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前200～前154)，西汉政治家、散文家。颍川(今河南禹县)人。汉文帝时任太常掌故，奉命从伏生受今文《尚书》。后任博士、太子家令，深受太子（即景帝）的宠信，被称为“智囊”。他主张重农，又力主削弱诸王势力。景帝即位以后，晁错迁为内史，后升任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他因向景帝进《削藩策》而被藩王怨恨，是故七国借口“诛晁错，清君侧”，发动叛乱。在内外压力下，景帝将晁错斩于长安东市。其主要论文有：《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募民实塞疏》，《论贵粟疏》等等。
0.76 万字 | 2019-04-07 19:39更新
《春秋公羊传》也同《春秋左氏传》一样，是阐释《春秋》的一部著作。其传授源流，按汉朝人的说法，是先由孔子的学生子夏传给公羊高，公羊高伟给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都是口耳相传。到西汉景帝时，公羊寿才与其弟子齐人胡毋子都写在竹帛上。《公羊传》是极力主张大一统的，主张君臣等级观。《公羊传》采取问答的方式，在汉语修辞学、词汇学、语法学上也有一定的价值，值得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公羊传》又称《春秋公羊传》、《公羊春秋》，儒家经典之一。上起鲁隐公元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与《春秋》起讫时间相同。相传其作者为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齐人公羊高。 起初只是口说流传，西汉景帝时，传至玄孙公羊寿，由公羊寿与胡母生（子都）一起将《春秋公羊传》“著于竹帛”。《公羊传》有东汉何休撰《春秋公羊解诂》、唐朝徐彦作《公羊传疏》、清朝陈立撰《公羊义疏》。 《公羊传》的主要精神是宣扬儒家思想中拨乱反正、大义灭亲，对乱臣贼子要无情镇压的一面，为强化中央专制集权和“大一统”服务。《公羊传》尤为今文经学派所推崇，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历代今文经学家都常用它作为议论政治的工具。它也是研究战国、秦、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7.34 万字 | 2019-04-05 13:35更新
清史稿是民国初年设立的清史馆编写的记述清代历史的未定稿。它按照历代封建「正史」的体例，也分为纪、志、表、传四部分，共五百三十六卷。清史馆由赵尔巽任馆长，先后参加编写的有柯劭忞等一百多人。一九一四年工作开始，至一九二七年大致完稿，历时十四年。本书虽编成于辛亥革命以后，而编者却基本上还是站在清王朝的立场来写清史的。由于成于众手，彼此照应不够，完稿后又未经仔细核改，刊行时校对也不認真，是以体例不一，繁简失当，以至年月、事实、人名、地名的错误往往可见。对于编纂上的这些问题，编者也是有所了解的，因此发刊缀言中指出，此书仅仅是作为史稿公之于世，「乃大輅椎轮之先导，并非视为成书也」。侭管此书存在错误和缺点，它根据的大部分材料如清实录、清代的国史列传、清会典和一些档案等，今天也可以见到，但编者把大量的资料匯集起来，初步作了整理，这就使读者能够得到比校详细系统的有关清代史事的素材。而且有些志和清末人物的列传，并非取材于常见的史料，当另有所本。因此，这部书仍有它的参考价值。此书的刊印，是由袁金鎧主持，金梁经办，于一九二八年出书，共印一千一百部。其中四百部由金梁运往东北发行，这批书我们称为「关外一次本」。后来清史馆的人发现金梁对原稿私自做了改动，他们不同意金梁的增删，于是把北京的存书又做了一些抽换，这批书通称「关内本」。以后东北又印过一次，内容也有所改动，我们称为「关外二次本」。这三种版本的異同，主要表现在：一、全篇的增删。关内本删去关外一次本原有的张勋传、张彪附传，康有为传，以及金梁所写的校刻记。关外二次本只删去关外一次本的张彪附传，抽掉公主表序和时宪志中的八缐对数表，增加了陈黉举、朱筠、翁方纲三传。二、同一篇中内容改动。关内本抽换了关外一次本的艺文志序，删去志中易类书目六十四种，修改了劳乃宣、沈曾植的传论，改订了清史馆职名。关外二次本壓缩了赵尔丰传。我们所做的工作，以标点、分段为重点。所用的工作本是关外二次本，凡三本篇目、内容不同的地方，都有附注，录出異文，以资参考。由于八缐对数表只是普通数学工具书，所以不再附录。关于史实错误及同音異译的人名、地名、官名、部落名称等，一般不改动，只在本篇内略作统一。清朝避讳字，尽量改回。对少数民族名称，凡带有侮辱性的字样，除旧史中习见的泛称以外，均已加以改正。史文的脱、误、衍、倒和異体、古体字等，也作了校改。还有由于行、段的错排，以致事理不合处，已发现的也经过查对校正。但原文文理不通，或人名、地名等脱误查不到出处的地方，都维持原状。总目原分五卷，现予合併，不再分卷，并在原来基礎上略作增补，以便检阅。
532.35 万字 | 2019-04-05 16:08更新
《逸周书》本名《周书》，七十篇，实存五十九篇，内容涉及礼制、兵戎，有史事、有训诂，有政令、有说教等。 《汉书。艺文志》著录名《周书》，今存五十九篇。因为《隋书。经籍志》误注为“汲冢书”，宋人李焘等考定汲冢未出《周书》，应为历代所传，故清代刊本均作《逸周书》。其中一部分是西周文献，如《克殷》、《世俘》、《商誓》、《度邑》、《作雒》、《皇门》、《祭公》，大部分保存了西周史料，约为春秋战国时人写成，小部分近于战国文字，也孱入个别汉代的东西。 《逸周书》大部分是周天子、周公等告诫训词，和记载武王克殷及周初经营洛邑、订立制度的文字。有的记叙了重要的历史事件，叙述也相当生动。如《克殷》。 《太子晋》是根据传说写成，当写成于春秋末或战国时期。本篇有一定情节，又表现了一定的人物性格，太子晋与师旷的辩说生动诙谐。结构上具汉赋“述客主以首引，合綦组以成文”的性质。叙述文字为散文，对话多用韵文，中间穿插有歌，为俗赋的滥觞。 《王会》写武王在成周大会四方诸侯及域外各国使节的情景，场面宏大。《殷祝》写汤放桀立为天子的故事。皆历史小说的滥觞。
4.69 万字 | 2019-04-06 20:38更新
此文是清康熙进士车万育所著。它是旧时学校启蒙读物之一，对于今天学习诗词者掌握旧韵平仄、对仗技巧和用韵，仍然很有帮助。它按《平水韵》分部编写，仅平声三十韵。每韵三则文字，每则文字格式相同：十六句，八韵脚，从一字对、二字对、三字对、五字对、七字对到十一字对。五七字句多是五言七言律句。 车万育（1632-1705），邵阳县人。幼年家境贫寒，车万育父亲迷信风水，一天，请了一阴阳先生来选择墓地，阴阳先生指着某地说：“此地甚佳，但需五百年后始可发迹。”当时车万育年幼，随在父侧，插嘴说道：“那就把五百年前的祖宗，改葬到这里来，不就发迹了么？”阴阳先生见其聪慧，说道“此子日后，必定发迹。”此后，车万育发奋攻读，参加科考，一帆风顺，由秀才而举人，康熙三年（1665）中了进士，接着授户部给事中，后升掌印。车万育授户部给事中，常直言面对皇上，专拣当务之急，他人咋舌难言之事上奏，同僚为他担心，他说：“进言是我职责，竭尽忠诚，哪顾个人安危？”有人黑夜送金银托他办事，他铁面无情地说：“你不知道世上有个不爱钱的车与三吗？” 车万育为官清廉，刚正不阿。所撰《声律启蒙》一书，为清代家喻户晓之启蒙读物，至今仍在流行。
1.24 万字 | 2019-04-07 14:13更新
杨伯峻（1909～1992）语言学家。原名杨德崇，湖南省长沙市人。193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历任中学教员、冯玉祥将军研究室成员、广东中山大学讲师、湖南《民主报》社社长、湖南省政治协商会议秘书处处长、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办公室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兰州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中华书局编辑、中国语言学会理事等。他在语言文字领域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古汉语语法和虚词的研究方面以及古籍的整理和译注方面。在古汉语语法和虚词研究方面，他著有《中国文法语文通解》（商务印书馆，1936年）、《文言语法》（北京出版社，1956年）、《文言文法》（中华书局，1963年）、《文言虚词》（中华书局，1965年）、《古汉语虚词》（中华书局，1980年）、《春秋左传词典》（合作，中华书局，1985年）等。其中《中国文法语文通解》一书，重点讨论了虚词。全书共12章，把古汉语虚词与现代汉语虚词综合起来进行分类排比，旨在弄清楚虚词的历史情况，以便更好地运用现代汉语中的虚词。书中对每个虚词说明词性，分析用法，并配有丰富的例句。在材料的取舍上，书中既有上古的语言材料，也有近代和现代的材料；既包括书面语的材料，也包括口语的实例，开始接触到汉语语法的历史研究。该书促进了古代汉语语法研究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分野，成为当时的代表性作品。《文言语法》一书是另外一部古汉语语法著作。共分3编：上编先交代文言语法的含义及编写该书的目的，然后概述词法与句法；中编分别讲述各种词类，其中提出了“小品词”的概念。下编是句法的分析研究。是中学语文教学和阅读古汉语作品的一部很好的参考书。在古籍的整理、注释和译注方面，著有《列子集解》（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58年）、《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等。其中以《论语译注》一书影响最大，曾被香港、台湾翻印，日本的两所大学用做教材。该书译文明白流畅，注释重字音词义、语法规律、修辞规律、名物制度、风俗习惯等的考证，结论在集古今学者之大成的基础上颇多个人新见。这几本译注，成为古汉语教学与研究领域中不可多得的一大财富。此外，他还著有《破音考略》（《国文周刊》1948年第74期）等论文。==============================================================================书香世家的启蒙教育杨伯峻于1909年生于湖南长沙一个封建家庭，祖父以上三代单传。他是母亲的第二胎，未足月而生，生来很瘦弱，却也是长房长孙，所以祖父母对他爱护备至，生怕像孙子那样夭折。从小足不出户，由祖父亲自授读古书。读完了《诗经》，又是《左传》，还兼读吕祖谦的《东莱博议》。在插进小学三年级后，放学回到祖父书房读《左传》和《东莱博议》成了他每日的必修课，当时虽然能通育，却不解其中意。直到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取《春秋左氏传》加以温习，才渐渐懂得一些，但离理解还差很远。这个启蒙教育阶段影响了先生的一生，一为后来专攻《左传》定了位。推翻了章士钊的观点杨伯峻随叔杨树达——著名的语言文学家学习，1931年还拜在黄侃先生门下。两位先辈给了他独立思考的好习惯，一日得《刘申叔遗书》，其中有关《左传》的文字相当多。先生读罢有很多感受：一、“刘师培之为人虽不可取，但《左传》之熟，读书之多，却使我十分羡慕。无怪于章炳麟能捐弃前嫌，要营救他，说是为中国留一读书种子。”二、章士钊在《文史》发表的关于《黄帝魂》的文章不可信。文章提到：作者与刘申叔相交时不见他很用功，他家累世以习《左传》有名。申叔的有关《左传》文字可能是抄袭他父、祖辈以至曾祖的遗稿。当时，杨伯峻正细读刘文淇等三代所著的《左传旧注疏让》，又研读了刘申叔的有关《左传》文章，推翻了章士钊的观点。他认为：“刘申叔一则承袭家学，二则天资聪敏过人，所以虽然只活三十六岁，便著作等身，而于《左传》尤为精熟，能发挥自己的独见”，于是得出结论：申叔的治《左传》，超过祖辈、父辈甚至刘文淇，其文章当然不可能是抄袭而来。难能可贵的是，他在章士钊当面直陈其观点。博览群书 著书立论杨伯峻博览群书，既读那些只图赚钱、丝毫无学术价值的书，如《左传白话解》，又尽力搜集有关《左传》的材料，取其精华。清朝人对“经书”多有整理本，但《春秋左传》除礼记式的书外，都不尽如人意。刘文淇的《旧注疏证》就没写完。而《左传》为春秋史书，在所有“经书”中文学价值最高。先生如是想，于是决心整理这部著作。但它在《十三经》中分量最大，“非全力以赴不可”。有了这样的准备，先生开始在《左传》的天空中自由翱翔，汲取各类营养。熟读《左传》，大体理解《春秋经》和《左氏传》的撰写体例是首要工作。然后访求各种版本，诸如阮元作《校勘记》采取的版本，杨守敬在日本所见的版本，又得到金泽文库本。三者互相校勘，并参考类书与唐宋以前文史哲各类书籍的引文，取条补短，作为定本；又广阅经史百家之书，《春秋》、《左传》、《三礼》、《公羊》等书必读。尤其用《史记》一一和《左传》相对勘，说明两者的异同。不仅如此，先生又重温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摘录可取资料。与历史从地下所得资料作为“长编”。遗憾的是这部分在“文革”中散失了一些。后来凭记忆稍作补充，删繁就简，加上其研究成果写成初稿。对《春秋左氏传》这一重要典籍，刘文淇累代传授《左传》并且著作，故《清史稿》替他三代立传。然而用功八十年，经历三四十代，并没有写完，反到襄公五年为止，成就经孙冶让的《国礼正义》相差不可以道里计。加之《春秋左氏传》脱字、错字、衍字不少。杨伯峻先生短期内完工，与他浓厚的文化底蕴是息息相通的。在治学方面，他一般都是有目的地读书，先拟好一个题目或书名，再尽可能地搜集并研究资料，先有了腹稿，然后拟定大纲或章节，一气呵成。==============================================================================
6.65 万字 | 2019-04-07 18:48更新
又名《文始经》《关令子》，全名《文始真经。仿佛《老予》、《庄子》、《列》一样，《关尹子》也是以作者而命名的。 不过，“关尹子”只是以官代名而已。关是指老子出函关的关，守关的人叫做关令尹，名字叫做喜，所以称为关令尹喜，后人尊称为关尹子。 相传老子看透了当时的形势，知道周天子王治不久，所以离开周西出函关。函关守令尹喜久仰老子大名，所以盛情款留，希求指教。老子为留《道德经》五千言，骑牛西去。 关令尹喜研读老予之学，多有心得体会，发而为文，成《关尹予》一书。然而，兵燹灾难，其书佚失。称之为《文始真经》，乃是道教兴起之后的事情，仿佛《庄子》被称做《南华经》一样。因为庄子被封做南华真人，所以他的著作应该称做《南华经》。 而关尹子被封做了文始真人，所以其书也该称做《文始真经》。所谓“文始”，我们姑且可以理解为文明之始。因为他接受了老子的教诲，从而开发智慧，修证大道，得到成就，正是人类文明的最高境界。 今见之《关尹子》，乃是唐宋间人托名之作，系伪书。他的思想片断，保留在《吕氏春秋》、《庄子》中，其主要思想：提出了“常无”“常有”，将“太一”（就是老子所说的道）作为万物的根本；以濡弱谦下作为外在的行为准则，内心空灵虚静，与万物和谐相处；顺应自然，，因势利导，静处平静不杂；不为人先，与老子“不敢为天下先”相似。
1.46 万字 | 2019-04-07 18:05更新
作者：（周）庚桑楚 撰；（宋）谢希深 注洞灵真人，也就是《庄子》一书中的寓言人物庚桑楚，也叫亢仓子、亢桑子。唐玄宗时，追号这个人物为“洞灵真人”，并把当时隐士托名伪造的《亢仓子》一书，尊为《洞灵真经》。
1.20 万字 | 2019-04-07 18:52更新
唐朝实录除此外均已失传，此书因系韩愈所撰，尚保存在《昌黎先生外集》中，使我们得以看到唐人所修实录的真面目，与《大唐创业起居注》同为极珍贵的历史文献。《顺宗实录》按时序记述了唐顺宗李诵在位8个月间事迹，并上溯李诵在藩邸的情况，下延死后葬于丰陵。共计12500余字，内容超过《旧唐书。顺宗纪》三倍以上，其中记述王伾、王叔文执政革新朝政措施尤详，为研究唐德宗至宪宗时期政局提供了较为丰富的资料。两《唐书》、《资治通鉴》记述此段史事时多取材此书，但此书在唐代即有详、略两种本子，《旧唐书。顺宗纪》有些事，不见于今本《顺宗实录》，盖今所传为略本。 此书自宋代以来一直收入《昌黎先生文集》所附《外集》卷六至卷十。 韩愈，字退之，南阳人。少孤，刻苦为学，尽通六经百家。贞元八年，擢进士第。才高，又好直言，累被黜贬。初为监察御史，上疏极论时事，贬阳山令。元和中，再为博士，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转考功、知制诰，进中书舍人，又改庶子。裴度讨淮西，请为行军司马，以功迁刑部侍郎。谏迎佛骨，谪刺史潮州，移袁州。穆宗即位，召拜国子祭酒、兵部侍郎。使王廷凑，归，转吏部，为时宰所构，罢为兵部侍郎，寻复吏部。卒赠礼部尚书，谥曰文。愈自比孟轲，辟佛老异端，笃旧恤孤，好诱进后学，以之成名者甚众。文自魏晋来，拘偶对，体日衰，至愈，一返之古。而为诗豪放，不避粗险，格之变亦自愈始焉。集四十卷，内诗十卷；外集遗文十卷，内诗十八篇。今合编为十卷。
4.02 万字 | 2019-04-06 20:38更新
《梦梁录》南宋吴自牧著。成书于南宋末年，叙述整个南宋时期的临安（今浙江杭州）情况，而尤详于淳至咸淳之间（1241—1274），其中记录了不少关于民俗和民艺的材料。
11.47 万字 | 2019-04-06 23:13更新
王通，字仲淹，生干隋文帝开皇四年（ 584年），卒于隋炀帝大业十三年（ 617年）。隋河东郡龙门县通化镇（今山西省万荣县通化乡）人。是隋代山西的一位私人教育家，死后，门弟子私谥为“文中子”。 王通好自求名，模仿孔子作《续六经》，在河汾讲学时，便以“王孔子”自诩。这样一个华而不实的人，他的《续六经》自然不会有什么学术价值，所以在唐代就大多散失无存了。今存《元经》一书，题王通撰，薛收传，阮逸注，实出于伪造，前入辨之已明。 今天研究王通的思想，主要依靠《中说》一书。《中说》一书，有人疑其为伪作，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此书虽非王通所作，但其原本是王通门弟子姚义、薛收汇编而成的，大体上是弟子们对其师言行的回忆和追录。不过，此书到了王通之子王福寺手里后，福寺对其重新分类编排，在这个过程中，加进了许多吹嘘王通的不实之词，以至后人疑其为伪作。其实，《中说》还是有一定价值的，朱熹就讲过：“《中说》一书如子弟记他言行，也煞有好处。虽云其中是后人假托，不会假得许多，须具有个人坯模，如此方装点得成。”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 《中说》所反映的王通思想，还是有许多可贵之处的。王通在政治上，以恢复王道政治为目标，倡导实行“仁政”，主张“三教合一”，基本上是符合时代潮流的，有进步性；在哲学上，王通致力于探究“天人之事”，围绕“天人”关系这个核心，阐述了他关于自然观、发展现、认识论和历史观等方面的思想，表现了朴素唯物主义的倾向和主变思想，在文学上，王通论文主理，论诗主政教之用，论文辞主约、达、典、则，主张改革文风。这些都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4.12 万字 | 2019-04-07 14:13更新
《知言》是南宋学者胡宏(1105—1161)的主要学术著作。现存的《知言》包括两部分，一为《知言》的正本，一为南宋学者朱熹辑录的《胡子知言疑义》。按照明代学者程敏政《胡子知言跋》的记载及现存各种版本《知言》的内容，可见《胡子知言疑义》所摘引的胡宏语录，皆不复见于《知言》正本，而这些被朱熹删节并多加非难的见解、正是胡宏哲学、教育思想中最具特色的内容。 《知言》全书采用随笔札记的形式，辑录了胡宏历年讲学的言论，体例近似于《论语》，但行文中很少有师生问答的对话，多为胡宏一人的语录。该书是胡宏教育思想最完整、系统的记录，也记存了胡宏的政治、哲学、伦理、史学等观点，是研究胡宏学术教育思想的主要依据。 胡宏，字仁仲，福建崇安(福建省西北部)人，学者尊称为五峰先生，是南宋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胡宏出身于名门，家学渊源深厚。其父胡安国是南宋著名的经学家、教育家，与二程高足弟子游酢、谢良佐、杨时等学界名流交往密切，并为南宋治《春秋》学者之宗，所著《春秋传》，被宋高宗赞为“深得圣人之旨”， 明初又被立为学官。胡宏的兄弟胡寅、胡宁及堂兄弟胡宪、胡实，也均为南宋有名的学者。南宋号为“东南三贤”的朱熹、吕祖谦和张拭，均曾求学于胡氏兄弟，朱熹、吕祖谦曾为胡宪的学生，张拭为胡宏的高足弟子，而朱熹的父亲朱松，又与胡寅有师生之谊。可见，胡氏之学在南宋学术教育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其思想观点虽与理学关联深厚，但自以《春秋》标立门户，注重经世致用，多论经史大义，强学力行，志于廉济时艰，独创湖湘学统。 胡宏在胡氏诸子中学识最优，“伟抱卓识，自许尤为不偶”。 他幼承庭训，“至于弱冠，有游学四方、访求历世名公遗迹之志”。年15，便自撰《论语说》，从其父胡安国习伊、洛之学，编《程氏雅言》，再从胡安国学习《通鉴举要》，为编《皇王大纪》一书奠定了基础。20岁时入京师太学，师事程门高足杨时；靖康元年(1126)，于荆门拜程门弟子侯师圣为师。故其学术渊薮，改以胡氏家学为底蕴，又兼得程氏理学之正传，这种学术风格既体现了南宋湖湘学派的基本特色，又成为贯穿于《知言》一书的思想宗旨，并在《知言》中得到集中的表现。南宋初年，胡宏曾荫补右承务郎，因不愿与权臣秦桧为伍，隐居衡山，致力于学术研究，游学讲道于衡山之下二十余年，曾担任过岳麓书院山长，执教于碧泉书院、道山书院等处，湘、湖之士多求学于其门，终仰其为一代师表，高足弟子有张拭、杨大异、彪居正、吴翌、孙蒙正、赵孟、赵棠、方畴、向语等人。明人彭时则称胡氏父子“俱为大儒，遂启新安朱氏(熹)、东莱吕氏(祖谦)、南轩张氏(拭)之传，而道学益盛以显”。 《知言》是胡氏湖湘学派学术教育思想的集大成之作，书中阐述的一系列观点，系统地表明了湖湘学派的思想宗旨，标志着湖湘学派思想理论体系的成熟与定型。因此，历代学者多视胡宏与其父胡安国为湖湘学派的主要代表。胡宏的学生张拭评价《知言》：“其言约，其义精，诚道学之枢要，制治之蓍龟也”。 朱熹也称“湖湘学者崇尚胡子《知言》。” 宋代学者吴儆《题五峰先生知言卷末》则高度评价《知言》一书，“凡后学之自伊洛者皆知，敬信服行，如洙泗之有孔氏”。 清代学者全祖望也有一段相关的议论：“绍兴诸儒所造，莫出五峰之上。其所作《知言》，东莱以为过于《正蒙》，卒开湖湘之学统。” 上述诸儒言论肯定了《知言》三点：第一，胡宏及其《知言》在两宋理学思想的传播与发展中，发挥过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第二，在一部分学者看来：《知言》一书在宋代学术思想领域中的地位，超过了张载的代表著作《正蒙》。第三，《知言》一书是南宋湖湘学派的经典著作。 有关《知言》的成书及版本流传情况，据张栻《胡子知言序》称：为胡宏“平日之所自著”，吴儆《题五峰先生知言卷末》记：“某受此书于南轩先生，谨诿诸同志汪伯虞锓木，以广其传”。 这是有关《知言》刻板成书的最早记载，但《知言》一书诸篇篇首皆有“胡子曰”字样，且在刻本之前已是“传于世，实甚久”， 可见此书抄本流布较多，刻本书稿也经过胡宏门人的整理，但目前已无法断定参预整理书稿者的姓氏。 宋刻的《知言》版本今已失佚。据宋代学者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及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胡子知言》一卷可知：最早的宋刻本《知言》不分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儒家类》记：“自元以来，其书不甚行于世，明程敏政始得旧本于吴中，后坊贾遂有刊版。然明人传刻古书，好意为竄乱，此本亦为妄人强立篇名，颠倒次序，字句舛谬，全失其真。惟《永乐大典》所载尚属宋刊原本，首尾完备，条理釐然”。除《永乐大典》所载的宋刊原本《知言》外，程敏政所得吴中刻本今已不见，但从清道光三十年(1850)的粤雅堂重刻本可知：程刻本已经分卷，其他的明清刻本如：明嘉靖五年正心书院刻本、明《诸子萃览》本、明吴中坊刻本、《子书百家》本、《格致丛书》本、复性书院本、《百子全书》本等，均分类，并有附录，可见多为经过明儒修订后的版本辗转刻印。 中华书局1987年将原是单本的《知言》与胡宏的另一部文集《五峰集》合为一书，校点出版，取名《胡宏集》。点校本《知言》，以清代《粤雅堂丛书》的清道光三十年刻本为底本，以明代正心书院嘉靖五年刊本为主要校本，并参校了《子书百家》本、《百子全书》本、民国二十九年复性书院校刊本，但未参及尚能反映宋刊原貌的《四库全书》本。中华书局的点校本《知言》，保留了明儒强立的章名，但已取消分为六卷的格式。全书总约3万字，章目采用《论语》的体例，取章首的文义或字样立为标题，共15章：《天命》、《修身》、《阴阳》、《好恶》、《往来》、《仲尼》、《文王》、《事物》、《纷华》、《一气》、《义理》、《大学》、《复义》、《汉文》、《中原》。 《知言》一书所包含的教育思想及相关的论述，大体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论“仁学” “仁学”是胡宏教育思想的主要基点之一。作为一位教育家和哲学家，仁的含义在胡宏的理论体系中并不局限于教育和伦理的范围，而是具有更广泛而深刻的哲学意义。胡宏讨论“仁学”的思路，是首先赋予“仁学”以哲学本体上的意义，然后以此为依据，引发出一系列有关社会教育、道德修养及人伦方面的问题。这种思维的方式正反映了宋替代学家普遍的思维模式，这也是胡宏虽然也多标新立异，并不完全苟同理学家之言，但仍得到朱熹，张栻等理学大师的极力推崇，并被视为“道学之枢要”的缘故。 “仁学”作为一个古老的概念，并非胡宏所创。胡宏的“仁学”思想也非妄发己臆，而是泛观经史、博采众长，取精用宏、折衷裁削的结果，其本源皆有所自。这一点也正为胡氏湖湘学派注重取鉴经史、康济时用的学术特色提供了验证，也是湖湘学统深得东莱吕氏学派标榜的主要原因。 在胡宏看来，仁学的历史本源和思想本源均始自孔子，并是孔门教学的中心点。在《知言·大学》（以下凡引《知言》均省去书名，只引章名）中，他指出：“夫学于圣门者，皆以仁为本”。在《求仁说》中指出：“《论语》一书，大抵皆求仁之方也。” 既然“仁”的价值如此广大，那么，如何为“仁”确定界说，就成为至关重要的前提。 首先，胡宏从宇宙本体论的高度论述“仁”的哲学意义。他先后为“仁”确定了如下的界说：“仁者，心之道乎（《天命》）”；“仁者，天地之心也（《天命》）”；“仁者，道之生也（《修身》）”；“道者，体用之总名。仁，其体；义，其用”。（《阴阳》）。“仁者，人所以肖天地之机要也（《纷华》）”。 理解上述界说，需要说明两点：一是“心”的含义。在胡宏的哲学体系中，所谓的“心”并非一种纯粹主观的意念，而是一种包含双重属性的哲学范畴：第一，“心”是外部事物在人的主观意识中的客观反映。《大学》：“人心应万物，如水照万物”。《好恶》：“有是心则有知，无是心则无知”。第二，心是一种超越人的个体思维及其存在的客观先验的理念形态，是万物运行变化所遵循的先天性规则，同时也在客观事物后天的运行过程中得到集中的体现。《往来》：“性譬诸水乎，则心犹水之下”。朱熹《胡子知言疑义》引胡宏论“心”的言论：“心也者，知天地，宰万物，以成性者也”。“心无不在，本天道变化，为世俗酬酢，参天地，备万物。” 由此推见：胡宏是一位二元论者，他为“心”下的第一界义，承认外部事物的客观存在，指出“心”是对客观事物的真实反映，阐述的是“人心”的范畴。但他把“人心”看作是认知的对象，而不是认知的手段或思维活动过程本身，是反映外部事物本质属性的客观真理，因而也是一种永恒的范畴：“心无生死”（《胡子知言疑义》）。他为“心”下的第二界义，阐明的是“天地之心”的含义，这是一种先验论的哲学范畴，反映了胡宏客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二是“道”的含义。胡宏所言的“道”，与“天地之心”实际为同一概念，仍然是指万事万物的客观属性及其变化运行过程所遵循的先天性规则。《往来》：“中者，道之体也；和者，道之用。中和变化，万物各正性命而纯备者，人也，性之极也”。“备万物，参天地，谓之正道”。《天命》：“道充乎身，塞乎天地，而拘乎躯者不见其大；存乎饮食男女之事，而溺于流者不知其精”。《修身》：“道之有物，犹风之有动，犹水之有流也，夫孰能闲之？故离物求道者，妄而已矣!”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胡宏所谓的“道”，虽非人的主观意念，但先于外部事物而存在，并包容了外部事物的本体及其运行过程，因而被称为 “体用之总名”（《阴阳》）。另一方面，“道”虽是一种先验的范畴，而物质也被看作是“道”的存在形态，是后于“道”而出现的，但“道”不能脱离“物”孤立存在，“道”贯穿在万事万物之中，只有即物求道、即物求真，才能获得对客观事物属性的正确认识，才能获得对“道”的真实体认。否则，离物求道，就不可能得到客观、真实、正确的知识。 明确了“道”与“心”的含义，进一步阐明“仁学”的范畴，就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仁包含了伦理学的意义，但已不限于此，而是具备了宇宙本体论的哲学意义，体现了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及其自然运行的规律及过程本身。所谓“仁”为“道体”，“仁”为“天地之心”，“仁”为“道之生”，即是此意。第二，仁具有客观事物在人的主观意识中真实再现的内含，也就是所谓“仁者，人所以肖天地之机要”的旨意。这一点，说明“仁”与前述的“人心”也是旨意相同的。第三，仁的范围无限广大，是贯穿于宇宙万物、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一切事物的准则，但这一准则并非固定僵死的东西，而是在生生不息、变化万端的事物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生动特征。《修身》：“仁无定用”、“时无穷，事万变。惟仁者为能处之，不失其道而有成功”。也就是说无论经受任何千变万化的考验，都能不违背天道，就是体现了仁的宗旨。 就此而论，胡宏所谓的孔门施教以仁为本，就是指理解事物的基本原理，并在实践中力行、体验、深化。他进而阐述了仁学在教育方面的主要意义：第一，仁为大学之本，诸如子游、子夏问孝，孔子学不厌、教不倦，孟子承先圣，周旋而不舍，均是“久于仁”、“志于仁”的体现。第二，“仁”反映了各种事物千差万变的属性，因而也表现了人与人各自不同的特征，所以，孔子因材施教，也有季路之仁、公西华之仁、冉有之仁的差别。 胡宏有关“仁”的界说，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程颢《识仁篇》的思想，他进而把学习过程概括为“识仁”的过程，也直接体现了《识仁篇》的思想宗旨。胡宏认为：第一，“仁”虽然是先天存在的“道体”，但“仁”体现在现实的事物之中，只有通过后天的学习，才能够“知仁”；“人虽备天道，必学然后识，习然后能，能然后用”(《好恶》)。第二，“仁”既为道体，与天地之心相通，道体为性，“其用为心”(《胡子知言疑义》)，循天理为顺命知性，故“仁”与性理也是相通的。因此，尽心知性就可谓“识仁”：“循天之理，所以求尽其心也。”(《天命》)“务尽其心之谓大仁”(《修身》)。“穷理尽性以成吾仁”、“人尽其心，则可与言仁矣”(《纷华》)。第三，仁包含着一种普遍的爱心，这种爱心在胡宏看来，正是贯通于天地万物之中的一种生息造化之功，胡宏的这一见解实际上是表彰了张载《西铭》之说。这一点也标明了胡宏想要培养的“与天地同其道”的圣人所具备的特征：“仁者无不爱也，故以斯文为己任，理万物而与天地参矣”《(纷华)》。胡宏还以“仁”的标准，要求并规范帝王之政，他认为仁为立身立国之本，帝王以仁治国，不仅要“富民”，更要“爱民”，而“爱民”的主要标志就是“教民”(《文王》)。他说：“仁智合一，然后君子之学成。”(《天命》)“士选于庠序，政令行乎世臣，学校起于乡行，财出于九赋，兵起于乡遂，然后政行乎百姓，而仁覆天下”(《天命》)。这里不难看出，胡宏在治理国家方面推崇“仁学”，正为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提供了理论依据。第四，仁学并非脱离实际的洞空原理，而是“切切于世”、“周乎万物”(《天命》)，因此，“仁之道，非便儇矫厉，耳剽口诵之所可得，必刚毅笃实，主忠行恕，而后可至”(《五峰集．邵州学记》)。胡宏进而指出“识仁”的学习途径：开阔胸怀和眼界，廓然大观，解其胶固，骞然高举，拔于卑陋；潜心于孑乙子文章，期得夫子之道于文章之表；尚志不自弃，力行于仁，亲师求性初；崇师问道，取友资器利，相观而善；自反修身，守身以仁，情欲之妨于义理者消忘之，气质之戾于中和者矫正之；无须臾不敬，无毫忽自欺，慎独自省。如此，方可谓“下学于己而上达于天，然后仁可言矣”。 综上可见：在胡宏的教育观念中，“仁学”是其阐述一系列教育问题的基本宗旨和出发点。 （二）论人性与教育 胡宏对“人性”的理解，在宋儒中是独具一格的。他不同意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否认人性有善恶，并因此被朱熹斥为“举物而遗则”。 胡宏也没有像二程和张载那样，把“性”划分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并且把情、欲看作是性的表现形式，把性看作是气与物的主宰。胡宏在《知言》中，给“性”下了如下界义： 第一，性是一种先验的理念化的绝对观念，先于事物而存在，又贯穿流行于客观事物之中，是事物的本体和变化运行的动力，与所谓的“道体”、“天命”、“天理”、“天地之心”是同一范畴。《胡子知官疑义》：“非圣人能名道也，有是道则有是名也。圣人指明其体日性，指明其旧日心；性不能不动，动则心矣”。“天命之谓性，性，天下之大本也”。《复义》：“天命之谓性，流行发见于日用之间”。“气有性，故其运不息”。《义理》：“义理，群生之性也。”“夫理，天命也；义，人心也”。第二，性虽为万物的本体，万物包含在性的范畴之中，但“性”并非只是一种单一的本原，而是千差万异的不同物质和事物的各自属性，事物之间的差异也是由其本质属性的差异造成的。《汉文》：“性之所以不一，物之所以万殊也。万物之性，动殖、小大，高下，各有分焉。”《一气》：“万物皆性所有也。”“大哉性乎!万理具焉，天地由此而立焉矣”。《往来》：“万物万事，性之质也”。《修身》： “性外无物，物外无性”。第三，欲在性中，二者的关系是同体而异用。《胡子知言疑义》：“好恶，性也。小人好恶以已，君子好恶以道。察乎此，则天理人欲可知”。在胡宏看来：性的内含十分广大，“善恶吉凶百行俱载”， 善恶不足以言之，情欲不能排除在外，无论是圣人，还是凡人同样都有情欲，二者的区别不在是否有情欲，而在于情欲是否合于“道”，是否符合常理。他指出：“凡天命所有而众人有之者，圣人皆有之。人以情为有累也，圣人不去情；人以才为累也，圣人不病才；人以欲为不善也，圣人不绝欲”。 二者的区别就在于“圣人发而中节，而众人不中节也”。 由此出发，胡宏进一步阐述与人性直接相关的教育问题：第一，教育的目的不在于“存天理，灭人欲”，而在于使人的情欲所发合于天道自然。因此，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顺万物之性、成万物之性。《大学》：“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之学，立天地之经、成万物之性”。《汉文》：“圣人顺万物之性，惇五典，庸五礼，章五服，用五刑，贤愚有别，亲疏有伦，贵贱有序，高下有等，轻重有权，体万物而昭明之，各当其用，一物不遗，圣人之教可谓至矣”。在这里，胡宏把封建社会的纲常伦理及等级制度，都看作是天道自然的表现，所谓的“顺性”、“成性”，也是为了维护并理顺封建社会上下有差、尊卑有序的专制秩序，培养学生做恭顺的臣民。第二，怎样才能达“成性”、“顺性”的目的呢？胡宏说：“顺秉彝，穷物则，谓之正教”(《往来》)。就是说：学生要在日常生活中处处循守封建的纲常伦理规范，也就是所谓的“守身以仁”，同时要广泛地读书、学习，了解各种事物的属性。《大学》：“致知在格物，物不格，则知不至”。《复义》：“天命之谓性，流行发见于日用之间……欲发而中节，与天地相似也，难也哉!求免斯弊者，舍讲学其可乎？”《义理》：“人之生也，良知良能根于无，拘于己，泂于事，诱于物，故无所不用学也。学必习，习必熟，熟必久，久则天，天则神”。《纷华》：“心穷其理，则可与言性矣”。胡宏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只有通过后天的学习，穷尽物理，才能够达到“成性”、“顺性”的境界。既肯定了后天学习的重要性，又强调了对于周围事物的实际观察与体认，但胡宏既已承认天理道体与人心相通，心知天地，宰万物，因而他更注重对心体的自我体认，并否认外部感性知识的可靠性，认为：“彼夫随众人耳目闻见而知者，君子不谓之知也”（《大学》）。他所强调的格物致知，仍然包含着浓厚的主观唯心色彩。 （三）论道德修养 《知官》有关道德修养的一系列论述，是以其“仁学”及心性沦的观点为依据的。 由于《知言》肯定合理的情欲是人性自然的表现。因而道德修养的目的不在于“绝欲”，而在于“寡欲”和“清欲”。《知言》既肯定性理与情欲是同一个范畴，又指出二者矛盾统一的关系。《往来》：“性譬诸水乎，则心犹水之下，情犹水之澜，欲犹水之波浪。”《纷华》：“人欲盛，则于天理昏”。《义理》：“物欲不行，则志气清明而应变无失”。《修身》：“修身以寡欲为要”《纷华》：“穷理寡欲，交相发者矣”。胡宏在这里明确地阐明了道德修养的两个主题：其一：修身寡欲与“穷理”的道德认识过程是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其二，修身寡欲是要排抑那种违反常理的“物欲”，这种“物欲”是过分地追求物质享受和功名利禄。胡宏把宋代的科举词藻之学都归入“物欲”之中，并进而强调：道德修养必须摆脱科举利禄的干扰，才能够正常进行，因此在提倡教育以修身明伦为本的宗旨后，必须明确地指出科举利禄之学的危害性。对此，胡宏在《邵州学记》所做的论述，可谓是《知言》上述思想的注脚：“夫为是学者，非教士子美食逸居，从事词藻，幸觊名第，盖将使之修身也。……若徒掇拾章句，驰骛为文采，藉之取富贵，缘饰以儒雅，汲汲计升沉，领光景以快情遂欲，夸妻妾而耀乡里者，是吾弃我经天纬地，建三才，备万物，至大至妙，不貲之身于一物之小也”。 《知言》还从三个方面论述道德修养的具体方法：第一，自反责己。《天命》：“自反则裕，责人则蔽。君子不临事而恕己，然后有自反之功。自反者，修身之本也”。“从人反躬者，鲜不为君子；任己盖非者，鲜不为小人”。《文王》：“以反求诸己为要法，以言人不善为至戒”。第二，改过致知。《事物》：“行之失于前者，可以改之于后；事之失于今者，可以修之于来。……虽强力之人，改过不惮，其如过之不穷何？是以《大学》之方在致其知。知至，然后意诚，意诚，则过不期寡而自寡矣”。“事之误，非过也，或未得驭事之道焉耳。心之惑，乃过也。心过难改，能改心过，则无过矣”。从这些言论可以推见：《知言》所讲的“改过”，是就澄明或端正“心体”而言的，“致知”则如胡宏多次强调的“尽心知性”、“格物致知”，这种修养的功夫正体现了程颢主张在人性内部澄清本源的思想宗旨，同时，致知的功夫也就是正心诚意的过程。改过致知，也就是在反求自责的过程中不断深化道德认识的过程。第三，谨言慎行。《知言》对于这类问题的理解，既注重在现实生活中少犯错误，使道德更加完善，又考虑到人际关系中的各种因素，同时也视之为道德实践的基本功夫之一。《文王》：“以言人不善为至戒”。“行谨，则能坚其志；言谨，则能崇其德”。《中原》：“学，即行也，非礼，勿视听言动。学也，行之也，行之行之而又行之。习之不已，理与神会，能无悦乎！学，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 除上述各个方面之外，《知言》在谈到教育内容时。主张“学欲博，不欲杂，守欲约，不欲陋”（《仲尼》），他认为：《易》、《书》、《诗》、《春秋》及所有的孔孟之书，皆为圣人之道，有补于治道，但尤其表彰《春秋》之学，认为《春秋》与《易》包容了“经伦之业”，可以起到“一目全牛，万隙开”的作用（《汉文》），并反复强调：“天理人欲，莫明辨于《春秋》。圣人教人清人欲，复天理，莫深切于《春秋》”（《一气》）。这样就把《春秋》推到了儒家学说的中心地位，并视之为道德教育、知识教育的核心教材，这一点也标榜了胡氏湖湘学派的学业专长 ============================================================================== 知言，五峰胡先生之所著也。先生諱宏，字仁仲，文定公之季子也。自幼志於大道，嘗見楊中立先生於京師，又從侯师圣先生於荆门，而卒傅文定公之學。优悠南山之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力行所知，親切至到，析太極精微之蘊，窮皇王制作之端，综事理论一原，貫古今於一息，指人欲之偏以見天理之全，即形而下者而發無聲無臭之妙。使學者驗端倪之不远，而造高深之無極。體用該備，可舉而行。晚歲嘗被召旨，不幸寢疾，不克造朝而卒。 是书乃其平日之所自著。其言约，其義精，诚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蓍龜也。然先生之意，每自以為未足，逮其疾革，猶時有所更定，蓋未及脱稿而已啟手足矣。
3.21 万字 | 2019-09-25 15:48更新
《三字经》是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启蒙读物，20世纪80年代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性的启蒙教材，关于它的作者一直是个历史“公案”。 2002年人民日报曾刊登了一则报道，说在广东顺德举办的一次历史档案文献展上，展出了一件由清朝咸丰探花、顺德人李文田编辑的《三字经句释》，其封面上“区适子手著”5字表明了《三字经》出自顺德。而宁波学者认定，《三字经》的作者应是鄞州籍大学者王应麟。 《三字经》诞生于元初，直到明代才广为流传，王应麟的文集中虽未见载有《三字经》，但明清人多认定作者是王应麟。这次在洞桥头村发现的王应麟所撰的《碑记》尾部就有《三字经》句式，这无疑为《三字经》作者是王应麟提供了一个佐证。 其成功之处在于，虽然全书只有千余字，但结构严谨，文字简练，内容丰富，涵盖面广；而且此书三字一段，句句押韵，读来琅琅上口，便于少儿记诵。为了更好发挥《三字经》的作用，让小朋友们了解中国灿烂的古文明，作者对这一古老的典籍进行了全面的诠释，结合《三字经》的内容，增加了相应的典故和常识，并配以现代卡通插图和英文翻译，从而使古老的经典散发出现代的气息。知识性和趣味性完善的结合，给阅读带来一种全新的感觉，相信小朋友们在传统文化的沐浴中，一定会不断进步，成为新时代的弄潮儿！
0.42 万字 | 2019-04-07 14:03更新
《神仙传》，书名。东晋·葛洪撰。十卷。书中收录了古代传说中的84位仙人的事迹。虽事多怪诞，但其中不少人常为后世养生文献所引用；有些内容对研究中国古代养生学术也不无参考意义。现存《神仙传》有两种版本。一为九十二人附二人传本，见于《道藏精华录百种》等道典中。二为八十四人传本，见于《四库全书》中。此外唐人梁萧又称其“凡一百九十人”，可见今人《神仙传》并非全本。 《神仙传》中故事众多，故篇幅较长，故事情节大多复杂、奇特、生动。如《栾巴传》写仙人栾巴为民除害的故事，中间说一庙鬼化作书生，骗太守许以女儿。栾巴见之，遂做法驱之，使庙鬼现形为老狸。故事以生动的情节，刻画了道教的法力，笔墨虽少，却塑造了一个为民除害的正面形象。类似的故事还有《王远传》、《刘根传》、《吕恭传》等，均以想象丰富，记叙生动著称。 ============================================================================== 晋葛洪撰。是书据洪自序，盖於《抱朴子。内篇》既成之後，因其弟子滕升问仙人有无而作。所录凡八十四人。序称秦大夫阮仓所记凡数百人，刘向所撰又七十一人。今复抄集古之仙者见於仙经服食方百家之书，先师所说，耆儒所论，以为十卷。又称刘向所述，殊甚简略，而自谓此传有愈於向。今考其书，惟容成公、彭祖二条与《列仙传》重出，馀皆补向所未载。其中如黄帝之见广成子，卢敖之遇若士，皆庄周之寓言，不过鸿鸿雲将之类，未尝实有其人。淮南王刘安谋反自杀，李少君病死，具载《史记》、《汉书》，亦实无登仙之事，洪一登载，未免附会。至谓许由、巢父服箕山石流黄丹，今在中岳中山，若二人晋时尚存，洪目睹而记之者，尤为虚诞。然後《汉书。方术传》载壶公、蓟子训、刘根、左慈、甘始、封君达诸人，已多与此书相符。疑其亦据旧文，不尽伪撰，又流传既久，遂为故实。历代词人，转相沿用，固不必一一核其真伪也。诸家著录皆作十卷，与今本合，惟《隋书。经籍志》称为葛洪《列仙传》，其名独异。考新、旧唐书并作葛洪《神仙传》，知今本《隋志》殆承上《列仙传》赞之文，偶然误刊，非书有二名也。此本为毛晋所刊。考裴松之《蜀志。先主传注》，引李意期一条，《吴志。士燮传注》引董奉一条，《吴范。刘惇赵达传注》引介象一条，并称葛洪所记，近为惑众，其书文颇行世，故撮举数事，载之篇末。是徵引此书，以《三国志》注为最古。然悉与此本相合，知为原帙。《汉魏丛书》别载一本，其文大略相同，而所载凡九十二人。核其篇第，盖从《太平广记》所引钞合而成。《广记》标题，间有舛误，亦有与他书复见，即不引《神仙传》者，故其本颇有讹漏。即如卢敖若士一条，李善注《文选》江淹《别赋》鲍照升天行，凡两引之，俱称葛洪《神仙传》，与此本合。因《太平广记》未引此条，《汉魏丛书》本遂不载之，足以证其非完本矣。 葛洪，字稚川，丹阳句容人也。祖系，吴大鸿胪。父悌，吴平后，入晋为邵陵太守。 洪少好学，家贫，躬自伐薪，以贸纸笔，夜辄写书诵习，以儒学知名。性寡欲，无所爱玩，不知棋局几道，摴蒱齿名。为人木讷，不好荣利，闭门却扫，未尝交游。于余杭山见何幼道、郭文举，目击而已，各无所言。时或寻书问义，不远数千里，崎岖冒涉，期于必得。遂究览典籍，尤好神仙导养之法。从祖玄，吴时学道得仙，号曰葛仙公，以其炼丹秘术授弟子郑隐。洪就隐学，悉得其法焉。后师事南海太守上党鲍玄。玄亦内学，逆占将来，见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传玄业，兼综练医术，凡所着撰，皆精覈是非，而才章富赡。太安中，石冰作乱。吴兴太守顾秘为义军都督，与周等起兵讨之。秘檄洪为将兵都尉，攻冰别率，破之，迁伏波将军。冰平，洪不论功赏，径至洛阳，欲搜求异书，以广其学。洪见天下已乱，欲避地南土，乃参广州刺史稽含军事。及含遇害，遂停南土多年，征镇檄命，一无所就。后还乡里，礼辟皆不赴。元帝为丞相，辟为掾，以平贼功，赐爵关内侯。咸和初，司徒导召补州主簿，转司徒掾，迁谘议参军。干宝深相亲友，荐洪才堪国史。选为散骑常侍，领大着作，洪固辞不就。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闻交址出丹，求为句漏令。帝以洪资高，不许。洪曰：“非欲为荣，以有丹耳。”帝从之。洪遂将子侄俱行，至广州，刺史邓岳留不听去，洪乃止罗浮山炼丹。岳表补东官太守，又辞不就。岳乃以洪兄子望为记室参军。在山积年，优游闭养，着述不辍。其自序曰：“洪体乏进趣之才，偶好无为之业。假令奋翅则能陵厉玄霄，骋足则能追风蹑景，犹欲戢劲翮于鹪鷃之群，藏逸迹于跛驴之伍，岂况大块
4.00 万字 | 2019-04-07 18:48更新
《百战奇略》》（原名《百战奇法》）总结了前人的战争经验，是中国古代享誉很高的一部著名军事理论书籍在中国军事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这本书依据现代通行的文体，平实浅显地对它进行翻译，古代著名兵书，随即为现代人所容易接受。 《百战奇略》（原名《百战奇法》）作为一部以论述作战原则和作战方法为主旨的古代军事理论专著而问世，这无论是在宋以前或是宋以后，都是不多见的。因此，从其产生以来，就为兵家所重视和推崇，给予很高评价，并一再刊行，广为流传。《百战奇略》一书所采用的以单音词设条立目的编纂体例，以古代兵法为立论依据、以古代战例为论证事例的论史结合、正反对比的著述方式，从现存古代兵书情况看是最早的，因而，它在我国军事学术发展史上起着发凡启例的重要作用。
22.48 万字 | 2019-04-07 21:15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