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五代史原称五代史，或梁唐晋汉周书，共一百五十卷，修于宋太祖开宝六年（公元九七三年）四月至七年闰十月，由薛居正监修，卢多逊、张澹、李昉等同修。后欧阳修五代史记出，称为新五代史，薛史则称为旧五代史。原书已佚，现行本是清乾隆四十年时的辑本。旧五代史所叙述的历史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最后一次大规模分裂割据的时期。 从公元九○七年朱温称帝起，到九六○年北宋建立，五十多年间，中原地区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王朝前后相继，中原以外有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南平、北汉等十个独立王国，史称「五代十国」，其中还没有包括当时我国境内契丹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这个时期，在全国各地，特别是中原地区的分裂割据政权之间，充满了激烈的军阀混战，造成了频繁的王朝更迭。五代大地主军阀集团的割据政权是极端残暴、极端腐朽的，旧五代史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这些政权的反动统治。他们「徵搜舆赋，竭万姓之脂膏」。［一］他们「峻法以剥下，厚敛以奉上」。［二］他们急徵暴敛，明抢暗夺，或使「数州之［一］旧五代史卷三四唐庄宗纪八［二］旧五代史卷一四六食货志民，屠啖殆尽，荆棘蔽野，煙火断绝，凡十余年」，［一］或使「一方之民，若据炉炭」。［二］他们甚至用泥土製钱，因杨柳吐絮而徵税，把山中的野草当茶卖！他们「卖官鬻狱，割剥蒸民，率有贪猥之名」。［三］更有甚者，后晋石敬瑭不惜匍匐于契丹军事集团脚下，甘当「儿皇帝」。旧五代史揭露的军阀割据势力的种种罪恶行径，对于我们认识历史上分裂割据的危害性和维护全国统一的重要意义，无疑是有益处的。 旧五代史在编撰上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它基本上取材于五代时人所修的各种实录。 这些实录「皆无识者所为，不但为尊者讳，即臣子亦多讳饰」。［四］旧五代史在转述时，不可避免地会带上它们固有的缺陷。石敬瑭这样的无恥之尤，獲得了「旰食宵衣，礼贤从谏」，「能保其社稷」［五］的美名。桑维翰是首先提倡投靠契丹军事贵族集团的，旧五代史编撰者却为之開脱，说「和戎之策，固非误计」，［六］讚美桑维翰是「効忠」后晋的「社稷臣」。［七］冯道毫无骨气，一生投靠过许多搞分裂割据的军阀，旧五代史的作者却说：「道之履行，鬱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體。」［八］这些论述，完全违反了历史事实，不能不说［一］旧五代史卷一五李罕之传［二］旧五代史卷一三五僭伪列传二刘陟传［三］旧五代史卷九八安重荣传［四］十七史商榷卷九三［五］旧五代史卷八○晋高祖纪六是旧五代史的重大缺陷。此外，旧五代史还有其他许多缺点，如材料芜杂，概括力差观点不统一，大多数文章写得很不高明，等等。 就史料價值而言，由于旧五代史编撰者大都亲身经历过五代的历史场面，见闻较近，因而保存了比较丰富的原始资料。相反，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删去了许多应当保留的重要史料。因此，两者还是可以互相补充的。 北宋时期，新旧两史並行。金章宗泰和七年（公元一二○七年）规定「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欧阳修所撰」。［一］到了元代，旧五代史就逐渐不行于世。清乾隆中开四库馆时，未能找到原本。馆臣邵晋涵等就永乐大典中辑录排纂，再用册府元龟、资治通鑑考異等书引用的旧五代史材料作补充，大致恢复了原来面貌的十分之七八。同时还从其他史籍、类书、宋人说部、文集、五代碑碣等数十种典籍中辑录了有关的资料，作为考異附注，与今辑本旧五代史正文相五补充印证，在不少方面丰富了原本的内容。今辑本旧五代史作为四库金书之一，于乾隆四十年（公元一七七五年）编成缮写进呈，标明原文辑录出处，补充和考证史实的注文附在有关正文之下，部分文字考订则另附黄色粘籤。一九二一年南昌熊氏曾影印出版（简称「影库本」）。后来又有乾隆四十九年（公元一七八四年）缮写的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和武英殿刊本（简称「殿本」），补充史实的注文仍附于正文之下，文字、史实考订则作为「考证」附于卷末，文字颇有改动，内容也有不少增删，并删去了辑文的出处。现存的旧五代史一般刊本及石印本都是根据殿本翻印的。此外，还有乾隆时期孔荭谷的校抄本（简称「孔本」，现仅看到近人章钰过录本）、彭元瑞校抄本（简称「彭本」）及抱经楼卢氏抄本（简称「卢本」），它们都以保存辑文出处为贵，内容大致和影库本相同。其中孔本是根据较早的辑录稿本抄写的，未改的清朝忌讳字较多，并保存了后来编定本删去的数十条注文。至于一九二五年的嘉业堂刊本（简称「刘本」），则以卢本为底本，再根据殿本作了大量校补，体例比较芜杂。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旧五代史，就是根据刘本影印的。 本次整理校点旧五代史时以影库本为底本，同时用殿本、刘本及其他三种抄本参校，并适当吸收了邵晋涵的批校及孔荭谷、彭元瑞等人的校勘成果。对史文辑录所据和注文引用的史料出处，除根据原书通行本进行必要的校勘外，还参校了残宋本册府元龟影印底样、复旦大学藏旧抄本五代会要、周星诒过录的顾广圻校五代史补五代史阙文、永乐大典残卷膠卷及照片。凡有增删或重要異文可备参考的，一律作为校记附于卷末。辑本因避讳而改动的文字，除影响文义的外，一般不再改回。有些古代少数民族的人名等，辑本曾按照当时官定的辽史索伦国语解的译名作了改动。这种译名后来并不通行今均恢复原文，于译名第一次出现处出校。辑本原注永乐大典、册府元龟的卷数颇有错误和脱漏，今有原本可查对的迳予改正增补。关于注文，除保留影库本原有的外，还在避免重複的原则下，根据邵晋涵旧五代史考異、殿本、孔本等作了增补，并注明来源，以求成为比较完备的本子。由于旧五代史的版本流传问题比较複杂，现把一些重要版本的序跋附录书后以供参考。
84.11 万字 | 2019-04-05 15:56更新
五代史阙文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宋王禹偁撰。禹偁字元之，钜野人，太平兴国八年进士，官至知黄州，事迹具《宋史》本传。是书前有《自序》，不著年月。考书中“周世宗遣使谕王峻”一条，自注云：使即故商州团练使罗守素也，尝与臣言以下事迹。是在由左司谏谪商州团练副使以後，其结衔称翰林学士，则作於真宗之初。是时薛居正等《五代史》已成，疑作此以补其缺。然居正等书凡一百五十卷，而《序》称臣读《五代史》总三百六十卷，则似非指居正等所修也。晁公武《读书志》曰：凡十七事。此本《梁史》三事、《後唐史》七事、《晋史》一事，汉史二事、《周史》四事，与晁氏所记合。盖犹旧本。王士祯《香祖笔记》曰：王元之《五代史阙文》仅一卷，而辨正精严，足正史官之谬。如辨“司空图清真大节”一段，尤万古公论，所系非眇小也。如叙“庄宗三矢告庙”一段，文字淋漓慷慨，足为武皇父子写生。欧阳《五代史·伶官传》全用之，遂成绝调。惟以张全义为乱世贼臣，深合《春秋》之义。而欧阳不取，於《全义传》略无贬词。盖即旧史以成文耳。终当以元之为定论也云云。其推挹颇深。今考《五代史》，於朱全昱、张承业、王淑妃、许王从益、周世宗符皇后诸条，亦多采此书。而《新唐书·司空图传》即全据禹偁之说。则虽篇帙寥寥，当时固以信史视之矣。出《四库总目提要》 宋王禹，禹偁字元之，钜野人，太平兴国八年进士，官至知黄州，事迹具《宋史》本传。
0.50 万字 | 2019-04-06 20:38更新
刘郁撰写《西使记》记载了元朝派使节觐见旭烈兀的情况，其中有关于回回医药(即阿拉伯医药)的见闻，增加了当时中国人对回回医药的认识。书中所记载的阿只儿、阿息儿、奴哥撒儿3种回回药物，被收录进了《本草纲目》。
0.33 万字 | 2019-04-06 22:39更新
东京梦华录：十卷作者：（宋）孟元老等著笔记。宋孟元老着。孟元老﹐号幽兰居士﹐生平不详。 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随父到汴京﹐汴京沦陷后南迁江左﹐后追忆昔日汴京都市繁华以着此书。共10卷﹐备记北宋都市生活及其风土民情﹐搜集了徽宗时期丰富的社会经济文化资料。其中第5卷“京瓦伎艺”条﹐写当时勾栏瓦肆说书和演杂剧的情形﹐第9卷“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条﹐写当时的歌舞伎艺﹐常为考证当时文艺者所引用。 和《东京梦华录》性质相类似的还有《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粱录》﹑《武林旧事》等书。
3.36 万字 | 2019-04-06 23:13更新
在由秦入汉的学术转折中，陆贾《新语》是不容忽视的。《新语》连接着先秦与两汉的学术，地位较独特。尽管其时经学未隆，《新语》折射了不少经学信息，其中包括易学。由其用《系辞》文字的特点即可见《系辞》在汉以前流传颇广；陆贾以“仁义”说《易》，显示了较为独特的视角；其易学重义理，首开汉初学者以义理说《易》的风气，在孔门易学中居承前启后地位。==============================================================================陆贾是汉高祖刘邦身边颇为著名的文臣，号称「有口辩士」。雖然在世時位不過「太中大夫」，也未被封侯，但在《史記》、《漢書》中，卻是與蕭何、韓信、叔孫通、張蒼等人並列於建立漢家制度的元勳。虽然在世时位不过「太中大夫」，也未被封侯，但在《史记》、《汉书》中，却是与萧何、韩信、叔孙通、张苍等人并列于建立汉家制度的元勋。陸賈不純然是位儒者，而是位解決問題之人。陆贾不纯然是位儒者，而是位解决问题之人。而解決問題之前，首先需要對問題本身有所認知。而解决问题之前，首先需要对问题本身有所认知。因此，在他欲討論漢家天下需要些什麼之前，便先討論文明演進的問題。因此，在他欲讨论汉家天下需要些什么之前，便先讨论文明演进的问题。陸賈在《新語．陆贾在《新语．道基》篇中，提出一個簡單的歷史進化過程，將華夏文明發展分為四個時期：道基》篇中，提出一个简单的历史进化过程，将华夏文明发展分为四个时期：首先是「先聖」時期：首先是「先圣」时期：於是先聖乃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道，長幼之序。于是先圣乃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民始开悟，知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道，长幼之序。於是百官立，王道乃生。于是百官立，王道乃生。民人食肉飲血，衣皮毛；至於神農，以為行蟲走獸，難以養民，乃求可食之物，嘗百草之實，察酸苦之味，教人食五穀。民人食肉饮血，衣皮毛；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人食五谷。天下人民，野居穴處，未有室屋，則與禽獸同域。天下人民，野居穴处，未有室屋，则与禽兽同域。於是黃帝乃伐木搆材，築作宮室，上棟下宇，以避風雨。于是黄帝乃伐木构材，筑作宫室，上栋下宇，以避风雨。民知室居食穀，而未知功力。民知室居食谷，而未知功力。於是后稷乃列封疆，畫畔界，以分土地之所宜；闢土殖穀，以用養民；種桑麻，致絲枲，以蔽形體。于是后稷乃列封疆，画畔界，以分土地之所宜；辟土殖谷，以用养民；种桑麻，致丝枲，以蔽形体。當斯之時，四瀆未通，洪水為害；禹乃決江疏河，通之四瀆，致之於海，大小相引，高下相受，百川順流，各歸其所，然後人民得去高險，處平土。当斯之时，四渎未通，洪水为害；禹乃决江疏河，通之四渎，致之于海，大小相引，高下相受，百川顺流，各归其所，然后人民得去高险，处平土。川谷交錯，風化未通，九州絕隔，未有舟車之用，以濟深致遠；於是奚仲乃橈曲為輪，因直為轅，駕馬服牛，浮舟杖楫，以代人力。川谷交错，风化未通，九州绝隔，未有舟车之用，以济深致远；于是奚仲乃桡曲为轮，因直为辕，驾马服牛，浮舟杖楫，以代人力。鑠金鏤木，分苞燒殖，以備器械，於是民知輕重，好利惡難，避勞就逸；於是皋陶乃立獄制罪，縣賞設罰，異是非，明好惡，檢奸邪，消佚亂。铄金镂木，分苞烧殖，以备器械，于是民知轻重，好利恶难，避劳就逸；于是皋陶乃立狱制罪，县赏设罚，异是非，明好恶，检奸邪，消佚乱。在「先聖」時期，聖人從天文地理當中得到「人道」的體會，再從「人道」當中衍生出「王道」的概念。在「先圣」时期，圣人从天文地理当中得到「人道」的体会，再从「人道」当中衍生出「王道」的概念。而神農、黃帝、后稷、禹、奚仲等人則是針對人民的各種需求，創造了各式各樣的生活必需品與謀\生技能，並在物質條件的進步下，有了外在規範的需求，於是皋陶便建立了刑賞制度。而神农、黄帝、后稷、禹、奚仲等人则是针对人民的各种需求，创造了各式各样的生活必需品与谋生技能，并在物质条件的进步下，有了外在规范的需求，于是皋陶便建立了刑赏制度。換言之，這時聖人所提出的「人道」與「王道」，乃是一種自然而然人際關係，而各種工具、技能，以及隨之而來的刑賞制度，則是為了解決人民生活的需求而產生。换言之，这时圣人所提出的「人道」与「王道」，乃是一种自然而然人际关系，而各种工具、技能，以及随之而来的刑赏制度，则是为了解决人民生活的需求而产生。換言之，此時期的文明發展，乃著眼於「生活需求」上，讓人類可以生活得舒適一些、安定一些。换言之，此时期的文明发展，乃著眼于「生活需求」上，让人类可以生活得舒适一些、安定一些。而後，進入「中聖」時期：而后，进入「中圣」时期：民知畏法，而無禮義；於是中聖乃設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儀，明父子之禮，君臣之義，使強不凌弱，眾不暴寡，棄貪鄙之心，興清潔之行。民知畏法，而无礼义；于是中圣乃设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仪，明父子之礼，君臣之义，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弃贪鄙之心，兴清洁之行。在「中聖」階段，開始建立人民內在的品德，以內化方式將原屬外在的人倫關係與法律約束落實於自我操持中。在「中圣」阶段，开始建立人民内在的品德，以内化方式将原属外在的人伦关系与法律约束落实于自我操持中。這時乃是透過教育來強化既有人倫關係，並有以內在自我約束取代外在法律規範的意味。这时乃是透过教育来强化既有人伦关系，并有以内在自我约束取代外在法律规范的意味。這個時期，文明的發展仍是著眼於「生活需求」，但卻是與「先聖」期的需求有著明顯的不同。这个时期，文明的发展仍是著眼于「生活需求」，但却是与「先圣」期的需求有着明显的不同。「先聖」期的需求，乃是人與自然爭的階段，多數人所擁有財富、地位條件大致相同，所需所求皆向自然求。「先圣」期的需求，乃是人与自然争的阶段，多数人所拥有财富、地位条件大致相同，所需所求皆向自然求。而刑賞制度(法律)的存在，只需降低人與人之間可能的磨擦，便能促使社會的和諧與穩定。而刑赏制度(法律)的存在，只需降低人与人之间可能的磨擦，便能促使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至於「中聖」期，由於文明的發展、謀\生技術的演進，這時已進入人與人爭的局面，社會已開始有「強」與「弱」、「眾」與「寡」的階層分化。至于「中圣」期，由于文明的发展、谋生技术的演进，这时已进入人与人争的局面，社会已开始有「强」与「弱」、「众」与「寡」的阶层分化。當人們懂得恃強與恃眾去爭時，單靠外在的刑罰制度，必難有效遏止「強凌弱」、「眾暴寡」的可能局面，因而才必需將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關係內化於人的自我操持中，建立人格與品德。当人们懂得恃强与恃众去争时，单靠外在的刑罚制度，必难有效遏止「强凌弱」、「众暴寡」的可能局面，因而才必需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内化于人的自我操持中，建立人格与品德。至「後聖」階段，則又是另一種局面：至「后圣」阶段，则又是另一种局面：禮義不行，綱紀不立，後世衰廢。礼义不行，纲纪不立，后世衰废。於是後聖乃定五經，明六藝，承天統地，窮事察微，原情立本，以緒人倫，宗諸天地，纂脩篇章，垂諸來世，被諸鳥獸，以匡衰亂。于是后圣乃定五经，明六艺，承天统地，穷事察微，原情立本，以绪人伦，宗诸天地，纂修篇章，垂诸来世，被诸鸟兽，以匡衰乱。天人合策，原道悉備，智者達其心，百工窮其巧，乃調之以管弦絲竹之音，設鐘鼓歌舞之樂，以節奢侈，正風俗，通文雅。天人合策，原道悉备，智者达其心，百工穷其巧，乃调之以管弦丝竹之音，设钟鼓歌舞之乐，以节奢侈，正风俗，通文雅。從「先聖」至「中聖」，一直都是缺什麼補什麼，若就崇古賤今者而言，那幾乎已是一個完美社會的典範。从「先圣」至「中圣」，一直都是缺什么补什么，若就崇古贱今者而言，那几乎已是一个完美社会的典范。然而，既然完美了，為什麼還會有「後聖」？然而，既然完美了，为什么还会有「后圣」？陸賈沒有明說，但就其「後聖」階段的論述來看，顯然是「中聖」的努力失敗了，無法讓「禮義」、「綱紀」確切地實踐於人民的生活當中。陆贾没有明说，但就其「后圣」阶段的论述来看，显然是「中圣」的努力失败了，无法让「礼义」、「纲纪」确切地实践于人民的生活当中。至於失敗的原因，也許就是「中聖」無法「承天統地」、「原情立本」的關係。至于失败的原因，也许就是「中圣」无法「承天统地」、「原情立本」的关系。「承天統地」是對天道的理解，「原情立本」是對人道的認識，唯有對「天道」與「人道」有所掌握，才能達到「天人合策，原道悉備」的境界。「承天统地」是对天道的理解，「原情立本」是对人道的认识，唯有对「天道」与「人道」有所掌握，才能达到「天人合策，原道悉备」的境界。然而，陸賈終究不是個崇古論者，他並不認為「後聖」之後，一切便進入完美狀態，這是由於文明是無時無刻不在進步的，不論是誰當家作主，都有著需面對的時代問題：然而，陆贾终究不是个崇古论者，他并不认为「后圣」之后，一切便进入完美状态，这是由于文明是无时无刻不在进步的，不论是谁当家作主，都有着需面对的时代问题：後世淫邪，增之以鄭、衛之音，民棄本趨末，技巧橫出，用意各殊，則加雕文刻鏤，傅致膠漆丹青、玄黃琦瑋之色，以窮耳目之好，極工匠之巧。后世淫邪，增之以郑、卫之音，民弃本趋末，技巧横出，用意各殊，则加雕文刻镂，傅致胶漆丹青、玄黄琦玮之色，以穷耳目之好，极工匠之巧。夫驢騾駱駝，犀象玳瑁，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水藏，擇地而居，潔清明朗，潤澤而濡，磨而不磷，涅而不淄，天氣所生，神靈所治，幽閒清淨，與神浮沈，莫不效力為用，盡情為器。夫驴骡骆驼，犀象玳瑁，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水藏，择地而居，洁清明朗，润泽而濡，磨而不磷，涅而不淄，天气所生，神灵所治，幽闲清净，与神浮沉，莫不效力为用，尽情为器。故曰，聖人成之，所以能統物通變，治情性，顯仁義也。故曰，圣人成之，所以能统物通变，治情性，显仁义也。這個部份，陸賈談的是一個社會風氣的問題。这个部份，陆贾谈的是一个社会风气的问题。由於物質文明的進步，人類的生活愈來愈趨淫邪。由于物质文明的进步，人类的生活愈来愈趋淫邪。這種被老子說成「五色令人目盲」的負面狀態，卻未讓陸賈片面地否定物質文明，而是把所有可供玩樂的器物，都視為上天給予人類的美好之物。这种被老子说成「五色令人目盲」的负面状态，却未让陆贾片面地否定物质文明，而是把所有可供玩乐的器物，都视为上天给予人类的美好之物。這些外在物質雖有迷惑人心的能力，但只要能夠「統物通變」，役物而不役於物，自然就不會被這些器物所迷惑，進一步還可以「治情性，顯仁義」，發揮外在物質的正面功能。这些外在物质虽有迷惑人心的能力，但只要能够「统物通变」，役物而不役于物，自然就不会被这些器物所迷惑，进一步还可以「治情性，显仁义」，发挥外在物质的正面功能。有不少學者談及陸賈的文明史觀時，認為他把人類社會的文明發展判定為「先聖」、「中聖」、「後聖」三期。有不少学者谈及陆贾的文明史观时，认为他把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判定为「先圣」、「中圣」、「后圣」三期。這當然是正確的，不過，陸賈終究是個現實的「有口辯士」，而非學者、儒生。这当然是正确的，不过，陆贾终究是个现实的「有口辩士」，而非学者、儒生。他所做的分期，實是為了鋪陳接下來的「現在」，而非對古代文明發展有多大的興趣。他所做的分期，实是为了铺陈接下来的「现在」，而非对古代文明发展有多大的兴趣。而「統物通變」之說，正是為了突顯漢初之人(特別是劉邦)的努力空間，強調人類的自由意志。而「统物通变」之说，正是为了突显汉初之人(特别是刘邦)的努力空间，强调人类的自由意志。若不能於此處有所掌握，便容易陷於「法先王」與「法後王」的儒、法之爭。若不能于此处有所掌握，便容易陷于「法先王」与「法后王」的儒、法之争。或言陸賈為外儒內法之學者、戰國縱橫之餘緒；或言陸賈之言卑之無甚高論，純為草莽皇帝劉邦的啟蒙教科書。或言陆贾为外儒内法之学者、战国纵横之余绪；或言陆贾之言卑之无甚高论，纯为草莽皇帝刘邦的启蒙教科书。兩說均有所偏，難以體認陸賈之用心矣。两说均有所偏，难以体认陆贾之用心矣。附記：網路上的文章，本不該摘引如許多之原文。附记：网路上的文章，本不该摘引如许多之原文。只是陆贾《新语》并不属于常见国学经典，读过之人少之又少因而将〈道基〉一节关乎文明发展分期之说原文几近全引，以利讨论之进行。
0.43 万字 | 2019-04-07 13:56更新
《菜根谭》成书于明代万历年间。400多年来，广为流传，历久不衰，人们对其评价颇高。《菜根谭》有多种版本传世。作者洪应明，字自诚，号还初道人，生平事迹不详。本书在参照各种权威版本的基础上，精心筛选出最具可靠性、最具时代性、最具契合度的360余条经典原文。为便于阅读，我们将全书分为处世篇、修持篇、养身篇、闲适篇，并编制了主题目录。书中准确流畅的“释义”和详尽的“注释”，更便于您去阅读和理解。独特的“新解”，意在扬弃封建糟粕，赋予时代新义，为您处理社会问题时提供有益的借鉴。短小精悍的“专栏故事”，集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让您在捧腹开怀之际，体会到更深层的生活哲理。收集百家之言，共同“品味菜根”之香，使您从中采撷更丰富的人生智慧。 《菜根谭》是一本论述修身处世，待人接物应事的格言集，它揉合了儒家的中庸思想，道家的无为思想和佛家的出世思想。 它形成了一种在世出世的处世方法体系，由于它讲的是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因此流传久远，直到现在仍有颇多启发价值。无论是成功者还是失意者，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语句。
1.89 万字 | 2019-04-07 14:13更新
《增广资文》又名《昔时贤文》、《古今贤文》。书名最早见之于明代万历年间的戏曲《牡丹亭》，据此可推知此书最迟写成于万历年间。后来，经过明、清两代文人的不断增补，才改成现在这个模样，称《增广昔时贤文》，通称《增广贤文》。作者一直未见任何书载，只知道清代同治年间儒生周希陶曾进行过重订，很可能是民间创作的结晶。 《增广贤文》以有韵的谚语和文献佳句选编而成，其内容十分广泛，从礼仪道德。典章制度到风物典故、天文地理，几乎无所不含，但中心是讲人生哲学、处世之道。其中一些谚语、俗语反映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勤劳朴实、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如“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寅”，“一饭一粥，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等；许多关于社会、人生方面的内容，经过人世沧桑的千锤百炼，成为警世喻人的格言，如“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乐不可极，乐极生悲’等；一些谚语、俗语总结了千百年来人们同自然斗争的经验，成为简明生动哲理式的科学知识，如“近水知鱼性，近山知鸟音”，“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早逢春”等。
0.78 万字 | 2019-04-07 14:00更新
《春秋繁露》共十七卷，为归在汉景帝及汉武帝时博士董仲舒（约公元前一七九至一零四）名下的一部哲学着作。 这部书以《公羊传》的阐释为中介，按今文经学来描述《春秋》中的伦理道德及政治原则，并根据当时所流行的阴阳五行观念而加以进一步确证。有些人认为《春秋繁露》最全面地表述了公元前一四三年被定为正统的学说。 《汉书·艺文志》，第1727页，在儒家类，董仲舒名下，着录有《董仲舒》123篇，而没有提到《春秋繁露》这一书名。在「春秋」类中，着录了《公羊董仲舒治狱》16篇（《汉书·艺文志》，第1714页）。在《董仲舒传》中，班固记载其着述共达及23篇，「繁露」是作为他解说《春秋》的诸专论中的一个篇名而出现的《汉书》卷五十六，第2525—2526页）。（春秋繁露词》这一书名最早出现于5世纪或6世纪初的《西京杂记》（卷二，第4页上，《四部丛刊》本）中，在阮孝绪（479—536）的《七录》中，《春秋繁露》这一书名才与（汉书。艺文志》中为董仲舒所列的条目联繫在一起。 「春秋繁露」一词的含义并未能确定。依据南宋《中兴馆阁书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引）谓：「「繁露」，冕之所垂，有联贯之象。春秋比事属辞，立名或取诸此。」不过通常上此书名按字面意思简单地被理解为「《春秋》繁多之露」。 通行本由82篇构成，其中有3篇（第39、40、54篇） 原文已不存在；各篇的形式、内容以及写作时间都不相同。大多数是对《春秋》中的术语、事件和段落作出解释和说明，此外也说明其所含的道德和政治想想与认识到的宇宙观体之间的关系。第1—6、23、25、28、30、46篇写的是董仲舒的答对，它们要么是有关其具体学说的解释，要么是对批评者的答覆；第71篇是董仲舒对一名朝廷官员提出的有关郊事问题的问答已录；第32、38篇是董仲舒作为顾问对诸侯王谘询问题的作答记录，第3Z、38、71三篇无疑是董仲舒弟子所作，而非董仲舒本人所写。第73篇採用了颂的形式，因而与其他篇章极不相同。
7.39 万字 | 2019-04-07 14:13更新
春秋战国时期，风云际会，既出现了一些所谓的“乱臣贼子”，也诞生了诸多影响深远的文化巨人，庄子乃其中之一。作为战国时期思想文化领域内的一颗璀璨的巨星，庄子及其所著《庄子》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对象。 《庄子》一书犹如一泓池水，可供众多的学者和《庄子》追随者畅游于其间。《庄子》一书同先秦诸子百家作品一样，不是庄子一人所作，而是庄子学派著作总集，其中有的出自庄子手笔，有的是其弟子根据庄子的日常谈话整理而成，还有的是庄子的后学所撰写。 《庄子》一书以其怪诞神异的人物形象、变幻莫测的故事情节、恣肆汪洋的行文风格和浑然天成的艺术境界，赢得了无数文人雅士的交口称赞，可以说，《庄子》是中国古代浪漫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br》《庄子》是继《老子》之后体现道家学说的一部极其重要的作品。现今通行的《庄子》一书，是晋代郭象的注本，分为“内篇”、“外篇”、“杂篇”三部分。其中“内篇”七篇，“外篇”九篇，“杂篇”八篇，共三十三篇。从思想内容和文章风格等方面来看，“内篇”主要是庄子本人之作，而“外篇”和“杂篇”则多出自庄周弟子或其后学之手。
8.92 万字 | 2019-04-07 18:52更新
宋 郑克 撰。是书《宋志》作二十卷。晁公武《读书志》、陈振孙《书录解题》俱题作《决狱龟鉴》，盖一书而异名者也。大旨以五代和凝《疑狱集》及其子蒙所续均未详尽，因采摭旧文，补苴其阙，分二十门。其间论断，虽意主尚德缓刑，而时或偏主於宽，未能悉协中道。所辑故实，务求广博，多有出於正史之外者，而亦或兼收猥琐，未免厖杂。然究悉物情，用以广见闻而资触发，较和氏父子之书，特为赅备。晁公武《读书志》称其依刘向《晏子春秋》，举其纲要为之目录，体例井然，亦可谓有条不紊者矣。《书录解题》载其目凡二百七十六条，三百九十五事。今世所传鋟本，祗存五门，馀皆散佚。惟《永乐大典》所载尚为全书，而已经合并连书，二十卷之界限，不复可考。谨详加校订，析为八卷。卷数虽减於旧，其文则无所缺失也。==============================================================================《折狱龟鉴》又名《决狱龟鉴》是在五代和凝父子的《疑狱集》的基础上而成，复采摭旧文，广增条目，附益宋事，每条又加以论断、评述，故成书之后，历南宋、元、明、清4朝800多年，文为流传，为世人所重。是我国历史上一部不朽的名著，影响久远，就是在今天，书中所阐明的有些基本经验和方法，对侦破、审判、察伤、辨诬、决疑等司法实际工作也并不丧失其参考和借鉴作用。
7.52 万字 | 2019-04-07 19:25更新
《武经总要》是北宋封建王朝用国家力量来编辑的一部大型综合性兵书，也是我国第一部官修兵书。它对于军事组织、军事制度。用兵选将、步骑训练、行军宿营、古今阵法、战略战术、武器装备的制造和使用、军事地理、历代用兵实例、阴阳星占等各个方面都有所论述。其中营阵和武器装备两部分，还附有大量的插图。“前集备一朝之制度、后集具历代之得失”（《四库总目。兵家类》），较完整地保存了北宋前期的军事制度；“采春秋以来，列国行师制敌之谋，出奇决胜之策，并著予篇，随其效应依仿兵法以分其类目。”极便查找。所以，它不仅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特别是前集价值更大一些。后集的内容，一部分是辑录前代用兵的故事，一部分是论述“兵阴阳”。但是它对于兵阴阳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认为阴阳为军事天文，是用兵的辅助条件，“仰观天文著在图籍，昭昭可验者也。”反对舍人事任鬼神。它说：对于阴阳“使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任鬼神。凡誓军旅履行阵，制胜决于人事；参以天变，则衄者鲜。”尽管它这样认识，但是所辑录的阴阳占卜资料却多属诡诞迷信之谈。 《武经总要》的编纂反映了宋朝至仁宗时军事思想的变化。众所周知，宋初为防止武臣夺权，以“安内”为首，实行以文制武，“将从中御”的治军原则，致使宋军屡遭失败。在血的教训面前，宋朝廷开始否定宋太祖以来的军事思想，认识到“国事在戎，设营卫以整其旅。”（宋仁宗《武经总要序》）在朝廷敕命编纂的这部兵书中，总结了包括宋代在内的历代战争经验，重新肯定了“兵贵知变”这一兵家的优秀传统思想；重视将帅的作用和选拔，指出“君不择将，以其国与敌也”；重视军队的训练，认为“盖士有未战而震慑者，马有未驰而疲汗者，非人怯马弱，不习之过也”；重视赏罚，“申赏罚以一其心”，具体规定了“赏格”、“罚条”，等等。 《武经总要》记载了丰富的古代科学资料，尤其是首次比较全面具体的记载了古代各种武器装备的制造技术。所记载的北宋时期武备上使用的各种长短兵器、远射兵器和防御武器的说明及附图，生动地勾画出了自南北朝、隋、唐、五代传袭而来迄宋更有发展的武器形象的轮廓。它所涉及的科学内容，用现代科学术语表达，包括化学、力学、声学、磁学、热学等，有些方面代表了我国宋代的科学技术水平，有些记载则是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发现。如我国古代四大发明，本书就详细记载了其中的两种。一种是指南鱼。磁性指南在我国发源甚古，汉代王充《论衡》中已出现指南构。西晋崔豹的《古今注》中也提到过指南鱼，但如何制做，未有详载。《武经总要》第一次详细记载了制做方法：“鱼法以薄铁叶剪载，长二寸，阔五分，首尾锐为鱼形，置炭火中烧之，候通赤，以铁钤钤鱼首出火，以尾正对子位，蘸水盆中，没尾数分则止，以密器收之，用时置水碗于无风处，平放鱼在水面令浮，其首常南向午也。”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记载的用地球磁场进行人工磁化的方法。尤其可贵的是，那时我国先人已意识到地球有磁倾角存大，所以，懂得“没尾数分则止”，不让铁片与地面平行放置。另一种是火药配方。火药虽然在唐代已经发明，但最早明确记载火药配方的是《武经总要》。在前集卷十一和卷十二中，记述了三个火药的配方：毒药烟球法，用13种药料，捣合为球；蒺藜火球法，含有10种药料；火炮火药，含有14种药料。另外还记载了现代意义上的火箭，即前集卷十二记载的“放火药箭者，则加桦皮羽，以火药五两贯链后，燔而发之”。《武经总要》在科学技术史，尤其是军事技术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于我国古代文化史的研究也有着重要作用。 《武经总要》于庆历四年（1044年）经宋仁宗核定后首次刊行。南宋绍定四年（1231年）又曾重刻。但两宋刊本今均不得见。现存较早的版本是明弘治、正德间（1488年—1521年）据宋绍定本重刻本。此本遇宋帝、本朝字样提行，庙讳痕迹仍有保留，可以看作是覆宋本。1959年中华书局曾将此本前集影印出版。明弘治十七年李赞刻本、明嘉靖刻本、明金陵书林唐富春刻本、明刻本、明万历三十六年庄重抄本等明刻明抄本都是善本。现存版本中惟以《四库全书》本和以此本为底本影印的《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最劣，此本的重要问题是内有缺页，妄事连缀；擅改原著中的“北虏”、“匈奴”等文字；抄写错误；插图失真。 曾公亮（999～1078），字明仲，号乐正，宋福建晋江人，少时即很有抱负，且器度不凡，为人“方厚庄重，沈深周密”，他“以父荫授大理评事。”却坚不赴调。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举进士甲科第五名，授越州会稽知县。六年（1028年），他治理镜湖，立斗门，泄水入曹娥江，使湖边民田免受水涝之苦。数年后，晋升入京，任国子监直讲，后改作诸王府侍讲。不信，升任集贤殿校理、天章阁侍讲、知制诰兼史馆修撰。庆历八（1048）仁宗下召求言。曾公亮上疏条陈六事，都是针对当时积弊所发的改革建议。他关心国计民生，为官清兼，是个有作为的封建官吏。由于政绩卓著，因而得了宋仁宗的器重。皇祜三年（1051年）升翰林学士；嘉祜元年（1056年）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与宰相韩琦共同主持朝中政事。曾公亮不但善于政事，而且十分重视边防和军事建设，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在其五十年政治生涯中，从知县直至同中书门下省平章事（宰相），为政有声，崇仁守正，识度精审，练达治体，深谙兵法。仁宗时，受命与丁度等主编《武经总要》，历四载（1040-1044年）。其他著述尚有《英宗实录》三十卷、《元日唱和诗》一卷，并主持《新唐书》编纂工作。 丁度（990～1053），字公稚，宋开封人。官至参知政事。仁宗时，奉诏与李淑等刊修《韵略》，改称《礼部韵略》。又依例刊修《广韵》成《集韵》，改并《广韵》独用韵为同用的13处。另有《迩英圣览》、《编年总录》等著作。他对当时军事形势非常注意，著有《备边要览》，并奉诏与曾公亮等诸儒集体编撰《武经总要》，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著作之一。
45.21 万字 | 2019-04-07 21:15更新
令狐德棻、长孙无忌、魏征 | 正史 | 已完结
隋书八十五卷，包括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 公元六二一年（唐武德四年），令狐德棻建议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各朝史。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着手编撰，但历时数年，没有成书。六二九年（贞观三年），重修五朝史，由魏徵「纪知其务」，並主编隋书。参加隋书编修的还有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等人。六三六年（贞观十年），隋书的帝纪、列传和其他四朝史同时完成，合称「五代史」。 当时「五代史」尚未有志。六四一年（贞观十五年），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等又奉命续修史志。初由令狐德棻监修，六五二年（永徽三年），改由长孙元忌监修。六五六年（显庆元年）成书，共十志，三十卷。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篇记载：书成之后，「其篇第虽编人隋书，其实别行，俗呼为’五代史志’」。又据李延寿北史序传，当时也称为「隋书十志」。从内容来说，十志虽然是配合五朝史的，但记述隋朝部分较详，对梁、陈、齐、周等都列举朝代名，于隋则往往仅称帝号或年号，可见编写时就以隋朝为主。旧唐书著录隋书八十五卷，卷数与今本相合，而没有另列「五代史志」或「隋书十志」，是后晋时隋书已包括十志在内。 隋书的「纪传」和「志」都成于众手，到宋朝初年，所题撰修人姓名已很不一致（参见宋天圣二年隋书刊本原跋）。一○二四年（宋天圣二年）刊刻隋书时，「纪传」部分题魏徵撰，「志」的部分题长孙无忌撰，遂为后来各本所沿袭。 两唐书经籍、艺文志著录的隋史专著，有王劭隋书等多种，后来都已失传，只有这部隋书流传下来。它对于我们今天瞭解和研究隋朝的历史，是一部重要的史籍。 隋书十志中记载了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但记述范围有时概括整个南北朝时期，甚至追溯到汉魏。食货志记载了自东晋以来按官品占有劳动力的等级制度、课役制度以及当时的货币制度，刑法志记载了梁以来律书的编定和「皇家」立法毁法的情况，都写得略具轮廓，多少反映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特点。地理志大体按照隋朝的行政区划，记载了南北朝以来的建置沿革，並保存了当时经济史和交通史等方面的资料。律曆志和天文志出于曆法学家李淳风之手，对南北朝以来天文曆法上的成就，作了总结性的叙述。数学家祖沖之关于圆周率的研究成果，曆法学家张子信和刘焯关于「日行盈缩」规律的研究成果，都保存在律曆志里。其中还有关于汉魏以来度量衡制度演变的记载，是经济史上的重要资料。音乐志记载的南北朝时期国内各地区以及国内外乐舞艺术交流的情况，说明了导致隋唐「燕乐」产生的历史条件。燕乐是以中原音乐为主体，融合了多种音乐因素而形成的，在中国音乐史上有较大的影响。经籍志是继汉书艺文志后又一部古代文献总录，除著录当时所存的著作以外，还附载了一些已经亡佚的书，并论述学术的源流。它所採用的图书分类法，直至清代相沿未变。 隋书最早的本子是宋天圣二年刻本，已经失传。本书校勘，用的本子有以下九种： 一、宋刻遞修本，现存六十五卷，校记中简称「宋小字本」。 二、另一种宋刻本，只存五卷，简称「宋中字本」。 三、元大德饶州路刻本，简称「元十行本」（商务印书馆「百衲本」即据此影印）。 四、元至顺瑞州路刻明修本，简称「元九行本」。 五、明南京国子监本。 六、明北京国子监本。 七、明汲古阁本。 八、清武英殿本。 九、清淮南书局本。 在以上九种之中，主要是用宋小字本和两种元刻本互校，并参校其他刻本，择善而从。版本校勘，一般不出校记。此外，还参校了通典、太平御览、册府元龟、资治通鑑通志等书的有关部分，并採用了前人对隋书的一些研究成果。关于书中的避讳字，天干「丙」字，唐人讳改为「景」，现一律回改。其他避讳字，一般不改，只在第一次出现时写出校记。
85.83 万字 | 2019-04-05 15:38更新
令狐德棻、岑文本、崔仁师 | 正史 | 已完结
公元六世纪二十年代，黄河流域的各族人民大起义，瓦解了统治中国北部的北魏（公元三九六至五三四）封建王朝。在这场激烈的阶级搏斗中，地主阶级纷纷组织反动武装，共同镇压起义军，同时又互相争霸。最后在北方形成东魏（公元五三四至五五○）和西魏（公元五三五至五五六）两个封建割据政权，与割据江淮以南的梁（公元五○二至五五七）政权三分鼎立。后来，东魏改齐（公元五五○至五七七），西魏改周（公元五五七至五八一）后人称它为「北周」。在南方，陈（公元五五七至五八九）也取代了梁。 西魏、北周封建政权是以鲜卑豪强宇文泰为首的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的联合统治。这个政权的统治区域大致包括今陕西、宁夏、甘肃和四川的大部、山西西南部、湖北西部以及河南西部。公元五七七年，周灭齐，统一北方。五八一年，杨坚代周，建立隋朝。周书虽以周题名，实际上是记述从公元五三四年东、西魏分裂到五八一年杨坚代周为止四十八年的西魏、北周史。 公元六二一年（唐武德四年），起居舍人令狐德棻向李渊（唐高祖）建议编写梁、陈、齐、周、隋五朝「正史」。他的意见被採纳，並指派了各史编写人员，但没有认真进行。六二九年（贞观三年），旧事重提，德棻担任周书的主编，参加编写的有岑文本和崔仁师。六三五年（贞观十年），周书和其他四朝史同时完成。 令狐德棻（公元五八三至六六六），宜州华原（陕西耀县）人，出身门阀贵族，官至国子祭酒。他在唐初颇有文名，曾多次参加官书的编写。在历史书方面，他还参加和主持过新晋书、五代史志和所谓「国史」（即唐史）以及李世民（唐太宗）、李治（唐高宗）两朝实录的编写。岑文本，邓州棘阳（河南新野）人，也是唐初著名文人，官至中书令。周书中的史论多半是他写的。崔仁师，定州安喜（河北定县）人，官至中书侍郎、参知机务。 周书主编人令狐德棻的祖父令狐整是北周的大将军，宇文政权骨干人物之一，其他两个编写人也在不同程度上和宇文政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家世不止是周书编者所特有，包括唐朝王室在内的唐初当权人物，也多半就是西魏、北周骨干人物的嫡派子孙。这样就规定了对周书的特殊要求，即不仅要竭力歌颂宇文政权的骨干人物，所谓「关右旧族」、「八柱国、十二大将军」，而且啧啧叹赏「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凡是唐朝的达官贵戚，周书总要想法为他们在周代的祖先立传，並往往不惜歪曲事实加以颂扬。比如，杜杲並无多少值得记载的事跡，但他却是唐朝宰相杜如晦的曾伯祖，杜家是关中头等门阀，唐朝谚语说「城南韦、杜，去天尺五」，周书没有杜家的传，不是「缺陷」吗？因此特为杜杲立专传，但由于事跡实在不多，只得把他出使陈朝的一些无谓的应对之辞塞进传中，以充篇幅。萧詧是梁朝的宗室，为了争夺帝位，不惜勾结西魏军队进攻梁朝的疆土，导致江陵十余万人民沦为奴婢的惨禍，自己卑躬屈节，充当西魏军监护下的傀儡皇帝。而书中竟给他作出「盖有英雄之志，霸王之略」这样与本人立身行事截然相反的评语。其所以如此，正是因为这个萧詧是唐朝另一个宰相萧瑀的祖父。这类例子，周书中举不胜举。连唐代另一封建史家刘知几也说：唐初编写五朝史的特点，是「朝廷贵臣，必父祖有传」，而且「事有不同，言多爽实」。这种情況，虽为五朝史所共有，但周书显得比较突出。 周书在收集、考订史料方面也存在着问题。它的资料来源，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旧史，包括西魏史官柳虯所写（可能周代史官曾经续写）的官史和隋代牛弘没有完成的周史；二是唐初为了修史而徵集的家状之类。牛史是本书的盖本。刘知几曾经说过，周书只憑牛史，「重加润色」，「不能别求他述，用广異文」，可见周书根据的资料是很贫乏的。而且在很有限的资料范围内，考核修订的工作也是很草率的。我们曾将庾信为当时官僚贵族所作的碑志和本书有关列传比对，年月历官常有出入，其中有些可以確定是本传错了的。还有不少记事记年自相矛盾的地方。 虽然周书作为资料也很不完备，而且有不少错误，但是这部书对于我们研究、瞭解这段历史还有一定的资料價值。它基本上反映了宇文政权的建立，建立后三个对建政权间（特别是东西魏或齐周间）的战争，以及宇文政权上層内讧的有关情況。周书只有纪和传，没有志，一些有关土地、赋役以及所谓礼、乐、刑、政等制度的资料，写入五代史志，和隋书合编。但从散见于纪传的零星记载中，也保存了一些诸如奴婢、部曲、客女的地位，徵庸代役的开端，府兵制度的产生等，对于后来隋唐两代有影响的社会关係、政治、军事制度的片断的资料。本书最后一篇異域传混淆了当时国内少数民族和外国的界限，也有不少歪曲事实和侮辱性的记载。但其中也包含一些可供参考的历史资料，特别是各少数民族的传中反映了一些各族人民配合汉族人民反抗封建统治的顽强斗争。另外，传中第一次记载了突厥、稽胡的历史。散见于本书纪传的各地人民武装起义，西起秦陇（李贤传、史宁传）巴蜀（陆腾传、伊娄穆传、崔谦传、柳昂传等），东至幽州（宇文神举传），南达襄阳（伊娄穆传），北到太原（宇文神举传），以致迫近国都长安的莲勺也是「数有群盗」（刘志传）。这些都是当时各地人民反抗封建统治的历史资料。唐以前记述这段历史的史籍都没有传下来。稍后编写的北史，其中西魏、北周部分基本上是删节周书，很少补充改正。删改之处，有些是对的，有些却是删节不当或是改错了的。因此，就现存的有关这段历史的资料来说，周书成书较早，保存的资料也比较原始。 周书在宋初已经残缺，后人以北史和唐人某种史钞补上。公元一○○五年（宋景德二年）编辑册府元龟，引用周书缺卷各条已是后人的补本。宋人曾在本书缺卷后附有校语，说明不是周书原文，清人钱大昕也曾加考证。我们重新检查，残缺情況是：卷一八、卷二四、卷二六、卷三一、卷三二共五卷全缺；卷三六可能全缺，可能半缺；卷二一大半缺。此外，也有宋初未缺而传世各本脱去的大段文字，如卷六武帝纪下、卷三九杜杲传都脱去几百字，但册府元龟引文却没有缺。周书最早刻印的確切年月我们还不清楚。旧本宋人安焘、王安国、林希的目録序，内有「今既镂板以传学官」的话。据序文和宋晁公武郡齋读书志、李焘续通鑑长编，校刊南北朝各史的工作是公元一○六一年（宋嘉祐六年）开始交给「馆阁官」办理的。今考王安国和林希都在熙宁初任职馆阁，安国死于一○七四年（熙宁七年），则周书第一次刻板应在一○六八至一○七四年即熙宁元年至七年间。这个最早的本子早已不存。一一七四年（绍兴十四年），周书和其他六史在眉山重刻，即所谓「宋蜀本」或「眉山七史本」。这个本子也没有流传下来。现在流传的是南宋翻刻，并有元明两代补板的所谓「三朝本」。 用以互校的是下列七种本子： 一、南宋刻元明遞修本与百衲本的底本同，校记中简称「宋本」。 二、明万曆间赵用贤刻南京国子监本校记中简称「南本」。 三、明万曆间萧云举刻北京国子监本校记中简称「北本」。南、北监本都曾据北史或以意改补一些文字，底本都是有元明补板的南宋本。 四、明末毛氏汲古阁本校记中简称「汲本」。底本不详，与宋本、南本異者多同北本。 五、清乾隆四年（公元一七三九年）武英殿本校记中简称「殿本」。底本是北本。 六、清同治十三年（公元一八七四年）金陵书局本校记中简称「局本」。底本是汲古阁本。 七、一九三四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宋蜀刻元明遞修本」（实是南宋临安刻本，非蜀本。）校记中简称「百衲本」。此本虽说影印，但多据他本改正错字，也有改错了的，实际上成为另外一种本子。
32.95 万字 | 2019-04-05 15:42更新
魏书一百三十卷（如不分子卷，则是一百十四卷），内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八卷，志二十卷。内容记载了公元四世纪末至六世纪中叶的北魏王朝兴亡史。 早在拓跋珪建立北魏政权时，就曾由邓渊编写代记十馀卷，以后崔浩、高允等继续编写魏史，都採用编年体。太和十一年（公元四八七年），李彪参加修史，始改为纪传体，大概编写到拓跋弘统治时代。以后，邢峦、崔鸿等先后编写了高祖（元宏）、世宗（元恪）、肃宗（元诩）三朝的起居注。北齐天保二年（五五一），高洋命中书令兼著作郎魏收编写魏史，设置修史局，由太保、录尚书事高隆之监修，房延祐等六人先后参加修史。 魏收（五○五--五七二）字伯起，钜鹿（今河北平乡一带）人。他是北齐著名文人，和温子昇、邢子才齐名。早在北魏末年他就参加「国史」和起居注的编写。他在东魏、北齐虽然官职步步高升，直做到尚书右仆射，但除起草诏令之外，修史长期是他的专职。这次设局纂修，高隆之只是掛名，魏收推薦的史官都是一向趨奉自己的人，凡事由收专主。 天保五年（五五四）秋，完成纪传，十一月又成十志。 书成后，议论纷纭，被称为「秽史」。魏收借修史来酬恩报怨，他公然宣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凡是史官的祖先姻戚，「多列史传」，「饰以美言」，还有受贿行为。由於魏收在列传人物的去取褒贬上触犯了某些门阀地主，诸家子孙控诉「不平」的一百多人。皇帝高洋和宰相杨愔、高德正庇护魏收，逮捕了一些控诉的人下狱治罪，暂时压下这场风波，同时也命魏书「且不施行」。以后，高演、高湛两次命魏收修改，始成定本，即传下来的这部魏书。 魏收以前和同时代人曾经编写过魏史和其他资料，隋、唐时期也有人另写过几种魏书，这些书都没有传下来。唐代李延寿的北史，其中北魏部分基本上是魏书的节录。因此，魏书是现存叙述北魏历史的最原始和比较完备的资料。 书中记载鲜卑拓跋部的早期活动，多少反映了拓跋部的社会面貌，提供了由氏族、部落到国家发展过程的材料。 北魏承「十六国」之后，是一个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错复杂的时代，书中列举了不少有关这方面的资料。魏书自卷一百至一百三是国内少数族和外国的列传，大致都根据当时使节和商贩的记录和口传写成。其中有一些侮辱性的记载和传闻失实的地方，但基本上反映了当时我国东北、西北地区各族与中原地区的密切联系，和中外经济、文化流的加强。 魏书十志内容疏略，杨守敬批评地形志「貌似高古，然有详所不当详，略所不当略者」。详略失当，不仅地形一志，其他各志也是一样。例如食货志不记徭役；官氏志不记官府部门，官吏职司；天象志四卷、灵徵志二卷，全是宣扬灾变祥瑞。 虽然如此，十志还是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材料。食货志记录了太和九年（四八五）的均田令和与此相关的三长制和租调制，是研究北魏和以后三百年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基本材料。关於货幣的记载，有助於对当时北魏境内各地社会经济的瞭解。灵徵志的上卷留下北魏建国以来一百五十年间的各地地震记录。官氏志和释老志是魏收创立的志目。官氏志的姓氏部分列举拓跋部和所属部落，氏族的姓氏和元宏所改汉姓，为后来姓氏书基本材料之一，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拓跋部族的形成和当时各族的部落、氏族的分併离合。释老志叙述了佛教在北方的传播和寇谦之修改道教的经过。志中反映了世俗地主和寺院地主的矛盾，特别是反映了寺院所属奴隶和依附人口所遭到的地租剥削和高利贷剥削，这不仅是有关寺院经济的重要资料，而且也有助於对当时全部封建剥削制度的瞭解。 不管纪传和志，魏书都载入大量无关重要的诏令、奏议，以致篇幅臃肿。但却也保存了一些有价值的资料，例如李安世传载请均田疏，张普惠传载论长尺大斗和赋税疏等，有助於对北魏均田制和残酷剥削的瞭解。书中所载文章诗歌是后人搜辑北魏诗文的主要来源。 魏书在宋初业已残缺，嘉祐六年（一○六一）曾命馆阁官校勘魏书和宋、齐、梁、陈、北齐、周书。今魏书前有目录序，署名为刘攽、刘恕、安焘和范祖禹，不记年月，大致当在治平四年至熙宁三年（一○六七--一○七○）间。二刘和祖禹都是宋代有名史学家，尤其刘恕精熟南北朝史事。他们作了较细緻的校勘，查出本书残缺为后人所补各卷，并比对了修文殿御览、北史和唐人各种史钞、史目，将补缺各卷的来源「各疏於逐卷之末」，目录中也注明那一些卷「阙」或「不全」。今将补阙各卷的宋人校语移入校记，目录传本错误，有原阙无注，或不阙而注阙，今皆改正。通计全阙二十六卷，不全者三卷。 北宋初刻的确切年月无考，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至遲不晚於政和中（八）。这个初刻本当时就流传不广，南宋绍兴十四年（一一四四）曾在四川翻刻魏书和其他六史，这两种本子都没有传下来。传下来的魏书最早刻本也是南宋翻刻，但传世的这个本子都有元、明二朝补版，即所谓「三朝本」。一九三五年商务印书馆影印的所谓「宋蜀大字本」，其实也就是这种三朝本。北京图书馆藏魏书善本三部，也都是三朝本，该馆善本书目七三五四号一种和商务印书馆影印所据底本相近。
128.96 万字 | 2019-04-05 15:54更新
一、本書收入漢代至北周及陳代的墓誌材料。高昌國的墓誌，以北周大定元年為準，收至延昌二十一年。現無拓片者及原石嚴重殘損，拓片無法辨識者均不收入。 二、東漢時期的刑徒磚銘、畫像石墓題記、墓門、神位、柩銘等一般不予收入。東漢至晉代的模印墓磚也不收錄，請參見《廣倉磚錄》、《恒農磚錄》、《千甓亭古磚圖釋》、《溫州古甓記》等有關圖錄。 三、所收墓誌均以繁體標準字錄文。各種異體、別體均改為通行正字。假借字一般不改動，保持原狀。在個別容易產生誤解的地方加注說明。原墓誌銘文中的衍字、脫字、重文、錯字等現象均保留原狀，未加改正。請在閱讀時予以注意。如有不通之處，均為原誌刻寫中固有的問題。 四、限于條件，無法附著拓片圖版，僅能在每件墓誌錄文後注明拓片出處，以資參考。為查對便利，錄文中在原誌石每行末字下加以」號區分行款。限于篇幅，原誌石中空格未予保留。 五、原誌石殘泐不清，無法確識之字，以□號注明。 六、錄文均採用新式標點，惟文中書籍等專用名稱及引語不另加以引號。 七、墓誌排列以時代年號為序。均以葬年月日為準。依次為：漢、三國、西晉、東晉、宋、齊、梁、陳、後燕、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高昌。同一年中年號改動者，依葬月所屬年號歸屬。 八、本書收錄的新近出土墓誌材料截止至一九八六年。 九、目錄中各誌的定名採取以下方式：凡有首題者均移錄首題。無首題，而誌文首行言及誌主名號者移錄首行前數字。無法以上二種方式命名者代為擬名，直稱某某（誌主）墓誌。
36.15 万字 | 2019-04-06 22:39更新
《洛阳伽蓝记》是南北朝时期（公元420年～公元581年）记载北魏首都洛阳佛寺兴衰的地方志，共五卷，作者是东魏阳（或作杨、羊）（音眩）之，北平郡（今中国中部河北卢龙）人。 东魏迁都邺城之后，在武定五年（即公元547年）他再到洛阳，看见当地遭受东、西魏战争破坏后，满目创痍，一副破败景象，感慨极深，所以写了这本书，回忆魏孝文帝元宏迁都后，洛阳的繁荣昌盛。由于他反对佛教，认为贵族的施舍浪费，以及国家对佛教的扶植影响了赋役收入和兵源，所以书中对寺院的华丽和贵族的奢华进行了大量讥刺。 此书按照城内、城东、南、西、北的次序，以四十多所名寺院为纲，兼顾所在里巷、方位以至名胜古迹，同时叙述相关事迹。从书中可以了解孝文帝迁洛阳到尔朱氏之乱，四十年间洛阳的故事和台省坊市的分布，甚至于外商来洛阳居住和各国的风土人情、道里远近书中都有所涉猎。内容包括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学、艺术、思想、宗教等方面，史料价值极高。其中，第五卷收录的宋云《家纪》、慧生《行记》、《道荣传》，详细记载了宋云去天竺的情况，成为现今研究中印交通史的珍贵史料。此书的文学价值也很高。
2.28 万字 | 2019-04-06 23:14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