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阴符经》又称《阴符经》。旧题黄帝撰。学者都认为是后人伪托，有人说是战国时的苏秦，有人说是北魏的寇谦之，也有人说是唐朝的李荃；成书年代也莫衷一是，暂时都无法取得比较统一的意见。 《阴符经》的名称，根据唐朝李荃的理解，“阴者暗也，符者合也。天机暗合于行事之机，故称阴符。” 它和中国古代许多哲学性的著作一样（例如《道德经》、《易经》），各家对经书内容的理解各不一致，有人认为是兵书；有人认为是道家著作；有人认为是道教炼养之书；有人认为是儒家著作。
0.06 万字 | 2019-04-07 18:06更新
又名《文始经》《关令子》，全名《文始真经。仿佛《老予》、《庄子》、《列》一样，《关尹子》也是以作者而命名的。 不过，“关尹子”只是以官代名而已。关是指老子出函关的关，守关的人叫做关令尹，名字叫做喜，所以称为关令尹喜，后人尊称为关尹子。 相传老子看透了当时的形势，知道周天子王治不久，所以离开周西出函关。函关守令尹喜久仰老子大名，所以盛情款留，希求指教。老子为留《道德经》五千言，骑牛西去。 关令尹喜研读老予之学，多有心得体会，发而为文，成《关尹予》一书。然而，兵燹灾难，其书佚失。称之为《文始真经》，乃是道教兴起之后的事情，仿佛《庄子》被称做《南华经》一样。因为庄子被封做南华真人，所以他的著作应该称做《南华经》。 而关尹子被封做了文始真人，所以其书也该称做《文始真经》。所谓“文始”，我们姑且可以理解为文明之始。因为他接受了老子的教诲，从而开发智慧，修证大道，得到成就，正是人类文明的最高境界。 今见之《关尹子》，乃是唐宋间人托名之作，系伪书。他的思想片断，保留在《吕氏春秋》、《庄子》中，其主要思想：提出了“常无”“常有”，将“太一”（就是老子所说的道）作为万物的根本；以濡弱谦下作为外在的行为准则，内心空灵虚静，与万物和谐相处；顺应自然，，因势利导，静处平静不杂；不为人先，与老子“不敢为天下先”相似。
1.46 万字 | 2019-04-07 18:05更新
〖说明〗《汉书。艺文志》有《黄帝铭》六篇，今已亡。《金文铭》据学者考证，即为《黄帝铭》六篇之一（王应鳞《〈汉书。艺文志〉考》）。《金文铭》载刘向《说苑。敬慎篇》：“孔子之周，观于太庙。左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名其背曰”云云，《孔子家语。观周》所载与此大致相同，很可能就抄自《说苑》。刘向在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２６年）以光禄大夫之职受诏校经传诸子诗赋，遍览皇室藏书，所著《说苑》保存了大量先秦史料。１９７３年河北定县４０号汉墓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有先秦古籍《儒家者言》，许多内容见于《说苑》，足以说明《说苑》之真实可信。道家向来被称为黄老之术，以《金人铭》对照《老子》，亦可知其为《老子》的思想源头。
0.06 万字 | 2019-04-07 18:05更新
张道陵的《老子想尔注》以《道经》为后，创五斗米道，将老子奉为“太上老君”，为道教教祖，是为早期道教经典==============================================================================《老子想尔注》是早期道教的主要著作，一名《老君道德经想尔训》。东汉末年，五斗米道以《五千文》为主要经典，《想尔注》便是米道祭酒宣讲《老子》的注释本，此书早佚。清末於敦煌莫高窟发现六朝写本《老子道经想尔注》残卷，现藏大英博物馆。此书作者，或说张道陵，或说张鲁，或说「想尔」为仙人名。其内容多与《太平经》相合，吸取了後者的宗教思想与社会政治观，也有河上公解释《老子》的观点，是研究五斗米道最原始、最宝贵的材料。
1.31 万字 | 2019-04-07 16:01更新
《黄帝四经》是1973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中抄在《老子》乙本卷前的四篇古佚书（《经法》《经》《称》《道原》）的合称。唐兰先生认为这四篇古佚书从内容上看是一部书，从思想方法上说，大体上是继承老子而加以发挥。它被认为代表了道家黄老学派的思想。《道德经》即《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开山之作。其作者老子不仅被公认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而且也被道教尊奉为道祖和天尊。可以说，老子及其《道德经》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黄帝在他的四经中开篇之首，就郑重地揭示出他的法道文化思想源出于大道，是尊道而成，是依据道的法（法则、规律）而生成世间常法。他说：“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故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道生法”，是他法道思想的根本和源起，信仰遵从大道而生成世间法是他创立法道思想的前提。“道法”是常法之母，常法（世间法）只有遵从大道而制定，才能“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道法”是无相（虚静）结构环境中的状态，道生法则是按照法于道以后，遵从道的规律制定的、符合大道原则的世间常法。他要求治国者“故唯执道者能虚静公正，乃见正道，乃得名理之诚”，“是非有分，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黄帝四经》）。这里所强调的“唯执道者”、“虚静谨听”，既是唯道独尊，同时也是强调“虚静为用”的修身方法。只有修之身而执道，才能使世间法不离道。只有能进入虚静的修身实践者，尊道贵德才能公正无私，才能以常法维护世人尊道、畏道、顺道，从而尊道贵德。《黄帝四经·经法》中还说：“公者明，至明者有功，至正者静，至静者圣，无私者智，至智者为天下稽”。黄帝在这里仅用“公”、“明”、“正”、“静”、“无私”这六个字，就将修身治世的精华高度概括起来。天上的日月大公而以光明普照大地，人若能具备公心，不仅能自明自知，同时还能达到至明无所不照，就能有大功德于社会和国家。“正”，由“一”和“止”共同组成，是“抱德无离”之意，“执一以为天下牧”（《老子·德道经》）之义。德性淳厚完整的人，很容易进入虚静的修身境界而天人合一，在至静的境界中必然会成就为圣人；修身而无私者，他的后天智识必定会丰富全面；修身境界是贤人层次的人，他聪明而且行为尊道贵德；贤人至智者，就是天下人都稽首尊敬并且视为楷模榜样的人。 《黃帝四经·姓争》中说：“天德皇皇，非刑不行，穆穆天刑，非德必倾。”这一段解释开来就是：虚空和宇宙中充盈着尊贵明亮（皇皇：高上，明亮、旺盛之义）的德性能量；但是人们如果不具备德性的品格，不符合道的法则，不规范心念和行为，那么这些能量也无法进入社会和人体之内滋养人的性命。用道所产生的法（刑）规范人的心念和行为，是天德养精神内治身国、外治社会的前提和必须的措施。没有符合道德品格的法律，不论是道法还是世间常法，都无法真实地行德于身国内和社会之中。世间的法治虽然要依照天德而制定，但是天德与人世间的法治这两者之间是父子关系（穆：古时宗庙制度，父居左为昭，子居右为穆。穆穆：端庄盛美）。人世间的法治，如果不教导人们尊道贵德，教育人们修身去主动获得天德进入心身滋养精神灵魂，那么法治制定得再怎么符合自然规律，制定得再全面仔细，刑律也将会越用越滥，最终必然颓倾崩塌。只有德治与法治主次分明，并行不悖，才能出现《诗·大雅》中称诵赞美的“穆穆皇皇”的美好景象。《黄帝四经》中说：“民仰天而生，待地而食，以天为父，以地为母，吾畏天爱地亲民”。“畏天爱地亲民”，就是黄帝法道文化思想的核心。明大道而知“畏天”，这是确保治世者能够“爱地亲民”的基础和前提。不能修身明大道，也就难以真实地敬畏大道，从而自觉地尊道贵德。私心和贪欲也就无法扼制地无限膨胀，权力就能使人变成魔鬼而不自知。修身明德知道，是使人自觉地尊道贵德，畏天克己，不敢凌驾于大道之上的根本性保证。道德教育，绝不是口头的说教，只有修身实践进行真实地体悟，才能产生真实的教育效果。修身明道尊道，才能具有圣人之心而“因民以为师”；治世者要倡导民众修身明德知道，尊道贵德，“毋壅民明”，“吾爱民而民不亡”，“毋乱民功，毋逆天时”，“号令合于民心，则民听令，兼爱无私，则民亲上”，“主得臣辐者王（凝聚力象车辐之聚于轴心）”，“赋敛有度则民富”，“长利国宾社稷，世利万夫百姓”等等。黄帝的法道文化是一个系统性的“圣人恒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老子·德道經》）的和谐观与民主治世思想。黄帝的“畏天”思想和理念，源自于他在修身实践中的真知灼见，是一种高度自觉并且终生恪守不违的信念，不修身者根本无法正确地进行解读。黄帝在灭掉了吃人的蚩尤以后，取代炎帝治理神州。他一生披荆斩棘，开山通路，走遍华夏各地，每到一处就必定要建筑祭坛，敬拜天道，也叫作“封禅”。据孔子说，《三坟》一书中载有黄帝专题述说上天大道的内容，可惜后人弄失传了。黄帝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顺应天道，创立法道学说，以道法而生世间法，为历史上五帝时期社会的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且影响着三王时期；而且对汉代的文景之治盛世的出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直至汉武帝时代才突然被人为地堙灭于黄土之下。《黄帝四经》在尘封二千余年以后，在上世纪末重现于世。他的法道思想必定会在21世纪重放光芒，造福于21世纪的东方中国。《黄帝四经·十六经》中说：“昔者黄宗质始好信，作自为象，方四面，傅一心，四达自中，前参后参，左参右参，践位履三，是以能为天下宗”。这一段话白话释意就是：从前有一位天下的宗主黄帝，他的资质纯朴近道（无名天地之始——《老子·德道经》），崇尚对大道的信仰。行为举止都效法天道自然，恭奉天道（象恭滔天——《书·尧典》）。慧识与智识同观于四面（并舟同行为方），辅佐德一之心的信息辨识判断，他的修为就像《老子·德道经》中所说：双足不出大门，能知晓天下之事，眼睛不看窗户之外，能通晓天道之义。神运能四达而无碍，信息反馈都自然归纳于虚静的心中。他并不因此而疏懒懈怠，还是深入慧观与智观，“天地之道，有左有右，有牝有牡”（《黄帝四经》）。左右之阴阳，前后之阴阳，一体而观，并且同时参予前后左右身边具体事务的实践，参和悟并举。他处下不争，谦虚谨慎，对登上高位坚持辞让再三。这也说明黄帝他是履行了“三推三让”的“禅让”仪式后，才被民主推选为黄帝。所以，他才能够成为天下的宗主。这一段记录，可以帮助我们破解“尧舜禅让”的千古之谜。相传黄帝在乘龙归位以后，他的孙子高阳即位，就是颛顼帝。颛顼传位给帝喾，帝喾传位给尧。据《史记》所记载，尧有通神之智、高天之爱，凡事敬畏大道。孔子曾赞叹：“伟大崇高的尧啊！独尊上天为大，一心效法天道！宽广坦荡啊，人们无法形容！”《五帝本纪》上说，尧帝的仁德如天，智慧似神，同样是一位修身有明显成就者。他按照28星宿在天空中出现的方位，来掌握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等节气，将一年划分为春夏秋冬四季，并教民众按照节令从事生产。尧在位七十年后的一天，他问掌管四方诸侯的领袖说：“四岳，我在位已经70年了，你们谁能顺应天命，接替我的帝位？”。四岳回答说：“为人君者，当德配天地，光被四表，我们的德行都鄙陋得很，不敢玷污帝位。有一个叫舜的人，德行出众，或许可以担此重任。”四岳看到尧的探询目光，就继续说道：“舜是个盲人的儿子，他的父亲愚昧，母亲顽固，弟弟傲慢，但是舜却能和他们和睦相处，力尽孝悌之道，使他们不走向邪路。”尧说：“好啊，我将令我的两个女儿下嫁给他，以观舜的德性品格。”舜是冀州人，他曾经在历山耕田，在雷泽捕鱼，在黄河岸边做陶器。因为舜的道德教化，他耕田的地方，人们都能互相推让地界；他捕鱼的地方，人们都推让好的捕鱼位置；他制作陶器的地方，再也没有出现过次品。他无论住在哪里，那个地方一年就会变成一个村落，两年就会变成小镇，三年就会变成一个大都市了。尧认为舜很好，就让他担任司徒之职，于是百姓就都懂得了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道理；舜管理百官，百官制事就有条不紊；舜接待诸侯宾客，远方的客人就变得庄敬和悦了。最后，尧让舜到山林川泽去，遇上了暴风雷雨，舜也没有迷路误事。尧认为舜具备圣智圣德，就让舜代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舜于是观测北斗七星以判断政策得失，祭拜上帝和天地四时，又祭祀名山大川和各路神祗。接着他召见诸侯，协调校正四时节气，统一音律和度量衡的标准，修明五种礼仪，按照四方诸侯公、侯、伯、子、男这五种封爵，分发给他们象征瑞信的五种玉圭，并且宽减五种刑罚制度。舜又每五年一次巡行天下各地，向诸侯言传身教地讲述治国的道理。尧帝知道自己的儿子丹朱不贤，就没有把帝位传给他。尧说：“把帝位传给丹朱，虽然丹朱得利但是天下人受害，不传给丹朱，虽然丹朱不得利，但是天下人得利。总不能为了一个丹朱害了天下的人啊！”尧观政于舜20年后，让舜接掌天子之位，又过了28年，尧帝驾崩，百姓悲哀，如丧父母。舜治丧三年，然后将天下让给丹朱，自己避居南河。但是来朝觐的诸侯都到舜那里去而不朝觐丹朱，诉讼的人也来找舜而不找丹朱，讴歌者讴歌舜而不讴歌丹朱。舜说：“这是天意啊！”由于这样他才登临帝位治国。尧舜治世之时，百姓自觉摄受教化，敬天畏神，自我约束，传说当时“景星耀天，甘露下降，行人让路，犬无吠声，稻生双穗，夜雨昼晴”。诗人屈原歌颂这段盛世时唱道：“皇天无私阿兮，揽民德焉错辅；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其意思是：上天对一切人都是公正无私、平等慈爱的，见具有德性的人就给以扶持。古代的圣王贤君都是因为德行高尚，才能够享有天下的土地。从黄帝开始，五帝的统治都自然承传了“唯道独尊，尊道贵德，清静修身，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孔子赞叹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回顾这段天下为公、大道昌明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文明之初是一个对大道恭敬顺从、唯道独尊、自然地信仰天道的时代，而那时代的君王德配阴阳，允恭克让，顺应天道，从而使百姓过着童真般无忧无虑的生活。尧不将君位传给儿子却传给舜，舜也未将君位传给儿子却传给禹，禹帝不将君位传给儿子启却传给益，这一段佳话史称“禅让”。生活在党同伐异、明争暗斗的后世之人，丢失了修之身对大道进行体悟的人，不相信在尊道贵德的社会环境中，人们的品德能诞生出最和谐的民主。许多学者对这段史实百思不得其解。有人说那是愚腐，有人说那叫德行，有人干脆说那是一场虚构。《尚书》和《史记》其实都忠实地记载着在仁治时代，人心离道失德远未达到后来那么严重，尊道贵德而民主推选，是一个必然的社会规则。大禹说：“舜你是非常信奉大道、顺应大道旨意的一个人。由于你顺应大道旨意，上天就总是赐下幸福给你。”舜听到大禹讲这样的话，就说：“啊！你看，神州列祖的神就降下来了，凤凰也来了，百兽也起舞了。”他又说：“奉天之命治理万民，唯有顺应，唯有敬虔，要敬虔直到永远。”他就以对大道恭敬的心让位给大禹。古经《左传》上说：“所谓道，忠于民信于神也。”然而，如果不是唯道独尊，人们自觉地尊道贵德信于神，那么哪有什么力量能够保证孤寡不善、权倾天下的人间帝王“忠于民”呢？难怪当万章询问孟子，尧将天下让给舜这件事是否真有其事时。孟子干脆地回答说：没有这件事，尧没有权利将天下给舜，是上天将天下给舜的。这全是唯道独尊的必然。这就是孔子所神往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尊道贵德时代，这就是经过修身实践而自觉地尊道贵德信于神、畏于天、顺于道、敬大道的古老神州。尽管人间的罪孽从未中断过，尽管出现了荒淫暴虐的夏桀与商纣，祖先们却未失去对大道的坚定信仰。这就是：皇天公义荡荡，大道明察昭昭，罪恶必遭惩罚，因果周期律循环必有报应。这个道德的信仰，就是扬善弃恶的力量，就是天下大同的基石，也就是孔子当年的梦想。从炎黄起，经尧、舜、禹到夏、商、周，凡两千五百年间，唯道独尊，尊道贵德，信仰大道，修身证道是神州大地上的主旋律。祖先们确信，他们与昊天大道之间有天经地义的血缘关系。“凡人皆道之子”，“天生庶民，有物有则”。大道是炎黄的大道，是尧、舜、禹的大道，是文武周公的大道。在清纯古朴的眼睛里，大道并不遥远。盈盈万物，生生不息，无一不是大道的奇妙作为；“道生之，而德畜之”（《老子·德道经》），无一不饱含着大道的深情厚爱。 摘自道德知音 以史为镜 论道德文化复兴 熊春锦
1.47 万字 | 2019-04-07 16:00更新
《四库总目提要》 元释念常撰。念当姓黄氏，号梅屋，华亭人。延祐中居嘉兴大中祥符禅寺。是编前有至正元年虞集序。所叙释氏故实，上起七佛，下迄元顺帝元统元年，皆编年纪载。念常於至治癸亥尝驿召至京师，缮写金字佛经，因受法於帝师帕克巴是以卷首七佛偈後，即继以帕克巴所撰《彰所知论》。又所谓庄严劫、贤劫不知当中国何年，不能编次，故盘古以至周康王但略存帝王统系，自周昭王二十五年释迦牟尼佛诞生以後，始据内典编年。每条之後，多附论断。大旨主於侈神异，陈罪福，起人敬畏之心，以自尊其教。然知儒者之礼、乐、刑、政必不可废，故但援儒人墨，与辟佛者力争，而仍尊孔子。又知道家清净与佛同源，故但攻击斋醮、章咒、服饵、修炼之术，而仍尊老子。其论唐宪宗、懿宗之迎佛为崇奉太过，论王缙、杜鸿渐但言福业报应，故人事置而不修，为泥佛太过，亦时能自弥其罅漏。其立言颇巧。至韩愈为一代伟人，乃引西蜀龙氏之书，诋其言行悖戾；紥木杨喇勒智。穷凶极恶，乃没其事迹，但详述其谈禅之语。竟俨然古德宗风。尤不免颠例是非，不足为据。然念常颇涉儒书，在缁流之中较为赅洽，於佛教之废兴，禅宗之授受，言之颇悉。於唐以来碑碣、志传之类，采掇尤详，亦足以资考订。其党同伐异，负气嚣争，乃释、道二氏之通例。心知其意，置而不论可矣。
43.33 万字 | 2019-04-07 14:29更新
元释觉岸撰。觉岸字宝洲，乌程人。其书皆叙述释氏事实，用编年之体。以历代统系为纲，而以有佛以来释家世次行业为纬，始於太昊庖牺氏，终於南宋瀛国公德祐二年。初名《稽古手鉴》，既以所载尚未赅备，复因旧辑而广之，始改今名。书成於至正初，中山李恒为之序。觉岸记诵该博，故所录自内典以外，旁及杂家传记、文集、志乘、碑碣之类，多能搜探源流派别，详赡可观。惟於列朝兴废盛衰绝无关於释氏者，亦复分条摘列，参杂成文，未免伤於枝赘。且据藏经所记佛生於周昭王九年，既欲甄叙宗门，自当断以是岁为始。顾乃侈谈邃古，远引洪荒，於体例亦为汜滥。又唐代纪年於昭宣帝後别有少帝濮王紃一代，谓为朱全忠所立，年号天焘，旋复被鸩。求之正史，全无事实，尤不知其何所依据。然其援据既富，亦颇有出自僻书，足资考证者。其於丛林古德记前流传，亦多考覈详明，备徵典故。录存其说，未始非缁林道古之一助也。==============================================================================
26.84 万字 | 2019-04-07 14:29更新
《五灯会元》是宋朝释普济将《景德传灯录》等五种重要灯录汇集删简而成的，共二十卷。《五灯会元》流传于世，不仅为内学者提供了禅史研究的丰富资料，而且也扩大了外学者的视野。“禅宗语要，具在五灯！”
94.24 万字 | 2019-04-07 14:29更新
《宋高僧传》，或作《大宋高僧传》，三十卷，宋代释赞宁等撰。 赞宁俗姓高，吴兴郡德清县（今浙江省德清县）人。后梁贞明五年（919）生，后唐天成间（926～929）在杭州祥符寺出家，清泰初年（934）入天台山受具足戒。通南山律，有“律虎”之称。任两浙僧统，吴越国王授以“明义宗文大师”的称号。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吴越降宋，宁随钱俶来到汴京。宋太宗在滋福殿召对，授予紫衣，赐“通慧大师”号。六年（981）任右街副僧录。七年（982）奉令修《大宋高僧传》，乃请命回杭州编纂，到端拱元年（988）完成。淳化元年（990）又奉令编《三教圣贤事迹》，宁担任其中的佛教部分，撰成《鹫岭圣贤录》五十卷。二年（991）任史馆编修，咸平元年（998）任右街僧录，次年迁左街僧录。咸平四年（1001，一说咸平五年）入寂，年八十三岁。撰佛教著作共一百五十二卷，一般著作四十九卷。 宋代开创以来，一变后周王朝对待佛教的限制政策，于是雕大藏经，设译经院，普度僧尼，营建寺字。太宗还注意到佛门中的高贤景行的人物和事迹要加以编纂（见卷首批答），特命赞宁担负这个任务。赞宁在杭州与弟子显忠、智轮等从事编撰，历时将近七年，撰成本书三十卷，受到太宗的奖励，令僧录司编入大藏。到至道二年（996），赞宁又修理重治，补进去一些材料（见后序），始成定本。 作者为编纂本书，广泛地采摭了各方面的资料。他上太宗表文中曾说：“遐求事迹，博采碑文”；自序中也说：“或案诔铭，或征志记，或问輶轩之使者，或询耆旧之先民。”而以采自碑文塔铭的为最多，就现在的碑版文字来对照，还可以看出其中采撷的痕迹，如《道因传》（卷二）是据李俨撰的碑文（见《金石萃编》卷五十四），端甫、宗密传（卷六）是据裴休撰的碑文（见《唐文粹》卷六十二，《金石萃编》卷一百十四），惟宽（卷十）、上恒、神湊（卷十六）、寂然传（卷二十七）是据白居易撰的碑铭（见《白氏长庆集》卷四十一、六十八）。这些传中都曾经提到某某人为他撰碑或铭，这就等于注明了出处。另外有的虽没有说明出处，实际也是从碑铭中来，如《玄素传》（卷九）是据李华撰的《润州鹤林寺故径山大师碑铭》（见《唐文粹编》卷六十四）、《道光传》（卷十四）是据皎然撰的《唐杭州华严寺大律师塔铭》（《皎然集》卷八），似此者还很多。此外，如《知玄传》（卷六）引用僧彻撰的传，《怀素传》（卷十四）引用如净撰的传，《鉴真传》（卷十四）引用思托撰的《东征传》，又如羲寂（卷七）、德韶（卷十三）、王罗汉（卷二十二）等，或是赞宁的同学，或是赞宁曾经撰过塔铭，这些传也就是参照赞宁自己的原作写的。再如法翫（卷九）、志鸿（卷十五）、允文（卷十六）、《道育传》（卷二十三），则是经过赞宁亲身采访写成的。另外，作者还根据了一些唐人的著作，虽没有注明，但仔细考察还不难复按，如不空（卷一）、一行（卷五）、难陀、义师（卷二十）、智灯（卷二十四）、守素、法正、惟恭、会宗、道荫（卷二十五）等传，都是据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及《续集》；明瓒（卷十九）、圆观（卷二十）等传，都是据袁郊的《甘泽谣》；搜集方面之广，由此可见。 本传分《译经》、《义解》、《习禅》、《明律》、《护法》、《感通》、《遗身》、《读诵》、《兴福》、《杂科》十篇，每篇之末有论，均与《续高僧传》相同。但在有些人的传末又附以系曰，来申明作者的宗旨，或者自为问答，来解释某一疑难，则是前传所无。 本传著录自刘宋到宋初十个朝代的高僧，正传得五百三十一人，见于附传的一百二十五人。
30.45 万字 | 2019-04-07 14:29更新
《开元释教录》，略称《开元录》，二十卷，唐代释智昇撰。智昇生平事迹不甚详明。他精通律学，擅长文史。曾于唐玄宗开元中，住长安西崇福寺。开元十八年（730）撰成了《开元释教录》，此外还撰有《开元释教录略出》四卷（即前录中《有译有本录》的简目），《续大唐内典录》一卷，《续古今译经图纪》一卷，《续集古今佛道论衡》一卷，《集诸经礼忏仪》二卷。 本录内容分两大部分，一为总录，即总括群经录。二为别录，即分别乘藏录。 一、总录。以译人为主，分十九个朝代出译的经籍记录。第一卷后汉、魏两录，第二卷吴、西晋两录，第三卷东晋、苻秦两录，第四卷姚秦、西秦、前凉、北凉四录，第五卷刘宋录，第六卷齐、梁、元魏、高齐四录，第七卷北周、陈、隋三录，第八、九两卷唐录。每录都先记朝代、都城、帝系、年号、译家（兼及作家）人数，所译（兼及所撰集）的典籍部数卷数，并注明存缺。然后再按译人（及撰人）详细记载所译（和所撰集）的典籍、名题、卷数、译时、译地、笔受润文者、单重译等，及各人小传，一十九代一共有一百七十六人。还列有失译的经，附在每一朝代录之末。 总录末卷即第十卷，载历代佛经目录，分二类：一为古目录，从《古经录》至《众经都录》共廿五家，依长房、《内典》两录仅列各古录名目。二为新目录，从《众经别录》至《大唐内典录》共十六家，详述内容，重要的还略加批评，指出它的缺点。 二、别录。以经典为主，分七类：（一）《有译有本录》（附失译有本），从卷第十一至十三，共三卷。其中包括三录：第一是《菩萨三藏录》，这就是菩萨契经藏（即大乘经藏）、菩萨调伏藏（即大乘律藏）和菩萨对法藏（即大乘论藏）。第二是《声闻三藏录》，这就是声闻契经藏（即小乘经藏）、声闻调伏藏（即小乘律藏）和声闻对法藏（即小乘论藏）。第三是《圣贤传记录》，内包含有赞佛、明法、僧行、护法、外宗五类的撰集，而以梵本翻译的放在前面，中国撰述的放在后面。三大类共计一千一百二十四部，五千零四十八卷。 （二）《有译无本录》（附失译缺本），卷第十四、十五共二卷。这就是大小乘三藏经典及圣贤集传名存本阙的目录，此录的分类法也和前一录相同。合计一千一百四十八部，一千九百八十卷。 （三）《支派别行录》，卷十六，一卷。这是从大部中抄出一向单独流行的大小乘三藏经典及圣贤集传的目录。合计六百八十二部，八百一十二卷。 （四）《删略繁重录》，卷第十七上半卷。这是各经录里同本异名或广中略出误为别种，而实际应该删去的各书目录。共一百四十七部，四百零八卷。分为四类：第一是《新括出别生经》，即从大部译典中抄出而旧录误为独立翻译的。第二是《新括出名异文同经》，即异名同本的经典而旧录误为是别本的。第三是《新括出重上录经》，同一本经而旧录数处重出的，如真谛译《摄论释》十二卷与《摄论》十五卷内容相同而分卷不同，旧录即误为别本等。第四是《新括出合入大部经》，合部和零本重出的，如《合部金光明经》是揉凉、陈、隋三种译本而成的。合部本既已入藏，前三种译本即是重出本。 （五）《补阙拾遗录》，卷第十七下半卷。凡旧录（主要是《大周录》）阙载或新译未及入藏的，今都另为目录（这些书并都编入现定入藏录）。共三百零六部，一千一百一十一卷，按照旧译大乘经律论，小乘经律及贤圣集传；新译大乘经律论，小乘经律及贤圣集传；戒律羯磨；此方撰集传记的次第分别编录。 （六）《疑惑再详录》，卷第十八上半卷。记载真伪可疑尚待考定的经典，共十四部，十九卷。其中如《毗罗三昧经》等八部九卷，旧录本编在伪妄，《大周录》附入正经，今以为有再研究的必要。此外，还有《法社经》等六部十卷皆内容可疑，均须再详。 （七）《伪妄乱真录》，卷第十八下半卷。记录后人随意编造伪撰的经典，共三百九十二部，一千零五十五卷，分为十三类：第一，《开元释教录》新编的伪经，这一类以前诸录均未记载，是智昇新加搜集的。第二，苻秦释《道安录》中的伪经。第三，梁释《僧祐录》中的伪经。第四，萧齐释道备伪撰经。第五，萧齐僧法尼诵出经。第六，元魏孙敬德的梦授经。第七，梁沙门妙光的伪造经。第八，隋《开皇众经录》中的伪经。第九，隋《仁寿众经录》中的伪经。第十，《大唐内典录》中的伪经。第十一，《大周刊定录》中的伪经。第十二，隋沙门信行的《三阶集录》。第十三，各种名滥真经或杂揉异义的伪抄经。 卷十九为大乘经律论入藏录，卷二十为小乘经律论及贤圣集传入藏录，以上入藏的总计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这和《有译有本录》内容相同，但计部数有异），四百八十帙。 总别二录的内容，大略如上。总录完全依照僧祐的《出三藏记集》、费长房《历代三宝纪》的历代录，以及道宣《大唐内典录》的《历代众经传译所从录》，第十卷仿照《内典录》的《历代所出众经录目》而作，并无创例。惟别录中分类最详，创例颇多，为本书的精彩部分。 本录撰述的宗旨，据作者在总序中说，是因为佛法东传以来年代已相当长远（从后汉明帝永平十年到唐玄宗开元十八年，凡六百六十四年），翻译的经典，“屡经散灭，卷轴参差”，更有一些人渗入妄伪，弄得混杂难以考究。从前虽有不少学者，用心整理写成经录，当时所存凡六七家，但还没有穷极根源，因而颇多遗漏。本录就是为了要考校这些异同，指出它们的得失，而使佛典叙次有条不紊。
45.76 万字 | 2019-04-07 14:29更新
《古尊宿语录》是晚唐五代至南宋初期禅宗的一部重要语录汇编。此书四十八卷，收集了上自南嶽怀让，下至南嶽下十六世佛照德光，共三十七家禅师的言行，其中青原一系有五家，南嶽一系有三十二家。而南嶽一系中收录得最多的是临济宗，这一情況说明了临济宗在当时独盛的地位，以及人们对临济禅的重视程度。古尊宿语录收录的禅师人数不及五灯会元收录得多，但对禅师的言行记述则比较详尽，有行迹、拈古、偈颂、奏文、与帝王的对答等，弥补了其它灯録之不足。通过古尊宿语录，不仅可以把握禅宗盛期之梗概，亦可观禅宗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全貌。它是研究禅宗特别是禅宗盛期必不可少的思想资料。 关于古尊宿语録的编者，宋咸淳丁卯年（一六六七），物初大观的“重刻古尊宿语录序”记为赜藏主。然而赜藏主何许人？“赜”是姓还是名字？史无此人传记，无从确定。吕澂在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中谓“古尊宿语录，四十八卷，宋渭赜藏主集，明净戒重校”。“渭”是人名还是地名？若是地名，应是陕西甘肃一带，而物初大观的序明确记载：“刊行于闽中”。若是人名，有何根据？也不得而知。日本宇井伯寿博士在第二禅宗史研究一书中提出，赜藏主可能是古尊宿语录卷三十七末尾的士圭跋文中所提到的守赜僧挺，柳田圣山也同意此说，但都无确实证据。因此，关于此书的原编者仍待考。 关于古尊宿语录的刊行过程，据已知文献记载，至少进行过两次修订增补。其一，“重刻古尊宿语录序”记载：“異时有赜藏主者，旁蒐广採，仅得南泉下二十二家示众机语。厥后又得云门、真净、佛眼、佛照等数家、总曰古尊宿语。”就是说，赜藏主编的古尊宿语只有二十二家，而云门、真净、佛眼、佛照几家，是觉心居士捐资重刻时新增加的。其二，古尊宿语录入明版大藏经时，净戒所作的“校刊记”记载：“新藏经板初赐天禧，凡禅宗古尊宿语、颂古，雪窦、明教、大慧等语，多有损失。永乐二年，敬捐衣资，命工刊补。今奉钦依取僧，就灵谷寺校正。”这次入藏，在原古尊宿语的基础上进行了刊补校订是无疑的，但没有说明根据的哪种版本，增补了多少家。
62.32 万字 | 2019-04-07 14:28更新
《法苑珠林》一百卷，唐释道世撰。释道世字玄恽，当时因为避免和唐太宗同名（世字），所以通用玄恽这个名字。他俗姓韩，京兆长安人。年十二，出家于青龙寺。精通律学，很有名。显庆年中他曾参加玄奘法师译场的工作，后来又奉召与道宣律师同住西明寺。显庆四年（659）编成《诸经要集》二十卷，后扩充为《法苑珠林》一百卷，化了十年的工夫，至总章元年（668）才完成。兰台侍郎李俨替它做了序。此外他还著有《善恶业报》及《敬福论》二十三卷，《大小乘禅门观》十卷、《大乘略止观》一卷、《受戒仪式》四卷、《礼佛仪式》二卷、《辨伪显真论》一卷、《敬福论》十卷（略本二卷）、《四分律讨要》、《四分律尼钞》各五卷、《金刚经集注》三卷。 《法苑珠林》是类书体。在它以前，梁武帝萧衍令沙门僧旻、宝唱等采择经律里重要希有异相，以类相从，编成《经律异相》五十卷，开了佛教类书的先河。道世继起作《诸经要集》，钞出佛经中有关的材料一千条，分三十部一百八十余目，每部开始有“述意缘”，总序一部的大意。其次有“引证缘”，广引故事为证。到了扩充成《法苑珠林》分一百篇，篇下有部，也是以“述意”、“引证”居前，用《要集》原文，共分六百余部，末尾更有“感应缘”，广引实事为证。而且注出引用的典据。 本书原为一百卷，独万历十九年嘉兴藏刻本析为一百二十卷，今两种版本并行。 本书从《劫量篇》起到《传记篇》止，共一百篇，其篇名和分类如次： 《劫量篇》第一，卷一。《三界篇》第二，卷二、三。《日月篇》第三，卷四。《六道篇》第四，卷五、六、七。《千佛篇》第五，卷八、九、十、十一、十二。《敬佛篇》第六，卷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敬法篇》第七，卷十七、十八。《敬僧篇》第八，卷十九。《致敬篇》第九，卷二十。《福因篇》第十，《归信篇》第十一，《士女篇》第十二，卷二十一。《人道篇》第十三，卷二十二。《惭愧篇》第十四，《奖导篇》第十五，《说听篇》第十六，卷二十三、二十四。《见解篇》第十七，卷二十五。《宿命篇》第十八，卷二十六。《至诚篇》第十九，卷二十七，《神异篇》第二十，卷二十八。《感通篇》第二十一，卷二十九。《住持篇》第二十二，卷三十。《潜遁篇》第二十三，《妖怪篇》第二十四，卷三十一。《变化篇》第二十五，《眠梦篇》第二十六，卷三十二。《兴福篇》第二十七，卷三十三。《摄念篇》第二十八，《发愿篇》第二十九，卷三十四。《法服篇》第三十，《然灯篇》第三十一，卷三十五。《悬幡篇》第三十二，《华香篇》第三十三，《呗赞篇》第三十四，卷三十六。《敬塔篇》第三十五，卷三十七、三十八。《伽蓝篇》第三十六，卷三十九。《舍利篇》第三十七，卷四十。《供养篇》第三十八，《受请篇》第三十九，卷四十一、四十二。《轮王篇》第四十，卷四十三。《君臣篇》第四十一，卷四十四。《纳谏篇》第四十二，《审察篇》第四十三，卷四十五。《思慎篇》第四十四，《俭约篇》第四十五，卷四十六。《惩过篇》第四十六，《和顺篇》第四十七，卷四十七。《诚勗篇》第四十八，卷四十八。《忠孝篇》第四十九，《不孝篇》第五十，卷四十九。《报恩篇》第五十一，《背恩篇》第五十二，卷五十。《善友篇》第五十三，《恶友篇》第五十四，《择交篇》第五十五，卷五十一，《眷属篇》第五十六，《校量篇》第五十七，卷五十二，《机辨篇》第五十八，《愚戆篇》第五十九，卷五十三。《诈伪篇》第六十，《惰慢篇》第六十一，卷五十四。《破邪篇》第六十二，卷五十五。《富贵篇》第六十三，《贫贱篇》第六十四，卷五十六，《债负篇》第六十五，《诤讼篇》第六十六，卷五十七。《谋谤篇》第六十七，卷五十八、五十九。《咒术篇》第六十八，卷六十、六十一。《祭祠篇》第六十九，《占相篇》第七十，卷六十二。《祈雨篇》第七十一，《园果篇》第七十二，卷六十三。《渔猎篇》第七十三，《慈悲篇》第七十四，卷六十四。《放生篇》第七十五，《救厄篇》第七十六，卷六十五。《怨苦篇》第七十七，卷六十六、六十七。《业因篇》第七十八，卷六十八。《受报篇》第七十九，卷六十九、七十。《罪福篇》第八十，《欲盖篇》第八十一，卷七十一。《四生篇》第八十二。《十使篇》第八十三，卷七十二。《十恶篇》第八十四，卷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六度篇》第八十五，卷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忏悔篇》第八十六，卷八十六。《受戒篇》第八十七，卷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破戒篇》第八十八，卷九十。《受斋篇》第八十九，《破斋篇》第九十，《赏罚篇》第九十一，卷九十一。《利害篇》第九十二，卷九十二。《酒肉篇》第九十三，卷九十三、九十四。《秽浊篇》第九十四，卷九十四。《病苦篇》第九十五，卷九十五。《舍身篇》第九十六，卷九十六。《送终篇》第九十七，卷九十七。《法灭篇》第九十八，卷九十八。《杂要篇》第九十九，卷九十九《传记篇》第一百，卷一百。 本书撰述的宗旨，主要在于类钞佛典，以便学者检索。其感应缘，则用事实阐明罪福的因果关系，增强对于佛法的信念。 本书的特色有两点： 其一：博记名物典故，大都注明依据，不作揣摩拟议、凭虚臆测的说法。本书引用的典籍达四百多种，除佛经而外，兼及儒典纤纬以及道教经典。道经有《道士法轮经》、《太上清净消魔宝真安全智慧本愿大戒上品经》、《老子升玄经》、《老子西升经》、《智慧观身大戒经》、《化胡经》、《灵宝消魔安志经》、《老子大权菩萨经》、《灵宝法轮经》、《仙人请问众圣难经》、《仙公请问上经》、《上品大戒经》《升玄内教经》、《智慧本愿戒上品经》、《仙公请问经》、《太上灵宝真一劝诫法轮抄经》等。此外也旁涉杂史、稗史，如《魏略》、吴均《齐春秋》、《列异传》、《旌异记》、《真人关尹传》、宋躬《孝子传》、《神仙传》、《周穆王天子传》、《齐谐记》、《冥报记》、《冥报拾遗》、《搜神记》、《续搜神记》、《幽冥缘》、《幂祥记》、《冤魂志》等籍。无典据的也注明依据时人某所说，如王同仁说、王玄策说、琬师说、法云说、崔义起家婢说、王之弘说等。 其二：保存了一些珍贵文献和史料，其中关于内典的佚文，有《佛本行经》、《菩萨本行经》、《观佛三昧经》、《善权经》、《净度三昧经》等五十二种，从《开元释教录》以来就未见原本的，此书却有引文，还有属于疑伪经类的若干佚文。又其中关于外籍的佚文，有《冥祥记》、《西域志》、王玄策《中天竺行记》事，特别是后两种对研究印度中世纪的历史地理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原书早已遗失，而此书有十余条引文，极可珍贵。
123.22 万字 | 2019-04-07 14:28更新
《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被称为《坛经》的契嵩本。由仁宗至和年间（1054～1056）僧人契嵩改编。1卷10品，约2万余字。全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曹溪原本》，简称《曹溪原本》。也有认为是元僧人德异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的刊印本。《法宝坛经》，唐慧能说，法海集记。现行本有四种：一、敦煌本，不分卷。原本是晚近在敦煌石室所发见的写本(现藏英国伦敦博物馆)，大概是五代时所写，题作“《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兼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二、惠昕本，二卷。原本是晚近在日本京都堀川兴圣寺发见的复刻宋本，题作《六祖坛经》。此本原为宋邕州罗秀山惠进禅院沙门惠昕以古本文繁，于乾德五年(967)所改订，分二卷，十一门(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六、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卷五十四都著录此本，时已改作三卷十六门)。绍兴二十三年(1153)晁子健于蕲州刊行，后流传日本，经兴圣寺翻刻(同出于这一本系统的，还有金代泰和七年即1207年的高丽刻本)。三、德异本，即曹溪原本，不分卷，但开为十门，题作《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此本是元德异所刻古本(至元二十七年，即1290年刻于吴中休休禅庵，高丽有大德四年即1300年万恒翻刻本)。明成化七年(1471)此本又于曹溪重刻，万历元年(1573)李材(见罗)再刻，万历四十四年(1616)德清于庐山法云寺复刻，清顺治九年(1652)秀水王起隆等又据李材本校刻。四、宗宝本，不分卷，亦开为十门，是元风幡报恩光孝禅寺住持宗宝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所改编，题作《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此本以径山方册本为主，其明北藏本、清藏本均有增减)。宗宝自己有跋语说：“见三本不同，互有得失，其板亦已漫灭，因取其本校雠，讹者正之，略者详之，复增入弟子请益机缘，庶几学者得尽曹溪之旨。”(所增机缘，与曹溪原本文同，或即出于彼本。)上述《坛经》四本中，敦煌本卷末有记，乃是慧能门下法海的再传弟子悟真所传，而直接出自慧能门下的南阳慧忠(？～775)，就已经有南方宗徒“把他《坛经》改换，添糅鄙谭，削除圣意”之说(见《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八《诸方广语》)，所以在此本中，也不免有后人增益的部分。特别如针对神秀一系后来构成的“凝心入定”、“住心看净”等说法，那样严厉的指责以为大错，以为障道因缘，这似乎在慧能当时还不可能。因此，《坛经》中这类文字，显系后加，而应该加以鉴别。此外，如各代付法颂二十八祖说等亦系后加，可不待言。惠昕本据卷末所记，是悟真(此本以悟真为法海的三传)的弟子圆会所传，而经过惠昕自己的加工，所以此本与敦煌本对校，有详略。文质的不同，特别如关于弘忍传法的一段记载，远较敦煌本为踵事增华，此外禅家盛传的故实及语句，如“轮刀上阵亦得见性、迷时师度悟了自度、非幡动风动人心自动”等，也都始见于此本而为敦煌本所无。曹溪本卷末无关于师资授受的记载，不悉为何人所传，但从其内容看，似乎也是拿一种古本(或即惠昕本的原本未经删节的)做蓝本，或增或减并加以改编的。其中最突出的地方，即是后世公认为慧能直系的青原行思、南岳怀让等，原来见于敦煌惠昕两本的，此本却有他们的机缘，由此推测，此本当与行思、怀让两系传本有关。此外禅家盛传的故实及语句，如“米熟欠筛、衣止勿传”，“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但吃肉边菜、诸佛妙理非关文字”乃至“叶落归根”、“来时无口”等，也大都出于此本而为敦煌、惠昕两本所无。宗宝本以窜易、颠倒、增减、删改为世诟病。首先作这样批判的，是校刻曹溪原本的王起隆，他说：“宗宝之于《坛经》，……更窜标目，割裂文义，颠倒段落，删改字句”。并且举了许多的实例，肆意诋诃(见《重锓曹溪原本法宝坛经缘起》)。但将此本与曹溪本对校，除标题的文字有出入并有四字、二字的不同之外，其段落移动、字句增删只占全书的小部分，而从全文的义理上看，大体是和曹溪本相符的。除上述四本外，据旧传有关《坛经》的文献，还有一些异本，如宋契嵩(1007～1072)自称得到曹溪古本据以校刻的三卷本(已佚)，即其一种。总之，《坛经》是屡经增减窜改的，原来如何，已难推想。不过后世南宗禅徒公认本书的价值，南宗各家的思想也确实和它脉络贯通。所以依敦煌本和余本共同的部分来略说其内容，还是需要的。《坛经》的主要部分，在说摩诃般若法。禅宗的禅，特别是道信以来的东山法门即是以般若为其旨归。到了慧能，更把这种思想发展成一种“一超直入”的顿教。他揭出“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途径，即是修“般若行”。他说：“菩提、般若之知，世人本自有之，即缘心迷，不能自悟，须求大善知识示道见性。”“愚人智人佛性本亦无差别，只缘迷悟，迷即为愚，悟即成智。”又说：“汝若不得自悟，当起般若观照，刹那间忘念俱灭，即是自真正善知识，一悟即至佛地。自性心地，以智慧观照，内外照彻，识自本心。若识本心，即是解脱。既得解脱，即是般若三昧。”但《坛经》所说般若的涵义，和一般教家略有不同，如《经》说：“‘摩诃’者是大，心量广大，犹如虚空。……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
1.49 万字 | 2019-04-07 14:27更新
《弘明集》为南朝梁着名高僧僧祐所着。僧祐，俗姓俞，彭城下邳人。该地为今江苏邳县。从后汉以来，这一带便是华东佛教的重镇。据《梁高僧传》，僧祐于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西元四四五年）生于建康（今南京）。幼时即有向佛之心，曾随父母参建初寺，不肯归家。十四岁时为逃婚走往钟山定林寺，依法达法师。达师戒行精严，闻名于世。二十岁，僧祐受具足戒，又从法颖律师学毗尼，悉心钻求，晨昏不懈。齐竟陵文宣王礼请他，为之设讲席，一时座下听律者达七八百众。武帝时，他奉敕到吴中整顿僧伽，并讲《十诵律》，申受戒之法。他精于《十诵》，春秋开讲，四十余年间演此律达七十余遍。作为律学大师，在齐梁时，为世人所宗仰。颇为齐梁诸帝尊崇。晚年患脚疾，梁武帝赐乘舆径入内殿为六宫嫔妃授戒。帝室眷属诸王多有依其受戒，尽师资之敬者。 他除了除精通律学外，每于讲席之余广探内典，披览群籍，或专日遗餐，或通宵继烛，游目积心，深有所悟，多有撰述，涉及自东汉至齐梁间所译出之佛经，各代的撰述。其对经教制度、僧人言行、内外争辩都有把握。有关于史传、僧传、行仪、杂缘者百余卷。今存于世者，尚有《释迦谱》、《出三藏记集》和《弘明集》。这些着作，从宗旨到体例均对后来僧传和经录有所示范和借鉴。僧祐还精于佛像造像的仪则规模，曾监造兴宅摄山大像剡县石佛，本传说他「为性巧思，能自心计，及匠人依标，尺寸无爽」凭眼视心度便能使营造的巨像合于比例，悉现庄严。僧祐逝于梁天监十七年（西元五一八年）。葬于钟山定林寺。 佛教在隋唐方至极盛，无论于教于讲，此期皆臻于烂熟。 至此佛教已同儒道鼎足而三。佛教的滥觞期在汉末三国。 晋宋六朝则为中国佛教极重要之发展时期。从三世纪下半期至六世纪末，中国南北也由分裂走向统一。佛教由先前南方的重讲和北方的重禅逐渐归于教律并重，实践与义理俱宏。僧祐的《弘明集》便记载了这三百年间佛教流传的纷纭情况。联繫《弘明集》中所涉及的僧人的活动及佛教大势，足以表明，魏晋以来南方以玄学为思想文化主流，北地则仍承汉代以来的阴阳谶讳的影响；表现在佛教中，北方重视行践，即修禅、造像之类；南人则以清谈似的玄理见长。南北两地对佛教若有拒斥，也就表现在一为理论上的争辩，一为政治上的暴力。就《弘明集》言，其中反映出来的主要是江南的佛教大事。 僧祐在〈弘明集序〉中所说，大法东流差不多五百年，佛教在中国引起各不相同的反应，赞礼者有之，毁谤者也不乏： 至于守文曲儒拒为异教，巧言左道则引为同法，拒有拔本之迷，引有朱紫之乱，遂令诡论稍繁、讹辞孔炽。夫鹖鴠鸣夜不翻白日之光；精卫衔石无损沧海之势。然以暗乱明，以小罔大，虽莫动毫发而有尘视听，将令弱植之徒随伪辩而长迷，倒置之伦逐邪说而永溺。此幽途所以易坠，净境所以难陟者也。祐以末学，志深弘护，静言浮俗，愤慨于心。遂以药疾微间，山栖余暇，撰古今之明篇，总道俗之雅论，其有刻意剪邪、建言卫法制无大小，莫不毕採。又前代胜士，书记文述，有益三宝，亦皆编录，类聚区别，列为十卷。 这就透露出《弘明集》编纂的年代大约在僧祐的晚年，时间也拖得很长。因为他只能在养病之余，在不曾奉敕奔走行化的时候才能撰写编录。僧祐自己说明了他採编本集的宗旨：「夫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弘道明教，故谓之《弘明集》。」当然，出于时代所限，《弘明集》详于南朝佛教而略于北方佛教。后来的唐道宣着《广弘明集》增补了不少有关北方佛教的情形。作者自己在《弘明集》后序又说他撰书是为法御侮、摧邪破惑，使「迷途之人，不远而復」。「总释众疑，故曰弘明」，「弘明」的意思由是而来。
3.08 万字 | 2019-04-07 14:27更新
作者：迦叶摩腾 竺法兰同译 沙门守遂注 释玄奘译 林兆恩释 释道译 牟融撰 《佛說四十二章經》，是從印度傳到中國的第一部重要經典著作。這是由天竺高僧迦葉摩騰與竺法蘭共同翻譯的。 當時「夜夢金人」的漢明帝，對這第一部新譯出的《佛說四十二章經》，簡直視如國寶，特別敕令珍藏於「蘭台石室第十四間」（皇家圖書館），成為皇室的專利品，民間根本不知道有這一部法寶。因此，在晉朝道安法師所編的《綜理眾經目錄》，尚找不到這一部經的名稱，難怪有人誤認它是偽造的了。 當初，佛成道以後，由許多外道發心出家的比丘，將他們對宇宙人生不明瞭的地方，以及有疑難的問題，紛紛提出來請佛解釋；有些也是佛自動對比丘們懇切的開示，這些生活中金科玉律的語錄，集合起來，共有四十二段。我們逐段欣賞玩味，感覺得每一段皆含有重要的意義，而且每段皆自成一章，因此就成為這一部《佛說四十二章經》。 這部《四十二章經》的內容，對我們現實的人生，富有啟發作用，可以說它是引導我們修身、行持、處世、待人、乃至成佛的解脫之道。
0.33 万字 | 2019-04-07 14:27更新
《广弘明集》，三十卷，唐京兆西明寺释道宣撰。这是继承、并扩大梁僧祐《弘明集》而作的书。在《旧唐书。经籍志》里，《广弘明集》虽与《弘明集》同列于丁部集录三类中的总集内，但它的体制和《弘明集》却稍有不同。《弘明集》分卷不分篇，《广弘明集》则除分卷而外，还按照所选文章的性质分为十篇：一、归正，二、辩惑，三、佛德，四、法义，五、僧行，六、慈恻，七、戒功，八、启福，九、悔罪，十、统归。每篇之前各冠以小序。不仅如此，《广弘明集》还用这十种范畴给僧祐《弘明集》所选的文章分类列目，而将它们收在除戒功、悔罪而外的八类中。又《弘明集》皆选辑古今人的文章，作者僧祐自撰的除末尾《弘明论》而外，只第十二卷开头有一篇小序，总计不过两篇。但《广弘明集》则除选辑古今人文章而外，作者道宣自撰的叙述与辩论的文章编入甚多。因此，《弘明集》仅是选辑、而《广弘明集》则叙述辩论与选辑并用。 现在通行的《广弘明集》有两种版本：一为吴刻本（万历十四年丙戌吴惟明刻本，出于宋、元藏）三十卷；一为嘉兴方册藏本四十卷。 本书撰述的主要宗旨，作者道宣在第十《统归篇序》的开头自己就说过，是为了“弘护法纲而开明有识”。这与《弘明集》的主要宗旨在于排斥异端而弘道明教的目的大致相同。 本书所收重要资料，首先是佛道之争，主要的有三次：在北魏时代因太武帝信奉道教并由崔浩的进谗，北方佛教遭受了第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在北周武帝时代复因黑衣当王的谶记，并经道士张宾、卫元嵩的构陷，北方佛教又遭受了第二次毁灭性的打击，但同时道教亦受到破坏。在唐高祖武德年间有沙门法琳与傅奕之争，这次佛教虽未受严重的打击，但后来韩愈辟佛，武宗毁法，直接间接都与傅奕的议论有关。其次是佛教思想史的问题，主要的有二：一在佛性问题，二为二谛问题。 佛性是《涅槃经》的中心思想，《涅槃》源出《般若》，但《般若经》未明言佛性，所以在两晋、南北朝时代，北方的鸠摩罗什虽宏《般若》而未畅说《涅槃》。门下道生始于佛性问题有大创见，即顿悟渐修说。道生以为佛性就是一切众生的本性，本性真实不虚，凡夫由无明而起乖异，是谓迷惑。以智慧力量除去迷妄，佛性自现，这是一个以不二的智慧冥契不分的真理而豁然贯通的顿悟过程。但觉悟非是自然生起，有赖于教与信修，即渐的功夫。道生的顿悟渐修说，大致如是。谢灵运作《辩宗论》并与法勗等诸家往返答辩，主顿悟信修说，而为道生张目。此外道生尚有阐提成佛说。 道生当时所见《涅槃》经文为法显所得的六卷本，其中本无阐提成佛义。但道生独具只眼，竟说此经传度未尽。他以为佛性为众生本有之性，反本即得。所谓见性成佛者，不过此本性的自然显发而已。阐提既是众生，当然也有佛性，既有佛性，当然也能成佛。道生之说虽受非难，六朝以后却大为盛行。 其次二谛，是《般若》三论学的骨干。当《般若》学流行于晋代，宋、齐间《涅槃》与《成实》并盛，而成实师之说，易与《般若》相乱，它不但于人空外主张法空，并且还大谈二谛与中道。梁代成实师的代表如庄严僧旻、开善智藏、龙支道绰诸家都认为二谛可以相即而与《般若》三论说法抵触，因此，《般若》三论学者，不能不对成实师之说加以批判。从周颙作《三宗论》而攻难之后，双方争论遂络绎不绝。如梁武帝注《大品经》，昭明太子谈二谛并与二十二家往返议论，都对《般若》三论的弘扬有很大影响，而本集都保存了这些资料。 此外，本书在北周佛道二教论争中所收的《二教论》、《笑道论》，又在初唐佛道论争中所收的《破邪论》、《决对废佛法僧事》、《辩正论。十喻九箴篇》等，也提供了中古宗教史上好多宝贵的资料。
43.19 万字 | 2019-04-07 14:22更新
《碧岩录》全称《佛果圆悟禅师碧岩录》，亦称《碧岩集》，是宋代著名禅僧圜悟克勤大师所著，共十卷。书的内容即重显禅师的百则颂古和圆悟的评唱组成。每一节的具体结构是：一、垂示，即对该则的案例提示纲要，加以引介。二、列出公案案例，其中夹注著语或评语。三、对该则案例加以评唱。四、列出雪窦重显的颂古诗，其中亦夹注著语或评语。五、对颂古诗作解说性评述。 此书撰成后，在禅林享有盛誉，向有“禅门第一书”之称。雪窦大师的颂古百则，向来被认为是禅文学的典范之作。而圜悟大师的评唱，与原诗可谓珠联璧合，使得本书成为禅文学史上的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在过去，很多参禅者从书进入禅悟之门，也有很多参禅者因此书坠入野狐劫之身。故向来视若拱璧者有之，付诸一炬者有之，真可谓醍醐上药，既能杀人，亦能活人。 虽然网上各种佛教资讯浩如烟海，洋洋大观，但据笔者所知，迄今还没有一部《碧岩录》，因此笔者特将这部书的文本加以新式标点上网，（版本系依据《续藏经》第二编第二十二套，略去了夹注的部分）供喜爱禅学与禅诗的朋友阅读。这是地地道道、原汁原味的禅诗及欣赏。酌之不竭，挹之弥甘。只要潜心涵咏，自可于欣赏颂古、评唱的同时，领略到禅诗禅语的无穷风光，从而心花顿发，顿悟真如。
14.84 万字 | 2019-04-07 14:21更新
宋释晓莹撰。是书卷首有绍兴乙亥自序，谓以倦游归憩罗湖之上，因追忆昔所闻见，录为四卷。其中多载禅门公案，及机锋语句。盖亦《林间录》之流。而缁徒故实，纪述颇详，所载士大夫投赠往来篇什尤伙。遗闻逸事，多藉流传，亦颇有资於谈柄。末有绍兴庚辰後跋一首，不署姓名，而跋中自称曰妙总，则亦僧作也。近厉鹗撰《宋诗纪事》，多采此书。然如普首座诗，取其别众绝句，而山居一绝，反不见录。则鹗所捃摭，尚未尽其菁华矣。 释晓莹，字仲温，江西人。高宗绍兴二十五年（一一五五）退居罗湖（今江西临川东北）时，撰有《罗湖野录》一书。理宗绍定间释绍嵩作《亚愚江浙纪行集句诗》，收有晓莹大量断句，惜全诗已佚。事见《罗湖野录》序、跋。
3.60 万字 | 2019-04-07 14:21更新
本书诞生于明清之际，是一部具有启蒙性质的批判君主专制，呼唤民主政体的名著。 作者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省余姚县黄竹浦人，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公元１６１０年，卒于清康熙三十四年公元１６９５年。其父黄尊素为明末东林党名士，被宦官魏忠贤陷害致死。黄宗羲成年以后加人复社，坚持反宦官斗争，险遭杀害。清兵南下，他召募义兵成立“世忠营”，武装抗清。明亡后拒绝清廷征召，隐居著述。主要著作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和《明夷待访录等。 《明夷待访录》成书于康熙二年公元６６３年“明夷”是《周易》中的一卦，其爻辞有日：“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人攸往，主人有言。”所谓“明夷”指有智慧的人处在患难地位。“待访”，等待后代明君来采访采纳。该书有《原君》、《原臣》等论文２１篇。《原君》批判现实社会之为君者“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实乃“为天下之大害”。《原臣》指出，臣之责任，乃“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原法》批评封建国家之法，乃“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学校》主张扩大学校的社会功能，使之有议政参政的作用，说：“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属是非于学校”，“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黄宗羲所设想的未来学校，相似于近代社会舆论中心和议会的机构。黄宗羲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君和臣的设置，但主张君主开明立宪制，加强平等因素，扩大社会对执政者的监督权力，有近代民主政治的思想。这种思想并非受西方文明的影响，而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展出来的，因而更加可贵。这部书受到清朝统治者的查禁，直至清末才重见天日，受到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的重视和赞许。 《明夷待访录》现存钞本、刻印本２０余种。１９８５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黄宗羲全集》第一册，内收《明夷待访录》，并加以点校，颇便于阅读。单行本有北京古籍出版社１９５５年铅印标点本和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重印标点本。重点读《原屈》、《学校》。
2.34 万字 | 2019-04-07 14:14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