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史八十卷，北史一百卷，唐李延寿撰。南史起公元四二○年（宋武帝永初元年），终公元五八九年（陈后主祯明三年），记述南朝宋、南齐、梁、陈四个封建政权共一百七十年的历史。北史起公元三八六年（北魏道武帝登国元年），终公元六一八年（隋恭帝义宁二年），记述北朝魏、北齐（包括东魏）、周（包括西魏）、隋四个封建政权共二百三十三年的历史。两书合称南北史。 李延寿，唐初相州人，官至符玺郎。在唐太宗时代，他曾先后参加隋书纪传、十志和晋书的编写工作，还参预过编辑唐朝的「国史」，并著有太宗政典。南北史的撰著，是由李延寿的父亲李大师开始的。隋末，李大师曾在农民起义军领袖窦建德所建立的夏政权中做过尚书礼部侍郎。窦建德失败后，他被唐朝流放到西会州（今甘肃境内），后遇赦放回，死于公元六二八年（唐太宗贞观二年）。当李大师开始编纂南北史的时候，沈约的宋书、萧子显的齐书、魏收的魏书已经流传很久，魏澹的魏书和王劭的齐志等也已成书。而当李延寿继续编纂南北史的时侯，梁、陈、北齐、周、隋五代史的编纂工作也正在进行或定稿。既然关于南北朝的史书已有多种，那么，李氏父子为什么还要另外编写这一时期的历史著作呢？李延寿的自序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他的父亲「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虜’，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显然，在隋、唐全国统一的局面形成后，人们很需要综合叙述南北各朝历史的新著。同时，分裂的封建政权互相敌视的用语如「索虜」、「岛夷」之类，已与全国统一后南北各民族大融合的形势不相适应，比李延寿时代稍后的刘知几也强烈反对这种称谓。所以李氏父子打破了朝代的断限，通叙南北各朝历史，又在书中，删改了一些不利于统一的提法，正是反映了当时历史的要求。这也是南北史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大师本是仿照吴越春秋，採用编年体，没有成书。李延寿在他的基础上，改用史记纪传的体裁，删节宋、南齐、梁、陈、魏、北齐、周、隋八书，又补充了一些史料，写成南史和北史。公元六五九年（唐高宗显庆四年），这两部书经唐朝政府批准流传。唐高宗对它很重视，曾亲自为之作序，但这篇序到宋代已经失传。 南北史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突出门阀士族的地位。它用家传形式，按世系而不按时代先后编次列传，一姓一族的人物，集中在一起。这种编纂方法并不开始于李延寿。刘宋时，何法盛著晋中兴书，就有瑯邪王录、陈郡谢录等篇名，就是将东晋大族王、谢两家的人物集中为传。北齐魏收著魏书，也是参用家传形式。但魏书对大族中的重要人物还是抽出来单独立传，南北史则凡是子孙都附于父祖传下，因此家传的特徵更为突出。这不仅是方法问题，而是南北朝时期社会现实的反映。 南北朝是门阀士族统治的时代，世家大族倚仗祖先的政治地位和宗族姻亲的党援，享有政治特权，佔有大量部曲、佃客、奴婢、荫户和士地。高门子弟从青少年时期就在中央或地方任官，三四十岁便可飞黄腾达。大族之间以及大族与皇室之间由婚姻关系联结起来，构成一个膠漆坚固的特权阶層。他们也排斥着庶族地主。「地望」和「婚」、「宦」，是门第高下的重要标帜，这些都记載在他们的谱牒里。所以南北朝的大族特别重视谱牒，讲究谱学。但是，激烈的阶级斗争冲击着高门大族，从南北朝到隋末的歷次大规模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门阀士族。许多大族地主被革命的农民所镇压，或被赶出他们原来盘据的地区。他们的谱牒连同他们的家业，也被革命的洪流冲刷得荡然无存。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地位迅速下降，门阀士族的「盛世」已经江河日下。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为了挽救自已的颓运，他们用尽了各种手法。在史书里塞进家谱，就是其中的一种。魏收就曾直言不讳地说：「往因中原丧乱，人士谱牒遗逸略尽，是以具书其枝派。」这就是企图通过修史来肯定门阀士族的世袭特权。唐朝初年编纂梁、陈、北齐、周、隋五代史，对「朝廷贵臣，必父祖有传」，也是要把新贵和旧门阀联系起来，从而恢复旧门阀的政治地位。出身陇西大族的李延寿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写成南北史的。 南北史和宋、南齐、梁、陈、魏、北齐、周、隋八书相比较，从史料的角度来说是长短互见的。八书保存史料较多较详，经过南北史的删节，篇幅仅及原书总和的二分之一，自然不免缺略。它所删掉的，在本纪中多属册文、诏令，在列传中多属奏议、文章。删节以后，叙事部分相对突出，读来比较醒日。可是，也有删所不当删的地方，例如北魏李安世关于均田的奏疏，梁朝范缜关于神灭的著名辩论，都是有关当时阶级关系和思想斗争的重要资料，增补入传，常常能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更能反映当时真实情况。这类资料在南史的何佟之传，北史的东魏孝静帝纪、高昂传、斛律金传、李稚廉传、尒朱荣传中都可以发现。但因此也掺入了大量神鬼故事、谣言讖语、戏谑笑料，这又是它的严重缺点。总之，南北史就史料的丰富完整来说，不如八书，但也不乏胜过八书的地方。作为研究南北朝历史的资料，可以和八书互相补充，而不可以偏废。 本书点校，南史和北史都是採用百衲本（即商务印书舘影印元大德本）为工作本。南史以汲古阁本、武英殿本进行通校，以南、北监本和金陵书局本作为参校。北史以南监本、武英殿本进行通校，以北监本、汲古阁本作为参校，又查对了北京图书舘所藏宋本残卷。版本異同，一般择善而从，不作校记；但遇有一本独是或可能引起误解的地方，则仍写校记说明。 除版本校勘外，还参校了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和通志。因为南北史本是节删八书，它的原则是「若文之所安，则因而不改」，这八部史书当然可以作为校勘的主要根据。而通志的南北朝部分，则基本上是钞录南北史，文字上的異同，对于校正这两部史书也有一定的参考價值。此外，还参考了通鑑、太平御览、通典等书。前人成果利用最多的是钱大昕的二十二史考異和张元济、张森楷的南北史校勘记稿本。其他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张熷的读史举正，洪颐煊的诸史考異，李慈铭的南史札记和北史札记等书，也都曾参考。 各卷目录基本上保持元大德本原目，只改正了其中若干错误。
141.10 万字 | 2019-04-05 16:00更新
《洛阳伽蓝记》是南北朝时期（公元420年～公元581年）记载北魏首都洛阳佛寺兴衰的地方志，共五卷，作者是东魏阳（或作杨、羊）（音眩）之，北平郡（今中国中部河北卢龙）人。 东魏迁都邺城之后，在武定五年（即公元547年）他再到洛阳，看见当地遭受东、西魏战争破坏后，满目创痍，一副破败景象，感慨极深，所以写了这本书，回忆魏孝文帝元宏迁都后，洛阳的繁荣昌盛。由于他反对佛教，认为贵族的施舍浪费，以及国家对佛教的扶植影响了赋役收入和兵源，所以书中对寺院的华丽和贵族的奢华进行了大量讥刺。 此书按照城内、城东、南、西、北的次序，以四十多所名寺院为纲，兼顾所在里巷、方位以至名胜古迹，同时叙述相关事迹。从书中可以了解孝文帝迁洛阳到尔朱氏之乱，四十年间洛阳的故事和台省坊市的分布，甚至于外商来洛阳居住和各国的风土人情、道里远近书中都有所涉猎。内容包括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学、艺术、思想、宗教等方面，史料价值极高。其中，第五卷收录的宋云《家纪》、慧生《行记》、《道荣传》，详细记载了宋云去天竺的情况，成为现今研究中印交通史的珍贵史料。此书的文学价值也很高。
2.28 万字 | 2019-04-06 23:14更新
本书为汉杨雄所著，全书尊圣人，谈王道，传播儒家思想。法言是杨雄（公元前五三年公元一八年）具有代表性的哲学著作之一。汉书杨雄传载其自序去云：“雄见诸子各以其知舛驰，大氐诋訾圣人，即为怪迂析辩诡辞，以挠世事。虽小辩，终破大道而惑众，使溺于所闻，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故人时有问雄者，常用法应之，譔以为十三卷，象论语，号曰法言。”足见本书之作，其主旨在于捍卫和发扬儒家学说。但与此同时，他也在一定程度上依据唯物主义观点，对当时流行于世的天人感应、鬼神图识等宗教迷信思想进行了批判，深得同时代唯物主义思想家桓谭的赞赏，並对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有较大的影响。应该肯定，法言在我国古代唯物主义发展史上据有一定的地位，是研究这一课题的人相当重要而不可或缺的一部书。
47.58 万字 | 2019-04-07 14:13更新
《碧岩录》全称《佛果圆悟禅师碧岩录》，亦称《碧岩集》，是宋代著名禅僧圜悟克勤大师所著，共十卷。书的内容即重显禅师的百则颂古和圆悟的评唱组成。每一节的具体结构是：一、垂示，即对该则的案例提示纲要，加以引介。二、列出公案案例，其中夹注著语或评语。三、对该则案例加以评唱。四、列出雪窦重显的颂古诗，其中亦夹注著语或评语。五、对颂古诗作解说性评述。 此书撰成后，在禅林享有盛誉，向有“禅门第一书”之称。雪窦大师的颂古百则，向来被认为是禅文学的典范之作。而圜悟大师的评唱，与原诗可谓珠联璧合，使得本书成为禅文学史上的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在过去，很多参禅者从书进入禅悟之门，也有很多参禅者因此书坠入野狐劫之身。故向来视若拱璧者有之，付诸一炬者有之，真可谓醍醐上药，既能杀人，亦能活人。 虽然网上各种佛教资讯浩如烟海，洋洋大观，但据笔者所知，迄今还没有一部《碧岩录》，因此笔者特将这部书的文本加以新式标点上网，（版本系依据《续藏经》第二编第二十二套，略去了夹注的部分）供喜爱禅学与禅诗的朋友阅读。这是地地道道、原汁原味的禅诗及欣赏。酌之不竭，挹之弥甘。只要潜心涵咏，自可于欣赏颂古、评唱的同时，领略到禅诗禅语的无穷风光，从而心花顿发，顿悟真如。
14.84 万字 | 2019-04-07 14:21更新
《法苑珠林》一百卷，唐释道世撰。释道世字玄恽，当时因为避免和唐太宗同名（世字），所以通用玄恽这个名字。他俗姓韩，京兆长安人。年十二，出家于青龙寺。精通律学，很有名。显庆年中他曾参加玄奘法师译场的工作，后来又奉召与道宣律师同住西明寺。显庆四年（659）编成《诸经要集》二十卷，后扩充为《法苑珠林》一百卷，化了十年的工夫，至总章元年（668）才完成。兰台侍郎李俨替它做了序。此外他还著有《善恶业报》及《敬福论》二十三卷，《大小乘禅门观》十卷、《大乘略止观》一卷、《受戒仪式》四卷、《礼佛仪式》二卷、《辨伪显真论》一卷、《敬福论》十卷（略本二卷）、《四分律讨要》、《四分律尼钞》各五卷、《金刚经集注》三卷。 《法苑珠林》是类书体。在它以前，梁武帝萧衍令沙门僧旻、宝唱等采择经律里重要希有异相，以类相从，编成《经律异相》五十卷，开了佛教类书的先河。道世继起作《诸经要集》，钞出佛经中有关的材料一千条，分三十部一百八十余目，每部开始有“述意缘”，总序一部的大意。其次有“引证缘”，广引故事为证。到了扩充成《法苑珠林》分一百篇，篇下有部，也是以“述意”、“引证”居前，用《要集》原文，共分六百余部，末尾更有“感应缘”，广引实事为证。而且注出引用的典据。 本书原为一百卷，独万历十九年嘉兴藏刻本析为一百二十卷，今两种版本并行。 本书从《劫量篇》起到《传记篇》止，共一百篇，其篇名和分类如次： 《劫量篇》第一，卷一。《三界篇》第二，卷二、三。《日月篇》第三，卷四。《六道篇》第四，卷五、六、七。《千佛篇》第五，卷八、九、十、十一、十二。《敬佛篇》第六，卷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敬法篇》第七，卷十七、十八。《敬僧篇》第八，卷十九。《致敬篇》第九，卷二十。《福因篇》第十，《归信篇》第十一，《士女篇》第十二，卷二十一。《人道篇》第十三，卷二十二。《惭愧篇》第十四，《奖导篇》第十五，《说听篇》第十六，卷二十三、二十四。《见解篇》第十七，卷二十五。《宿命篇》第十八，卷二十六。《至诚篇》第十九，卷二十七，《神异篇》第二十，卷二十八。《感通篇》第二十一，卷二十九。《住持篇》第二十二，卷三十。《潜遁篇》第二十三，《妖怪篇》第二十四，卷三十一。《变化篇》第二十五，《眠梦篇》第二十六，卷三十二。《兴福篇》第二十七，卷三十三。《摄念篇》第二十八，《发愿篇》第二十九，卷三十四。《法服篇》第三十，《然灯篇》第三十一，卷三十五。《悬幡篇》第三十二，《华香篇》第三十三，《呗赞篇》第三十四，卷三十六。《敬塔篇》第三十五，卷三十七、三十八。《伽蓝篇》第三十六，卷三十九。《舍利篇》第三十七，卷四十。《供养篇》第三十八，《受请篇》第三十九，卷四十一、四十二。《轮王篇》第四十，卷四十三。《君臣篇》第四十一，卷四十四。《纳谏篇》第四十二，《审察篇》第四十三，卷四十五。《思慎篇》第四十四，《俭约篇》第四十五，卷四十六。《惩过篇》第四十六，《和顺篇》第四十七，卷四十七。《诚勗篇》第四十八，卷四十八。《忠孝篇》第四十九，《不孝篇》第五十，卷四十九。《报恩篇》第五十一，《背恩篇》第五十二，卷五十。《善友篇》第五十三，《恶友篇》第五十四，《择交篇》第五十五，卷五十一，《眷属篇》第五十六，《校量篇》第五十七，卷五十二，《机辨篇》第五十八，《愚戆篇》第五十九，卷五十三。《诈伪篇》第六十，《惰慢篇》第六十一，卷五十四。《破邪篇》第六十二，卷五十五。《富贵篇》第六十三，《贫贱篇》第六十四，卷五十六，《债负篇》第六十五，《诤讼篇》第六十六，卷五十七。《谋谤篇》第六十七，卷五十八、五十九。《咒术篇》第六十八，卷六十、六十一。《祭祠篇》第六十九，《占相篇》第七十，卷六十二。《祈雨篇》第七十一，《园果篇》第七十二，卷六十三。《渔猎篇》第七十三，《慈悲篇》第七十四，卷六十四。《放生篇》第七十五，《救厄篇》第七十六，卷六十五。《怨苦篇》第七十七，卷六十六、六十七。《业因篇》第七十八，卷六十八。《受报篇》第七十九，卷六十九、七十。《罪福篇》第八十，《欲盖篇》第八十一，卷七十一。《四生篇》第八十二。《十使篇》第八十三，卷七十二。《十恶篇》第八十四，卷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六度篇》第八十五，卷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忏悔篇》第八十六，卷八十六。《受戒篇》第八十七，卷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破戒篇》第八十八，卷九十。《受斋篇》第八十九，《破斋篇》第九十，《赏罚篇》第九十一，卷九十一。《利害篇》第九十二，卷九十二。《酒肉篇》第九十三，卷九十三、九十四。《秽浊篇》第九十四，卷九十四。《病苦篇》第九十五，卷九十五。《舍身篇》第九十六，卷九十六。《送终篇》第九十七，卷九十七。《法灭篇》第九十八，卷九十八。《杂要篇》第九十九，卷九十九《传记篇》第一百，卷一百。 本书撰述的宗旨，主要在于类钞佛典，以便学者检索。其感应缘，则用事实阐明罪福的因果关系，增强对于佛法的信念。 本书的特色有两点： 其一：博记名物典故，大都注明依据，不作揣摩拟议、凭虚臆测的说法。本书引用的典籍达四百多种，除佛经而外，兼及儒典纤纬以及道教经典。道经有《道士法轮经》、《太上清净消魔宝真安全智慧本愿大戒上品经》、《老子升玄经》、《老子西升经》、《智慧观身大戒经》、《化胡经》、《灵宝消魔安志经》、《老子大权菩萨经》、《灵宝法轮经》、《仙人请问众圣难经》、《仙公请问上经》、《上品大戒经》《升玄内教经》、《智慧本愿戒上品经》、《仙公请问经》、《太上灵宝真一劝诫法轮抄经》等。此外也旁涉杂史、稗史，如《魏略》、吴均《齐春秋》、《列异传》、《旌异记》、《真人关尹传》、宋躬《孝子传》、《神仙传》、《周穆王天子传》、《齐谐记》、《冥报记》、《冥报拾遗》、《搜神记》、《续搜神记》、《幽冥缘》、《幂祥记》、《冤魂志》等籍。无典据的也注明依据时人某所说，如王同仁说、王玄策说、琬师说、法云说、崔义起家婢说、王之弘说等。 其二：保存了一些珍贵文献和史料，其中关于内典的佚文，有《佛本行经》、《菩萨本行经》、《观佛三昧经》、《善权经》、《净度三昧经》等五十二种，从《开元释教录》以来就未见原本的，此书却有引文，还有属于疑伪经类的若干佚文。又其中关于外籍的佚文，有《冥祥记》、《西域志》、王玄策《中天竺行记》事，特别是后两种对研究印度中世纪的历史地理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原书早已遗失，而此书有十余条引文，极可珍贵。
123.22 万字 | 2019-04-07 14:28更新
《古尊宿语录》是晚唐五代至南宋初期禅宗的一部重要语录汇编。此书四十八卷，收集了上自南嶽怀让，下至南嶽下十六世佛照德光，共三十七家禅师的言行，其中青原一系有五家，南嶽一系有三十二家。而南嶽一系中收录得最多的是临济宗，这一情況说明了临济宗在当时独盛的地位，以及人们对临济禅的重视程度。古尊宿语录收录的禅师人数不及五灯会元收录得多，但对禅师的言行记述则比较详尽，有行迹、拈古、偈颂、奏文、与帝王的对答等，弥补了其它灯録之不足。通过古尊宿语录，不仅可以把握禅宗盛期之梗概，亦可观禅宗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全貌。它是研究禅宗特别是禅宗盛期必不可少的思想资料。 关于古尊宿语録的编者，宋咸淳丁卯年（一六六七），物初大观的“重刻古尊宿语录序”记为赜藏主。然而赜藏主何许人？“赜”是姓还是名字？史无此人传记，无从确定。吕澂在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中谓“古尊宿语录，四十八卷，宋渭赜藏主集，明净戒重校”。“渭”是人名还是地名？若是地名，应是陕西甘肃一带，而物初大观的序明确记载：“刊行于闽中”。若是人名，有何根据？也不得而知。日本宇井伯寿博士在第二禅宗史研究一书中提出，赜藏主可能是古尊宿语录卷三十七末尾的士圭跋文中所提到的守赜僧挺，柳田圣山也同意此说，但都无确实证据。因此，关于此书的原编者仍待考。 关于古尊宿语录的刊行过程，据已知文献记载，至少进行过两次修订增补。其一，“重刻古尊宿语录序”记载：“異时有赜藏主者，旁蒐广採，仅得南泉下二十二家示众机语。厥后又得云门、真净、佛眼、佛照等数家、总曰古尊宿语。”就是说，赜藏主编的古尊宿语只有二十二家，而云门、真净、佛眼、佛照几家，是觉心居士捐资重刻时新增加的。其二，古尊宿语录入明版大藏经时，净戒所作的“校刊记”记载：“新藏经板初赐天禧，凡禅宗古尊宿语、颂古，雪窦、明教、大慧等语，多有损失。永乐二年，敬捐衣资，命工刊补。今奉钦依取僧，就灵谷寺校正。”这次入藏，在原古尊宿语的基础上进行了刊补校订是无疑的，但没有说明根据的哪种版本，增补了多少家。
62.32 万字 | 2019-04-07 14:28更新
【王先谦】（1842-1917） 清末学者。湖南长沙人。字益吾，号葵园。曾任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湖南岳麓、城南书院院长。在任组织学人，集体从事古籍文献的编校刊印工作。曾校刻《皇清经解续编》，并编有《十朝东华录》、《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荀子集解》、《庄子集解》、《诗三家义集疏》、《续古文辞类纂》等。所著有《虚受堂文集》。=============================================================================《庄子集解》是其集大成者。作者王先谦是清朝人，一生着力于庄子研究，他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许多见解，很有价值。《庄子集解》广收前人注释，且简炼明捷，是研究《庄子》较好的参考书。近人刘武的《内篇补正》，在广泛引证为基础上，对许多传统注释做了补正，颇有见地，可资研究者参考。
34.78 万字 | 2019-04-07 18:48更新
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唐房玄龄等撰。它的叙事从司马懿开始，到刘裕取代东晋为止，记载了西晋和东晋封建王朝的兴亡史，并用「载记」形式，兼叙了割据政权「十六国」的事蹟。 晋书的修撰，从贞观二十年（公元六四六年）开始，二十二年（公元六四八年）成书，历时不到三年。参加编写的前后二十一人，其中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三人为监修，其余十八人是令狐德棻、敬播、来济、陆元仕、刘子翼、卢承基、李淳风、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崔行功、辛丘驭、刘胤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李安期和李怀俨。天文、律历、五行三志，出自李淳风之手；修史体例，是敬播擬订的，没有流传下来。由於李世民（唐太宗）曾给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一纪及陆机、王羲之两传写了四篇史论，所以又题「御撰」。 唐代以前写成的晋史有二十多种，在唐初，除沈约、郑忠、庾铣三家晋书已亡佚外，其余都还存在，当时认为「制作虽多，未能尽善」，所以李世民才下诏重修。在修撰晋书时所能见到的晋代文献，除上述专史外，还有大量的诏令、仪注、起居注以及文集，可供採择的资料应当说是很丰富的。但此书的编撰者只用臧荣绪晋书作为蓝本，并兼採笔记小说的记载，稍加增饰。对於其他各家的晋史和有关史料，虽然也曾参考过，却没有充分利用和认页加以选择考核。因此成书之后，即受到当代人的指实，认为它「好採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竞为绮艳，不求笃实」。刘知几在史通里也批评它不重视史料的甄别去取，只追求文字的华丽。 李世民统治时代所修的前代史书，在晋书之外，还有梁、陈、北齐、周、隋五代史，何以李世民偏要选择晋书来写史论呢？这主要因为西晋是个统一的王朝，它结束了三国时期几十年的分裂局面。然而它的统一又是短暂的，不久就发生了中原地区的大混战，此后便形成了东晋和十六国、南朝和北朝的长期对立。李世民作为统一的唐朝的创业之君，很想对於晋朝的治乱兴亡进行一番探索，作为借鑑。正由於这个缘故，所以把西晋王朝的奠基人司马懿和完成统一事业的司马炎当作主要研究对象（关於陆机、王羲之的史论，主要着眼於他们的文学艺术成就，属於另一种情况，姑置不论）。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二纪的史论，虽然比较笼统，没有触及晋朝治乱兴衰的实质，但它指出司马炎「居治而忘危」，「不知处广以思狭」，「以新集易动之基，而无久安难拔之虑」，这些评论总算是看到了一些现象。 由於晋书成於众手，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来看，还存在不少问题，前后矛盾，失去照应，叙事错误、疏漏，指不胜屈。如冯紞传说「紞兄恢，自有传」，殷顗传说「弟仲文、叔献，别有传」，而实际上书中并没有冯恢传和殷叔献传。李重传说「重议之，见百官志」，其实本书没有百官志，只有职官志，其中不载李重奏议。司马彪传说「语在郊祀志」，实际上本书没有郊祀志，此事也不见於礼志。又如地理志仅详於西晋的情况，永嘉以后到东晋时代的建置和演变则非常简略，对於侨置郡县也不加区分，以致混淆不清。至於叙事中人名、地名、官职、时间、地点的错误和歧异就更多，一部分在※校勘记里已经指出，这里不再详举。虽然这部书是有缺点的，但由於唐代以前的诸家晋书已经失传，它还是我们今天研究两晋历史的一部主要参考书，包含了不少可供我们利用的资料。如东晋末年孙恩、卢循所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侭管作者有严重歪曲，史实也有遗漏，但本传中还是记述了起义的概况。对於晋朝统治者的贪鄙无恥，本书也有所揭露。如刘毅传，反映了开国皇帝的出卖官职。武帝纪和愍怀太子、何曾、任愷、会稽王道子等传，记载了从皇帝太子到大官僚的唯利是图，骄奢淫逸。在石崇传里，我们还可以看到身为荆州刺史的石崇竟公开抢劫，因而成为巨富，拥有水碓三十余区，家奴八百多人。在王戎传，可以看到「园田水碓，周徧天下」的大官僚王戎，仍然「积实聚钱，不知纪极，每自执牙筹，书夜算计，恒若不足」的贪婪醜態。文苑王沈传中的释时论和隐逸鲁褒传中的钱神论，则把当时统治阶级无耻鑽营、贪财好利的醜恶本性，作了淋漓尽致的讽刺和嘲弄。在志的部分，如食货志从三国时代叙起，大体弥补了三国志无志的缺憾；律历志所记几种历法，是我国科学史上的重要资料；因崔鸿的十六国春秋已经亡佚，三十卷载记成为了解十六国汉族、少数族之间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和民族融合的重要史料。
146.52 万字 | 2019-04-05 16:11更新
本书是南宋朱熹和吕祖谦编订的理学入门书和概论性著作，选取了北宋理学家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4人语录622条，分类编辑而成。
5.90 万字 | 2019-04-07 14:13更新
《菜根谭》成书于明代万历年间。400多年来，广为流传，历久不衰，人们对其评价颇高。《菜根谭》有多种版本传世。作者洪应明，字自诚，号还初道人，生平事迹不详。本书在参照各种权威版本的基础上，精心筛选出最具可靠性、最具时代性、最具契合度的360余条经典原文。为便于阅读，我们将全书分为处世篇、修持篇、养身篇、闲适篇，并编制了主题目录。书中准确流畅的“释义”和详尽的“注释”，更便于您去阅读和理解。独特的“新解”，意在扬弃封建糟粕，赋予时代新义，为您处理社会问题时提供有益的借鉴。短小精悍的“专栏故事”，集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让您在捧腹开怀之际，体会到更深层的生活哲理。收集百家之言，共同“品味菜根”之香，使您从中采撷更丰富的人生智慧。 《菜根谭》是一本论述修身处世，待人接物应事的格言集，它揉合了儒家的中庸思想，道家的无为思想和佛家的出世思想。 它形成了一种在世出世的处世方法体系，由于它讲的是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因此流传久远，直到现在仍有颇多启发价值。无论是成功者还是失意者，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语句。
1.89 万字 | 2019-04-07 14:13更新
《列子》又称《冲虚真经》。道家著作，八卷，相传为列子所撰，约成书于晋太康二年后。列子，名御寇，战国时代郑国人，主张空、静、无为，独立处世，善于修身养性。《列子》内容形式多为民间传说、寓言故事和神话等，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并包含深刻的哲学思想，以《天瑞》、《力命》、《杨朱》三者为最。主旨为万物产生于无形，并变化不居，任何事物都不是完美的，包括天地及圣人，人要掌握并利用自然界的规律。唐朝诏告《列子》为《冲虚真经》，北宋加封为“至德”，列为道教的重要经典之一。
2.46 万字 | 2019-04-07 18:48更新
《孙子兵法》共１３篇，是现存我国最早的一部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兵书。作者孙武，春秋末期齐国人，生卒年不详。他受吴王阖闾重用，在吴国为将，辅助吴治军强国，为吴王的霸业作出了贡献。 《孙子兵法》的内容，包括对战争、军队的基本问题的论述和战略、策略、作战原则、方法等。它深刻地指出了战争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提出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个基本因素是政治、天时、地利、将帅、法制，而首要的是政治因素；它提出许多杰出的命题，如“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等，许多问题上反映了战争的一般规律，不仅为中国历代兵家所重视，也为各国军事家所重视。不少国家的军校把它列为教材，１９９１年海湾战争期间，交战双方都曾研究《孙子兵法》，借鉴其军事思想以指导战争。 《孙子兵法》对战争问题的论述，也包含了许多有价值的哲学思想。书中所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和“因敌而制胜”，认为必须全面了解敌我双方全部情况，才能取得战争胜利，要求在战前对敌我双方影响战争胜负的诸种因素作全面的了解和比较，以预测战争的胜负，体现了朴素唯物论的倾向。 《孙子兵法》中又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书中探讨了与战争有关的一系列矛盾的对立和转化，如敌我、主客、众寡、强弱、攻守、进退、胜败、奇正、虚实、勇怯、劳逸、动静、迂直、利患、死生等等。《孙子兵法》特别重视这些对立面转化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战争胜负不仅取决于客观的形势，还取决于战争的主观指导是否正确。一方面，它说“胜可知，而不可为”，认为胜利可以预见，但不能凭主观愿望去取得。另一方面又说“胜可为也。”认为只要研究敌我双方的情况，据此正确决定自己的行动，发挥自己的实力，避免自己的被动，并且利用敌人的弱点造成敌人的被动，就可以为胜利创造条件。《孙子兵法》正是在研究战争中种种矛盾及其转化条件的基础上提出其战争的战略和战术。《孙于兵法》论战争问题中体现的辩证思想，是我国古代辩证思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辩证思维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孙子兵法》中的哲学思想不仅适用于军事，而且也受到各方面的广泛注意，被运用于其它许多领域；一些现代企业家，也把《孙子兵法》中的辩证思想、军事谋略运用于企业经营和商战中去。《孙子兵法》一书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兵书的范围。 读《孙子兵法》可读郭化若的《孙于今译》，其中可重点读上卷《计篇》、《作战篇》，中卷《势篇》、《虚实篇》。==============================================================================始计第一 作战第二 谋攻第三 军形第四 兵势第五 虚实第六 军争第七 九变第八 行军第九 地形第十 九地第十一 火攻第十二 用间第十三
0.82 万字 | 2019-04-07 21:15更新
《平宋录》（又名《丙子平宋录》）3卷，记叙至元十三年（1276年）地军南下临安及宋幼主赵（显）被俘北迁事，颇有史料价值。 刘敏中（1243-1318）字端甫，号中庵。元代济南章丘人。少时勤奋好学，卓异不凡，13岁能谈论沼学为人之道，当时的散曲作家杜仁杰非常欣赏其才学。20岁时被召征入朝，授中书掾。至元十一年（1274年），擢兵部主事，官拜监察御史。时蒙古贵州桑哥执掌朝政，刘敏中多次上书弹劾桑树哥结党营私、恣意不法的行为，元世祖不予采纳，遂辞职归。后又起用为御史如都事。时同僚王约因言事得罪桑哥，桑树哥欲治其死罪，朝中百官无一人伏义直言，刘敏中“杜门称疾”，上书辞官，以示抗议。后改迁为燕南肃政廉访副使。桑哥因罪罢官，刘敏各又入朝为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监祭酒石酸。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年），改任宣抚使，巡行辽东、山北诸郡，对不法官吏多有惩处。大德九年，入朝为集贤殿学士，商议中书省事。他针对时弊，上书陈十事，主张整顿朝政，任用贤良，杜绝私门，剔除奸蠹。 元成宗去世后，朝中展开皇位继承权的争夺。刘敏中从维护国家统一的大局出发，力争怀宁王海山继位，反对皇后称制听政，因此得罪掌权的后党，被排挤出京。后来怀宁王继位，是为刘敏中被武宗召入京城，重任集贤殿学士，仍商议中书省事。不久任河南行省参知政事，旋又改为治书侍御史，出任淮西肃政廉访使、山东宣慰使，召为翰林学士承旨等职。后因病辞官返乡。仁宗继位（1311年）后，曾召谙知政务、素有声望的老臣入京“同议庶备课敏中即列其中。延？五年（1318年）卒。赠光禄大夫、柱国，追封齐国公，谥“文简”。 刘敏中不仅是元初名臣，也是当时的一位词人。著有《中庵集》25卷，收149首之多。还著有《平宋录》（又名《丙子平宋录》）3卷，记叙至元十三年（1276年）地军南下临安及宋幼主赵（显）被俘北迁事，颇有史料价值。
1.54 万字 | 2019-04-06 20:38更新
周去非，字直夫，浙江温州人。南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进士，淳熙中为静江府（即今桂林）通判。淳熙五年（1178），他回乡之后，为回答乡亲们的询问，就回忆岭外的见闻，参考了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整理成《岭外代答》一书。这本书记载了宋时岭南（泛指两广）的山川、古迹、物产资源以及各民族的社会经济、生活习俗等状况，至今仍是研究广西社会历史的重要文献。==============================================================================岭外代答序 入国问俗，礼也，矧尝仕焉而不能举其要。广右二十五郡，俗多夷风，而疆以戎索。海北郡二十有一，其列于西南方者，蜿蜒若长蛇，实与夷中六诏、安南为境。海之南郡，又内包黎獠，远接黄支之外。仆试尉桂林，分教宁越，盖长边首尾之邦，疆场之事，经国之具，荒忽诞漫之俗，瑰诡谲怪之产，耳目所治，与得书学士大夫之绪谈者，亦云广矣。盖尝随事笔记，得四百余条。秩满束担东归，邂逅与他书弃遗，置勿复称也。乃亲故相劳苦，问以绝域事，骤莫知所对者，盖数数然。至触事而谈，或能举其一二，事类多而臆得者浸广。晚得范石湖‘桂海虞衡志’，又于药裹得所钞名数，因次序之，凡二百九十四条。应酬倦矣，有复问仆，用以代答。虽然，异时训方氏其将有考于斯！ 淳熙戊戌冬十月五日，永嘉周去非直夫记。
6.36 万字 | 2019-04-06 23:13更新
本书由明末唯物主义思想家、著名学者吕坤著，是一部语录体的著作，刊刻于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三月，时吕坤在山西太原任巡抚。全书共六卷，前三卷为内篇，计有《性命》、《存心》、《伦理》、《修养》等八篇；后三卷为外篇，共有《天地》、《世运》、《圣贤》等九篇，共约数百条含意深刻、富有哲理的语录。 本书向我们谈人生、谈哲理、抨时弊，内容涉及人生修养、处世原则、兴邦治国、养生之道。行文中时常出现警言妙语、真知灼见。 在修身方面，作者认为，“沉静最是美质，益心存而不放者”，而“任口恣情，即是清狂，亦非蓄德之器。”沉心静气是一个人的优秀品质，潜心思虑而不放任；信口胡说，即是轻狂的表现，这样的人难以修养出好的品德。读到这里我不禁想到了自己的心与口，看来要培养良好的品德，非得管理好这两个家伙才是。 文风朴实，几句平常话语，却道出了世间人们最易忽视与不愿承认的事实，与现代的“倒权威论”有异曲同工之妙。静心读下去，只觉胸中愈来愈广阔，眼前愈来愈明亮，平日生活中之烦恼琐事亦化作烟云惭惭散去。心，也净洁了不少。 吕坤（1536-1618），明嘉靖、万历年间人，字叔简，一字心吾或新吾，自号抱独居士，宁陵（今属河南）人。为政有异声，官至刑部左、右侍郎。
15.15 万字 | 2019-04-07 14:13更新
作者：（元）程瑞礼 撰；姜汉椿 校注元代程端礼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是宋代朱熹“朱子读书法”的衍生物，使之形成条理清晰的规章和程式，对后世的读书风气影响较大。这个《日程》的编撰和应用，皆与程氏在江东书院的讲学相关。它又衍化为白鹿洞书院的教条，尤其受到清代书院的重视，当作课程表来利用。对于在书院肄业的生徒来说，这个《日程》可促使其自律。一是生徒以《日程》时时自我评判反省，读书当求日有所得。二是《日程》以一种约束的方式，督促生徒将人生中最好的时间用于立根柢，为日后的立功立德立言作准备。三是《日程》强调工夫——坚持与磨砺,实际上是在修身养性,培养恒心。晚清梁启超等人有仿效这个《日程》之作。
1.39 万字 | 2019-04-07 14:13更新
《黄帝四经》是1973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中抄在《老子》乙本卷前的四篇古佚书（《经法》《经》《称》《道原》）的合称。唐兰先生认为这四篇古佚书从内容上看是一部书，从思想方法上说，大体上是继承老子而加以发挥。它被认为代表了道家黄老学派的思想。《道德经》即《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开山之作。其作者老子不仅被公认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而且也被道教尊奉为道祖和天尊。可以说，老子及其《道德经》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黄帝在他的四经中开篇之首，就郑重地揭示出他的法道文化思想源出于大道，是尊道而成，是依据道的法（法则、规律）而生成世间常法。他说：“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故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道生法”，是他法道思想的根本和源起，信仰遵从大道而生成世间法是他创立法道思想的前提。“道法”是常法之母，常法（世间法）只有遵从大道而制定，才能“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道法”是无相（虚静）结构环境中的状态，道生法则是按照法于道以后，遵从道的规律制定的、符合大道原则的世间常法。他要求治国者“故唯执道者能虚静公正，乃见正道，乃得名理之诚”，“是非有分，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黄帝四经》）。这里所强调的“唯执道者”、“虚静谨听”，既是唯道独尊，同时也是强调“虚静为用”的修身方法。只有修之身而执道，才能使世间法不离道。只有能进入虚静的修身实践者，尊道贵德才能公正无私，才能以常法维护世人尊道、畏道、顺道，从而尊道贵德。《黄帝四经·经法》中还说：“公者明，至明者有功，至正者静，至静者圣，无私者智，至智者为天下稽”。黄帝在这里仅用“公”、“明”、“正”、“静”、“无私”这六个字，就将修身治世的精华高度概括起来。天上的日月大公而以光明普照大地，人若能具备公心，不仅能自明自知，同时还能达到至明无所不照，就能有大功德于社会和国家。“正”，由“一”和“止”共同组成，是“抱德无离”之意，“执一以为天下牧”（《老子·德道经》）之义。德性淳厚完整的人，很容易进入虚静的修身境界而天人合一，在至静的境界中必然会成就为圣人；修身而无私者，他的后天智识必定会丰富全面；修身境界是贤人层次的人，他聪明而且行为尊道贵德；贤人至智者，就是天下人都稽首尊敬并且视为楷模榜样的人。 《黃帝四经·姓争》中说：“天德皇皇，非刑不行，穆穆天刑，非德必倾。”这一段解释开来就是：虚空和宇宙中充盈着尊贵明亮（皇皇：高上，明亮、旺盛之义）的德性能量；但是人们如果不具备德性的品格，不符合道的法则，不规范心念和行为，那么这些能量也无法进入社会和人体之内滋养人的性命。用道所产生的法（刑）规范人的心念和行为，是天德养精神内治身国、外治社会的前提和必须的措施。没有符合道德品格的法律，不论是道法还是世间常法，都无法真实地行德于身国内和社会之中。世间的法治虽然要依照天德而制定，但是天德与人世间的法治这两者之间是父子关系（穆：古时宗庙制度，父居左为昭，子居右为穆。穆穆：端庄盛美）。人世间的法治，如果不教导人们尊道贵德，教育人们修身去主动获得天德进入心身滋养精神灵魂，那么法治制定得再怎么符合自然规律，制定得再全面仔细，刑律也将会越用越滥，最终必然颓倾崩塌。只有德治与法治主次分明，并行不悖，才能出现《诗·大雅》中称诵赞美的“穆穆皇皇”的美好景象。《黄帝四经》中说：“民仰天而生，待地而食，以天为父，以地为母，吾畏天爱地亲民”。“畏天爱地亲民”，就是黄帝法道文化思想的核心。明大道而知“畏天”，这是确保治世者能够“爱地亲民”的基础和前提。不能修身明大道，也就难以真实地敬畏大道，从而自觉地尊道贵德。私心和贪欲也就无法扼制地无限膨胀，权力就能使人变成魔鬼而不自知。修身明德知道，是使人自觉地尊道贵德，畏天克己，不敢凌驾于大道之上的根本性保证。道德教育，绝不是口头的说教，只有修身实践进行真实地体悟，才能产生真实的教育效果。修身明道尊道，才能具有圣人之心而“因民以为师”；治世者要倡导民众修身明德知道，尊道贵德，“毋壅民明”，“吾爱民而民不亡”，“毋乱民功，毋逆天时”，“号令合于民心，则民听令，兼爱无私，则民亲上”，“主得臣辐者王（凝聚力象车辐之聚于轴心）”，“赋敛有度则民富”，“长利国宾社稷，世利万夫百姓”等等。黄帝的法道文化是一个系统性的“圣人恒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老子·德道經》）的和谐观与民主治世思想。黄帝的“畏天”思想和理念，源自于他在修身实践中的真知灼见，是一种高度自觉并且终生恪守不违的信念，不修身者根本无法正确地进行解读。黄帝在灭掉了吃人的蚩尤以后，取代炎帝治理神州。他一生披荆斩棘，开山通路，走遍华夏各地，每到一处就必定要建筑祭坛，敬拜天道，也叫作“封禅”。据孔子说，《三坟》一书中载有黄帝专题述说上天大道的内容，可惜后人弄失传了。黄帝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顺应天道，创立法道学说，以道法而生世间法，为历史上五帝时期社会的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且影响着三王时期；而且对汉代的文景之治盛世的出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直至汉武帝时代才突然被人为地堙灭于黄土之下。《黄帝四经》在尘封二千余年以后，在上世纪末重现于世。他的法道思想必定会在21世纪重放光芒，造福于21世纪的东方中国。《黄帝四经·十六经》中说：“昔者黄宗质始好信，作自为象，方四面，傅一心，四达自中，前参后参，左参右参，践位履三，是以能为天下宗”。这一段话白话释意就是：从前有一位天下的宗主黄帝，他的资质纯朴近道（无名天地之始——《老子·德道经》），崇尚对大道的信仰。行为举止都效法天道自然，恭奉天道（象恭滔天——《书·尧典》）。慧识与智识同观于四面（并舟同行为方），辅佐德一之心的信息辨识判断，他的修为就像《老子·德道经》中所说：双足不出大门，能知晓天下之事，眼睛不看窗户之外，能通晓天道之义。神运能四达而无碍，信息反馈都自然归纳于虚静的心中。他并不因此而疏懒懈怠，还是深入慧观与智观，“天地之道，有左有右，有牝有牡”（《黄帝四经》）。左右之阴阳，前后之阴阳，一体而观，并且同时参予前后左右身边具体事务的实践，参和悟并举。他处下不争，谦虚谨慎，对登上高位坚持辞让再三。这也说明黄帝他是履行了“三推三让”的“禅让”仪式后，才被民主推选为黄帝。所以，他才能够成为天下的宗主。这一段记录，可以帮助我们破解“尧舜禅让”的千古之谜。相传黄帝在乘龙归位以后，他的孙子高阳即位，就是颛顼帝。颛顼传位给帝喾，帝喾传位给尧。据《史记》所记载，尧有通神之智、高天之爱，凡事敬畏大道。孔子曾赞叹：“伟大崇高的尧啊！独尊上天为大，一心效法天道！宽广坦荡啊，人们无法形容！”《五帝本纪》上说，尧帝的仁德如天，智慧似神，同样是一位修身有明显成就者。他按照28星宿在天空中出现的方位，来掌握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等节气，将一年划分为春夏秋冬四季，并教民众按照节令从事生产。尧在位七十年后的一天，他问掌管四方诸侯的领袖说：“四岳，我在位已经70年了，你们谁能顺应天命，接替我的帝位？”。四岳回答说：“为人君者，当德配天地，光被四表，我们的德行都鄙陋得很，不敢玷污帝位。有一个叫舜的人，德行出众，或许可以担此重任。”四岳看到尧的探询目光，就继续说道：“舜是个盲人的儿子，他的父亲愚昧，母亲顽固，弟弟傲慢，但是舜却能和他们和睦相处，力尽孝悌之道，使他们不走向邪路。”尧说：“好啊，我将令我的两个女儿下嫁给他，以观舜的德性品格。”舜是冀州人，他曾经在历山耕田，在雷泽捕鱼，在黄河岸边做陶器。因为舜的道德教化，他耕田的地方，人们都能互相推让地界；他捕鱼的地方，人们都推让好的捕鱼位置；他制作陶器的地方，再也没有出现过次品。他无论住在哪里，那个地方一年就会变成一个村落，两年就会变成小镇，三年就会变成一个大都市了。尧认为舜很好，就让他担任司徒之职，于是百姓就都懂得了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道理；舜管理百官，百官制事就有条不紊；舜接待诸侯宾客，远方的客人就变得庄敬和悦了。最后，尧让舜到山林川泽去，遇上了暴风雷雨，舜也没有迷路误事。尧认为舜具备圣智圣德，就让舜代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舜于是观测北斗七星以判断政策得失，祭拜上帝和天地四时，又祭祀名山大川和各路神祗。接着他召见诸侯，协调校正四时节气，统一音律和度量衡的标准，修明五种礼仪，按照四方诸侯公、侯、伯、子、男这五种封爵，分发给他们象征瑞信的五种玉圭，并且宽减五种刑罚制度。舜又每五年一次巡行天下各地，向诸侯言传身教地讲述治国的道理。尧帝知道自己的儿子丹朱不贤，就没有把帝位传给他。尧说：“把帝位传给丹朱，虽然丹朱得利但是天下人受害，不传给丹朱，虽然丹朱不得利，但是天下人得利。总不能为了一个丹朱害了天下的人啊！”尧观政于舜20年后，让舜接掌天子之位，又过了28年，尧帝驾崩，百姓悲哀，如丧父母。舜治丧三年，然后将天下让给丹朱，自己避居南河。但是来朝觐的诸侯都到舜那里去而不朝觐丹朱，诉讼的人也来找舜而不找丹朱，讴歌者讴歌舜而不讴歌丹朱。舜说：“这是天意啊！”由于这样他才登临帝位治国。尧舜治世之时，百姓自觉摄受教化，敬天畏神，自我约束，传说当时“景星耀天，甘露下降，行人让路，犬无吠声，稻生双穗，夜雨昼晴”。诗人屈原歌颂这段盛世时唱道：“皇天无私阿兮，揽民德焉错辅；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其意思是：上天对一切人都是公正无私、平等慈爱的，见具有德性的人就给以扶持。古代的圣王贤君都是因为德行高尚，才能够享有天下的土地。从黄帝开始，五帝的统治都自然承传了“唯道独尊，尊道贵德，清静修身，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孔子赞叹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回顾这段天下为公、大道昌明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文明之初是一个对大道恭敬顺从、唯道独尊、自然地信仰天道的时代，而那时代的君王德配阴阳，允恭克让，顺应天道，从而使百姓过着童真般无忧无虑的生活。尧不将君位传给儿子却传给舜，舜也未将君位传给儿子却传给禹，禹帝不将君位传给儿子启却传给益，这一段佳话史称“禅让”。生活在党同伐异、明争暗斗的后世之人，丢失了修之身对大道进行体悟的人，不相信在尊道贵德的社会环境中，人们的品德能诞生出最和谐的民主。许多学者对这段史实百思不得其解。有人说那是愚腐，有人说那叫德行，有人干脆说那是一场虚构。《尚书》和《史记》其实都忠实地记载着在仁治时代，人心离道失德远未达到后来那么严重，尊道贵德而民主推选，是一个必然的社会规则。大禹说：“舜你是非常信奉大道、顺应大道旨意的一个人。由于你顺应大道旨意，上天就总是赐下幸福给你。”舜听到大禹讲这样的话，就说：“啊！你看，神州列祖的神就降下来了，凤凰也来了，百兽也起舞了。”他又说：“奉天之命治理万民，唯有顺应，唯有敬虔，要敬虔直到永远。”他就以对大道恭敬的心让位给大禹。古经《左传》上说：“所谓道，忠于民信于神也。”然而，如果不是唯道独尊，人们自觉地尊道贵德信于神，那么哪有什么力量能够保证孤寡不善、权倾天下的人间帝王“忠于民”呢？难怪当万章询问孟子，尧将天下让给舜这件事是否真有其事时。孟子干脆地回答说：没有这件事，尧没有权利将天下给舜，是上天将天下给舜的。这全是唯道独尊的必然。这就是孔子所神往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尊道贵德时代，这就是经过修身实践而自觉地尊道贵德信于神、畏于天、顺于道、敬大道的古老神州。尽管人间的罪孽从未中断过，尽管出现了荒淫暴虐的夏桀与商纣，祖先们却未失去对大道的坚定信仰。这就是：皇天公义荡荡，大道明察昭昭，罪恶必遭惩罚，因果周期律循环必有报应。这个道德的信仰，就是扬善弃恶的力量，就是天下大同的基石，也就是孔子当年的梦想。从炎黄起，经尧、舜、禹到夏、商、周，凡两千五百年间，唯道独尊，尊道贵德，信仰大道，修身证道是神州大地上的主旋律。祖先们确信，他们与昊天大道之间有天经地义的血缘关系。“凡人皆道之子”，“天生庶民，有物有则”。大道是炎黄的大道，是尧、舜、禹的大道，是文武周公的大道。在清纯古朴的眼睛里，大道并不遥远。盈盈万物，生生不息，无一不是大道的奇妙作为；“道生之，而德畜之”（《老子·德道经》），无一不饱含着大道的深情厚爱。 摘自道德知音 以史为镜 论道德文化复兴 熊春锦
1.47 万字 | 2019-04-07 16:00更新
本书是对中国古代帝王将相谋臣取得天下、巩固政权、发展建设国家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反映在思想、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的主张上，也是针砭封建王朝的统治术、用人术、领兵术、理财术的一部书。
0.17 万字 | 2019-04-07 18:54更新
中国宋代城邑防御的专著。南宋初陈规、汤□撰。陈规（1072～1141）字元则，密州安丘（今属山东）人，先后任安陆令、知德安府、知顺昌府、枢密院直学士及知庐州兼淮西安抚使等职，在德安、顺昌时以善于守城闻名于世。汤□字君宝，浏阳（今属湖南）人，淳熙十四年（1187）进士，曾任德安府教授。《守城录》全书由陈规的《靖康朝野佥言后序》、《守城机要》和汤□的《建炎德安守御录》三部分组成，原各自成帙，宁宗以后合为一书，刊行于世。现存清乾隆四十年（1775）抄本及嘉庆、道光时刻本，共四卷，约17800字。该书根据攻城武器的发展和实战经验，着重阐述了守城战法的改革。它提出“善守城者”不能只守无攻，而要“守中有攻”，要注意沟通城内外道路，便利随时乘隙出击。它主张改革城门、城墙、城廓旧制，如收缩易受炮击的四方城角，拆除马面墙（城门两侧城墙上的突出部分）上的附楼，另“筑高厚墙”等。由原来的一城一壕代之以“重城重壕”的新城防体系，以增强城邑防御能力。并具体阐述了炮在守城中新的使用方法，即由配置城头变为暗设城里，由城上观察目标，纠正射向和弹着点。此书还记载了陈规于绍兴二年（1132）研制成长竹竿火枪20余支及其在守城作战中发挥的作用。这种火枪是最早的管形火器，在科技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曾诏刻《守城机要》为《德安守城录》，颁行天下，令各地守城将领效法，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
1.93 万字 | 2019-04-07 21:15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