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語(简繁对照)

陆贾 | 儒家 | 连载中

在由秦入汉的学术转折中,陆贾《新语》是不容忽视的。《新语》连接着先秦与两汉的学术,地位较独特。尽管其时经学未隆,《新语》折射了不少经学信息,其中包括易学。由其用《系辞》文字的特点即可见《系辞》在汉以前流传颇广;陆贾以“仁义”说《易》,显示了较为独特的视角;其易学重义理,首开汉初学者以义理说《易》的风气,在孔门易学中居承前启后地位。==============================================================================陆贾是汉高祖刘邦身边颇为著名的文臣,号称「有口辩士」。雖然在世時位不過「太中大夫」,也未被封侯,但在《史記》、《漢書》中,卻是與蕭何、韓信、叔孫通、張蒼等人並列於建立漢家制度的元勳。虽然在世时位不过「太中大夫」,也未被封侯,但在《史记》、《汉书》中,却是与萧何、韩信、叔孙通、张苍等人并列于建立汉家制度的元勋。陸賈不純然是位儒者,而是位解決問題之人。陆贾不纯然是位儒者,而是位解决问题之人。而解決問題之前,首先需要對問題本身有所認知。而解决问题之前,首先需要对问题本身有所认知。因此,在他欲討論漢家天下需要些什麼之前,便先討論文明演進的問題。因此,在他欲讨论汉家天下需要些什么之前,便先讨论文明演进的问题。陸賈在《新語.陆贾在《新语.道基》篇中,提出一個簡單的歷史進化過程,將華夏文明發展分為四個時期:道基》篇中,提出一个简单的历史进化过程,将华夏文明发展分为四个时期:首先是「先聖」時期:首先是「先圣」时期:於是先聖乃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道,長幼之序。于是先圣乃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民始开悟,知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道,长幼之序。於是百官立,王道乃生。于是百官立,王道乃生。民人食肉飲血,衣皮毛;至於神農,以為行蟲走獸,難以養民,乃求可食之物,嘗百草之實,察酸苦之味,教人食五穀。民人食肉饮血,衣皮毛;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人食五谷。天下人民,野居穴處,未有室屋,則與禽獸同域。天下人民,野居穴处,未有室屋,则与禽兽同域。於是黃帝乃伐木搆材,築作宮室,上棟下宇,以避風雨。于是黄帝乃伐木构材,筑作宫室,上栋下宇,以避风雨。民知室居食穀,而未知功力。民知室居食谷,而未知功力。於是后稷乃列封疆,畫畔界,以分土地之所宜;闢土殖穀,以用養民;種桑麻,致絲枲,以蔽形體。于是后稷乃列封疆,画畔界,以分土地之所宜;辟土殖谷,以用养民;种桑麻,致丝枲,以蔽形体。當斯之時,四瀆未通,洪水為害;禹乃決江疏河,通之四瀆,致之於海,大小相引,高下相受,百川順流,各歸其所,然後人民得去高險,處平土。当斯之时,四渎未通,洪水为害;禹乃决江疏河,通之四渎,致之于海,大小相引,高下相受,百川顺流,各归其所,然后人民得去高险,处平土。川谷交錯,風化未通,九州絕隔,未有舟車之用,以濟深致遠;於是奚仲乃橈曲為輪,因直為轅,駕馬服牛,浮舟杖楫,以代人力。川谷交错,风化未通,九州绝隔,未有舟车之用,以济深致远;于是奚仲乃桡曲为轮,因直为辕,驾马服牛,浮舟杖楫,以代人力。鑠金鏤木,分苞燒殖,以備器械,於是民知輕重,好利惡難,避勞就逸;於是皋陶乃立獄制罪,縣賞設罰,異是非,明好惡,檢奸邪,消佚亂。铄金镂木,分苞烧殖,以备器械,于是民知轻重,好利恶难,避劳就逸;于是皋陶乃立狱制罪,县赏设罚,异是非,明好恶,检奸邪,消佚乱。在「先聖」時期,聖人從天文地理當中得到「人道」的體會,再從「人道」當中衍生出「王道」的概念。在「先圣」时期,圣人从天文地理当中得到「人道」的体会,再从「人道」当中衍生出「王道」的概念。而神農、黃帝、后稷、禹、奚仲等人則是針對人民的各種需求,創造了各式各樣的生活必需品與謀\生技能,並在物質條件的進步下,有了外在規範的需求,於是皋陶便建立了刑賞制度。而神农、黄帝、后稷、禹、奚仲等人则是针对人民的各种需求,创造了各式各样的生活必需品与谋生技能,并在物质条件的进步下,有了外在规范的需求,于是皋陶便建立了刑赏制度。換言之,這時聖人所提出的「人道」與「王道」,乃是一種自然而然人際關係,而各種工具、技能,以及隨之而來的刑賞制度,則是為了解決人民生活的需求而產生。换言之,这时圣人所提出的「人道」与「王道」,乃是一种自然而然人际关系,而各种工具、技能,以及随之而来的刑赏制度,则是为了解决人民生活的需求而产生。換言之,此時期的文明發展,乃著眼於「生活需求」上,讓人類可以生活得舒適一些、安定一些。换言之,此时期的文明发展,乃著眼于「生活需求」上,让人类可以生活得舒适一些、安定一些。而後,進入「中聖」時期:而后,进入「中圣」时期:民知畏法,而無禮義;於是中聖乃設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儀,明父子之禮,君臣之義,使強不凌弱,眾不暴寡,棄貪鄙之心,興清潔之行。民知畏法,而无礼义;于是中圣乃设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仪,明父子之礼,君臣之义,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弃贪鄙之心,兴清洁之行。在「中聖」階段,開始建立人民內在的品德,以內化方式將原屬外在的人倫關係與法律約束落實於自我操持中。在「中圣」阶段,开始建立人民内在的品德,以内化方式将原属外在的人伦关系与法律约束落实于自我操持中。這時乃是透過教育來強化既有人倫關係,並有以內在自我約束取代外在法律規範的意味。这时乃是透过教育来强化既有人伦关系,并有以内在自我约束取代外在法律规范的意味。這個時期,文明的發展仍是著眼於「生活需求」,但卻是與「先聖」期的需求有著明顯的不同。这个时期,文明的发展仍是著眼于「生活需求」,但却是与「先圣」期的需求有着明显的不同。「先聖」期的需求,乃是人與自然爭的階段,多數人所擁有財富、地位條件大致相同,所需所求皆向自然求。「先圣」期的需求,乃是人与自然争的阶段,多数人所拥有财富、地位条件大致相同,所需所求皆向自然求。而刑賞制度(法律)的存在,只需降低人與人之間可能的磨擦,便能促使社會的和諧與穩定。而刑赏制度(法律)的存在,只需降低人与人之间可能的磨擦,便能促使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至於「中聖」期,由於文明的發展、謀\生技術的演進,這時已進入人與人爭的局面,社會已開始有「強」與「弱」、「眾」與「寡」的階層分化。至于「中圣」期,由于文明的发展、谋生技术的演进,这时已进入人与人争的局面,社会已开始有「强」与「弱」、「众」与「寡」的阶层分化。當人們懂得恃強與恃眾去爭時,單靠外在的刑罰制度,必難有效遏止「強凌弱」、「眾暴寡」的可能局面,因而才必需將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關係內化於人的自我操持中,建立人格與品德。当人们懂得恃强与恃众去争时,单靠外在的刑罚制度,必难有效遏止「强凌弱」、「众暴寡」的可能局面,因而才必需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内化于人的自我操持中,建立人格与品德。至「後聖」階段,則又是另一種局面:至「后圣」阶段,则又是另一种局面:禮義不行,綱紀不立,後世衰廢。礼义不行,纲纪不立,后世衰废。於是後聖乃定五經,明六藝,承天統地,窮事察微,原情立本,以緒人倫,宗諸天地,纂脩篇章,垂諸來世,被諸鳥獸,以匡衰亂。于是后圣乃定五经,明六艺,承天统地,穷事察微,原情立本,以绪人伦,宗诸天地,纂修篇章,垂诸来世,被诸鸟兽,以匡衰乱。天人合策,原道悉備,智者達其心,百工窮其巧,乃調之以管弦絲竹之音,設鐘鼓歌舞之樂,以節奢侈,正風俗,通文雅。天人合策,原道悉备,智者达其心,百工穷其巧,乃调之以管弦丝竹之音,设钟鼓歌舞之乐,以节奢侈,正风俗,通文雅。從「先聖」至「中聖」,一直都是缺什麼補什麼,若就崇古賤今者而言,那幾乎已是一個完美社會的典範。从「先圣」至「中圣」,一直都是缺什么补什么,若就崇古贱今者而言,那几乎已是一个完美社会的典范。然而,既然完美了,為什麼還會有「後聖」?然而,既然完美了,为什么还会有「后圣」?陸賈沒有明說,但就其「後聖」階段的論述來看,顯然是「中聖」的努力失敗了,無法讓「禮義」、「綱紀」確切地實踐於人民的生活當中。陆贾没有明说,但就其「后圣」阶段的论述来看,显然是「中圣」的努力失败了,无法让「礼义」、「纲纪」确切地实践于人民的生活当中。至於失敗的原因,也許就是「中聖」無法「承天統地」、「原情立本」的關係。至于失败的原因,也许就是「中圣」无法「承天统地」、「原情立本」的关系。「承天統地」是對天道的理解,「原情立本」是對人道的認識,唯有對「天道」與「人道」有所掌握,才能達到「天人合策,原道悉備」的境界。「承天统地」是对天道的理解,「原情立本」是对人道的认识,唯有对「天道」与「人道」有所掌握,才能达到「天人合策,原道悉备」的境界。然而,陸賈終究不是個崇古論者,他並不認為「後聖」之後,一切便進入完美狀態,這是由於文明是無時無刻不在進步的,不論是誰當家作主,都有著需面對的時代問題:然而,陆贾终究不是个崇古论者,他并不认为「后圣」之后,一切便进入完美状态,这是由于文明是无时无刻不在进步的,不论是谁当家作主,都有着需面对的时代问题:後世淫邪,增之以鄭、衛之音,民棄本趨末,技巧橫出,用意各殊,則加雕文刻鏤,傅致膠漆丹青、玄黃琦瑋之色,以窮耳目之好,極工匠之巧。后世淫邪,增之以郑、卫之音,民弃本趋末,技巧横出,用意各殊,则加雕文刻镂,傅致胶漆丹青、玄黄琦玮之色,以穷耳目之好,极工匠之巧。夫驢騾駱駝,犀象玳瑁,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水藏,擇地而居,潔清明朗,潤澤而濡,磨而不磷,涅而不淄,天氣所生,神靈所治,幽閒清淨,與神浮沈,莫不效力為用,盡情為器。夫驴骡骆驼,犀象玳瑁,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水藏,择地而居,洁清明朗,润泽而濡,磨而不磷,涅而不淄,天气所生,神灵所治,幽闲清净,与神浮沉,莫不效力为用,尽情为器。故曰,聖人成之,所以能統物通變,治情性,顯仁義也。故曰,圣人成之,所以能统物通变,治情性,显仁义也。這個部份,陸賈談的是一個社會風氣的問題。这个部份,陆贾谈的是一个社会风气的问题。由於物質文明的進步,人類的生活愈來愈趨淫邪。由于物质文明的进步,人类的生活愈来愈趋淫邪。這種被老子說成「五色令人目盲」的負面狀態,卻未讓陸賈片面地否定物質文明,而是把所有可供玩樂的器物,都視為上天給予人類的美好之物。这种被老子说成「五色令人目盲」的负面状态,却未让陆贾片面地否定物质文明,而是把所有可供玩乐的器物,都视为上天给予人类的美好之物。這些外在物質雖有迷惑人心的能力,但只要能夠「統物通變」,役物而不役於物,自然就不會被這些器物所迷惑,進一步還可以「治情性,顯仁義」,發揮外在物質的正面功能。这些外在物质虽有迷惑人心的能力,但只要能够「统物通变」,役物而不役于物,自然就不会被这些器物所迷惑,进一步还可以「治情性,显仁义」,发挥外在物质的正面功能。有不少學者談及陸賈的文明史觀時,認為他把人類社會的文明發展判定為「先聖」、「中聖」、「後聖」三期。有不少学者谈及陆贾的文明史观时,认为他把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判定为「先圣」、「中圣」、「后圣」三期。這當然是正確的,不過,陸賈終究是個現實的「有口辯士」,而非學者、儒生。这当然是正确的,不过,陆贾终究是个现实的「有口辩士」,而非学者、儒生。他所做的分期,實是為了鋪陳接下來的「現在」,而非對古代文明發展有多大的興趣。他所做的分期,实是为了铺陈接下来的「现在」,而非对古代文明发展有多大的兴趣。而「統物通變」之說,正是為了突顯漢初之人(特別是劉邦)的努力空間,強調人類的自由意志。而「统物通变」之说,正是为了突显汉初之人(特别是刘邦)的努力空间,强调人类的自由意志。若不能於此處有所掌握,便容易陷於「法先王」與「法後王」的儒、法之爭。若不能于此处有所掌握,便容易陷于「法先王」与「法后王」的儒、法之争。或言陸賈為外儒內法之學者、戰國縱橫之餘緒;或言陸賈之言卑之無甚高論,純為草莽皇帝劉邦的啟蒙教科書。或言陆贾为外儒内法之学者、战国纵横之余绪;或言陆贾之言卑之无甚高论,纯为草莽皇帝刘邦的启蒙教科书。兩說均有所偏,難以體認陸賈之用心矣。两说均有所偏,难以体认陆贾之用心矣。附記:網路上的文章,本不該摘引如許多之原文。附记:网路上的文章,本不该摘引如许多之原文。只是陆贾《新语》并不属于常见国学经典,读过之人少之又少因而将〈道基〉一节关乎文明发展分期之说原文几近全引,以利讨论之进行。

0.43 万字 | 2019-04-07 13:56更新

北溪字义

陈淳 | 儒家 | 连载中

本书选取理学中常用的概念范畴, 加以简明扼在的讲解, 与现在的专科词典相似。中国南宋哲学家 陈淳的重要著作。原名《字义详解》,又称《四书字义》或《四书性理字义》,是陈淳学生王隽根据陈淳晚年讲学笔记整理而成的。此书对朱熹的哲学范畴作了阐释。分上下两卷,卷上为命、性、心、情、才、志、 意、仁义礼智、 忠信、忠恕、一贯、诚、敬、恭敬;卷下为道、理、德、太极、皇极、中和、中庸、礼乐、经权、义利、鬼神、佛老。《字义》揭示了朱熹哲学各范畴之间的逻辑层次。陈淳在书中激烈抨击陆学,维护了朱学立场,同时又发展了朱熹的心性学说。 南宋以后,此书影响很大,被认为是学习朱熹哲学的入门教材。 《北溪字义》宋代有赵崇端、诸葛钰刻本及刻于淳祐年间的清漳本。传世的有明弘治年间刻本、清康熙年间刻本等。中华书局1983年以弘治壬子本为底本,出版了新校点本。

4.71 万字 | 2019-04-07 14:13更新

孔丛子

孔鲋 | 儒家 | 连载中

  《孔丛子》,旧题陈胜博士孔鲋撰。现存的版本有七卷和三卷两种系统,篇数皆为23篇,两种传本除分卷不同外,并无太大的差异。其中,1至21篇,是《孔丛子》,内容由孔子(1至4篇)、子思(5至10篇)、子高(12至14篇)、子顺(15至17篇)、子鱼(18至21篇)五位孔氏人物的言行记录,加上属训诂材料的第11篇〈小尔雅〉所构成。第22、23篇为〈连丛子〉上下,上篇记载了孔臧的赋与书信、子丰的言谈事迹及相关世系,下篇则为孔季彦的言谈记录。各篇的篇名,大抵与该篇的内容有关,如〈论书篇〉收录孔子论《尚书》的言论。〈对魏王〉为魏王与子高的问答记录。每篇之中,分别收录若干则材料,但每则材料之间,没有明显的繫属关系。  《孔丛子》载有大量孔子和子思的对话,但是,学界普遍认为子思在孔子去世时年龄太小,无法亲受孔子之道,从而怀疑《孔丛子》的史料价值。《史记。孔子世家》等几种子思生年的说法均不能成立。伯鱼比颜回早卒,颜回的卒年是考察子思生年的下限时间。颜回卒于公元前491年(鲁哀公四年),子思最晚生于此年。

1.75 万字 | 2019-04-07 14:13更新

中论

徐干 | 儒家 | 连载中

  徐干(171-217),字伟长,北海(今山东潍坊市)人,建安七子之一。少年勤学,潜心典籍。汉灵帝末,世族子弟结党权门,竞相追逐荣名,徐干闭门自守,穷处陋巷,不随流俗。建安初,曹操召授司空军师祭酒掾属,又转五官将文学。数年后,因病辞职,曹操特加旌命表彰。后又授以上艾长,也因病不就。建安二十二年(217)  二月,瘟疫流行,干亦染疾而亡。  徐干散文,主要就是《中论》一书。此书写作主旨是:「常欲损世之有余、益俗之不足,见辞人美丽之文并时而作,曾无阐弘大义、敷散道教、上求圣人之中、下救流俗之昏者,故废诗、赋、颂、铭、贊之文,着,中论、之书二十二篇。」(《中论》序)。今存辑本份上、下两卷,上卷十篇,多论述处事原则和品德修养,下卷十篇,大部分论述君臣关系和政治机微,因此,它是一部有关伦理及政治的论集。其思想倾向,大体上遵奉儒家旨趣,多祖述先王、孔、孟之言,同时,也受道家、法家的某些影响。,中论、对时弊有所针砭,不过作者持论比较中庸谨慎,一般不指斥时事,所以显得辞旨邈远,较少锋芒。  《中论》的语言平实,论证讲求逻辑、条理贯通,还不失为一部较好的论说文专着。它是「建安七子」中今存唯一的专着。曹丕在《与吴质书》里称赞此书「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  他的诗歌今存三篇,都是五言诗。《室思》为拟思妇词,共六章,写丈夫远行后妻子在家的懮愁郁结情绪:「端坐而无为,仿彿君容光」,「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幻想着「安得鸿鸾羽,觏此心中人」,同时又担心丈夫在外另有新欢。全诗情致缱绻,堪称佳作,而「思君」二句更为后人推重。《答刘桢》诗,以浑朴的诗句,表现了他与刘桢的诚笃友情。今存徐干作品,没有《公宴》、《斗鸡》之类酬应之作,这也是他有别于其他建安作家之处。

0.39 万字 | 2019-04-07 14:13更新

传习录

王阳明 | 儒家 | 连载中

  《传习录》分上、中、下三卷。捲上是王守仁讲学的语录,卷中主要是王守仁写的七封信,卷下是部分语录和《朱子晚年定论》。全书由他的弟子徐爱、薛侃和钱德洪等编辑而成。该书表述了阳明心学的主要论点。《传习录》提出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命题,比如深山中的花,「你未看到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由此强调客体存在价值在于认识主体的依赖作用。  《传习录》继承孟子的「良知」说,提出「致良知」的理论。良知既是先天的道德天理,也是七情的自然流行,致良知便是推致实行良知,做到知行合一,此即本体即功夫。他主张从静处体验,在事上磨练。《传习录》卷下有《朱子晚年定论》,依据部分朱熹思想资料,说明朱子晚年与阳明心学是一致的。  王守仁是明代思想泰斗,他的心学对明后期哲学与文艺影响巨大,其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和扩展到东亚。阳明心学强调主体意识和自主精神,反对迷信权威、依傍书本,有平民意识,所以为后世一些进步的社会改革家所赞赏和推崇。  当然,他在强调心的作用时,忽视了社会物质条件,也有偏颇的地方。但是我们不是死读书,大家都能自有主张。  本书是王阳明的重要著作,他对当时流行的程朱理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提出了心外无物、心即理、知行合一等主张,发展和繁荣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书中附有对引文和典故的解释,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孔、孟、陆、程、朱等各派的思想观点,对阳明学说有更完整的认识。

7.77 万字 | 2019-04-07 14:13更新

弘明集

释僧祐 | 释家 | 连载中

  《弘明集》为南朝梁着名高僧僧祐所着。僧祐,俗姓俞,彭城下邳人。该地为今江苏邳县。从后汉以来,这一带便是华东佛教的重镇。据《梁高僧传》,僧祐于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西元四四五年)生于建康(今南京)。幼时即有向佛之心,曾随父母参建初寺,不肯归家。十四岁时为逃婚走往钟山定林寺,依法达法师。达师戒行精严,闻名于世。二十岁,僧祐受具足戒,又从法颖律师学毗尼,悉心钻求,晨昏不懈。齐竟陵文宣王礼请他,为之设讲席,一时座下听律者达七八百众。武帝时,他奉敕到吴中整顿僧伽,并讲《十诵律》,申受戒之法。他精于《十诵》,春秋开讲,四十余年间演此律达七十余遍。作为律学大师,在齐梁时,为世人所宗仰。颇为齐梁诸帝尊崇。晚年患脚疾,梁武帝赐乘舆径入内殿为六宫嫔妃授戒。帝室眷属诸王多有依其受戒,尽师资之敬者。  他除了除精通律学外,每于讲席之余广探内典,披览群籍,或专日遗餐,或通宵继烛,游目积心,深有所悟,多有撰述,涉及自东汉至齐梁间所译出之佛经,各代的撰述。其对经教制度、僧人言行、内外争辩都有把握。有关于史传、僧传、行仪、杂缘者百余卷。今存于世者,尚有《释迦谱》、《出三藏记集》和《弘明集》。这些着作,从宗旨到体例均对后来僧传和经录有所示范和借鉴。僧祐还精于佛像造像的仪则规模,曾监造兴宅摄山大像剡县石佛,本传说他「为性巧思,能自心计,及匠人依标,尺寸无爽」凭眼视心度便能使营造的巨像合于比例,悉现庄严。僧祐逝于梁天监十七年(西元五一八年)。葬于钟山定林寺。  佛教在隋唐方至极盛,无论于教于讲,此期皆臻于烂熟。  至此佛教已同儒道鼎足而三。佛教的滥觞期在汉末三国。  晋宋六朝则为中国佛教极重要之发展时期。从三世纪下半期至六世纪末,中国南北也由分裂走向统一。佛教由先前南方的重讲和北方的重禅逐渐归于教律并重,实践与义理俱宏。僧祐的《弘明集》便记载了这三百年间佛教流传的纷纭情况。联繫《弘明集》中所涉及的僧人的活动及佛教大势,足以表明,魏晋以来南方以玄学为思想文化主流,北地则仍承汉代以来的阴阳谶讳的影响;表现在佛教中,北方重视行践,即修禅、造像之类;南人则以清谈似的玄理见长。南北两地对佛教若有拒斥,也就表现在一为理论上的争辩,一为政治上的暴力。就《弘明集》言,其中反映出来的主要是江南的佛教大事。  僧祐在〈弘明集序〉中所说,大法东流差不多五百年,佛教在中国引起各不相同的反应,赞礼者有之,毁谤者也不乏:  至于守文曲儒拒为异教,巧言左道则引为同法,拒有拔本之迷,引有朱紫之乱,遂令诡论稍繁、讹辞孔炽。夫鹖鴠鸣夜不翻白日之光;精卫衔石无损沧海之势。然以暗乱明,以小罔大,虽莫动毫发而有尘视听,将令弱植之徒随伪辩而长迷,倒置之伦逐邪说而永溺。此幽途所以易坠,净境所以难陟者也。祐以末学,志深弘护,静言浮俗,愤慨于心。遂以药疾微间,山栖余暇,撰古今之明篇,总道俗之雅论,其有刻意剪邪、建言卫法制无大小,莫不毕採。又前代胜士,书记文述,有益三宝,亦皆编录,类聚区别,列为十卷。  这就透露出《弘明集》编纂的年代大约在僧祐的晚年,时间也拖得很长。因为他只能在养病之余,在不曾奉敕奔走行化的时候才能撰写编录。僧祐自己说明了他採编本集的宗旨:「夫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弘道明教,故谓之《弘明集》。」当然,出于时代所限,《弘明集》详于南朝佛教而略于北方佛教。后来的唐道宣着《广弘明集》增补了不少有关北方佛教的情形。作者自己在《弘明集》后序又说他撰书是为法御侮、摧邪破惑,使「迷途之人,不远而復」。「总释众疑,故曰弘明」,「弘明」的意思由是而来。

3.08 万字 | 2019-04-07 14:27更新

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曹溪 | 释家 | 连载中

《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被称为《坛经》的契嵩本。由仁宗至和年间(1054~1056)僧人契嵩改编。1卷10品,约2万余字。全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曹溪原本》,简称《曹溪原本》。也有认为是元僧人德异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的刊印本。《法宝坛经》,唐慧能说,法海集记。现行本有四种:一、敦煌本,不分卷。原本是晚近在敦煌石室所发见的写本(现藏英国伦敦博物馆),大概是五代时所写,题作“《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兼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二、惠昕本,二卷。原本是晚近在日本京都堀川兴圣寺发见的复刻宋本,题作《六祖坛经》。此本原为宋邕州罗秀山惠进禅院沙门惠昕以古本文繁,于乾德五年(967)所改订,分二卷,十一门(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六、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卷五十四都著录此本,时已改作三卷十六门)。绍兴二十三年(1153)晁子健于蕲州刊行,后流传日本,经兴圣寺翻刻(同出于这一本系统的,还有金代泰和七年即1207年的高丽刻本)。三、德异本,即曹溪原本,不分卷,但开为十门,题作《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此本是元德异所刻古本(至元二十七年,即1290年刻于吴中休休禅庵,高丽有大德四年即1300年万恒翻刻本)。明成化七年(1471)此本又于曹溪重刻,万历元年(1573)李材(见罗)再刻,万历四十四年(1616)德清于庐山法云寺复刻,清顺治九年(1652)秀水王起隆等又据李材本校刻。四、宗宝本,不分卷,亦开为十门,是元风幡报恩光孝禅寺住持宗宝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所改编,题作《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此本以径山方册本为主,其明北藏本、清藏本均有增减)。宗宝自己有跋语说:“见三本不同,互有得失,其板亦已漫灭,因取其本校雠,讹者正之,略者详之,复增入弟子请益机缘,庶几学者得尽曹溪之旨。”(所增机缘,与曹溪原本文同,或即出于彼本。)上述《坛经》四本中,敦煌本卷末有记,乃是慧能门下法海的再传弟子悟真所传,而直接出自慧能门下的南阳慧忠(?~775),就已经有南方宗徒“把他《坛经》改换,添糅鄙谭,削除圣意”之说(见《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八《诸方广语》),所以在此本中,也不免有后人增益的部分。特别如针对神秀一系后来构成的“凝心入定”、“住心看净”等说法,那样严厉的指责以为大错,以为障道因缘,这似乎在慧能当时还不可能。因此,《坛经》中这类文字,显系后加,而应该加以鉴别。此外,如各代付法颂二十八祖说等亦系后加,可不待言。惠昕本据卷末所记,是悟真(此本以悟真为法海的三传)的弟子圆会所传,而经过惠昕自己的加工,所以此本与敦煌本对校,有详略。文质的不同,特别如关于弘忍传法的一段记载,远较敦煌本为踵事增华,此外禅家盛传的故实及语句,如“轮刀上阵亦得见性、迷时师度悟了自度、非幡动风动人心自动”等,也都始见于此本而为敦煌本所无。曹溪本卷末无关于师资授受的记载,不悉为何人所传,但从其内容看,似乎也是拿一种古本(或即惠昕本的原本未经删节的)做蓝本,或增或减并加以改编的。其中最突出的地方,即是后世公认为慧能直系的青原行思、南岳怀让等,原来见于敦煌惠昕两本的,此本却有他们的机缘,由此推测,此本当与行思、怀让两系传本有关。此外禅家盛传的故实及语句,如“米熟欠筛、衣止勿传”,“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但吃肉边菜、诸佛妙理非关文字”乃至“叶落归根”、“来时无口”等,也大都出于此本而为敦煌、惠昕两本所无。宗宝本以窜易、颠倒、增减、删改为世诟病。首先作这样批判的,是校刻曹溪原本的王起隆,他说:“宗宝之于《坛经》,……更窜标目,割裂文义,颠倒段落,删改字句”。并且举了许多的实例,肆意诋诃(见《重锓曹溪原本法宝坛经缘起》)。但将此本与曹溪本对校,除标题的文字有出入并有四字、二字的不同之外,其段落移动、字句增删只占全书的小部分,而从全文的义理上看,大体是和曹溪本相符的。除上述四本外,据旧传有关《坛经》的文献,还有一些异本,如宋契嵩(1007~1072)自称得到曹溪古本据以校刻的三卷本(已佚),即其一种。总之,《坛经》是屡经增减窜改的,原来如何,已难推想。不过后世南宗禅徒公认本书的价值,南宗各家的思想也确实和它脉络贯通。所以依敦煌本和余本共同的部分来略说其内容,还是需要的。《坛经》的主要部分,在说摩诃般若法。禅宗的禅,特别是道信以来的东山法门即是以般若为其旨归。到了慧能,更把这种思想发展成一种“一超直入”的顿教。他揭出“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途径,即是修“般若行”。他说:“菩提、般若之知,世人本自有之,即缘心迷,不能自悟,须求大善知识示道见性。”“愚人智人佛性本亦无差别,只缘迷悟,迷即为愚,悟即成智。”又说:“汝若不得自悟,当起般若观照,刹那间忘念俱灭,即是自真正善知识,一悟即至佛地。自性心地,以智慧观照,内外照彻,识自本心。若识本心,即是解脱。既得解脱,即是般若三昧。”但《坛经》所说般若的涵义,和一般教家略有不同,如《经》说:“‘摩诃’者是大,心量广大,犹如虚空。……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

1.49 万字 | 2019-04-07 14:27更新

道德经(老子)

老子 | 道家 | 连载中

 《道德经》,又称《道德真经》、《老子》、《老子五千文》。春秋末周守藏室吏老子(老聃)著,《吕觉 不二篇》汉高诱注释老子去国西游,函谷关尹喜请为著《上至经》五千言,即此书。旧题西汉河上公《老子章句》将其分为八十一章,前三十七章为“道经”后四十四章为“德经”,故名《道德经》。  《道德经》本为先秦道家的代表作,汉末张陵创五斗米道,奉老子为教祖,以《老子五千文》为教典教悔道徒,并作《老子想尔注》以宗教的观点解释《老子五千年》,自此成为道教的基本经典。  《道德经》为韵文哲理诗体。《庄子 天下篇》括其旨曰: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居神明居。……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其说大体从天人合一之立场出发,穷究作为天地万物本源及宇宙最高理则之“道”,以之为宗极,而发明修身治政等人道。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道当取法于地,究源及道所本之自然。道之理则,分无、有二面。道常无,无名无形,先于天地鬼神,而为天地万物之始,道常有,生天地万物,具无穷之用。道之理则贯穿于万有,表现为万有皆相对而存,极则必反,终必归,根本之规律。而有之用,常以无为本,“有生于无”。圣人体道之无,法道之自然无为,以之修身,当无欲而静,无心而虚,不自见自是,自伐自矜,为而不持,功成而不居,怀慈尚俭,处实去华,以之治天下,当“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还刀兵,离争斗,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不见可欲,使民虚心实腹,无知无欲,则无为而治。“反者道知动,弱者道之用”,故知道者守雌抱朴,退让谦下,挫锐解纷,和光同坐,以柔弱胜刚强。道教知道之论与政治观、伦理观,大体不出老氏体系。至若经言“致虚极,守静笃”“专气致柔”、“涤除玄觉”,抱一处和等修养之道,更为道教守一、心齐、坐忘、服气、内丹等多种炼养术之所本。而“长生”“死而不亡者专”等说法,道教引为仙学长生说之宗源。“归根”“复命”之说,内丹学则发挥为内炼成真、与道合一之哲学依据。  《道德经》这部被誉为《万经之王》的神奇宝典,对中国古老的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它无论对中华民族的性格的铸成,还需要是对于政治的统一与稳定,都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它的世界意义也日渐显著,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不遗余力地探求其中的科学奥秘,寻求人类文明的源头,深究古代智慧的底蕴。 ==============================================================================      《老子》是道家最重要的经典。老子其人,据《史记》载,姓李名耳字耳冉,春秋末期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人,是周朝的史官。但《史记》同时也记载了不同的传说,说:“世莫知其然否”,没有肯定的结论。  《老子》书分上下两篇,上将道经、下篇德经,合称道德经,共81章,5000余字。约成书于战国时期。  《老子》书提出以“道”为核心的哲学思想体系。它以道为宇宙的根本,阐述了道的本质、特点及其运动变化的规律。认为万物都生于道;道是没有形象,不可被感官感知的;是不断运行变动的,有着自己的规律,道虽产生万物,却不占有和主宰万物,是自然无为的。《老子》的哲学体系,标志着我国哲学思想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要了解中国哲学不可不读《老子》。  《老子》中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它认为道是“周行不殆”,变动不居的;书中列举了许多对立的方面,如阴阳、祸福、有无、难易、前后、长短、高下、生死、强弱、损益等等,说明事物对立的双方都是相互依存的。而且认为对立双方可以相互转化,他说,“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包含着深刻的人生智慧。但老子过于夸大了事物转化的必然性,并且较多地强调了“兵强则灭、木强则折”,由强大走向灭亡这一面。他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用一个“反”字来概括道的运动,用一个“弱”字概括表述了由此引出的“柔弱胜刚强”的人生信条。  《老子》对当时的社会、政治表示不满,有不少批评。它提出“绝圣弃智”,“绝仁弃义”,“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人生态度和“小国寡民”,“清静无为”的社会政治理想。  《老子》提出的人生态度和社会政治理想,不免失之消极,但其思想中确也包含了深刻的智慧。它曾被人们广泛运用于各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历程中,与儒家刚健有为的思想起着互补的作用。  《老子》书文字是韵文。历来注本很多,文字、句读和注释都有许多不同,读时要注意。初读时可选用任继愈的《老子新译》、陈鼓应的《老子注译及评价》,亦可读高亨《老子正诂》、朱谦之《老子集释》。

0.97 万字 | 2019-04-07 18:48更新

庄子·内篇

庄周 | 道家 | 连载中

春秋战国时期,风云际会,既出现了一些所谓的“乱臣贼子”,也诞生了诸多影响深远的文化巨人,庄子乃其中之一。作为战国时期思想文化领域内的一颗璀璨的巨星,庄子及其所著《庄子》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对象。  《庄子》一书犹如一泓池水,可供众多的学者和《庄子》追随者畅游于其间。《庄子》一书同先秦诸子百家作品一样,不是庄子一人所作,而是庄子学派著作总集,其中有的出自庄子手笔,有的是其弟子根据庄子的日常谈话整理而成,还有的是庄子的后学所撰写。  《庄子》一书以其怪诞神异的人物形象、变幻莫测的故事情节、恣肆汪洋的行文风格和浑然天成的艺术境界,赢得了无数文人雅士的交口称赞,可以说,《庄子》是中国古代浪漫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br》《庄子》是继《老子》之后体现道家学说的一部极其重要的作品。现今通行的《庄子》一书,是晋代郭象的注本,分为“内篇”、“外篇”、“杂篇”三部分。其中“内篇”七篇,“外篇”九篇,“杂篇”八篇,共三十三篇。从思想内容和文章风格等方面来看,“内篇”主要是庄子本人之作,而“外篇”和“杂篇”则多出自庄周弟子或其后学之手。

8.92 万字 | 2019-04-07 18:52更新

武经总要

曾公亮、丁度 | 兵家 | 连载中

  《武经总要》是北宋封建王朝用国家力量来编辑的一部大型综合性兵书,也是我国第一部官修兵书。它对于军事组织、军事制度。用兵选将、步骑训练、行军宿营、古今阵法、战略战术、武器装备的制造和使用、军事地理、历代用兵实例、阴阳星占等各个方面都有所论述。其中营阵和武器装备两部分,还附有大量的插图。“前集备一朝之制度、后集具历代之得失”(《四库总目。兵家类》),较完整地保存了北宋前期的军事制度;“采春秋以来,列国行师制敌之谋,出奇决胜之策,并著予篇,随其效应依仿兵法以分其类目。”极便查找。所以,它不仅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特别是前集价值更大一些。后集的内容,一部分是辑录前代用兵的故事,一部分是论述“兵阴阳”。但是它对于兵阴阳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认为阴阳为军事天文,是用兵的辅助条件,“仰观天文著在图籍,昭昭可验者也。”反对舍人事任鬼神。它说:对于阴阳“使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任鬼神。凡誓军旅履行阵,制胜决于人事;参以天变,则衄者鲜。”尽管它这样认识,但是所辑录的阴阳占卜资料却多属诡诞迷信之谈。  《武经总要》的编纂反映了宋朝至仁宗时军事思想的变化。众所周知,宋初为防止武臣夺权,以“安内”为首,实行以文制武,“将从中御”的治军原则,致使宋军屡遭失败。在血的教训面前,宋朝廷开始否定宋太祖以来的军事思想,认识到“国事在戎,设营卫以整其旅。”(宋仁宗《武经总要序》)在朝廷敕命编纂的这部兵书中,总结了包括宋代在内的历代战争经验,重新肯定了“兵贵知变”这一兵家的优秀传统思想;重视将帅的作用和选拔,指出“君不择将,以其国与敌也”;重视军队的训练,认为“盖士有未战而震慑者,马有未驰而疲汗者,非人怯马弱,不习之过也”;重视赏罚,“申赏罚以一其心”,具体规定了“赏格”、“罚条”,等等。  《武经总要》记载了丰富的古代科学资料,尤其是首次比较全面具体的记载了古代各种武器装备的制造技术。所记载的北宋时期武备上使用的各种长短兵器、远射兵器和防御武器的说明及附图,生动地勾画出了自南北朝、隋、唐、五代传袭而来迄宋更有发展的武器形象的轮廓。它所涉及的科学内容,用现代科学术语表达,包括化学、力学、声学、磁学、热学等,有些方面代表了我国宋代的科学技术水平,有些记载则是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发现。如我国古代四大发明,本书就详细记载了其中的两种。一种是指南鱼。磁性指南在我国发源甚古,汉代王充《论衡》中已出现指南构。西晋崔豹的《古今注》中也提到过指南鱼,但如何制做,未有详载。《武经总要》第一次详细记载了制做方法:“鱼法以薄铁叶剪载,长二寸,阔五分,首尾锐为鱼形,置炭火中烧之,候通赤,以铁钤钤鱼首出火,以尾正对子位,蘸水盆中,没尾数分则止,以密器收之,用时置水碗于无风处,平放鱼在水面令浮,其首常南向午也。”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记载的用地球磁场进行人工磁化的方法。尤其可贵的是,那时我国先人已意识到地球有磁倾角存大,所以,懂得“没尾数分则止”,不让铁片与地面平行放置。另一种是火药配方。火药虽然在唐代已经发明,但最早明确记载火药配方的是《武经总要》。在前集卷十一和卷十二中,记述了三个火药的配方:毒药烟球法,用13种药料,捣合为球;蒺藜火球法,含有10种药料;火炮火药,含有14种药料。另外还记载了现代意义上的火箭,即前集卷十二记载的“放火药箭者,则加桦皮羽,以火药五两贯链后,燔而发之”。《武经总要》在科学技术史,尤其是军事技术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于我国古代文化史的研究也有着重要作用。  《武经总要》于庆历四年(1044年)经宋仁宗核定后首次刊行。南宋绍定四年(1231年)又曾重刻。但两宋刊本今均不得见。现存较早的版本是明弘治、正德间(1488年—1521年)据宋绍定本重刻本。此本遇宋帝、本朝字样提行,庙讳痕迹仍有保留,可以看作是覆宋本。1959年中华书局曾将此本前集影印出版。明弘治十七年李赞刻本、明嘉靖刻本、明金陵书林唐富春刻本、明刻本、明万历三十六年庄重抄本等明刻明抄本都是善本。现存版本中惟以《四库全书》本和以此本为底本影印的《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最劣,此本的重要问题是内有缺页,妄事连缀;擅改原著中的“北虏”、“匈奴”等文字;抄写错误;插图失真。  曾公亮(999~1078),字明仲,号乐正,宋福建晋江人,少时即很有抱负,且器度不凡,为人“方厚庄重,沈深周密”,他“以父荫授大理评事。”却坚不赴调。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举进士甲科第五名,授越州会稽知县。六年(1028年),他治理镜湖,立斗门,泄水入曹娥江,使湖边民田免受水涝之苦。数年后,晋升入京,任国子监直讲,后改作诸王府侍讲。不信,升任集贤殿校理、天章阁侍讲、知制诰兼史馆修撰。庆历八(1048)仁宗下召求言。曾公亮上疏条陈六事,都是针对当时积弊所发的改革建议。他关心国计民生,为官清兼,是个有作为的封建官吏。由于政绩卓著,因而得了宋仁宗的器重。皇祜三年(1051年)升翰林学士;嘉祜元年(1056年)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与宰相韩琦共同主持朝中政事。曾公亮不但善于政事,而且十分重视边防和军事建设,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在其五十年政治生涯中,从知县直至同中书门下省平章事(宰相),为政有声,崇仁守正,识度精审,练达治体,深谙兵法。仁宗时,受命与丁度等主编《武经总要》,历四载(1040-1044年)。其他著述尚有《英宗实录》三十卷、《元日唱和诗》一卷,并主持《新唐书》编纂工作。  丁度(990~1053),字公稚,宋开封人。官至参知政事。仁宗时,奉诏与李淑等刊修《韵略》,改称《礼部韵略》。又依例刊修《广韵》成《集韵》,改并《广韵》独用韵为同用的13处。另有《迩英圣览》、《编年总录》等著作。他对当时军事形势非常注意,著有《备边要览》,并奉诏与曾公亮等诸儒集体编撰《武经总要》,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著作之一。

45.21 万字 | 2019-04-07 21:15更新

投笔肤谈

何守法 | 兵家 | 连载中

《投笔肤谈》成书于明末,是一部颇有影响的古代军事理论著作。粤稽古兵法有一百八十二家。汉张良、韩信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后至宋元丰年间,国子司业朱服奏校,其他尽屏去,止存七家之书。国初因之颁布。然七书之中,惟《孙子》纯粹,书仅十三篇,而用后之法悉备,故首列之。余目击时艰,不欲自限于博士业,遂励志武事,间尝亦仿《孙子》之遗旨,出一隙之管窥,谬成十三篇,题曰《投笔肤谈》。先《本谋》而终以《天经》。篇名虽与《孙子》相参,文义则别。盖宗大圣人窃比老彭之意也。四方高明,乞鉴其愚而教焉,弗晒效颦,幸也。是为引。西湖逸士谨识。==============================================================================中国明代兵书。著者署为西湖逸士,明何守法撰音点注。现存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弘锡堂刊本。全书分上下卷,共13篇,以示“仿《孙子》之遗旨”。上卷:《本谋》认为战争之旨在于除乱去暴,用兵之本在于事先谋划;《家计》、《达权》突出地阐述了立于不败之地的谋略思想,“不虚营而实阵,不重战而轻守,不缓御而急攻,不先彼而后己”,强调要通达权变,做到自备不虞,然后乘敌致胜;《持衡》论述攻守之灾利,主张违其灾,乘其利,攻其心,守其气,神于机变;《谍间》讲用间之方,《敌情》述知敌之法。下卷:《军势》阐述选将、治军;《兵机》论用兵之机巧在于变化莫测;《战形》论列交战双方的形势,以因形措胜;《方术》、《物略》、《地纪》、《天经》提出了不仅要利用天时地利,还要利用各种自然物的性能,要“察物之理,究物之用,总括其利,不遗微小”,以夺取战争的胜利。全书逻辑严谨,重点突出,明显地反映出明朝后期的御侮思想。书中有何守法的题解和点注,题解指出该篇的主要内容和与其他篇的联系,注解解释原文并以大量战例为佐证。但“方术”中有些怪诞神异内容,则无价值。

3.03 万字 | 2019-04-07 21:15更新

近思录

朱熹、吕祖谦 | 儒家 | 连载中

  本书是南宋朱熹和吕祖谦编订的理学入门书和概论性著作,选取了北宋理学家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4人语录622条,分类编辑而成。

5.90 万字 | 2019-04-07 14:13更新

名贤集

佚名 | 儒家 | 连载中

《名贤集》为流传很广的古代启蒙读物。作者不详,从内容上看是南宋以后儒生所辑,本书汇集孔、孟以来历代名人贤士的嘉言善行。全书以四言、五言、六言组成。易诵易记,读之朗朗上口,其间集有不少成语、格言,如“人穷志不穷”“年老心未老”,但也有“有钱便使用,死后一场空”之类容易理解为糟粕的字句。其实,此处应当理解为:有钱,就要为大众办事,扶危济困、造福桑梓,而不是光想着自己一家一姓的富贵温饱、名闻利养,所谓“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即“先富带后富,达到共同富”。这些好人好事,生前不做,死后就没有机会了。

0.28 万字 | 2019-04-07 14:04更新

弟子规

李毓秀 | 儒家 | 连载中

  《弟子规》这本书,影响之大,读诵之广,仅次于《三字经》。《弟子规》原名《训蒙文》,原作者李毓秀(公元1662年至1722年)是清朝康熙年间的秀才。以「论语」「学而篇」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为中心。分为五个部分,具体列述弟子在家、出外、待人、接物与学习上应该恪守的守则规范。后来清朝贾存仁修订改编《训蒙文》,并改名《弟子规》,是启蒙养正,教育子弟敦伦尽份防邪存诚,养成忠厚家风的最佳读物。  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废经废伦,治安败坏根由。贪瞋痴慢,人心堕落原因,欲致天下太平,须从根本着手。图挽犯罪狂澜,唯有明伦教孝。误根本为枝末,认枝末为根本。为求解决问题,反倒制造问题。君子唯有务本,本务邦国自宁。俗云:「教儿初孩,教妇初来」,儿童天性未染污前,善言易入;先入为主,及其长而不易变;故人之善心、信心,须在幼小时培养;凡为人父母者,在其子女幼小时,即当教以读诵经典,以培养其根本智慧及定力;更晓以因果报应之理,敦伦尽分之道;若幼小时不教,待其长大,则习性已成,无能为力矣!  三字经说:「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教之道,贵以专。」,而非博与杂;故一部经典,宜读诵百至千遍,苏东坡云:「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现在教学,坏在博与杂,且不重因果道德及学生读经、定力之培养,至有今日之苦果。企盼贤明父母师长,深体斯旨;此乃中华文化之命脉所系,中华子孙能否长享太平之关键,有慧眼者,当见于此。

0.18 万字 | 2019-04-07 14:13更新

声律启蒙

车万育 | 儒家 | 连载中

  此文是清康熙进士车万育所著。它是旧时学校启蒙读物之一,对于今天学习诗词者掌握旧韵平仄、对仗技巧和用韵,仍然很有帮助。它按《平水韵》分部编写,仅平声三十韵。每韵三则文字,每则文字格式相同:十六句,八韵脚,从一字对、二字对、三字对、五字对、七字对到十一字对。五七字句多是五言七言律句。  车万育(1632-1705),邵阳县人。幼年家境贫寒,车万育父亲迷信风水,一天,请了一阴阳先生来选择墓地,阴阳先生指着某地说:“此地甚佳,但需五百年后始可发迹。”当时车万育年幼,随在父侧,插嘴说道:“那就把五百年前的祖宗,改葬到这里来,不就发迹了么?”阴阳先生见其聪慧,说道“此子日后,必定发迹。”此后,车万育发奋攻读,参加科考,一帆风顺,由秀才而举人,康熙三年(1665)中了进士,接着授户部给事中,后升掌印。车万育授户部给事中,常直言面对皇上,专拣当务之急,他人咋舌难言之事上奏,同僚为他担心,他说:“进言是我职责,竭尽忠诚,哪顾个人安危?”有人黑夜送金银托他办事,他铁面无情地说:“你不知道世上有个不爱钱的车与三吗?”  车万育为官清廉,刚正不阿。所撰《声律启蒙》一书,为清代家喻户晓之启蒙读物,至今仍在流行。

1.24 万字 | 2019-04-07 14:13更新

盐铁论

桓宽 | 儒家 | 连载中

  《盐铁论》是根据著名的“盐铁会议”记录撰写的重要史书,作者是西汉的桓宽,桓宽字次公,在汉宣帝时举为郎,后任庐江太守丞。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下诏将各郡国推举的贤良文学人士聚集京城,调查民间疾苦。这次聚会上,贤良文学们提出,盐铁官府垄断专营和“平准均输”等经济政策是造成百姓疾苦的主要原因,所以请求废除盐、铁和酒的官府专营,并取消均输官。  均输和平准是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40年~公元前88年),利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和调剂物价的两种措施,均输就是在各地设置均输官,负责征收、买卖和运输货物,地方应交纳的贡物,折合成钱交给均输官,均输官再在各地之间贱买贵卖,调节物价,同时也为国家增加了收入。平准则是官府负责京师和大城市的平抑物价工作,贱时国家收买,贵时国家抛售,抑制奸商的投机倒把行为,稳定物价。  上述措施是在桑弘羊做大司农时,亲自主持执行的政策,所以,此时官拜御史大夫的桑弘羊当然反对,结果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这就是著名的盐铁之议。贤良文学人士信奉儒家思想,桑弘羊则尊崇法家,在这次争论中,双方对民间疾苦的原因、同匈奴的和战政策以及治国方略都有交锋。当时辩论还有记录,后来,桓宽根据记录写了《盐铁论》,成为研究西汉中期历史和桑弘羊的重要史料。  该书共分六十篇,标有题目,内容是前后相连的。桓宽的思想和贤良文学人士相同,所以书中不免有对桑弘羊的批评之词。书中语言很精练,对各方的记述也很生动,为现代人再现了当时的情况。  明朝弘治年间(公元1487年)的涂祯刊本是较好的版本,现代的参考版本有郭沫若的《盐铁论读本》和王利器的《盐铁论校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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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世范

袁采 | 儒家 | 连载中

《袁氏世范》写于南宋淳熙五年,即公元1178年,作者袁采。据说,此人秉性刚正,为官廉明,颇有政绩。宋代以前的家训,虽数量不少,但大多意求“典正”,不以“流俗”为然。而南宋官吏袁采的这部家训,却一反前人,立意“训俗”。故而书成之后,他将其取名为《俗训》,明确表达了该书“厚人伦而美习俗”的宗旨。后来,袁采请他的同窗好友、权通判隆兴军府事刘镇为自己的家训作序,刘镇在序中谈到袁采的这部书,“其言精确而详尽,其意则敦厚而委屈,习而行之,诚可以为孝悌,为忠恕,为善良而有士君子之行矣”(刘镇《袁氏世范序》,《丛书集成初编》第974册, 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页。下引《袁氏世范》,只注篇名)。 他认为这部家训不仅可以施之于袁采当时任职的乐清一县,而且可以“远诸四海”;不仅可以行之一时,而且可以“垂诸后世”、“兼善天下”,成为“世之范模”,因而更名为《袁氏世范》。《袁氏世范》共三卷,分《睦亲》、《处己》、《治家》三篇,内容非常详尽。《睦亲》凡60则,论及父子、兄弟、夫妇、妯娌、子侄等各种家庭成员关系的处理,具体分析了家人不和的原因、弊害,阐明了家人族属如何和睦相处的各种准则,涵盖了家庭关系的各个方面。《处己》计55则,纵论立身、处世、言行、交游之道。《治家》共72则,基本上是持家兴业的经验之谈。下面仅就其中的伦理教化思想作些分析阐述。(一)《睦亲》篇在《睦亲》篇中,袁采不是说教式的提出一些条文要求,而是从人的不同性格、性情的分析入手,深入剖析造成家庭失和的原因。他认为只有弄清症结所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家庭不睦。按他的解释,即使同一个家庭的成员,其“人性”也是不同的,“或宽缓、或褊急、或刚暴、或柔懦、或严重、或轻薄、或持俭、或放纵、或喜闲静、或喜纷拿,或所见者小,或所见者大,所禀自是不同”。既然人的禀性有如此差异,假如做父亲的硬要儿子的禀性适合自己、做兄长的硬要弟弟的禀性适合自己,那么对方未必心甘情愿。这样“其性不可得而合,则其言行亦不可得而合,此父子兄弟不合之根源也”。况且临事之际,有的认为是,有的认为非,有的认为应该先做,有的认为应该后做……这样每个人各持己见,都想让对方服从自己,必然会发生争执。一次次争执的结果,就会使彼此不睦乃至“终身失欢”。如何解决这个导致家人不和的根本问题,袁采提出了一系列措施。一是性不可以强合。为父兄和为子弟者,居家之道应该是尊重对方的人格和禀性,而不是要对方“同于己”、“惟己之听”。二是善于反思自己。袁采提出为父者和为子者如果都能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处理双方的关系,待人如己,这样的家庭没有不睦之理。三是处家贵宽容忍让。袁采认为,自古以来,人们的道德水平就有高低之分,家庭成员之间也是如此。这就要父子、兄弟、夫妇“宽怀处之”,互相忍让。袁采在《睦亲》篇中还提出了许多调适家人关系的行为准则。比如,在父母与子弟的关系上,他提出必须坚持两个基本原则:一是父慈子孝;二是父母爱子要“贵均”。这两个方面,前人的家训中虽也曾论及,但袁采的道理讲得更为入情入理、细致周到。他指出:“为人父者能以他人之不肖子喻己子,为人子者能以他人之不贤父喻己父,则父慈而子愈孝,子孝而父益慈”,这样,就“无偏胜之患也”。在父母对子女的憎爱方面,袁采以自己的经验体会,加上对当时社会民风的观察,作了十分精辟的论述。他说,做父母的往往偏爱幼小的子女,特别关心怜恤子女中的贫穷者,而做祖父母的则不同,他们偏爱的往往是长孙。这固然是人之常情,但弄不好会成为兄弟不和的原因。故而做长辈的一般情况下应该对子弟一视同仁,不可偏憎偏爱,否则“衣服饮食,言语动静,必厚于所爱而薄于所憎。见爱者意气日横,见憎者心不能平。积久之后,遂成深仇,所以爱之适所以害之也”。因此,做父母的应该“均其所爱”。不仅如此,为人父母者还要避免对子弟的“曲爱”、“妄憎”两种错误倾向;要注意教子宜早、宜正,“子幼必待以平,子壮无薄其爱”。只有这样处理父子关系,家庭才能和睦。在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上,《睦亲》篇也提出了不少准则。如:分配财物要公平,不必斤斤计较;兄弟子侄同居“长幼贵和”,“相处贵宽”,“各怀公心”,不能私藏金宝,不可听背后之言;对亲戚故旧贫穷者要随力周济,收养年老而子孙不孝的亲戚,当虑后患;对孤儿寡母要体恤照顾;因亲结亲,尤当尽礼;收养义子,应当避免争端;父祖年高须早立公平遗嘱,以免家人争讼……(二)《处己》篇《处己》篇里,袁采对家人子弟立身处世的教诲,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处富贵不宜骄傲,礼不可因人分轻重。袁采从宿命论立场出发认为,“富贵乃命分偶然,岂能以此骄傲乡曲”?如果本身贫寒而致“富厚”、“通显”,也不应“以此取优于乡曲”;若是因为继承父祖的遗产或沾父祖的光而成显贵,在乡亲面前耍威风,那更是可羞又可怜。尤其可贵的是,袁采批评了一些势利人的做法。这些人“不能一概礼待乡曲,而因人之富贵贫贱,设为高下等级。见有资财有官职者,则礼恭而心敬,资财愈多,官职愈高,则恭敬又加焉。至视贫贱者,则礼傲而心慢,曾不少顾恤。殊不知彼之富贵,非我之荣;彼之贫贱,非我之辱,何用高下分别如此”?其二,人贵忠信笃敬,公平正直。袁采认为,忠信笃敬、公平正直是做人最重要的品德,是最重要的“取重于乡曲之术”。但是,他对忠信笃敬的解释与传统的解释很不相同,尤其是“忠”。他说:“盖财物交加,不损人而益己,患难之际,不妨人而利己,所谓忠也。有所许诺,纤毫必偿,有所期约,时刻不易,所谓信也。处事近厚,处心诚实,所谓笃也。礼貌卑下,言辞谦恭,所谓敬也。”其三,严己宽人,过必思改。袁采认为,对忠信笃敬、公平正直这一做人的重要准则,应该自己首先做到,然后才能要求别人做到。所谓“勉人为善,谏人为恶,固是美事,先须自省”。他认为,人不能无过,但过必思改。同时要宽厚为怀,以直报怨,不要计较人情的厚薄。若“处己接物,常怀慢心、伪心、妒心、疑心者,皆自取轻辱于人,盛德君子所不为也”。他还告诫子弟,要见得思义,以礼制欲。其四,谨慎交游,近善远恶。在社会交往方面,袁采要求子弟近君子而远小人,但不赞成有的人家为防子弟从事“酒色博弈之事”而“绝其交游”的做法,认为这样不仅会使子弟缺乏社会阅历,“朴野蠢鄙”,而且一旦“禁防一弛,情窦顿开,如火燎原,不可扑灭”,会干出更大的错事。不如“时其出入,谨其交游,虽不肖之事,习闻既熟,自能识破,必知愧而不为”。这种积极疏导而不是消极防备的方法,可以不断增强年幼子弟对不良行为的抵抗能力。其五,处事无愧心,悔心必为善。这是袁采对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的见解,他说:“今人有为不善之事,幸其人之不见不闻,安然自肆,无所畏忌。殊不知人之耳目可掩,神之聪明不可掩。凡吾之处事,心以为可,心以为是,人虽不知,神已知之矣;吾之处事,心以为不可,心以为非,人虽不知,神已知之矣。”这种见解尽管是唯心主义的,但却以朴素的语言,通俗地阐释了在中国道德修养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儒家“慎独”思想,因而更能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接着,袁采进一步表述了活到老修身到老的思想,这就是常具“悔心”,不断反醒自己,长善救失。他指出:“人之处事,能常悔往事之非,常悔前言之失,常悔往年之未有知识,其贤德之进,所谓长日加益,而人不自知也。古人谓行年六十,而知五十九之非者,可不勉哉!”除了上述待人处世的重要原则之外,袁采还告诫子弟家人注意日常举止、言谈乃至服饰方面的小节。诸如:言谈和颜悦色,不可“颜色辞气暴厉”;经市井街巷、茶坊酒肆应举止端庄,遇到醉汉宜即回避;衣饰应整洁干净,“不可鲜华”、“异众”。(三)《治家》篇《治家》篇所论家政管理几乎涵盖家庭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里仅举部分,便可窥见袁采治家训俗的良苦用心和可贵的人道情怀。家庭安全方面。从安居才能乐业出发,袁采将家庭的安全放在家庭治理的首位加以强调。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袁采指出四点:一是宅舍坚牢。墙垣要高厚,藩篱要周密,门窗要牢固。二是山居须置庄佃。若是住在山谷村野僻静的地方,要在附近盖些房屋,请一些人口多的朴实人家居住,以便有个照应。三是防盗防火,多加巡视。四是家人尤其是年幼子弟的人身安全。袁采嘱告家人,不要让小孩戴金银首饰,以免被贼人图财害命;不要让小孩单独到街市上去,以免被人诱拐而骨肉离散。至于其他一些危险的地方,都要注意,“人之家居,井必有干,池必有栏,深溪急流之处,峭险高危之地,机关触动之物,必有禁防”。奴婢和佃户的管理方面。一般有家训传世的,大都家道富殷,至少也是中产之家,故而都雇佣奴婢供其使用,土地也租给佃户耕种,这就牵涉到对他们的管理问题。对此,袁采花了不少笔墨谈论。他认为雇佣仆人,要选那些“朴直谨愿、勤于任事”的,不要用“异巾美服、言语狡诈”的轻浮之人;雇用奴仆最好是本地的,外地的要问清来历,并经过中间人签订契约。对待奴婢要宽恕,有过错要多教诲,不可动辄鞭打辱骂,即使犯有奸盗等罪,也要送官府治罪。要关心奴婢的生活,“衣须令其温,食须令其饱”;奴婢的住处要经常检点,“令冬时无风寒之患”;奴婢有病应送外医治。雇用女仆年满要送还其家人。袁采深知佃户的辛苦劳动是自己的“衣食之源”,因而要求家人体恤他们,视同骨肉,“遇其有生育婚嫁,营造死亡,当厚周之。耕耘之际,有所假贷,少收其息。水旱之年,察其所亏,早为除减。不可有非礼之需,不可有非时之役”。乡亲邻里关系方面。袁采提出邻居间要和睦相处,平日多加抚恤,有事相互照应。不要让自家的小孩损坏邻居的花果树木,不要让自家的牛羊鸡鸭践踏、啃啄邻居的庄稼。乡里有造桥修路的公益事业,要尽力予以资助。其他家政管理涉及伦理教化的方面还有:置办田产,要公平交易;经营商业,不可掺杂使假;借贷钱谷,取息适中,不可高息;兄弟亲属分割家产,要早印阄书,以求公正免争;田产的界至要分明;尼姑、道婆之类人等不可延请至家;税赋应依法及早交纳,等等。三袁采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官僚、士大夫,所论睦亲、处己、治家之道,不可能不打上时代的烙印,不可能不带有阶级的偏见。《袁氏世范》中的缺陷和糟粕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富贵命定的人生观。袁采认为“富贵自有定分”、“死生贫富,生来注定”,都是造物主的安排。世事的变更,家族的成败胜衰都是“天理”的规定,“人力不能胜天”,所以人应当顺应天命,随遇而安,逆来顺受。其次,主张因果报应的轮回说。袁采宣扬善恶报应的观点,认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在其身,则在其子孙”(《处己》)。虽然这是唯心主义的观点,但从劝人向善、增善少恶的目的看,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尽管袁采是个有神论者,但他同时认为,如果人做坏事而祈求神灵的庇佑,也照样要受到神的惩罚。由此也可见其劝善的良好愿望。再次,鄙视奴婢下人。袁采毕竟是地主阶级的官吏,他的家训中尽管要求对仆人多加关心,但始终认为他们是愚笨的下等人。他说“奴仆、小人就役于人者,天资多愚,作事乖戾背违”,他们“性多忘”、“性多很”(《治家》),因而不能委以重任。他要求奴仆当使饱暖,还是为了“此辈既得温饱,虽苦役之,彼亦甘心”(《治家》)的自家利益;他要求不可鞭挞奴仆,也是怕出意外。尽管如此,比起那些不将下人当人看的吝啬、凶狠的地主来,袁采还算是比较开明和人道的。==============================================================================作者:夏家善主编;贺恒祯,杨柳注释前言:袁采,字君载,宋代信安检(今属浙江)人。隆兴元年登进士第三,官至监登闻检院。曾任乐清县县令,廉明刚直,政声颇佳。在乐清,袁采修县志十卷,又著有《政和杂志》、《县令小录》等,可惜多亡失。《世范》一书就是作者在乐清时所著。由于袁采对为人处事、人伦教育特别感兴趣,而且也很有研究。为了在乐清这个地方淳正风俗,化导人伦,他于宋孝宗五年写成这本《世范》。最初书名叫《俗训》。然而,出人所料的是,该书一成,远近便争相抄录。“假而录之者颇多,不能遍应。”袁采这才开始刻版印刷。印行时由他的同学、府判刘镇作序。刘镇拿到此书时,爱不释手,“详味数月”,给这本书以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本书“岂唯可以行诸乐清,达诸四海可也;岂唯可以行之一时,垂诸后世可也”。就是说袁采这部书其价值足以刊行全国,流传后世。于是,刘镇建议袁采将书名改为《世范》。袁采谦虚地认为言过其实,但最终还是同意更名为《世范》。后世又称《袁氏世范》。《世范》共三卷,分睦亲、处己、治家三门。这本书论述立身处世之道不同与一般著述,其语颇有见地,且深入浅出,极具趣味,极易领会和学习。《四库全书》在《袁氏世范》提要里讲:“其书于立身处世之道反覆详尽。”又说:“大要明白切要,使览着易知易从,固不失为《颜氏家训》之亚也。”卷一睦亲,主要讲家庭和睦相处的道理和方法;卷二处己,论述个人修养、为人处世之道,对人一生当中经常遇到的富贵贫贱、成败得失等都作了哲理性的阐述;卷三治家,是持家兴业的一些道理,亦颇精彩。《世范》一书的论理并不像其他古代修身齐家的书那样古板正统,相反,袁采思想非常激进,甚至敢于反传统。他是从实用和近人情的角度来看待立身处世的原则的,而不是像一些老学究那样,把“四书五经”、孔孟之道那一套伦理强加在人们头上。譬如,袁采的《世范》提倡家庭的成员应该是平等的,父子兄弟之间都是平等的,可以保持各自的性格特点,即便是家中的长辈,也要以自己超乎别人的修养来树立自己的威信,而不能压服别人。子女也没必要屈从长辈的权威。《世范》里有许多句子确实都是金玉良言,如:“小人当敬远”;“厚于责己而薄责人”;“小人为恶不必谏”;“家成于忧惧破于怠忽”;“党人不善知自警”。等等,不胜枚举。《世范》传世之后,很快便成为私塾学校的训蒙课本。历代士大夫都十分推重该书,都将它奉为至宝。今天我们在校点该书时,也深深地为书中的一些卓越深邃的见地所打动,为它对世态人伦的深刻认识所折服,认为该书的确堪称立身处世的楷模。尤其是在今天,我们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和人际关系,浏览该书,如同交给你一把打开世态不解之门的钥匙,使你能够得心应手地处理各种复杂的世事,使你终身远祸近福,万事顺达。袁采的《世范》面世以来,流传甚广,故版本较多,我们依据《四库全书》所收《袁氏世范》为底本,进行校注。对于原书中的讹误之处,随手改正,不再另出校勘记。为便于读者阅读理解,译文采用译述的方法,旨在充分阐明其道理。同时,在每一篇之后,加点评文字,或录历代立身处世的故事,与正文相参;或剖析原文,以解读者之惑。另外,为了读者阅读方便,我们在每一段原文之前都加拟了标题,以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在此一并注明。由于学识水平有限,点校过程中,疏漏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方家不吝赐教。修远于1998年11月3日

15.26 万字 | 2019-04-07 14:13更新

读书分年日程

程端礼 | 儒家 | 连载中

作者:(元)程瑞礼 撰;姜汉椿 校注元代程端礼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是宋代朱熹“朱子读书法”的衍生物,使之形成条理清晰的规章和程式,对后世的读书风气影响较大。这个《日程》的编撰和应用,皆与程氏在江东书院的讲学相关。它又衍化为白鹿洞书院的教条,尤其受到清代书院的重视,当作课程表来利用。对于在书院肄业的生徒来说,这个《日程》可促使其自律。一是生徒以《日程》时时自我评判反省,读书当求日有所得。二是《日程》以一种约束的方式,督促生徒将人生中最好的时间用于立根柢,为日后的立功立德立言作准备。三是《日程》强调工夫——坚持与磨砺,实际上是在修身养性,培养恒心。晚清梁启超等人有仿效这个《日程》之作。

1.39 万字 | 2019-04-07 14:13更新

西铭

张载 | 儒家 | 连载中

  《西铭》原名《订顽》,为《正蒙乾称篇》中的一部分,张载曾将其录于学堂双牖的右侧,题为《订顽》,后程颐将《订顽》改称为《西铭》,才有此独立之篇名。  此篇之核心思想在于:以乾坤,天地,和父母(含男女,夫妇及家庭)为一体,以乾坤确立起感通之德能,阐明此德能如何从个体之身位向家庭或家政展开,并推达到天下。隐而不显的是“气之本体”感发的思想,是气之感通性贯穿其间,如果离开了“气”的贯通和感通性的话题,是不会有文本语句之层层展开的。这也与张载本人的“气本论”是相通,而乾坤之说源于《易经》,与阴阳之气的理论也相关。  此篇虽“大抵皆古人说话集来”(《朱子语类》卷九十八),但全部由儒家典籍中引证事例。可以把它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为思想之发挥,后一部分是具体之事例的列举。观其文字,确实大抵“皆”是对儒家四书五经的字句的采撷,这恰好反映了那个时代以及张子本人写作方式的特点-------------------------------------------------------------------------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厎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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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经

王应麟 | 儒家 | 连载中

  《三字经》是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启蒙读物,20世纪80年代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性的启蒙教材,关于它的作者一直是个历史“公案”。  2002年人民日报曾刊登了一则报道,说在广东顺德举办的一次历史档案文献展上,展出了一件由清朝咸丰探花、顺德人李文田编辑的《三字经句释》,其封面上“区适子手著”5字表明了《三字经》出自顺德。而宁波学者认定,《三字经》的作者应是鄞州籍大学者王应麟。  《三字经》诞生于元初,直到明代才广为流传,王应麟的文集中虽未见载有《三字经》,但明清人多认定作者是王应麟。这次在洞桥头村发现的王应麟所撰的《碑记》尾部就有《三字经》句式,这无疑为《三字经》作者是王应麟提供了一个佐证。  其成功之处在于,虽然全书只有千余字,但结构严谨,文字简练,内容丰富,涵盖面广;而且此书三字一段,句句押韵,读来琅琅上口,便于少儿记诵。为了更好发挥《三字经》的作用,让小朋友们了解中国灿烂的古文明,作者对这一古老的典籍进行了全面的诠释,结合《三字经》的内容,增加了相应的典故和常识,并配以现代卡通插图和英文翻译,从而使古老的经典散发出现代的气息。知识性和趣味性完善的结合,给阅读带来一种全新的感觉,相信小朋友们在传统文化的沐浴中,一定会不断进步,成为新时代的弄潮儿!

0.42 万字 | 2019-04-07 14:03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