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家语》虽为资料汇编，却具有较高的价值。首先，此书是研究孔子生平及其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也是我们认识历史上真实的孔子面目的重要依据。其次，由于王肃收集在书中的内容大都具有较强的叙事情，也就是说大多是有关孔子的逸闻趣事，所以，此书又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第三，书中的许多故事和孔子的许多充满哲理的语言对我们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王肃（195-256）字子雍，东海郡郯（今山东郯城北）人，主要生活在三国时期的魏国。他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在学术上，王肃继承家学，对《尚书》、《诗经》、《论语》、《三礼》、《春秋左氏传》、《易》等有较深入的研究，并撰写了不少有关这些经典的著作。
8.88 万字 | 2019-10-31 14:13更新
《续资治通鉴长编》是了解和研究北宋历史最基本的史籍之一。 作者李焘是1143年开始《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搜集编撰工作的，历时四十年，于宋孝宗淳熙十年（1183年）完稿。《续资治通鉴长编》全书连正文总计一千零六十三卷，六百八十七册。其中《续资治通鉴长编》九百八十卷，六百零四册；《举要》六十八卷；《总目》五卷；《修换事目》十卷。《续资治通鉴长编》一书受到宋孝宗的高度重视，诏令依《资治通鉴》纸样及字样大小缮写《续通鉴长编》一部，将李焘衔位于卷首依司马光衔位书写，取得了与《资治通鉴》同等规格的待遇。因其为宋刻本，所以较多地保留了原貌，具有文物及版本两方面的价值。《续资治通鉴长编》完成以后，除缮写本藏于秘书省之外，还有刻本流传。其中除了流传的七朝本《续资治通鉴长编》外，现在国内外还保存三部宋刻五朝本《续资治通鉴长编》。辽宁省图书馆的藏本就是其中之一。其为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三字。原本为一百零八卷，篇幅多者卷下再分子卷，以子卷计则为一百七十五卷。全书仅缺七五、七六两卷及八〇、八二两卷各一叶。书中钤有“八征受命之宝”、“五福五代堂宝”、“太上皇帝之宝”、“乾隆御览之宝”、“天禄琳琅”、“天禄继鉴”等印记，又有“季振宜字诜兮号沧苇”、“御史振宜之印”等藏书印。结合文献记载，可知这是徐乾学购自泰兴季振宜，并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献于朝廷，藏于宫中的那一部。
678.69 万字 | 2019-04-06 13:05更新
《易传》是一部战国时期解说和发挥《易经》的论文集，其学说本于孔子，具体成于孔子后学之手。《易传》共７种１０篇，它们是《彖传》上下篇、《象传》上下篇、《文言传》、《系辞传》上下角、《说卦传》、《序卦传》和《杂卦传》。自汉代起，它们又被称为“十翼”。 《系辞》是今本《易传》的第４种，它总论《易经》大义，是今本《易传》７种中思想水平最高的作品。《系辞》解释了卦爻辞的意义及卦象爻位，所用的方法有取义说、取象说、爻位说；又论述了揲著求卦的过程，用数学方法解释了《周易》筮法和卦画的产生和形成。《系辞》认为《周易》是一部讲圣人之道的典籍，它有４种圣人之道：一是察言，二是观变，三是制器，四才是卜占。《周易》是忧患之书，是道德教训之书，读《易》要于优患中提高道德境界，以此作为化凶为吉的手段。 对《易经》的基本原理，《系辞》进行了创造性的阐述和发挥，他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奇偶二数、阴阳二爻、乾坤两卦、八经卦、六十四卦，都由一阴一阳构成，没有阴阳对立，就没有《周易》。它把中国古代早已有之的阴阳观念，发展成为一个系统的世界观，用阴阳、乾坤、刚柔的对立统一来解释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的一切变化。它特别强调了宇宙变化生生不已的性质，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又提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发挥了“物极必反”的思想，强调提出了“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它认为“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肯定了变革的重要意义，主张自强不息，通过变革以完成功业。同时，它又以“保合太和”为最高的理想目标，继承了中国传统的重视和谐的思想。《系辞》肯定了“《易》与天地准”，以为《周易》及其筮法出于对自然现象的模写，其根源在于自然界；同时也含有夸大《周易》筮法功能的成分，认为易卦包罗万象，囊括了一切变化法则。它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家，四家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将以箸求卦的过程理论化，实际涵含着宇宙生成论，对后来的思想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读《易传》，较好的古注本是孔颖达的《周易正义》，收在《十三经注疏》中，今人徐志锐《周易大传新注》齐鲁书社，１９８６年版，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年，都是较好的参考书。重点读《系辞》上下篇。
0.97 万字 | 2019-04-05 15:10更新
鬼谷子，姓王名诩，春秋时人。常入云梦山采药修道。因隐居清溪之鬼谷，故自称鬼谷先生。 鬼谷子为纵横家之鼻祖，苏秦与张仪为其最杰出的两个弟子〔见《战国策》〕。另有孙膑与庞涓亦为其弟子之说〔见《孙庞演义》〕。 纵横家所崇尚的是权谋策略及言谈辩论之技巧，其指导思想与儒家所推崇之仁……==============================================================================鬼谷子，姓王名诩，春秋时人。常入云梦山采药修道。因隐居清溪之鬼谷，故自称鬼谷先生。 鬼谷子为纵横家之鼻祖，苏秦与张仪为其最杰出的两个弟子〔见《战国策》〕。另有孙膑与庞涓亦为其弟子之说〔见《孙庞演义》〕。纵横家所崇尚的是权谋策略及言谈辩论之技巧，其指导思想与儒家所推崇之仁义道德大相径庭。因此，历来学者对《鬼谷子》一书推崇者甚少，而讥诋者极多。其实外交战术之得益与否，关系国家之安危兴衰；而生意谈判与竞争之策略是否得当，则关系到经济上之成败得失。即使在日常生活中，言谈技巧也关系到一人之处世为人之得体与否。当年苏秦凭其三寸不烂之舌，合纵六国，配六国相印，统领六国共同抗秦，显赫一时。而张仪又凭其谋略与游说技巧，将六国合纵土蹦瓦解，为秦国立下不朽功劳。所谓「智用于众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于众人之所不能。」潜谋于无形，常胜于不争不费，此为《鬼谷子》之精髓所在。《孙子兵法》侧重于总体战略，而《鬼谷子》则专于具体技巧，两者可说是相辅相成。鬼谷子的主要著作有《鬼谷子》及《本经阴符七术》。《鬼谷子》侧重于权谋策略及言谈辩论技巧，《本经阴符七术》则集中于养神蓄锐之道。 《鬼谷子》共有十四篇，其中第十三、十四篇已失传。《鬼谷子》的版本，常见者有道藏本及嘉庆十年江都秦氏刊本。《本经阴符七术》之前三篇说明如何充实意志，涵养精神。后四篇讨论如何将内在的精神运用于外，如何以内在的心神去处理外在的事物。《鬼谷子》一书，从主要内容来看，是针对谈判游说活动而言的，但是由于其中涉及到大量的谋略问题，与军事问题触类旁通，也被称为兵书。书以功利主义思想，认为一切合理手段都可以运用。它讲述了作为弱者的一无所有的纵横家们，运用谋略口才如何进行游说，进而控制作为强者，握有一国政治、经济、军事大权的诸侯国君主。此书，是一部研究社会政治斗争谋略权术的书，因此可以说，《鬼谷子》的智慧也就是一部“治人兵法”。
0.82 万字 | 2019-04-07 21:16更新
本书对于中国官场的历史进行了绝妙的讽刺，直阿了中国历代官场所存在的问题，同时该书还描述了中国当代官场的现状，由于受历史沉淀和市场经济的影响，中国官场有越来越腐化的倾向。当官的诀窍：学治臆说；高级幕僚的心得：佐治药言；左右逢源的艺术：续佐治药言；衙门内部的真相：幕学举要；官场备忘录：学治说赘；中国官场学原文。
5.16 万字 | 2019-04-07 13:44更新
本书是宋代哲学家、思想家朱熹对《论语》的注释，它是朱熹用力最勤的著作。 附： 《四书集注》是朱熹的代表著作之一，也是四书上升为儒家经典的地位以后，诸多注解中最有权威和影响最大的一种。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原籍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县，从他父辈起，居住福建南剑今福建南平。生于南宋高宗建炎四年公元１１３０年，卒于南宋宁宗庆元六年公元１２００年。他一生只作过９年官，大部分时间在福建讲学。晚年由于反对当权派韩伦胄，被诬为“伪学”领袖，受到贬斥。南宋末理宗尊崇道学，朱熹恢复名誉。元明清历代皆尊程朱理学，理学成为官学，成为后期儒学的主流学派。朱熹学问渊博，著述很多，重要的有《四书集注》、《周易本义》、《通鉴纲目》、《楚辞集注》、《韩文考异》等。后人把他的遗文编辑为《朱文公集》，把他的语录编为《朱子语类》。清康熙皇帝命李光地编出《朱子全书》，是《文集》和《语类》的选集。 《四书集注》包括《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它是朱熹用力最勤的著作；临终前一天还在修改《大学章句》。唐以前，儒学以五经为经典，《论语》和《孟子》尚未正式列为经书；《大学》和《中庸》是《礼记》中的两篇，未有特殊的地位。语孟学庸并重始于北宋，而四书之正式结集则成于朱熹。其后社会重四书过于五经，科举考试以四书为主要科目。在《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的序中，朱熹说明他重视四书的用意，说由于汉唐以来儒家经学只注意“记诵词章”，道、释异端“虚无寂灭之教”流传，以至儒学道统到孟子之后不得其传；二程、朱熹提出四书，正是要“接乎孟子之传”。朱熹认为《大学》是“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学者必由此入门，才能达于圣学。他作《大学格物补传》，强调“即物而穷其理”，“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用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他认为《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阐明先圣之道，提挚纲维，开示蕴奥，没有一本书如《中庸》这样明白而详尽。至于《论语》、《孟子》，朱熹引程子的话，说：“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朱熹推崇孟子，认为孟子大贤，亚圣之次。从此孔孟并称。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说：“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指出了道学家追求的境界。 《四书集注》版本很多，现在容易找到的有《四书五经》宋元人注中国书店１９８４年影印、《四书章句集往》《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出版。重点读《中庸》。
10.57 万字 | 2019-04-05 13:57更新
元史二百一十卷，是一部比较系统地记载我国历史上元代兴亡过程的封建史书。洪武元年［一三六八年），即元朝滅亡的当年，明太祖朱元璋就下令编修元史。第二年，以李善长为监修，宋濂、王祎为总裁，赵壎等十六人为纂修，开局编写。仅用一百八十八天的时间，便修成了除元顺帝一朝以外的本纪、志、表、列传共一百五十九卷。接着又讓欧阳佑等十二人四出蒐集元顺帝一朝的史料，於洪武三年（一三七○年）重开史局，仍以宋濂、王祎为总裁，由朱右等十五人参加编写，用一百四十三天续修本纪、志、表、列传共五十三卷。然后合前后二书，釐分附丽，共成二百一十卷，全部编撰工作，历时只三百三十一天。刻印工作也进展得很快。据宋濂目录后记，洪武三年七月书成，十月便已「镂板讫功」。 元史之所以能迅速成书，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元史的编修，主要是照抄代各朝实录、经世大典、功臣列传等官修典籍，除了删节以外，没有下多少功夫。就元史编者的政治观点来说，同那些编修代典籍的人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信奉的都是儒家道学思想，所以在处理前代王朝遗存的历史资料时，也就无须从思想观点上和内容编排上作根本的改动。这样，元史编者们便无意中更多地保存了元代史料的原貌。 对於我们研究元朝的历史来说，元史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的基本资料。四十七卷本纪除顺帝一朝之外，全是现已失传的元代历朝实録的摘抄，内容比较丰富，是按年月日编制的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大事记。史料价值和确切性都比较大。有些旧学者指责元史本纪「不合史例」，内容「杂芜」，这是一种偏见。五十八卷志、八卷表的史料，除顺帝朝部分之外，绝大部分採自元文宗时所修的经世大典，而这部书现已大部分散失，许多内容只能在元史各志中看到，因而顯得珍贵。至於九十七卷列传，大部分取材於元朝官修的传记，而这些官修传记又是根据家传、神道碑、墓志等写成的。因此，在记载的确切程度上，要比纪、志差得多，但是其中含有许多生动具体的资料，这一点又是己、志所不及的。 由於元史仓促成书，且出於众手，在编纂方面有不少谬误。例如：有一些列传重出；甚至误把不同皇帝的后妃领取岁赐的名单，统统当作同一皇帝的后妃处理，以致在后妃表中将儿媳、曾孙媳、玄孙媳妇当成平列的妻妾。此外，译名不统一、年代史实的乖误等，也相当多。因此元史一直为后人所诟病，试图重修元史的书出过好几种。但是，这些重修之作都无法取代元史这部比较原始的基本资料。 元史最早的版本是洪武三年刻本。嘉靖初年，南京国子监编刊二十一史，嘉靖十一年（一五三二年）元史，其中元史用的是洪武旧板，损坏的板页加以补刊，一般板心刻有嘉靖八、九、十年补刊字样，此为南监本。南监本后来的遞修补刊一直延续到清初。万历二十四年（一五九六年）至三十四年（一六○六年），北京国子监重刻二十一史，元史也在其中，此为北监本。到清代，乾隆四年（一七三九年）武英殿又仿北监李重刻元史，称为殿本。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年）对辽、金、元二一史译名进行了谬误百出的妄改，挖改了殿本的木板，重新刷印。道光四年（一八二四年），又对元史作了进一步的改动，重新刊刻，这就是道光本。道光本对史的任意改动很大，但对史文也作了不少有根据的校订。后来又有各种翻刻重印的版本，其中比较好的是一九三五年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百衲本是以九十九卷残洪武本和南监本合配在一起影印的，在通行各本中最接近於洪武本的面貌。我们这次点校，是以百衲本为底本。对百衲本在影印过程中的描修错误，用北京图书馆藏原书、北京大学藏一百四十四卷残洪武本及北京图书馆藏另一部南监本作了核对订正，一律迳改。迳改的描修错误，共有近八十处。在版本校勘方面，用了北监本、殿本和道光本。还参考了胡粹中元史续编（简称续编）、邵远平元史类编（简称类编）、毕沅续资治通鑑（简称续通鑑）、魏源元史新编（简称新编）、曾廉元书、屠寄蒙兀儿史记（简称蒙史）、柯劭忞新元史，以及钱大明廿二史考异（简称考异）、汪辉祖元史本證（简称本證）等书。此外，并利用了批常见的原始资料，校正有关的史交，其书名和篇名，见於各卷的※校勘记。 本次校勘，只校订史文的讹倒衍脱，不涉及史实的考订。改动底本的地方，用方圆括号表圆括号内小字表示删，方括号内的字表示补），并附简要的校勘记。书中的明显刻误，以及板刻破体字，都予迳改。经过推算在纪日干支下用方括号补入的朔字，校勘记里不再说明。对书中的古体、异体、俗体字，侭量作了统一。原书卷首的进史表、纂修元史凡例和宋濂旨录后记，移至书末作为附录。
197.89 万字 | 2019-04-05 15:37更新
记载南诏史事的史书。又名《云南志》、《云南记》、《云南史记》、《南夷志》、《南蛮志》、《南蛮记》。十卷。唐樊绰撰。樊绰为安南经略使（今越南河内）蔡袭幕僚。862年（唐懿宗咸通三年）,南诏王世隆遣将攻安南，经略使王宽不能御，朝廷以湖南观察使蔡袭代王宽为经略使,将兵屯守。樊绰随行。为了对付南诏,他受蔡袭命，对南诏情况进行调查了解，搜集资料并参考前人著作（主要是袁滋《云南记》）,写成此书。863（唐咸通四年）南诏军攻陷交阯，蔡袭战死，樊绰于城陷时携带印信，浮水渡过富良江走免。次年六月受命任夔州（今四川奉节东）都督府长史，复访问黔、泾、巴、夏四邑民族情况,并参考《后汉书》、《夔城图经》、王通明《广异记》等书，为文附于此书第十卷后。书中对南诏统治区的政治、经济、民族、山川、交通城镇及境外诸国作了较详细记述，为现今仅存唐代著述中有关云南地区之专著，具有极重要的史料价值。自宋、元至明初流传不绝。《新唐书·艺文志》、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宋史·艺文志》等书均有著录。此后不见传本。惟《永乐大典》收入此书，题作《云南史记》，为明初以来仅有之本。清乾隆间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出，刊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中，复流传于世。此后福建、广东有翻刻本,《琳琅秘室丛书》、《渐西村舍汇刊》均收入;桐叶馆、知不足斋有单刻本,《云南备征志》亦收入,并为一卷,但错简讹夺较多,有待校理。今人方国瑜著有《樊绰云南志概说》，对此书名称、资料来源、版本等考校精详。向达校注此书,题为《蛮书校注》,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
2.92 万字 | 2019-04-06 23:16更新
宋书一百卷，包括本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八十卷，梁沈约撰。宋是继东晋以后在南方建立的封建王朝。晋安帝元兴二年（公元四○三年），荆州刺史桓玄代晋称帝。第二年，当时的北府兵将领刘裕在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和广陵今江苏扬州市）两地起兵，推翻桓玄，名义上恢复晋朝的统治，实际上掌握了东晋的军政大权。过了十五年，晋恭帝元熙二年（公元四二○年），刘裕就建立宋朝，都於建康（今南。刘裕以后，一共传了七代，到宋顺帝昇明三年（公元四七九年），又为萧齐所灭。 宋朝国史的修撰，在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公元四三九年）就已开始。当时由著名科学家何承天草立纪传，编写了天文志和律历志。此后，又有山谦之、裴松之、苏宝生等陆续参预编撰。但他们任史职的时间都很短。大明六年（公元四六二年），徐爰领著作郎，他参照前人旧稿，编成「国史」，上自东晋义熙元年（公元四○五年）刘裕实际掌权开始，下讫大明时止。隋书经籍志著录徐爰宋书六十五卷，可见他的书曾和沈约宋书并行，现在太平御览等类书中，还保存了徐爰宋书的残篇零段。但徐爰不久为宋朝所斥退，宋朝「国史」的修撰也就停了下来。南齐永明五年（公元四八七年）春，又命沈约修撰宋书。这时沈约为太子家令，兼著作郎。他依据何承天、徐爰等人的旧作补充修订，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在永明六年（公元四八八年）二月完成纪传七十卷。沈约在当时的奏文中说「所撰诸志，须成续上」，可见宋书的八志三十卷，是后来续成的。在八志中，符瑞志改称鸾鸟为神鸟，是避齐明帝萧鸾的讳；律历志改「顺」作「从」字，是避梁武帝父亲萧顺之的讳；乐志称鄒衍为鄒羡，是避梁武帝萧衍的讳。可见宋书的最后定稿，当在齐萧鸾称帝（公元四九四年）以后，甚至在梁武帝即位（公元五○二年）以后了。 与沈约同时或稍后，南齐时有孙严著宋书六十五卷，王智深著宋纪三十卷，梁代有裴子野著宋略二十卷，王琰著宋春秋二十卷，鲍衡卿著宋春秋二十卷。但这些著作都已亡佚，关於刘宋一代的史书，比较完整的，现在就只有沈约的这部宋书。 沈约（公元四四一--五一三年），字休文，吴兴吴康（今浙江德清县西）人。他历仕三朝，宋时为尚书度支郎，齐代做到五兵尚书、国子祭酒，在齐梁政权交替之际，他力劝梁武帝萧衍代齐称帝，因而在梁朝被封为建昌侯，官至尚书左仆射、尚书令、领中书令。沈约的著作很多，但现在除了宋书一百卷和文集九卷外，其他如晋史、齐纪、梁高祖纪、宋文章志等，都已亡佚。 东汉末年以来所形成的门阀制度，到东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门阀士族拥有政治经济各方面的特权，他们大量兼併土地，广泛收罗「荫户」，用各种手段霸佔劳动力，极端残酷地剥削和压迫人民。他们以门第相誇，把持官位，所谓「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致公卿」（南齐书褚渊王俭传论）。梁武帝萧衍也极力支持士族，他在诏书中还特别提到了要纠正「冠履倒错，珪甑莫辨」的现象（梁书武帝纪）。沈约先世，本是吴兴士族，所谓「江东之豪，莫强周、沈」（晋书周处传附周札传）。沈约一门，在宋、齐、梁三代，也都仕宦显赫。梁萧统文选载沈约奏弹王源文，对於某些士族地主「婚宦失类」的情况大加抨击。因此，沈约在齐梁时期撰成的宋书，也就带有其时代和阶级的特点，它的一个突出内容，就是颂杨豪门士族，维护门阀制度。 譬如宋书列传中，有关地主阶级中代表人物高门士族的传，几乎佔了半数。仅就王、谢二族来说，宋书里王氏立传的达十五六人，谢氏立传的也近十人之多。像陈郡谢弘微，传中写他如何忙於经营谢氏产业，传末却又吹捧他为人「简而不失，淡而不流」。又如琅邪王微，传中只是连篇累牍收载他给友人的信，却说他「内怀耿介，峻节不可轻干」。这两个人因为都是高门士族，所以宋书都为他们立了「佳传」。宋书中对於士族中的人物，总说什么是「前代名家」，风度「简贵」，「风格高峻」，「世重清谈，士推素论」，等等。 但宋书仍有其一定的史料价值。史通书志篇说：「宋氏年唯五纪，地止江淮，书满百篇，号为繁富。」宋书百卷，记述六十年间的史事，保存了不少历史资料，尤其是它收载了当时人的许多奏议、书札和文章，可以从中看出那个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的一些实际情况。如卷八十二周朗传载周朗上书，讲到赀调的为害，严重阻礙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卷五十六孔琳之传、卷六十范泰传、卷六十六何尚之传所载关於改铸钱币的争议，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如何在钱币改铸中加紧对人民的剥削。卷五十四羊玄保传兄子羊希附传，收载西阳王子尚上书，提到南朝初期农村两极化的发展，「富强者兼岭而佔，贫弱者樵苏无讬，至渔採之地，亦又如兹」。卷六十七谢灵运传载谢灵运的山居赋全文，提供了研究大地主庄园的材料。 从宋书的记载中，还可以看出那时的农民起义不但人数众多，而且地域很广，规模很大。如景平元年（公元四二三年），有富阳孙法光领导的起义（少帝纪、褚叔度传）。元嘉九年（公元四三二年），有广汉赵广领导的起义，人数有十多万人，起义军围困益州治所成都达数月之久（文帝纪、刘粹传弟道济附传）。另外，在元嘉初年，有淅川、丹川的少数族起义；到元嘉末年，荆、雍、豫三州的少数族人民，起义就更加频繁，参加的人数有发展到百余万人以上的（夷蛮传、张邵传、沈庆之传等）。这些记载虽然是极不充分，而且还是经过严重歪曲的，但终究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当时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线索。此外，宋书的谢灵运传及传末的史论，谈到了魏晋以来文学的发展和演变，以及沈约自己关於诗歌声律的主张，是研究六朝文学批评史的重要资料。夷蛮传对於南朝前期我国和亚洲各国人民之间经济、文化的友好交往，也作了适当的叙述。 在宋书八志中，有些志是比较可取的，如律历志收了杨伟的景初历全文，以及何承天的元嘉历、祖冲之的大明历全文，这几种历法都是能够反映当时自然料学水平的著作。乐志保存了许多汉魏乐府诗篇。州郡志对南方地区自三国以来的地理沿革，以及东晋以来的侨置州郡分布情况，讲得比较详细。而且在每个州郡名下，都记载着户口数。这些户口数固然不尽准确可信，但多少使人得知当时南方人口分布的一个大概输廓。 宋书在长期流传过程中，有不少散失，到北宋时，竟有漏脱数叶或全卷的。据北宋末年人晃说之所说；「沈约宋书一百卷，嘉祐末诏馆阁校讐，始列学官。尚多残脱骈舛，或杂以李延寿南史。」（高山集卷十二读宋书）据前人的考订和我们整理过程中所考查到的，宋书卷四少帝纪有阙叶，为后人所补。卷四十六除到彦之传阙而未补外，其余都是后人用南史等书补足。卷六十二张敷传和卷五十九张畅传，补阙者没有通检全书，把南史张邵传后的张敷、张畅附传也一起钞录进去。这样就出现了宋书有两篇张敷传和两篇张畅传的情况。卷七十六朱脩之宗慤王玄谟传，原卷也有阙失，由后人採南史等书补入。又如在卷一百沈约自序中叙沈亮事，於「联事惟忝，忧同职同」下，各本都注「阙」字，於叙其父沈璞事，「璞有子曰」下也注「阙」字。叙沈伯玉事，「先帝在蕃」下也注「阙」字。书中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
106.12 万字 | 2019-04-05 16:14更新
《周易注》，中国三国时期魏国玄学家王弼著。为历史上重要的《周易注》之一。唐太宗命孔颖达等修《五经正义》，其中《周易》选用王弼注，认为“唯魏世王辅嗣之注，独冠古今”。从此，王弼《周易注》作为官方定本而流传于世。《四库全书总目》说：“《易》本卜筮之书，故末派寝流于谶纬，王弼乘其极敝而攻之，遂能排击汉儒，自标新学。”王弼在注《易》中，革除汉儒“互体”、“卦变”、“五行”等牵强附会的“按文责卦”的方法，主张着重领会和把握《易》中所包含的根本义理。晋人孙盛在评论王弼《易》学时说：“至于六爻变化，群象所效，日时岁月，五气相推，弼皆摈落，多所不关”（《三国志·魏书·钟会传》注）。王弼还以《老》解《易》，以玄理统易理，反映出贵无的本体论思想，使《周易》之解面貌一新，成为玄学理论的基本思想资料之一。王弼《周易注》包括《经》的部分，即六十四卦的卦爻辞及《传》的《文言》、《彖辞》、《象辞》等。晋韩康伯继承王弼思想续注《系辞》、《说卦》、《序卦》、《杂卦》等。唐修《五经正义》时以韩注合于王注刊行。王弼《周易注》版本很多，通行的有《四部丛刊》影印宋本、清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楼宇烈《王弼集校释》收有《周易注》并作了校勘简释。 ==============================================================================提要《周易注》·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上、下经》注及《略例》，魏王弼撰。《系辞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注，晋韩康伯撰。《隋书·经籍志》以王、韩之书各著录，故《易注》作六卷，《略例》作一卷，《系辞注》作三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皆载弼注七卷，盖合《略例》计之。今本作十卷，则并韩书计之也。考王俭《七志》，已称弼《易注》十卷（按《七志》今不传。此据陆德明《经典释文》所引），则并王、韩为一书，其来已久矣。自郑玄传费直之学，始析《易传》以附经，至弼又更定之。说者谓郑本如今之《乾卦》，其《坤卦》以下又弼所割裂。然郑氏《易注》，至北宋尚存一卷。《崇文总目》称存者为《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四篇，则郑本尚以《文言》自为一传，所割以附经者，不过《彖传》、《象传》。今本《乾》、《坤》二卦各附《文言》，知全经皆弼所更定，非郑氏之旧也。每卷所题《乾传》第一、《泰传》第二、《噬嗑传》第三、《咸传》第四、《夬传》第五、《丰传》第六，各以卷首第一卦为名。据王应麟《玉海》，此目亦弼增标。盖因毛氏《诗传》之体例，相沿既久，今亦仍旧文录之。惟《经典释文》以《泰传》为《需传》，以《噬嗑传》为《随传》，与今本不同。证以《开成石经》，一一与陆氏所述合。当由後人以篇页不均为之移并，以非宏旨之所系，今亦不复追改焉。其《略例》之注，为唐邢璹撰。里籍无考，其结衔称“四门助教”。案《唐书·王鉷传》称为“鸿胪少卿邢璹”，子縡，以谋反诛。则终於鸿胪少卿也。《太平广记》载其奉使新罗，贼杀贾客百馀人，掠其珍货贡於朝。其人殊不足道，其注则至今附弼书以行。陈振孙《书录解题》称：“蜀本略例有所注，止有篇首释‘略例’二字，文与此同，馀皆不然。”是宋代尚有一别本。今则惟此本存，所谓蜀本者已久佚矣。弼之说《易》，源出费直。直《易》今不可见，然荀爽《易》即费氏学，李鼎祚书尚颇载其遗说。大抵究爻位之上下，辨卦德之刚柔，已与弼注略近。但弼全废象数，又变本加厉耳。平心而论，阐明义理，使《易》不杂於术数者，弼与康伯深为有功。祖尚虚无，使《易》竟入於老庄者，弼与康伯亦不能无过。瑕瑜不掩，是其定评。诸儒偏好偏恶，皆门户之见，不足据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周易注》
15.57 万字 | 2019-04-05 15:09更新
《孟子集注》为儒家的第二圣人－－孟子，确立了地位。主张“民重君轻”的孟子被正式确立了亚圣的地位，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开明专制的时期。《孟子》共七篇，是孟轲及其弟子所著以“仁政”、“王道”为中心的儒学思想体系的集中表达。朱熹所作的《孟子集注》使之身价倍增，从子部一跃而入经部，朱熹注搀入了他作为理学家的许多见解，是一部经典注本。 附： 《四书集注》是朱熹的代表著作之一，也是四书上升为儒家经典的地位以后，诸多注解中最有权威和影响最大的一种。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原籍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县，从他父辈起，居住福建南剑今福建南平。生于南宋高宗建炎四年公元１１３０年，卒于南宋宁宗庆元六年公元１２００年。他一生只作过９年官，大部分时间在福建讲学。晚年由于反对当权派韩伦胄，被诬为“伪学”领袖，受到贬斥。南宋末理宗尊崇道学，朱熹恢复名誉。元明清历代皆尊程朱理学，理学成为官学，成为后期儒学的主流学派。朱熹学问渊博，著述很多，重要的有《四书集注》、《周易本义》、《通鉴纲目》、《楚辞集注》、《韩文考异》等。后人把他的遗文编辑为《朱文公集》，把他的语录编为《朱子语类》。清康熙皇帝命李光地编出《朱子全书》，是《文集》和《语类》的选集。 《四书集注》包括《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它是朱熹用力最勤的著作；临终前一天还在修改《大学章句》。唐以前，儒学以五经为经典，《论语》和《孟子》尚未正式列为经书；《大学》和《中庸》是《礼记》中的两篇，未有特殊的地位。语孟学庸并重始于北宋，而四书之正式结集则成于朱熹。其后社会重四书过于五经，科举考试以四书为主要科目。在《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的序中，朱熹说明他重视四书的用意，说由于汉唐以来儒家经学只注意“记诵词章”，道、释异端“虚无寂灭之教”流传，以至儒学道统到孟子之后不得其传；二程、朱熹提出四书，正是要“接乎孟子之传”。朱熹认为《大学》是“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学者必由此入门，才能达于圣学。他作《大学格物补传》，强调“即物而穷其理”，“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用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他认为《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阐明先圣之道，提挚纲维，开示蕴奥，没有一本书如《中庸》这样明白而详尽。至于《论语》、《孟子》，朱熹引程子的话，说：“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朱熹推崇孟子，认为孟子大贤，亚圣之次。从此孔孟并称。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说：“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指出了道学家追求的境界。 《四书集注》版本很多，现在容易找到的有《四书五经》宋元人注中国书店１９８４年影印、《四书章句集往》《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出版。重点读《中庸》。
13.18 万字 | 2019-04-05 13:57更新
《通典》专叙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变迁，从远古时代的黄帝起，到唐玄宗天宝末年止（肃宗、代宗以后的变革，有时也附载于注中），分为九类，以食货居首，次以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每类又各分子目。对于历代典章制度，都详细地叙述了它们的源流，有时不但列入前人有关的议论，而且用说、议、评、论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通典》的作者是杜佑。《通典》的体例仿效纪传体正史中的志书，将断代体改为通史体，是一部专门记载历代政治、经济等制度沿革变迁的典志体史书。《通典》记述了传说中的黄帝，下讫唐天宝末年的制度沿革。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典志体史书，为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途径。杜佑，字君卿，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生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年），享年七十八岁。代宗大历元年（766年）杜佑开始编写《通典》，过了三十五年，至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全书方完成。《通典》创立了史书编纂的新体裁，开创了中国史学史的先河。
69.40 万字 | 2019-04-07 13:42更新
“晰名物之殊，辨典礼之异” 大千世界，万物纷呈，其名各异。百姓大众呼物品而欲究其得名之由。适应这种心理需要，我国东汉末年出现了一部专门探求事物名源的佳作，这就是《释名》。 《释名》作者刘熙，字成国，北海（今山东省寿光、高密一带）人，生活年代当在桓帝、灵帝之世，曾师从著名经学家郑玄，献帝建安中曾避乱至交州，《后汉书》无传，事迹不详。 《释名》共8卷。卷首自序云：自古以来，器物事类“名号雅俗，各方名殊，……夫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故撰天地、阴阳、四时、邦国、都鄙、车服、丧纪，下及民庶应用之器，论叙指归，谓之《释名》，凡二十七篇”。说明刘熙撰此书的目的是使百姓知晓日常事物得名的原由或含义。其27篇依次是：释天，释地，释山，释水，释丘，释道，释州国，释形体，释姿容，释长幼，释亲属，释言语，释饮食，释采帛，释首饰，释衣服，释宫室，释床帐，释书契，释典艺，释用器，释乐器，释兵，释车，释船，释疾病，释丧制。所释名物典礼共计1502条。虽不够完备，但已可窥见当时名物典礼之大概。 刘熙解释名源，采用的是声训的方式。所谓声训，就是用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解释词义。声训在先秦典籍中已有采用。汉代《尔雅》、《方言》、《说文解字》等著作中，声训用得也很多。但全书的名物语词都用声训来解释，则《释名》为第一书，是刘熙的独创。 《释名》中的声训，从训释词和被训释词的关系来看，大致有几种情况，即：或同音，如“贪，探也，探取入他分也。” “勇，踊也，遇敌踊跃欲击之也。”贪与探、勇与踊同音；或音近，如“罵，迫也，以恶言被迫人也。”（罵，鱼部明纽上声字；迫，铎部帮纽入声字）；或双声，如“河，下也，随地下处而通流也。”（河、下皆匣纽）；或叠韵，如“月，阙也，满则阙也。”（月、阙皆在月部）《释名》在用一个字做声训之后，还接着说明用该字释义的理由。如“探取入他分”，说明了以“探”释“贪”的原由；“满则阙”，说明以“阙”释“月”的原由。这样也就从音义的结合上说明了一个名称的来由。 《释名》用声训解释名物典礼，有些讲得较贴切，有些则为穿凿杜撰之说。如“斧，甫也。甫，始也。凡将制器始用斧伐木已，乃制之也。”（《释用器》）“发，拔也，拔擢而出也。”（《释形体》）“雹，跑也，其所中物皆摧折，如人所蹴跑也。”（《释天》）这样的解释显得十分牵强。其实世上事物得名的途径很多，情况非常复杂。而通过声音线索由一物名衍生出另一物名，只是起名的一种途径而已。而且有的名称由约定俗成而来，仅仅是记录事物的一种代号，音与义之间并无联系。所以对事物之名如果全通过声训来解释，势必出现悖误。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批评《释名》“中间颇伤穿凿”。不过，远在1700多年以前，刘熙能写出这么一部具有语源学性质的书，实在可贵。 《释名》与《尔雅》、《方言》、《说文解字》历来被视为汉代4部重要的训诂学著作，在训诂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其价值主要表现为： 1。《释名》以声训解释名物，为因声求义开辟了道路，促使了古代韵书的产生。《释名》又集汉代音训之大成，为考见汉末语音，研究上古音提供了可靠的材料。特别可贵的是，《释名》中记录了当时一些语词的方言读法，如《释天》：“天，豫、司、兖、冀以舌腹言之。天，显也，在上高显也，清、徐以舌头言之。”“风，兖、豫、司、冀横口合唇言之。风，氾也，其气博氾而动物也。清、徐言‘风’踧口开唇推气言之。” 这些记录说明了汉代一些方言语词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是扬雄《方言》所没有的，因而十分宝贵。 2。《释名》记录了很多汉代通用的语词，可与《尔雅》、《说文》以及古代经典或传注相参证。如《说文。禾部》：“秦，伯益之后所封国，地宜禾。从禾，舂省。”《释名。释州国》： “秦，津也，其地沃衍有津润也。”此说正是秦“地宜禾”之证。尤其是《释名》中有许多与《尔雅》、《说文》及经传不同或不尽相同的训释，是很有价值的训诂材料。如《诗。邶风。泉水》：“我思肥泉。”毛传：“所出同，所归异曰肥泉。” 出自同一源头而流向异处的泉水为何称为“肥泉”？《释名。释水》曰：“本同出时所浸润少，所归各枝散而多似肥者也。” 刘熙说明了原委，比毛传更进了一步。又如《礼记。曲礼上》：“七十曰老而传，八十、九十曰耄。”《释名。释长幼》曰： “七十曰耄，头发白耄耄然也。八十曰耋，耋，铁也，皮肤黑色如铁也。九十曰鲐背，背有鲐文也。”这一解释有异于《曲礼》，内容也较丰富。又如《说文》：“瓦，土器也，已烧之总名。”瓦本指烧制的陶器。《释名。释宫室》：“瓦，踝也，踝，坚确貌也。”这里所说的瓦是指盖房顶的瓦（古瓦有当，向外。 瓦与当连，犹如人足与踝相连，故以“踝”释“瓦”）。这说明至少在汉末“瓦”的词义已发生了转移。这类材料对我们探讨词义学和汉语史都很有价值。 3。《释名》还保留了汉代的一些古语。如《释天》：“露，虑也，覆虑物也。”“覆虑”是古语，亦谓之“覆露”，在《汉书。晁错传》、《严助传》、《淮南子。时则篇》中都曾出现，是“荫庇”、“霑润”之义。《释天》：“虹，又曰美人。”这是古代俗称。传说古时有一对夫妻，荒年菜食而死，俱化成青虹，故俗呼为美人虹。《释丧制》：“汉以来谓死为物故。”“狱死曰考竟。”这些古语，传达了上古时代语言的信息，可以作为考察古今语言发展轨迹的凭据。 4。《释名》所训释的对象不侧重于文献语言，而重于日常名物事类，因此它涉及社会生活面广，从天文、地理到人事、习俗都有所反映，加上《释名》成书去古未远，所以可以因所释名物推求古代制度。如《释书契》：“汉制，约敕封侯曰册。册，赜也，敕使整赜不犯之也。”说明汉代册封侯王时立有整敕其不得犯法的文书。又如《释典艺》：“碑，被也。 此本葬时所设也，施鹿卢（辘轳）以绳被其上，引以下棺也。 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无故（即物故）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名其文就，谓之碑也。”碑的功用的演变由此可见。原来，古时丧葬，在墓坑两端各树一石碑，碑间架辘轳，以绋绕辘轳上，挽棺缓缓下放。后来碑用来追述先人功业。《释书契》：“笏，忽也。君有教命及所启白，则书其上，备忽忘也。”由此我们可了解古代朝会时大臣所执手板的用途。《释衣服》：“裲裆，其一当胸，其一当背也。” 汉代的裲裆，相当于后代的背心。“帔，披也，披之肩背，不及下也。”帔即披肩。前人认为始于晋，由此可见汉末就有了。 《释首饰》：“髲，被也，发少者得以被助其发也。”原来假发早在汉代就作为头饰了。“穿耳施珠曰珰。此本出于蛮夷所为也。蛮夷妇女轻浮好走，故以此珰锤之也。今中国人效之也。” 珰的产生及其流传情况由此可见。《释用器》：“枷，加也，加杖于柄头，以挝穗而出其谷也。”可见今天一些地区脱粒用的农具连枷的历史相当悠久。阅读这些记载，可以获得百科知识，了解我国古代社会的文明史，考究事物缘始和汉代生产生活情况。 从上所述可见《释名》对研究训诂学、语言学、社会学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著作。清人毕沅说：“其书参校方俗，考合古今，晰名物之殊，辨典礼之异，洵为《尔雅》、《说文》以后不可少之书。”（《释名疏证。序》）这一评价是很中肯的。 《释名》产生后长期无人整理，到明代，郎奎金将它与《尔雅》、《小尔雅》、《广雅》、《埤雅》合刻，称《五雅全书》。 因其他四书皆以“雅”名，于是改《释名》为《逸雅》。从此《释名》又别称《逸雅》。《释名》的明刻本缺误较多，清人对它进行补证疏解，其中最重要的著作是毕沅的《释名疏证》，王先谦的《释名疏证补》，后者为清人研究整理《释名》的集大成之作。
0.26 万字 | 2019-04-05 15:10更新
《周礼》、《仪礼》、《礼记》，合称三礼。《周礼》又称《周官》，讲官制和政治制度。《仪礼》记述有关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礼仪制度。《礼记》则是一部秦汉以前儒家有关各种礼仪制度的论著选集，其中既有礼仪制度的记述，又有关于礼的理论及其伦理道德、学术思想的论述。这里，仅就有关《仪礼》一书的一些问题作一些简要的说明。《仪礼》的篇数与作者今《十三经注疏》本《仪礼》，共十七篇，目次如下：士冠礼第一士昏礼第二士相见礼第三乡饮酒礼第四乡射礼第五燕礼第六大射礼第七聘礼第八公食大夫礼第九觐礼第十丧服第十一士丧礼第十二既夕礼第十三士虞礼第十四特牲馈食礼第十五少牢馈食礼第十六有司彻第十七这个次序，为汉刘向《别录》所列。据文献记载，汉武帝时，在孔壁中发现《古礼》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与汉初经生所传十七篇《仪礼》相同，但多出三十九篇。此三十九篇礼文久佚，学者称之为《逸礼》。由此便产生一个问题：十七篇《仪礼》是不是一个残本。一种观点据此认为，十七篇《仪礼》是一部残缺不完之书。另一种观点正与此相反，认为十七篇《仪礼》并非一不完全的残本，而是一部完备的著作。清人邵懿辰《礼经通论》对此有很详细的论证。《礼记。昏义》说：“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此礼之大体也。观今本《仪礼》十七篇，《昏义》所说作为“礼之大体”的上述八项内容，皆完整无缺。另外，《礼记》中有很多篇是直接解释《仪礼》的。《礼记》有《冠义》释《士冠礼》；有《昏义》释《士昏礼》；有《问丧》释《士丧礼》；有《祭义》、《祭统》释《郊特牲》、《少牢馈食礼》、《有司彻》；有《乡饮酒义》释《乡饮酒礼》；有《射义》释《乡射礼》、《大射礼》；有《燕义》释《燕礼》；有《聘义》释《聘礼》；有《朝事》（《大戴礼记》）释《觐礼》；有《丧服四制》释《丧服》，都不出《仪礼》十七篇之外。由此可见，今本《仪礼》，应该说是一部体系和内容完备的著作。邵懿辰认为，“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礼记。礼器》），古来之礼，不止此十七篇，亦不止《汉书。艺文》
7.44 万字 | 2019-04-05 13:37更新
《后汉书》是纪传体的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断代史著作，一百二十卷，分为纪十卷、传八十卷、志三十卷。其中的纪、传作者是南朝宋的范晔，志的作者是晋的司马彪，一般称为《续汉志》。 范晔，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淅川东南）人，生于公元398年，即晋安帝隆安二年，做过刘裕之子彭城王刘义康的参军，后升任尚书吏部郎。432年，宋文帝即元嘉九年，由于触犯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从此受到压制，便开始著书，但写完《后汉书》后，又卷入刘义康与宋文帝刘义隆之争，在元嘉二十二年被杀。司马彪，字绍统，晋宗室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死于晋惠帝末年。 在范晔写《后汉书》之前，后汉史书已经有了很多种，从东汉的明帝到灵帝，经过班固、刘珍、伏无忌和蔡邕等几代人的努力，写就纪传体的《东观汉记》，主要记载光武帝到灵帝之间的东汉历史。后来，吴谢承、晋薛莹、司马彪和刘义庆等人都有著作面世。有了前人的成就，范晔便参考各家内容，融会贯通，写成《后汉书》。范晔原来想学习《汉书》，写成十志，因为被害而未如愿。由于范晔的著作叙事简明扼要，内容全面，所以其成就超过了前人，受到后世的重视。 《后汉书》纪、传的编次和《汉书》有不少区别，纪的最后一篇是《皇后纪》，相当于《汉书。外戚传》。皇后从传入纪，就是来自华晔的《后汉书》。此外，在《汉书》以外还创立了七篇类传，有《党锢传》、《宦者传》、《文苑传》、《独行传》、《方术传》、《逸民传》、《烈女传》，这些都是根据东汉现实、与风俗所写，有的类传成为后来人们学习的楷模。 在《汉书》中有《百官公卿表》，内容是西汉的职官制度，司马彪将“表”成为“志”，创立了《百官志》，记述东汉的职官制度。但该书的志中没有《食货志》，是一大漏洞，其内容在《晋书。食货志》里有了补充，介绍了此时期的经济状况。 现存最早的《后汉书》刻本是南宋时期的绍兴本，残缺五卷。后来商务印书馆加以影印，收进百衲本《二十四史》，缺的五卷用其他残本补充。1965年中华书局出版标点校本，以商务印书馆影印的南宋绍兴本为底本，校参考其他版本加以校正，同时吸取前人研究、校勘成果，参考价值较高。
91.32 万字 | 2019-04-05 15:29更新
作者：（宋）徐梦莘 著宋代史学名著。二百五十卷。作者徐梦莘(1126～1207)﹐江西清江人。二十九岁举进士﹐一生大部分时间居家著述﹐至绍熙五年(1194)六十九岁时才撰成《三朝北盟会编》一书。“三朝”﹐指宋徽宗赵佶﹑宋钦宗赵桓﹑宋高宗赵构三朝。该书会集了三朝有关宋金和战的多方面史料﹐按年月日标出事目﹐加以编排﹐故称为“北盟会编”。宋金和战是北宋末南宋年间头等大事﹐宋人据亲身经历或所闻所见记录成书者﹐不下数百家。但“各说异同﹐事有疑信”。因此﹐徐梦莘将各家所记﹐以及这一时期的诏敕﹑制诰﹑书疏﹑奏议﹑传记﹑行实﹑碑志﹑文集﹑杂著等﹐凡是“事涉北盟者”﹐兼收并蓄﹐对记述的异同和疑信﹐也不加考辨。书成之後﹐庆元二年(1196)实录院取进﹐作为编修《高宗实录》的参考。其所引用的资料也因史馆缺少﹐录进了一百多种。为此﹐宋廷特除徐梦莘为直秘阁。此後﹐徐梦莘又继续编纂了《北盟集补》五十卷﹐但早已失传。由於徐梦莘痛感“靖康之祸”﹐靖康史事也就成为该书的一个重点。该书自政和七年(1117)宋遣使与金订“海上之盟”开始﹐至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海陵王完颜亮被杀﹐次年宋金恢复和议止﹐共书四十五年事。靖康为时不过一年半﹐却占了七十五卷﹐几乎占全书的三分之一﹐而且叙事亦极细致。作者通过大量事实和细致的叙述﹐以揭示自“海上之盟”到“靖康之祸”的原委终始。《三朝北盟会编》徵引的文献材料达二百多种﹐而且所引用的全录原文﹐因此保存了文献材料的原貌。这种引用方法﹐在过去编年史著作中是不多见的。该书徵引的史料﹐有许多後来散失﹐赖该书得以保存﹐为後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方便。此外﹐有些史册﹐诸如《建炎通问录》﹑《顺昌破贼录》﹑《靖康小雅》﹑《伪齐录》等﹐多与《会编》所载文字相同﹐当系从该书辑录出来的。《三朝北盟会编》史料丰富﹐记述详赡﹐为研究辽﹑宋﹑金史的基本史籍之一。 该书长期仅有抄本流传﹐窜改甚多。现存通行本﹐有光绪四年(1878)袁祖安的活字排印本﹐光绪三十四年许涵度的校刊本。许本较胜於袁本﹐但错误仍不少。
138.68 万字 | 2019-04-06 14:00更新
《唐会要》一百卷，宋王溥撰。《唐会要》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断代典制体史籍，它取材于唐代的实录文案，分门别类地具体记载了唐朝各种典及其沿革，保存了《 新唐书 》、《 旧唐书 》未载的史实，为研究唐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向来为唐代文学、历史的研究者所重视。作者简介： 王溥，字齐物，并州祁县人(今山西省祁县)。一代后汉干佑年间举进士第一，历任后汉、后周，官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右仆射。入宋后，进司空、同平章事，监修国史。宋史卷二四九有传。王溥是五代、宋初时期的著名学者，除唐会要外，尚着有五代会要三十卷，文集二十卷(今佚)。
99.92 万字 | 2019-04-07 13:43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