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二千多年前的《论语》抄本。这部《论语》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抄本，不仅各篇的分章与今本多有不同，在文字上同今本的差异达七百多处，是研究儒家学说和古代文字演变的新材料，值得重视。<br><br> 单承彬〈定州汉墓竹简本《论语》性质考辨〉，将定州40号汉墓出土的简本《论语》和《说文解字》中《论语》引文、《论语》郑注本、东汉熹平石经本《论语》进行对比较后，指出定州本不仅与许慎所见鲁壁古文存在明显差异，而且与郑玄用作校本的《古文论语》也显然不同，应该属于今文《鲁论》系统；从与熹平石经比勘的结果看，它和汉代有重大影响的《张侯论》也存在某种程度的差异，可能出自不同的师传家法。<br><br>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和定县博物馆在河北定县40号汉墓（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发掘出大批竹简。该墓位于定县城关西南四公里处的八角廊村。大约在西汉末年该墓曾被盗掘过，但由于盗掘者在墓中引起大火，盗墓人惊骇逃出，致使该墓中的一些重要文物得以保存。这批竹简虽因过火炭化，却避免了腐朽，同时也因盗扰火烧，使竹简又受到了严重的损坏。竹简出土时已经散乱残断，炭化后的简文墨字已多不清晰。此外在出土竹简的椁室东侧附近尚存有绢帛炭灰、书刀、长方形研墨石板、滴水小铜壶等，估计当时墓中可能还存放有帛书等。<br><br> 该墓竹简出土后于1974年6月送至北京保护整理。1976年6月，文物出版社邀请当时的马王堆帛书整理组成员协助整理定县竹简（编号、写释文）。1976年7月，唐山发生大地震，整理工作被迫停止。地震中，竹简虽经精心照管，但在转移中封存的盛简木箱被不知情者搬倒，使竹简又一次散乱，并遭到一定的损毁。地震后于1980年4月，由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出面召集，由李学勤先生主持负责，定县竹简的整理工作才又得以继续。经过整理，发现这批竹简内容多为先秦文献，极其珍贵。其中有《论语》620枚简，多为残简。简长16·2厘米，宽0·7厘米。每简约书19～21字不等。竹简两端和中简各有一道编绳，出土时尚保留有连缀的痕迹。<br><br> 残简的释文共有7，576字，不足今本《论语》的二分之一。其中残存文字最少的为《学而》篇，仅有20字；残存文字最多的为《卫灵公》篇，有694字，可达今本本篇的77%。简本《论语》与今本《论语》在篇章的分合上也多有不同：如简本《乡党》“食不厌精”至“乡人饮酒”，今本分为二、三、五章的都有，而简本仅为一章；“雷风烈必变”与“升车”，今本分为两章，而简本也只是一章。《阳货》“子贡曰君子有恶乎”今本别为一章，而简本则同上面“子路曰”合为一章。特别是《尧曰》篇，今本为三章，而简本则为两章；今本的第三章在简本中用两个小圆点与上间隔，用两行小字抄写在下面，好像是附加的一些内容。在题写章节与字数的残简中，正有一枚记《尧曰》篇“凡二章，凡三百廿二字“，则知简本《尧曰》只有两章，与今本不同。<br><br> 此外各章文字与今本也有不少出入。简本《论语》虽是残本，因中山怀王刘修死于汉宣帝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所以它是公元前55年以前的抄本，当时世有《鲁论》、《齐论》、《古论》三种《论语》存在，因此简本《论语》的出土为研究《论语》的版本流传提供了新的材料。<br><br> 关于该墓葬及出土文物情况，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撰写了《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简报》发表在1981年第8期《文物》杂志上。同期《文物》杂志还刊登了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河北省博物馆、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县汉墓竹简整理组联合撰写的《定县40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一文，对该墓出土的竹简的形制、内容做了大致的介绍，同时还刊布了简文中《儒家者言》的释文。1997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和定县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合编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一书。书中对出土简本《论语》的版本、文句也做简单的介绍，同时还对《论语》的全部释文做了简单的注释和校勘。
最近更新 章數簡| 2019-04-05 13:35
序 <br><br>《子夏易传》一为二卷，一为十一卷。旧本题卜子夏（前５０７一？）撰。子夏姓卜名商，春秋末晋国温（今河南温县）人，孔子学生，为莒父宰。孔子死后，到魏国讲学，主张国君要学习《春秋》，吸取历史教训，宣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等观点’，李克、呈起都是其弟子，魏文侯也尊以为师，相传《诗》、《春秋》等儒家经典就是由他传授下来的。学术界历来主张，此书为后人伪撰，而托附于子夏名下，《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其伪中生伪，至一至再而未已者，亦莫若是书”。《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二卷本，其实是魏晋间大兴《易》学之风时为当时人所伪撰而流布于世。据《唐会要》载“开元七年诏”，当时因《子夏易传》无传习者，遂令儒官详定，刘知已认为，此书不见于《汉书·艺文志》，至梁阮孝绪《七录》始有著录，作六卷，或云韩婴作，或云丁宽作，而至为，可疑。司马贞认为，刘向《七略》有《子夏易传》，但其书久佚，晋荀勖《中经簿》有《子夏易传》四卷，或云丁宽，是其已怀疑非子夏所撰。因此，唐玄宗采纳了刘、司马氏的建议，而停止向学校颁行。代宗以年，此本亡佚。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有辑佚本。今所传十一卷本，始为晁说之《传易堂记》所著录，其称“今称《子夏传》者，乃唐张弧之《易》。据此，则今本应是张弧伪撰。弧为唐末人，曾官大理寺评事。其书以王弼《周易注》为底本而说以义理，所说义理，大致上以儒家“王道”的社会政治思想与《周易》经文相附会。迨朱彝尊作《经义考》，证以陆德明《经典释文》、李鼎祚《周易集解》及王应麟《困学纪闻》所引诸条目，则于今本全无，知张弧伪撰之书又遭后人增削伪纂，并又多衍出一卷，为十一卷。因此，今本《于夏易传》不但不是子夏所撰，亦并非完全为张弧所撰，云其出自众家之手，可谓不诬。二本虽为伪造，但其内容却有—定的参考价值，孕含了较多汉唐时期的《易》学思想，《四库全书总目》云“案说《易》之家，最古者莫若是书”，故其对研究、探讨《周易》古义，二本参稽，仍为它书所不可替代。二卷本除为马国翰所辑外，《汉学堂丛书·经解·逸书考》中亦有考辑。今本则有《四库全书》本，《通志堂经解》本及《学津讨原》本等。 <br>
最近更新 子夏易学初探| 2019-04-05 15:09
孟子序说<br><br> 史记列传曰：“孟轲，驺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鞅，楚魏用吴起，齐用孙子、田忌。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br> 韩子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br> 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br>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后离散，分处诸侯之国，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远而末益分。惟孟轲师子思，而子思之学出于曾子。自孔子没，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br> 又曰：“扬子云曰：‘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夫杨墨行，正道废。孟子虽贤圣，不得位。空言无施，虽切何补。然赖其言，而今之学者尚知宗孔氏，崇仁义，贵王贱霸而已。其大经大法，皆亡灭而不救，坏烂而不收。所谓存十一于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无孟氏，则皆服左衽而言侏离矣。故愈尝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者，为此也。”或问于程子曰：“孟子还可谓圣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圣人，然学已到至(或圣)处。”<br> 程子又曰：“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br> 又曰：“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br> 又曰：“孟子性善、养气之论，皆前圣所未发。”<br> 又曰：“学者全要识时。若不识时，不足以言学。颜子陋巷自乐，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时，世既无人，安可不以道自任。”<br> 又曰：“孟子有些英气。纔有英气，便有圭角，英气甚害事。如颜子便浑厚不同，颜子去圣人只豪发闲。孟子大贤，亚圣之次也。”或曰：“英气见于甚处？”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见。且如冰与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温润含蓄气象，无许多光耀也。”<br> 杨氏曰：“孟子一书，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养性，收其放心。至论仁、义、礼、智，则以恻隐、善恶、辞让、是非之心为之端。论邪说之害，则曰：‘生于其心，害于其政。’论事君，则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国定’。千变万化，只说从心上来。人能正心，则事无足为者矣。大学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诚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后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欧阳永叔却言‘圣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谓误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尧舜所以为万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谓率性，循天理是也。外边用计用数，假饶立得功业，只是人欲之私。与圣贤作处，天地悬隔。”
最近更新 卷十四 心章句下| 2019-04-05 13:37
本书对于中国官场的历史进行了绝妙的讽刺，直阿了中国历代官场所存在的问题，同时该书还描述了中国当代官场的现状，由于受历史沉淀和市场经济的影响，中国官场有越来越腐化的倾向。<br><br>当官的诀窍：学治臆说；高级幕僚的心得：佐治药言；左右逢源的艺术：续佐治药言；衙门内部的真相：幕学举要；官场备忘录：学治说赘；中国官场学原文。
最近更新 幕学举要 万维鶾| 2019-04-07 13:44
本书是宋代哲学家、思想家朱熹对《论语》的注释，它是朱熹用力最勤的著作。<br><br> 附：<br><br> 《四书集注》是朱熹的代表著作之一，也是四书上升为儒家经典的地位以后，诸多注解中最有权威和影响最大的一种。<br><br>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原籍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县，从他父辈起，居住福建南剑今福建南平。生于南宋高宗建炎四年公元１１３０年，卒于南宋宁宗庆元六年公元１２００年。他一生只作过９年官，大部分时间在福建讲学。晚年由于反对当权派韩伦胄，被诬为“伪学”领袖，受到贬斥。南宋末理宗尊崇道学，朱熹恢复名誉。元明清历代皆尊程朱理学，理学成为官学，成为后期儒学的主流学派。朱熹学问渊博，著述很多，重要的有《四书集注》、《周易本义》、《通鉴纲目》、《楚辞集注》、《韩文考异》等。后人把他的遗文编辑为《朱文公集》，把他的语录编为《朱子语类》。清康熙皇帝命李光地编出《朱子全书》，是《文集》和《语类》的选集。<br><br> 《四书集注》包括《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它是朱熹用力最勤的著作；临终前一天还在修改《大学章句》。唐以前，儒学以五经为经典，《论语》和《孟子》尚未正式列为经书；《大学》和《中庸》是《礼记》中的两篇，未有特殊的地位。语孟学庸并重始于北宋，而四书之正式结集则成于朱熹。其后社会重四书过于五经，科举考试以四书为主要科目。在《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的序中，朱熹说明他重视四书的用意，说由于汉唐以来儒家经学只注意“记诵词章”，道、释异端“虚无寂灭之教”流传，以至儒学道统到孟子之后不得其传；二程、朱熹提出四书，正是要“接乎孟子之传”。朱熹认为《大学》是“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学者必由此入门，才能达于圣学。他作《大学格物补传》，强调“即物而穷其理”，“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用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他认为《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阐明先圣之道，提挚纲维，开示蕴奥，没有一本书如《中庸》这样明白而详尽。至于《论语》、《孟子》，朱熹引程子的话，说：“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朱熹推崇孟子，认为孟子大贤，亚圣之次。从此孔孟并称。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说：“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指出了道学家追求的境界。<br><br> 《四书集注》版本很多，现在容易找到的有《四书五经》宋元人注中国书店１９８４年影印、《四书章句集往》《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出版。重点读《中庸》。
最近更新 卷十 子张第十九| 2019-04-05 13:57
CONFUCIAN ANALECTSConfucius
最近更新 论语(英译本) 20| 2019-04-05 13:35
《春秋左传》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我国第一部较为完备的编年体史书。<br>又名《左传》，相传为春秋末年的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br>起自鲁隐公元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是学习、研究先秦历史、文学、哲学和语言必读的典籍。<br><br><br>《春秋》：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相传为孔子依据鲁国史官所编的《春秋》加以整理修订而成的。 <br>《左传》：我国第一部较为完备的编年体史书。原名《左氏春秋》，相传为春秋末年的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名为《春秋左氏传》，简称《春秋》。
最近更新 哀公（元年～二十七年）| 2019-04-05 13:35
宋史修于元末，由丞相脱脱和阿鲁图先后主持修撰，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张起巖、欧阳玄等七人任总裁官。全书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共四百九十六卷，是二十四史中最庞大的一部官修史书。<br><br> 早在元初，元世祖忽必烈就曾诏修宋史，后来，袁桷又奏请购求辽、金、宋遗书，虞集也曾奉命主持修撰辽、金、宋三史。由于元王朝内部对修撰宋史的体例主张不同，一派要「以宋为世纪，辽、金为载记」，一派要「以辽、金为北史，宋太祖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宋史」，双方「持论不決」［一］，长期未能成书。元顺帝于公元一三四三年（至正三年），又诏修辽、金、宋三史［二］，决定宋、辽、金各为一史。宋史在纪、传、表、志本已完僃的基礎上［三］，只用了两年半的时间，于一三四五年（至正五年）成书。<br><br> 在二十四史中，宋史以卷帙浩繁著称。两千多人的列传，比旧唐书列传多一倍，志的份量在二十四史中也是独一无二的。食货志十四卷，相当于旧唐书食货志的七倍。兵志［一］［三］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二三。［二］元史卷四一顺帝本纪。 十二卷，是新唐书兵志的十二倍。礼志二十八卷，竟佔二十四史所有礼志的一半。元末修撰的这部宋史，是元人利用旧有宋朝国史编撰而成，基本上保存了宋朝国史的原貌。宋史对于宋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关係、典章制度以及活动在这一历史时期的许多人物都做了较为详尽的记载，是研究两宋三百多年历史的基本史料。例如，从食货志中，不仅可以看到两宋社会经济发展的概況和我国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经济联击的加强，还可以看到劳动人民创造的超越往代的巨大物质财富和他们所遭受的残酷剥削。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等，保存了许多天文气象资料、科学数据以及关于地震等自然灾害的丰富史料。<br><br> 宋史具有以往封建史书所没有的特点，这就是它始终遵循的基本思想是程朱理学。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宋史「大旨以表章道学为宗，余事皆不甚措意」［一］。清代史学家钱大昕也说：「宋史最推崇道学，而尤以朱元晦（熹）为宗。」［二］这是符合实际的。在宋史修撰中起主要作用的那些人物，都是道学的信奉者。例如，对于宋史修撰「多所协赞」的鐵木儿塔识，就对「伊洛诸儒之书，深所研究」［三］。张起巖对「宋儒道学源委，尤多究心」［一］。特别是在宋史的修撰中「尤任劳动」［二］的欧阳玄，更是一个对「伊洛诸儒源委，尤为淹贯」［三］的道学家。宋史的修撰原则是，遵循「先儒性命之说」，「先理致而后文辞，崇道德而黜功利。书法以之而矜式，彝伦赖是以匡扶」［四］。在这个原则下，欧阳玄为宋史定下的体例和他所撰写的论、赞、序以及进宋史表［五］，都集中地贯彻了道学的思想。<br><br> 宋史在史料剪裁、史实考订、全书体例等方面存在许多缺点，使它在二十四史中有繁芜杂乱之称。宋史「以宋人国史为稿本」［六］宋人国史记载北宋特别详细，南宋中叶以后「罕所记载」，宋史依样画葫芦，显得前详后略，头重脚轻。在宋史中，还有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如一人两传，无传而说有传，一事数见，有目无文，纪与传、传与传、表与传、传文与传论之间互相牴牾等等。 宋史的版本，主要有下列几种：公元一三四六年（元至正六年）杭州路刻印的至正本；公元一四八○年（明成化十六年）的成化本（朱英在广州按元刻本的抄本刻印，后来的版本大都以此为底本）：明嘉靖南京国子监本（南监本）：明万历北京国子监本（北监本）；清乾隆四年武英殿本（殿本）；清光绪元年浙江书局本（局本）；一九三四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一九五八年缩印本个别卷帙有抽换）。由于百衲本是用至正本和明成化本配补影印而成，又同殿本作了对校，修补和改正了某些错字，是一个较好的版本。因此，这次校点宋史，是以百衲本为工作本，同时吸收了叶渭清元椠宋史校记和张元济宋史校勘记稿本的成果，参校了殿本和局本。凡是点不断、读不通而又无法从版本上校正的地方，适当地作了本校和他校工作，在卷末校勘记中说明。
最近更新 列传第二百二十九佞幸| 2019-04-05 15:52
《水经注》是中国古代的地理名著，作者是北魏（公元386年～公元534年）的郦道元。三国时的桑钦写了《水经》一书，郦道元作注，得名《水经注》。原有四十卷，北宋（公元960年～公元1127年）初年已经散失五卷，后人将三十五卷分开，补足四十卷。郦道元（公元469年？～公元527年），字善长，范阳涿县（今属中国中部河北）人。在北魏宣武帝、孝明帝两朝为官，先后任冀州刺史的长史、鲁阳太守、东荆州刺史、河南尹，后任御史中尉。不论在地方还是中央，他为政都以严厉出名。后来，雍州刺史萧宝夤图谋叛乱，嫉恨郦道元的大臣阴险地上奏，推荐他进行安抚。萧宝夤害怕他来后于己不利，派兵将郦道元杀害。<br><br> 郦道元博学广识，足迹遍及长城以南，秦岭和淮河以北，书中的很多材料是他实际调查取得的。在《水经》里只记载了水道一百三十七条，而郦道元的注竟达一千二百五十二条之多，注文有三十万字，比经文也增多了二十倍。<br><br> 此书以水道为纲，同时记述流经地区的山陵、湖泊、郡县、城池、关塞、名胜，还有土壤、植被、气候、水文和社会经济、民俗风习等，历史故事也在其中详细记载。他还记录了水利设施约三十处，对很多伟大工程表示了敬意。对于从书本或实际调查均无法弄清楚的问题，他也如实记述，如“未知所从”、“非所详也”。<br><br> 《水经注》对于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和世界地理学史上都有重要地位。《水经注》中山川景物的描写，还被作为文学作品受到后人高度评价。书中的缺点也有：他因为是北朝人，所以南方水系的记录有些简单，其中还有些差错。
最近更新 卷四十 渐江水、斤江水| 2019-04-06 23:16
汪辉祖,字焕曾,号龙庄,晚号归庐,浙江萧山人.生于雍正九年(1731),卒于嘉庆十二年(1807),其父汪楷曾任河南杞县狱吏8年.汪辉祖早年丧父,不得不为生计和赡养家庭而奔波.乾隆十七年(1752),汪辉祖到其岳父江苏金山知县王宗闵幕府,开始涉足官场,研习刑名案件.两年以后起,在江苏、浙江各地16位官员幕内充当幕宾长达34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多次应试,直到乾隆四十年(1775),45岁的他经三次落第之后才考中进士.乾隆五十年(1785),汪辉祖结束了幕宾生涯,出任湖南省宁远县知县.几十年的幕府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官场经验,因此他做起官来颇为干练.《清史稿》本传中记载的几件事,颇能反映他的为官之道,体现他的从政能力.不幸的是,由于其人秉性正直,嫉恶如仇,反遭恶人暗中诋毁,终被夺职,不得不以足疾告老还乡. <br><br>汪辉祖是清代乾嘉时期影响比较大的良吏和学者，尽管他在史学上也曾有过贡献，特别是在史学工具书的编纂方面，还曾作出过重大贡献，但今天知道的人是非常少了，即使是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也很少有人了解。当然，从汪辉祖本人来说，生前影响比较大的还是吏治方面。他的一生在州县佐治为官就达四十年之久，因而吏治经验非常丰富，且勤于总结，留下了多部关于幕学与吏治的著作。这些著作成为幕友们必读之书，更是学幕者之必读课本而得以广泛流传，被誉为“宦海舟楫”、“佐治津梁”，居官佐幕者几乎人手一册，视为枕中鸿宝。史学大家章学诚在《汪龙庄七十寿言》中就曾这样说：“居闲习经，服官究史，君有名言，文能称旨，布帛菽粟，人情物理。国相颁其政言，市贾刊其佐治，雅俗争传，斯文能事。”可以视作当日最好的写照。所以他在当时政坛上声誉很高，是颇受尊重的名幕，是位名副其实的“绍兴师爷”。<br><br>汪辉祖是清代誉满全国的绍兴师爷、幕学家与法律专家,他的幕学著作,阐述了清代幕业的技术原则与道德规范,提出就幕宜慎、律己立品、尽心事主、保民便民等见解.作为清代幕友的典范,其幕学思想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清代幕府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最近更新 译文| 2019-10-31 14:11
《荀子》一书为战国末期赵人荀况及其弟子所著。荀况本为孙氏，故此书又称《孙卿对书》或《孙卿子》。西汉刘向整理时定为３２篇，它们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荀子亲手所著的２２篇，一类是荀子弟子所记录的荀子言行，共５篇，一类是荀子及弟子所引用的材料，共５篇；前两类是研究荀子思想的直接材料，是《荀子》一书的主体。<br><br> 《荀子》的人性论是荀子思想的逻辑起点。荀子主张人性恶，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好利恶害，如果任人顺性发展，人与人之间就会互相争夺，使社会陷入混乱；必须由圣人制定礼义，进行教化，才能使人转而为善，使社会正常安定。所以他认为人性是恶的，而善则是后天人为教育的结果；善不是性，而是“伪”。他与孟子一样，也肯定人人都可以经过自己的努力而成善成圣，只是成善成圣的途径与孟子所说的不同。他不是强调尽心知性，而强调学习、积累和“注错习俗”，创造良好的社会风气来给人以潜移默化的影响。荀子认为“能群”是人类区别于禽兽并能胜过和役使禽兽的基本条件，而“分”则是人类组成社会的基本法则。为了消除人们由于欲利而引起的争夺，必须明确规定人们在经济上、政治上贫富贵贱的等级区分。这就是礼义的起源和实质。在此基础上他在政治上提出了隆礼重法说。在君民关系上荀子一方面尊君、隆君，一方面重视民本，提出君民舟水说。在天人关系方面，荀子认为天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有它固有的客观规律；人类社会的治乱兴废，在人而不在天；人应顺应自然规律，利用自然，制天命而用之。在认识论方面，荀子特别提出“解蔽”，认为认识的片面性是人们的通病。他提出“虚壹而静”的解蔽方法，主张认识事物要虚心、专心、静心，以达到主观上的大清明境界。荀子又构成了以正名为中心的逻辑体系，他揭示了名反映实的本质，制定了关于名的划分和推演的理论，阐述了制名的原则，又揭示了命题的本质，特别是在直言判断的定义上超越了的人。<br><br> 荀子以儒学为本，对诸子百家之说进行了激烈批评，其论虽不无偏颇，但足可称为先秦时期继孔子、盂子之后最有成就的儒学大师。<br><br> 《荀子》一书唐杨倞曾为之作注。较好的注本有王先谦的《荀子集释》，收入中华书局版的《诸子集成》。较为浅近的注本有梁启雄《荀子简释》，还有《荀子新译》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版。其中《天论》、《性恶》、《解蔽》、《劝学》诸篇可细读。
最近更新 尧问篇第三十二| 2019-04-07 14:13
《幼学琼林》是中国古代儿童的启蒙读物。<br><br> 《幼学琼林》最初叫《幼学须知》，一般认为，最初的编着者是明末的西昌人程登吉（字允升），也有的意见认为是明景泰年间的进士邱睿。在清朝的嘉靖年间由邹圣脉作了一些补充，并且更名为《幼学故事琼林》。後来民国时人费有容、叶浦荪和蔡东藩等又进行了增补。全书共分四卷。 《幼学琼林》是骈体文写成的，全书全部用对偶句写成，容易诵读，便于记忆。全书内容包罗广泛，人称“读了增广会说话，读了幼学走天下”。书中对许多的成语出处作了许多介绍，读者可掌握不少成语典故，此外还可以对中国古代的典章制度、风俗礼仪做一些了解。书中还有许多警句、格言，到现在还仍然传诵不绝。但是书中也有一些属于封建时代的观点，对于现代人来说难以认同。
最近更新 卷四 花木| 2019-11-01 11:40
元释觉岸撰。觉岸字宝洲，乌程人。其书皆叙述释氏事实，用编年之体。以历代统系为纲，而以有佛以来释家世次行业为纬，始於太昊庖牺氏，终於南宋瀛国公德祐二年。初名《稽古手鉴》，既以所载尚未赅备，复因旧辑而广之，始改今名。书成於至正初，中山李恒为之序。觉岸记诵该博，故所录自内典以外，旁及杂家传记、文集、志乘、碑碣之类，多能搜探源流派别，详赡可观。惟於列朝兴废盛衰绝无关於释氏者，亦复分条摘列，参杂成文，未免伤於枝赘。且据藏经所记佛生於周昭王九年，既欲甄叙宗门，自当断以是岁为始。顾乃侈谈邃古，远引洪荒，於体例亦为汜滥。又唐代纪年於昭宣帝後别有少帝濮王紃一代，谓为朱全忠所立，年号天焘，旋复被鸩。求之正史，全无事实，尤不知其何所依据。然其援据既富，亦颇有出自僻书，足资考证者。其於丛林古德记前流传，亦多考覈详明，备徵典故。录存其说，未始非缁林道古之一助也。==============================================================================
最近更新 卷四| 2019-04-07 14:29
《孝經》是一部重要的儒家經典，其作者歷來說法不一，有孔子說和曾子說等，學界一般認可為先秦儒者所作。<br> <br> 《孝經》以“孝”為中心，通過孔子與其門人曾參談話的形式，對孝的價值、意義、作用以及實行“孝”的要求和方法等問題進行了集中的闡述，是一部儒家孝倫理的系統化著作。 《孝經》認為，“孝”是“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認為孝是自然規律的體現，是人類行為的准則，是國家政治的根本。 《孝經》在唐代被尊為經書，南宋以后被列為“十三經”之一，共分十八章，全文不足兩千字，是十三經中篇幅最短的一部。<br><br> 《孝經》在中國古代影響很大，歷代王朝無不標榜“以孝治天下”，唐玄宗曾親自為《孝經》作注。
最近更新 丧亲章第十八| 2019-09-25 15:45
唐李鼎祚撰。鼎祚《唐书》无传，始末未详。惟据《序》末结衔，知其官为秘书省著作郎。据袁桷《清容居士集》载“资州有鼎祚读书台”知为资州人耳。朱睦《序》称为秘阁学士，不知何据也。其时代亦不可考。《旧唐书·经籍志》称录“开元盛时四部诸书”而不载是编，知为天宝以后人矣。其书《新唐书·艺文志》作十七卷，晁公武《读书志》曰：“今所有止十卷而始末皆全，无所亡失。”岂后人并之耶？《经义考》引李焘之言，则曰：“鼎祚《自序》止云十卷，无亡失也。”朱睦《序》作於嘉靖丁巳，亦云《自序》称十卷，与焘说同。今所行毛晋汲古阁本乃作一十七卷，《序》中亦称王氏《略例》附於卷末，凡成一十八卷。与诸家所说截然不同，殊滋疑窦。今考《序》中称“至如卦爻彖象，理涉重玄，经注《文言》，书之不尽，别撰《索隐》，错综根萌，音义两存，详之明矣”云云，则《集解》本十卷，附《略例》一卷为十一卷，尚别有《索隐》六卷，共成十七卷。《唐志》所载盖并《索隐》、《略例》数之，实非舛误。至宋而《索隐》散佚，刊本又削去《略例》，仅存《集解》十卷，故与《唐志》不符。至毛氏刊本，始析十卷为十七卷，以合《唐志》之文。又改《序》中一十卷为一十八卷，以合附录《略例》一卷之数，故又与朱睦《序》不符。盖自宋以来，均未究《序》中“别撰《索隐》”一语，故疑者误疑，改者误改。即辨其本止十卷者，亦不能解《唐志》称十七卷之故，致愈说愈讹耳。今详为考正，以祛将来之疑。至十卷之本，今既未见，则姑仍以毛本著录。盖篇帙分合，无关宏旨，固不必一一追改也。其书仍用王弼本，惟以《序卦传》散缀六十四卦之首，盖用《毛诗》分冠《小序》之例。所采凡子夏、孟喜、焦赣、京房、马融、荀爽、郑玄、刘表、何晏、宋衷、虞翻、陆绩、干宝、王肃、王弼、姚信、王廙、张璠、向秀、王凯冲、侯果、蜀才、翟元、韩康伯、刘巘、何妥、崔憬、沈驎士、卢氏（案卢氏《周易注》《隋志》已佚其名）、崔观、伏曼容、孔颖达（案以上三十二家，朱睦序所考）、姚规、朱仰之、蔡景君（案以上三家，朱彝尊《经义考》所补考）等三十五家之说。《自序》谓“刊辅嗣之野文，补康成之逸象”。盖王学既盛，汉《易》遂亡，千百年后学者，得考见画卦之本旨者，惟赖此书之存耳。是真可宝之古笈也。
最近更新 周易集解卷十七| 2019-04-05 15:08
金史一百三十五卷，其中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是记载女真族所建金朝兴亡始末的一部史书。女真族是我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公元十二世纪初，女真滅辽，臣服了西夏，建立了与宋南北对峙的金朝。金以今天的北京为中心，在北方统治了近一百二十年，对我国的历史产生了极大影响。早在元世祖中统二年（一二六一），本着「国亡史作」的惯例，便已开始议修辽、金二史。宋亡，又议修辽、金、宋三史。但由於当时以哪一朝为「正统」长期争论不休，体例不能确定，故一直没有修成。直到元顺帝至正三年（一三四三），才決定宋、辽、金「各与正统」，并任命丞相脱脱为都总裁官，主持修史。次年十一月，金史修成，这时脱脱已罢相，由新相阿鲁图继任都总裁官，由他奏上。在参加修史的人员中，值得一提的是欧阳玄（一二八三--一二五七），元修三史的「发凡举例……至於论、赞、表、奏，皆玄属笔」（元史卷一八二本传）。欧阳玄字原功，浏阳人，曾做过翰林学士承旨等官，有圭齐文集传世。<br><br>金史修成所以如此之快，主要是修史所依据的材料比较充分。首先是金实录。金建国以后，仿历代王朝成规，金主九代大都撰有实录。这些实录，在金亡时，都被降元将领张柔载归北去。中统二年，他把这些实录交到了史馆。不过，由於战乱，这些实录已有亡佚，如卫绍王一朝的实录，就是中统三年王鹗据杨云翼日录、陈老日录等补缀。<br><br>在这之前，金末文人元好问（欲之）曾想利用金实录撰修金史，未能实现。但所传中州集及壬辰杂编，保存了不少他蒐集的金史史料，这两部书也为修撰金史之所本。又，金末文人刘祁（京叔），目睹金的亡国，他从汴京辗转两千余里，回到故乡浑源以后，写了归潛志一书，记载了作者所熟悉的人和事，对了解金末文人及社会情况有极大参攷价值。故元史馆的臣僚说：「刘京叔归潛志与元欲之壬辰杂编二书，虽微有异同，而金末丧乱之事犹有足徵者焉。」（金史卷一一五完颜奴申传）这些都为修金史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所以在元人修的三史之中，金史要算是较好的一部。金史比较系统地记载了女真族的发展历史，尤其是关於女真及其有关各族早期的情况，多不见於其它史籍。本书的志比较详备，为我们研究金代各项制度、行政区域、自然现象等，提供了不少有用的资料。<br><br>但是，金史在敍事方面，也存在不少缺略和错误，这些问题，清人施国祁的金史详校多已指出，不再赘述。此外，宋、辽、金三史之间的关系，由於各书所据史料不同，而史官记事又往往从本政权的角度出发，有所迴护，所以有关同一事件的记载，難免互有差异。遇到这种情况，就需要各史参看，才能了解事件的全貌和真相。百衲本影印的元至正刊本（其中八十卷是初刻，五十五卷是元朝后来的覆刻本），是现存金史最早的本子。这次点校就採用它作底本，并与北监本、殿本参校，择善而从。此外，还参考了大金国志、大金吊伐录、大金集礼、归潛志、中州集、三朝北盟会编等书，以及残存永乐大典的有关部分，以订正本史的错误。对於前人校勘成果，採用最多的是施国祁的金史详校，但校勘记中没有逐条注明，对於施说举證缺略的地方，还作了一些补充。底本卷首原有进金史表等几份材料，现移到书末，作为附录。每卷的卷目，基本上保持原状。
最近更新 进金史表| 2019-04-05 15:41
南史八十卷，北史一百卷，唐李延寿撰。南史起公元四二○年（宋武帝永初元年），终公元五八九年（陈后主祯明三年），记述南朝宋、南齐、梁、陈四个封建政权共一百七十年的历史。北史起公元三八六年（北魏道武帝登国元年），终公元六一八年（隋恭帝义宁二年），记述北朝魏、北齐（包括东魏）、周（包括西魏）、隋四个封建政权共二百三十三年的历史。两书合称南北史。<br><br> 李延寿，唐初相州人，官至符玺郎。在唐太宗时代，他曾先后参加隋书纪传、十志和晋书的编写工作，还参预过编辑唐朝的「国史」，并著有太宗政典。<br><br> 南北史的撰著，是由李延寿的父亲李大师开始的。隋末，李大师曾在农民起义军领袖窦建德所建立的夏政权中做过尚书礼部侍郎。窦建德失败后，他被唐朝流放到西会州（今甘肃境内），后遇赦放回，死于公元六二八年（唐太宗贞观二年）。 当李大师开始编纂南北史的时候，沈约的宋书、萧子显的齐书、魏收的魏书已经流传很久，魏澹的魏书和王劭的齐志等也已成书。而当李延寿继续编纂南北史的时候，梁、东、北齐、周、隋五代史的编纂工作也正在进行或定稿。既然关于南北朝的史书已有多种，那么，李氏父子为什么还要另外编写这一时期的历史著作呢？李延寿的自序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他的父亲「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虜’，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並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显然，在隋、唐全国统一的局面形成后，人们很需要综合叙述南北各朝历史的新著。同时，分裂的封建政权互相敌视的用语如「索虜」、「岛夷」之类，已与全国统一后南北各民族大融合的形势不相适应比李延寿时代稍后的刘知几也强烈反对这种称谓。所以李氏父子打破了朝代的断限，通叙南北各朝历史，又在书中删改了一些不利于统一的提法，正是反映了当时历史的要求。这也是南北史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br><br> 李大师本是仿照吴越春秋，採用编年体，没有成书。李延寿在他的基础上，改用史记纪传的体裁，删节宋、南齐、梁、陈、魏、北齐、周、隋八书，又补充了一些史料，写成南史和北史。公元六五九年（唐高宗显庆四年），这两部书经唐朝政府批准流传。唐高宗对它很重视，曾亲自为之作序，但这篇序到宋代已经失传。<br><br> 南北史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突出门阀士族的地位。它用家传形式，按世系而不按时代先后编次列传，一姓一族的人物，集中在一起。这种编纂方法並不开始于李延寿。刘宋时，何法盛著晋中兴书，就有瑯邪王录、陈郡谢录等篇名，就是将东晋大族王、谢两家的人物集中为传。北齐魏收著魏书，也是参用家传形式。但魏书对大族中的重要人物还是抽出来单独立传，南北史则凡是子孙都附于父祖传下，因此家传的特徵更为突出。这不仅是方法问题，而是南北朝时期社会现实的反映。 南北朝是门阀士族统治的时代，世家大族倚仗祖先的政治地位和宗族姻亲的党援，享有政治特权，佔有大量部曲、佃客、奴婢、荫户和土地。高门子弟从青少年时期就在中央或地方任官，三四十岁便可飞黄腾达。大族之间以及大族与皇室之间由婚姻关系联结起来，构成一个膠漆坚固的特权阶層。他们也排斥着庶族地主。「地望」和「婚」、「宦」，是门第高下的重要标帜，这些都记载在他们的谱牒里。所以南北朝的大族特别重视谱牒，讲究谱学。但是，激烈的阶级斗争冲击着高门大族，从南北朝到隋末的历次大规模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门阀士族。许多大族地主被革命的农民所镇压，或被赶出他们原来盘据的地区。<br><br> 他们的谱牒连同他们的家业，也被革命的洪流冲刷得荡然无存。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地位迅速下降，门阀士族的「盛世」已经江河日下。<br><br> 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为了挽救自已的颓运，他们用尽了各种手法。在史书里塞进家谱，就是其中的一种。魏收就曾直言不讳地说：「往因中原丧乱，人士谱牒遗逸略尽，是以具书其枝派。」这就是企图通过修史来肯定门阀士族的世袭特权。唐朝初年编纂梁、陈、北齐、周、隋五代史，对「朝廷贵臣，必父祖有传」，也是要把新贵和旧门阀联系起来，从而恢复旧门阀的政治地位。出身陇西大族的李延寿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写成南北史的。<br><br> 南北史和宋、南齐、梁、陈、魏、北齐、周、隋八书相比较，从史料的角度来说是长短互见的。八书保存史料较多较详，经过南北史的删节，篇幅仅及原书总和的二分之一，自然不免缺略。它所删掉的，在本纪中多属册文、诏令，在列传中多属奏议、文章。删节以后，叙事部分相对突出，读来比较醒目。可是，也有删所不当删的地方，例如北魏李安世关于均田的奏疏，梁朝范缜关于神灭的著名辩论，都是有关当时阶级关系和思想斗争的重要资料，南北史一则摒棄不録，一则删存无几。在删节过程中，还有由於疏忽而造成的史实錯误，甚至文气不接，辞义晦涩。这些都是这两史在编纂上的缺点。<br><br> 南北史并非单纯节抄八书，它也根据当时所能见到的资料作了不少补充。例如南史补了王琳、张彪等人的专传，在循吏、文学、隐逸、恩倖等类传中也补了若干人的整篇传记。北史因魏书不记西魏史事，所以它根据魏澹魏书补了西魏三帝纪，后妃传中补了西魏诸帝后，宗室传中对人关的元魏宗室都增补了资料，此外还补了梁览、雷绍、毛遐、乙弗朗、魏长贤等人的专传。至于增加附传或在原来的纪传中补充史实的地方也为数不少。有的原传文字无几，增补的部分超出数倍，如南史的恩倖传就是例子。所补史料，也有些價值较高的。例如南史郭祖琛传，通过他所上的封事，揭露了梁武帝残民佞佛的弊政。茹法亮传保存了唐禹之起义的部分史料。巴陵王子伦传和吕文显传记录了宋、齐两代中书舍人和典籤权力膨胀的事例。范缜传增加了他不肯「卖论取官」的一段对话，表现了这位唯物主义思想家的战斗精神。北史李弼等人传后，对西魏、北周的军事制度有较详细的记载。苏威传补充了江南人民反隋斗争的史实。这些都是有关政治经济和阶级斗争的重要史料，有助于我们了解和研究南北朝时期的历史。<br><br> 李延寿自序说他补充的史料很多出于当时的「杂史」，即所谓「小说短书」，故事性较强，且多口语材料，增补入传，常常能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更能反映当时真实情况。这类资料在南史的何佟之传，北史的东魏孝静帝纪、高昂传、斛律金传、李稚廉传、尒朱荣传中都可以发现。但因此也掺入了大量神鬼故事、谣言谶语、戏谑笑料，这又是它的严重缺点。总之，南北史就史料的丰富完整来说，不加八书，但也不乏胜过八书的地方。作为研究南北朝历史的资料，可以和八书互相补充，而不可以偏废。<br><br> 本书点校，南史和北史都是採用百衲本（即商务印书舘影印元大德本）为工作本。南史以汲古阁本、武英殿本进行通校，以南、北监本和金陵书局本作为参校。北史以南监本、武英殿本进行通校，以北监本、汲古阁本作为参校，又查对了北京图书舘所藏宋本残卷。版本異同，一般择善而从，不作校记；但遇有一本独是或可能引起误解的地方，则仍写校记说明。<br><br> 除版本校勘外，还参校了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和通志。因为南北史本是节删八书，它的原则是「若文之所安，则因而不改」，这八部史书当然可以作为校勘的主要根据。而通志的南北朝部分，则基本上是钞録南北史，文字上的異同，对于校正这两部史书也有一定的参考價值。此外，还参考了通鑑、太平御览、通典等书。前人成果利用最多的是钱大昕的二十二史考異和张元济、张森楷的南北史校勘记稿本。其他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张熷的读史举正，洪颐煊的诸史考異，李慈铭的南史札记和北史札记等书，也都曾参考。<br><br> 各卷目录基本上保持元大德本原目，只改正了其中若干错误。
最近更新 卷八十 列传第七十| 2019-04-05 16:09
在卷帙浩繁的廿四史中，有两部官修的唐史，即五代时修的旧唐书和北宋时修的新唐书。新唐书的编撰，约开始于北宋庆曆四年（公元一○四四年），到嘉祐五年（公元一○六○年完成，前后历时约十七年，参加编撰的有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等人。新唐书包括本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传一百五十卷，共二百二十五卷。书成，由欧阳修、宋祁分别署名。<br> 宋祁（公元九九六年一○六一年），曾任知制诰、翰林学士等职，並担任过杭州、成德州等地的地方官。新唐书开始编写后七年，当北宋王朝派人向宋祁催索文稿时，他说：「计今秋可了列传，若纪、志犹须来春乃成。」［一］其实，到了公元一○五八年，他才将一百五［一］景文集卷四九与观文右丞书十卷列传稿子交齐。至于纪、志、表三个部份，他根本无力完成。后来志和表分别由范镇、吕夏卿负责编写。但本纪无人撰写，全书更无人总其成，所以宋仁宗又命欧阳修主修新唐书。<br> 欧阳修（公元一○○七年一○七二年），号称宋代的韩愈，政治地位比宋祁高，社会影响也比宋祁大。公元一○四二年，在宋仁宗起用范仲淹推行「庆曆新政」时，欧阳修参加了「新政」活动，並调任为谏官，对北宋王朝面临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非常关注。范仲淹罢相后，欧阳修也被贬，先后在滁州、扬州、颍州、应天府等地做了九年地方官。公元一○五四年被调回中央，任翰林学士。新唐书实际上是在欧阳修的主持下最后完成的。<br> 欧阳修自己说：他中途参加，「接续残零，刊撰纪、志六十卷［一］。从文字风格上看，本纪十卷和赞，志、表的序，以及选举志、仪卫志等，无疑出自欧阳修之手。特别是他所写的赞、序，集中反映了他的历史观，有些内容几乎是直接从他的政论文章那里照搬过来的。书成后，他曾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要职。<br> 与旧唐书比较，由于时代不同，新唐书在编撰体例方面也有自己的特点。首先是新唐书对志、表两部份十分重视，这是因为宋代大体上继承了唐代的制度，欧阳文忠全集卷九一辞转礼部侍郎劄子阳修等在志、表方面特别用力，目的是总结唐代的典章制度以供宋王朝「参用」。<br> 新唐书增加了以往史书所没有的备卫志、选举志、兵志。新唐书的选举志、兵志虽然叙述制度不够系统，资料也不够完备，但究竟为我们了解唐朝科举制和兵制演变提供了一定的方便。食货志增为五卷，不仅比旧唐书食货志份量多，而且也比较有系统、有条理地保存了大量社会经济史资料。地理志着重叙述唐朝地理沿革，记载军府设置、物产分布、水利兴废等状况，补正了不少旧唐书地理志的缺略。天文志和曆志在篇幅上超过旧唐书三倍以上，记载了唐代流行的七种曆法，特别可贵的是保存了在曆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大衍曆的曆议（即曆法理论）。艺文志与旧唐书经籍志相较，书目增加很多，特别是开元以后的著作补充不少，如李白、柳宗元的著作，新唐书所收录的就有一些是旧唐书中找不到的。新唐书还增加了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虽有错漏，但也可以起备查作用。<br> 新唐书作者批评旧唐书「使明君贤臣、雋功伟烈与夫昏虐贼乱、禍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恶」［一］，所以在新唐书中秉孔子修春秋之意，进行所谓「忠奸顺逆」的褒贬，并在旧唐书的类传的基础上，增添了卓行、奸臣、叛臣、逆臣等类传，又将原有次序作了重新排列，如在旧唐书中，忠义传排列第五，新唐书改为第一，以表示纠正旧唐书「纪次无法」。旧唐书的合传，大体上把同一时期地位接近或同一家族的人合在一起，新唐书作者认为「忠奸善恶」不分，也加以改动。<br> 新唐书还在列传中保存了一些旧唐书所未载的史料。自安史之乱以后，史料散失不少，穆宗以下又无官修实录，所以宋祁为唐后期人物立传，採用了不少小说、笔记、传状、碑志、家谱、野史等资料。同时，还增加了不少唐代晚期人物的列传。关于少数民族的种族、部落的记载，新唐书比旧唐书多而且详。<br> 本次点校，以百衲本（影印北宋嘉祐十四行本，残缺部份，以北宋十六行本、南宋十行本补）为工作本，参校了北宋闽刻十六行本（影印膠卷残本）、南宋闽刻十行影印本（缺四十多卷）、汲古阁本、殿本和浙江书局本。
最近更新 附录 进新唐书表| 2019-04-05 16:14
《平宋录》（又名《丙子平宋录》）3卷，记叙至元十三年（1276年）地军南下临安及宋幼主赵（显）被俘北迁事，颇有史料价值。<br><br> 刘敏中（1243-1318）字端甫，号中庵。元代济南章丘人。少时勤奋好学，卓异不凡，13岁能谈论沼学为人之道，当时的散曲作家杜仁杰非常欣赏其才学。20岁时被召征入朝，授中书掾。至元十一年（1274年），擢兵部主事，官拜监察御史。时蒙古贵州桑哥执掌朝政，刘敏中多次上书弹劾桑树哥结党营私、恣意不法的行为，元世祖不予采纳，遂辞职归。后又起用为御史如都事。时同僚王约因言事得罪桑哥，桑树哥欲治其死罪，朝中百官无一人伏义直言，刘敏中“杜门称疾”，上书辞官，以示抗议。后改迁为燕南肃政廉访副使。桑哥因罪罢官，刘敏各又入朝为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监祭酒石酸。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年），改任宣抚使，巡行辽东、山北诸郡，对不法官吏多有惩处。大德九年，入朝为集贤殿学士，商议中书省事。他针对时弊，上书陈十事，主张整顿朝政，任用贤良，杜绝私门，剔除奸蠹。<br><br> 元成宗去世后，朝中展开皇位继承权的争夺。刘敏中从维护国家统一的大局出发，力争怀宁王海山继位，反对皇后称制听政，因此得罪掌权的后党，被排挤出京。后来怀宁王继位，是为刘敏中被武宗召入京城，重任集贤殿学士，仍商议中书省事。不久任河南行省参知政事，旋又改为治书侍御史，出任淮西肃政廉访使、山东宣慰使，召为翰林学士承旨等职。后因病辞官返乡。仁宗继位（1311年）后，曾召谙知政务、素有声望的老臣入京“同议庶备课敏中即列其中。延？五年（1318年）卒。赠光禄大夫、柱国，追封齐国公，谥“文简”。<br><br> 刘敏中不仅是元初名臣，也是当时的一位词人。著有《中庵集》25卷，收149首之多。还著有《平宋录》（又名《丙子平宋录》）3卷，记叙至元十三年（1276年）地军南下临安及宋幼主赵（显）被俘北迁事，颇有史料价值。
最近更新 卷下| 2019-04-06 20:38
今人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版本最佳，其中许多资料为《后汉书》所不备，深为学林所珍重。故有人称辑佚是一项嘉惠后人，有益学林的工作。此辑佚之意义二也。<br><br> 《东观汉记》是记载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光武帝到灵帝时期的一部史书，采用纪传体，名字得自官府的修史馆所在地东观。该书并非一次修成，而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合成的。汉明帝刘庄命班固、陈宗等人一同写成了《世祖本纪》。班固等又写了功臣、平林等，并作列传、载记共二十八篇。这时期是此书的奠基期。到安帝时，刘珍、李尤等接着写了纪、表、名臣、节士、儒林、外戚等传，从光武帝建武年间到安帝永初年间，这时才有了《汉记》的名称。以后，伏无忌、黄景等又撰写了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表和南单于、西羌传和地理志。桓帝在位时也让崔、朱穆等编撰孝穆、孝崇二皇传和顺烈皇后传。崔又和延笃合作写成了百官表和顺帝功臣孙程、郭镇及郑众、蔡伦等传。到这时候，前后共有一百一十四篇。灵帝时，蔡邕、杨彪等补写了纪、志、传几十篇，时限顺延到了灵帝。<br><br> 范晔所著的《后汉书》写成之前，《东观汉记》还有些地位和影响，并和《史记》、《汉书》共称“三史”，是当时人学习的主要书籍。等到范晔的《后汉书》一出现，《东观汉记》的地位逐渐下降。根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全书一百四十三卷，到《旧唐书。经籍志》则是一百二十七卷，官方收藏本减少了十六卷，《宋史。艺文志》只记载了八卷，说明绝大部分已经散失。<br><br> 清朝人姚之集录了佚文八卷，但依据也只是《续汉书》十志刘昭注、《后汉书》李贤注、《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等五书，成就不高，遗漏较多。乾隆时期修撰《四库全书》时，大臣便以姚氏本为蓝本，再对照《永乐大典》记载的内容，加上其他书的佐证，查漏补缺，增订成二十四卷，包括帝纪三卷、年表一卷、志一卷、列传十七卷、载记一卷、佚文一卷，最后刊入《武英殿聚珍丛书》，这个辑本比姚氏的完备一些，但还是有些缺陷，其中《稽瑞》、《开元占经》、《事类赋》、《记纂渊海》等书引的一些条目没有收进去。
最近更新 本 書 輯 佚 校 注 引 用 書 目 | 2019-04-06 20:38
《佛国记》，又称《高僧法显传》、《法显传》、《高僧传》、《历游天竺记传》。一卷。东晋僧法显记。<br><br> 法显大师，平阳武阳（山西）人，俗姓龚，因慨叹律藏残缺，乃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于弘始二年（《梁高僧传》作隆安三年）离长安，度沙河，越□岭，往天竺求法，时年六十顷。经长安、敦煌、于阗到中印度，于遍历佛迹后，三年学于华氏城，二年学于恒河下游加尔各答附近，后至锡兰二年，其间所学，有律、《长阿含》、《杂阿含》、《涅槃经》等。最后经由苏门答腊，于义熙九年（413）归国，携回大量梵本佛经。前后十余年，历经干归、褥檀、炖煌、鄯鄯、乌夷、于阗、子合、竭叉、陀历、乌长、宿呵多、揵陀卫、竺刹尸罗、弗楼沙、那竭、罗夷、跋那、毘荼、摩头罗、僧迦施、沙只、抱萨罗、蓝莫、毘舍离、摩竭提、迦尸、拘睒弥、达嚫、瞻波、摩梨帝、师子、耶婆提等三十余国。<br><br> 归国后，于道场寺与佛驮跋陀罗合译《摩诃僧只律》、《大般泥洹经》、《杂藏经》、《杂阿毘昙心论》，示寂于荆州辛寺。 本书是法显大师自记经西域至印度诸国求法的经过历程，为我国僧侣西行印度求法记传中，现存最古的典籍。与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同为中古历史、地理的重要史料。
最近更新 佛国记| 2019-04-06 23:17
王通，字仲淹，生干隋文帝开皇四年（ 584年），卒于隋炀帝大业十三年（ 617年）。隋河东郡龙门县通化镇（今山西省万荣县通化乡）人。是隋代山西的一位私人教育家，死后，门弟子私谥为“文中子”。 <br><br>王通好自求名，模仿孔子作《续六经》，在河汾讲学时，便以“王孔子”自诩。这样一个华而不实的人，他的《续六经》自然不会有什么学术价值，所以在唐代就大多散失无存了。今存《元经》一书，题王通撰，薛收传，阮逸注，实出于伪造，前入辨之已明。 <br><br>今天研究王通的思想，主要依靠《中说》一书。《中说》一书，有人疑其为伪作，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此书虽非王通所作，但其原本是王通门弟子姚义、薛收汇编而成的，大体上是弟子们对其师言行的回忆和追录。不过，此书到了王通之子王福寺手里后，福寺对其重新分类编排，在这个过程中，加进了许多吹嘘王通的不实之词，以至后人疑其为伪作。其实，《中说》还是有一定价值的，朱熹就讲过：“《中说》一书如子弟记他言行，也煞有好处。虽云其中是后人假托，不会假得许多，须具有个人坯模，如此方装点得成。”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 <br><br>《中说》所反映的王通思想，还是有许多可贵之处的。王通在政治上，以恢复王道政治为目标，倡导实行“仁政”，主张“三教合一”，基本上是符合时代潮流的，有进步性；在哲学上，王通致力于探究“天人之事”，围绕“天人”关系这个核心，阐述了他关于自然观、发展现、认识论和历史观等方面的思想，表现了朴素唯物主义的倾向和主变思想，在文学上，王通论文主理，论诗主政教之用，论文辞主约、达、典、则，主张改革文风。这些都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br>
最近更新 王氏家书杂录| 2019-04-07 14:13
《知言》是南宋学者胡宏(1105—1161)的主要学术著作。现存的《知言》包括两部分，一为《知言》的正本，一为南宋学者朱熹辑录的《胡子知言疑义》。按照明代学者程敏政《胡子知言跋》的记载及现存各种版本《知言》的内容，可见《胡子知言疑义》所摘引的胡宏语录，皆不复见于《知言》正本，而这些被朱熹删节并多加非难的见解、正是胡宏哲学、教育思想中最具特色的内容。 《知言》全书采用随笔札记的形式，辑录了胡宏历年讲学的言论，体例近似于《论语》，但行文中很少有师生问答的对话，多为胡宏一人的语录。该书是胡宏教育思想最完整、系统的记录，也记存了胡宏的政治、哲学、伦理、史学等观点，是研究胡宏学术教育思想的主要依据。 胡宏，字仁仲，福建崇安(福建省西北部)人，学者尊称为五峰先生，是南宋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胡宏出身于名门，家学渊源深厚。其父胡安国是南宋著名的经学家、教育家，与二程高足弟子游酢、谢良佐、杨时等学界名流交往密切，并为南宋治《春秋》学者之宗，所著《春秋传》，被宋高宗赞为“深得圣人之旨”， 明初又被立为学官。胡宏的兄弟胡寅、胡宁及堂兄弟胡宪、胡实，也均为南宋有名的学者。南宋号为“东南三贤”的朱熹、吕祖谦和张拭，均曾求学于胡氏兄弟，朱熹、吕祖谦曾为胡宪的学生，张拭为胡宏的高足弟子，而朱熹的父亲朱松，又与胡寅有师生之谊。可见，胡氏之学在南宋学术教育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其思想观点虽与理学关联深厚，但自以《春秋》标立门户，注重经世致用，多论经史大义，强学力行，志于廉济时艰，独创湖湘学统。<br><br> 胡宏在胡氏诸子中学识最优，“伟抱卓识，自许尤为不偶”。 他幼承庭训，“至于弱冠，有游学四方、访求历世名公遗迹之志”。年15，便自撰《论语说》，从其父胡安国习伊、洛之学，编《程氏雅言》，再从胡安国学习《通鉴举要》，为编《皇王大纪》一书奠定了基础。20岁时入京师太学，师事程门高足杨时；靖康元年(1126)，于荆门拜程门弟子侯师圣为师。故其学术渊薮，改以胡氏家学为底蕴，又兼得程氏理学之正传，这种学术风格既体现了南宋湖湘学派的基本特色，又成为贯穿于《知言》一书的思想宗旨，并在《知言》中得到集中的表现。南宋初年，胡宏曾荫补右承务郎，因不愿与权臣秦桧为伍，隐居衡山，致力于学术研究，游学讲道于衡山之下二十余年，曾担任过岳麓书院山长，执教于碧泉书院、道山书院等处，湘、湖之士多求学于其门，终仰其为一代师表，高足弟子有张拭、杨大异、彪居正、吴翌、孙蒙正、赵孟、赵棠、方畴、向语等人。明人彭时则称胡氏父子“俱为大儒，遂启新安朱氏(熹)、东莱吕氏(祖谦)、南轩张氏(拭)之传，而道学益盛以显”。 <br><br> 《知言》是胡氏湖湘学派学术教育思想的集大成之作，书中阐述的一系列观点，系统地表明了湖湘学派的思想宗旨，标志着湖湘学派思想理论体系的成熟与定型。因此，历代学者多视胡宏与其父胡安国为湖湘学派的主要代表。胡宏的学生张拭评价《知言》：“其言约，其义精，诚道学之枢要，制治之蓍龟也”。 朱熹也称“湖湘学者崇尚胡子《知言》。” 宋代学者吴儆《题五峰先生知言卷末》则高度评价《知言》一书，“凡后学之自伊洛者皆知，敬信服行，如洙泗之有孔氏”。 清代学者全祖望也有一段相关的议论：“绍兴诸儒所造，莫出五峰之上。其所作《知言》，东莱以为过于《正蒙》，卒开湖湘之学统。” 上述诸儒言论肯定了《知言》三点：第一，胡宏及其《知言》在两宋理学思想的传播与发展中，发挥过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第二，在一部分学者看来：《知言》一书在宋代学术思想领域中的地位，超过了张载的代表著作《正蒙》。第三，《知言》一书是南宋湖湘学派的经典著作。 有关《知言》的成书及版本流传情况，据张栻《胡子知言序》称：为胡宏“平日之所自著”，吴儆《题五峰先生知言卷末》记：“某受此书于南轩先生，谨诿诸同志汪伯虞锓木，以广其传”。 这是有关《知言》刻板成书的最早记载，但《知言》一书诸篇篇首皆有“胡子曰”字样，且在刻本之前已是“传于世，实甚久”， 可见此书抄本流布较多，刻本书稿也经过胡宏门人的整理，但目前已无法断定参预整理书稿者的姓氏。<br><br> 宋刻的《知言》版本今已失佚。据宋代学者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及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胡子知言》一卷可知：最早的宋刻本《知言》不分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儒家类》记：“自元以来，其书不甚行于世，明程敏政始得旧本于吴中，后坊贾遂有刊版。然明人传刻古书，好意为竄乱，此本亦为妄人强立篇名，颠倒次序，字句舛谬，全失其真。惟《永乐大典》所载尚属宋刊原本，首尾完备，条理釐然”。除《永乐大典》所载的宋刊原本《知言》外，程敏政所得吴中刻本今已不见，但从清道光三十年(1850)的粤雅堂重刻本可知：程刻本已经分卷，其他的明清刻本如：明嘉靖五年正心书院刻本、明《诸子萃览》本、明吴中坊刻本、《子书百家》本、《格致丛书》本、复性书院本、《百子全书》本等，均分类，并有附录，可见多为经过明儒修订后的版本辗转刻印。 中华书局1987年将原是单本的《知言》与胡宏的另一部文集《五峰集》合为一书，校点出版，取名《胡宏集》。点校本《知言》，以清代《粤雅堂丛书》的清道光三十年刻本为底本，以明代正心书院嘉靖五年刊本为主要校本，并参校了《子书百家》本、《百子全书》本、民国二十九年复性书院校刊本，但未参及尚能反映宋刊原貌的《四库全书》本。<br>中华书局的点校本《知言》，保留了明儒强立的章名，但已取消分为六卷的格式。全书总约3万字，章目采用《论语》的体例，取章首的文义或字样立为标题，共15章：《天命》、《修身》、《阴阳》、《好恶》、《往来》、《仲尼》、《文王》、《事物》、《纷华》、《一气》、《义理》、《大学》、《复义》、《汉文》、《中原》。<br><br> 《知言》一书所包含的教育思想及相关的论述，大体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论“仁学” “仁学”是胡宏教育思想的主要基点之一。作为一位教育家和哲学家，仁的含义在胡宏的理论体系中并不局限于教育和伦理的范围，而是具有更广泛而深刻的哲学意义。胡宏讨论“仁学”的思路，是首先赋予“仁学”以哲学本体上的意义，然后以此为依据，引发出一系列有关社会教育、道德修养及人伦方面的问题。这种思维的方式正反映了宋替代学家普遍的思维模式，这也是胡宏虽然也多标新立异，并不完全苟同理学家之言，但仍得到朱熹，张栻等理学大师的极力推崇，并被视为“道学之枢要”的缘故。<br><br> “仁学”作为一个古老的概念，并非胡宏所创。胡宏的“仁学”思想也非妄发己臆，而是泛观经史、博采众长，取精用宏、折衷裁削的结果，其本源皆有所自。这一点也正为胡氏湖湘学派注重取鉴经史、康济时用的学术特色提供了验证，也是湖湘学统深得东莱吕氏学派标榜的主要原因。 <br><br> 在胡宏看来，仁学的历史本源和思想本源均始自孔子，并是孔门教学的中心点。在《知言·大学》（以下凡引《知言》均省去书名，只引章名）中，他指出：“夫学于圣门者，皆以仁为本”。在《求仁说》中指出：“《论语》一书，大抵皆求仁之方也。” 既然“仁”的价值如此广大，那么，如何为“仁”确定界说，就成为至关重要的前提。 首先，胡宏从宇宙本体论的高度论述“仁”的哲学意义。他先后为“仁”确定了如下的界说：“仁者，心之道乎（《天命》）”；“仁者，天地之心也（《天命》）”；“仁者，道之生也（《修身》）”；“道者，体用之总名。仁，其体；义，其用”。（《阴阳》）。“仁者，人所以肖天地之机要也（《纷华》）”。<br><br> 理解上述界说，需要说明两点：一是“心”的含义。在胡宏的哲学体系中，所谓的“心”并非一种纯粹主观的意念，而是一种包含双重属性的哲学范畴：第一，“心”是外部事物在人的主观意识中的客观反映。《大学》：“人心应万物，如水照万物”。《好恶》：“有是心则有知，无是心则无知”。第二，心是一种超越人的个体思维及其存在的客观先验的理念形态，是万物运行变化所遵循的先天性规则，同时也在客观事物后天的运行过程中得到集中的体现。《往来》：“性譬诸水乎，则心犹水之下”。朱熹《胡子知言疑义》引胡宏论“心”的言论：“心也者，知天地，宰万物，以成性者也”。“心无不在，本天道变化，为世俗酬酢，参天地，备万物。” 由此推见：胡宏是一位二元论者，他为“心”下的第一界义，承认外部事物的客观存在，指出“心”是对客观事物的真实反映，阐述的是“人心”的范畴。但他把“人心”看作是认知的对象，而不是认知的手段或思维活动过程本身，是反映外部事物本质属性的客观真理，因而也是一种永恒的范畴：“心无生死”（《胡子知言疑义》）。他为“心”下的第二界义，阐明的是“天地之心”的含义，这是一种先验论的哲学范畴，反映了胡宏客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二是“道”的含义。胡宏所言的“道”，与“天地之心”实际为同一概念，仍然是指万事万物的客观属性及其变化运行过程所遵循的先天性规则。《往来》：“中者，道之体也；和者，道之用。中和变化，万物各正性命而纯备者，人也，性之极也”。“备万物，参天地，谓之正道”。《天命》：“道充乎身，塞乎天地，而拘乎躯者不见其大；存乎饮食男女之事，而溺于流者不知其精”。《修身》：“道之有物，犹风之有动，犹水之有流也，夫孰能闲之？故离物求道者，妄而已矣!”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胡宏所谓的“道”，虽非人的主观意念，但先于外部事物而存在，并包容了外部事物的本体及其运行过程，因而被称为 “体用之总名”（《阴阳》）。另一方面，“道”虽是一种先验的范畴，而物质也被看作是“道”的存在形态，是后于“道”而出现的，但“道”不能脱离“物”孤立存在，“道”贯穿在万事万物之中，只有即物求道、即物求真，才能获得对客观事物属性的正确认识，才能获得对“道”的真实体认。否则，离物求道，就不可能得到客观、真实、正确的知识。<br><br> 明确了“道”与“心”的含义，进一步阐明“仁学”的范畴，就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仁包含了伦理学的意义，但已不限于此，而是具备了宇宙本体论的哲学意义，体现了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及其自然运行的规律及过程本身。所谓“仁”为“道体”，“仁”为“天地之心”，“仁”为“道之生”，即是此意。第二，仁具有客观事物在人的主观意识中真实再现的内含，也就是所谓“仁者，人所以肖天地之机要”的旨意。这一点，说明“仁”与前述的“人心”也是旨意相同的。第三，仁的范围无限广大，是贯穿于宇宙万物、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一切事物的准则，但这一准则并非固定僵死的东西，而是在生生不息、变化万端的事物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生动特征。《修身》：“仁无定用”、“时无穷，事万变。惟仁者为能处之，不失其道而有成功”。也就是说无论经受任何千变万化的考验，都能不违背天道，就是体现了仁的宗旨。 就此而论，胡宏所谓的孔门施教以仁为本，就是指理解事物的基本原理，并在实践中力行、体验、深化。他进而阐述了仁学在教育方面的主要意义：第一，仁为大学之本，诸如子游、子夏问孝，孔子学不厌、教不倦，孟子承先圣，周旋而不舍，均是“久于仁”、“志于仁”的体现。第二，“仁”反映了各种事物千差万变的属性，因而也表现了人与人各自不同的特征，所以，孔子因材施教，也有季路之仁、公西华之仁、冉有之仁的差别。<br><br> 胡宏有关“仁”的界说，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程颢《识仁篇》的思想，他进而把学习过程概括为“识仁”的过程，也直接体现了《识仁篇》的思想宗旨。胡宏认为：第一，“仁”虽然是先天存在的“道体”，但“仁”体现在现实的事物之中，只有通过后天的学习，才能够“知仁”；“人虽备天道，必学然后识，习然后能，能然后用”(《好恶》)。第二，“仁”既为道体，与天地之心相通，道体为性，“其用为心”(《胡子知言疑义》)，循天理为顺命知性，故“仁”与性理也是相通的。因此，尽心知性就可谓“识仁”：“循天之理，所以求尽其心也。”(《天命》)“务尽其心之谓大仁”(《修身》)。“穷理尽性以成吾仁”、“人尽其心，则可与言仁矣”(《纷华》)。第三，仁包含着一种普遍的爱心，这种爱心在胡宏看来，正是贯通于天地万物之中的一种生息造化之功，胡宏的这一见解实际上是表彰了张载《西铭》之说。这一点也标明了胡宏想要培养的“与天地同其道”的圣人所具备的特征：“仁者无不爱也，故以斯文为己任，理万物而与天地参矣”《(纷华)》。胡宏还以“仁”的标准，要求并规范帝王之政，他认为仁为立身立国之本，帝王以仁治国，不仅要“富民”，更要“爱民”，而“爱民”的主要标志就是“教民”(《文王》)。他说：“仁智合一，然后君子之学成。”(《天命》)“士选于庠序，政令行乎世臣，学校起于乡行，财出于九赋，兵起于乡遂，然后政行乎百姓，而仁覆天下”(《天命》)。这里不难看出，胡宏在治理国家方面推崇“仁学”，正为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提供了理论依据。第四，仁学并非脱离实际的洞空原理，而是“切切于世”、“周乎万物”(《天命》)，因此，“仁之道，非便儇矫厉，耳剽口诵之所可得，必刚毅笃实，主忠行恕，而后可至”(《五峰集．邵州学记》)。胡宏进而指出“识仁”的学习途径：开阔胸怀和眼界，廓然大观，解其胶固，骞然高举，拔于卑陋；潜心于孑乙子文章，期得夫子之道于文章之表；尚志不自弃，力行于仁，亲师求性初；崇师问道，取友资器利，相观而善；自反修身，守身以仁，情欲之妨于义理者消忘之，气质之戾于中和者矫正之；无须臾不敬，无毫忽自欺，慎独自省。如此，方可谓“下学于己而上达于天，然后仁可言矣”。 <br><br> 综上可见：在胡宏的教育观念中，“仁学”是其阐述一系列教育问题的基本宗旨和出发点。<br><br> （二）论人性与教育<br><br> 胡宏对“人性”的理解，在宋儒中是独具一格的。他不同意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否认人性有善恶，并因此被朱熹斥为“举物而遗则”。 胡宏也没有像二程和张载那样，把“性”划分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并且把情、欲看作是性的表现形式，把性看作是气与物的主宰。胡宏在《知言》中，给“性”下了如下界义：<br><br> 第一，性是一种先验的理念化的绝对观念，先于事物而存在，又贯穿流行于客观事物之中，是事物的本体和变化运行的动力，与所谓的“道体”、“天命”、“天理”、“天地之心”是同一范畴。《胡子知官疑义》：“非圣人能名道也，有是道则有是名也。圣人指明其体日性，指明其旧日心；性不能不动，动则心矣”。“天命之谓性，性，天下之大本也”。《复义》：“天命之谓性，流行发见于日用之间”。“气有性，故其运不息”。《义理》：“义理，群生之性也。”“夫理，天命也；义，人心也”。第二，性虽为万物的本体，万物包含在性的范畴之中，但“性”并非只是一种单一的本原，而是千差万异的不同物质和事物的各自属性，事物之间的差异也是由其本质属性的差异造成的。《汉文》：“性之所以不一，物之所以万殊也。万物之性，动殖、小大，高下，各有分焉。”《一气》：“万物皆性所有也。”“大哉性乎!万理具焉，天地由此而立焉矣”。《往来》：“万物万事，性之质也”。《修身》： “性外无物，物外无性”。第三，欲在性中，二者的关系是同体而异用。《胡子知言疑义》：“好恶，性也。小人好恶以已，君子好恶以道。察乎此，则天理人欲可知”。在胡宏看来：性的内含十分广大，“善恶吉凶百行俱载”， 善恶不足以言之，情欲不能排除在外，无论是圣人，还是凡人同样都有情欲，二者的区别不在是否有情欲，而在于情欲是否合于“道”，是否符合常理。他指出：“凡天命所有而众人有之者，圣人皆有之。人以情为有累也，圣人不去情；人以才为累也，圣人不病才；人以欲为不善也，圣人不绝欲”。 二者的区别就在于“圣人发而中节，而众人不中节也”。 由此出发，胡宏进一步阐述与人性直接相关的教育问题：第一，教育的目的不在于“存天理，灭人欲”，而在于使人的情欲所发合于天道自然。因此，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顺万物之性、成万物之性。《大学》：“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之学，立天地之经、成万物之性”。《汉文》：“圣人顺万物之性，惇五典，庸五礼，章五服，用五刑，贤愚有别，亲疏有伦，贵贱有序，高下有等，轻重有权，体万物而昭明之，各当其用，一物不遗，圣人之教可谓至矣”。在这里，胡宏把封建社会的纲常伦理及等级制度，都看作是天道自然的表现，所谓的“顺性”、“成性”，也是为了维护并理顺封建社会上下有差、尊卑有序的专制秩序，培养学生做恭顺的臣民。第二，怎样才能达“成性”、“顺性”的目的呢？胡宏说：“顺秉彝，穷物则，谓之正教”(《往来》)。就是说：学生要在日常生活中处处循守封建的纲常伦理规范，也就是所谓的“守身以仁”，同时要广泛地读书、学习，了解各种事物的属性。《大学》：“致知在格物，物不格，则知不至”。《复义》：“天命之谓性，流行发见于日用之间……欲发而中节，与天地相似也，难也哉!求免斯弊者，舍讲学其可乎？”《义理》：“人之生也，良知良能根于无，拘于己，泂于事，诱于物，故无所不用学也。学必习，习必熟，熟必久，久则天，天则神”。《纷华》：“心穷其理，则可与言性矣”。胡宏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只有通过后天的学习，穷尽物理，才能够达到“成性”、“顺性”的境界。既肯定了后天学习的重要性，又强调了对于周围事物的实际观察与体认，但胡宏既已承认天理道体与人心相通，心知天地，宰万物，因而他更注重对心体的自我体认，并否认外部感性知识的可靠性，认为：“彼夫随众人耳目闻见而知者，君子不谓之知也”（《大学》）。他所强调的格物致知，仍然包含着浓厚的主观唯心色彩。 （三）论道德修养<br><br> 《知官》有关道德修养的一系列论述，是以其“仁学”及心性沦的观点为依据的。<br><br> 由于《知言》肯定合理的情欲是人性自然的表现。因而道德修养的目的不在于“绝欲”，而在于“寡欲”和“清欲”。《知言》既肯定性理与情欲是同一个范畴，又指出二者矛盾统一的关系。《往来》：“性譬诸水乎，则心犹水之下，情犹水之澜，欲犹水之波浪。”《纷华》：“人欲盛，则于天理昏”。《义理》：“物欲不行，则志气清明而应变无失”。《修身》：“修身以寡欲为要”《纷华》：“穷理寡欲，交相发者矣”。胡宏在这里明确地阐明了道德修养的两个主题：其一：修身寡欲与“穷理”的道德认识过程是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其二，修身寡欲是要排抑那种违反常理的“物欲”，这种“物欲”是过分地追求物质享受和功名利禄。胡宏把宋代的科举词藻之学都归入“物欲”之中，并进而强调：道德修养必须摆脱科举利禄的干扰，才能够正常进行，因此在提倡教育以修身明伦为本的宗旨后，必须明确地指出科举利禄之学的危害性。对此，胡宏在《邵州学记》所做的论述，可谓是《知言》上述思想的注脚：“夫为是学者，非教士子美食逸居，从事词藻，幸觊名第，盖将使之修身也。……若徒掇拾章句，驰骛为文采，藉之取富贵，缘饰以儒雅，汲汲计升沉，领光景以快情遂欲，夸妻妾而耀乡里者，是吾弃我经天纬地，建三才，备万物，至大至妙，不貲之身于一物之小也”。 《知言》还从三个方面论述道德修养的具体方法：第一，自反责己。《天命》：“自反则裕，责人则蔽。君子不临事而恕己，然后有自反之功。自反者，修身之本也”。“从人反躬者，鲜不为君子；任己盖非者，鲜不为小人”。《文王》：“以反求诸己为要法，以言人不善为至戒”。第二，改过致知。《事物》：“行之失于前者，可以改之于后；事之失于今者，可以修之于来。……虽强力之人，改过不惮，其如过之不穷何？是以《大学》之方在致其知。知至，然后意诚，意诚，则过不期寡而自寡矣”。“事之误，非过也，或未得驭事之道焉耳。心之惑，乃过也。心过难改，能改心过，则无过矣”。从这些言论可以推见：《知言》所讲的“改过”，是就澄明或端正“心体”而言的，“致知”则如胡宏多次强调的“尽心知性”、“格物致知”，这种修养的功夫正体现了程颢主张在人性内部澄清本源的思想宗旨，同时，致知的功夫也就是正心诚意的过程。改过致知，也就是在反求自责的过程中不断深化道德认识的过程。第三，谨言慎行。《知言》对于这类问题的理解，既注重在现实生活中少犯错误，使道德更加完善，又考虑到人际关系中的各种因素，同时也视之为道德实践的基本功夫之一。《文王》：“以言人不善为至戒”。“行谨，则能坚其志；言谨，则能崇其德”。《中原》：“学，即行也，非礼，勿视听言动。学也，行之也，行之行之而又行之。习之不已，理与神会，能无悦乎！学，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br><br> 除上述各个方面之外，《知言》在谈到教育内容时。主张“学欲博，不欲杂，守欲约，不欲陋”（《仲尼》），他认为：《易》、《书》、《诗》、《春秋》及所有的孔孟之书，皆为圣人之道，有补于治道，但尤其表彰《春秋》之学，认为《春秋》与《易》包容了“经伦之业”，可以起到“一目全牛，万隙开”的作用（《汉文》），并反复强调：“天理人欲，莫明辨于《春秋》。圣人教人清人欲，复天理，莫深切于《春秋》”（《一气》）。这样就把《春秋》推到了儒家学说的中心地位，并视之为道德教育、知识教育的核心教材，这一点也标榜了胡氏湖湘学派的学业专长 <br>==============================================================================<br> 知言，五峰胡先生之所著也。先生諱宏，字仁仲，文定公之季子也。自幼志於大道，嘗見楊中立先生於京師，又從侯师圣先生於荆门，而卒傅文定公之學。优悠南山之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力行所知，親切至到，析太極精微之蘊，窮皇王制作之端，综事理论一原，貫古今於一息，指人欲之偏以見天理之全，即形而下者而發無聲無臭之妙。使學者驗端倪之不远，而造高深之無極。體用該備，可舉而行。晚歲嘗被召旨，不幸寢疾，不克造朝而卒。<br><br> 是书乃其平日之所自著。其言约，其義精，诚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蓍龜也。然先生之意，每自以為未足，逮其疾革，猶時有所更定，蓋未及脱稿而已啟手足矣。
最近更新 [宋朱熹胡子知言疑义]| 2019-09-25 15:48
《增广资文》又名《昔时贤文》、《古今贤文》。书名最早见之于明代万历年间的戏曲《牡丹亭》，据此可推知此书最迟写成于万历年间。后来，经过明、清两代文人的不断增补，才改成现在这个模样，称《增广昔时贤文》，通称《增广贤文》。作者一直未见任何书载，只知道清代同治年间儒生周希陶曾进行过重订，很可能是民间创作的结晶。 《增广贤文》以有韵的谚语和文献佳句选编而成，其内容十分广泛，从礼仪道德。典章制度到风物典故、天文地理，几乎无所不含，但中心是讲人生哲学、处世之道。其中一些谚语、俗语反映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勤劳朴实、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如“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寅”，“一饭一粥，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等；许多关于社会、人生方面的内容，经过人世沧桑的千锤百炼，成为警世喻人的格言，如“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乐不可极，乐极生悲’等；一些谚语、俗语总结了千百年来人们同自然斗争的经验，成为简明生动哲理式的科学知识，如“近水知鱼性，近山知鸟音”，“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早逢春”等。
最近更新 增广贤文| 2019-04-07 14:00
《孔子家语》虽为资料汇编，却具有较高的价值。首先，此书是研究孔子生平及其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也是我们认识历史上真实的孔子面目的重要依据。其次，由于王肃收集在书中的内容大都具有较强的叙事情，也就是说大多是有关孔子的逸闻趣事，所以，此书又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第三，书中的许多故事和孔子的许多充满哲理的语言对我们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br><br> 王肃（195-256）字子雍，东海郡郯（今山东郯城北）人，主要生活在三国时期的魏国。他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在学术上，王肃继承家学，对《尚书》、《诗经》、《论语》、《三礼》、《春秋左氏传》、《易》等有较深入的研究，并撰写了不少有关这些经典的著作。
最近更新 卷第十| 2019-10-31 14:13
一、内容 <br><br>《新序》是刘向（公元前79-前8）收集或编写的一部著名的道德说教性的轶事和历史传说的汇编。通行本共有166个条目，分为10卷。人们还从其他资料中收集到59个条目的佚文。该书的绝大部分条目都是对早期哲学或历史著作中的材料摘录后加以转述或直接照抄而成。这些著作主要是《吕氏春秋》、《韩诗外传》、《史记》、《战国策》以及《春秋三传》（其中刘向对《谷梁传》很有偏见）、《庄子》、《荀子》。 <br><br>书中大多数历史故事集中在春秋时期，最后一卷（卷10）完全是汉代的故事。书中前5卷冠以“杂事”之名。广常人世（参见下文“九”，第17-19页）认为虽然这些卷的标题中有“杂”字，但实际上它们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们通过一系列的范例藉以说明一个好的政府的基本因素。其他各卷中，有的讽刺统治者的荒淫奢侈（卷六），有的赞扬大臣的全节和忠诚（卷七），有的赞扬义勇之士（卷八），有的讲述大臣的善谋（卷九和卷十）。该书的思想基础是儒家学说，书中尤其强调统治者必须为人正直，要多听民众意见和留心贤能和有德之士——这些贤能之士不应动摇自己告诫和谴责残暴或愚蠢的国君的职责——的建议。 <br><br>二、成书年代和真伪 <br><br>虽然早期的资料认为刘向是《新序》的作者，但更准确地说他是该书的编者，因为书中材料的主体都来自于其他典籍，刘向本人并没有创作任何部分内容。把刘向视为作者而非编者起源于对《七略》中《新序》著录的错误解释，《七略》把此书和其他三种著述一同著录在刘向所“编排的”（即“序”）的67篇之中（见《汉书
最近更新 善谋下第十| 2019-04-07 14: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