15:41
《平宋录》（又名《丙子平宋录》）3卷，记叙至元十三年（1276年）地军南下临安及宋幼主赵（显）被俘北迁事，颇有史料价值。<br><br> 刘敏中（1243-1318）字端甫，号中庵。元代济南章丘人。少时勤奋好学，卓异不凡，13岁能谈论沼学为人之道，当时的散曲作家杜仁杰非常欣赏其才学。20岁时被召征入朝，授中书掾。至元十一年（1274年），擢兵部主事，官拜监察御史。时蒙古贵州桑哥执掌朝政，刘敏中多次上书弹劾桑树哥结党营私、恣意不法的行为，元世祖不予采纳，遂辞职归。后又起用为御史如都事。时同僚王约因言事得罪桑哥，桑树哥欲治其死罪，朝中百官无一人伏义直言，刘敏中“杜门称疾”，上书辞官，以示抗议。后改迁为燕南肃政廉访副使。桑哥因罪罢官，刘敏各又入朝为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监祭酒石酸。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年），改任宣抚使，巡行辽东、山北诸郡，对不法官吏多有惩处。大德九年，入朝为集贤殿学士，商议中书省事。他针对时弊，上书陈十事，主张整顿朝政，任用贤良，杜绝私门，剔除奸蠹。<br><br> 元成宗去世后，朝中展开皇位继承权的争夺。刘敏中从维护国家统一的大局出发，力争怀宁王海山继位，反对皇后称制听政，因此得罪掌权的后党，被排挤出京。后来怀宁王继位，是为刘敏中被武宗召入京城，重任集贤殿学士，仍商议中书省事。不久任河南行省参知政事，旋又改为治书侍御史，出任淮西肃政廉访使、山东宣慰使，召为翰林学士承旨等职。后因病辞官返乡。仁宗继位（1311年）后，曾召谙知政务、素有声望的老臣入京“同议庶备课敏中即列其中。延？五年（1318年）卒。赠光禄大夫、柱国，追封齐国公，谥“文简”。<br><br> 刘敏中不仅是元初名臣，也是当时的一位词人。著有《中庵集》25卷，收149首之多。还著有《平宋录》（又名《丙子平宋录》）3卷，记叙至元十三年（1276年）地军南下临安及宋幼主赵（显）被俘北迁事，颇有史料价值。
最近更新 卷下| 2019-04-06 20:38
《万历野获编》为明人笔记。三十卷，又有补遗四卷。明代沈德符撰。<br><br>沈德符（1578—1642）字景倩，又字虎臣、景伯，明浙江秀水（今嘉兴）人，万历四十六年（1618）中举人。他的祖父、父亲都是科举出身，曾任职监司词林，他自幼生长于北京，曾得以在国子监读书。据说他聪敏好学，每天都要读一寸厚的书籍。他的著作除本书外，还有《清权堂集》、《敝帚轩剩语》三卷、《顾曲杂言》一卷、《飞凫语略》一卷，《秦玺始末》一卷。<br><br>由于家庭的原因，得以同当时的许多士大夫、故家遗老，朝廷显贵，功勋之臣及皇亲国戚有较多的交往，熟悉朝廷事务及许多宫庭内幕。尤其对时事和朝章典故十分了解和熟悉。<br><br>仕途无望后，作者回到家乡秀水，开始凭记忆断断续续地写作旧事，依照欧阳修《归田录》的体例，记录在京城的所见所闻。<br><br>万历三十四年到三十五年间写成了三十卷，由于书中所记载的多半是万历年间的事，加之作者功名不就仅是个秀才，寓“野之所获”的意思，把这本书取名为《万历野获录》。万历四十六年又编成《续编》十二卷，与前三十卷合为一书。最初的刻本是明朝的大字刻本，每卷自起止，没有分类。流传并不广泛。到了康熙二十五年，桐乡人钱枋因为它不便查阅，就依据朱彝尊的旧钞本，分类编排为三十卷，四十八门，另有《补遗》四卷。三十卷或以官，或以人，或以事，或以物，或以地域等，分类编排，用木活字刊刻发行。四十八门为列朝、宫闱、宗藩、公主、勋戚、内监、内阁、词林、吏部、户部、河漕、礼部、科场、兵部、刑部、工部、台省、言事、京职、历法、禁卫、佞幸、督抚、司道、府县、士人、山人、妇女、妓女、畿辅、外郡、风俗、技艺、评论、著述、词曲、玩具、谐谑、嗤鄙、释道、神仙、果报、征梦、鬼怪、礻几祥、叛贼、土司、外国。其中列朝、内阁、词林、礼部所占分量较重。但是，这个刻本有许多条目被遗漏了。<br><br>到了康熙三十八年，沈德符的第五世孙沈振，依据这个本子，又汇聚收集诸家藏本，一共搜集到二百三十余条，编成了八卷。后来，又根据钱枋的体例，把它编成四卷，附在书后。整本书经过后人一再加工，再也看不出原书的本来面目了。未分类的刻本已经很难见到了，现存的有道光年间钱塘人姚祖恩扶荔山房的，依据钱氏例编为四卷附刻于三十卷后的重刻本。今天流行的本子是1958年北京中华书局根据姚氏刻本出版的铅印标点本。<br><br>该书的记述起于明初，迄于万历末年，包括明代典章制度、人物事件、典故遗闻、阶级斗争、统治阶级内部纷争、民族关系、对外关系、山川风物、经史子集、工艺技术、释道宗教、神仙鬼怪等诸多方面，尤详于明朝的典章制度和典故遗闻。书中所记大都博求本末，收其是而芟其伪，常者固加详、而异者不加略，内容详实，尤其是世宗、神宗两朝的掌故，最为详赡，在明代笔记中称得上是上乘之作，是研究有明一代历史的重要史料。<br><br>书中所记载的都是作者耳闻目睹的亲身经历，所以叙述有些史事较《明史》更为详细，可以补充正史中的缺失错误。书中内容十分丰富，从钱枋所分的四十八门中，可以概见。在人物方面，涉及到皇帝后妃、宗室勋亲、大监佞亻幸，内外朝臣、文人士女，山林隐逸、和尚道人。在记事方面，不仅有朝章典故、风土人情，也有文人雅轶、琐闻遗事等等不一而足。<br><br>例如记述嘉靖年间张桂之的横行霸道，霍文敏的阴险忌恨，徐文征的献媚取宠，汪荣和、汪钅宏的邪谄；隆庆年间高文襄的骄纵恣肆；万历年间给事中王元翰的贪戾，以及废辽府、勘楚狱二事，玩翰的贪婪凶恨都有详细完备的叙述。清代编修《明史》，有不少传中所载的事实，其来源皆出于此书。<br><br>该书的取材也十分广泛。在书的自序中，作者说：“余生长京邸，孩时即闻朝家诗，家庭间又窃聆父祖绪言，因喜诵说之。比成童，适先人弃养，复从乡邦先达剽窃一二雅谈，或从陇亩老农，谈说先辈典型及琐言剩语，娓娓忘倦。”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收集素材的渠道不仅来源于祖父、父亲的日常言谈，来源与家庭相交往的朋友，而且还从家乡的老人甚至陇亩老农那里收集素材。所以，此书对正史少叙或不叙的社会见闻、民间情状，大小统治者的卑劣行状都有较多的记述。书中描述世风日下，邪谄滔天的情况非常具体，比如“为搏严土藩欢笑，光录寺少卿白肇常至以粉墨涂面”；“江陵公卧病邸第，大小臣工莫不公醮私醮，竭诚祈祷。御史朱琏暑月马上首顶香炉，暴赤日中，行部畿内，以祷祝奉斋。”<br><br>书中还提供了嘉靖、万历时期上至皇帝、首辅，下至按院、和尚、塾师、士兵淫风甚盛的普遍情况。成为研究当时出现的《金瓶梅》等小说、《东郭记》等戏剧的可贵的旁证资料。另外，书中关于道释荣耀，妖妄之说盛行也有详细记载。这些材料对于研究明代中叶以后神魔小说大量出现的原因也提供了背景材料。作者对历史事件、人物的评价议论，也都较为公允、客观，并不片面。例如记述名列正史奸臣传的严嵩，即写了他贪残横恣的劣迹，也写了他在家乡做好事，受到乡人的拥戴。而记述享有刚正盛誉的海瑞被弹劾之事，也写出他不识时务，不近人情的一面。<br><br>作者在书中还对民歌、戏典、小说的演变及其创作的情况有一些记载和议论，也大多比较中肯稳妥。论述了民歌从宣德、成化年间的“锁南枝”、“傍妆台”、“山坡羊”三只盛行于中原的曲目，到嘉靖时流行的“闹五更”、“寄生草”、“罗江怒”、“哭皇天”、“乾荷叶”、“粉红莲”、“桐城歌”、“银纽丝”等，到万历时出现的“打枣儿”、“挂枝儿”的发展过程，提供了明代民歌发展的重要依据。<br><br>此书对于所记事件的考证也十分切事，足以征信。例如第十三卷记载了明朝官员佩戴牙牌的情况：“唐宋士人腰带之外，又悬鱼袋，为金为银，以别等威。本朝在京朝士，俱佩牙牌，然大小臣僚皆一色，惟刻官号别耳。如公、侯伯为‘勋’字号，驸马则为‘亲’字号，文臣则为‘文’字号，武臣则‘武’字号，伶官则‘乐’字号，惟内臣又别为式。其后工匠等官，虽非朝参官员，以出入内廷，难以稽考，乃制‘官’字号牌与之。”<br><br>后代对该书的评价很高，李慈铭在《爱礼庐日记》中集里说：“综核有明一代朝章国故及先辈佚事，议论平允，而考证切实，远出《笔生》、《国榷》、《孤树哀谈》、《双槐岁抄》诸书之上。考明事者以此为渊数焉”。
最近更新 补遗卷四| 2019-04-06 22:48
本书是一部描述荆楚岁时风物的专书，它为研究我国南方荆楚地区的历史和民俗提供了大量的珍贵的资料。
最近更新 第二部 佚文輯錄| 2019-04-06 23:14
连横的《台湾通史》，仿司马迁《史记》体例，时间从隋朝大业元年至清光绪21年（1895年），横跨1290年的历史时空，将包罗万象之内容纳入88篇之中。其突出的特点，一是典据精深，记述详明，因立足奠基台湾史，故史料编撰宁详勿略，宁取无弃。无论是旧籍疏略之岛内抚垦拓殖的情况、故纸未载之相逼而来的外交兵祸，还是岛内动植矿物等天然资源的种类及分布情况、稻米糖茶等诸种作物乃至食用方法，或据资料详细系统地载录下来，或依耳闻目睹据实列述，内容扎实，使《台湾通史》成为文献大宗。二是较以往修史注重兵、刑、礼、乐者，凸显“民贵”史观，对岛内民生之丰啬、民德之隆污，特别是攸关国民生计之官方奏疏一律详细载录，以供后人借鉴。三是对以往史书以“岛夷海寇”视之而一笔代过之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以及其后率领大陆同胞迁台拓台的事迹给予重新矫正定位；对台湾人民介乎以卵击石、艰贞抵御日侮的历史详情，更是重笔彩墨，致意再三。四是全书既体现了台湾与祖国大陆在政治、经济、法律、典仪、文化、宗教等方面一脉相传的历史渊源，又突出了台湾的地方特色，安排有序，相得益彰。 全书内容起于隋大业元年，终于清光绪二十一年，时间横跨1290年，有纪四、志二十四、传六十。从最早到达台湾的开拓者，到清中后期抵抗日本侵略的志士将领，凡有关台湾的政治、军事、经济、物产、风俗、人物等等，均有论列。本书曾由作者于1920～1921年在台湾分三册出版，内地流传极少。商务印书馆于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曾将其重新出版，此后亦有重印，但读者现在也不易找到当时版本。
最近更新 史卷三十七| 2019-04-06 23:16
本书是南宋大儒朱熹与其门人对答的集录。全书共一百四十卷，由南宋末期的黎靖德编成，书的全名是朱子语类大全。朱子殁后，黎靖德收集其门人分记的语录（朱子所讲的话），将之编辑起来，并按其内容分类为二十六个项目。语类的内容生动，极具魁力。其中密布着师徒间紧凑的对答，且以口语式的文体记录下来，使朱子精深细致的哲学观点，变得极为平易而实用。当然，朱子所说的话，常因时间或对象的不同，及抄录者理解力的不同，而有不少互相矛盾的地方。但是，想要深入了解朱子学派的思想，探寻其问题的本意，朱子语类乃是最宝贵的资料。 朱熹，字元晦（1130-1200），宋代著名理学家。“朱子”，是其门人后学对他的尊称。朱熹一生主要从事儒学的研究和教学，先后在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福建武夷精舍、湖南岳麓书院、福建沧州精舍等地聚徒讲学，从学者最多时达到数百人。朱熹授徒，循孔子“教学相长”、“诲人不倦”之法，鼓励弟子提问。而在师徒一问一答之间，尽得儒学性命道德之精微、天人事物之蕴奥，较之朱氏之经传，语更详明简要。朱门弟子，记录其师谈经、论事、明理之言，遂成“语录”。嘉定乙亥李道传辑廖德明等三十二人所记，为四十三卷，又续增张洽录一卷，刻于池州，曰“池录”。嘉兴戊戌，道传之弟性传续搜黄榦等四十二人所记，为四十六卷，刊于饶州，曰“饶录”。淳祐己酉，蔡抗又以杨方等三十二人所记，为二十六卷，亦刊于饶州，曰“饶后录”。咸淳乙丑，吴坚采三录所馀者二十九家，又增入不刊四家，为二十卷，刊于建安，曰“建录”。其分类编辑者，有嘉定己卯年间黄士毅所编一百四十卷，刊于眉州，曰“蜀本”。又有淳祐壬子年间王佖续编四十卷，刊于徽州，曰“徽本”。各本互有出入，又因翻刻不一，错讹间出。咸淳庚午年（1270），导江黎靖德集诸本之大成，删除重复一千一百五十馀条，分为二十六门，遂成定编，刊刻传世。 朱熹为有宋一代大儒，其哲学思想在宋代迄清末的七百多年中，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对中国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朱子语类》中相当一部分内容就是直接阐述其哲学观点的，因而对研究朱熹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朱熹本人对编辑程颐语录有如下观点：“伊川在，何必观；伊川亡，则不可不观矣。”朱熹语录的价值，亦可作如是观。<br><br> 今据四库全书文渊阁本，施以标点，简体横排出版，以供文史哲研究、爱好者及语言研究者之需。全书为问答体，凡问答之语，一律省去引号，以免重复使用引号。问语和答语之间空一格，以示区别。问语或答语中引用他人之语或引文，加双引号；他人之语或引文中又引他人之语或他书者，则加单引号。
最近更新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四十 論文下| 2019-04-07 14:13
《文子》，唐以后又称《通玄真经》，是一部重要的道家著作。
最近更新 老子想尔注| 2019-04-07 17:10
本书是宋代哲学家、思想家朱熹对《论语》的注释，它是朱熹用力最勤的著作。<br><br> 附：<br><br> 《四书集注》是朱熹的代表著作之一，也是四书上升为儒家经典的地位以后，诸多注解中最有权威和影响最大的一种。<br><br>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原籍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县，从他父辈起，居住福建南剑今福建南平。生于南宋高宗建炎四年公元１１３０年，卒于南宋宁宗庆元六年公元１２００年。他一生只作过９年官，大部分时间在福建讲学。晚年由于反对当权派韩伦胄，被诬为“伪学”领袖，受到贬斥。南宋末理宗尊崇道学，朱熹恢复名誉。元明清历代皆尊程朱理学，理学成为官学，成为后期儒学的主流学派。朱熹学问渊博，著述很多，重要的有《四书集注》、《周易本义》、《通鉴纲目》、《楚辞集注》、《韩文考异》等。后人把他的遗文编辑为《朱文公集》，把他的语录编为《朱子语类》。清康熙皇帝命李光地编出《朱子全书》，是《文集》和《语类》的选集。<br><br> 《四书集注》包括《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它是朱熹用力最勤的著作；临终前一天还在修改《大学章句》。唐以前，儒学以五经为经典，《论语》和《孟子》尚未正式列为经书；《大学》和《中庸》是《礼记》中的两篇，未有特殊的地位。语孟学庸并重始于北宋，而四书之正式结集则成于朱熹。其后社会重四书过于五经，科举考试以四书为主要科目。在《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的序中，朱熹说明他重视四书的用意，说由于汉唐以来儒家经学只注意“记诵词章”，道、释异端“虚无寂灭之教”流传，以至儒学道统到孟子之后不得其传；二程、朱熹提出四书，正是要“接乎孟子之传”。朱熹认为《大学》是“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学者必由此入门，才能达于圣学。他作《大学格物补传》，强调“即物而穷其理”，“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用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他认为《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阐明先圣之道，提挚纲维，开示蕴奥，没有一本书如《中庸》这样明白而详尽。至于《论语》、《孟子》，朱熹引程子的话，说：“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朱熹推崇孟子，认为孟子大贤，亚圣之次。从此孔孟并称。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说：“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指出了道学家追求的境界。<br><br> 《四书集注》版本很多，现在容易找到的有《四书五经》宋元人注中国书店１９８４年影印、《四书章句集往》《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出版。重点读《中庸》。
最近更新 卷十 子张第十九| 2019-04-05 13:57
一、成书年代及真伪<br><br> 《大戴礼记》由戴德（公元前一世纪）而得名，戴德是后仓（公元前70年在世）的四位弟子之一、后仓在公元前一世纪创立了立于学官的《仪礼》传授学派（参见《礼记》）。可是，看上去《大戴礼记》与戴德的关系似乎只不过是为它找到了一个令人起敬的出处。和某些传统记载相矛盾的是，没有任何同时代的证据能够表明西汉的礼学家与它的编纂有任何关系，或者说《大戴礼记》是《礼记》的一个更早的校订本。再者，《大戴礼记》也未著录于《汉书。艺文志》，因此，二世纪以前它是否已单独成书这的确令人怀疑。<br><br> 二、内容及资料来源<br><br> 《大戴礼记》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汉书。艺文志》（第1709页）所著录的时代较早的杂集《记》131篇。然而，《大戴礼记》中有些篇章的撰写可能在《礼记》已经编纂成书之后，例如，《大戴礼记》第46篇篇首有一《礼记》第30篇的摘要；第41篇录自《礼记》第27篇；第52篇也包含《礼记》第24篇的部分文字。《大戴礼记》的多数篇章都是种种汉代以前和前汉文献中一些段落的仿制拼贴，比如，第71篇（《诰志》）的内容以不同的形式见于《逸周书》第58篇；《荀子》为《大戴礼记》第42、64、65、66篇提供了材料，此上诸篇也包含来自《淮南子》的零散段落；《大戴礼记》第46、48篇主要依据了贾谊（公元前201椙—169年）的作品；《淮南子》卷三和卷四的部分内容也为《大戴礼记》的第58、81篇所借用。最后，还应指出重要的一点，《大戴礼记》第77篇，以及在较轻程度上第63篇都有赖于《周礼》。既然在《仪礼》和（周礼》的观点相左时，《礼记》总是赞同《仪礼》有甚于《周礼》，因此，我们对这些篇章是否和《礼记》源于同样材料就极为怀疑。<br><br> 第49—58篇或者在篇题中出现孔子门徒曾子的姓名；或者在篇中记述他的教导和对话，因此，有人坚持认为，这些篇章源于现已失传的《汉书。艺文志》（第1724页）“儒家”类下所著录的《曾子》18篇。在清代辑录的《曾子》佚文中也包括这些篇。但是，这些材料实际上不太可能是在《曾子》亡佚之前被借引的。《大戴礼记》中许多与曾子有关的篇章可以证明是采自其他文献资料。其余的可能是汉代伪造的，目的在于利用曾子的名声来取得显赫声望和正统地位，以便有利于他们所拥护的教义。<br><br> 三、文献源流<br><br> 《隋书。经籍志》（第921页）记载，《大戴礼记》13卷。此条记载重见于唐代的书目和宋朝的官方书目（见《旧唐书。经籍志》，1973页；《新唐书。艺文志》，第1430页；《宋史。艺文志》，第5048页），而且和现存版本的卷数相符。《崇文总目）提及一个10卷本，它一定是由于脱漏而有亡佚，然而，现存版本不足以说明这一特例。<br><br> 刘熙大约在200年为《大戴礼记》作过注。据《隋书。经籍志》921页的注解可知，刘熙注已经失传，现存的注据说是仕于魏和北周的卢辩（519—557年在世）所作。由于此注未著录于隋唐的书目。由此推知，直至宋朝，它的正统性才被正式承认。<br><br> 长期以来，人们假定此经最严重的毁损是在汉末和隋之间的某个时代。据郑玄（127—200）《六艺论》记载，《大戴礼记》原有85篇，而现在的版本不超过39篇。据推测《隋书》著录的文本就已是如此。通行本卷1的第1篇被认定为第39篇；第2卷始于第46篇，而不是始于第43篇；第7卷始于第62篇，而非第61篇，全书结束于第81篇。可能总共有46篇较早编定的文本已经亡佚。<br><br> 《隋书。经籍志》编撰之前，此经的某些部分就很可能已经失传，但是，《大戴礼记》是否就像现在版本的篇数显示的那样已遗失46篇，却让人怀疑。在隋朝，人们相信，《大戴礼记》85篇是《礼记》46篇的一个时代更早的本子。人们进一步假设，二者共有的46篇已从《大戴礼记》脱落（见前文《礼记》中所翻译的《隋书》引文）。然而，在汉代书目中并没有任何可以证实二者之间有这种关系的证据。不仅如此，现存的《大戴礼记》有几篇的部分内容相重，却依然保留而未删除，因此，《大戴礼记》的篇数可能受到了关于它与《礼记》有上述并无根据的联系的影响，由此才力图确定郑玄所说戴德传授的《记》八十五篇就是《大戴礼记》。<br><br> 四、版本<br><br> 《四部丛刊》重印了一个明代刻本，此明印本有卢辩注和年代定为1175年的韩元吉序（1118）。《汉魏丛书》和《雅雨堂丛书》也收入此文本的版本。这3个版本都不如活字版武英殿本（1774—1777年），殿本是《丛书集成》所印校勘本的主要底本。 孔广森（1752—1786）在其题为《大戴礼记补注》的注释本中有一份分析文本内容的表。它有用地总结了《大戴礼记》每一篇文字中[与其他]文本相似之处以及其资料来源。此本收入《畿辅丛书》和《丛书集成》。孔注的另一版本附王树柟（1857—1937）的校注，以《校正孔氏大戴礼记补注》为题出版，它也收入《丛书集成》。<br><br> 孙诒让（1848—1908）在文本中选择了一些文句，加以校注，编成了《大戴礼记斠补》。它在孙诒让去世后于1914年出版。<br><br> 五、研究状况<br><br> （一）关于它的现代汉语译文，参看高明的《大戴礼记今注今译》，台北：商务印书馆，1975年。<br><br> （二）《大戴礼记逐字索引》，刘殿爵和陈方正编，《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丛书》，香港：商务印书馆，1992年。
最近更新 易本命第八十一| 2019-04-05 15:09
《周易注》，中国三国时期魏国玄学家王弼著。为历史上重要的《周易注》之一。唐太宗命孔颖达等修《五经正义》，其中《周易》选用王弼注，认为“唯魏世王辅嗣之注，独冠古今”。从此，王弼《周易注》作为官方定本而流传于世。《四库全书总目》说：“《易》本卜筮之书，故末派寝流于谶纬，王弼乘其极敝而攻之，遂能排击汉儒，自标新学。”<br><br>王弼在注《易》中，革除汉儒“互体”、“卦变”、“五行”等牵强附会的“按文责卦”的方法，主张着重领会和把握《易》中所包含的根本义理。晋人孙盛在评论王弼《易》学时说：“至于六爻变化，群象所效，日时岁月，五气相推，弼皆摈落，多所不关”（《三国志·魏书·钟会传》注）。王弼还以《老》解《易》，以玄理统易理，反映出贵无的本体论思想，使《周易》之解面貌一新，成为玄学理论的基本思想资料之一。<br><br>王弼《周易注》包括《经》的部分，即六十四卦的卦爻辞及《传》的《文言》、《彖辞》、《象辞》等。晋韩康伯继承王弼思想续注《系辞》、《说卦》、《序卦》、《杂卦》等。唐修《五经正义》时以韩注合于王注刊行。<br><br>王弼《周易注》版本很多，通行的有《四部丛刊》影印宋本、清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楼宇烈《王弼集校释》收有《周易注》并作了校勘简释。 <br>==============================================================================<br><br><br>提要<br><br>《周易注》·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br><br>《上、下经》注及《略例》，魏王弼撰。《系辞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注，晋韩康伯撰。《隋书·经籍志》以王、韩之书各著录，故《易注》作六卷，《略例》作一卷，《系辞注》作三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皆载弼注七卷，盖合《略例》计之。今本作十卷，则并韩书计之也。考王俭《七志》，已称弼《易注》十卷（按《七志》今不传。此据陆德明《经典释文》所引），则并王、韩为一书，其来已久矣。自郑玄传费直之学，始析《易传》以附经，至弼又更定之。说者谓郑本如今之《乾卦》，其《坤卦》以下又弼所割裂。然郑氏《易注》，至北宋尚存一卷。《崇文总目》称存者为《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四篇，则郑本尚以《文言》自为一传，所割以附经者，不过《彖传》、《象传》。今本《乾》、《坤》二卦各附《文言》，知全经皆弼所更定，非郑氏之旧也。每卷所题《乾传》第一、《泰传》第二、《噬嗑传》第三、《咸传》第四、《夬传》第五、《丰传》第六，各以卷首第一卦为名。据王应麟《玉海》，此目亦弼增标。盖因毛氏《诗传》之体例，相沿既久，今亦仍旧文录之。惟《经典释文》以《泰传》为《需传》，以《噬嗑传》为《随传》，与今本不同。证以《开成石经》，一一与陆氏所述合。当由後人以篇页不均为之移并，以非宏旨之所系，今亦不复追改焉。其《略例》之注，为唐邢璹撰。里籍无考，其结衔称“四门助教”。案《唐书·王鉷传》称为“鸿胪少卿邢璹”，子縡，以谋反诛。则终於鸿胪少卿也。《太平广记》载其奉使新罗，贼杀贾客百馀人，掠其珍货贡於朝。其人殊不足道，其注则至今附弼书以行。陈振孙《书录解题》称：“蜀本略例有所注，止有篇首释‘略例’二字，文与此同，馀皆不然。”是宋代尚有一别本。今则惟此本存，所谓蜀本者已久佚矣。弼之说《易》，源出费直。直《易》今不可见，然荀爽《易》即费氏学，李鼎祚书尚颇载其遗说。大抵究爻位之上下，辨卦德之刚柔，已与弼注略近。但弼全废象数，又变本加厉耳。平心而论，阐明义理，使《易》不杂於术数者，弼与康伯深为有功。祖尚虚无，使《易》竟入於老庄者，弼与康伯亦不能无过。瑕瑜不掩，是其定评。诸儒偏好偏恶，皆门户之见，不足据也。<br><br>《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周易注》
最近更新 附录 得象忘言、得意忘象| 2019-04-05 15:09
魏·王弼著 唐·邢璹注<br><br>《周易略例》，中国三国时期魏国玄学家王弼的著作。为王弼总论《周易》主要思想的一组论文，共7篇。唐邢说：“如王辅嗣《略例》，大则总一部之指归，小则明六爻之得失。”王弼的《周易略例》与《周易注》互相配合，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易》学观点和解《易》方法论。如在《明象》篇中，他反对“案文责卦”、“存象忘意”的解《易》方法，主张要“忘象以求其意”。他详细地分析了言（卦、爻辞等）、象（卦象）、意（意义）三者的关系，提出了“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的解《易》方法。与《周易注》相得益彰，一扫两汉以象数、谶纬解《易》的学风，开创了一种注重于义理的新学风。玄学贵无论“以无为本”，认为这个本不是存言、存象所能得到的，只有从言象之外去体会。因此，“得意在忘象”不只是一种解《易》的方法，而且具有更普遍的玄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对于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有相当大的影响。再如《明象彖》篇反复强调的“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统之有宗，会之有元”，反映了王弼注《易》的指导思想和他“以无为本”理论的基本内容。<br><br>《周易略例》有《四部丛刊》影印宋本，《汉魏丛书》本等，有唐邢的注释，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楼宇烈《王弼集校释》录存了邢的全部注文。 <br><br>
最近更新 卦略| 2019-04-05 15:08
举世皆知苏东坡为一代文豪，却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一个“易学大师”，曾经写过一本《东坡易传》。<br><br>苏轼幼时便随眉山道士张易简读书学《易》，少年时欲入山林当道士，终生与道士高人交往频繁，深晓《周易》占卜和“胎息”养生之术，并自称“铁冠道人”。其父苏洵精通《太玄》，晚年欲作《易传》未成，遗命苏轼继作此书。苏轼于45岁左右被贬官于黄州时开始撰写《易传》，此后不断修改，直到生命垂危之时才修改完毕。他的认知方法、执政思想深受《易经》影响，诗词文赋也因此而愈加高深玄妙，后人不解《易》理，常常只识皮毛。然而苏轼去世之后，他的著作遭到蔡京等人劈版禁毁，这本《易传》便被改头换面，以《毗陵易传》（“毗陵”为苏轼去世之地常州别名）悄然印行于世，因此罕为人知。本书作者认为“离开《东坡易传》，苏轼思想及其诗文词赋无从谈起。”全书以“四库全书”中的《东坡易传》为底本，参照其它多种刻本进行校勘整理，并在每一篇章前写了简要评介，以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
最近更新 未 济 卦 (第六十四)| 2019-04-05 15:10
令狐德棻、长孙无忌、魏征 | 正史 | 已完结1531 点击
隋书八十五卷，包括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br><br> 公元六二一年（唐武德四年），令狐德棻建议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各朝史。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着手编撰，但历时数年，没有成书。六二九年（贞观三年），重修五朝史，由魏徵「纪知其务」，並主编隋书。参加隋书编修的还有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等人。六三六年（贞观十年），隋书的帝纪、列传和其他四朝史同时完成，合称「五代史」。<br><br> 当时「五代史」尚未有志。六四一年（贞观十五年），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等又奉命续修史志。初由令狐德棻监修，六五二年（永徽三年），改由长孙元忌监修。六五六年（显庆元年）成书，共十志，三十卷。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篇记载：书成之后，「其篇第虽编人隋书，其实别行，俗呼为’五代史志’」。又据李延寿北史序传，当时也称为「隋书十志」。从内容来说，十志虽然是配合五朝史的，但记述隋朝部分较详，对梁、陈、齐、周等都列举朝代名，于隋则往往仅称帝号或年号，可见编写时就以隋朝为主。旧唐书著录隋书八十五卷，卷数与今本相合，而没有另列「五代史志」或「隋书十志」，是后晋时隋书已包括十志在内。 隋书的「纪传」和「志」都成于众手，到宋朝初年，所题撰修人姓名已很不一致（参见宋天圣二年隋书刊本原跋）。一○二四年（宋天圣二年）刊刻隋书时，「纪传」部分题魏徵撰，「志」的部分题长孙无忌撰，遂为后来各本所沿袭。<br><br> 两唐书经籍、艺文志著录的隋史专著，有王劭隋书等多种，后来都已失传，只有这部隋书流传下来。它对于我们今天瞭解和研究隋朝的历史，是一部重要的史籍。<br><br> 隋书十志中记载了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但记述范围有时概括整个南北朝时期，甚至追溯到汉魏。食货志记载了自东晋以来按官品占有劳动力的等级制度、课役制度以及当时的货币制度，刑法志记载了梁以来律书的编定和「皇家」立法毁法的情况，都写得略具轮廓，多少反映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特点。地理志大体按照隋朝的行政区划，记载了南北朝以来的建置沿革，並保存了当时经济史和交通史等方面的资料。律曆志和天文志出于曆法学家李淳风之手，对南北朝以来天文曆法上的成就，作了总结性的叙述。数学家祖沖之关于圆周率的研究成果，曆法学家张子信和刘焯关于「日行盈缩」规律的研究成果，都保存在律曆志里。其中还有关于汉魏以来度量衡制度演变的记载，是经济史上的重要资料。音乐志记载的南北朝时期国内各地区以及国内外乐舞艺术交流的情况，说明了导致隋唐「燕乐」产生的历史条件。燕乐是以中原音乐为主体，融合了多种音乐因素而形成的，在中国音乐史上有较大的影响。经籍志是继汉书艺文志后又一部古代文献总录，除著录当时所存的著作以外，还附载了一些已经亡佚的书，并论述学术的源流。它所採用的图书分类法，直至清代相沿未变。 隋书最早的本子是宋天圣二年刻本，已经失传。本书校勘，用的本子有以下九种：<br><br> 一、宋刻遞修本，现存六十五卷，校记中简称「宋小字本」。<br> 二、另一种宋刻本，只存五卷，简称「宋中字本」。<br> 三、元大德饶州路刻本，简称「元十行本」（商务印书馆「百衲本」即据此影印）。<br> 四、元至顺瑞州路刻明修本，简称「元九行本」。<br> 五、明南京国子监本。<br> 六、明北京国子监本。<br> 七、明汲古阁本。<br> 八、清武英殿本。<br> 九、清淮南书局本。<br><br> 在以上九种之中，主要是用宋小字本和两种元刻本互校，并参校其他刻本，择善而从。版本校勘，一般不出校记。此外，还参校了通典、太平御览、册府元龟、资治通鑑通志等书的有关部分，并採用了前人对隋书的一些研究成果。关于书中的避讳字，天干「丙」字，唐人讳改为「景」，现一律回改。其他避讳字，一般不改，只在第一次出现时写出校记。
最近更新 宋本原跋| 2019-04-05 15:38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开始称《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太史记》。司马迁，字子长，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 此书记事始于传说中的黄帝，下限到汉武帝时期，前后跨越三千多年历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是全书提纲，按年月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列传”是重要人物传记。其中的本纪和列传是主体。 按司马迁所说，编写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究天人之际”是探秋天道和人事的关系，作者批判了原来的“神意天命论”，提出了“帝王中心论”。“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历史的发展实况及其规律。<br><br> 《史记》参考了众多典籍，如《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和诸子百家，同时参考档案、民间古文书籍。他还亲自采访，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对材料精心选择使用，治学态度异常严谨。<br><br> 汉代之前的历史著作在内容、史事、材料、作者编撰水平上都无法和《史记》相比。可以说，《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通史，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基本都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鲁迅先生对史记的评价也很高。 司马迁去世之后，《史记》并没有立刻流行，被人重视。到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经过努力，才开始流传，但到东汉时已经有了残缺。<br><br> 注释方面，南朝宋的裴著有《史记集解》，是现存最早的旧注本，唐朝司马贞撰写《史记索隐》，有很多新见地，唐朝的张守节用毕生精力写成《史记正义》，成就较高。 该书现存早期的版本之一南宋黄善夫家塾刻本，被公认为善本，经商务印书馆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明朝的《二十一史》本、清朝武英殿刻《二十四史》本参考价值都很高。清朝同治年间有金陵书局的刻本。1959年，中华书局所出标点校勘本利于现今的读者学习参考。
最近更新 太史公自序| 2019-04-05 15:45
新五代史，宋欧阳修撰，原名五代史记，后世为区别于薛居正等官修的五代史，称为新五代，史。全书有本纪十二卷、列传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及年谱十一卷、四夷附录三卷，共七十四卷。记载了自后梁开平元年（公元九○七年）至后周显德七年（公元九六○年）共五十三年的历史。<br><br> 欧阳修字永叔，江西廬陵（今吉安）人，生于宋真宗景德四年（公元一○○七年），死于神宗熙宁五年（公元一○七二年）。他在宋仁宗庆历三年（公元一○四三年）任谏官时，参加了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活动，后被贬为地方官，一直到至和元年（公元一○五四年），才被调回宋廷中央，任翰林学士，主编新唐书。新五代史编撰的时间没有明確的记载，从他写给尹师鲁、梅圣俞等人的信来看，在景祐三年（公元一○三六年）前已着手编写，到皇祐五年（公元一○五三年）基本上完稿，先后经过十八年左右的时间。欧阳修在编撰新五代史时，写给尹师鲁的信中说「史者国家之典法也」，史书记载「君臣善恶，与其百事之废置」，目的在于「垂劝戒，示后世」。在他看来，旧五代史还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有「繁猥失实」的地方，没有起到它应起的作用。所以他把「褒贬义例」放在新五代史的首要地位，並以孔子编撰春秋的「义例」，作为自己立论的原则，用「春秋笔法」对五代历史进行褒贬。<br><br> 五代是一个封建分裂割据的时代，中原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小王朝的相继更替；中原以外的地区分裂为吴、南唐、前蜀、后蜀、吴越、楚、闽、南汉、南平、北汉等十国。各个王朝统治的时间都比较短促，用欧阳修的话来说，「于此之时，天下大乱，中国之祸，篡弑相寻」［一］，五代「五十三年之间，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长者不过十馀嵗，甚者三、四嵗而亡」［二］，出现「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三］。这种局面之所以出现，是由于唐「安史之乱」以后中央集权制度被破坏，地方藩镇在大地主豪强势力支持下，拥兵割据，独霸一方。唐末黄巢农民大起义的革命威力摧毁了唐王朝，沉重打击了旧的藩镇割据势力。但是，黄巢起义最后遭到了失败。一批在镇压起义中形成的军阀成了新的割据势力。唐朝灭亡后，他们继续霸佔一方，互相篡夺攻击，造成了我国歷史上五代十国的短暂分裂局面。新五代史的作者封于这种分裂割据现象採取了否定的態度。但是，［一］新五代史卷六一吴世家［二］欧阳文忠全集卷五九本论［三］新五代史。序他把分裂割据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封建道德的败坏。在欧阳修看来，五代是一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庙朝廷人鬼皆失其序」的「乱世」［一］。真是「礼乐崩壞，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二］因此，他採取了和编写新唐书不同的做法。在新唐书中，他重视典章制度，不厌其详地加以记载，而在新五代史中，由于他認为五代时期「天理几乎其灭」，是一个「乱极矣」的时代，根本没有什么礼乐制度可谈，因而他说：「五代礼乐文章，吾无取焉，其后世有必欲知之者，不可以遗也。」因此，他除写了司天考、职方考以外，其他的典章制度一概没有写。<br><br> 在编撰体例方面，新五代史改变了旧五代史的编排方法。旧五代史分梁书、唐书等书，一朝一史，各成体系；新五代史则打破了朝代的界限，把五朝的本纪、列传综合在一起，依时间的先后进行编排。旧五代史不分类编排列传；新五代史则把列传分为各朝家人传、死节传、死事传、一行传、杂臣传，等等。<br><br> 北宋亡后，北方的金政权在章宗泰和七年（公元一二○七年）明令「新定学令内，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欧阳修所撰」。［三］至于南方的南宋，由于理学盛行，更是独尊新五代［一］新五代史卷一六唐家人传论［二］新五代史卷一七晋家人传论［三］金史卷一二章宗纪史。<br><br> 由于欧阳修编写新五代史后于旧五代史，看到了旧五代史编撰者所没有看到的一些资料，他往往採用小说、笔记之类的记载，补充了旧五代史中所没有的一些史实。如王景仁、郭崇韬、安重诲、李茂贞、孔谦、王彦章、段凝、赵在礼、范延光、卢文纪、马胤孙、姚顗、崔税、吕琦、杨渥等传都或多或少地补充了若干事实，有些则插入比较生动的情节，以小见大，使读者加深对五代时期的人物和事件的瞭解。就历史资料方面而言，新五代史和旧五代史是可以互为补充的。<br><br> 本次点校，以百衲本（影印南宋庆元本）为工作本，对校了贵池本（清贵池刘氏景印南宋本）、殿本、南昌本（清南昌彭元瑞五代史记注）；参校了明汪文盛本、南监本、北监本、汲古阁本、卾本（清崇文书局本）、徐注本（清徐烱注补五代史记抄本）、刘校本（清味经书院刻本，附有刘氏等五代史记校勘札记）以及傅增湘校勘成都书局本本纪部份。
最近更新 卷七十五五代史记序| 2019-04-05 15:55
旧五代史原称五代史，或梁唐晋汉周书，共一百五十卷，修于宋太祖开宝六年（公元九七三年）四月至七年闰十月，由薛居正监修，卢多逊、张澹、李昉等同修。后欧阳修五代史记出，称为新五代史，薛史则称为旧五代史。原书已佚，现行本是清乾隆四十年时的辑本。旧五代史所叙述的历史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最后一次大规模分裂割据的时期。<br> 从公元九○七年朱温称帝起，到九六○年北宋建立，五十多年间，中原地区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王朝前后相继，中原以外有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南平、北汉等十个独立王国，史称「五代十国」，其中还没有包括当时我国境内契丹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这个时期，在全国各地，特别是中原地区的分裂割据政权之间，充满了激烈的军阀混战，造成了频繁的王朝更迭。五代大地主军阀集团的割据政权是极端残暴、极端腐朽的，旧五代史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这些政权的反动统治。他们「徵搜舆赋，竭万姓之脂膏」。［一］他们「峻法以剥下，厚敛以奉上」。［二］他们急徵暴敛，明抢暗夺，或使「数州之［一］旧五代史卷三四唐庄宗纪八［二］旧五代史卷一四六食货志民，屠啖殆尽，荆棘蔽野，煙火断绝，凡十余年」，［一］或使「一方之民，若据炉炭」。［二］他们甚至用泥土製钱，因杨柳吐絮而徵税，把山中的野草当茶卖！他们「卖官鬻狱，割剥蒸民，率有贪猥之名」。［三］更有甚者，后晋石敬瑭不惜匍匐于契丹军事集团脚下，甘当「儿皇帝」。旧五代史揭露的军阀割据势力的种种罪恶行径，对于我们认识历史上分裂割据的危害性和维护全国统一的重要意义，无疑是有益处的。<br> 旧五代史在编撰上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它基本上取材于五代时人所修的各种实录。<br> 这些实录「皆无识者所为，不但为尊者讳，即臣子亦多讳饰」。［四］旧五代史在转述时，不可避免地会带上它们固有的缺陷。石敬瑭这样的无恥之尤，獲得了「旰食宵衣，礼贤从谏」，「能保其社稷」［五］的美名。桑维翰是首先提倡投靠契丹军事贵族集团的，旧五代史编撰者却为之開脱，说「和戎之策，固非误计」，［六］讚美桑维翰是「効忠」后晋的「社稷臣」。［七］冯道毫无骨气，一生投靠过许多搞分裂割据的军阀，旧五代史的作者却说：「道之履行，鬱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體。」［八］这些论述，完全违反了历史事实，不能不说［一］旧五代史卷一五李罕之传［二］旧五代史卷一三五僭伪列传二刘陟传［三］旧五代史卷九八安重荣传［四］十七史商榷卷九三［五］旧五代史卷八○晋高祖纪六是旧五代史的重大缺陷。此外，旧五代史还有其他许多缺点，如材料芜杂，概括力差观点不统一，大多数文章写得很不高明，等等。<br> 就史料價值而言，由于旧五代史编撰者大都亲身经历过五代的历史场面，见闻较近，因而保存了比较丰富的原始资料。相反，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删去了许多应当保留的重要史料。因此，两者还是可以互相补充的。<br> 北宋时期，新旧两史並行。金章宗泰和七年（公元一二○七年）规定「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欧阳修所撰」。［一］到了元代，旧五代史就逐渐不行于世。清乾隆中开四库馆时，未能找到原本。馆臣邵晋涵等就永乐大典中辑录排纂，再用册府元龟、资治通鑑考異等书引用的旧五代史材料作补充，大致恢复了原来面貌的十分之七八。同时还从其他史籍、类书、宋人说部、文集、五代碑碣等数十种典籍中辑录了有关的资料，作为考異附注，与今辑本旧五代史正文相五补充印证，在不少方面丰富了原本的内容。今辑本旧五代史作为四库金书之一，于乾隆四十年（公元一七七五年）编成缮写进呈，标明原文辑录出处，补充和考证史实的注文附在有关正文之下，部分文字考订则另附黄色粘籤。一九二一年南昌熊氏曾影印出版（简称「影库本」）。后来又有乾隆四十九年（公元一七八四年）缮写的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和武英殿刊本（简称「殿本」），补充史实的注文仍附于正文之下，文字、史实考订则作为「考证」附于卷末，文字颇有改动，内容也有不少增删，并删去了辑文的出处。现存的旧五代史一般刊本及石印本都是根据殿本翻印的。此外，还有乾隆时期孔荭谷的校抄本（简称「孔本」，现仅看到近人章钰过录本）、彭元瑞校抄本（简称「彭本」）及抱经楼卢氏抄本（简称「卢本」），它们都以保存辑文出处为贵，内容大致和影库本相同。其中孔本是根据较早的辑录稿本抄写的，未改的清朝忌讳字较多，并保存了后来编定本删去的数十条注文。至于一九二五年的嘉业堂刊本（简称「刘本」），则以卢本为底本，再根据殿本作了大量校补，体例比较芜杂。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旧五代史，就是根据刘本影印的。<br> 本次整理校点旧五代史时以影库本为底本，同时用殿本、刘本及其他三种抄本参校，并适当吸收了邵晋涵的批校及孔荭谷、彭元瑞等人的校勘成果。对史文辑录所据和注文引用的史料出处，除根据原书通行本进行必要的校勘外，还参校了残宋本册府元龟影印底样、复旦大学藏旧抄本五代会要、周星诒过录的顾广圻校五代史补五代史阙文、永乐大典残卷膠卷及照片。凡有增删或重要異文可备参考的，一律作为校记附于卷末。辑本因避讳而改动的文字，除影响文义的外，一般不再改回。有些古代少数民族的人名等，辑本曾按照当时官定的辽史索伦国语解的译名作了改动。这种译名后来并不通行今均恢复原文，于译名第一次出现处出校。辑本原注永乐大典、册府元龟的卷数颇有错误和脱漏，今有原本可查对的迳予改正增补。关于注文，除保留影库本原有的外，还在避免重複的原则下，根据邵晋涵旧五代史考異、殿本、孔本等作了增补，并注明来源，以求成为比较完备的本子。由于旧五代史的版本流传问题比较複杂，现把一些重要版本的序跋附录书后以供参考。
最近更新 附录：进旧五代史表| 2019-04-05 15:56
此书获1991年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二等奖。<br><br>《后汉纪》是记载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历史的一部编年体史书，三十卷，作者是东晋的袁宏。袁宏字彦伯，曾在安西将军谢尚属下做参议军事，后来升任大司马桓温府的记室，又曾做东阳太守。他很擅长写文章，著作有《竹林名士传》等。<br><br>书中所记内容开始于淮阳王刘玄更始元年（公元23年），止于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写此书前，当时已经有《东观汉记》和谢承、司马彪等人的史书面世。但袁宏觉得这些书编撰庞杂，所载史实也不一致，出入较多。袁宏在参考各家著作的基础上，又参照《汉山阳公载记》、《汉灵献起居注》、《汉名臣奏》，以及各郡的相关史料，前后用了四年功夫，终于写成了《后汉纪》。后来，他看到张写的《后汉纪》中记载的东汉历史比较详细，又参考着进行了补充。<br><br>袁宏的著作并不是简单的参考前人的著作，然后进行编辑。他下了很大的功夫来搜集整理史料，内容丰富，语言简略明了，是现在东汉史研究者必不可少的参考史料，其历史价值也很高。现在流行的版本是《四部丛刊》本。
最近更新 附 錄 四 ： 序 跋| 2019-04-06 13:14
《东观奏记》三卷，唐裴庭裕撰。庭裕一作廷裕，字膺馀，闻喜人，官右补阙。其名见《新书。宰相世系表》，所谓裴氏东眷者也。王定保《摭言》，称其乾宁中在内廷，文书敏捷，号下水船。其事迹则无可考焉。其书专记宣宗一朝之事。前有《自序》，称上自寿邸即位二年，监修国史丞相晋国公杜让能，奏选硕学之士十五人，分修《三圣实录》。以吏部侍郎柳玭、右补阙裴庭裕、左拾遗孙泰、驾部员外郎李允、太常博士郑光庭专修《宣宗实录》。自宣宗至今垂四十载，中原大乱，日历、起居注不存一字。谨采耳目闻睹，撰成三卷，奏记於晋国公，藏之於阁，以备讨论。盖其在史局时所上监修稿本也。《序》末不署成书年月。考杜让能以龙纪元年三月兼门下侍郎，十二月为司徒，景福元年守太尉，二年贬死。昭宗之二年，即大顺元年。此《序》云奏记於监国史晋国公，则当在大顺、景福之间。其云自宣宗至是垂四十年，盖由大中以来约计之辞。若以宣宗末年计至光化初年始为四十载，则杜让能之死已久，无从奏记矣。书中记事颇具首尾。司马光作《通鉴》，多采其说，而亦不尽信之。盖闻见所及，记近事者多确。恩怨未尽，记近事者亦多诬。自古而然，不但此书矣。
最近更新 下卷| 2019-04-06 20:38
五国故事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不著撰人名氏。“南汉”条下称刘晟本二名，上一字犯宣祖讳，去之，则北宋人。又“南唐”条下称尝以其事质於江南一朝士，则犹在宋初，得见李氏旧臣也。中於南汉称彭城氏，於留从效姓称娄。钱塘厉鹗跋，以为吴越国人入宋所作，避武肃王讳。然闽王“延翰”条下，称其妻为博陵氏，则又何为而讳崔乎？年代绵邈，盖不可考矣。其书纪吴杨氏、南唐李氏、蜀王氏、孟氏、南汉刘氏、闽王氏之事，称曰五国。然以其地而论，当为四国。若以其人而论，当为六国。未审其杨、李并为一，抑孟、王并为一也。郑樵《通志略》列之《霸史类》中，实则小说之体，记录颇为繁碎。中如徐知诰斥进黄袍诸事，为史所不载。又李煜为李璟第六子，而此云璟之次子，与史亦小有异同。然考古在於博徵，固未可以琐杂废也。前有万历中太常寺少卿余寅题词，讥其四国俱加伪字，於蜀独否。今考书中明书伪蜀王建，又书孟知祥以长兴五年遂僣大号，何尝不著其伪。卷首总纲既以前蜀、後蜀为分，再加伪字，则或曰前伪蜀、後伪蜀，或曰伪前蜀、伪後蜀，词句皆嫌於赘，是以省之。《公羊传》所谓避不成文是也。谓不伪蜀，殊失其旨。至“南汉”条下称伪汉先主名岩，後名俊，又名，之字曰俨，本无此字，欲自大，乃以龙天合成其字。以其不典，故不书之。寅援《唐史》书武后名曌以驳之，则其说当矣。出《四库总目提要》
最近更新 卷 下| 2019-04-06 22:47
《华阳国志》是中国现存最早而又基本完整的一部地方志书，是由[东晋]著名史学家。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开创者常璩编纂的。<br><br> 《华阳国志》成书于公元355年之前，记载了中国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及甘肃、陕西、湖北部分地区之远古典籍、神话、传说、沿革、地理、风土及人物史事。其时间则从上古直到[东晋]初年，即所谓“肇自开辟，终乎永和三年（公元347年）”。全书共十余万字，分为《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公孙述、刘二牧志》、《刘先主志》、《刘后主志》、《大同志》、《李特、雄、期、寿、势志》、《先贤士女总赞》、《后贤志》、《序志并士女目录》等十二卷。第一至四卷以各区地理为主，相当于纪传体史书中的地理部份；五至九卷则按年代顺序叙述了西南地区的公孙述、刘焉父子、蜀汉、成汉四个割据政权以及西晋时期的历史，相当于纪传体史书中的本纪部份，但更详；十至十二卷则记载了历代的名人，相当于纪传体史书中的列传部份，但较略。常璩首创历史、地理、人物综合编定方志的体例，一扫方志“述而不作”、“史地人分家”等弊端，对以后历代地方志的编修，影响极为深远。 常璩本人生长在四川，为官在四川，见闻广博，资料熟悉，认真吸收了前人成果，所以他编的《华阳国志》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加之编纂得法，内容充实，议论诚笃，结构严谨，历来被人们所推崇。宋代吕大防谓“蜀记之可观，未有过于此者”；清代廖寅则谓“后有修滇、蜀方志者，据以为典”。历代多数史学家都认定为地方史志之佳作。直到今天，《华阳国志》仍是我们了解中国西南地区古代历史的最重要的典籍。
最近更新 華陽國志校補圖注 附錄二| 2019-04-06 22:47
周去非，字直夫，浙江温州人。南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进士，淳熙中为静江府（即今桂林）通判。淳熙五年（1178），他回乡之后，为回答乡亲们的询问，就回忆岭外的见闻，参考了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整理成《岭外代答》一书。这本书记载了宋时岭南（泛指两广）的山川、古迹、物产资源以及各民族的社会经济、生活习俗等状况，至今仍是研究广西社会历史的重要文献。<br>==============================================================================<br><br>岭外代答序<br><br> 入国问俗，礼也，矧尝仕焉而不能举其要。广右二十五郡，俗多夷风，而疆以戎索。海北郡二十有一，其列于西南方者，蜿蜒若长蛇，实与夷中六诏、安南为境。海之南郡，又内包黎獠，远接黄支之外。仆试尉桂林，分教宁越，盖长边首尾之邦，疆场之事，经国之具，荒忽诞漫之俗，瑰诡谲怪之产，耳目所治，与得书学士大夫之绪谈者，亦云广矣。盖尝随事笔记，得四百余条。秩满束担东归，邂逅与他书弃遗，置勿复称也。乃亲故相劳苦，问以绝域事，骤莫知所对者，盖数数然。至触事而谈，或能举其一二，事类多而臆得者浸广。晚得范石湖‘桂海虞衡志’，又于药裹得所钞名数，因次序之，凡二百九十四条。应酬倦矣，有复问仆，用以代答。虽然，异时训方氏其将有考于斯！<br><br> 淳熙戊戌冬十月五日，永嘉周去非直夫记。
最近更新 志异门·294 桂林猴妖| 2019-04-06 23: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