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是战国时期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又名《韩子》。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韩国贵族出身，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看到韩国国力日益削弱，韩非几次劝谏韩王，但韩王听不进去。在韩非在世的时候，他写的这本书的名声就很大了，当时还是秦王的秦始皇读到了其中的《孤愤》、《五蠹》等篇章，非常喜欢，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但在公元前234年，韩非奉命出使秦国时，却被李斯陷害入狱，后来被逼服毒自尽。<br><br> 在西汉时期，刘向校书时加进了几篇别人的作品，如《初见秦》、《有度》和《存韩》的后半篇，最后定《韩非子》共五十五篇。韩非的思想成就超过了所有的法家代表人物，他在总结商鞅、申不害和慎到三人代表性法家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成熟法治理论。他认为君主必须重视权力、威势和驾驭臣下的权谋之术，这样才能保证法令的贯彻执行，巩固君主的集权地位。后来，李斯和秦始皇就是充分发挥了他的思想，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br><br> 韩非还继承了老师荀子的人性恶学说，主张治理国家必须实行刑赏。在《韩非子》中，《解老》、《喻老》两篇，都是用法家的观点来对《老子》进行解释，体现了韩非的哲学思想。《五蠹》则将历史的发展分成上古、中古、近古三个阶段，他认为时代在不停地发展，所以社会和政治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儒家的恢复周礼的复古思想已经不能适应时代要求了。
最近更新 外储说右上第三十四| 2019-04-07 19:26
在由秦入汉的学术转折中，陆贾《新语》是不容忽视的。《新语》连接着先秦与两汉的学术，地位较独特。尽管其时经学未隆，《新语》折射了不少经学信息，其中包括易学。由其用《系辞》文字的特点即可见《系辞》在汉以前流传颇广；陆贾以“仁义”说《易》，显示了较为独特的视角；其易学重义理，首开汉初学者以义理说《易》的风气，在孔门易学中居承前启后地位。<br>==============================================================================<br><br>陆贾是汉高祖刘邦身边颇为著名的文臣，号称「有口辩士」。雖然在世時位不過「太中大夫」，也未被封侯，但在《史記》、《漢書》中，卻是與蕭何、韓信、叔孫通、張蒼等人並列於建立漢家制度的元勳。虽然在世时位不过「太中大夫」，也未被封侯，但在《史记》、《汉书》中，却是与萧何、韩信、叔孙通、张苍等人并列于建立汉家制度的元勋。<br><br>陸賈不純然是位儒者，而是位解決問題之人。陆贾不纯然是位儒者，而是位解决问题之人。而解決問題之前，首先需要對問題本身有所認知。而解决问题之前，首先需要对问题本身有所认知。因此，在他欲討論漢家天下需要些什麼之前，便先討論文明演進的問題。因此，在他欲讨论汉家天下需要些什么之前，便先讨论文明演进的问题。陸賈在《新語．陆贾在《新语．道基》篇中，提出一個簡單的歷史進化過程，將華夏文明發展分為四個時期：道基》篇中，提出一个简单的历史进化过程，将华夏文明发展分为四个时期：<br><br>首先是「先聖」時期：首先是「先圣」时期：<br>於是先聖乃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道，長幼之序。于是先圣乃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民始开悟，知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道，长幼之序。於是百官立，王道乃生。于是百官立，王道乃生。民人食肉飲血，衣皮毛；至於神農，以為行蟲走獸，難以養民，乃求可食之物，嘗百草之實，察酸苦之味，教人食五穀。民人食肉饮血，衣皮毛；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人食五谷。天下人民，野居穴處，未有室屋，則與禽獸同域。天下人民，野居穴处，未有室屋，则与禽兽同域。於是黃帝乃伐木搆材，築作宮室，上棟下宇，以避風雨。于是黄帝乃伐木构材，筑作宫室，上栋下宇，以避风雨。民知室居食穀，而未知功力。民知室居食谷，而未知功力。於是后稷乃列封疆，畫畔界，以分土地之所宜；闢土殖穀，以用養民；種桑麻，致絲枲，以蔽形體。于是后稷乃列封疆，画畔界，以分土地之所宜；辟土殖谷，以用养民；种桑麻，致丝枲，以蔽形体。當斯之時，四瀆未通，洪水為害；禹乃決江疏河，通之四瀆，致之於海，大小相引，高下相受，百川順流，各歸其所，然後人民得去高險，處平土。当斯之时，四渎未通，洪水为害；禹乃决江疏河，通之四渎，致之于海，大小相引，高下相受，百川顺流，各归其所，然后人民得去高险，处平土。川谷交錯，風化未通，九州絕隔，未有舟車之用，以濟深致遠；於是奚仲乃橈曲為輪，因直為轅，駕馬服牛，浮舟杖楫，以代人力。川谷交错，风化未通，九州绝隔，未有舟车之用，以济深致远；于是奚仲乃桡曲为轮，因直为辕，驾马服牛，浮舟杖楫，以代人力。鑠金鏤木，分苞燒殖，以備器械，於是民知輕重，好利惡難，避勞就逸；於是皋陶乃立獄制罪，縣賞設罰，異是非，明好惡，檢奸邪，消佚亂。铄金镂木，分苞烧殖，以备器械，于是民知轻重，好利恶难，避劳就逸；于是皋陶乃立狱制罪，县赏设罚，异是非，明好恶，检奸邪，消佚乱。<br><br>在「先聖」時期，聖人從天文地理當中得到「人道」的體會，再從「人道」當中衍生出「王道」的概念。在「先圣」时期，圣人从天文地理当中得到「人道」的体会，再从「人道」当中衍生出「王道」的概念。而神農、黃帝、后稷、禹、奚仲等人則是針對人民的各種需求，創造了各式各樣的生活必需品與謀\生技能，並在物質條件的進步下，有了外在規範的需求，於是皋陶便建立了刑賞制度。而神农、黄帝、后稷、禹、奚仲等人则是针对人民的各种需求，创造了各式各样的生活必需品与谋生技能，并在物质条件的进步下，有了外在规范的需求，于是皋陶便建立了刑赏制度。換言之，這時聖人所提出的「人道」與「王道」，乃是一種自然而然人際關係，而各種工具、技能，以及隨之而來的刑賞制度，則是為了解決人民生活的需求而產生。换言之，这时圣人所提出的「人道」与「王道」，乃是一种自然而然人际关系，而各种工具、技能，以及随之而来的刑赏制度，则是为了解决人民生活的需求而产生。換言之，此時期的文明發展，乃著眼於「生活需求」上，讓人類可以生活得舒適一些、安定一些。换言之，此时期的文明发展，乃著眼于「生活需求」上，让人类可以生活得舒适一些、安定一些。而後，進入「中聖」時期：而后，进入「中圣」时期：<br>民知畏法，而無禮義；於是中聖乃設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儀，明父子之禮，君臣之義，使強不凌弱，眾不暴寡，棄貪鄙之心，興清潔之行。民知畏法，而无礼义；于是中圣乃设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仪，明父子之礼，君臣之义，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弃贪鄙之心，兴清洁之行。<br><br>在「中聖」階段，開始建立人民內在的品德，以內化方式將原屬外在的人倫關係與法律約束落實於自我操持中。在「中圣」阶段，开始建立人民内在的品德，以内化方式将原属外在的人伦关系与法律约束落实于自我操持中。這時乃是透過教育來強化既有人倫關係，並有以內在自我約束取代外在法律規範的意味。这时乃是透过教育来强化既有人伦关系，并有以内在自我约束取代外在法律规范的意味。這個時期，文明的發展仍是著眼於「生活需求」，但卻是與「先聖」期的需求有著明顯的不同。这个时期，文明的发展仍是著眼于「生活需求」，但却是与「先圣」期的需求有着明显的不同。「先聖」期的需求，乃是人與自然爭的階段，多數人所擁有財富、地位條件大致相同，所需所求皆向自然求。「先圣」期的需求，乃是人与自然争的阶段，多数人所拥有财富、地位条件大致相同，所需所求皆向自然求。而刑賞制度(法律)的存在，只需降低人與人之間可能的磨擦，便能促使社會的和諧與穩定。而刑赏制度(法律)的存在，只需降低人与人之间可能的磨擦，便能促使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至於「中聖」期，由於文明的發展、謀\生技術的演進，這時已進入人與人爭的局面，社會已開始有「強」與「弱」、「眾」與「寡」的階層分化。至于「中圣」期，由于文明的发展、谋生技术的演进，这时已进入人与人争的局面，社会已开始有「强」与「弱」、「众」与「寡」的阶层分化。當人們懂得恃強與恃眾去爭時，單靠外在的刑罰制度，必難有效遏止「強凌弱」、「眾暴寡」的可能局面，因而才必需將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關係內化於人的自我操持中，建立人格與品德。当人们懂得恃强与恃众去争时，单靠外在的刑罚制度，必难有效遏止「强凌弱」、「众暴寡」的可能局面，因而才必需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内化于人的自我操持中，建立人格与品德。<br><br>至「後聖」階段，則又是另一種局面：至「后圣」阶段，则又是另一种局面：<br>禮義不行，綱紀不立，後世衰廢。礼义不行，纲纪不立，后世衰废。於是後聖乃定五經，明六藝，承天統地，窮事察微，原情立本，以緒人倫，宗諸天地，纂脩篇章，垂諸來世，被諸鳥獸，以匡衰亂。于是后圣乃定五经，明六艺，承天统地，穷事察微，原情立本，以绪人伦，宗诸天地，纂修篇章，垂诸来世，被诸鸟兽，以匡衰乱。天人合策，原道悉備，智者達其心，百工窮其巧，乃調之以管弦絲竹之音，設鐘鼓歌舞之樂，以節奢侈，正風俗，通文雅。天人合策，原道悉备，智者达其心，百工穷其巧，乃调之以管弦丝竹之音，设钟鼓歌舞之乐，以节奢侈，正风俗，通文雅。<br><br>從「先聖」至「中聖」，一直都是缺什麼補什麼，若就崇古賤今者而言，那幾乎已是一個完美社會的典範。从「先圣」至「中圣」，一直都是缺什么补什么，若就崇古贱今者而言，那几乎已是一个完美社会的典范。然而，既然完美了，為什麼還會有「後聖」？然而，既然完美了，为什么还会有「后圣」？陸賈沒有明說，但就其「後聖」階段的論述來看，顯然是「中聖」的努力失敗了，無法讓「禮義」、「綱紀」確切地實踐於人民的生活當中。陆贾没有明说，但就其「后圣」阶段的论述来看，显然是「中圣」的努力失败了，无法让「礼义」、「纲纪」确切地实践于人民的生活当中。至於失敗的原因，也許就是「中聖」無法「承天統地」、「原情立本」的關係。至于失败的原因，也许就是「中圣」无法「承天统地」、「原情立本」的关系。「承天統地」是對天道的理解，「原情立本」是對人道的認識，唯有對「天道」與「人道」有所掌握，才能達到「天人合策，原道悉備」的境界。「承天统地」是对天道的理解，「原情立本」是对人道的认识，唯有对「天道」与「人道」有所掌握，才能达到「天人合策，原道悉备」的境界。<br><br>然而，陸賈終究不是個崇古論者，他並不認為「後聖」之後，一切便進入完美狀態，這是由於文明是無時無刻不在進步的，不論是誰當家作主，都有著需面對的時代問題：然而，陆贾终究不是个崇古论者，他并不认为「后圣」之后，一切便进入完美状态，这是由于文明是无时无刻不在进步的，不论是谁当家作主，都有着需面对的时代问题：後世淫邪，增之以鄭、衛之音，民棄本趨末，技巧橫出，用意各殊，則加雕文刻鏤，傅致膠漆丹青、玄黃琦瑋之色，以窮耳目之好，極工匠之巧。后世淫邪，增之以郑、卫之音，民弃本趋末，技巧横出，用意各殊，则加雕文刻镂，傅致胶漆丹青、玄黄琦玮之色，以穷耳目之好，极工匠之巧。夫驢騾駱駝，犀象玳瑁，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水藏，擇地而居，潔清明朗，潤澤而濡，磨而不磷，涅而不淄，天氣所生，神靈所治，幽閒清淨，與神浮沈，莫不效力為用，盡情為器。夫驴骡骆驼，犀象玳瑁，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水藏，择地而居，洁清明朗，润泽而濡，磨而不磷，涅而不淄，天气所生，神灵所治，幽闲清净，与神浮沉，莫不效力为用，尽情为器。故曰，聖人成之，所以能統物通變，治情性，顯仁義也。故曰，圣人成之，所以能统物通变，治情性，显仁义也。<br><br>這個部份，陸賈談的是一個社會風氣的問題。这个部份，陆贾谈的是一个社会风气的问题。由於物質文明的進步，人類的生活愈來愈趨淫邪。由于物质文明的进步，人类的生活愈来愈趋淫邪。這種被老子說成「五色令人目盲」的負面狀態，卻未讓陸賈片面地否定物質文明，而是把所有可供玩樂的器物，都視為上天給予人類的美好之物。这种被老子说成「五色令人目盲」的负面状态，却未让陆贾片面地否定物质文明，而是把所有可供玩乐的器物，都视为上天给予人类的美好之物。這些外在物質雖有迷惑人心的能力，但只要能夠「統物通變」，役物而不役於物，自然就不會被這些器物所迷惑，進一步還可以「治情性，顯仁義」，發揮外在物質的正面功能。这些外在物质虽有迷惑人心的能力，但只要能够「统物通变」，役物而不役于物，自然就不会被这些器物所迷惑，进一步还可以「治情性，显仁义」，发挥外在物质的正面功能。<br><br>有不少學者談及陸賈的文明史觀時，認為他把人類社會的文明發展判定為「先聖」、「中聖」、「後聖」三期。有不少学者谈及陆贾的文明史观时，认为他把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判定为「先圣」、「中圣」、「后圣」三期。這當然是正確的，不過，陸賈終究是個現實的「有口辯士」，而非學者、儒生。这当然是正确的，不过，陆贾终究是个现实的「有口辩士」，而非学者、儒生。他所做的分期，實是為了鋪陳接下來的「現在」，而非對古代文明發展有多大的興趣。他所做的分期，实是为了铺陈接下来的「现在」，而非对古代文明发展有多大的兴趣。而「統物通變」之說，正是為了突顯漢初之人(特別是劉邦)的努力空間，強調人類的自由意志。而「统物通变」之说，正是为了突显汉初之人(特别是刘邦)的努力空间，强调人类的自由意志。若不能於此處有所掌握，便容易陷於「法先王」與「法後王」的儒、法之爭。若不能于此处有所掌握，便容易陷于「法先王」与「法后王」的儒、法之争。或言陸賈為外儒內法之學者、戰國縱橫之餘緒；或言陸賈之言卑之無甚高論，純為草莽皇帝劉邦的啟蒙教科書。或言陆贾为外儒内法之学者、战国纵横之余绪；或言陆贾之言卑之无甚高论，纯为草莽皇帝刘邦的启蒙教科书。兩說均有所偏，難以體認陸賈之用心矣。两说均有所偏，难以体认陆贾之用心矣。<br><br>附記：網路上的文章，本不該摘引如許多之原文。附记：网路上的文章，本不该摘引如许多之原文。只是陆贾《新语》并不属于常见国学经典，读过之人少之又少因而将〈道基〉一节关乎文明发展分期之说原文几近全引，以利讨论之进行。
最近更新 新語| 2019-04-07 13:56
杨伯峻（1909～1992）语言学家。原名杨德崇，湖南省长沙市人。193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历任中学教员、冯玉祥将军研究室成员、广东中山大学讲师、湖南《民主报》社社长、湖南省政治协商会议秘书处处长、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办公室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兰州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中华书局编辑、中国语言学会理事等。他在语言文字领域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古汉语语法和虚词的研究方面以及古籍的整理和译注方面。<br><br>在古汉语语法和虚词研究方面，他著有《中国文法语文通解》（商务印书馆，1936年）、《文言语法》（北京出版社，1956年）、《文言文法》（中华书局，1963年）、《文言虚词》（中华书局，1965年）、《古汉语虚词》（中华书局，1980年）、《春秋左传词典》（合作，中华书局，1985年）等。其中《中国文法语文通解》一书，重点讨论了虚词。全书共12章，把古汉语虚词与现代汉语虚词综合起来进行分类排比，旨在弄清楚虚词的历史情况，以便更好地运用现代汉语中的虚词。书中对每个虚词说明词性，分析用法，并配有丰富的例句。在材料的取舍上，书中既有上古的语言材料，也有近代和现代的材料；既包括书面语的材料，也包括口语的实例，开始接触到汉语语法的历史研究。该书促进了古代汉语语法研究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分野，成为当时的代表性作品。《文言语法》一书是另外一部古汉语语法著作。共分3编：上编先交代文言语法的含义及编写该书的目的，然后概述词法与句法；中编分别讲述各种词类，其中提出了“小品词”的概念。下编是句法的分析研究。是中学语文教学和阅读古汉语作品的一部很好的参考书。在古籍的整理、注释和译注方面，著有《列子集解》（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58年）、《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等。其中以《论语译注》一书影响最大，曾被香港、台湾翻印，日本的两所大学用做教材。该书译文明白流畅，注释重字音词义、语法规律、修辞规律、名物制度、风俗习惯等的考证，结论在集古今学者之大成的基础上颇多个人新见。这几本译注，成为古汉语教学与研究领域中不可多得的一大财富。<br><br>此外，他还著有《破音考略》（《国文周刊》1948年第74期）等论文。<br><br>==============================================================================书香世家的启蒙教育<br><br>杨伯峻于1909年生于湖南长沙一个封建家庭，祖父以上三代单传。他是母亲的第二胎，未足月而生，生来很瘦弱，却也是长房长孙，所以祖父母对他爱护备至，生怕像孙子那样夭折。从小足不出户，由祖父亲自授读古书。读完了《诗经》，又是《左传》，还兼读吕祖谦的《东莱博议》。在插进小学三年级后，放学回到祖父书房读《左传》和《东莱博议》成了他每日的必修课，当时虽然能通育，却不解其中意。直到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取《春秋左氏传》加以温习，才渐渐懂得一些，但离理解还差很远。这个启蒙教育阶段影响了先生的一生，一为后来专攻《左传》定了位。<br><br>推翻了章士钊的观点<br><br>杨伯峻随叔杨树达——著名的语言文学家学习，1931年还拜在黄侃先生门下。两位先辈给了他独立思考的好习惯，一日得《刘申叔遗书》，其中有关《左传》的文字相当多。先生读罢有很多感受：一、“刘师培之为人虽不可取，但《左传》之熟，读书之多，却使我十分羡慕。无怪于章炳麟能捐弃前嫌，要营救他，说是为中国留一读书种子。”二、章士钊在《文史》发表的关于《黄帝魂》的文章不可信。文章提到：作者与刘申叔相交时不见他很用功，他家累世以习《左传》有名。申叔的有关《左传》文字可能是抄袭他父、祖辈以至曾祖的遗稿。当时，杨伯峻正细读刘文淇等三代所著的《左传旧注疏让》，又研读了刘申叔的有关《左传》文章，推翻了章士钊的观点。他认为：“刘申叔一则承袭家学，二则天资聪敏过人，所以虽然只活三十六岁，便著作等身，而于《左传》尤为精熟，能发挥自己的独见”，于是得出结论：申叔的治《左传》，超过祖辈、父辈甚至刘文淇，其文章当然不可能是抄袭而来。难能可贵的是，他在章士钊当面直陈其观点。博览群书 著书立论<br><br>杨伯峻博览群书，既读那些只图赚钱、丝毫无学术价值的书，如《左传白话解》，又尽力搜集有关《左传》的材料，取其精华。<br><br>清朝人对“经书”多有整理本，但《春秋左传》除礼记式的书外，都不尽如人意。刘文淇的《旧注疏证》就没写完。而《左传》为春秋史书，在所有“经书”中文学价值最高。先生如是想，于是决心整理这部著作。但它在《十三经》中分量最大，“非全力以赴不可”。有了这样的准备，先生开始在《左传》的天空中自由翱翔，汲取各类营养。熟读《左传》，大体理解《春秋经》和《左氏传》的撰写体例是首要工作。然后访求各种版本，诸如阮元作《校勘记》采取的版本，杨守敬在日本所见的版本，又得到金泽文库本。三者互相校勘，并参考类书与唐宋以前文史哲各类书籍的引文，取条补短，作为定本；又广阅经史百家之书，《春秋》、《左传》、《三礼》、《公羊》等书必读。尤其用《史记》一一和《左传》相对勘，说明两者的异同。<br><br>不仅如此，先生又重温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摘录可取资料。与历史从地下所得资料作为“长编”。遗憾的是这部分在“文革”中散失了一些。后来凭记忆稍作补充，删繁就简，加上其研究成果写成初稿。对《春秋左氏传》这一重要典籍，刘文淇累代传授《左传》并且著作，故《清史稿》替他三代立传。然而用功八十年，经历三四十代，并没有写完，反到襄公五年为止，成就经孙冶让的《国礼正义》相差不可以道里计。加之《春秋左氏传》脱字、错字、衍字不少。杨伯峻先生短期内完工，与他浓厚的文化底蕴是息息相通的。<br><br>在治学方面，他一般都是有目的地读书，先拟好一个题目或书名，再尽可能地搜集并研究资料，先有了腹稿，然后拟定大纲或章节，一气呵成。<br><br>==============================================================================<br>
最近更新 後 記| 2019-04-07 18:48
《鉴略妥注》又称《五字鉴》是儿童读的历史课本，明代李廷机所撰。李廷机，字尔张，是晋江（今福建省泉州市）人。<br><br> 《五字鉴》是一部几百年来流传较广的蒙学读物，原名为《鉴略》，李廷机根据我国古史资料所写。<br><br> 据清人翻刻者邹梧桐所说：“有明李廷机先生，胸罗全史，手著《鉴略》，自皇古以乞宋元事迹，举其大纲，略其小目，俾读者开卷了然，俨与历世受命之主，赓扬一堂；更可喜者，句调叶律，有类诗歌，与人可诵可读，一部二十一史之要领也。”该书特点已见一斑。 此书大略是以五言诗句韵文的形式，按时代顺序将我国上自远古传说，下至元明的社会历史，进行了简单扼要的总述和概括。所以，可以说这是一部专述我国社会政治历史发展的蒙学读物。<br><br> 全书仅万余字，行文言简意赅，叙事条理分明，赢得了旧时读书人的喜爱，并成为蒙馆中与《三字经》、《增广贤文》、《幼学琼林》并列的蒙学读物，且被称之为《五字鉴》。
最近更新 明纪| 2019-04-07 14:13
本书是“历代史料笔记丛刊”中“清代史料笔记丛刊”中的一种，主要是有关清代军机处的记述。清代军机处设立于雍正年间，是有清一代的权力中枢机构，但是对于这一机构官方记叙极为简略，《枢垣记略》较全面地汇载了有关军机处的资料，是研究这一机构乃至清代政治、经济、社会的重要史料。<br><br> 作者：（清）梁章矩，（清）朱智 撰
最近更新 卷二十八·杂记二| 2019-04-07 13:40
此文是清康熙进士车万育所著。它是旧时学校启蒙读物之一，对于今天学习诗词者掌握旧韵平仄、对仗技巧和用韵，仍然很有帮助。它按《平水韵》分部编写，仅平声三十韵。每韵三则文字，每则文字格式相同：十六句，八韵脚，从一字对、二字对、三字对、五字对、七字对到十一字对。五七字句多是五言七言律句。<br><br> 车万育（1632-1705），邵阳县人。幼年家境贫寒，车万育父亲迷信风水，一天，请了一阴阳先生来选择墓地，阴阳先生指着某地说：“此地甚佳，但需五百年后始可发迹。”当时车万育年幼，随在父侧，插嘴说道：“那就把五百年前的祖宗，改葬到这里来，不就发迹了么？”阴阳先生见其聪慧，说道“此子日后，必定发迹。”此后，车万育发奋攻读，参加科考，一帆风顺，由秀才而举人，康熙三年（1665）中了进士，接着授户部给事中，后升掌印。车万育授户部给事中，常直言面对皇上，专拣当务之急，他人咋舌难言之事上奏，同僚为他担心，他说：“进言是我职责，竭尽忠诚，哪顾个人安危？”有人黑夜送金银托他办事，他铁面无情地说：“你不知道世上有个不爱钱的车与三吗？”<br><br> 车万育为官清廉，刚正不阿。所撰《声律启蒙》一书，为清代家喻户晓之启蒙读物，至今仍在流行。
最近更新 下卷 十五咸| 2019-04-07 14:13
宋释晓莹撰。是书卷首有绍兴乙亥自序，谓以倦游归憩罗湖之上，因追忆昔所闻见，录为四卷。其中多载禅门公案，及机锋语句。盖亦《林间录》之流。而缁徒故实，纪述颇详，所载士大夫投赠往来篇什尤伙。遗闻逸事，多藉流传，亦颇有资於谈柄。末有绍兴庚辰後跋一首，不署姓名，而跋中自称曰妙总，则亦僧作也。近厉鹗撰《宋诗纪事》，多采此书。然如普首座诗，取其别众绝句，而山居一绝，反不见录。则鹗所捃摭，尚未尽其菁华矣。 释晓莹，字仲温，江西人。高宗绍兴二十五年（一一五五）退居罗湖（今江西临川东北）时，撰有《罗湖野录》一书。理宗绍定间释绍嵩作《亚愚江浙纪行集句诗》，收有晓莹大量断句，惜全诗已佚。事见《罗湖野录》序、跋。
最近更新 跋| 2019-04-07 14:21
宋桂万荣撰。明吴讷删补。事迹具《明史。本传》。是集前有嘉定四年万荣自序，称取和鲁公父子《疑狱集》，参以开封郑公《折狱龟鉴》，比事属词，联成七十二韵。又有端平甲午重刻自序，称以尚右郎陛对，理宗谕以尝见是书，深相褒许。因有求其本者。以鋟梓星江，远莫之致，是用重刻流布。其书彷唐李瀚《蒙求》之体，括以四字韵语，便於记读而自为之注。凡一百四十四条，皆古来部析疑狱之事。明景泰间，吴讷以其徒拘声韵对偶，而叙次无义，乃删其不足为法及相类复出者，存八十条。以事之大小为先後，不复以叶韵相从，其注亦稍为点窜。又为补遗二十三事，附录四事，别为一卷。万荣书中附论七条。首五条，辨析律意。末二条，则推论他事。然不应仅首尾有此五条，中间全置不议，或传写又有所删佚欤。第四条下注云，存中，宋人，不书时代，复同。不类万荣之语，当亦讷所加也。讷所续二十七条，每条各有评语，附於题下。其书虽略於和蒙诸家，而叙述明白，较蒙等乃为简切，亦折狱者所宜取裁也。<br><br> 桂万荣，鄞县人。由馀干尉仕至朝散大夫，直宝章阁，知常德府。讷字敏德，号思菴，常熟人。永乐中，以知医荐。仁宗监国，闻其名，使教功臣子弟。洪熙元年，擢监察御史，官至右都御史。谥文恪。
最近更新 梅妻逆夫| 2019-04-07 19:25
《文子》，唐以后又称《通玄真经》，是一部重要的道家著作。
最近更新 老子想尔注| 2019-04-07 17:10
三国杂事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宋唐庚撰。庚字子西，眉州丹棱人。绍圣中登进士第，调利州治狱掾，迁阆中令，人为宗学博士。张商英荐，除提举京畿常平。後坐为商英赋内前行，谪居惠州。大观五年赦归，道卒。事迹具《宋史·文苑传》。是书杂论三国之事，凡三十六条，并自序一篇，後人皆编入庚文集。考《宋志》载庚集二十二卷，与今本同，似此书原在集内。然晁氏、陈氏《书目》皆载庚集十卷，知今本析其一卷为两卷，又益以此书二卷为二十二卷，实非原本。故《永乐大典》载此书，亦别为一编，不著文集之目。今仍别为二卷，以还其旧。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庚之文长於议论，今观其论诸葛亮宽待法正，及不逾年改元事。论荀彧争曹操九锡事，皆故与前人相反。至亮之和吴，本为权计，而以为王道之正。亮拔西县千馀家，本以招安，而以为扰累无辜，皆不中理。又谓商无建丑之说，谓张掖石图即河洛之文，而惜无伏羲、神农以识之，尤为纰缪。然其他议论可采者颇多。醇驳并存，瑕瑜不掩，固亦尚论者之所节取耳。出《四库总目提要》 <br><br> 唐庚，庚字子西，眉州丹棱人。绍圣中登进士第，调利州治狱掾，迁阆中令，人为宗学博士。张商英荐，除提举京畿常平。後坐为商英赋内前行，谪居惠州。大观五年赦归，道卒。事迹具《宋史·文苑传》。
最近更新 正文·三国杂事| 2019-04-06 20:45
《春秋繁露》共十七卷，为归在汉景帝及汉武帝时博士董仲舒（约公元前一七九至一零四）名下的一部哲学着作。<br><br> 这部书以《公羊传》的阐释为中介，按今文经学来描述《春秋》中的伦理道德及政治原则，并根据当时所流行的阴阳五行观念而加以进一步确证。有些人认为《春秋繁露》最全面地表述了公元前一四三年被定为正统的学说。<br><br> 《汉书·艺文志》，第1727页，在儒家类，董仲舒名下，着录有《董仲舒》123篇，而没有提到《春秋繁露》这一书名。在「春秋」类中，着录了《公羊董仲舒治狱》16篇（《汉书·艺文志》，第1714页）。在《董仲舒传》中，班固记载其着述共达及23篇，「繁露」是作为他解说《春秋》的诸专论中的一个篇名而出现的《汉书》卷五十六，第2525—2526页）。（春秋繁露词》这一书名最早出现于5世纪或6世纪初的《西京杂记》（卷二，第4页上，《四部丛刊》本）中，在阮孝绪（479—536）的《七录》中，《春秋繁露》这一书名才与（汉书。艺文志》中为董仲舒所列的条目联繫在一起。<br><br> 「春秋繁露」一词的含义并未能确定。依据南宋《中兴馆阁书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引）谓：「「繁露」，冕之所垂，有联贯之象。春秋比事属辞，立名或取诸此。」不过通常上此书名按字面意思简单地被理解为「《春秋》繁多之露」。 通行本由82篇构成，其中有3篇（第39、40、54篇）<br><br> 原文已不存在；各篇的形式、内容以及写作时间都不相同。大多数是对《春秋》中的术语、事件和段落作出解释和说明，此外也说明其所含的道德和政治想想与认识到的宇宙观体之间的关系。第1—6、23、25、28、30、46篇写的是董仲舒的答对，它们要么是有关其具体学说的解释，要么是对批评者的答覆；第71篇是董仲舒对一名朝廷官员提出的有关郊事问题的问答已录；第32、38篇是董仲舒作为顾问对诸侯王谘询问题的作答记录，第3Z、38、71三篇无疑是董仲舒弟子所作，而非董仲舒本人所写。第73篇採用了颂的形式，因而与其他篇章极不相同。
最近更新 卷第十七| 2019-04-07 14:13
作者：（清）汪宗沂写的一本有关诸葛孔明八阵行军作战的古书，分序、正文、后序三部分，比较有参考价值。
最近更新 武侯八阵兵法辑略后序| 2019-04-07 21:15
袁了凡先生，本名袁黄，字坤仪；江苏省吴江县人。年轻时入赘到浙江省嘉善县姓殳的人家；因此，在嘉善县得了公费做县里的公读生。他於明穆宗隆庆四年(西元一五七○年)，在乡里中了举人；明神宗万历十四年(西元一五八六年)考上进士，奉命到河北省宝坻县做县长。过了七年升拔为兵部「职方司」的主管人，任中刚好碰到日寇侵犯朝鲜，朝鲜向中国求救兵。当时的「经略」(驻朝鲜军事长官)宋应昌奏准请了凡为「军前赞画」(参谋长)的职务，并兼督导支援朝鲜的军队。<br><br>了凡先生家居生活俭朴，但每天诵经持咒，参禅打坐，修习止观。不管公私事务再忙，早晚定课从不间断。在这当中，了凡先生写下四篇短文，当时命名为「戒子文」，用来训诫他儿子，就是后来广行於世的「了凡四训」这本书。<br>==============================================================================<br>‘了凡四训’是一本初学佛必读的入门书，该书是明朝袁了凡先生一生力行善事，改变自己命运的一篇忠实报告，流传民间甚广。该文共分四篇，首篇谈‘立命之学’，使人了解命运之所由来，就如因果经上所说的：‘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因此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必须要扩充德性，力行善事，多积阴德，始克有济。第二篇接著讲到‘改过之法’，这是因为一般人，都自认为自己是无过失之人，而不知改过行善。事实上严格来说，所谓‘过’，‘一念不正即是，不待犯也’。同时行善之人，若诸恶不改，就有如漏了底的容器，无法积满，最多只能功过相抵，无法收到预期的效果。所以‘改过’是‘立命’的下手功夫，是非常重要的。<br><br>人若知过能改，但不晓得行善的道理与方法，即使行善，有时往往也是徒劳而无益，甚至相反地，有时反而会造业。因此袁了凡先生在第三篇提出‘积善之方’，对于行善的方法，作了淋漓尽致的分析与建议。最后鉴于一般初学行善的人难免会犯有‘众人独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唯我独醒’之志得意满与藐视一切的骄傲作风。所以了凡先生在末篇特别提出‘谦德之效’，叮咛‘满招损，谦受益’的道理。人若能谦虚为怀，则行善惟恐不足，如此方能使积善落实，以致达到改善命运的目的。<br><br>总之，‘了凡四训’确确实实是人生在世之至理名言，同时也是匡治目前社会风气败坏之最佳良法。凡欲改变命运，化凶为吉者，不可不读此书；凡欲求功名富贵，寿命增长者，不可不读此书；凡欲转病为健，转夭为寿，转穷为达，转罪为福，转凡为圣者，皆不可不读此书。深盼有福分之人一得此书，悉心持诵，坚立大愿，由解起行，如此不但自己的命运可改，家庭的命运可改，甚至国家社会的命运亦可随之改善，愿有志者共勉之！了凡四训这本书，是中国明朝袁了凡先生所作的家训，教戒他的儿子袁天启，认识命运的真相，明辨善恶的标准，改过迁善的方法，以及行善积德谦虚种种的效验；并且以他自己改造命运的经验来‘现身说法’；读了可以使人心目豁开，信心勇气倍增，亟欲效法了凡先生，来改造自己的命运；实在是一本有益世道人心，转移社会风气不可多得的好书。
最近更新 第四篇 谦德之效| 2019-11-01 11:39
汪辉祖,字焕曾,号龙庄,晚号归庐,浙江萧山人.生于雍正九年(1731),卒于嘉庆十二年(1807),其父汪楷曾任河南杞县狱吏8年.汪辉祖早年丧父,不得不为生计和赡养家庭而奔波.乾隆十七年(1752),汪辉祖到其岳父江苏金山知县王宗闵幕府,开始涉足官场,研习刑名案件.两年以后起,在江苏、浙江各地16位官员幕内充当幕宾长达34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多次应试,直到乾隆四十年(1775),45岁的他经三次落第之后才考中进士.乾隆五十年(1785),汪辉祖结束了幕宾生涯,出任湖南省宁远县知县.几十年的幕府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官场经验,因此他做起官来颇为干练.《清史稿》本传中记载的几件事,颇能反映他的为官之道,体现他的从政能力.不幸的是,由于其人秉性正直,嫉恶如仇,反遭恶人暗中诋毁,终被夺职,不得不以足疾告老还乡. <br><br>汪辉祖是清代乾嘉时期影响比较大的良吏和学者，尽管他在史学上也曾有过贡献，特别是在史学工具书的编纂方面，还曾作出过重大贡献，但今天知道的人是非常少了，即使是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也很少有人了解。当然，从汪辉祖本人来说，生前影响比较大的还是吏治方面。他的一生在州县佐治为官就达四十年之久，因而吏治经验非常丰富，且勤于总结，留下了多部关于幕学与吏治的著作。这些著作成为幕友们必读之书，更是学幕者之必读课本而得以广泛流传，被誉为“宦海舟楫”、“佐治津梁”，居官佐幕者几乎人手一册，视为枕中鸿宝。史学大家章学诚在《汪龙庄七十寿言》中就曾这样说：“居闲习经，服官究史，君有名言，文能称旨，布帛菽粟，人情物理。国相颁其政言，市贾刊其佐治，雅俗争传，斯文能事。”可以视作当日最好的写照。所以他在当时政坛上声誉很高，是颇受尊重的名幕，是位名副其实的“绍兴师爷”。<br><br>汪辉祖是清代誉满全国的绍兴师爷、幕学家与法律专家,他的幕学著作,阐述了清代幕业的技术原则与道德规范,提出就幕宜慎、律己立品、尽心事主、保民便民等见解.作为清代幕友的典范,其幕学思想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清代幕府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最近更新 佐治药言| 2019-10-31 14:11
中国宋代城邑防御的专著。南宋初陈规、汤□撰。陈规（1072～1141）字元则，密州安丘（今属山东）人，先后任安陆令、知德安府、知顺昌府、枢密院直学士及知庐州兼淮西安抚使等职，在德安、顺昌时以善于守城闻名于世。汤□字君宝，浏阳（今属湖南）人，淳熙十四年（1187）进士，曾任德安府教授。《守城录》全书由陈规的《靖康朝野佥言后序》、《守城机要》和汤□的《建炎德安守御录》三部分组成，原各自成帙，宁宗以后合为一书，刊行于世。现存清乾隆四十年（1775）抄本及嘉庆、道光时刻本，共四卷，约17800字。该书根据攻城武器的发展和实战经验，着重阐述了守城战法的改革。它提出“善守城者”不能只守无攻，而要“守中有攻”，要注意沟通城内外道路，便利随时乘隙出击。它主张改革城门、城墙、城廓旧制，如收缩易受炮击的四方城角，拆除马面墙（城门两侧城墙上的突出部分）上的附楼，另“筑高厚墙”等。由原来的一城一壕代之以“重城重壕”的新城防体系，以增强城邑防御能力。并具体阐述了炮在守城中新的使用方法，即由配置城头变为暗设城里，由城上观察目标，纠正射向和弹着点。此书还记载了陈规于绍兴二年（1132）研制成长竹竿火枪20余支及其在守城作战中发挥的作用。这种火枪是最早的管形火器，在科技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曾诏刻《守城机要》为《德安守城录》，颁行天下，令各地守城将领效法，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
最近更新 汤[玉寿]〈德安守御录下〉| 2019-04-07 21:15
举世皆知苏东坡为一代文豪，却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一个“易学大师”，曾经写过一本《东坡易传》。<br><br>苏轼幼时便随眉山道士张易简读书学《易》，少年时欲入山林当道士，终生与道士高人交往频繁，深晓《周易》占卜和“胎息”养生之术，并自称“铁冠道人”。其父苏洵精通《太玄》，晚年欲作《易传》未成，遗命苏轼继作此书。苏轼于45岁左右被贬官于黄州时开始撰写《易传》，此后不断修改，直到生命垂危之时才修改完毕。他的认知方法、执政思想深受《易经》影响，诗词文赋也因此而愈加高深玄妙，后人不解《易》理，常常只识皮毛。然而苏轼去世之后，他的著作遭到蔡京等人劈版禁毁，这本《易传》便被改头换面，以《毗陵易传》（“毗陵”为苏轼去世之地常州别名）悄然印行于世，因此罕为人知。本书作者认为“离开《东坡易传》，苏轼思想及其诗文词赋无从谈起。”全书以“四库全书”中的《东坡易传》为底本，参照其它多种刻本进行校勘整理，并在每一篇章前写了简要评介，以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
最近更新 未 济 卦 (第六十四)| 2019-04-05 15:10
作者：（清）计六奇 撰
最近更新 卷之十八 余纪| 2019-04-06 20:38
《幼学琼林》是中国古代儿童的启蒙读物。<br><br> 《幼学琼林》最初叫《幼学须知》，一般认为，最初的编着者是明末的西昌人程登吉（字允升），也有的意见认为是明景泰年间的进士邱睿。在清朝的嘉靖年间由邹圣脉作了一些补充，并且更名为《幼学故事琼林》。後来民国时人费有容、叶浦荪和蔡东藩等又进行了增补。全书共分四卷。 《幼学琼林》是骈体文写成的，全书全部用对偶句写成，容易诵读，便于记忆。全书内容包罗广泛，人称“读了增广会说话，读了幼学走天下”。书中对许多的成语出处作了许多介绍，读者可掌握不少成语典故，此外还可以对中国古代的典章制度、风俗礼仪做一些了解。书中还有许多警句、格言，到现在还仍然传诵不绝。但是书中也有一些属于封建时代的观点，对于现代人来说难以认同。
最近更新 卷四 花木| 2019-11-01 11:40
距今二千多年前的《论语》抄本。这部《论语》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抄本，不仅各篇的分章与今本多有不同，在文字上同今本的差异达七百多处，是研究儒家学说和古代文字演变的新材料，值得重视。<br><br> 单承彬〈定州汉墓竹简本《论语》性质考辨〉，将定州40号汉墓出土的简本《论语》和《说文解字》中《论语》引文、《论语》郑注本、东汉熹平石经本《论语》进行对比较后，指出定州本不仅与许慎所见鲁壁古文存在明显差异，而且与郑玄用作校本的《古文论语》也显然不同，应该属于今文《鲁论》系统；从与熹平石经比勘的结果看，它和汉代有重大影响的《张侯论》也存在某种程度的差异，可能出自不同的师传家法。<br><br>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和定县博物馆在河北定县40号汉墓（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发掘出大批竹简。该墓位于定县城关西南四公里处的八角廊村。大约在西汉末年该墓曾被盗掘过，但由于盗掘者在墓中引起大火，盗墓人惊骇逃出，致使该墓中的一些重要文物得以保存。这批竹简虽因过火炭化，却避免了腐朽，同时也因盗扰火烧，使竹简又受到了严重的损坏。竹简出土时已经散乱残断，炭化后的简文墨字已多不清晰。此外在出土竹简的椁室东侧附近尚存有绢帛炭灰、书刀、长方形研墨石板、滴水小铜壶等，估计当时墓中可能还存放有帛书等。<br><br> 该墓竹简出土后于1974年6月送至北京保护整理。1976年6月，文物出版社邀请当时的马王堆帛书整理组成员协助整理定县竹简（编号、写释文）。1976年7月，唐山发生大地震，整理工作被迫停止。地震中，竹简虽经精心照管，但在转移中封存的盛简木箱被不知情者搬倒，使竹简又一次散乱，并遭到一定的损毁。地震后于1980年4月，由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出面召集，由李学勤先生主持负责，定县竹简的整理工作才又得以继续。经过整理，发现这批竹简内容多为先秦文献，极其珍贵。其中有《论语》620枚简，多为残简。简长16·2厘米，宽0·7厘米。每简约书19～21字不等。竹简两端和中简各有一道编绳，出土时尚保留有连缀的痕迹。<br><br> 残简的释文共有7，576字，不足今本《论语》的二分之一。其中残存文字最少的为《学而》篇，仅有20字；残存文字最多的为《卫灵公》篇，有694字，可达今本本篇的77%。简本《论语》与今本《论语》在篇章的分合上也多有不同：如简本《乡党》“食不厌精”至“乡人饮酒”，今本分为二、三、五章的都有，而简本仅为一章；“雷风烈必变”与“升车”，今本分为两章，而简本也只是一章。《阳货》“子贡曰君子有恶乎”今本别为一章，而简本则同上面“子路曰”合为一章。特别是《尧曰》篇，今本为三章，而简本则为两章；今本的第三章在简本中用两个小圆点与上间隔，用两行小字抄写在下面，好像是附加的一些内容。在题写章节与字数的残简中，正有一枚记《尧曰》篇“凡二章，凡三百廿二字“，则知简本《尧曰》只有两章，与今本不同。<br><br> 此外各章文字与今本也有不少出入。简本《论语》虽是残本，因中山怀王刘修死于汉宣帝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所以它是公元前55年以前的抄本，当时世有《鲁论》、《齐论》、《古论》三种《论语》存在，因此简本《论语》的出土为研究《论语》的版本流传提供了新的材料。<br><br> 关于该墓葬及出土文物情况，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撰写了《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简报》发表在1981年第8期《文物》杂志上。同期《文物》杂志还刊登了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河北省博物馆、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县汉墓竹简整理组联合撰写的《定县40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一文，对该墓出土的竹简的形制、内容做了大致的介绍，同时还刊布了简文中《儒家者言》的释文。1997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和定县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合编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一书。书中对出土简本《论语》的版本、文句也做简单的介绍，同时还对《论语》的全部释文做了简单的注释和校勘。
最近更新 章數簡| 2019-04-05 13:35
作者：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最近更新 卷五十·有司彻第十七| 2019-04-05 13:58
序 <br><br>《子夏易传》一为二卷，一为十一卷。旧本题卜子夏（前５０７一？）撰。子夏姓卜名商，春秋末晋国温（今河南温县）人，孔子学生，为莒父宰。孔子死后，到魏国讲学，主张国君要学习《春秋》，吸取历史教训，宣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等观点’，李克、呈起都是其弟子，魏文侯也尊以为师，相传《诗》、《春秋》等儒家经典就是由他传授下来的。学术界历来主张，此书为后人伪撰，而托附于子夏名下，《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其伪中生伪，至一至再而未已者，亦莫若是书”。《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二卷本，其实是魏晋间大兴《易》学之风时为当时人所伪撰而流布于世。据《唐会要》载“开元七年诏”，当时因《子夏易传》无传习者，遂令儒官详定，刘知已认为，此书不见于《汉书·艺文志》，至梁阮孝绪《七录》始有著录，作六卷，或云韩婴作，或云丁宽作，而至为，可疑。司马贞认为，刘向《七略》有《子夏易传》，但其书久佚，晋荀勖《中经簿》有《子夏易传》四卷，或云丁宽，是其已怀疑非子夏所撰。因此，唐玄宗采纳了刘、司马氏的建议，而停止向学校颁行。代宗以年，此本亡佚。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有辑佚本。今所传十一卷本，始为晁说之《传易堂记》所著录，其称“今称《子夏传》者，乃唐张弧之《易》。据此，则今本应是张弧伪撰。弧为唐末人，曾官大理寺评事。其书以王弼《周易注》为底本而说以义理，所说义理，大致上以儒家“王道”的社会政治思想与《周易》经文相附会。迨朱彝尊作《经义考》，证以陆德明《经典释文》、李鼎祚《周易集解》及王应麟《困学纪闻》所引诸条目，则于今本全无，知张弧伪撰之书又遭后人增削伪纂，并又多衍出一卷，为十一卷。因此，今本《于夏易传》不但不是子夏所撰，亦并非完全为张弧所撰，云其出自众家之手，可谓不诬。二本虽为伪造，但其内容却有—定的参考价值，孕含了较多汉唐时期的《易》学思想，《四库全书总目》云“案说《易》之家，最古者莫若是书”，故其对研究、探讨《周易》古义，二本参稽，仍为它书所不可替代。二卷本除为马国翰所辑外，《汉学堂丛书·经解·逸书考》中亦有考辑。今本则有《四库全书》本，《通志堂经解》本及《学津讨原》本等。 <br>
最近更新 子夏易学初探| 2019-04-05 15:09
宋史修于元末，由丞相脱脱和阿鲁图先后主持修撰，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张起巖、欧阳玄等七人任总裁官。全书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共四百九十六卷，是二十四史中最庞大的一部官修史书。<br><br> 早在元初，元世祖忽必烈就曾诏修宋史，后来，袁桷又奏请购求辽、金、宋遗书，虞集也曾奉命主持修撰辽、金、宋三史。由于元王朝内部对修撰宋史的体例主张不同，一派要「以宋为世纪，辽、金为载记」，一派要「以辽、金为北史，宋太祖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宋史」，双方「持论不決」［一］，长期未能成书。元顺帝于公元一三四三年（至正三年），又诏修辽、金、宋三史［二］，决定宋、辽、金各为一史。宋史在纪、传、表、志本已完僃的基礎上［三］，只用了两年半的时间，于一三四五年（至正五年）成书。<br><br> 在二十四史中，宋史以卷帙浩繁著称。两千多人的列传，比旧唐书列传多一倍，志的份量在二十四史中也是独一无二的。食货志十四卷，相当于旧唐书食货志的七倍。兵志［一］［三］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二三。［二］元史卷四一顺帝本纪。 十二卷，是新唐书兵志的十二倍。礼志二十八卷，竟佔二十四史所有礼志的一半。元末修撰的这部宋史，是元人利用旧有宋朝国史编撰而成，基本上保存了宋朝国史的原貌。宋史对于宋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关係、典章制度以及活动在这一历史时期的许多人物都做了较为详尽的记载，是研究两宋三百多年历史的基本史料。例如，从食货志中，不仅可以看到两宋社会经济发展的概況和我国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经济联击的加强，还可以看到劳动人民创造的超越往代的巨大物质财富和他们所遭受的残酷剥削。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等，保存了许多天文气象资料、科学数据以及关于地震等自然灾害的丰富史料。<br><br> 宋史具有以往封建史书所没有的特点，这就是它始终遵循的基本思想是程朱理学。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宋史「大旨以表章道学为宗，余事皆不甚措意」［一］。清代史学家钱大昕也说：「宋史最推崇道学，而尤以朱元晦（熹）为宗。」［二］这是符合实际的。在宋史修撰中起主要作用的那些人物，都是道学的信奉者。例如，对于宋史修撰「多所协赞」的鐵木儿塔识，就对「伊洛诸儒之书，深所研究」［三］。张起巖对「宋儒道学源委，尤多究心」［一］。特别是在宋史的修撰中「尤任劳动」［二］的欧阳玄，更是一个对「伊洛诸儒源委，尤为淹贯」［三］的道学家。宋史的修撰原则是，遵循「先儒性命之说」，「先理致而后文辞，崇道德而黜功利。书法以之而矜式，彝伦赖是以匡扶」［四］。在这个原则下，欧阳玄为宋史定下的体例和他所撰写的论、赞、序以及进宋史表［五］，都集中地贯彻了道学的思想。<br><br> 宋史在史料剪裁、史实考订、全书体例等方面存在许多缺点，使它在二十四史中有繁芜杂乱之称。宋史「以宋人国史为稿本」［六］宋人国史记载北宋特别详细，南宋中叶以后「罕所记载」，宋史依样画葫芦，显得前详后略，头重脚轻。在宋史中，还有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如一人两传，无传而说有传，一事数见，有目无文，纪与传、传与传、表与传、传文与传论之间互相牴牾等等。 宋史的版本，主要有下列几种：公元一三四六年（元至正六年）杭州路刻印的至正本；公元一四八○年（明成化十六年）的成化本（朱英在广州按元刻本的抄本刻印，后来的版本大都以此为底本）：明嘉靖南京国子监本（南监本）：明万历北京国子监本（北监本）；清乾隆四年武英殿本（殿本）；清光绪元年浙江书局本（局本）；一九三四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一九五八年缩印本个别卷帙有抽换）。由于百衲本是用至正本和明成化本配补影印而成，又同殿本作了对校，修补和改正了某些错字，是一个较好的版本。因此，这次校点宋史，是以百衲本为工作本，同时吸收了叶渭清元椠宋史校记和张元济宋史校勘记稿本的成果，参校了殿本和局本。凡是点不断、读不通而又无法从版本上校正的地方，适当地作了本校和他校工作，在卷末校勘记中说明。
最近更新 列传第二百二十九佞幸| 2019-04-05 15:52
《围炉夜话》正如其名，疲倦地送走喧嚣的白昼，炉边围坐，会顿感世界原来是这样的宁静。在如此宁静而温暖的氛围下，白昼里浊浊红尘蹇塞的种种烦闷，会不自觉地升华为对生活、对生命的洞然。 夜是这样的美妙，更何况围坐在暖暖的炉边呢？静夜炉边独坐，品味清朝王永彬先生的《围炉夜话》，体味作者以平淡而优美的话语，讳讳叙出的琐碎的生活中做人的道理，就如炎夏饮一杯清凉的酸梅汤，令人神清气爽，茅塞顿开。<br><br> 中国传统文人是快乐是超速，亦或痛苦、压抑，现在难以说得清楚。那代文人即使在生活安逸、仕途得意时，心中也常存为天地立心为万民请命的忧患意识，而在陡遭不测，倾家荡产时，又能常常保持一份无怨无悔的淡然心态。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因其博大，受其滋润的中国文人的心胸也是宽广大度的，其精神世界更是丰富多彩。
最近更新 围炉夜话| 2019-11-01 11:43
| 佛教十三经 | 连载中5070 点击
最近更新 卷四-嘱累品第十九| 2019-05-22 13:04
《孝經》是一部重要的儒家經典，其作者歷來說法不一，有孔子說和曾子說等，學界一般認可為先秦儒者所作。<br> <br> 《孝經》以“孝”為中心，通過孔子與其門人曾參談話的形式，對孝的價值、意義、作用以及實行“孝”的要求和方法等問題進行了集中的闡述，是一部儒家孝倫理的系統化著作。 《孝經》認為，“孝”是“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認為孝是自然規律的體現，是人類行為的准則，是國家政治的根本。 《孝經》在唐代被尊為經書，南宋以后被列為“十三經”之一，共分十八章，全文不足兩千字，是十三經中篇幅最短的一部。<br><br> 《孝經》在中國古代影響很大，歷代王朝無不標榜“以孝治天下”，唐玄宗曾親自為《孝經》作注。
最近更新 丧亲章第十八| 2019-09-25 15:45
《孔子家语》虽为资料汇编，却具有较高的价值。首先，此书是研究孔子生平及其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也是我们认识历史上真实的孔子面目的重要依据。其次，由于王肃收集在书中的内容大都具有较强的叙事情，也就是说大多是有关孔子的逸闻趣事，所以，此书又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第三，书中的许多故事和孔子的许多充满哲理的语言对我们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br><br> 王肃（195-256）字子雍，东海郡郯（今山东郯城北）人，主要生活在三国时期的魏国。他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在学术上，王肃继承家学，对《尚书》、《诗经》、《论语》、《三礼》、《春秋左氏传》、《易》等有较深入的研究，并撰写了不少有关这些经典的著作。
最近更新 卷第十| 2019-10-31 14:13
《商君书》是战国时期商鞅一派法家著作的汇编，又名《商子》。商鞅（约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38年），他出身于卫国国君的远亲，名鞅，所以称卫鞅或者公孙鞅，后来因为在秦国变法有功，被封在商，所以后人一般都称他商鞅。他年轻时就喜欢法律之学，曾经在魏国相公叔痤的手下做过家臣，对李悝和吴起等人在魏国的变法情况很熟悉，在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广求贤才，商鞅于是带着《法经》到了秦国，开始在秦国变法，史称“商鞅变法”。<br><br> 《汉书。艺文志》中收录了《商君书》二十九篇，现存二十四篇。其中也保留了商鞅遗著，记录了商鞅的言行，大概是战国末年商鞅学派的后人编成的。<br><br> 《商君书》主要记载了商鞅的变法理论和具体措施。《开塞》篇提出了社会发展的四个阶段：“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今世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所以，在当今之世，首要的任务是生存，但要生存就必须增强国力，实行“以力服人”的“霸道”，而不能实行儒家主张的“王道”。所以商鞅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即变法要根据现在的具体情况，不能再守旧。 在具体措施上，商鞅主张：第一，加强君权，建立赏罚严明的法治制度，即“壹赏”、“壹刑”、“壹教”。“壹赏”就是赏赐只能给有功的人和积极告发犯罪的人。“壹刑”就是处罚不分等级，不照顾贵族特权，不随意赦免。商鞅总结了一条前人的教训：“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壹教”就是取消所有违背法令和不利于农战的思想言论。他鄙视诗书礼仪，还把“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说成了“六虱”，反对根据这六种情况授予官职。<br><br> 第二，奖励军功，提倡耕战，取消贵族的世袭特权。商鞅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的本性，他解释说：“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逸，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所以国家就可以利用这种本性，用奖赏的方法激励百姓努力生产，作战时努力杀敌。同时，取消没有军功的贵族特权。<br><br> 第三，推行法治要重视法治、信用和权势。执法要公平，要讲究信用，即使官员贵族犯罪也要处罚。为了加强君主的权势，必须尊君。 第四，治理国家要用重刑，商鞅称为“以刑去刑”。他认为“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则重者无从至矣”。即对轻罪严厉处罚，就可以杜绝犯重罪了。这种重刑思想后来被秦始皇、李斯接受，结果导致了秦的速亡。
最近更新 定 分 第 二 十 六| 2019-04-07 19: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