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炉夜话》正如其名，疲倦地送走喧嚣的白昼，炉边围坐，会顿感世界原来是这样的宁静。在如此宁静而温暖的氛围下，白昼里浊浊红尘蹇塞的种种烦闷，会不自觉地升华为对生活、对生命的洞然。 夜是这样的美妙，更何况围坐在暖暖的炉边呢？静夜炉边独坐，品味清朝王永彬先生的《围炉夜话》，体味作者以平淡而优美的话语，讳讳叙出的琐碎的生活中做人的道理，就如炎夏饮一杯清凉的酸梅汤，令人神清气爽，茅塞顿开。<br><br> 中国传统文人是快乐是超速，亦或痛苦、压抑，现在难以说得清楚。那代文人即使在生活安逸、仕途得意时，心中也常存为天地立心为万民请命的忧患意识，而在陡遭不测，倾家荡产时，又能常常保持一份无怨无悔的淡然心态。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因其博大，受其滋润的中国文人的心胸也是宽广大度的，其精神世界更是丰富多彩。
最近更新 围炉夜话| 2019-11-01 11:43
《投笔肤谈》成书于明末，是一部颇有影响的古代军事理论著作。<br><br>粤稽古兵法有一百八十二家。汉张良、韩信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后至宋元丰年间，国子司业朱服奏校，其他尽屏去，止存七家之书。国初因之颁布。然七书之中，惟《孙子》纯粹，书仅十三篇，而用后之法悉备，故首列之。余目击时艰，不欲自限于博士业，遂励志武事，间尝亦仿《孙子》之遗旨，出一隙之管窥，谬成十三篇，题曰《投笔肤谈》。先《本谋》而终以《天经》。篇名虽与《孙子》相参，文义则别。盖宗大圣人窃比老彭之意也。四方高明，乞鉴其愚而教焉，弗晒效颦，幸也。是为引。西湖逸士谨识。==============================================================================<br>中国明代兵书。著者署为西湖逸士，明何守法撰音点注。现存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弘锡堂刊本。全书分上下卷，共13篇，以示“仿《孙子》之遗旨”。上卷：《本谋》认为战争之旨在于除乱去暴，用兵之本在于事先谋划；《家计》、《达权》突出地阐述了立于不败之地的谋略思想，“不虚营而实阵，不重战而轻守，不缓御而急攻，不先彼而后己”，强调要通达权变，做到自备不虞，然后乘敌致胜；《持衡》论述攻守之灾利，主张违其灾，乘其利，攻其心，守其气，神于机变；《谍间》讲用间之方,《敌情》述知敌之法。下卷:《军势》阐述选将、治军；《兵机》论用兵之机巧在于变化莫测；《战形》论列交战双方的形势，以因形措胜；《方术》、《物略》、《地纪》、《天经》提出了不仅要利用天时地利，还要利用各种自然物的性能，要“察物之理，究物之用,总括其利，不遗微小”,以夺取战争的胜利。全书逻辑严谨，重点突出，明显地反映出明朝后期的御侮思想。书中有何守法的题解和点注，题解指出该篇的主要内容和与其他篇的联系，注解解释原文并以大量战例为佐证。但“方术”中有些怪诞神异内容，则无价值。 <br><br><br>
最近更新 下卷·天经第十三| 2019-04-07 21:15
<p> 《虎钤经》是中国宋代著名兵书。“虎”为“虎符”，即“兵符”，“钤”即“锁钥”，《虎钤经》即为开启兵符锁钥之书，掌兵权者应备之经。许洞撰。共二十卷、二百一十论。该书始撰于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完成于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现存有明嘉靖刊本及清《四库全书》等刊刻本。<br /> <br /> 《虎钤经》吸收了《孙子》和《太白阴经》的精华，使之更加通俗易懂；根据天时人事的变化加以推衍，既祖述古人，又有作者的见解。其中奇谋诡道，凡适于兵家需要，就广为搜罗，不受“六经”的束缚。该书上言人谋，中言地利，下言天时，兼及风角占候、人马医护等内容。<br /> <br /> 许洞认为天、地、人三者的关系应是“先以人，次以地，次以天”。首先强调人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要求将帅应“观彼动静”而灵活用兵，做到“以虚、含、变应敌”。他指出，尽管天时有吉凶，地形有险易，战势有利害，如能吉中见凶，凶中见吉；易中见险，险中见易；利中见害，害中见利，就能用兵尽其变。他还认为，战争要以“粮为本，谋略为器”。谋略的运用必须在一定物质基础之上，而谋略的运用本身就包括对军用的谋划等广泛的内容：欲谋用兵，先谋安民；欲谋攻敌，先谋通粮；欲谋疏阵，先谋地利；欲谋胜敌，先谋人和；欲谋守据，先谋储蓄；欲谋强兵，先谋赏罚等。在作战的实施过程中，要注意善于“夺恃”，包括夺气、夺隘、夺勇等，即创造压倒敌人的有利条件；要善于“袭虚”，即以佯动等手段，造成敌人的错觉，使敌人失去主动，从而保证自己能主动采取行动。要善于“任势”，乘敌懈怠攻击；乘敌不意攻击；乘势扩张战果等。许洞还主张要善于逆用战法，不要把兵法原则看成僵死的教条，这样才能收到出其不意之效，该书前五卷理论性较强，以后各卷均为具体战法和古代行军作战的事宜，还包括天文、历法、记时及方位识别等知识，都是其他兵书所罕见的。书中还记载了“六壬遁甲”、“风云气候”、“星辰日月”等迷信的东西，作者虽然也认为这些“远于人事”，但世有流传，也“不敢遗漏”，这是不足取的。<br /> <br /> 许洞（生卒年不详），字渊夫，北宋吴郡（今江苏吴县）人。生活于北宋初年。史称许洞精通《左传》，早年潜心著书，直至咸平三年（1000年）中进士，在雄武军中任推官（掌司法事务）。因不能与当局苟合，触怒了知州马知节，被罢官。景德二年（1005年），朝廷开韬略运筹决策科。许洞乘机向宋真宗奏献《虎钤经》。当时，宋真宗正在急于与契丹议和，该书并未引起朝廷的重视，只任命许洞为均州（今湖北西北部）参军，后又改任乌江（今安徽和县乌江镇）主簿，死于任上。许洞除著《虎钤经》外，还有《春秋释幽》五卷，《演玄》十卷，《集》百卷，但均已失传。<br /> ==============================================================================<br /> <br /> 作者：许洞，字洞夫，北宋吴郡（今江苏省苏州市）人。擅长武术，精于兵学，而且文才也很好。一生未受重用，只做过乌江县主簿。《虎钤经》的作者为北宋的许洞。他花了四年时间编写而成。内容丰富，涉及了古代军事的各个方面。全书共20卷，210篇。前十卷汇辑《孙子兵法》到《神机制敌太白阴经》的论述，并加上了自己的评述，后十卷多为兵家阴阳占卜之说。<br /> <br /> 《虎钤经》共有下列版本：明覆宋刻本、李盛铎明刻本、明抄本、《范氏奇书》丛本、《四库全书》丛本和《粤雅堂丛书》本。</p>
最近更新 卷二十| 2019-04-07 21:15
《列女传》是汉著名学者刘向所撰，为中国最早专门阐述妇女生活准则的教科书，所载传记达100多篇。保存了西汉以前知名妇女的重要事迹，影响巨大，有重要的文献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因此西汉以来注释、校勘、整理者层出不穷。不仅出现了梁端《列女传校注》、王照园《列女传补注》、萧道管《列女传集注》三部著名的注作，还曾吸引了茅坤、段玉裁、王念孙、黄丕烈、顾广圻、孙诒让、王国维等著名学者的关注。受此影响，一大批同类型的作品相继出现，如明汪宪所辑《列女传》、明解縉等撰《古今列女传》、明董希周辑《新续列女传》、清汪宪撰《列女传》、清刘开辑《广列女传》，明代著名小说家冯梦龙甚至还将《列女传》演绎成通俗小说等。但迄今为止，除了上诉校勘、注释、整理、延续本和少数论文外，尚缺乏更深入、系统的研究，其所蕴含的学术、文化、传统价值还远远未被发掘出来。鉴于此，我们将23种相关原始文献汇编成书，共计十册，以期有裨于妇女史研究、版本研究和文化承传等。<br><br>==============================================================================<br><br>简介：西汉刘向传。7篇7卷。分母仪、明贤、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劈孽等七门，共计105名妇女事迹。此书屡经传写，进本书如陈婴母等东汉以来凡16事均为后人所增。
最近更新 卷之七 孽嬖传| 2019-04-06 22:39
| 佛教十三经 | 连载中5010 点击
最近更新 卷四-嘱累品第十九| 2019-05-22 13:04
作者：（汉）孔安国 传；（唐）孔颖达 等正义
最近更新 卷二十 秦誓第三十二| 2019-04-05 13:53
五代史阙文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宋王禹偁撰。禹偁字元之，钜野人，太平兴国八年进士，官至知黄州，事迹具《宋史》本传。是书前有《自序》，不著年月。考书中“周世宗遣使谕王峻”一条，自注云：使即故商州团练使罗守素也，尝与臣言以下事迹。是在由左司谏谪商州团练副使以後，其结衔称翰林学士，则作於真宗之初。是时薛居正等《五代史》已成，疑作此以补其缺。然居正等书凡一百五十卷，而《序》称臣读《五代史》总三百六十卷，则似非指居正等所修也。晁公武《读书志》曰：凡十七事。此本《梁史》三事、《後唐史》七事、《晋史》一事，汉史二事、《周史》四事，与晁氏所记合。盖犹旧本。王士祯《香祖笔记》曰：王元之《五代史阙文》仅一卷，而辨正精严，足正史官之谬。如辨“司空图清真大节”一段，尤万古公论，所系非眇小也。如叙“庄宗三矢告庙”一段，文字淋漓慷慨，足为武皇父子写生。欧阳《五代史·伶官传》全用之，遂成绝调。惟以张全义为乱世贼臣，深合《春秋》之义。而欧阳不取，於《全义传》略无贬词。盖即旧史以成文耳。终当以元之为定论也云云。其推挹颇深。今考《五代史》，於朱全昱、张承业、王淑妃、许王从益、周世宗符皇后诸条，亦多采此书。而《新唐书·司空图传》即全据禹偁之说。则虽篇帙寥寥，当时固以信史视之矣。出《四库总目提要》<br><br> 宋王禹，禹偁字元之，钜野人，太平兴国八年进士，官至知黄州，事迹具《宋史》本传。
最近更新 周史四篇| 2019-04-06 20:38
中国宋代城邑防御的专著。南宋初陈规、汤□撰。陈规（1072～1141）字元则，密州安丘（今属山东）人，先后任安陆令、知德安府、知顺昌府、枢密院直学士及知庐州兼淮西安抚使等职，在德安、顺昌时以善于守城闻名于世。汤□字君宝，浏阳（今属湖南）人，淳熙十四年（1187）进士，曾任德安府教授。《守城录》全书由陈规的《靖康朝野佥言后序》、《守城机要》和汤□的《建炎德安守御录》三部分组成，原各自成帙，宁宗以后合为一书，刊行于世。现存清乾隆四十年（1775）抄本及嘉庆、道光时刻本，共四卷，约17800字。该书根据攻城武器的发展和实战经验，着重阐述了守城战法的改革。它提出“善守城者”不能只守无攻，而要“守中有攻”，要注意沟通城内外道路，便利随时乘隙出击。它主张改革城门、城墙、城廓旧制，如收缩易受炮击的四方城角，拆除马面墙（城门两侧城墙上的突出部分）上的附楼，另“筑高厚墙”等。由原来的一城一壕代之以“重城重壕”的新城防体系，以增强城邑防御能力。并具体阐述了炮在守城中新的使用方法，即由配置城头变为暗设城里，由城上观察目标，纠正射向和弹着点。此书还记载了陈规于绍兴二年（1132）研制成长竹竿火枪20余支及其在守城作战中发挥的作用。这种火枪是最早的管形火器，在科技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曾诏刻《守城机要》为《德安守城录》，颁行天下，令各地守城将领效法，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
最近更新 汤[玉寿]〈德安守御录下〉| 2019-04-07 21:15
距今二千多年前的《论语》抄本。这部《论语》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抄本，不仅各篇的分章与今本多有不同，在文字上同今本的差异达七百多处，是研究儒家学说和古代文字演变的新材料，值得重视。<br><br> 单承彬〈定州汉墓竹简本《论语》性质考辨〉，将定州40号汉墓出土的简本《论语》和《说文解字》中《论语》引文、《论语》郑注本、东汉熹平石经本《论语》进行对比较后，指出定州本不仅与许慎所见鲁壁古文存在明显差异，而且与郑玄用作校本的《古文论语》也显然不同，应该属于今文《鲁论》系统；从与熹平石经比勘的结果看，它和汉代有重大影响的《张侯论》也存在某种程度的差异，可能出自不同的师传家法。<br><br>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和定县博物馆在河北定县40号汉墓（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发掘出大批竹简。该墓位于定县城关西南四公里处的八角廊村。大约在西汉末年该墓曾被盗掘过，但由于盗掘者在墓中引起大火，盗墓人惊骇逃出，致使该墓中的一些重要文物得以保存。这批竹简虽因过火炭化，却避免了腐朽，同时也因盗扰火烧，使竹简又受到了严重的损坏。竹简出土时已经散乱残断，炭化后的简文墨字已多不清晰。此外在出土竹简的椁室东侧附近尚存有绢帛炭灰、书刀、长方形研墨石板、滴水小铜壶等，估计当时墓中可能还存放有帛书等。<br><br> 该墓竹简出土后于1974年6月送至北京保护整理。1976年6月，文物出版社邀请当时的马王堆帛书整理组成员协助整理定县竹简（编号、写释文）。1976年7月，唐山发生大地震，整理工作被迫停止。地震中，竹简虽经精心照管，但在转移中封存的盛简木箱被不知情者搬倒，使竹简又一次散乱，并遭到一定的损毁。地震后于1980年4月，由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出面召集，由李学勤先生主持负责，定县竹简的整理工作才又得以继续。经过整理，发现这批竹简内容多为先秦文献，极其珍贵。其中有《论语》620枚简，多为残简。简长16·2厘米，宽0·7厘米。每简约书19～21字不等。竹简两端和中简各有一道编绳，出土时尚保留有连缀的痕迹。<br><br> 残简的释文共有7，576字，不足今本《论语》的二分之一。其中残存文字最少的为《学而》篇，仅有20字；残存文字最多的为《卫灵公》篇，有694字，可达今本本篇的77%。简本《论语》与今本《论语》在篇章的分合上也多有不同：如简本《乡党》“食不厌精”至“乡人饮酒”，今本分为二、三、五章的都有，而简本仅为一章；“雷风烈必变”与“升车”，今本分为两章，而简本也只是一章。《阳货》“子贡曰君子有恶乎”今本别为一章，而简本则同上面“子路曰”合为一章。特别是《尧曰》篇，今本为三章，而简本则为两章；今本的第三章在简本中用两个小圆点与上间隔，用两行小字抄写在下面，好像是附加的一些内容。在题写章节与字数的残简中，正有一枚记《尧曰》篇“凡二章，凡三百廿二字“，则知简本《尧曰》只有两章，与今本不同。<br><br> 此外各章文字与今本也有不少出入。简本《论语》虽是残本，因中山怀王刘修死于汉宣帝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所以它是公元前55年以前的抄本，当时世有《鲁论》、《齐论》、《古论》三种《论语》存在，因此简本《论语》的出土为研究《论语》的版本流传提供了新的材料。<br><br> 关于该墓葬及出土文物情况，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撰写了《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简报》发表在1981年第8期《文物》杂志上。同期《文物》杂志还刊登了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河北省博物馆、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县汉墓竹简整理组联合撰写的《定县40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一文，对该墓出土的竹简的形制、内容做了大致的介绍，同时还刊布了简文中《儒家者言》的释文。1997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和定县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合编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一书。书中对出土简本《论语》的版本、文句也做简单的介绍，同时还对《论语》的全部释文做了简单的注释和校勘。
最近更新 章數簡| 2019-04-05 13:35
五代后晋时官修的旧唐书，是现存最早的系统记录唐代历史的一部史籍。本书原称唐书，后来为了区别于北宋欧阳修、宋祁等人编撰的新唐书，故称旧唐书。全书分本纪、志、到传三部分，共二百卷。<br><br>还在后唐时期，就对旧唐书的修撰做了不少准备工作，但直到后晋高祖天福六年（公元九四一年）才正式开始编修，到出帝开运二年（公元九四五年）修成，历时四年多。旧唐书原来是由宰相赵莹监修的。他在组织人员、收集史料和確定体例上，提出了不少建议和规划。以后的宰相桑维翰、刘昫也相继担任监修。而在具体编撰旧唐书时，出力最多的是张昭远、贾纬等人。但当旧唐书修成时，恰好是刘昫监修唐史，由他奏上，所以题「刘昫撰」。<br><br>旧唐书的作者离唐代很近，有机会接触到大量唐代史料，特别是唐代前期的史料。重要的有吴兢、韦述、于休烈、令狐峘等人相继纂述的唐书一百三十卷，它对唐初至唐代宗时期的历史事件叙述比较完整。还有唐高祖至唐文宗的各朝实录。唐代后期的史料则掌握较少，只有武宗实录一卷和其他零碎材料。旧唐书成书时间短促，大抵抄撮唐代史料成书，书中不少地方用了「今上」、「我」等字眼，都是沿袭唐代国史或实录的旧文。「今上」指唐代史官撰述时的当代皇帝，「我」指唐朝。论赞中常出现「臣」字，也是唐代史官当时的称谓。在材料的占有与剪裁、体例的完整、文字的乾浄等方面，后期大不如前。穆宗以后的本纪内容繁琐冗杂；曆志、经籍志叙述仅至玄宗时代；列传中对唐代末期人物缺漏较多；还存在着一人两传、一文複见等现象。这些都说明旧唐书比较粗糙。<br><br>但是，旧唐书叙述史实比较详细，保存史料比较丰富，便于读者瞭解历史事件的过程和具体情况，因而受到后代的重视。唐穆宗以后的本纪，虽然内容比较芜杂，为后人所讥议，但也保存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如庞勋起义、黄巢起义，在懿宗本纪、僖宗本纪中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載，由于列传都分庞勋无传、黄巢传简略，这些记載就更为可贵。昭宗、哀帝两纪，对某些藩镇、宦官的嚣张跋扈，叙述颇为详细，反映了唐王朝覆灭时的某些具体情景。宋司马光著资治通鑑的唐纪部分，大抵採用旧唐书，就是因为它记事比较详细明白的缘故。旧唐书还採录了不少富有史料价值的文章。如吕才传、卢藏用传，分别登載了两人反迷信的重要论文。贾耽传登載了他进奏所编地理图志的两篇表。这些都是在中国思想史和地理学史上有地位的文献。又如，在傅奕、狄仁傑、姚崇等人的传中，登載了他们反对佛教的文章，从中可以考见唐代佛教盛行对政治、经济、社会的重大影响，以及世俗地主反对佛教的斗争。这类文章其中有些见旧唐书最早保存下来的。继旧唐书之后出现的新唐书，虽然在史料上作了许多补充，特别是志、表、唐代后期的列传部分比较突出，但新唐书行文和记事往往过于简略，使读者不易瞭解具体情況。对旧唐书登載的大量文章，新唐书有的删去，有的压缩成简短的片段，甚至因厌恶骈文，竟改写成散文，改变历史文献的原来面貌。相形之下，旧唐书在保存史料方面就具有新唐书所不能替代的價值。我们这次点校旧唐书，以清道光年间扬州岑氏懼盈齋刻本（简称懼盈齋本）为工作本，并参校了以下几种主要版本：<br><br>一、南宋绍兴年间越州刻本（简称残宋本），全书已佚，残存六十七卷，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旧唐书即用此残本与闻人诠本配补而成。<br><br>二、明嘉靖年间闻人诠刻本（简称闻本）。<br><br>三、清乾隆年间武英殿刻本（简称殿本）。<br><br>四、清同治年间浙江书局刻本（简称局本）。<br><br>五、清同治年间广东陈氏葄古堂刻本（简称广本）。<br><br>点校中文字不主一本，择善而从。凡是根据以上几种版本改正文字的，一律不出校记。而根据唐会要、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书校改的地方，都在每卷末尾作校勘记说明。关于前人校勘成果，除参考清人罗士琳等人的旧唐书校勘记（简称校勘记）外，还吸收了近人张森楷旧唐书校勘记、龚道耕旧唐书补校等几种稿本的某些成果。
最近更新 附录| 2019-04-05 16:17
一、内容 <br><br>《新序》是刘向（公元前79-前8）收集或编写的一部著名的道德说教性的轶事和历史传说的汇编。通行本共有166个条目，分为10卷。人们还从其他资料中收集到59个条目的佚文。该书的绝大部分条目都是对早期哲学或历史著作中的材料摘录后加以转述或直接照抄而成。这些著作主要是《吕氏春秋》、《韩诗外传》、《史记》、《战国策》以及《春秋三传》（其中刘向对《谷梁传》很有偏见）、《庄子》、《荀子》。 <br><br>书中大多数历史故事集中在春秋时期，最后一卷（卷10）完全是汉代的故事。书中前5卷冠以“杂事”之名。广常人世（参见下文“九”，第17-19页）认为虽然这些卷的标题中有“杂”字，但实际上它们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们通过一系列的范例藉以说明一个好的政府的基本因素。其他各卷中，有的讽刺统治者的荒淫奢侈（卷六），有的赞扬大臣的全节和忠诚（卷七），有的赞扬义勇之士（卷八），有的讲述大臣的善谋（卷九和卷十）。该书的思想基础是儒家学说，书中尤其强调统治者必须为人正直，要多听民众意见和留心贤能和有德之士——这些贤能之士不应动摇自己告诫和谴责残暴或愚蠢的国君的职责——的建议。 <br><br>二、成书年代和真伪 <br><br>虽然早期的资料认为刘向是《新序》的作者，但更准确地说他是该书的编者，因为书中材料的主体都来自于其他典籍，刘向本人并没有创作任何部分内容。把刘向视为作者而非编者起源于对《七略》中《新序》著录的错误解释，《七略》把此书和其他三种著述一同著录在刘向所“编排的”（即“序”）的67篇之中（见《汉书
最近更新 善谋下第十| 2019-04-07 14:13
《孙子兵法》共１３篇，是现存我国最早的一部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兵书。作者孙武，春秋末期齐国人，生卒年不详。他受吴王阖闾重用，在吴国为将，辅助吴治军强国，为吴王的霸业作出了贡献。<br> <br> 《孙子兵法》的内容，包括对战争、军队的基本问题的论述和战略、策略、作战原则、方法等。它深刻地指出了战争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提出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个基本因素是政治、天时、地利、将帅、法制，而首要的是政治因素；它提出许多杰出的命题，如“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等，许多问题上反映了战争的一般规律，不仅为中国历代兵家所重视，也为各国军事家所重视。不少国家的军校把它列为教材，１９９１年海湾战争期间，交战双方都曾研究《孙子兵法》，借鉴其军事思想以指导战争。<br> <br> 《孙子兵法》对战争问题的论述，也包含了许多有价值的哲学思想。书中所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和“因敌而制胜”，认为必须全面了解敌我双方全部情况，才能取得战争胜利，要求在战前对敌我双方影响战争胜负的诸种因素作全面的了解和比较，以预测战争的胜负，体现了朴素唯物论的倾向。<br> <br> 《孙子兵法》中又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书中探讨了与战争有关的一系列矛盾的对立和转化，如敌我、主客、众寡、强弱、攻守、进退、胜败、奇正、虚实、勇怯、劳逸、动静、迂直、利患、死生等等。《孙子兵法》特别重视这些对立面转化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战争胜负不仅取决于客观的形势，还取决于战争的主观指导是否正确。一方面，它说“胜可知，而不可为”，认为胜利可以预见，但不能凭主观愿望去取得。另一方面又说“胜可为也。”认为只要研究敌我双方的情况，据此正确决定自己的行动，发挥自己的实力，避免自己的被动，并且利用敌人的弱点造成敌人的被动，就可以为胜利创造条件。《孙子兵法》正是在研究战争中种种矛盾及其转化条件的基础上提出其战争的战略和战术。《孙于兵法》论战争问题中体现的辩证思想，是我国古代辩证思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辩证思维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br> <br> 《孙子兵法》中的哲学思想不仅适用于军事，而且也受到各方面的广泛注意，被运用于其它许多领域；一些现代企业家，也把《孙子兵法》中的辩证思想、军事谋略运用于企业经营和商战中去。《孙子兵法》一书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兵书的范围。<br> <br> 读《孙子兵法》可读郭化若的《孙于今译》，其中可重点读上卷《计篇》、《作战篇》，中卷《势篇》、《虚实篇》。<br><br>==============================================================================<br><br><br>始计第一 <br>作战第二 <br>谋攻第三 <br>军形第四 <br>兵势第五 <br>虚实第六 <br>军争第七 <br>九变第八 <br>行军第九 <br>地形第十 <br>九地第十一 <br>火攻第十二 <br>用间第十三
最近更新 用间第十三| 2019-04-07 21:15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开始称《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太史记》。司马迁，字子长，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 此书记事始于传说中的黄帝，下限到汉武帝时期，前后跨越三千多年历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是全书提纲，按年月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列传”是重要人物传记。其中的本纪和列传是主体。 按司马迁所说，编写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究天人之际”是探秋天道和人事的关系，作者批判了原来的“神意天命论”，提出了“帝王中心论”。“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历史的发展实况及其规律。<br><br> 《史记》参考了众多典籍，如《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和诸子百家，同时参考档案、民间古文书籍。他还亲自采访，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对材料精心选择使用，治学态度异常严谨。<br><br> 汉代之前的历史著作在内容、史事、材料、作者编撰水平上都无法和《史记》相比。可以说，《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通史，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基本都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鲁迅先生对史记的评价也很高。 司马迁去世之后，《史记》并没有立刻流行，被人重视。到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经过努力，才开始流传，但到东汉时已经有了残缺。<br><br> 注释方面，南朝宋的裴著有《史记集解》，是现存最早的旧注本，唐朝司马贞撰写《史记索隐》，有很多新见地，唐朝的张守节用毕生精力写成《史记正义》，成就较高。 该书现存早期的版本之一南宋黄善夫家塾刻本，被公认为善本，经商务印书馆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明朝的《二十一史》本、清朝武英殿刻《二十四史》本参考价值都很高。清朝同治年间有金陵书局的刻本。1959年，中华书局所出标点校勘本利于现今的读者学习参考。
最近更新 太史公自序| 2019-04-05 15:45
汪辉祖,字焕曾,号龙庄,晚号归庐,浙江萧山人.生于雍正九年(1731),卒于嘉庆十二年(1807),其父汪楷曾任河南杞县狱吏8年.汪辉祖早年丧父,不得不为生计和赡养家庭而奔波.乾隆十七年(1752),汪辉祖到其岳父江苏金山知县王宗闵幕府,开始涉足官场,研习刑名案件.两年以后起,在江苏、浙江各地16位官员幕内充当幕宾长达34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多次应试,直到乾隆四十年(1775),45岁的他经三次落第之后才考中进士.乾隆五十年(1785),汪辉祖结束了幕宾生涯,出任湖南省宁远县知县.几十年的幕府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官场经验,因此他做起官来颇为干练.《清史稿》本传中记载的几件事,颇能反映他的为官之道,体现他的从政能力.不幸的是,由于其人秉性正直,嫉恶如仇,反遭恶人暗中诋毁,终被夺职,不得不以足疾告老还乡. <br><br>汪辉祖是清代乾嘉时期影响比较大的良吏和学者，尽管他在史学上也曾有过贡献，特别是在史学工具书的编纂方面，还曾作出过重大贡献，但今天知道的人是非常少了，即使是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也很少有人了解。当然，从汪辉祖本人来说，生前影响比较大的还是吏治方面。他的一生在州县佐治为官就达四十年之久，因而吏治经验非常丰富，且勤于总结，留下了多部关于幕学与吏治的著作。这些著作成为幕友们必读之书，更是学幕者之必读课本而得以广泛流传，被誉为“宦海舟楫”、“佐治津梁”，居官佐幕者几乎人手一册，视为枕中鸿宝。史学大家章学诚在《汪龙庄七十寿言》中就曾这样说：“居闲习经，服官究史，君有名言，文能称旨，布帛菽粟，人情物理。国相颁其政言，市贾刊其佐治，雅俗争传，斯文能事。”可以视作当日最好的写照。所以他在当时政坛上声誉很高，是颇受尊重的名幕，是位名副其实的“绍兴师爷”。<br><br>汪辉祖是清代誉满全国的绍兴师爷、幕学家与法律专家,他的幕学著作,阐述了清代幕业的技术原则与道德规范,提出就幕宜慎、律己立品、尽心事主、保民便民等见解.作为清代幕友的典范,其幕学思想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清代幕府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最近更新 译文| 2019-10-31 14:11
《六韬》，又称《太公六韬》或《太公兵法》，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隋书.经籍志》注云：“周文王师姜望撰。”姜望，又称吕望，字子牙（一说字尚），俗称姜太公、姜子牙，为西周开国功臣、齐国始祖。历史上，对于《六韬》的作者、成书年代及书的真伪争议颇多。宋代以来，基本否定该书为吕望所作，认为是汉以后人伪托。1972年山东省临沂县银雀山西汉墓出土了一大批竹简，其中有《六韬》残简54枚，说明《六韬》在西汉前已流传于世，而非汉以后人伪托。当今学者大多认定《六韬》成书于战国时期。其理由是：《六韬》文辞浅近，与商周文字风格相去甚远，而与战国时期的《吴子》、《孙膑兵法》等相近。书中涉及骑兵作战的篇章很多，而骑兵诞生，是在战国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之后。书中提到的一系列铁兵器，都是在战国时期才出现。另外，阴阳五行学说的形成也是战国时期的事。《六韬》成书于战国，当然就不是吕望所作，而是战国时人托其名撰成。<br><br> 《六韬》通过周文王、武王与吕望对话的形式，论述治国、治军和指导战争的理论、原则，是一部具有重要价值的兵书，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齐太公世家》称：“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六韬》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为武学必读之书。《六韬》在国外也有深远影响，16世纪传入日本，18世纪传入欧洲，现今已翻译成日、法、朝、越、英、俄等多种文字。<br><br> 现存《六韬》共6卷60篇，近2万字。版本约有20多种，重要版本有银雀山竹简本、唐代敦煌写本、唐代魏徵编《群书治要本》、《武经七书》本、《四库全书》本等。本电子版以《续古逸丛书》影宋《五经七书》为底本，对底本上明显的错、衍、脱、误之处，则参照银雀山竹简本、敦煌写本、《五经七书讲义》、《五经七书汇解》、《五经七书直解》等进行校改，底本错讹用（）表示，校正的文字用[]表示。假借字和古体字一般随文用现代字替代，未替代的在注释中注明。
最近更新 卷六 犬韬| 2019-11-01 11:39
| 佛教十三经 | 连载中4990 点击
最近更新 第四十二章 达世知幻| 2019-05-22 13:04
举世皆知苏东坡为一代文豪，却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一个“易学大师”，曾经写过一本《东坡易传》。<br><br>苏轼幼时便随眉山道士张易简读书学《易》，少年时欲入山林当道士，终生与道士高人交往频繁，深晓《周易》占卜和“胎息”养生之术，并自称“铁冠道人”。其父苏洵精通《太玄》，晚年欲作《易传》未成，遗命苏轼继作此书。苏轼于45岁左右被贬官于黄州时开始撰写《易传》，此后不断修改，直到生命垂危之时才修改完毕。他的认知方法、执政思想深受《易经》影响，诗词文赋也因此而愈加高深玄妙，后人不解《易》理，常常只识皮毛。然而苏轼去世之后，他的著作遭到蔡京等人劈版禁毁，这本《易传》便被改头换面，以《毗陵易传》（“毗陵”为苏轼去世之地常州别名）悄然印行于世，因此罕为人知。本书作者认为“离开《东坡易传》，苏轼思想及其诗文词赋无从谈起。”全书以“四库全书”中的《东坡易传》为底本，参照其它多种刻本进行校勘整理，并在每一篇章前写了简要评介，以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
最近更新 未 济 卦 (第六十四)| 2019-04-05 15:10
令狐德棻、长孙无忌、魏征 | 正史 | 已完结1738 点击
隋书八十五卷，包括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br><br> 公元六二一年（唐武德四年），令狐德棻建议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各朝史。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着手编撰，但历时数年，没有成书。六二九年（贞观三年），重修五朝史，由魏徵「纪知其务」，並主编隋书。参加隋书编修的还有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等人。六三六年（贞观十年），隋书的帝纪、列传和其他四朝史同时完成，合称「五代史」。<br><br> 当时「五代史」尚未有志。六四一年（贞观十五年），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等又奉命续修史志。初由令狐德棻监修，六五二年（永徽三年），改由长孙元忌监修。六五六年（显庆元年）成书，共十志，三十卷。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篇记载：书成之后，「其篇第虽编人隋书，其实别行，俗呼为’五代史志’」。又据李延寿北史序传，当时也称为「隋书十志」。从内容来说，十志虽然是配合五朝史的，但记述隋朝部分较详，对梁、陈、齐、周等都列举朝代名，于隋则往往仅称帝号或年号，可见编写时就以隋朝为主。旧唐书著录隋书八十五卷，卷数与今本相合，而没有另列「五代史志」或「隋书十志」，是后晋时隋书已包括十志在内。 隋书的「纪传」和「志」都成于众手，到宋朝初年，所题撰修人姓名已很不一致（参见宋天圣二年隋书刊本原跋）。一○二四年（宋天圣二年）刊刻隋书时，「纪传」部分题魏徵撰，「志」的部分题长孙无忌撰，遂为后来各本所沿袭。<br><br> 两唐书经籍、艺文志著录的隋史专著，有王劭隋书等多种，后来都已失传，只有这部隋书流传下来。它对于我们今天瞭解和研究隋朝的历史，是一部重要的史籍。<br><br> 隋书十志中记载了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但记述范围有时概括整个南北朝时期，甚至追溯到汉魏。食货志记载了自东晋以来按官品占有劳动力的等级制度、课役制度以及当时的货币制度，刑法志记载了梁以来律书的编定和「皇家」立法毁法的情况，都写得略具轮廓，多少反映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特点。地理志大体按照隋朝的行政区划，记载了南北朝以来的建置沿革，並保存了当时经济史和交通史等方面的资料。律曆志和天文志出于曆法学家李淳风之手，对南北朝以来天文曆法上的成就，作了总结性的叙述。数学家祖沖之关于圆周率的研究成果，曆法学家张子信和刘焯关于「日行盈缩」规律的研究成果，都保存在律曆志里。其中还有关于汉魏以来度量衡制度演变的记载，是经济史上的重要资料。音乐志记载的南北朝时期国内各地区以及国内外乐舞艺术交流的情况，说明了导致隋唐「燕乐」产生的历史条件。燕乐是以中原音乐为主体，融合了多种音乐因素而形成的，在中国音乐史上有较大的影响。经籍志是继汉书艺文志后又一部古代文献总录，除著录当时所存的著作以外，还附载了一些已经亡佚的书，并论述学术的源流。它所採用的图书分类法，直至清代相沿未变。 隋书最早的本子是宋天圣二年刻本，已经失传。本书校勘，用的本子有以下九种：<br><br> 一、宋刻遞修本，现存六十五卷，校记中简称「宋小字本」。<br> 二、另一种宋刻本，只存五卷，简称「宋中字本」。<br> 三、元大德饶州路刻本，简称「元十行本」（商务印书馆「百衲本」即据此影印）。<br> 四、元至顺瑞州路刻明修本，简称「元九行本」。<br> 五、明南京国子监本。<br> 六、明北京国子监本。<br> 七、明汲古阁本。<br> 八、清武英殿本。<br> 九、清淮南书局本。<br><br> 在以上九种之中，主要是用宋小字本和两种元刻本互校，并参校其他刻本，择善而从。版本校勘，一般不出校记。此外，还参校了通典、太平御览、册府元龟、资治通鑑通志等书的有关部分，并採用了前人对隋书的一些研究成果。关于书中的避讳字，天干「丙」字，唐人讳改为「景」，现一律回改。其他避讳字，一般不改，只在第一次出现时写出校记。
最近更新 宋本原跋| 2019-04-05 15:38
汪辉祖,字焕曾,号龙庄,晚号归庐,浙江萧山人.生于雍正九年(1731),卒于嘉庆十二年(1807),其父汪楷曾任河南杞县狱吏8年.汪辉祖早年丧父,不得不为生计和赡养家庭而奔波.乾隆十七年(1752),汪辉祖到其岳父江苏金山知县王宗闵幕府,开始涉足官场,研习刑名案件.两年以后起,在江苏、浙江各地16位官员幕内充当幕宾长达34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多次应试,直到乾隆四十年(1775),45岁的他经三次落第之后才考中进士.乾隆五十年(1785),汪辉祖结束了幕宾生涯,出任湖南省宁远县知县.几十年的幕府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官场经验,因此他做起官来颇为干练.《清史稿》本传中记载的几件事,颇能反映他的为官之道,体现他的从政能力.不幸的是,由于其人秉性正直,嫉恶如仇,反遭恶人暗中诋毁,终被夺职,不得不以足疾告老还乡. <br><br>汪辉祖是清代乾嘉时期影响比较大的良吏和学者，尽管他在史学上也曾有过贡献，特别是在史学工具书的编纂方面，还曾作出过重大贡献，但今天知道的人是非常少了，即使是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也很少有人了解。当然，从汪辉祖本人来说，生前影响比较大的还是吏治方面。他的一生在州县佐治为官就达四十年之久，因而吏治经验非常丰富，且勤于总结，留下了多部关于幕学与吏治的著作。这些著作成为幕友们必读之书，更是学幕者之必读课本而得以广泛流传，被誉为“宦海舟楫”、“佐治津梁”，居官佐幕者几乎人手一册，视为枕中鸿宝。史学大家章学诚在《汪龙庄七十寿言》中就曾这样说：“居闲习经，服官究史，君有名言，文能称旨，布帛菽粟，人情物理。国相颁其政言，市贾刊其佐治，雅俗争传，斯文能事。”可以视作当日最好的写照。所以他在当时政坛上声誉很高，是颇受尊重的名幕，是位名副其实的“绍兴师爷”。<br><br>汪辉祖是清代誉满全国的绍兴师爷、幕学家与法律专家,他的幕学著作,阐述了清代幕业的技术原则与道德规范,提出就幕宜慎、律己立品、尽心事主、保民便民等见解.作为清代幕友的典范,其幕学思想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清代幕府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最近更新 续佐治药言| 2019-10-31 14:11
《幼学琼林》是中国古代儿童的启蒙读物。<br><br> 《幼学琼林》最初叫《幼学须知》，一般认为，最初的编着者是明末的西昌人程登吉（字允升），也有的意见认为是明景泰年间的进士邱睿。在清朝的嘉靖年间由邹圣脉作了一些补充，并且更名为《幼学故事琼林》。後来民国时人费有容、叶浦荪和蔡东藩等又进行了增补。全书共分四卷。 《幼学琼林》是骈体文写成的，全书全部用对偶句写成，容易诵读，便于记忆。全书内容包罗广泛，人称“读了增广会说话，读了幼学走天下”。书中对许多的成语出处作了许多介绍，读者可掌握不少成语典故，此外还可以对中国古代的典章制度、风俗礼仪做一些了解。书中还有许多警句、格言，到现在还仍然传诵不绝。但是书中也有一些属于封建时代的观点，对于现代人来说难以认同。
最近更新 卷四 花木| 2019-11-01 11:40
孟子序说<br><br> 史记列传曰：“孟轲，驺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鞅，楚魏用吴起，齐用孙子、田忌。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br> 韩子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br> 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br>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后离散，分处诸侯之国，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远而末益分。惟孟轲师子思，而子思之学出于曾子。自孔子没，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br> 又曰：“扬子云曰：‘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夫杨墨行，正道废。孟子虽贤圣，不得位。空言无施，虽切何补。然赖其言，而今之学者尚知宗孔氏，崇仁义，贵王贱霸而已。其大经大法，皆亡灭而不救，坏烂而不收。所谓存十一于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无孟氏，则皆服左衽而言侏离矣。故愈尝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者，为此也。”或问于程子曰：“孟子还可谓圣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圣人，然学已到至(或圣)处。”<br> 程子又曰：“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br> 又曰：“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br> 又曰：“孟子性善、养气之论，皆前圣所未发。”<br> 又曰：“学者全要识时。若不识时，不足以言学。颜子陋巷自乐，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时，世既无人，安可不以道自任。”<br> 又曰：“孟子有些英气。纔有英气，便有圭角，英气甚害事。如颜子便浑厚不同，颜子去圣人只豪发闲。孟子大贤，亚圣之次也。”或曰：“英气见于甚处？”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见。且如冰与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温润含蓄气象，无许多光耀也。”<br> 杨氏曰：“孟子一书，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养性，收其放心。至论仁、义、礼、智，则以恻隐、善恶、辞让、是非之心为之端。论邪说之害，则曰：‘生于其心，害于其政。’论事君，则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国定’。千变万化，只说从心上来。人能正心，则事无足为者矣。大学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诚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后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欧阳永叔却言‘圣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谓误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尧舜所以为万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谓率性，循天理是也。外边用计用数，假饶立得功业，只是人欲之私。与圣贤作处，天地悬隔。”
最近更新 卷十四 心章句下| 2019-04-05 13:37
《诗经》约在公元前六世纪中叶编纂成书，据说是由儒家创始人孔子编定的。它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作品三百零五篇，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都因音乐得名。“风”是地方乐调，收录当时十五国的民歌；“雅”分大、小雅，多为贵族所作的乐章；“颂”是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br>附：《诗经》的特色和影响<br>======================== 《诗经》的特色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br><br> 第一，《诗经》是以抒情诗为主流的。除了《大雅》中的史诗和《小雅》、《国风》中的个别篇章外，《诗经》中几乎完全是抒情诗。而且，从诗歌艺术的成熟程度来看，抒情诗所达到的水准，也明显高于叙事诗。而与《诗经》大体属于同时代的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却完全是叙事诗。正如荷马史诗奠定了西方文学以叙事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诗经》也奠定了中国文学以抒情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以后的中国诗歌，大都是抒情诗；而且，以抒情诗为主的诗歌，又成为中国文学的主要样式。<br><br> 第二，《诗经》中的诗歌，除了极少数几篇，完全是反映现实的人间世界和日常生活、日常经验。在这里，几乎不存在凭借幻想而虚构出的超越于人间世界之上的神话世界，不存在诸神和英雄们的特异形象和特异经历（这正是荷马史诗的基本素材），有的是关于政治风波、春耕秋获、男女情爱的悲欢哀乐。后来的中国诗歌乃至其他文学样式，其内容也是以日常性、现实性为基本特征；日常生活、日常事件、日常人物，总是文学的中心素材。 第三，与上述第二项相联系，《诗经》在总体上，具有显著的政治与道德色彩。无论是主要产生于社会上层的大、小《雅》，还是主要产生于民间的《国风》，都有相当数量的诗歌，密切联系时事政治，批判统治者的举措失当和道德败坏。其意义虽主要在于要求维护合理合度的统治，给予人民以较为宽松、可以维持生存的条件，但这对于社会的发展，当然是有价值的。关心社会政治与道德，敢于对统治阶层中的腐败现象提出批判，应该说是《诗经》的优秀之处。但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看。正像我们在前一节中举例分析的那样，这一种批评完全是站在社会公认原则的立场上的，在根本上起着维护现有秩序的稳定的作用，而不能不抑制个人的欲望与自由。就以《相鼠》一诗来说，它可能是批评统治者荒淫无度的生活，也可能是批评对“礼仪”的具有进步意义的破坏行为。不管作者的原意如何，诗对于这两种现象都是适用的。要说《诗经》这一特点对后世的影响，首先要说明：《诗经》的政治性和道德性，在后世经过曲解而被强化了。本来不是直接反映政治与道德问题的诗，包括众多的爱情诗，在汉代的《毛诗序》中，也一律被解释为对政治、道德或“美”（赞颂）或“刺”（批评）的作品。因而，一部《诗经》，变成了儒家的道德教科书。后代诗人继承《诗经》关注社会政治与道德的特色，同样应该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提倡这一特色，可以纠正文学过分趋向游戏和唯美倾向，发扬文学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如果不适当地过分强调这一点，也必然妨害文学的多样化发展，抑制情感的自由表达。<br><br> 第四，《诗经》的抒情诗，在表现个人感情时，总体上比较克制因而显得平和。看起来，像《巷伯》批评“谗人”，《相鼠》批评无礼仪者，态度是很激烈的。但这种例子不仅很少，而且并不能说是纯粹的“个人感情”，因为作者是在维护社会原则，背倚集体力量对少数“坏人”提出斥责。像《雨无正》、《十月之交》、《正月》等，因所批评的对象是多数人，则已显得畏惧不安。至于表现个人的失意、从军中的厌战思乡之情，乃至男女爱情，一般没有强烈的悲愤和强烈的欢乐。由此带来必然的结果是：《诗经》的抒情较常见的是忧伤的感情。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中国后代的诗歌，也是以抒情——抒忧伤之情较为普遍。克制的感情，尤其忧伤的感情，是十分微妙的。它不像强烈的悲愤和强烈的欢乐喷涌而出，一泄无余，而是委婉曲折，波澜起伏。由此，形成了《诗经》在抒情表现方面显得细致、隽永的特点。这一特点，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后来的诗歌。另外需要说到，尽管《诗经》的抒情一般比较平和，却依然是真挚而动人的，而且也并非没有明朗欢快、天趣盎然之作。后代儒家把《诗经》中的所有作品都说成是因政治和道德目的而作的，并不能抹杀那些抒情之作——尤其是爱情诗对人们的感染力。因此，在封建专制时代，当文学道德化倾向、说教倾向变得过度严重时，诗人们也会打出《诗经》的权威旗号，要求给感情以应有的、至少是适度的承认。明代诗人何景明的《明月篇序》就是一例。汤显祖的《牡丹亭》中，深闺小姐杜丽娘诵读《关雎》而产生对于爱情的渴望，又是一例。 以上主要从内容、思想倾向、抒情特点等诸方面论述了《诗经》的几个重要特色。这些特色对中国后代文学的影响都很深远。下面再从语言形式、表现手法等方面简略介绍一下《诗经》的特色，这些方面的影响，情况各有不同。<br><br> 《诗经》的基本句式是四言，间或杂有二言直至九言的各种句式。但杂言句式所占比例很低。只有个别诗是以杂言为主的，如《伐檀》。以四言句为主干，可以由此推想当时演唱《诗经》的音乐旋律，是比较平稳和比较简单的。至汉代以后，四言诗虽断断续续一直有人写，但已不再是一种重要的诗型了。反而在辞赋、颂、赞、诔、箴、铭等特殊的韵文文体中，运用得很普遍。 《诗经》常常采用叠章的形式，即重复的几章间，意义和字面都只有少量改变，造成一唱三叹的效果。这是歌谣的一种特点，可以借此强化感情的抒发，所以在《国风》和《小雅》的民歌中使用最普遍，《颂》和《大雅》，以及《小雅》的政治诗中几乎没有。典型的例子，如《周南·芣芑》：采采芣芑，薄言采之。采采芣芑，薄言有之。采采芣芑，薄言掇之。采采芣芑，薄言捋之。采采芣芑，薄言袺之。采采芣芑，薄言襭之。全篇三章十二句，只变动了六个动词，不但写出采摘的过程，而且通过不断重复的韵律，表现出生动活泼的气氛，似乎有一种合唱、轮唱的味道。清人方玉润说：“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旷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忽断忽续。”（《〈诗经〉原始》）这么说也许多了一些想象，但叠徽章重句的美感，确是很动人的。四言诗衰微后，这种形式也被捐弃，只能偶一见之。倒是在现代歌曲中，又常看到这种情况。这说不上“影响”，却有古今相通之理。 作为歌谣，为了获得声韵上的美感，《诗经》中大量使用双声、叠韵、叠字的语汇。在古汉语的规则中，这类词汇大抵是形容词性质，所以也有助于表达曲折幽隐的感情，描绘清新美丽的自然。如《诗经》首篇的《关雎》，“关关”（叠字）形容水鸟叫声，“窈窕”（叠韵）表现淑女的美丽，“参差”（双声）描绘水草的状态，“辗转”（叠韵）刻画因相思而不能入眠的情状，既有和谐的声音，也有生动的形象。<br><br> 《诗经》里大量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加强了作品的形象性，获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所谓“赋”，用朱熹《诗集传》的解释，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这包括一般陈述和铺排陈述两种情况。大体在《国风》中，除《七月》等个别例子，用铺排陈述的较少；大、小《雅》中，尤其是史诗，铺陈的场面较多。汉代辞赋的基本特征就是大量铺陈。虽然从《诗经》到汉赋还间隔许多环节，但说其原始的因素源于《诗经》，也未尝不可。“比”，用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都是《诗经》中用“比”的佳例。“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诗经》中的“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就像秦风的《晨风》，开头“鴥彼晨风，郁彼北林”，与下文“未见君子，忧心钦钦”云云，很难发现彼此间的意义联系。虽然就这实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时代悬隔才不可理解，但这种情况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现代的歌谣中，仍可看到这样的“兴”。进一步，“兴”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但正因为“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又如《桃夭》一诗，开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出了春天桃花开放时的美丽氛围，可以说是写实之笔，但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说这是在烘托结婚时的热烈气氛。由于“兴”是这样一种微妙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手法，后代喜欢诗歌的含蓄委婉韵致的诗人，对此也就特别有兴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陈出新，不一而足，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味道。<br><br> 总而言之，《诗经》是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一个光辉的起点。它从多方面表现了那个时代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反映了各个阶层人们的喜怒哀乐，以其清醒的现实性，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早期诗歌，开辟了中国诗歌的独特道路。虽然，由于特殊的社会生存条件，《诗经》缺乏浪漫的幻想，缺乏飞扬的个性自由精神，但在那个古老的时代，它是无愧于人类文明的，值得我们骄傲的。
最近更新 商颂| 2019-04-05 13:36
《后汉书》是纪传体的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断代史著作，一百二十卷，分为纪十卷、传八十卷、志三十卷。其中的纪、传作者是南朝宋的范晔，志的作者是晋的司马彪，一般称为《续汉志》。<br><br> 范晔，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淅川东南）人，生于公元398年，即晋安帝隆安二年，做过刘裕之子彭城王刘义康的参军，后升任尚书吏部郎。432年，宋文帝即元嘉九年，由于触犯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从此受到压制，便开始著书，但写完《后汉书》后，又卷入刘义康与宋文帝刘义隆之争，在元嘉二十二年被杀。司马彪，字绍统，晋宗室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死于晋惠帝末年。<br><br> 在范晔写《后汉书》之前，后汉史书已经有了很多种，从东汉的明帝到灵帝，经过班固、刘珍、伏无忌和蔡邕等几代人的努力，写就纪传体的《东观汉记》，主要记载光武帝到灵帝之间的东汉历史。后来，吴谢承、晋薛莹、司马彪和刘义庆等人都有著作面世。有了前人的成就，范晔便参考各家内容，融会贯通，写成《后汉书》。范晔原来想学习《汉书》，写成十志，因为被害而未如愿。由于范晔的著作叙事简明扼要，内容全面，所以其成就超过了前人，受到后世的重视。<br><br> 《后汉书》纪、传的编次和《汉书》有不少区别，纪的最后一篇是《皇后纪》，相当于《汉书。外戚传》。皇后从传入纪，就是来自华晔的《后汉书》。此外，在《汉书》以外还创立了七篇类传，有《党锢传》、《宦者传》、《文苑传》、《独行传》、《方术传》、《逸民传》、《烈女传》，这些都是根据东汉现实、与风俗所写，有的类传成为后来人们学习的楷模。<br><br> 在《汉书》中有《百官公卿表》，内容是西汉的职官制度，司马彪将“表”成为“志”，创立了《百官志》，记述东汉的职官制度。但该书的志中没有《食货志》，是一大漏洞，其内容在《晋书。食货志》里有了补充，介绍了此时期的经济状况。<br><br> 现存最早的《后汉书》刻本是南宋时期的绍兴本，残缺五卷。后来商务印书馆加以影印，收进百衲本《二十四史》，缺的五卷用其他残本补充。1965年中华书局出版标点校本，以商务印书馆影印的南宋绍兴本为底本，校参考其他版本加以校正，同时吸取前人研究、校勘成果，参考价值较高。
最近更新 李王邓来列传第五| 2019-04-05 15:29
宋史修于元末，由丞相脱脱和阿鲁图先后主持修撰，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张起巖、欧阳玄等七人任总裁官。全书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共四百九十六卷，是二十四史中最庞大的一部官修史书。<br><br> 早在元初，元世祖忽必烈就曾诏修宋史，后来，袁桷又奏请购求辽、金、宋遗书，虞集也曾奉命主持修撰辽、金、宋三史。由于元王朝内部对修撰宋史的体例主张不同，一派要「以宋为世纪，辽、金为载记」，一派要「以辽、金为北史，宋太祖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宋史」，双方「持论不決」［一］，长期未能成书。元顺帝于公元一三四三年（至正三年），又诏修辽、金、宋三史［二］，决定宋、辽、金各为一史。宋史在纪、传、表、志本已完僃的基礎上［三］，只用了两年半的时间，于一三四五年（至正五年）成书。<br><br> 在二十四史中，宋史以卷帙浩繁著称。两千多人的列传，比旧唐书列传多一倍，志的份量在二十四史中也是独一无二的。食货志十四卷，相当于旧唐书食货志的七倍。兵志［一］［三］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二三。［二］元史卷四一顺帝本纪。 十二卷，是新唐书兵志的十二倍。礼志二十八卷，竟佔二十四史所有礼志的一半。元末修撰的这部宋史，是元人利用旧有宋朝国史编撰而成，基本上保存了宋朝国史的原貌。宋史对于宋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关係、典章制度以及活动在这一历史时期的许多人物都做了较为详尽的记载，是研究两宋三百多年历史的基本史料。例如，从食货志中，不仅可以看到两宋社会经济发展的概況和我国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经济联击的加强，还可以看到劳动人民创造的超越往代的巨大物质财富和他们所遭受的残酷剥削。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等，保存了许多天文气象资料、科学数据以及关于地震等自然灾害的丰富史料。<br><br> 宋史具有以往封建史书所没有的特点，这就是它始终遵循的基本思想是程朱理学。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宋史「大旨以表章道学为宗，余事皆不甚措意」［一］。清代史学家钱大昕也说：「宋史最推崇道学，而尤以朱元晦（熹）为宗。」［二］这是符合实际的。在宋史修撰中起主要作用的那些人物，都是道学的信奉者。例如，对于宋史修撰「多所协赞」的鐵木儿塔识，就对「伊洛诸儒之书，深所研究」［三］。张起巖对「宋儒道学源委，尤多究心」［一］。特别是在宋史的修撰中「尤任劳动」［二］的欧阳玄，更是一个对「伊洛诸儒源委，尤为淹贯」［三］的道学家。宋史的修撰原则是，遵循「先儒性命之说」，「先理致而后文辞，崇道德而黜功利。书法以之而矜式，彝伦赖是以匡扶」［四］。在这个原则下，欧阳玄为宋史定下的体例和他所撰写的论、赞、序以及进宋史表［五］，都集中地贯彻了道学的思想。<br><br> 宋史在史料剪裁、史实考订、全书体例等方面存在许多缺点，使它在二十四史中有繁芜杂乱之称。宋史「以宋人国史为稿本」［六］宋人国史记载北宋特别详细，南宋中叶以后「罕所记载」，宋史依样画葫芦，显得前详后略，头重脚轻。在宋史中，还有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如一人两传，无传而说有传，一事数见，有目无文，纪与传、传与传、表与传、传文与传论之间互相牴牾等等。 宋史的版本，主要有下列几种：公元一三四六年（元至正六年）杭州路刻印的至正本；公元一四八○年（明成化十六年）的成化本（朱英在广州按元刻本的抄本刻印，后来的版本大都以此为底本）：明嘉靖南京国子监本（南监本）：明万历北京国子监本（北监本）；清乾隆四年武英殿本（殿本）；清光绪元年浙江书局本（局本）；一九三四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一九五八年缩印本个别卷帙有抽换）。由于百衲本是用至正本和明成化本配补影印而成，又同殿本作了对校，修补和改正了某些错字，是一个较好的版本。因此，这次校点宋史，是以百衲本为工作本，同时吸收了叶渭清元椠宋史校记和张元济宋史校勘记稿本的成果，参校了殿本和局本。凡是点不断、读不通而又无法从版本上校正的地方，适当地作了本校和他校工作，在卷末校勘记中说明。
最近更新 列传第二百二十九佞幸| 2019-04-05 15:52
旧五代史原称五代史，或梁唐晋汉周书，共一百五十卷，修于宋太祖开宝六年（公元九七三年）四月至七年闰十月，由薛居正监修，卢多逊、张澹、李昉等同修。后欧阳修五代史记出，称为新五代史，薛史则称为旧五代史。原书已佚，现行本是清乾隆四十年时的辑本。旧五代史所叙述的历史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最后一次大规模分裂割据的时期。<br> 从公元九○七年朱温称帝起，到九六○年北宋建立，五十多年间，中原地区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王朝前后相继，中原以外有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南平、北汉等十个独立王国，史称「五代十国」，其中还没有包括当时我国境内契丹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这个时期，在全国各地，特别是中原地区的分裂割据政权之间，充满了激烈的军阀混战，造成了频繁的王朝更迭。五代大地主军阀集团的割据政权是极端残暴、极端腐朽的，旧五代史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这些政权的反动统治。他们「徵搜舆赋，竭万姓之脂膏」。［一］他们「峻法以剥下，厚敛以奉上」。［二］他们急徵暴敛，明抢暗夺，或使「数州之［一］旧五代史卷三四唐庄宗纪八［二］旧五代史卷一四六食货志民，屠啖殆尽，荆棘蔽野，煙火断绝，凡十余年」，［一］或使「一方之民，若据炉炭」。［二］他们甚至用泥土製钱，因杨柳吐絮而徵税，把山中的野草当茶卖！他们「卖官鬻狱，割剥蒸民，率有贪猥之名」。［三］更有甚者，后晋石敬瑭不惜匍匐于契丹军事集团脚下，甘当「儿皇帝」。旧五代史揭露的军阀割据势力的种种罪恶行径，对于我们认识历史上分裂割据的危害性和维护全国统一的重要意义，无疑是有益处的。<br> 旧五代史在编撰上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它基本上取材于五代时人所修的各种实录。<br> 这些实录「皆无识者所为，不但为尊者讳，即臣子亦多讳饰」。［四］旧五代史在转述时，不可避免地会带上它们固有的缺陷。石敬瑭这样的无恥之尤，獲得了「旰食宵衣，礼贤从谏」，「能保其社稷」［五］的美名。桑维翰是首先提倡投靠契丹军事贵族集团的，旧五代史编撰者却为之開脱，说「和戎之策，固非误计」，［六］讚美桑维翰是「効忠」后晋的「社稷臣」。［七］冯道毫无骨气，一生投靠过许多搞分裂割据的军阀，旧五代史的作者却说：「道之履行，鬱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體。」［八］这些论述，完全违反了历史事实，不能不说［一］旧五代史卷一五李罕之传［二］旧五代史卷一三五僭伪列传二刘陟传［三］旧五代史卷九八安重荣传［四］十七史商榷卷九三［五］旧五代史卷八○晋高祖纪六是旧五代史的重大缺陷。此外，旧五代史还有其他许多缺点，如材料芜杂，概括力差观点不统一，大多数文章写得很不高明，等等。<br> 就史料價值而言，由于旧五代史编撰者大都亲身经历过五代的历史场面，见闻较近，因而保存了比较丰富的原始资料。相反，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删去了许多应当保留的重要史料。因此，两者还是可以互相补充的。<br> 北宋时期，新旧两史並行。金章宗泰和七年（公元一二○七年）规定「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欧阳修所撰」。［一］到了元代，旧五代史就逐渐不行于世。清乾隆中开四库馆时，未能找到原本。馆臣邵晋涵等就永乐大典中辑录排纂，再用册府元龟、资治通鑑考異等书引用的旧五代史材料作补充，大致恢复了原来面貌的十分之七八。同时还从其他史籍、类书、宋人说部、文集、五代碑碣等数十种典籍中辑录了有关的资料，作为考異附注，与今辑本旧五代史正文相五补充印证，在不少方面丰富了原本的内容。今辑本旧五代史作为四库金书之一，于乾隆四十年（公元一七七五年）编成缮写进呈，标明原文辑录出处，补充和考证史实的注文附在有关正文之下，部分文字考订则另附黄色粘籤。一九二一年南昌熊氏曾影印出版（简称「影库本」）。后来又有乾隆四十九年（公元一七八四年）缮写的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和武英殿刊本（简称「殿本」），补充史实的注文仍附于正文之下，文字、史实考订则作为「考证」附于卷末，文字颇有改动，内容也有不少增删，并删去了辑文的出处。现存的旧五代史一般刊本及石印本都是根据殿本翻印的。此外，还有乾隆时期孔荭谷的校抄本（简称「孔本」，现仅看到近人章钰过录本）、彭元瑞校抄本（简称「彭本」）及抱经楼卢氏抄本（简称「卢本」），它们都以保存辑文出处为贵，内容大致和影库本相同。其中孔本是根据较早的辑录稿本抄写的，未改的清朝忌讳字较多，并保存了后来编定本删去的数十条注文。至于一九二五年的嘉业堂刊本（简称「刘本」），则以卢本为底本，再根据殿本作了大量校补，体例比较芜杂。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旧五代史，就是根据刘本影印的。<br> 本次整理校点旧五代史时以影库本为底本，同时用殿本、刘本及其他三种抄本参校，并适当吸收了邵晋涵的批校及孔荭谷、彭元瑞等人的校勘成果。对史文辑录所据和注文引用的史料出处，除根据原书通行本进行必要的校勘外，还参校了残宋本册府元龟影印底样、复旦大学藏旧抄本五代会要、周星诒过录的顾广圻校五代史补五代史阙文、永乐大典残卷膠卷及照片。凡有增删或重要異文可备参考的，一律作为校记附于卷末。辑本因避讳而改动的文字，除影响文义的外，一般不再改回。有些古代少数民族的人名等，辑本曾按照当时官定的辽史索伦国语解的译名作了改动。这种译名后来并不通行今均恢复原文，于译名第一次出现处出校。辑本原注永乐大典、册府元龟的卷数颇有错误和脱漏，今有原本可查对的迳予改正增补。关于注文，除保留影库本原有的外，还在避免重複的原则下，根据邵晋涵旧五代史考異、殿本、孔本等作了增补，并注明来源，以求成为比较完备的本子。由于旧五代史的版本流传问题比较複杂，现把一些重要版本的序跋附录书后以供参考。
最近更新 附录：进旧五代史表| 2019-04-05 15:56
在卷帙浩繁的廿四史中，有两部官修的唐史，即五代时修的旧唐书和北宋时修的新唐书。新唐书的编撰，约开始于北宋庆曆四年（公元一○四四年），到嘉祐五年（公元一○六○年完成，前后历时约十七年，参加编撰的有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等人。新唐书包括本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传一百五十卷，共二百二十五卷。书成，由欧阳修、宋祁分别署名。<br> 宋祁（公元九九六年一○六一年），曾任知制诰、翰林学士等职，並担任过杭州、成德州等地的地方官。新唐书开始编写后七年，当北宋王朝派人向宋祁催索文稿时，他说：「计今秋可了列传，若纪、志犹须来春乃成。」［一］其实，到了公元一○五八年，他才将一百五［一］景文集卷四九与观文右丞书十卷列传稿子交齐。至于纪、志、表三个部份，他根本无力完成。后来志和表分别由范镇、吕夏卿负责编写。但本纪无人撰写，全书更无人总其成，所以宋仁宗又命欧阳修主修新唐书。<br> 欧阳修（公元一○○七年一○七二年），号称宋代的韩愈，政治地位比宋祁高，社会影响也比宋祁大。公元一○四二年，在宋仁宗起用范仲淹推行「庆曆新政」时，欧阳修参加了「新政」活动，並调任为谏官，对北宋王朝面临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非常关注。范仲淹罢相后，欧阳修也被贬，先后在滁州、扬州、颍州、应天府等地做了九年地方官。公元一○五四年被调回中央，任翰林学士。新唐书实际上是在欧阳修的主持下最后完成的。<br> 欧阳修自己说：他中途参加，「接续残零，刊撰纪、志六十卷［一］。从文字风格上看，本纪十卷和赞，志、表的序，以及选举志、仪卫志等，无疑出自欧阳修之手。特别是他所写的赞、序，集中反映了他的历史观，有些内容几乎是直接从他的政论文章那里照搬过来的。书成后，他曾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要职。<br> 与旧唐书比较，由于时代不同，新唐书在编撰体例方面也有自己的特点。首先是新唐书对志、表两部份十分重视，这是因为宋代大体上继承了唐代的制度，欧阳文忠全集卷九一辞转礼部侍郎劄子阳修等在志、表方面特别用力，目的是总结唐代的典章制度以供宋王朝「参用」。<br> 新唐书增加了以往史书所没有的备卫志、选举志、兵志。新唐书的选举志、兵志虽然叙述制度不够系统，资料也不够完备，但究竟为我们了解唐朝科举制和兵制演变提供了一定的方便。食货志增为五卷，不仅比旧唐书食货志份量多，而且也比较有系统、有条理地保存了大量社会经济史资料。地理志着重叙述唐朝地理沿革，记载军府设置、物产分布、水利兴废等状况，补正了不少旧唐书地理志的缺略。天文志和曆志在篇幅上超过旧唐书三倍以上，记载了唐代流行的七种曆法，特别可贵的是保存了在曆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大衍曆的曆议（即曆法理论）。艺文志与旧唐书经籍志相较，书目增加很多，特别是开元以后的著作补充不少，如李白、柳宗元的著作，新唐书所收录的就有一些是旧唐书中找不到的。新唐书还增加了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虽有错漏，但也可以起备查作用。<br> 新唐书作者批评旧唐书「使明君贤臣、雋功伟烈与夫昏虐贼乱、禍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恶」［一］，所以在新唐书中秉孔子修春秋之意，进行所谓「忠奸顺逆」的褒贬，并在旧唐书的类传的基础上，增添了卓行、奸臣、叛臣、逆臣等类传，又将原有次序作了重新排列，如在旧唐书中，忠义传排列第五，新唐书改为第一，以表示纠正旧唐书「纪次无法」。旧唐书的合传，大体上把同一时期地位接近或同一家族的人合在一起，新唐书作者认为「忠奸善恶」不分，也加以改动。<br> 新唐书还在列传中保存了一些旧唐书所未载的史料。自安史之乱以后，史料散失不少，穆宗以下又无官修实录，所以宋祁为唐后期人物立传，採用了不少小说、笔记、传状、碑志、家谱、野史等资料。同时，还增加了不少唐代晚期人物的列传。关于少数民族的种族、部落的记载，新唐书比旧唐书多而且详。<br> 本次点校，以百衲本（影印北宋嘉祐十四行本，残缺部份，以北宋十六行本、南宋十行本补）为工作本，参校了北宋闽刻十六行本（影印膠卷残本）、南宋闽刻十行影印本（缺四十多卷）、汲古阁本、殿本和浙江书局本。
最近更新 附录 进新唐书表| 2019-04-05 16:14
生平及著述：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晚年隐居於湘西蒸左石船山（今湖南衡阳县），因自称「船山遗老」。生於明神宗万历四十七年，卒於清圣祖康熙三十一年，得年七十四岁。崇祯十五年（1642）中举人，甲申（1644）以前，用力於诗文、科举；明亡以後，大受刺激，与父亲隐居数年，在辗转流亡中钻研《周易》及诸经，并参与抗清。遭清缉捕，浪迹湖湘一带。顺治八年返湖南衡阳隐居，潜心著述。十三年（1656）著成《黄书》，复著《读通鉴论》、《宋论》、《读四书大全说》、《周易外传》等重要著作，著述凡二十五种，有《船山遗书》、《姜斋文集》流传，近人编成《船山全书》。夫之学识极渊博，举凡经史、天文、地理、历法、理学各方面均极熟稔，於清代思想史具标志性地位。<br><br>王夫之(1619-1692),明末清初思想家、史学家、学者,字而农,号薑斋,衡阳人.晚年长期居于衡阳湘西石船山,故称船山、船山先生.船山的学术成就很大,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都有所研究,尤精于经学、史学、文学等方面.《宋论》系船山1691年定稿,共十五卷,每卷别以帝号,而无标题.《宋论》不仅是船山史论思想的综合,而且体现了清初思想界以史为鉴,充分吸取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以及对汉民族思想文化生活的深刻反思与批判. ==============================================================================<br><br>宋兴，统一天下，民用宁，政用父，文教用兴，尽于是而益以知天命矣。天曰杂谌，匪徒人之不可狃也，天无可狃之故常也，命曰不易，匪徒人之不易承也，天之因化推移，斟酌而曲成以制命，人无可代其工，而相佑者特劝也。
最近更新 卷十五 度宗 恭宗 端宗 祥兴| 2019-04-06 20: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