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李问对》一作《李卫公问对》，是《唐太宗与李靖问对》一书的简称。全书因以李世民与李靖一问一答的形式写成而得名。 自《唐李问对》一书行世以来，历代学者就普遍认为此书是北宋仁宗时（1023—1063年）人阮逸的依托之作。如陈师道（1052—1101年）的《后山谈丛》、何薳（1077—1145年）的《春渚纪闻》认为此书是阮逸所著。邵博（？—1158年）的《邵氏闻见后录》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则认为此书是阮逸拟作和假托。后人因《唐李问对》一书不见于《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的著录，《太平御览》、《武经总要》等书没有引用该书，其内容文字又浅陋不文，也都认为此书是赝作，成书于北宋中叶。 不过，也有人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的。如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就认为此书并非出自阮逸的假托。 值得注意的是，从《唐李问对》曾论述到上古阵法等宋人已不甚了了的问题来看，此书恐怕不是阮逸所能凭空臆造，而是应另有所本。公元1042年成书的《崇文总目》著录有《李靖行述》1卷、《韬钤秘录》5卷和《卫国公手记》1卷。南宋人王应麟所撰《玉海》卷141《兵制。兵法。〈李卫公问对〉》条引《书目》说：“李靖《兵钤新书》1卷，载靖与秦王论兵，如《问对》书。”据此，可知《唐李问对》一书很可能是阮逸根据《李靖行述》、《韬钤秘录》和《卫国公手记》诸书编撰附益而成。
1.59 万字 | 2019-04-07 21:15更新
《武经总要》是北宋封建王朝用国家力量来编辑的一部大型综合性兵书，也是我国第一部官修兵书。它对于军事组织、军事制度。用兵选将、步骑训练、行军宿营、古今阵法、战略战术、武器装备的制造和使用、军事地理、历代用兵实例、阴阳星占等各个方面都有所论述。其中营阵和武器装备两部分，还附有大量的插图。“前集备一朝之制度、后集具历代之得失”（《四库总目。兵家类》），较完整地保存了北宋前期的军事制度；“采春秋以来，列国行师制敌之谋，出奇决胜之策，并著予篇，随其效应依仿兵法以分其类目。”极便查找。所以，它不仅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特别是前集价值更大一些。后集的内容，一部分是辑录前代用兵的故事，一部分是论述“兵阴阳”。但是它对于兵阴阳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认为阴阳为军事天文，是用兵的辅助条件，“仰观天文著在图籍，昭昭可验者也。”反对舍人事任鬼神。它说：对于阴阳“使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任鬼神。凡誓军旅履行阵，制胜决于人事；参以天变，则衄者鲜。”尽管它这样认识，但是所辑录的阴阳占卜资料却多属诡诞迷信之谈。 《武经总要》的编纂反映了宋朝至仁宗时军事思想的变化。众所周知，宋初为防止武臣夺权，以“安内”为首，实行以文制武，“将从中御”的治军原则，致使宋军屡遭失败。在血的教训面前，宋朝廷开始否定宋太祖以来的军事思想，认识到“国事在戎，设营卫以整其旅。”（宋仁宗《武经总要序》）在朝廷敕命编纂的这部兵书中，总结了包括宋代在内的历代战争经验，重新肯定了“兵贵知变”这一兵家的优秀传统思想；重视将帅的作用和选拔，指出“君不择将，以其国与敌也”；重视军队的训练，认为“盖士有未战而震慑者，马有未驰而疲汗者，非人怯马弱，不习之过也”；重视赏罚，“申赏罚以一其心”，具体规定了“赏格”、“罚条”，等等。 《武经总要》记载了丰富的古代科学资料，尤其是首次比较全面具体的记载了古代各种武器装备的制造技术。所记载的北宋时期武备上使用的各种长短兵器、远射兵器和防御武器的说明及附图，生动地勾画出了自南北朝、隋、唐、五代传袭而来迄宋更有发展的武器形象的轮廓。它所涉及的科学内容，用现代科学术语表达，包括化学、力学、声学、磁学、热学等，有些方面代表了我国宋代的科学技术水平，有些记载则是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发现。如我国古代四大发明，本书就详细记载了其中的两种。一种是指南鱼。磁性指南在我国发源甚古，汉代王充《论衡》中已出现指南构。西晋崔豹的《古今注》中也提到过指南鱼，但如何制做，未有详载。《武经总要》第一次详细记载了制做方法：“鱼法以薄铁叶剪载，长二寸，阔五分，首尾锐为鱼形，置炭火中烧之，候通赤，以铁钤钤鱼首出火，以尾正对子位，蘸水盆中，没尾数分则止，以密器收之，用时置水碗于无风处，平放鱼在水面令浮，其首常南向午也。”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记载的用地球磁场进行人工磁化的方法。尤其可贵的是，那时我国先人已意识到地球有磁倾角存大，所以，懂得“没尾数分则止”，不让铁片与地面平行放置。另一种是火药配方。火药虽然在唐代已经发明，但最早明确记载火药配方的是《武经总要》。在前集卷十一和卷十二中，记述了三个火药的配方：毒药烟球法，用13种药料，捣合为球；蒺藜火球法，含有10种药料；火炮火药，含有14种药料。另外还记载了现代意义上的火箭，即前集卷十二记载的“放火药箭者，则加桦皮羽，以火药五两贯链后，燔而发之”。《武经总要》在科学技术史，尤其是军事技术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于我国古代文化史的研究也有着重要作用。 《武经总要》于庆历四年（1044年）经宋仁宗核定后首次刊行。南宋绍定四年（1231年）又曾重刻。但两宋刊本今均不得见。现存较早的版本是明弘治、正德间（1488年—1521年）据宋绍定本重刻本。此本遇宋帝、本朝字样提行，庙讳痕迹仍有保留，可以看作是覆宋本。1959年中华书局曾将此本前集影印出版。明弘治十七年李赞刻本、明嘉靖刻本、明金陵书林唐富春刻本、明刻本、明万历三十六年庄重抄本等明刻明抄本都是善本。现存版本中惟以《四库全书》本和以此本为底本影印的《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最劣，此本的重要问题是内有缺页，妄事连缀；擅改原著中的“北虏”、“匈奴”等文字；抄写错误；插图失真。 曾公亮（999～1078），字明仲，号乐正，宋福建晋江人，少时即很有抱负，且器度不凡，为人“方厚庄重，沈深周密”，他“以父荫授大理评事。”却坚不赴调。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举进士甲科第五名，授越州会稽知县。六年（1028年），他治理镜湖，立斗门，泄水入曹娥江，使湖边民田免受水涝之苦。数年后，晋升入京，任国子监直讲，后改作诸王府侍讲。不信，升任集贤殿校理、天章阁侍讲、知制诰兼史馆修撰。庆历八（1048）仁宗下召求言。曾公亮上疏条陈六事，都是针对当时积弊所发的改革建议。他关心国计民生，为官清兼，是个有作为的封建官吏。由于政绩卓著，因而得了宋仁宗的器重。皇祜三年（1051年）升翰林学士；嘉祜元年（1056年）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与宰相韩琦共同主持朝中政事。曾公亮不但善于政事，而且十分重视边防和军事建设，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在其五十年政治生涯中，从知县直至同中书门下省平章事（宰相），为政有声，崇仁守正，识度精审，练达治体，深谙兵法。仁宗时，受命与丁度等主编《武经总要》，历四载（1040-1044年）。其他著述尚有《英宗实录》三十卷、《元日唱和诗》一卷，并主持《新唐书》编纂工作。 丁度（990～1053），字公稚，宋开封人。官至参知政事。仁宗时，奉诏与李淑等刊修《韵略》，改称《礼部韵略》。又依例刊修《广韵》成《集韵》，改并《广韵》独用韵为同用的13处。另有《迩英圣览》、《编年总录》等著作。他对当时军事形势非常注意，著有《备边要览》，并奉诏与曾公亮等诸儒集体编撰《武经总要》，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著作之一。
45.21 万字 | 2019-04-07 21:15更新
《投笔肤谈》成书于明末，是一部颇有影响的古代军事理论著作。粤稽古兵法有一百八十二家。汉张良、韩信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后至宋元丰年间，国子司业朱服奏校，其他尽屏去，止存七家之书。国初因之颁布。然七书之中，惟《孙子》纯粹，书仅十三篇，而用后之法悉备，故首列之。余目击时艰，不欲自限于博士业，遂励志武事，间尝亦仿《孙子》之遗旨，出一隙之管窥，谬成十三篇，题曰《投笔肤谈》。先《本谋》而终以《天经》。篇名虽与《孙子》相参，文义则别。盖宗大圣人窃比老彭之意也。四方高明，乞鉴其愚而教焉，弗晒效颦，幸也。是为引。西湖逸士谨识。==============================================================================中国明代兵书。著者署为西湖逸士，明何守法撰音点注。现存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弘锡堂刊本。全书分上下卷，共13篇，以示“仿《孙子》之遗旨”。上卷：《本谋》认为战争之旨在于除乱去暴，用兵之本在于事先谋划；《家计》、《达权》突出地阐述了立于不败之地的谋略思想，“不虚营而实阵，不重战而轻守，不缓御而急攻，不先彼而后己”，强调要通达权变，做到自备不虞，然后乘敌致胜；《持衡》论述攻守之灾利，主张违其灾，乘其利，攻其心，守其气，神于机变；《谍间》讲用间之方,《敌情》述知敌之法。下卷:《军势》阐述选将、治军；《兵机》论用兵之机巧在于变化莫测；《战形》论列交战双方的形势，以因形措胜；《方术》、《物略》、《地纪》、《天经》提出了不仅要利用天时地利，还要利用各种自然物的性能，要“察物之理，究物之用,总括其利，不遗微小”,以夺取战争的胜利。全书逻辑严谨，重点突出，明显地反映出明朝后期的御侮思想。书中有何守法的题解和点注，题解指出该篇的主要内容和与其他篇的联系，注解解释原文并以大量战例为佐证。但“方术”中有些怪诞神异内容，则无价值。
3.03 万字 | 2019-04-07 21:15更新
《虎钤经》是中国宋代著名兵书。“虎”为“虎符”，即“兵符”，“钤”即“锁钥”，《虎钤经》即为开启兵符锁钥之书，掌兵权者应备之经。许洞撰。共二十卷、二百一十论。该书始撰于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完成于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现存有明嘉靖刊本及清《四库全书》等刊刻本。 《虎钤经》吸收了《孙子》和《太白阴经》的精华，使之更加通俗易懂；根据天时人事的变化加以推衍，既祖述古人，又有作者的见解。其中奇谋诡道，凡适于兵家需要，就广为搜罗，不受“六经”的束缚。该书上言人谋，中言地利，下言天时，兼及风角占候、人马医护等内容。 许洞认为天、地、人三者的关系应是“先以人，次以地，次以天”。首先强调人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要求将帅应“观彼动静”而灵活用兵，做到“以虚、含、变应敌”。他指出，尽管天时有吉凶，地形有险易，战势有利害，如能吉中见凶，凶中见吉；易中见险，险中见易；利中见害，害中见利，就能用兵尽其变。他还认为，战争要以“粮为本，谋略为器”。谋略的运用必须在一定物质基础之上，而谋略的运用本身就包括对军用的谋划等广泛的内容：欲谋用兵，先谋安民；欲谋攻敌，先谋通粮；欲谋疏阵，先谋地利；欲谋胜敌，先谋人和；欲谋守据，先谋储蓄；欲谋强兵，先谋赏罚等。在作战的实施过程中，要注意善于“夺恃”，包括夺气、夺隘、夺勇等，即创造压倒敌人的有利条件；要善于“袭虚”，即以佯动等手段，造成敌人的错觉，使敌人失去主动，从而保证自己能主动采取行动。要善于“任势”，乘敌懈怠攻击；乘敌不意攻击；乘势扩张战果等。许洞还主张要善于逆用战法，不要把兵法原则看成僵死的教条，这样才能收到出其不意之效，该书前五卷理论性较强，以后各卷均为具体战法和古代行军作战的事宜，还包括天文、历法、记时及方位识别等知识，都是其他兵书所罕见的。书中还记载了“六壬遁甲”、“风云气候”、“星辰日月”等迷信的东西，作者虽然也认为这些“远于人事”，但世有流传，也“不敢遗漏”，这是不足取的。 许洞（生卒年不详），字渊夫，北宋吴郡（今江苏吴县）人。生活于北宋初年。史称许洞精通《左传》，早年潜心著书，直至咸平三年（1000年）中进士，在雄武军中任推官（掌司法事务）。因不能与当局苟合，触怒了知州马知节，被罢官。景德二年（1005年），朝廷开韬略运筹决策科。许洞乘机向宋真宗奏献《虎钤经》。当时，宋真宗正在急于与契丹议和，该书并未引起朝廷的重视，只任命许洞为均州（今湖北西北部）参军，后又改任乌江（今安徽和县乌江镇）主簿，死于任上。许洞除著《虎钤经》外，还有《春秋释幽》五卷，《演玄》十卷，《集》百卷，但均已失传。 ============================================================================== 作者：许洞，字洞夫，北宋吴郡（今江苏省苏州市）人。擅长武术，精于兵学，而且文才也很好。一生未受重用，只做过乌江县主簿。《虎钤经》的作者为北宋的许洞。他花了四年时间编写而成。内容丰富，涉及了古代军事的各个方面。全书共20卷，210篇。前十卷汇辑《孙子兵法》到《神机制敌太白阴经》的论述，并加上了自己的评述，后十卷多为兵家阴阳占卜之说。 《虎钤经》共有下列版本：明覆宋刻本、李盛铎明刻本、明抄本、《范氏奇书》丛本、《四库全书》丛本和《粤雅堂丛书》本。
8.71 万字 | 2019-04-07 21:15更新
《练兵实纪》是明代杰出的民族英雄和著名军事家戚继光撰写的一部重要兵书，是戚继光蓟镇练兵实践经验的总结。
11.71 万字 | 2019-04-07 21:15更新
张氏集注百将传一百卷（存十卷）作者：（宋）张预 撰==============================================================================《十七史百将传》又称《百将传》、《正百将传》，是北宋东光（今河北省东光县）人张预（字公立）用了数年时间编写的。，他从十七史中选出一百位名将编写他们的传记。此书是按照《孙子》的思想编写的，後世许多的名将传记都是受到了他的影响。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翁氏刻隆庆元年（1567年）耿文光印本，分十卷，共一百位名将。
16.78 万字 | 2019-04-07 21:15更新
作者：（清）汪宗沂写的一本有关诸葛孔明八阵行军作战的古书，分序、正文、后序三部分，比较有参考价值。
0.76 万字 | 2019-04-07 21:15更新
《翠微先生北征录》又称《华岳翠微先生北征录》、《翠微北征录》，宋代兵书。但是《宋史·艺文志》、省府县忐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都未著录，直到清代黄虞稷等编《宋史·艺文志补》、《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始见著录。清嘉庆五年庚申（1800年）校勘学家顾广圻在为本书写的跋文中说：此书“世鲜传者，得观于读未见书斋楮墨间，古香喷溢，三数百年物也。令人于肃然起敬中仍爱玩不忍释手。”说明本书被淹没三、四百年。此书遭此厄运大概与作者的身世有关。 该书由南宋人华岳撰。华岳，字子西，号翠微，贵池（今安徽省贵池县）人。为武学生，轻财好侠，开禧元年（1205年）上书谏止韩侂胄的北伐政策，触怒韩侂胄，被贬官下狱，放逐到建安（今福建建瓯）。韩侂胄攻金兵败求和，被宋朝廷诛杀。华岳得以被释放，登嘉定武科第一名，为殿前司官，仍郁郁不得志，又预谋去丞相史弥远，事被发觉，下临安（今杭州）牢狱，被杖死狱中。著有《翠微南征录》，为诗文集。《翠微先生北证录》为华岳被放逐期间写的富国强兵和御敌之策。它有两部分组成，一为开禧三年（1207年）上奏皇帝的“平戎十策”，前有一篇“再上皇帝书”；二为嘉定元年（1208年）上奏皇帝的“治安药石”，前有一篇奏章。 《翠微先生北证录》今存本十二卷。华岳《治安药石序》称“四总四十有一篇，分四卷。”卢氏《抱经堂志补》别集类著录为十一卷。顾广圻认为是“俗本误并其一卷。”（顾广圻跋）刘世珩认为“卢云十一卷者，专指《治安药石》言；顾云十二卷者，连《平戎十策》言。”（刘世珩光绪二十五年跋）清黄虞稷等《宋史·艺文志补·兵家类》又著录为三卷。据华岳自称《治安药石》分为四卷推知，后世分卷皆非原分次第，原分全书应为五卷。今从存世本著录为十二卷。 《平戎十策》一卷，是华岳针对南宋存在的“十弊”而提出的十条去弊兴利、富国强兵的计策。“十弊”是：一则取士而不得其实，二则招军而不尽其材，三则御骑者未得其具，四则陷骑者未有其策，五则得其地而反失其心，六则守其地而复无其备，七则恩威之不明，八则利害之不密，九则急务在财计而财计未丰，十则边计在马政而马政未备。“十策”针对这“十弊”和敌国的短长，详细论述了用人选将、人心士气、物资储备、作战方法、军马征调等军事上的重大问题。《治安药石》，是取治安不可无兵，犹膏梁不可无药石之意。作者紧密结合当世利害，对和议政策、边防要务、破敌之方、将帅修养和谋略、武器装备、敌情侦察、兵员招募、粮饷运输等进行了较详细的阐述。全书卷目如下： ●卷一 平戎十策：取士、招军、御骑、陷骑、得地、守地、恩威、利害、财计、马政。 ●卷二 治安药石序。 ●卷三 治安药石·治国大计：和议。 ●卷四 治安药石·边防要务：山水寨、屯要、捷径。 ●卷五 治安药石·破敌长技：陷骑。 ●卷六 治安药石·将帅小数：搜伏、反泄、暗认、潜易、急据、分渡、自认、就顺。 ●卷七 治安药石·器用小节：甲制、人甲制、马甲制、马军甲制、驽手甲制、弓制。 ●卷八 治安药石·器用小节：驽制、弓箭制、驽箭制、鞍制、靴制、马枪制、义枪制。 ●卷九 治安药石·采探之法：采探、侯望、聚探、关递、密辨。 ●卷十 治安药石·戒饬将帅之道：将帅轻死、将帅好战、将财相用、豪杰为问。 ●卷十一治安药石·守边待敌之策：禁涉、观衅。 ●卷十二治安药石·足兵便民之策：劝募、省运、广土、实边。 《翠微先生北证录》为抵御外侮而作，所言皆当时军事上的实际问题，比较充分地反映了作者的军事思想。他崇尚黄老道家好生恶杀之说，《司马法》“杀人安人，以战止战”之论，认为“兵本于不杀，武在于止戈。”（卷二《治安药石序》）规劝皇帝不要轻意兴兵，“臣愚欲望陛下详黄老氏好生恶杀之意，明《司马法》安人止战之方，兵不得轻举，谋不得妄发。”（卷二《治安药石序》）对于金朝是用兵还是和议，是摆在南宋文臣武将面前的一个非常现实，而且也是争论最为激烈的一个问题。从本书中可以看出，华岳的主张既不同于逞忿恃兵的主战派，也不同于放弃武力的乞和派。他认为用武力征伐不能放弃用和议这一斗争手段；而和议又要靠强大的武力作后盾，“兵争之失在于士大夫逞忿恃兵而讳言和议；和议之失在于士大夫惩已往之咎，而耻言用兵。”（卷一《平戎十策》）他不反对用兵，“四夷不庭征之可也。”（卷一《平戎十策》）但是反对内政不修，国力不足时，去与强大的敌国硬拼。所以，他认为当时南宋王朝没有金朝强大，提出以“和议”为缓兵之计，积蓄实力，等待时机，恢复中原。他特别指出：“今日之和非真怯也，今吾仁以待他日可乘之机耳；非真畏也，养吾智以俟异时可投之隙耳。”（卷一《平戎十策》）他特别重视贤才在治国御军中的作用，认为“英雄豪杰之去留，为社稷帮家之休戚。”（卷一《平戎十策》），他还公开指出，南宋兵败国弱的原因就是皇帝未得到真正的贤才，并对皇帝说：“十者之弊非有英雄豪杰之士为陛下洗而新之，则他日败亡之患盖有不可胜言矣。”（卷一《平戎十策》）针对南宋朝廷不能用贤的实际情况，提出广开贤路，提倡贤才自荐；重赏有功之人，“聚天下之材者在乎财；散天下之材者在乎财。”（卷十《将财相用》）；因材制用，“夫有技则生一材，有一材则济一用，因技以求材，因材以制用。”（卷一《平戎十策》）他特别重视人心民意，指出：“故善用兵者，必先守其心，而不失其所恃焉，斯为善守之策矣。”（卷一《平戎十策》）他认为，失掉民心，违背民意，就会激起怨恨，四面树敌。因此，他反对扰民，“夫用兵之策莫大于足兵，足兵之策莫患于扰民，扰民则心失，心失则怨起，怨起则衅生，衅生则吾舟中之人皆敌国矣。”（卷十二《省运》）为既省民力，又保证军饷，提出“兴屯田以省支费，浚水道以便转输。”（卷十二《省运》）对于将帅的要求，他既提倡轻死贱生，又反对恃勇好战。认为古有“贵死贱生”、“好死恶生”、“奋死则生，幸生则死”之说，但都是对士卒讲的。所以他提出将帅也要与士卒一样，具有视死如归的精神。同时，他又要求将帅不可一味斗勇角力，还要会斗智赛谋，懂得“不战之妙”。所以他认为“学战易，学不战难。”（卷十《将帅好战》）在作战指导方面，重视敌情侦察。他认为，“庙堂恶闻边备，将帅不买间谍”，“贼将之姓名，贼技之能否，贼势之进退，贼情之勇怯，盖殆若异世之事耳。”（卷九《采探》）这是用兵失败的重要原因。只有召募间谍，设置烽堠、递铺等侦察通信设施，及时获取情报，才能使“屯边之兵无事得以休息，有事不至窘束。”（卷九《采探》）他针对金朝善用骑兵的特点，提出了以车御骑，以驽陷骑的作战方法，具体论述了各种地形条件下的制骑战术。 《翠微先生北证录》真实地反映了南宋军事斗争的实际和军事思想的特点，弥补了《宋史·艺文志》及省府县志缺憾，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军事学术价值。
5.75 万字 | 2019-04-07 21:15更新
《孙膑兵法》是中国古代的著名兵书，也是《孙子兵法》后“孙子学派”的又一力作。《孙膑兵法》古称《齐孙子》，作者为孙膑，传说他是孙武的后代，在战国时期生于齐国阿、鄄之间（今山东阳谷、鄄城一带），曾和庞涓一块儿学习兵法。后来，庞涓辅佐魏惠王，做了将军，暗中派人请孙膑到了魏国，但见了孙膑又嫉妒他的才能在自己之上，后来陷害孙膑，给他用了膑刑，即去掉膝盖骨的残忍肉刑，所以后来人叫他孙膑。 在友人的帮助下，孙膑最后逃离魏国，到了齐国，被齐威王重用，做了齐国将军田忌的军师，设奇计大败魏军，并射死庞涓。后来，田忌被邹忌排挤，流亡到楚国，孙膑大概也随他而去，所以汉人王符说“孙膑修能于楚”。在战国的兵家中，孙膑是以“贵势”即讲求机变而著称的，他和吴起都是当时著名的军事家。 最早明确记载孙膑有兵法的是《史记》，《汉书。艺文志》把它与《吴孙子兵法》并列，著录《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据考证，《孙膑兵法》的散失大概在唐代以前。因为《魏武帝注孙子》提到了“孙膑曰：兵恐不投之于死地也”，唐朝赵蕤《长短经》卷九也提到过“孙膑曰：兵恐不可救”，杜佑所著《通典》卷一四九有“孙膑曰：用骑有十利”一段，但从《隋书。经籍志》以后就不见记载了。 1972年2月，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了竹简本的《孙膑兵法》，这使失传已久的古书得以重见天日。竹简本《孙膑兵法》经过认真整理，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可以确定属于《齐孙子》的十五篇，包括《禽庞涓》、《见威王》、《威王问》和《陈忌问垒》等；下编是还不能确定属于《齐孙子》的论兵之作。竹简本篇数大大少于《艺文志》著录本，也不是完善的版本。
3.41 万字 | 2019-04-07 20:40更新
《将苑》又称《诸葛亮将苑》、《武侯将苑》、《心书》、《武侯心书》、《新书》、《武侯新书》等，它与《便宜十六策》均传为诸葛亮所撰。 诸葛亮（公元181—234年），字孔明，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人，是汉代司隶校尉诸葛丰的后代。诸葛亮自幼父母双亡，14岁时，随叔父诸葛玄到荆州投靠刘表，后入隆中（今湖北襄阳县）隐居。诸葛亮隐居时，潜心诗书，关注天下大事，自比管仲、乐毅，时人称为“卧龙先生”。 公元207年，刘备兵败后流亡到荆州，极力网罗人才。经诸葛亮的好友徐庶介绍，刘备三顾茅庐，礼请诸葛亮。诸葛亮在茅庐中为刘备剖析天下大势，提出了先取荆州，继占巴蜀，东联孙权，北抗曹操，三分天下，然后再北伐中原，统一中国的策略。 诸葛亮初出茅庐，即指挥军队在新野一带以少胜多，用火攻连续两次大败曹操军队。接着，又东联孙权，在赤壁之战中，以几万人马大破曹军几十万人马。之后，又协助刘备取得荆州、益州，最后辅助刘备在蜀称帝。刘备死后，诸葛亮又辅助后主刘禅，苦心经营蜀中，并多次北伐魏国，最终死于五丈原军中，谥为忠武侯。 纵观诸葛亮的一生，无论是文治武功，他都有很高的造诣。诸葛亮辅助蜀汉27年，先后担任过军师中郎将、军师将军、丞相等职务。刘备死后，后主又封他为武乡侯，领益州牧，长期主持蜀汉的军政大事。丰富的政治实践和长期的战争生涯，使诸葛亮无论是在治军、战争、治国、外交等方面，都获得了大量的经验教训，因此，诸葛亮著述颇丰，而且流传极广，《将苑》与《便宜十六策》就是诸葛亮众多著述中的两部（与此有关的争议将在下文涉及）。 《将苑》以为将之道为核心，展开论述，全书共46篇，约5000字，内容涉及择将之道、为将之道、用兵之道、取胜之道等多个方面。 《将苑》的《将材》、《将器》、《后应》三篇，主要论述了将的类型。 在《将材》篇中，根据将帅的不同特点，概括了九种类型的将才，它们分别是：仁将、义将、礼将、智将、信将、步将、骑将、猛将、大将。在《将器》篇中，则根据将帅能力和作用大小的不同，把将帅分为六种：十夫之将、百夫之将、千夫之将、万夫之将、十万人之将、天下之将。在《后应》篇中，则又根据将帅在具体作战中所采取的方法把他们分为三类：一是智将，能料敌先机，轻取胜利；二是能将，他能在与敌人的短兵相接中战胜敌人；三是下将，在未卜胜负的情况下带兵蛮干。 《将苑》的《兵权》、《将志》、《将善》、《将刚》、《将骄吝》、《将强》、《将诫》、《善将》、《将情》等本书中的绝大部分篇章，着重论述了为将之道，主要包括为将者应该具备的素质、需要注意的事项以及必须克服的弊病。如《兵权》篇论述了掌握兵权对于将帅的重要性；《将志》篇论述了为将之人必须一心一意、以身报国；《将刚》篇论述了为将者必须处理好刚柔间的关系；《将骄吝》篇劝告为将者切不可骄傲、吝啬；《将诫》篇详细论述了将帅在引兵打仗时必须注意的种种事项；等等。而在该书的《将弊》篇中，则着重论述了为将者必须避免的八种弊病：一是贪得无厌，二是嫉贤妒能，三是听信馋佞，四是无自知之明，五是犹豫不决，六是沉缅酒色，七是奸诈怯懦，八是巧言无礼。真可谓包罗万象，应有尽有。
0.67 万字 | 2019-04-07 20:36更新
晁错(前200～前154)，西汉政治家、散文家。颍川(今河南禹县)人。汉文帝时任太常掌故，奉命从伏生受今文《尚书》。后任博士、太子家令，深受太子（即景帝）的宠信，被称为“智囊”。他主张重农，又力主削弱诸王势力。景帝即位以后，晁错迁为内史，后升任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他因向景帝进《削藩策》而被藩王怨恨，是故七国借口“诛晁错，清君侧”，发动叛乱。在内外压力下，景帝将晁错斩于长安东市。其主要论文有：《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募民实塞疏》，《论贵粟疏》等等。
0.76 万字 | 2019-04-07 19:39更新
《韩非子》是战国时期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又名《韩子》。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韩国贵族出身，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看到韩国国力日益削弱，韩非几次劝谏韩王，但韩王听不进去。在韩非在世的时候，他写的这本书的名声就很大了，当时还是秦王的秦始皇读到了其中的《孤愤》、《五蠹》等篇章，非常喜欢，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但在公元前234年，韩非奉命出使秦国时，却被李斯陷害入狱，后来被逼服毒自尽。 在西汉时期，刘向校书时加进了几篇别人的作品，如《初见秦》、《有度》和《存韩》的后半篇，最后定《韩非子》共五十五篇。韩非的思想成就超过了所有的法家代表人物，他在总结商鞅、申不害和慎到三人代表性法家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成熟法治理论。他认为君主必须重视权力、威势和驾驭臣下的权谋之术，这样才能保证法令的贯彻执行，巩固君主的集权地位。后来，李斯和秦始皇就是充分发挥了他的思想，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 韩非还继承了老师荀子的人性恶学说，主张治理国家必须实行刑赏。在《韩非子》中，《解老》、《喻老》两篇，都是用法家的观点来对《老子》进行解释，体现了韩非的哲学思想。《五蠹》则将历史的发展分成上古、中古、近古三个阶段，他认为时代在不停地发展，所以社会和政治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儒家的恢复周礼的复古思想已经不能适应时代要求了。
8.71 万字 | 2019-04-07 19:26更新
《申子》是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法家代表人物申不害的所著。申不害（约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7年），郑国京（今中国中部河南省荥阳县东南）人，韩国灭掉郑国后，韩昭侯重用他为丞相，在韩国主持改革，十五年间便使韩国强盛起来。《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说他原来信奉道家思想，后来分化出来，成为法家。他的著作《申子》原来有两篇，《汉书。艺文志》中说是六篇。清朝时，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有《申子》的辑本，但不是原貌了。现只在《群书治要》第三十六卷所引《大体篇》和一些佚文。 申不害继承了道家的学说，主要从道家里边吸收了“君人南面之术”，即驾御大臣的权术，以此来加强法家当时所主张的君主中央集权制度。他主张君主“无为”，即不从事任何具体的工作，只是不动声色地用“术”去驾驭臣子。根据《韩非子。定法篇》中的解释，“术”的意思是说，君主要按照大臣们的才干授予官职，还要经常对他们进行督促和考核，根据政绩来决定赏罚。 申不害强调，明君是身体，大臣是双手，君主要掌握权柄，大臣去做具体的工作。即君主要把立法、任免、赏罚等大权掌握在手，做事要抓要害，抓大事。因此，君主要防止大臣蒙蔽君主的视听，防止大臣主权独断，侵害君主的权力，那样很可能导致大臣谋杀君主而自立为王。 申不害主张的“术”，最典型的就是“藏于无事，示天下无为”，这是具体的驾御大臣的权术。要求君主“去听”、“去视”、“去智”，就是装听不见，装看不见，装不知道事情真相，避免暴露自己，这使大臣摸不清君主的底细，没办法投其所好，也就没法掩盖他们自己的缺陷。而君主则可以看得明白，辨别出忠臣和奸佞小人。 韩非认为，“术”是必要的，但只讲术而忽视法，会导致法令前后矛盾，给人可利用的机会。所以，韩非批评申不害是只懂得“术”而无法，所以改革成效不大。
0.12 万字 | 2019-04-07 19:26更新
《商君书》是战国时期商鞅一派法家著作的汇编，又名《商子》。商鞅（约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38年），他出身于卫国国君的远亲，名鞅，所以称卫鞅或者公孙鞅，后来因为在秦国变法有功，被封在商，所以后人一般都称他商鞅。他年轻时就喜欢法律之学，曾经在魏国相公叔痤的手下做过家臣，对李悝和吴起等人在魏国的变法情况很熟悉，在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广求贤才，商鞅于是带着《法经》到了秦国，开始在秦国变法，史称“商鞅变法”。 《汉书。艺文志》中收录了《商君书》二十九篇，现存二十四篇。其中也保留了商鞅遗著，记录了商鞅的言行，大概是战国末年商鞅学派的后人编成的。 《商君书》主要记载了商鞅的变法理论和具体措施。《开塞》篇提出了社会发展的四个阶段：“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今世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所以，在当今之世，首要的任务是生存，但要生存就必须增强国力，实行“以力服人”的“霸道”，而不能实行儒家主张的“王道”。所以商鞅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即变法要根据现在的具体情况，不能再守旧。 在具体措施上，商鞅主张：第一，加强君权，建立赏罚严明的法治制度，即“壹赏”、“壹刑”、“壹教”。“壹赏”就是赏赐只能给有功的人和积极告发犯罪的人。“壹刑”就是处罚不分等级，不照顾贵族特权，不随意赦免。商鞅总结了一条前人的教训：“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壹教”就是取消所有违背法令和不利于农战的思想言论。他鄙视诗书礼仪，还把“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说成了“六虱”，反对根据这六种情况授予官职。 第二，奖励军功，提倡耕战，取消贵族的世袭特权。商鞅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的本性，他解释说：“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逸，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所以国家就可以利用这种本性，用奖赏的方法激励百姓努力生产，作战时努力杀敌。同时，取消没有军功的贵族特权。 第三，推行法治要重视法治、信用和权势。执法要公平，要讲究信用，即使官员贵族犯罪也要处罚。为了加强君主的权势，必须尊君。 第四，治理国家要用重刑，商鞅称为“以刑去刑”。他认为“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则重者无从至矣”。即对轻罪严厉处罚，就可以杜绝犯重罪了。这种重刑思想后来被秦始皇、李斯接受，结果导致了秦的速亡。
2.58 万字 | 2019-04-07 19:26更新
邓析（—前501年），春秋时代末年郑国名家思想家。 邓析首倡“刑名之论”，操“两可之说”，被视为玩弄巧辩之术，开起了名家的思想。而邓析也主张刑名之治，制定竹刑，主张刑法公开化，引发贵族的不满，最后为郑国大夫驷歂所杀。 荀子曾经对邓析作出批评，《荀子?非十二子》谓其：“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绮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惠施、邓析也。” 《汉书艺文志》将邓析列入名家。目前流传的《邓析子》据传是后人伪托。============================================================================= 邓析，出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五零一年，春秋末年郑国思想家和革新家，被视为法家先驱，但邓析首倡「刑名之论」，操「两可之说」，和慎到、田骈的重法主张郄又有所不同，而被视为玩弄巧辩之术，开名辩一代风气，揭开了名辩思潮的序幕。故被《汉书
0.41 万字 | 2019-04-07 19:25更新
《管子》是战国时各学派的言论汇编，内容很庞杂，包括法家、儒家、道家、阴阳家、名家、兵家和农家的观点，传说是春秋时期管仲的著作。 现在版本的《管子》是在西汉时由刘向编定的，原有八十六篇，现只有七十六篇，内容分为八类：《经言》九篇，《外言》八篇，《内言》七篇，《短语》十七篇，《区言》五篇，《杂篇》十篇，《管子解》四篇，《管子轻重》十六篇。 在刘向编定之前，韩非、贾谊、司马迁等人都认为它有一个中心思想，即主张法治的同时也提倡用道德教化来进行统治，对礼和法是并重的。所以有人推测这是齐国学者结合本国特点，托名管仲提出的一种新学说。也许是刘向或其他人把各派的著作编进了《管子》，造成了内容庞杂的结果。尽管如此，《管子》还是在保存丰富的史料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 清戴望所著《管子校正》很有参考价值，郭沫若、闻一多等人写的《管子集校》把前人研究成果汇集一书，学习、使用都很方便。
16.11 万字 | 2019-04-07 19:25更新
马非百为治先秦史的名家，原为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兼办公室主任，1957年因言获罪，放到中华书局任编辑，著有《秦始皇帝传》《秦集史》《秦史纲要》《桑弘羊年谱》《管子轻重篇新诠》等皇皇大著。
5.49 万字 | 2019-04-07 19:25更新
《法言》是模仿《论语》而作的一部语录体哲学著作；是用正统的儒学观点驳难诸子之说及有悖于“圣人”之教的一切言行，来维护儒教之至尊，其目的是解时惑、答人疑，故多采用问答的形式。本书对《法言》进行了译注。
47.45 万字 | 2019-04-07 19:25更新
宋 郑克 撰。是书《宋志》作二十卷。晁公武《读书志》、陈振孙《书录解题》俱题作《决狱龟鉴》，盖一书而异名者也。大旨以五代和凝《疑狱集》及其子蒙所续均未详尽，因采摭旧文，补苴其阙，分二十门。其间论断，虽意主尚德缓刑，而时或偏主於宽，未能悉协中道。所辑故实，务求广博，多有出於正史之外者，而亦或兼收猥琐，未免厖杂。然究悉物情，用以广见闻而资触发，较和氏父子之书，特为赅备。晁公武《读书志》称其依刘向《晏子春秋》，举其纲要为之目录，体例井然，亦可谓有条不紊者矣。《书录解题》载其目凡二百七十六条，三百九十五事。今世所传鋟本，祗存五门，馀皆散佚。惟《永乐大典》所载尚为全书，而已经合并连书，二十卷之界限，不复可考。谨详加校订，析为八卷。卷数虽减於旧，其文则无所缺失也。==============================================================================《折狱龟鉴》又名《决狱龟鉴》是在五代和凝父子的《疑狱集》的基础上而成，复采摭旧文，广增条目，附益宋事，每条又加以论断、评述，故成书之后，历南宋、元、明、清4朝800多年，文为流传，为世人所重。是我国历史上一部不朽的名著，影响久远，就是在今天，书中所阐明的有些基本经验和方法，对侦破、审判、察伤、辨诬、决疑等司法实际工作也并不丧失其参考和借鉴作用。
7.52 万字 | 2019-04-07 19:25更新
宋桂万荣撰。明吴讷删补。事迹具《明史。本传》。是集前有嘉定四年万荣自序，称取和鲁公父子《疑狱集》，参以开封郑公《折狱龟鉴》，比事属词，联成七十二韵。又有端平甲午重刻自序，称以尚右郎陛对，理宗谕以尝见是书，深相褒许。因有求其本者。以鋟梓星江，远莫之致，是用重刻流布。其书彷唐李瀚《蒙求》之体，括以四字韵语，便於记读而自为之注。凡一百四十四条，皆古来部析疑狱之事。明景泰间，吴讷以其徒拘声韵对偶，而叙次无义，乃删其不足为法及相类复出者，存八十条。以事之大小为先後，不复以叶韵相从，其注亦稍为点窜。又为补遗二十三事，附录四事，别为一卷。万荣书中附论七条。首五条，辨析律意。末二条，则推论他事。然不应仅首尾有此五条，中间全置不议，或传写又有所删佚欤。第四条下注云，存中，宋人，不书时代，复同。不类万荣之语，当亦讷所加也。讷所续二十七条，每条各有评语，附於题下。其书虽略於和蒙诸家，而叙述明白，较蒙等乃为简切，亦折狱者所宜取裁也。 桂万荣，鄞县人。由馀干尉仕至朝散大夫，直宝章阁，知常德府。讷字敏德，号思菴，常熟人。永乐中，以知医荐。仁宗监国，闻其名，使教功臣子弟。洪熙元年，擢监察御史，官至右都御史。谥文恪。
1.70 万字 | 2019-04-07 19:25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