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据商务印书馆旧版本影印。作者：（清）章学诚 撰章学诚是清乾嘉间的学者，他一生穷困交迫，靠教学和帮地方官编方志等过生活。而能力学不倦，终于有成，是值得我们敬仰的。他的著作很多，最重要的便是《文史通义》，实际上应该包括《校雠通义》和《方志略例》。主要的内容在讨论史学、辞章、整理图书文献的方法及怎样撰写成功的地方史。因为本书所讨论的多是学术方面的原理和方法，很难把他用通俗的文字，做浅近的介绍。写的方式，既不是选几篇代表性的作品，加以注释，语译，也不是综合性的叙述，而是采折衷的方式。就是某一章节，以一两篇的原著为主，叙述其大意，而参照有关的篇章，加以补充。章氏去今已两百年，这两百年间，受西方文化冲击，学术研究的方法、取材、观念，都有了相当变化，笔者也略加补充和批评。希望能透过这本书，进而读章氏的原著。
21.77 万字 | 2019-04-06 20:46更新
《淳熙三山志》，南宋福州地方志。原系陈傅良等撰写，由梁克家署名，淳熙九年（1182）成书。三山是福州的别称，因而该书名《淳熙三山志》。五代时，福州曾一度升为长乐郡，故又名《长乐志》。编者采择北宋庆历三年（1043）林世程纂修的福州志资料，并增入庆历三年至淳熙九年计一百三十九年事，共四十卷，分地理、公廨、版籍、财赋、兵防、秩官、人物、寺观（末附山川）、土俗九门。所记五代十国事迹，可补正史的缺失。其中版籍、财赋两门，系通判陈傅良执笔，内容翔实，参考价值较高。该书是传世的南宋地方志佳作，为研究福州地方史和宋史的重要史料。该书在明清之际罕有流传。原本四十卷。今本四十二卷，为后人所增补。现有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明崇祯十一年本、清乾隆张德荣抄本及四库全书本。 梁克家简介 梁克家（1128～1187年），字叔子，泉州晋江县（今泉州市区）人。南宋绍兴三十年（1260年），以进士第一人及第，授平江佥判，召为秘书省正字，升著作佐郎。请朝廷下诏求直言，孝宗从其言；又陈六事：正心术、立纪纲、救风俗、谨威柄、定庙算、结人心，得孝宗嘉纳，累迁为中书舍人。后出使金国，受到隆重礼待；比箭时连发连中，金人惊服。不久，迁任给事中，遇事敢言，得孝宗赞赏。乾道五年（1169年），升端明殿学士。翌年，升参知政事，后兼知枢密院事。他请筑楚州（今江苏淮安地区）城，环列舟师，以防金人挑衅。时虞允文任枢密院使，主战甚力；克家认为时机尚未成熟，意见不合，请求辞职，孝宗不从。乾道八年（1172年），诏改仆射为左右丞相，克家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后虞允文罢相，克家独居相职。他执法公正，不惧贵戚权门，因与一些朝臣意见不合，力求辞职，遂以观文殿大学士出知建宁府。又因事罢职，提举临安洞霄宫。淳熙六年（1179年），改知福州。过2年，复官观文殿学士，仍知福州。政事余暇，约士人，搜集材料；又亲自寻求断简零编，核对公牍，参以老一辈传闻，纂成《三山志》40卷，内分地理、公廨、版籍、财赋、兵防、秩官（附科名）、寺观、土俗等9门。志名三山，实含当时福州所属闽县、连江、侯官、长溪、长乐、福清、古田、永福、闽清、宁德、罗源、怀安等12县地方文献。尤以所记五代闽国旧闻轶事为史书所未载，是现存一部完整的最早福州志书，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入编清代《四库全书》。淳熙九年（1182年），克家奉召入京，任醴泉观使，复任右丞相，封仪国公。不久因病辞职，进封郑国公。卒赠少师，谥“文靖”。 陈傅良简介 陈傅良（1137—1203）字君举，人称止斋先生，温州瑞安人。先入世均务农，到了他父亲陈彬才是读书人，是个乡村教师。九岁时父母双亡，与兄长姐妹赖祖母吴氏抚养成人。青年时在瑞安、温州一带教书。 他勤学苦读，教学得法，慢慢在温州一带少有名气。叶适曾记述他在温州大南门茶院寺城南书院的教学情况说：“初讲城南茶院时，……公未三十，心思挺出，陈编宿说，披剥溃败，奇意芽甲，新语懋长，士苏醒起立，骇未曾有，皆相号召，雷动从之。虽縻他师，亦借名陈氏，由是其文擅于当世。” 乾道五年（1169）冬，随薛季宣寄寓江苏常州读书，从此继承和发扬薛季宣的事功学说，成为永嘉学派中一位承先启后的学者。乾道六年（1170），他入太学读书，与学者吕祖谦，张栻结交，相与论学质疑。乾道八年，进士甲科及第，授迪功郎。泰州州学教授，但他未赴任，仍在家乡教书。 淳熙三年（1176），他被参知故事龚茂良赏识，推荐为太学录。淳熙五年，龚茂良罢政，他力求外调，遂于同年十一月出任福州通判，深得福州知州兼福建安抚使梁克家的信任。他曾协助梁氏编纂《淳熙三山志》。这时他四十三岁，年富力强，勇于任事，当地有富户之女犯法，他按法审理，结果反被查劾，诬为专擅，罢官奉祠，主管台州崇道观。这是闲官，可在家居住，半薪，他便回家乡教书。淳熙十一年（1184），他被任为湖南桂阳军知军。 侯缺期间，他在瑞安仙岩创办书院。淳熙十四年六月，赴桂阳军任职。当地农业生产落后，他将温州的先进技术——龙骨水车、施肥、牛耕等加以介绍，使桂阳一带农业生产有所提高，又竭力减轻人民负担，政绩卓著，升任湖南提举，迁湖南转运判官。绍熙元年（1190）十月改任浙西提刑，第二年赴京师临安奏事，被留任吏部员外郎。 绍熙四年（1193）升任代理中书舍人。太监陈源专横跋扈，皇帝要升陈源为内侍省押班，他二次拒绝书写任命的诏书。江西吉州农民鄢大为被判为“持杖强盗”，定为死罪，由他写诏书下达执行。可是他读了犯人的案款，知是错判，请求重判，终于使这人免去死罪。由此可见他居官廉明公正。 绍熙四、五年间，南宋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发生矛盾。太上皇赵眘（即孝宗皇帝）患病，其子光宗的皇后李氏，挟制光宗不去问安，因此引起朝野不满，政局动荡。陈傅良带头要求光宗过重华宫门太上皇问安，受到李后申斥，他愤而辞官返里。绍熙五年六月，太上是病故，终于引起宫廷政变，五光宗之子赵扩为帝，是为宁宗。宁宗即位后，陈博良被召回担任中书舍人兼侍讲。 这年冬天，赵汝愚与韩侂胃争机，韩侂胄斥逐赵汝愚集团的朱熹，陈傅良出于公心，不肯草诏。结果自己也被人参劾，说他“庇护辛弃疾，依托朱熹”，罢官回乡。从此，一意韬晦，闭门静居，称自己居室为“止斋”。 嘉泰三年（1203）被任为泉州知州，他因年老，恳请辞职，改投集英殿修撰，宝谟阁待制。同年冬天，卒于家中，终年67岁。陈傅良学问渊博，著作众多，现仍传世的书有《止斋文集》五十二卷，《春秋后传》十二卷，《历代兵制》八卷，此外，尚有《论祖》四卷、《澳论》六卷、《永嘉先生八面锋》十三卷，大都是科举程文之作。
29.25 万字 | 2019-04-06 23:14更新
《开元释教录》，略称《开元录》，二十卷，唐代释智昇撰。智昇生平事迹不甚详明。他精通律学，擅长文史。曾于唐玄宗开元中，住长安西崇福寺。开元十八年（730）撰成了《开元释教录》，此外还撰有《开元释教录略出》四卷（即前录中《有译有本录》的简目），《续大唐内典录》一卷，《续古今译经图纪》一卷，《续集古今佛道论衡》一卷，《集诸经礼忏仪》二卷。 本录内容分两大部分，一为总录，即总括群经录。二为别录，即分别乘藏录。 一、总录。以译人为主，分十九个朝代出译的经籍记录。第一卷后汉、魏两录，第二卷吴、西晋两录，第三卷东晋、苻秦两录，第四卷姚秦、西秦、前凉、北凉四录，第五卷刘宋录，第六卷齐、梁、元魏、高齐四录，第七卷北周、陈、隋三录，第八、九两卷唐录。每录都先记朝代、都城、帝系、年号、译家（兼及作家）人数，所译（兼及所撰集）的典籍部数卷数，并注明存缺。然后再按译人（及撰人）详细记载所译（和所撰集）的典籍、名题、卷数、译时、译地、笔受润文者、单重译等，及各人小传，一十九代一共有一百七十六人。还列有失译的经，附在每一朝代录之末。 总录末卷即第十卷，载历代佛经目录，分二类：一为古目录，从《古经录》至《众经都录》共廿五家，依长房、《内典》两录仅列各古录名目。二为新目录，从《众经别录》至《大唐内典录》共十六家，详述内容，重要的还略加批评，指出它的缺点。 二、别录。以经典为主，分七类：（一）《有译有本录》（附失译有本），从卷第十一至十三，共三卷。其中包括三录：第一是《菩萨三藏录》，这就是菩萨契经藏（即大乘经藏）、菩萨调伏藏（即大乘律藏）和菩萨对法藏（即大乘论藏）。第二是《声闻三藏录》，这就是声闻契经藏（即小乘经藏）、声闻调伏藏（即小乘律藏）和声闻对法藏（即小乘论藏）。第三是《圣贤传记录》，内包含有赞佛、明法、僧行、护法、外宗五类的撰集，而以梵本翻译的放在前面，中国撰述的放在后面。三大类共计一千一百二十四部，五千零四十八卷。 （二）《有译无本录》（附失译缺本），卷第十四、十五共二卷。这就是大小乘三藏经典及圣贤集传名存本阙的目录，此录的分类法也和前一录相同。合计一千一百四十八部，一千九百八十卷。 （三）《支派别行录》，卷十六，一卷。这是从大部中抄出一向单独流行的大小乘三藏经典及圣贤集传的目录。合计六百八十二部，八百一十二卷。 （四）《删略繁重录》，卷第十七上半卷。这是各经录里同本异名或广中略出误为别种，而实际应该删去的各书目录。共一百四十七部，四百零八卷。分为四类：第一是《新括出别生经》，即从大部译典中抄出而旧录误为独立翻译的。第二是《新括出名异文同经》，即异名同本的经典而旧录误为是别本的。第三是《新括出重上录经》，同一本经而旧录数处重出的，如真谛译《摄论释》十二卷与《摄论》十五卷内容相同而分卷不同，旧录即误为别本等。第四是《新括出合入大部经》，合部和零本重出的，如《合部金光明经》是揉凉、陈、隋三种译本而成的。合部本既已入藏，前三种译本即是重出本。 （五）《补阙拾遗录》，卷第十七下半卷。凡旧录（主要是《大周录》）阙载或新译未及入藏的，今都另为目录（这些书并都编入现定入藏录）。共三百零六部，一千一百一十一卷，按照旧译大乘经律论，小乘经律及贤圣集传；新译大乘经律论，小乘经律及贤圣集传；戒律羯磨；此方撰集传记的次第分别编录。 （六）《疑惑再详录》，卷第十八上半卷。记载真伪可疑尚待考定的经典，共十四部，十九卷。其中如《毗罗三昧经》等八部九卷，旧录本编在伪妄，《大周录》附入正经，今以为有再研究的必要。此外，还有《法社经》等六部十卷皆内容可疑，均须再详。 （七）《伪妄乱真录》，卷第十八下半卷。记录后人随意编造伪撰的经典，共三百九十二部，一千零五十五卷，分为十三类：第一，《开元释教录》新编的伪经，这一类以前诸录均未记载，是智昇新加搜集的。第二，苻秦释《道安录》中的伪经。第三，梁释《僧祐录》中的伪经。第四，萧齐释道备伪撰经。第五，萧齐僧法尼诵出经。第六，元魏孙敬德的梦授经。第七，梁沙门妙光的伪造经。第八，隋《开皇众经录》中的伪经。第九，隋《仁寿众经录》中的伪经。第十，《大唐内典录》中的伪经。第十一，《大周刊定录》中的伪经。第十二，隋沙门信行的《三阶集录》。第十三，各种名滥真经或杂揉异义的伪抄经。 卷十九为大乘经律论入藏录，卷二十为小乘经律论及贤圣集传入藏录，以上入藏的总计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这和《有译有本录》内容相同，但计部数有异），四百八十帙。 总别二录的内容，大略如上。总录完全依照僧祐的《出三藏记集》、费长房《历代三宝纪》的历代录，以及道宣《大唐内典录》的《历代众经传译所从录》，第十卷仿照《内典录》的《历代所出众经录目》而作，并无创例。惟别录中分类最详，创例颇多，为本书的精彩部分。 本录撰述的宗旨，据作者在总序中说，是因为佛法东传以来年代已相当长远（从后汉明帝永平十年到唐玄宗开元十八年，凡六百六十四年），翻译的经典，“屡经散灭，卷轴参差”，更有一些人渗入妄伪，弄得混杂难以考究。从前虽有不少学者，用心整理写成经录，当时所存凡六七家，但还没有穷极根源，因而颇多遗漏。本录就是为了要考校这些异同，指出它们的得失，而使佛典叙次有条不紊。
45.76 万字 | 2019-04-07 14:29更新
缅寻太古之初，真源一味，自然朴略，不同浮华，虽垂不载。至轩辕征蚩尤，而廓清四海；帝舜黜有苗，而绥定万邦。逮乎三王则吊人伐罪，暴秦则兼并天下。汉高夷凶静难，光武讨叛惩奸；魏武破袁绍，晋武灭苻坚。宇文氏破高欢，普六茹平陈国；太宗擒王、窦，肃宗定安史。
2.57 万字 | 2019-04-06 20:38更新
周去非，字直夫，浙江温州人。南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进士，淳熙中为静江府（即今桂林）通判。淳熙五年（1178），他回乡之后，为回答乡亲们的询问，就回忆岭外的见闻，参考了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整理成《岭外代答》一书。这本书记载了宋时岭南（泛指两广）的山川、古迹、物产资源以及各民族的社会经济、生活习俗等状况，至今仍是研究广西社会历史的重要文献。==============================================================================岭外代答序 入国问俗，礼也，矧尝仕焉而不能举其要。广右二十五郡，俗多夷风，而疆以戎索。海北郡二十有一，其列于西南方者，蜿蜒若长蛇，实与夷中六诏、安南为境。海之南郡，又内包黎獠，远接黄支之外。仆试尉桂林，分教宁越，盖长边首尾之邦，疆场之事，经国之具，荒忽诞漫之俗，瑰诡谲怪之产，耳目所治，与得书学士大夫之绪谈者，亦云广矣。盖尝随事笔记，得四百余条。秩满束担东归，邂逅与他书弃遗，置勿复称也。乃亲故相劳苦，问以绝域事，骤莫知所对者，盖数数然。至触事而谈，或能举其一二，事类多而臆得者浸广。晚得范石湖‘桂海虞衡志’，又于药裹得所钞名数，因次序之，凡二百九十四条。应酬倦矣，有复问仆，用以代答。虽然，异时训方氏其将有考于斯！ 淳熙戊戌冬十月五日，永嘉周去非直夫记。
6.36 万字 | 2019-04-06 23:13更新
据明《道藏》本影印。云笈七签一百二十二卷，宋张君房集。书中卷一至二十八，总论经教宗旨及仙真位籍之事。卷二十九至八十六，载道字服食炼气、内丹外丹、方药符图之事。卷八十七至一百二十二，为前人文字及传记之属。凡有涉于道家者，悉以编入。 本书是宋真宗时张君房编辑的一部大型道教类书。道教称书箱为“云笈”，分道书为“三洞四辅”七部，故是书题名《云笈七签》，即掇取云笈七部精英之意。本书是一部概论性的道教著作，对道教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对道教的一些基本问题，诸如教理教义、本始源流、经法传授等，都有提纲挈领的解释阐述。它还收录了汉魏六朝至北宋初的大量道书，它以上清派为正统，收载上清派道书特多，而且叙述上清经传授系统和上清派修真方法尤为详细。
96.41 万字 | 2019-04-07 18:50更新
本书将《墨子》中论述城守的文章编辑起来并逐篇注释。所收11篇详述了拒守方法以及军徽、令旗、兵士训练、挖穴守城等，甚至连坚壁清野、疏散人口、戒严、分口粮、安置和抚恤伤死。
8.71 万字 | 2019-04-07 21:15更新
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唐房玄龄等撰。它的叙事从司马懿开始，到刘裕取代东晋为止，记载了西晋和东晋封建王朝的兴亡史，并用「载记」形式，兼叙了割据政权「十六国」的事蹟。 晋书的修撰，从贞观二十年（公元六四六年）开始，二十二年（公元六四八年）成书，历时不到三年。参加编写的前后二十一人，其中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三人为监修，其余十八人是令狐德棻、敬播、来济、陆元仕、刘子翼、卢承基、李淳风、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崔行功、辛丘驭、刘胤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李安期和李怀俨。天文、律历、五行三志，出自李淳风之手；修史体例，是敬播擬订的，没有流传下来。由於李世民（唐太宗）曾给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一纪及陆机、王羲之两传写了四篇史论，所以又题「御撰」。 唐代以前写成的晋史有二十多种，在唐初，除沈约、郑忠、庾铣三家晋书已亡佚外，其余都还存在，当时认为「制作虽多，未能尽善」，所以李世民才下诏重修。在修撰晋书时所能见到的晋代文献，除上述专史外，还有大量的诏令、仪注、起居注以及文集，可供採择的资料应当说是很丰富的。但此书的编撰者只用臧荣绪晋书作为蓝本，并兼採笔记小说的记载，稍加增饰。对於其他各家的晋史和有关史料，虽然也曾参考过，却没有充分利用和认页加以选择考核。因此成书之后，即受到当代人的指实，认为它「好採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竞为绮艳，不求笃实」。刘知几在史通里也批评它不重视史料的甄别去取，只追求文字的华丽。 李世民统治时代所修的前代史书，在晋书之外，还有梁、陈、北齐、周、隋五代史，何以李世民偏要选择晋书来写史论呢？这主要因为西晋是个统一的王朝，它结束了三国时期几十年的分裂局面。然而它的统一又是短暂的，不久就发生了中原地区的大混战，此后便形成了东晋和十六国、南朝和北朝的长期对立。李世民作为统一的唐朝的创业之君，很想对於晋朝的治乱兴亡进行一番探索，作为借鑑。正由於这个缘故，所以把西晋王朝的奠基人司马懿和完成统一事业的司马炎当作主要研究对象（关於陆机、王羲之的史论，主要着眼於他们的文学艺术成就，属於另一种情况，姑置不论）。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二纪的史论，虽然比较笼统，没有触及晋朝治乱兴衰的实质，但它指出司马炎「居治而忘危」，「不知处广以思狭」，「以新集易动之基，而无久安难拔之虑」，这些评论总算是看到了一些现象。 由於晋书成於众手，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来看，还存在不少问题，前后矛盾，失去照应，叙事错误、疏漏，指不胜屈。如冯紞传说「紞兄恢，自有传」，殷顗传说「弟仲文、叔献，别有传」，而实际上书中并没有冯恢传和殷叔献传。李重传说「重议之，见百官志」，其实本书没有百官志，只有职官志，其中不载李重奏议。司马彪传说「语在郊祀志」，实际上本书没有郊祀志，此事也不见於礼志。又如地理志仅详於西晋的情况，永嘉以后到东晋时代的建置和演变则非常简略，对於侨置郡县也不加区分，以致混淆不清。至於叙事中人名、地名、官职、时间、地点的错误和歧异就更多，一部分在※校勘记里已经指出，这里不再详举。虽然这部书是有缺点的，但由於唐代以前的诸家晋书已经失传，它还是我们今天研究两晋历史的一部主要参考书，包含了不少可供我们利用的资料。如东晋末年孙恩、卢循所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侭管作者有严重歪曲，史实也有遗漏，但本传中还是记述了起义的概况。对於晋朝统治者的贪鄙无恥，本书也有所揭露。如刘毅传，反映了开国皇帝的出卖官职。武帝纪和愍怀太子、何曾、任愷、会稽王道子等传，记载了从皇帝太子到大官僚的唯利是图，骄奢淫逸。在石崇传里，我们还可以看到身为荆州刺史的石崇竟公开抢劫，因而成为巨富，拥有水碓三十余区，家奴八百多人。在王戎传，可以看到「园田水碓，周徧天下」的大官僚王戎，仍然「积实聚钱，不知纪极，每自执牙筹，书夜算计，恒若不足」的贪婪醜態。文苑王沈传中的释时论和隐逸鲁褒传中的钱神论，则把当时统治阶级无耻鑽营、贪财好利的醜恶本性，作了淋漓尽致的讽刺和嘲弄。在志的部分，如食货志从三国时代叙起，大体弥补了三国志无志的缺憾；律历志所记几种历法，是我国科学史上的重要资料；因崔鸿的十六国春秋已经亡佚，三十卷载记成为了解十六国汉族、少数族之间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和民族融合的重要史料。
146.52 万字 | 2019-04-05 16:11更新
"千古绝作"，"海内奇书"有清一代地理著作层出不穷，其中，清初顾祖禹独撰的《读史方舆纪要》颇受后世称道，被誉为"千古绝作"、"海内奇书"。顾祖禹，字瑞五，号景范，江苏无锡人，生于明崇祯四年（1631年），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由于久居无锡城东宛溪，被学者称为宛溪先生。他自幼聪颖过人，好学不倦，背诵经史如流水，且博览群书，尤好地理之学。顺治元年（1644年），清兵入关，顾祖禹随父避居常熟虞山，长期躬耕授业，过着"子号于前，妇叹于室"的清贫生活。虽如此，亦耻于追名逐利，走入仕途。相反，选择了以著书立说为手段，以图匡复亡明的道路。秉承父亲遗命，立志著述《读史方舆纪要》，"盖将以为民族光复之用"。自顺治十六年（1659年）始，他边教私塾，边开始《读史方舆纪要》的著述。康熙十三年（1674年），三藩起兵，顾祖禹只身入闽，希望投靠耿精忠，借其力达到反清复明的目的，但未被耿精忠收用，只好重返故里，继续撰写《读史方舆纪要》。康熙年间，虽曾应徐乾学再三之聘，参与《大清一统志》的编修，但坚持民族气节，不受清廷一官一职，书成后甚至拒绝署名。在此期间，顾祖禹利用工作之便，遍查徐氏传是楼藏书，为《读史方舆纪要》的修撰，积累了大量资料。经过30余年的笔耕奋斗，约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前，也就是顾祖禹50岁左右时，终于完成了这部举世闻名的历史地理巨著。《读史方舆纪要》共130卷（后附《舆地要览》4卷），约280万字。综观全书有如下一些特点：第一，选材得当，体裁新颖。《读史方舆纪要》选取材料与一般地志不同。着重记述历代兴亡大事、战争胜负与地理形势的关系，而游观诗词则大多"汰去之"。前9卷撰述历代州域形势。接着，以114卷之多，以明代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及所属府州县为纲，分叙其四至八到、建置沿革、方位、古迹、山川、城镇、关隘、驿站等内容。与各地理实体有关的重要史实，附系于各类地名地物之下。并常在叙述中指出该地理实体得名的原由。随后，以6卷记述"川渎异同"，作为"昭九州之脉络"。最后一卷是传统之说"分野"，作天地对应，有"俯察仰观之义"。前面历代州域形势以朝代为经，以地理为纬；后面分省则以政区为纲，朝代为目，全书经纬交错，纲目分明，且自作自注，叙述生动，结构严谨，读之趣味无穷。第二，具有浓厚的军事地理色彩。顾祖禹著述《读史方舆纪要》的主要目的之一既然是为反清复明之需，当然十分注重对于军事的记述。他鉴于明朝统治者不会利用山川形势险要，未能记取古今用兵成败的教训，最后遭致亡国的历史，在书中着重论述州域形势、山川险隘、关塞攻守，引证史事，推论成败得失，"以古今之史，质之以方舆"。详细记载历代兴亡成败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而对名胜古迹的记载则相对简单得多。不仅前面9卷专门论述历代州域形势，而且每省每府均以疆域、山川险要、形势得失开端。各省形势及其在军事上的重要性，皆有总序一篇进行论述。《历代州域形势》和各省山川险要总论，几乎每篇都是甚有价值的军事地理论文。而且每叙述某一地理实体时，必穷根究源备述其军事上的地位和价值。顾祖禹认为，地利是行军之本。地形对于兵家，有如人为了生存需要饮食，远行者需靠舟车一样重要。只有先知地利，才能行军，加上"乡导"的帮助，"夫然后可以动无不胜"。这正是他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对于地理环境与战争得失成败的关系着重记述的初衷。难怪张之洞认为"此书专为兵事而作，意不在地理考证。"梁启超也认为，"景范之书，实为极有别裁之军事地理"。第三，注重人地关系的辩证思维。以研究天险地利为主的《读史方舆纪要》，始终贯穿着天险地利只是成败得失的从属条件，而决定的因素还在于社会和人事的正确思想。因为"阴阳无常位、寒暑无常时、险易无常处"。虽是"金城汤池"之故，若"不得其人以守之"，连同"培塿之丘"、"泛滥之水"都不如。如若用人得当，纵使"枯木朽株皆可以为敌难"。也就是说，决定战争胜负的原因，地理形势固然重要，但带兵将领所起的作用更大。在论述历代都城的变化和原因时，顾祖禹认为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并非地势险固决定一切。首先，都城的选择与当时的形势有关，此时可以建都的地方，而到彼时则不一定适于建都，其次，是否适合建都不但要看地势是否险固，攻守是否有利，而且要看交通是否方便，生产是否发达，对敌斗争是否有利。由于建都的各种因素是在经常变化的，不能单纯考虑山川地势。他的这种观点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基本上是符合的。第四，注重经世致用，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尤其重视。顾祖禹认为：舆地之书不但要记载历代疆域的演变和政区的沿革，而且还要包括河渠、食货、屯田、马政、盐铁、职贡等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经济地理的内容。当他开始撰写时的确对此十分重视，但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原稿多有散佚，加上"病侵事扰"，顾不上补缀，但其大略亦能"错见于篇中"。不过他在论述各地的地理形势时，尽量做到以地理条件为印证，使历史成为地理的向导，地理成为历史的图籍，互相紧密融汇。全书对于有关国计民生的多写，无关的少写，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这也是《读史方舆纪要》有别于其他地理著作之处。由于黄河之患历来不止，直接对国计民生产生不良影响，因此，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大量辑录前人治水的主张，以留给后人借鉴。他十分赏识潘季驯的治河方针。认为"以堤束水，借水攻沙，为以水治水之良法，切要而不可易也。"（《读史方舆纪要》卷126）书中对潘季驯的主张颇多引证。此外，书中对漕运的记载也十分重视。顾祖禹认为漕运相当重要，因为"天下大命，实系于此"。但他反对为了漕运而置运河沿线百姓生命财产于不顾的观点。在《川渎异同》中，他以整整一卷的篇幅，论述漕运和海运，又在有关州县下，详细记载运河的闸、坝、堤防和济运诸泉。此外，对于明代农业经济发展较快的苏松地区，以及扬州、淮安等转漕城镇冲要地位，书中都一一作了记载。同时，《读史方舆纪要》于农田水利的兴废、交通路线的变迁、城邑镇市的盛衰，都详略得当地有所记载。由此可见，不但对于军事地理、沿革地理方面《读史方舆纪要》有十分重要的记述，而且在经济地理方面亦有相当可观的内容。以军事地理为主，集自然与人文地理于一身的巨著——《读史方舆纪要》的撰成，当然与顾祖禹本人的努力分不开。为了编撰这本巨型历史地理著作，他先后查阅了二十一史和100多种地志，旁征博引，取材十分广泛。同时，他也比较注重作实地考察，每凡外出有便必然观览城廓，而且对于山川、道里、关津无不注意察看。并且深入作调查，无论过往商旅、征戍之夫，乃至与客人谈论时都注意对地理状况的异同进行考核。但无论实地考察或是调查，囿于条件所限，他都只能"间有涉历"而已。主要工作还是限于对图书资料的探索和考校。尽管全书考证严谨，描述论证也多确实可靠，但他本人总觉得未能十分满意，尤其以缺乏只有从实地考察中才能获得的感性知识为憾事。当然，由于时代与条件的限制，加上全书仅为顾祖禹一人独撰，难免有疏漏、谬误之处，但这些并非其主流，毫不影响它闪耀于历史地理巨著之林的光辉。《读史方舆纪要》长期以来由于内容丰富、地名齐全、考订精详、结构严密，不但胜于唐代成书的《元和郡县图志》、宋代成书的《太平寰宇记》，而且超越明代成书的《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若与清代历史地理巨著、官修的《大清一统志》相比，也是各有千秋，并不逊色。至今仍成为历史地理学者乃至研究历史、经济、军事的学者们必读的重要参考书。
279.00 万字 | 2019-04-06 23:14更新
在由秦入汉的学术转折中，陆贾《新语》是不容忽视的。《新语》连接着先秦与两汉的学术，地位较独特。尽管其时经学未隆，《新语》折射了不少经学信息，其中包括易学。由其用《系辞》文字的特点即可见《系辞》在汉以前流传颇广；陆贾以“仁义”说《易》，显示了较为独特的视角；其易学重义理，首开汉初学者以义理说《易》的风气，在孔门易学中居承前启后地位。==============================================================================陆贾是汉高祖刘邦身边颇为著名的文臣，号称「有口辩士」。雖然在世時位不過「太中大夫」，也未被封侯，但在《史記》、《漢書》中，卻是與蕭何、韓信、叔孫通、張蒼等人並列於建立漢家制度的元勳。虽然在世时位不过「太中大夫」，也未被封侯，但在《史记》、《汉书》中，却是与萧何、韩信、叔孙通、张苍等人并列于建立汉家制度的元勋。陸賈不純然是位儒者，而是位解決問題之人。陆贾不纯然是位儒者，而是位解决问题之人。而解決問題之前，首先需要對問題本身有所認知。而解决问题之前，首先需要对问题本身有所认知。因此，在他欲討論漢家天下需要些什麼之前，便先討論文明演進的問題。因此，在他欲讨论汉家天下需要些什么之前，便先讨论文明演进的问题。陸賈在《新語．陆贾在《新语．道基》篇中，提出一個簡單的歷史進化過程，將華夏文明發展分為四個時期：道基》篇中，提出一个简单的历史进化过程，将华夏文明发展分为四个时期：首先是「先聖」時期：首先是「先圣」时期：於是先聖乃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道，長幼之序。于是先圣乃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民始开悟，知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道，长幼之序。於是百官立，王道乃生。于是百官立，王道乃生。民人食肉飲血，衣皮毛；至於神農，以為行蟲走獸，難以養民，乃求可食之物，嘗百草之實，察酸苦之味，教人食五穀。民人食肉饮血，衣皮毛；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人食五谷。天下人民，野居穴處，未有室屋，則與禽獸同域。天下人民，野居穴处，未有室屋，则与禽兽同域。於是黃帝乃伐木搆材，築作宮室，上棟下宇，以避風雨。于是黄帝乃伐木构材，筑作宫室，上栋下宇，以避风雨。民知室居食穀，而未知功力。民知室居食谷，而未知功力。於是后稷乃列封疆，畫畔界，以分土地之所宜；闢土殖穀，以用養民；種桑麻，致絲枲，以蔽形體。于是后稷乃列封疆，画畔界，以分土地之所宜；辟土殖谷，以用养民；种桑麻，致丝枲，以蔽形体。當斯之時，四瀆未通，洪水為害；禹乃決江疏河，通之四瀆，致之於海，大小相引，高下相受，百川順流，各歸其所，然後人民得去高險，處平土。当斯之时，四渎未通，洪水为害；禹乃决江疏河，通之四渎，致之于海，大小相引，高下相受，百川顺流，各归其所，然后人民得去高险，处平土。川谷交錯，風化未通，九州絕隔，未有舟車之用，以濟深致遠；於是奚仲乃橈曲為輪，因直為轅，駕馬服牛，浮舟杖楫，以代人力。川谷交错，风化未通，九州绝隔，未有舟车之用，以济深致远；于是奚仲乃桡曲为轮，因直为辕，驾马服牛，浮舟杖楫，以代人力。鑠金鏤木，分苞燒殖，以備器械，於是民知輕重，好利惡難，避勞就逸；於是皋陶乃立獄制罪，縣賞設罰，異是非，明好惡，檢奸邪，消佚亂。铄金镂木，分苞烧殖，以备器械，于是民知轻重，好利恶难，避劳就逸；于是皋陶乃立狱制罪，县赏设罚，异是非，明好恶，检奸邪，消佚乱。在「先聖」時期，聖人從天文地理當中得到「人道」的體會，再從「人道」當中衍生出「王道」的概念。在「先圣」时期，圣人从天文地理当中得到「人道」的体会，再从「人道」当中衍生出「王道」的概念。而神農、黃帝、后稷、禹、奚仲等人則是針對人民的各種需求，創造了各式各樣的生活必需品與謀\生技能，並在物質條件的進步下，有了外在規範的需求，於是皋陶便建立了刑賞制度。而神农、黄帝、后稷、禹、奚仲等人则是针对人民的各种需求，创造了各式各样的生活必需品与谋生技能，并在物质条件的进步下，有了外在规范的需求，于是皋陶便建立了刑赏制度。換言之，這時聖人所提出的「人道」與「王道」，乃是一種自然而然人際關係，而各種工具、技能，以及隨之而來的刑賞制度，則是為了解決人民生活的需求而產生。换言之，这时圣人所提出的「人道」与「王道」，乃是一种自然而然人际关系，而各种工具、技能，以及随之而来的刑赏制度，则是为了解决人民生活的需求而产生。換言之，此時期的文明發展，乃著眼於「生活需求」上，讓人類可以生活得舒適一些、安定一些。换言之，此时期的文明发展，乃著眼于「生活需求」上，让人类可以生活得舒适一些、安定一些。而後，進入「中聖」時期：而后，进入「中圣」时期：民知畏法，而無禮義；於是中聖乃設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儀，明父子之禮，君臣之義，使強不凌弱，眾不暴寡，棄貪鄙之心，興清潔之行。民知畏法，而无礼义；于是中圣乃设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仪，明父子之礼，君臣之义，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弃贪鄙之心，兴清洁之行。在「中聖」階段，開始建立人民內在的品德，以內化方式將原屬外在的人倫關係與法律約束落實於自我操持中。在「中圣」阶段，开始建立人民内在的品德，以内化方式将原属外在的人伦关系与法律约束落实于自我操持中。這時乃是透過教育來強化既有人倫關係，並有以內在自我約束取代外在法律規範的意味。这时乃是透过教育来强化既有人伦关系，并有以内在自我约束取代外在法律规范的意味。這個時期，文明的發展仍是著眼於「生活需求」，但卻是與「先聖」期的需求有著明顯的不同。这个时期，文明的发展仍是著眼于「生活需求」，但却是与「先圣」期的需求有着明显的不同。「先聖」期的需求，乃是人與自然爭的階段，多數人所擁有財富、地位條件大致相同，所需所求皆向自然求。「先圣」期的需求，乃是人与自然争的阶段，多数人所拥有财富、地位条件大致相同，所需所求皆向自然求。而刑賞制度(法律)的存在，只需降低人與人之間可能的磨擦，便能促使社會的和諧與穩定。而刑赏制度(法律)的存在，只需降低人与人之间可能的磨擦，便能促使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至於「中聖」期，由於文明的發展、謀\生技術的演進，這時已進入人與人爭的局面，社會已開始有「強」與「弱」、「眾」與「寡」的階層分化。至于「中圣」期，由于文明的发展、谋生技术的演进，这时已进入人与人争的局面，社会已开始有「强」与「弱」、「众」与「寡」的阶层分化。當人們懂得恃強與恃眾去爭時，單靠外在的刑罰制度，必難有效遏止「強凌弱」、「眾暴寡」的可能局面，因而才必需將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關係內化於人的自我操持中，建立人格與品德。当人们懂得恃强与恃众去争时，单靠外在的刑罚制度，必难有效遏止「强凌弱」、「众暴寡」的可能局面，因而才必需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内化于人的自我操持中，建立人格与品德。至「後聖」階段，則又是另一種局面：至「后圣」阶段，则又是另一种局面：禮義不行，綱紀不立，後世衰廢。礼义不行，纲纪不立，后世衰废。於是後聖乃定五經，明六藝，承天統地，窮事察微，原情立本，以緒人倫，宗諸天地，纂脩篇章，垂諸來世，被諸鳥獸，以匡衰亂。于是后圣乃定五经，明六艺，承天统地，穷事察微，原情立本，以绪人伦，宗诸天地，纂修篇章，垂诸来世，被诸鸟兽，以匡衰乱。天人合策，原道悉備，智者達其心，百工窮其巧，乃調之以管弦絲竹之音，設鐘鼓歌舞之樂，以節奢侈，正風俗，通文雅。天人合策，原道悉备，智者达其心，百工穷其巧，乃调之以管弦丝竹之音，设钟鼓歌舞之乐，以节奢侈，正风俗，通文雅。從「先聖」至「中聖」，一直都是缺什麼補什麼，若就崇古賤今者而言，那幾乎已是一個完美社會的典範。从「先圣」至「中圣」，一直都是缺什么补什么，若就崇古贱今者而言，那几乎已是一个完美社会的典范。然而，既然完美了，為什麼還會有「後聖」？然而，既然完美了，为什么还会有「后圣」？陸賈沒有明說，但就其「後聖」階段的論述來看，顯然是「中聖」的努力失敗了，無法讓「禮義」、「綱紀」確切地實踐於人民的生活當中。陆贾没有明说，但就其「后圣」阶段的论述来看，显然是「中圣」的努力失败了，无法让「礼义」、「纲纪」确切地实践于人民的生活当中。至於失敗的原因，也許就是「中聖」無法「承天統地」、「原情立本」的關係。至于失败的原因，也许就是「中圣」无法「承天统地」、「原情立本」的关系。「承天統地」是對天道的理解，「原情立本」是對人道的認識，唯有對「天道」與「人道」有所掌握，才能達到「天人合策，原道悉備」的境界。「承天统地」是对天道的理解，「原情立本」是对人道的认识，唯有对「天道」与「人道」有所掌握，才能达到「天人合策，原道悉备」的境界。然而，陸賈終究不是個崇古論者，他並不認為「後聖」之後，一切便進入完美狀態，這是由於文明是無時無刻不在進步的，不論是誰當家作主，都有著需面對的時代問題：然而，陆贾终究不是个崇古论者，他并不认为「后圣」之后，一切便进入完美状态，这是由于文明是无时无刻不在进步的，不论是谁当家作主，都有着需面对的时代问题：後世淫邪，增之以鄭、衛之音，民棄本趨末，技巧橫出，用意各殊，則加雕文刻鏤，傅致膠漆丹青、玄黃琦瑋之色，以窮耳目之好，極工匠之巧。后世淫邪，增之以郑、卫之音，民弃本趋末，技巧横出，用意各殊，则加雕文刻镂，傅致胶漆丹青、玄黄琦玮之色，以穷耳目之好，极工匠之巧。夫驢騾駱駝，犀象玳瑁，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水藏，擇地而居，潔清明朗，潤澤而濡，磨而不磷，涅而不淄，天氣所生，神靈所治，幽閒清淨，與神浮沈，莫不效力為用，盡情為器。夫驴骡骆驼，犀象玳瑁，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水藏，择地而居，洁清明朗，润泽而濡，磨而不磷，涅而不淄，天气所生，神灵所治，幽闲清净，与神浮沉，莫不效力为用，尽情为器。故曰，聖人成之，所以能統物通變，治情性，顯仁義也。故曰，圣人成之，所以能统物通变，治情性，显仁义也。這個部份，陸賈談的是一個社會風氣的問題。这个部份，陆贾谈的是一个社会风气的问题。由於物質文明的進步，人類的生活愈來愈趨淫邪。由于物质文明的进步，人类的生活愈来愈趋淫邪。這種被老子說成「五色令人目盲」的負面狀態，卻未讓陸賈片面地否定物質文明，而是把所有可供玩樂的器物，都視為上天給予人類的美好之物。这种被老子说成「五色令人目盲」的负面状态，却未让陆贾片面地否定物质文明，而是把所有可供玩乐的器物，都视为上天给予人类的美好之物。這些外在物質雖有迷惑人心的能力，但只要能夠「統物通變」，役物而不役於物，自然就不會被這些器物所迷惑，進一步還可以「治情性，顯仁義」，發揮外在物質的正面功能。这些外在物质虽有迷惑人心的能力，但只要能够「统物通变」，役物而不役于物，自然就不会被这些器物所迷惑，进一步还可以「治情性，显仁义」，发挥外在物质的正面功能。有不少學者談及陸賈的文明史觀時，認為他把人類社會的文明發展判定為「先聖」、「中聖」、「後聖」三期。有不少学者谈及陆贾的文明史观时，认为他把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判定为「先圣」、「中圣」、「后圣」三期。這當然是正確的，不過，陸賈終究是個現實的「有口辯士」，而非學者、儒生。这当然是正确的，不过，陆贾终究是个现实的「有口辩士」，而非学者、儒生。他所做的分期，實是為了鋪陳接下來的「現在」，而非對古代文明發展有多大的興趣。他所做的分期，实是为了铺陈接下来的「现在」，而非对古代文明发展有多大的兴趣。而「統物通變」之說，正是為了突顯漢初之人(特別是劉邦)的努力空間，強調人類的自由意志。而「统物通变」之说，正是为了突显汉初之人(特别是刘邦)的努力空间，强调人类的自由意志。若不能於此處有所掌握，便容易陷於「法先王」與「法後王」的儒、法之爭。若不能于此处有所掌握，便容易陷于「法先王」与「法后王」的儒、法之争。或言陸賈為外儒內法之學者、戰國縱橫之餘緒；或言陸賈之言卑之無甚高論，純為草莽皇帝劉邦的啟蒙教科書。或言陆贾为外儒内法之学者、战国纵横之余绪；或言陆贾之言卑之无甚高论，纯为草莽皇帝刘邦的启蒙教科书。兩說均有所偏，難以體認陸賈之用心矣。两说均有所偏，难以体认陆贾之用心矣。附記：網路上的文章，本不該摘引如許多之原文。附记：网路上的文章，本不该摘引如许多之原文。只是陆贾《新语》并不属于常见国学经典，读过之人少之又少因而将〈道基〉一节关乎文明发展分期之说原文几近全引，以利讨论之进行。
0.43 万字 | 2019-04-07 13:56更新
《弘明集》为南朝梁着名高僧僧祐所着。僧祐，俗姓俞，彭城下邳人。该地为今江苏邳县。从后汉以来，这一带便是华东佛教的重镇。据《梁高僧传》，僧祐于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西元四四五年）生于建康（今南京）。幼时即有向佛之心，曾随父母参建初寺，不肯归家。十四岁时为逃婚走往钟山定林寺，依法达法师。达师戒行精严，闻名于世。二十岁，僧祐受具足戒，又从法颖律师学毗尼，悉心钻求，晨昏不懈。齐竟陵文宣王礼请他，为之设讲席，一时座下听律者达七八百众。武帝时，他奉敕到吴中整顿僧伽，并讲《十诵律》，申受戒之法。他精于《十诵》，春秋开讲，四十余年间演此律达七十余遍。作为律学大师，在齐梁时，为世人所宗仰。颇为齐梁诸帝尊崇。晚年患脚疾，梁武帝赐乘舆径入内殿为六宫嫔妃授戒。帝室眷属诸王多有依其受戒，尽师资之敬者。 他除了除精通律学外，每于讲席之余广探内典，披览群籍，或专日遗餐，或通宵继烛，游目积心，深有所悟，多有撰述，涉及自东汉至齐梁间所译出之佛经，各代的撰述。其对经教制度、僧人言行、内外争辩都有把握。有关于史传、僧传、行仪、杂缘者百余卷。今存于世者，尚有《释迦谱》、《出三藏记集》和《弘明集》。这些着作，从宗旨到体例均对后来僧传和经录有所示范和借鉴。僧祐还精于佛像造像的仪则规模，曾监造兴宅摄山大像剡县石佛，本传说他「为性巧思，能自心计，及匠人依标，尺寸无爽」凭眼视心度便能使营造的巨像合于比例，悉现庄严。僧祐逝于梁天监十七年（西元五一八年）。葬于钟山定林寺。 佛教在隋唐方至极盛，无论于教于讲，此期皆臻于烂熟。 至此佛教已同儒道鼎足而三。佛教的滥觞期在汉末三国。 晋宋六朝则为中国佛教极重要之发展时期。从三世纪下半期至六世纪末，中国南北也由分裂走向统一。佛教由先前南方的重讲和北方的重禅逐渐归于教律并重，实践与义理俱宏。僧祐的《弘明集》便记载了这三百年间佛教流传的纷纭情况。联繫《弘明集》中所涉及的僧人的活动及佛教大势，足以表明，魏晋以来南方以玄学为思想文化主流，北地则仍承汉代以来的阴阳谶讳的影响；表现在佛教中，北方重视行践，即修禅、造像之类；南人则以清谈似的玄理见长。南北两地对佛教若有拒斥，也就表现在一为理论上的争辩，一为政治上的暴力。就《弘明集》言，其中反映出来的主要是江南的佛教大事。 僧祐在〈弘明集序〉中所说，大法东流差不多五百年，佛教在中国引起各不相同的反应，赞礼者有之，毁谤者也不乏： 至于守文曲儒拒为异教，巧言左道则引为同法，拒有拔本之迷，引有朱紫之乱，遂令诡论稍繁、讹辞孔炽。夫鹖鴠鸣夜不翻白日之光；精卫衔石无损沧海之势。然以暗乱明，以小罔大，虽莫动毫发而有尘视听，将令弱植之徒随伪辩而长迷，倒置之伦逐邪说而永溺。此幽途所以易坠，净境所以难陟者也。祐以末学，志深弘护，静言浮俗，愤慨于心。遂以药疾微间，山栖余暇，撰古今之明篇，总道俗之雅论，其有刻意剪邪、建言卫法制无大小，莫不毕採。又前代胜士，书记文述，有益三宝，亦皆编录，类聚区别，列为十卷。 这就透露出《弘明集》编纂的年代大约在僧祐的晚年，时间也拖得很长。因为他只能在养病之余，在不曾奉敕奔走行化的时候才能撰写编录。僧祐自己说明了他採编本集的宗旨：「夫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弘道明教，故谓之《弘明集》。」当然，出于时代所限，《弘明集》详于南朝佛教而略于北方佛教。后来的唐道宣着《广弘明集》增补了不少有关北方佛教的情形。作者自己在《弘明集》后序又说他撰书是为法御侮、摧邪破惑，使「迷途之人，不远而復」。「总释众疑，故曰弘明」，「弘明」的意思由是而来。
3.08 万字 | 2019-04-07 14:27更新
北齐书五十卷，作者唐李百药，内容记载了公元五三四年前后北魏分裂，东魏政权建立，中经五五○年齐代东魏，到五七七年齐亡为止的王朝兴亡史。 为了区别於曾经割据江淮的齐朝，后人称之为「北齐」。和北魏一样，东魏--北齐仍然是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联合统治的封建政权。它的疆域南阻长江，和梁、陈两朝先后对峙；西在今山西、河南、湖北，与西魏--北周分界。 从北齐到隋的五十年间，曾先后有人编写出几种不同体裁的北齐史，其中有隋李德林的纪传体齐书和王劭的编年体齐志。公元六二二年（唐武德五年），唐高祖指派裴矩、祖孝孙、魏徵重写北齐史，长期没有写成。六二九年（贞观三年），唐太宗专设梁、陈、齐、周、隋五朝史的编写机构，命李百药写北齐史。他在其父李德林齐书基础上参考王劭齐志扩充改写，六三六年（贞观十年）全书完成。 李德林（公元五三○--五九○）字公辅，博陵安平（今河北深县）人。他经历齐、周、隋三朝，一直担任诏令和其他重要文件的起草，获得历朝皇帝的宠用。在齐官至中书侍郎，在周官至御正下大夫，在隋官至内史令，封安平公，死在怀州刺史任上。他在北齐就参加「国史」即北齐史的编写，写成纪传二十七卷，隋时扩充为三十八篇。 李百药（公元五六五--六四八）字重规，隋末官建安（今福建建瓯）县丞。曾参加隋末农民起义，后降唐。入唐后任中书舍人，参加制定五礼和律令。最后官至宗正卿，封安平县子。 传本北齐书大部份出於后人所补，用北史补的部份，北史具在，而且补的人还常有删节，这部份基本上可有可无；另一部份用唐人史钞补的，虽也出於北齐书，但把原文删节得不像样子，除个别地方可供参考外，价值也很低。然而从五十卷全书来说，包括补缺部份在内，它留下了这段历史的比较全而的材料。其中保留下来的十七卷李百药原文，还保存了一些不见他书的有用的材料。此外，在具体叙事上，北史常有删改北齐书而错了的，也可憑本书纠正。如北魏末年的各族人民大起义是南北朝时期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武装起义，北齐书记载了各地起义军活动的材料，有一些在北史中就作了删削（李元忠附李愍传、叱列平传等）。 在唐初同时编写的各史中，北齐书对当时封建统治者的醜事记载较多。这是由於隋唐两朝继承北周，北齐是一个被战败灭亡的割据政权，被认为是「僣伪」，隋唐编写北齐史就相对地较少忌讳，同时也藉此证明周灭齐是所谓「有道伐无道」。北齐书之较多揭露性的记叙，也是同吸收王劭齐志的记载有关。刘知几说，王劭齐志叙事生动，语言通俗，这两点在北齐书中也仍然有所体现。 东魏、北齐时期，通过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实践，钢铁冶煉技术上有很大发展，北齐书的方伎传中记载了綦母怀文在这方面的新贡献。方伎传中还记载了数学家信都芳、天文学家张子信的事跡。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邢邵和唯心主义者杜弼关於形神问题的辩论，在北齐书中也有比较详细的记录，留下了一份哲学史上有价值的文献。 北齐书早在唐代中叶以后就逐渐残缺，也不断有人补缺。到北宋初就只有十七卷是李百叶的原文，其余都是后人以北史和唐人史钞中相关纪传补全。这部书初次刻版付印，流传下来的就是这种补本。我们重编总目时，凡是后人所补的各卷都注上了「补」字。这部书的最早刻本，据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记载，是在北宋末政和中即十二世纪初。这个最早的刻本早已失传。我们用来校勘的是：一、有元明两朝补版的南宋刻本即三朝本（武汉大学图书馆藏）；二、明万历间南京国子监刻本（简称南本）；三、明万历间北京国子监刻本（简称北本）；四、明末毛氏汲古阁本（简称汲本）；五、清乾隆四年武英殿本（简称殿本）；六、清同治十三年金陵书局本（简称局本）；七、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本（简称百衲本）。百衲本三十四卷前影印三朝本，三十四卷后影印残宋本。这七种本子中，我们以三朝本、南本、殿本为互校的主要本子。为了避免烦琐，在三种本子内互校，择善而从，除少数需要说明者外，一般不出校记。除了版本互校外，我们还通校了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北史、资治通鑑、通志中有关部份。 由於北齐书大部份为后人所补，这给校勘带来一系列复杂问题，这一些在点校后记中说明。
16.19 万字 | 2019-04-05 15:43更新
《十六国春秋》是记载十六国（公元304年～公元439年）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作者是北魏的崔鸿。崔鸿，东清河县（今中国东部山东平原西南）人，年轻时就有志于修史。西晋灭亡后中原地区先后出现了匈奴族刘渊、羯族石勒、氐族苻坚等建立的政权，历史上总称为十六国，这些政权各有自己的史书，但是体例不一，记述差距也较大。所以，崔鸿根据旧的记载，加以综合汇编，写成一百卷，此外还有序例一卷，年表一卷。 此书历史地位很高，后来的魏收编写《魏书》，唐朝时编修《晋书》，都将此书作为重要参考资料。不过到北宋时已经残缺得只剩二十多卷。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时曾引用过，但已非全貌。 现在，有三种不同版本的《十六国春秋》：一种是明代屠介孙、项琳编写的百卷本，托名为崔鸿，是根据《晋书。载记》、《资治通鉴》以及《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涉及十六国史实的书籍补充而成。第二种是《汉魏丛书》中保存的十六卷本，十六国各有一录，这是明朝人根据《晋书。载记》编写的。第三种是清朝的汤球编写的《十六国春秋辑补》，他以上述《十六国春秋》为底本，再以各种类书中所引佚文补足，这是现在研究十六国历史的重要资料。
5.40 万字 | 2019-04-06 20:38更新
《东观奏记》三卷，唐裴庭裕撰。庭裕一作廷裕，字膺馀，闻喜人，官右补阙。其名见《新书。宰相世系表》，所谓裴氏东眷者也。王定保《摭言》，称其乾宁中在内廷，文书敏捷，号下水船。其事迹则无可考焉。其书专记宣宗一朝之事。前有《自序》，称上自寿邸即位二年，监修国史丞相晋国公杜让能，奏选硕学之士十五人，分修《三圣实录》。以吏部侍郎柳玭、右补阙裴庭裕、左拾遗孙泰、驾部员外郎李允、太常博士郑光庭专修《宣宗实录》。自宣宗至今垂四十载，中原大乱，日历、起居注不存一字。谨采耳目闻睹，撰成三卷，奏记於晋国公，藏之於阁，以备讨论。盖其在史局时所上监修稿本也。《序》末不署成书年月。考杜让能以龙纪元年三月兼门下侍郎，十二月为司徒，景福元年守太尉，二年贬死。昭宗之二年，即大顺元年。此《序》云奏记於监国史晋国公，则当在大顺、景福之间。其云自宣宗至是垂四十年，盖由大中以来约计之辞。若以宣宗末年计至光化初年始为四十载，则杜让能之死已久，无从奏记矣。书中记事颇具首尾。司马光作《通鉴》，多采其说，而亦不尽信之。盖闻见所及，记近事者多确。恩怨未尽，记近事者亦多诬。自古而然，不但此书矣。
1.49 万字 | 2019-04-06 20:38更新
东京梦华录：十卷作者：（宋）孟元老等著笔记。宋孟元老着。孟元老﹐号幽兰居士﹐生平不详。 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随父到汴京﹐汴京沦陷后南迁江左﹐后追忆昔日汴京都市繁华以着此书。共10卷﹐备记北宋都市生活及其风土民情﹐搜集了徽宗时期丰富的社会经济文化资料。其中第5卷“京瓦伎艺”条﹐写当时勾栏瓦肆说书和演杂剧的情形﹐第9卷“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条﹐写当时的歌舞伎艺﹐常为考证当时文艺者所引用。 和《东京梦华录》性质相类似的还有《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粱录》﹑《武林旧事》等书。
3.36 万字 | 2019-04-06 23:13更新
《大唐西域记》是唐代关于西域的一部历史地理著作，作者是唐代著名高僧、佛学理论家与翻译家玄奘。 玄奘（公元600年，或作602年至664年），俗姓陈，名讳，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县缑氏镇）人。他出身于儒学世家，十三岁时出家于洛阳净土寺。武德元年（618年）至成都，从道基、宝暹等受学，崭露头角。后游历至荆州、吴会、相州等地，讲学问难。武德末年，到长安大庄严寺挂褡。在对佛教经论的研习中，他广泛接触各派理论，深感其中疑难问题甚多，怀疑原有译经讹谬，于是发愿至佛教发源地印度，广求异本，以为参验。恰逢中印度僧人颇密多罗到长安，向他介绍那烂陀寺（在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县巴腊贡村与旧王舍村之间）戒贤法师的讲学规模和他所讲授的《瑜伽师地论》，更坚定了玄奘西行求法的决心。 贞观元年（627年），玄奘从长安出发，经凉州，穿越沙碛，历尽艰辛，至达高昌，而后取道焉耆、龟兹，越凌山，经粟特诸国境，过铁门（今乌兹别克南部布兹嘎拉山口），入吐火罗（今阿富汗北部）国境，而后沿今巴基斯坦北部，过克什米尔，入北印度。他在印度各地游历，到过尼泊尔南部，巡礼佛教六大圣地。贞观四年到那烂陀寺，拜戒贤为师，学习五年。随后，又遍访印度各地，于贞观十四年重回那烂陀寺。他研习大小乘学说，成为当地学问最高的佛学家。曾在戒日王主持下，经过辩论战胜五天竺大小乘所有论敌，被称为“大乘天”。贞观十九年，他携带搜集到的佛经六百五十七部以及佛像、花果种子等回国。玄奘历时十多年的西行求法，行程五万里，堪称中古史上一次艰险而伟大的旅行。 玄奘回到长安，受到盛大欢迎。唐太宗命令宰相房玄龄选取高僧，组织宏大的译场，协助玄奘翻译佛经。这是中国佛学史上一次著名的译经活动，玄奘在回国后的十九年中，共译出佛教经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成为佛教史上与鸠摩罗什、真谛、不空齐名的四大翻译家之一。在佛教理论方面，玄奘着重传播古印度无著、世亲一派的法相学，主张唯识论，认为“识。（人们内心存在的真理种子）是一切自然事物和心理现象的起源，成为中国法相宗的创始人。他还将印度的因明学（即逻辑推理的方法）介绍过来，引起中国学者对因明学的兴趣。 回国后，玄奘还遵照唐太宗的意旨，口述旅途所经各地情况，由协助译经的辩机笔录，在贞观二十年完成噬大唐西域记》的写作。全书十二卷，按照玄奘的旅行路线，对于沿途所见的城邦、地区和国家，逐章描述，中间不时穿插沿途所得传闻，而用“行”和“至”二字，把目睹的与耳闻的区别开来。卷一所述是从阿耆尼到迦毕试国，即从中国新疆经中亚抵达阿富汗；卷二为印度总述，并记载滥波国至健驮逻国之事，即从阿富汗进入北印度，卷三至卷十一所述从乌仗那国至伐刺拿国，包括北、中、东、南、西五印度及传闻；卷十二所述从漕矩吒国至纳缚波故国，即从阿富汗返抵中国新疆南部地区。用敬播在序言中的话来概括，是“亲践者一百一十国，传闻者二十八国”。连同附带述及的十二国，则共有一百五十国。自然，这里所谓“国”，有些是较大的国家，有的则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连同附近一些领地而建立的城邦。如中亚境内宰利地区和睹货逻国故地的一些小国，基本上是依附突厥而无自主之权的。
12.83 万字 | 2019-04-06 23:14更新
《荀子》一书为战国末期赵人荀况及其弟子所著。荀况本为孙氏，故此书又称《孙卿对书》或《孙卿子》。西汉刘向整理时定为３２篇，它们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荀子亲手所著的２２篇，一类是荀子弟子所记录的荀子言行，共５篇，一类是荀子及弟子所引用的材料，共５篇；前两类是研究荀子思想的直接材料，是《荀子》一书的主体。 《荀子》的人性论是荀子思想的逻辑起点。荀子主张人性恶，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好利恶害，如果任人顺性发展，人与人之间就会互相争夺，使社会陷入混乱；必须由圣人制定礼义，进行教化，才能使人转而为善，使社会正常安定。所以他认为人性是恶的，而善则是后天人为教育的结果；善不是性，而是“伪”。他与孟子一样，也肯定人人都可以经过自己的努力而成善成圣，只是成善成圣的途径与孟子所说的不同。他不是强调尽心知性，而强调学习、积累和“注错习俗”，创造良好的社会风气来给人以潜移默化的影响。荀子认为“能群”是人类区别于禽兽并能胜过和役使禽兽的基本条件，而“分”则是人类组成社会的基本法则。为了消除人们由于欲利而引起的争夺，必须明确规定人们在经济上、政治上贫富贵贱的等级区分。这就是礼义的起源和实质。在此基础上他在政治上提出了隆礼重法说。在君民关系上荀子一方面尊君、隆君，一方面重视民本，提出君民舟水说。在天人关系方面，荀子认为天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有它固有的客观规律；人类社会的治乱兴废，在人而不在天；人应顺应自然规律，利用自然，制天命而用之。在认识论方面，荀子特别提出“解蔽”，认为认识的片面性是人们的通病。他提出“虚壹而静”的解蔽方法，主张认识事物要虚心、专心、静心，以达到主观上的大清明境界。荀子又构成了以正名为中心的逻辑体系，他揭示了名反映实的本质，制定了关于名的划分和推演的理论，阐述了制名的原则，又揭示了命题的本质，特别是在直言判断的定义上超越了的人。 荀子以儒学为本，对诸子百家之说进行了激烈批评，其论虽不无偏颇，但足可称为先秦时期继孔子、盂子之后最有成就的儒学大师。 《荀子》一书唐杨倞曾为之作注。较好的注本有王先谦的《荀子集释》，收入中华书局版的《诸子集成》。较为浅近的注本有梁启雄《荀子简释》，还有《荀子新译》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版。其中《天论》、《性恶》、《解蔽》、《劝学》诸篇可细读。
9.55 万字 | 2019-04-07 14:13更新
《二十四孝》，元代郭居敬编，内容是辑录古代所传二十四个孝子的故事。后来的印本都配上图画，通称《二十四孝图》，是旧时宣扬封建孝道的通俗读物。
0.08 万字 | 2019-04-07 14:13更新
作者：迦叶摩腾 竺法兰同译 沙门守遂注 释玄奘译 林兆恩释 释道译 牟融撰 《佛說四十二章經》，是從印度傳到中國的第一部重要經典著作。這是由天竺高僧迦葉摩騰與竺法蘭共同翻譯的。 當時「夜夢金人」的漢明帝，對這第一部新譯出的《佛說四十二章經》，簡直視如國寶，特別敕令珍藏於「蘭台石室第十四間」（皇家圖書館），成為皇室的專利品，民間根本不知道有這一部法寶。因此，在晉朝道安法師所編的《綜理眾經目錄》，尚找不到這一部經的名稱，難怪有人誤認它是偽造的了。 當初，佛成道以後，由許多外道發心出家的比丘，將他們對宇宙人生不明瞭的地方，以及有疑難的問題，紛紛提出來請佛解釋；有些也是佛自動對比丘們懇切的開示，這些生活中金科玉律的語錄，集合起來，共有四十二段。我們逐段欣賞玩味，感覺得每一段皆含有重要的意義，而且每段皆自成一章，因此就成為這一部《佛說四十二章經》。 這部《四十二章經》的內容，對我們現實的人生，富有啟發作用，可以說它是引導我們修身、行持、處世、待人、乃至成佛的解脫之道。
0.33 万字 | 2019-04-07 14:27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