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迦叶摩腾 竺法兰同译 沙门守遂注 释玄奘译 林兆恩释 释道译 牟融撰 《佛說四十二章經》，是從印度傳到中國的第一部重要經典著作。這是由天竺高僧迦葉摩騰與竺法蘭共同翻譯的。 當時「夜夢金人」的漢明帝，對這第一部新譯出的《佛說四十二章經》，簡直視如國寶，特別敕令珍藏於「蘭台石室第十四間」（皇家圖書館），成為皇室的專利品，民間根本不知道有這一部法寶。因此，在晉朝道安法師所編的《綜理眾經目錄》，尚找不到這一部經的名稱，難怪有人誤認它是偽造的了。 當初，佛成道以後，由許多外道發心出家的比丘，將他們對宇宙人生不明瞭的地方，以及有疑難的問題，紛紛提出來請佛解釋；有些也是佛自動對比丘們懇切的開示，這些生活中金科玉律的語錄，集合起來，共有四十二段。我們逐段欣賞玩味，感覺得每一段皆含有重要的意義，而且每段皆自成一章，因此就成為這一部《佛說四十二章經》。 這部《四十二章經》的內容，對我們現實的人生，富有啟發作用，可以說它是引導我們修身、行持、處世、待人、乃至成佛的解脫之道。
0.33 万字 | 2019-04-07 14:27更新
《宋高僧传》，或作《大宋高僧传》，三十卷，宋代释赞宁等撰。 赞宁俗姓高，吴兴郡德清县（今浙江省德清县）人。后梁贞明五年（919）生，后唐天成间（926～929）在杭州祥符寺出家，清泰初年（934）入天台山受具足戒。通南山律，有“律虎”之称。任两浙僧统，吴越国王授以“明义宗文大师”的称号。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吴越降宋，宁随钱俶来到汴京。宋太宗在滋福殿召对，授予紫衣，赐“通慧大师”号。六年（981）任右街副僧录。七年（982）奉令修《大宋高僧传》，乃请命回杭州编纂，到端拱元年（988）完成。淳化元年（990）又奉令编《三教圣贤事迹》，宁担任其中的佛教部分，撰成《鹫岭圣贤录》五十卷。二年（991）任史馆编修，咸平元年（998）任右街僧录，次年迁左街僧录。咸平四年（1001，一说咸平五年）入寂，年八十三岁。撰佛教著作共一百五十二卷，一般著作四十九卷。 宋代开创以来，一变后周王朝对待佛教的限制政策，于是雕大藏经，设译经院，普度僧尼，营建寺字。太宗还注意到佛门中的高贤景行的人物和事迹要加以编纂（见卷首批答），特命赞宁担负这个任务。赞宁在杭州与弟子显忠、智轮等从事编撰，历时将近七年，撰成本书三十卷，受到太宗的奖励，令僧录司编入大藏。到至道二年（996），赞宁又修理重治，补进去一些材料（见后序），始成定本。 作者为编纂本书，广泛地采摭了各方面的资料。他上太宗表文中曾说：“遐求事迹，博采碑文”；自序中也说：“或案诔铭，或征志记，或问輶轩之使者，或询耆旧之先民。”而以采自碑文塔铭的为最多，就现在的碑版文字来对照，还可以看出其中采撷的痕迹，如《道因传》（卷二）是据李俨撰的碑文（见《金石萃编》卷五十四），端甫、宗密传（卷六）是据裴休撰的碑文（见《唐文粹》卷六十二，《金石萃编》卷一百十四），惟宽（卷十）、上恒、神湊（卷十六）、寂然传（卷二十七）是据白居易撰的碑铭（见《白氏长庆集》卷四十一、六十八）。这些传中都曾经提到某某人为他撰碑或铭，这就等于注明了出处。另外有的虽没有说明出处，实际也是从碑铭中来，如《玄素传》（卷九）是据李华撰的《润州鹤林寺故径山大师碑铭》（见《唐文粹编》卷六十四）、《道光传》（卷十四）是据皎然撰的《唐杭州华严寺大律师塔铭》（《皎然集》卷八），似此者还很多。此外，如《知玄传》（卷六）引用僧彻撰的传，《怀素传》（卷十四）引用如净撰的传，《鉴真传》（卷十四）引用思托撰的《东征传》，又如羲寂（卷七）、德韶（卷十三）、王罗汉（卷二十二）等，或是赞宁的同学，或是赞宁曾经撰过塔铭，这些传也就是参照赞宁自己的原作写的。再如法翫（卷九）、志鸿（卷十五）、允文（卷十六）、《道育传》（卷二十三），则是经过赞宁亲身采访写成的。另外，作者还根据了一些唐人的著作，虽没有注明，但仔细考察还不难复按，如不空（卷一）、一行（卷五）、难陀、义师（卷二十）、智灯（卷二十四）、守素、法正、惟恭、会宗、道荫（卷二十五）等传，都是据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及《续集》；明瓒（卷十九）、圆观（卷二十）等传，都是据袁郊的《甘泽谣》；搜集方面之广，由此可见。 本传分《译经》、《义解》、《习禅》、《明律》、《护法》、《感通》、《遗身》、《读诵》、《兴福》、《杂科》十篇，每篇之末有论，均与《续高僧传》相同。但在有些人的传末又附以系曰，来申明作者的宗旨，或者自为问答，来解释某一疑难，则是前传所无。 本传著录自刘宋到宋初十个朝代的高僧，正传得五百三十一人，见于附传的一百二十五人。
30.45 万字 | 2019-04-07 14:29更新
《外篇》的基本内容 《外篇》言人事，以儒家为宗，反映了葛洪先儒后道的思想发展轨迹。 《弭讼》等9篇论述时政得失，讥刺世俗，言治民之法。 《臣节》等7篇评人事臧否，主张藏器待时，克己思君。 《君道》等14篇谏君主任贤举能，爱民节欲，独掌权柄。 《勖学》、《崇教》两篇论超俗出世。 《交际》等5篇论修身。 《钧世》等7篇论文言著书之贵。(诘鲍)篇主张有君。 《博喻》、《广譬》两篇皆替喻，重复诸篇思想。 《自叙》一篇殿后，乃自传体，亦为全书之序。 《外篇》论时政得失，托古刺今，讥评世俗，述治民之道，主张任贤举能，爱民节欲。《四库提要》谓其"辞旨辨博，饶有名理。".鲁迅赞其"论及晋末社会状态"。 《外篇》还阐述了进步的文学观，强调要注重思想内容和社会作用，主张立言必须有助于教化，同时提倡文章与德行并重。认为文学是发展的，今胜于古，既要反对唯古是尊，又要反对厚今薄古。强调文学批评要注意作者的风格、个性，要广录博收，反对偏嗜和浅尝。============================================================================== 晋葛洪撰。洪有《肘後备急方》，已著录。是书乃其乞为句漏令後，退居罗浮山时所作。抱朴子者，洪所自号，因以名书也。自序谓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隋志》载内篇二十一卷，音一卷，入道家；外篇三十卷，入杂家。外篇下注曰梁有，五十一卷。《旧唐志》亦载内篇二十卷，入道家；外篇五十一卷，入杂家。卷数巳小不同。《新唐志。道家》载内篇十卷，杂家载外篇二十卷。乃多寡迥殊。《宋志》则均入杂家，内篇作二十卷，与《旧唐书》同；外篇作五十卷，较《旧唐书》又少一卷。晁公武《读书志》作内篇二十卷，外篇十卷，内外篇之卷数与《新唐书》互异。陈振孙《书录解题》但载内篇二十卷，而云《馆阁书目》有外篇五十卷，未见。其纷纭错互，有若乱丝。此本为明乌程卢舜治以宋本及王府道藏二本参校，视他本较为完整。所列篇数，与洪自序卷数相符。知洪当时盖以一篇为一卷。以《永乐大典》所载互样，尚多丹砂法以下八篇，知为足本矣。其书内篇论神仙吐纳、符箓克治之术，纯为道家之言；外篇则论时政得失，人事臧否，词旨辨博，饶有名理。而究其大旨，亦以黄、老为宗。故今并入之道家，不复区分焉。
11.35 万字 | 2019-04-07 18:48更新
作者：（周）庚桑楚 撰；（宋）谢希深 注洞灵真人，也就是《庄子》一书中的寓言人物庚桑楚，也叫亢仓子、亢桑子。唐玄宗时，追号这个人物为“洞灵真人”，并把当时隐士托名伪造的《亢仓子》一书，尊为《洞灵真经》。
1.20 万字 | 2019-04-07 18:52更新
《抱朴子内篇》是魏晋神仙道教的代表作，也是集魏晋道教理论、方术之大成的重要典籍。晋葛洪著。葛号抱朴子，因以名书。西晋光熙元年（306），葛洪避兵南土，羁留广州，开始着手写作《抱朴子》，于东晋建武元年（317）成书。清人孙星衍有校刊本行世，今人王明有《抱朴子内篇校释》一书刊行。 全书二十卷，每卷一篇，皆有题目。葛洪自称“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属道家”。
22.67 万字 | 2019-04-07 18:54更新
《商君书》是战国时期商鞅一派法家著作的汇编，又名《商子》。商鞅（约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38年），他出身于卫国国君的远亲，名鞅，所以称卫鞅或者公孙鞅，后来因为在秦国变法有功，被封在商，所以后人一般都称他商鞅。他年轻时就喜欢法律之学，曾经在魏国相公叔痤的手下做过家臣，对李悝和吴起等人在魏国的变法情况很熟悉，在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广求贤才，商鞅于是带着《法经》到了秦国，开始在秦国变法，史称“商鞅变法”。 《汉书。艺文志》中收录了《商君书》二十九篇，现存二十四篇。其中也保留了商鞅遗著，记录了商鞅的言行，大概是战国末年商鞅学派的后人编成的。 《商君书》主要记载了商鞅的变法理论和具体措施。《开塞》篇提出了社会发展的四个阶段：“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今世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所以，在当今之世，首要的任务是生存，但要生存就必须增强国力，实行“以力服人”的“霸道”，而不能实行儒家主张的“王道”。所以商鞅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即变法要根据现在的具体情况，不能再守旧。 在具体措施上，商鞅主张：第一，加强君权，建立赏罚严明的法治制度，即“壹赏”、“壹刑”、“壹教”。“壹赏”就是赏赐只能给有功的人和积极告发犯罪的人。“壹刑”就是处罚不分等级，不照顾贵族特权，不随意赦免。商鞅总结了一条前人的教训：“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壹教”就是取消所有违背法令和不利于农战的思想言论。他鄙视诗书礼仪，还把“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说成了“六虱”，反对根据这六种情况授予官职。 第二，奖励军功，提倡耕战，取消贵族的世袭特权。商鞅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的本性，他解释说：“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逸，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所以国家就可以利用这种本性，用奖赏的方法激励百姓努力生产，作战时努力杀敌。同时，取消没有军功的贵族特权。 第三，推行法治要重视法治、信用和权势。执法要公平，要讲究信用，即使官员贵族犯罪也要处罚。为了加强君主的权势，必须尊君。 第四，治理国家要用重刑，商鞅称为“以刑去刑”。他认为“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则重者无从至矣”。即对轻罪严厉处罚，就可以杜绝犯重罪了。这种重刑思想后来被秦始皇、李斯接受，结果导致了秦的速亡。
2.58 万字 | 2019-04-07 19:26更新
《翠微先生北征录》又称《华岳翠微先生北征录》、《翠微北征录》，宋代兵书。但是《宋史·艺文志》、省府县忐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都未著录，直到清代黄虞稷等编《宋史·艺文志补》、《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始见著录。清嘉庆五年庚申（1800年）校勘学家顾广圻在为本书写的跋文中说：此书“世鲜传者，得观于读未见书斋楮墨间，古香喷溢，三数百年物也。令人于肃然起敬中仍爱玩不忍释手。”说明本书被淹没三、四百年。此书遭此厄运大概与作者的身世有关。 该书由南宋人华岳撰。华岳，字子西，号翠微，贵池（今安徽省贵池县）人。为武学生，轻财好侠，开禧元年（1205年）上书谏止韩侂胄的北伐政策，触怒韩侂胄，被贬官下狱，放逐到建安（今福建建瓯）。韩侂胄攻金兵败求和，被宋朝廷诛杀。华岳得以被释放，登嘉定武科第一名，为殿前司官，仍郁郁不得志，又预谋去丞相史弥远，事被发觉，下临安（今杭州）牢狱，被杖死狱中。著有《翠微南征录》，为诗文集。《翠微先生北证录》为华岳被放逐期间写的富国强兵和御敌之策。它有两部分组成，一为开禧三年（1207年）上奏皇帝的“平戎十策”，前有一篇“再上皇帝书”；二为嘉定元年（1208年）上奏皇帝的“治安药石”，前有一篇奏章。 《翠微先生北证录》今存本十二卷。华岳《治安药石序》称“四总四十有一篇，分四卷。”卢氏《抱经堂志补》别集类著录为十一卷。顾广圻认为是“俗本误并其一卷。”（顾广圻跋）刘世珩认为“卢云十一卷者，专指《治安药石》言；顾云十二卷者，连《平戎十策》言。”（刘世珩光绪二十五年跋）清黄虞稷等《宋史·艺文志补·兵家类》又著录为三卷。据华岳自称《治安药石》分为四卷推知，后世分卷皆非原分次第，原分全书应为五卷。今从存世本著录为十二卷。 《平戎十策》一卷，是华岳针对南宋存在的“十弊”而提出的十条去弊兴利、富国强兵的计策。“十弊”是：一则取士而不得其实，二则招军而不尽其材，三则御骑者未得其具，四则陷骑者未有其策，五则得其地而反失其心，六则守其地而复无其备，七则恩威之不明，八则利害之不密，九则急务在财计而财计未丰，十则边计在马政而马政未备。“十策”针对这“十弊”和敌国的短长，详细论述了用人选将、人心士气、物资储备、作战方法、军马征调等军事上的重大问题。《治安药石》，是取治安不可无兵，犹膏梁不可无药石之意。作者紧密结合当世利害，对和议政策、边防要务、破敌之方、将帅修养和谋略、武器装备、敌情侦察、兵员招募、粮饷运输等进行了较详细的阐述。全书卷目如下： ●卷一 平戎十策：取士、招军、御骑、陷骑、得地、守地、恩威、利害、财计、马政。 ●卷二 治安药石序。 ●卷三 治安药石·治国大计：和议。 ●卷四 治安药石·边防要务：山水寨、屯要、捷径。 ●卷五 治安药石·破敌长技：陷骑。 ●卷六 治安药石·将帅小数：搜伏、反泄、暗认、潜易、急据、分渡、自认、就顺。 ●卷七 治安药石·器用小节：甲制、人甲制、马甲制、马军甲制、驽手甲制、弓制。 ●卷八 治安药石·器用小节：驽制、弓箭制、驽箭制、鞍制、靴制、马枪制、义枪制。 ●卷九 治安药石·采探之法：采探、侯望、聚探、关递、密辨。 ●卷十 治安药石·戒饬将帅之道：将帅轻死、将帅好战、将财相用、豪杰为问。 ●卷十一治安药石·守边待敌之策：禁涉、观衅。 ●卷十二治安药石·足兵便民之策：劝募、省运、广土、实边。 《翠微先生北证录》为抵御外侮而作，所言皆当时军事上的实际问题，比较充分地反映了作者的军事思想。他崇尚黄老道家好生恶杀之说，《司马法》“杀人安人，以战止战”之论，认为“兵本于不杀，武在于止戈。”（卷二《治安药石序》）规劝皇帝不要轻意兴兵，“臣愚欲望陛下详黄老氏好生恶杀之意，明《司马法》安人止战之方，兵不得轻举，谋不得妄发。”（卷二《治安药石序》）对于金朝是用兵还是和议，是摆在南宋文臣武将面前的一个非常现实，而且也是争论最为激烈的一个问题。从本书中可以看出，华岳的主张既不同于逞忿恃兵的主战派，也不同于放弃武力的乞和派。他认为用武力征伐不能放弃用和议这一斗争手段；而和议又要靠强大的武力作后盾，“兵争之失在于士大夫逞忿恃兵而讳言和议；和议之失在于士大夫惩已往之咎，而耻言用兵。”（卷一《平戎十策》）他不反对用兵，“四夷不庭征之可也。”（卷一《平戎十策》）但是反对内政不修，国力不足时，去与强大的敌国硬拼。所以，他认为当时南宋王朝没有金朝强大，提出以“和议”为缓兵之计，积蓄实力，等待时机，恢复中原。他特别指出：“今日之和非真怯也，今吾仁以待他日可乘之机耳；非真畏也，养吾智以俟异时可投之隙耳。”（卷一《平戎十策》）他特别重视贤才在治国御军中的作用，认为“英雄豪杰之去留，为社稷帮家之休戚。”（卷一《平戎十策》），他还公开指出，南宋兵败国弱的原因就是皇帝未得到真正的贤才，并对皇帝说：“十者之弊非有英雄豪杰之士为陛下洗而新之，则他日败亡之患盖有不可胜言矣。”（卷一《平戎十策》）针对南宋朝廷不能用贤的实际情况，提出广开贤路，提倡贤才自荐；重赏有功之人，“聚天下之材者在乎财；散天下之材者在乎财。”（卷十《将财相用》）；因材制用，“夫有技则生一材，有一材则济一用，因技以求材，因材以制用。”（卷一《平戎十策》）他特别重视人心民意，指出：“故善用兵者，必先守其心，而不失其所恃焉，斯为善守之策矣。”（卷一《平戎十策》）他认为，失掉民心，违背民意，就会激起怨恨，四面树敌。因此，他反对扰民，“夫用兵之策莫大于足兵，足兵之策莫患于扰民，扰民则心失，心失则怨起，怨起则衅生，衅生则吾舟中之人皆敌国矣。”（卷十二《省运》）为既省民力，又保证军饷，提出“兴屯田以省支费，浚水道以便转输。”（卷十二《省运》）对于将帅的要求，他既提倡轻死贱生，又反对恃勇好战。认为古有“贵死贱生”、“好死恶生”、“奋死则生，幸生则死”之说，但都是对士卒讲的。所以他提出将帅也要与士卒一样，具有视死如归的精神。同时，他又要求将帅不可一味斗勇角力，还要会斗智赛谋，懂得“不战之妙”。所以他认为“学战易，学不战难。”（卷十《将帅好战》）在作战指导方面，重视敌情侦察。他认为，“庙堂恶闻边备，将帅不买间谍”，“贼将之姓名，贼技之能否，贼势之进退，贼情之勇怯，盖殆若异世之事耳。”（卷九《采探》）这是用兵失败的重要原因。只有召募间谍，设置烽堠、递铺等侦察通信设施，及时获取情报，才能使“屯边之兵无事得以休息，有事不至窘束。”（卷九《采探》）他针对金朝善用骑兵的特点，提出了以车御骑，以驽陷骑的作战方法，具体论述了各种地形条件下的制骑战术。 《翠微先生北证录》真实地反映了南宋军事斗争的实际和军事思想的特点，弥补了《宋史·艺文志》及省府县志缺憾，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军事学术价值。
5.75 万字 | 2019-04-07 21:15更新
张氏集注百将传一百卷（存十卷）作者：（宋）张预 撰==============================================================================《十七史百将传》又称《百将传》、《正百将传》，是北宋东光（今河北省东光县）人张预（字公立）用了数年时间编写的。，他从十七史中选出一百位名将编写他们的传记。此书是按照《孙子》的思想编写的，後世许多的名将传记都是受到了他的影响。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翁氏刻隆庆元年（1567年）耿文光印本，分十卷，共一百位名将。
16.78 万字 | 2019-04-07 21:15更新
《武经总要》是北宋封建王朝用国家力量来编辑的一部大型综合性兵书，也是我国第一部官修兵书。它对于军事组织、军事制度。用兵选将、步骑训练、行军宿营、古今阵法、战略战术、武器装备的制造和使用、军事地理、历代用兵实例、阴阳星占等各个方面都有所论述。其中营阵和武器装备两部分，还附有大量的插图。“前集备一朝之制度、后集具历代之得失”（《四库总目。兵家类》），较完整地保存了北宋前期的军事制度；“采春秋以来，列国行师制敌之谋，出奇决胜之策，并著予篇，随其效应依仿兵法以分其类目。”极便查找。所以，它不仅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特别是前集价值更大一些。后集的内容，一部分是辑录前代用兵的故事，一部分是论述“兵阴阳”。但是它对于兵阴阳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认为阴阳为军事天文，是用兵的辅助条件，“仰观天文著在图籍，昭昭可验者也。”反对舍人事任鬼神。它说：对于阴阳“使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任鬼神。凡誓军旅履行阵，制胜决于人事；参以天变，则衄者鲜。”尽管它这样认识，但是所辑录的阴阳占卜资料却多属诡诞迷信之谈。 《武经总要》的编纂反映了宋朝至仁宗时军事思想的变化。众所周知，宋初为防止武臣夺权，以“安内”为首，实行以文制武，“将从中御”的治军原则，致使宋军屡遭失败。在血的教训面前，宋朝廷开始否定宋太祖以来的军事思想，认识到“国事在戎，设营卫以整其旅。”（宋仁宗《武经总要序》）在朝廷敕命编纂的这部兵书中，总结了包括宋代在内的历代战争经验，重新肯定了“兵贵知变”这一兵家的优秀传统思想；重视将帅的作用和选拔，指出“君不择将，以其国与敌也”；重视军队的训练，认为“盖士有未战而震慑者，马有未驰而疲汗者，非人怯马弱，不习之过也”；重视赏罚，“申赏罚以一其心”，具体规定了“赏格”、“罚条”，等等。 《武经总要》记载了丰富的古代科学资料，尤其是首次比较全面具体的记载了古代各种武器装备的制造技术。所记载的北宋时期武备上使用的各种长短兵器、远射兵器和防御武器的说明及附图，生动地勾画出了自南北朝、隋、唐、五代传袭而来迄宋更有发展的武器形象的轮廓。它所涉及的科学内容，用现代科学术语表达，包括化学、力学、声学、磁学、热学等，有些方面代表了我国宋代的科学技术水平，有些记载则是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发现。如我国古代四大发明，本书就详细记载了其中的两种。一种是指南鱼。磁性指南在我国发源甚古，汉代王充《论衡》中已出现指南构。西晋崔豹的《古今注》中也提到过指南鱼，但如何制做，未有详载。《武经总要》第一次详细记载了制做方法：“鱼法以薄铁叶剪载，长二寸，阔五分，首尾锐为鱼形，置炭火中烧之，候通赤，以铁钤钤鱼首出火，以尾正对子位，蘸水盆中，没尾数分则止，以密器收之，用时置水碗于无风处，平放鱼在水面令浮，其首常南向午也。”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记载的用地球磁场进行人工磁化的方法。尤其可贵的是，那时我国先人已意识到地球有磁倾角存大，所以，懂得“没尾数分则止”，不让铁片与地面平行放置。另一种是火药配方。火药虽然在唐代已经发明，但最早明确记载火药配方的是《武经总要》。在前集卷十一和卷十二中，记述了三个火药的配方：毒药烟球法，用13种药料，捣合为球；蒺藜火球法，含有10种药料；火炮火药，含有14种药料。另外还记载了现代意义上的火箭，即前集卷十二记载的“放火药箭者，则加桦皮羽，以火药五两贯链后，燔而发之”。《武经总要》在科学技术史，尤其是军事技术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于我国古代文化史的研究也有着重要作用。 《武经总要》于庆历四年（1044年）经宋仁宗核定后首次刊行。南宋绍定四年（1231年）又曾重刻。但两宋刊本今均不得见。现存较早的版本是明弘治、正德间（1488年—1521年）据宋绍定本重刻本。此本遇宋帝、本朝字样提行，庙讳痕迹仍有保留，可以看作是覆宋本。1959年中华书局曾将此本前集影印出版。明弘治十七年李赞刻本、明嘉靖刻本、明金陵书林唐富春刻本、明刻本、明万历三十六年庄重抄本等明刻明抄本都是善本。现存版本中惟以《四库全书》本和以此本为底本影印的《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最劣，此本的重要问题是内有缺页，妄事连缀；擅改原著中的“北虏”、“匈奴”等文字；抄写错误；插图失真。 曾公亮（999～1078），字明仲，号乐正，宋福建晋江人，少时即很有抱负，且器度不凡，为人“方厚庄重，沈深周密”，他“以父荫授大理评事。”却坚不赴调。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举进士甲科第五名，授越州会稽知县。六年（1028年），他治理镜湖，立斗门，泄水入曹娥江，使湖边民田免受水涝之苦。数年后，晋升入京，任国子监直讲，后改作诸王府侍讲。不信，升任集贤殿校理、天章阁侍讲、知制诰兼史馆修撰。庆历八（1048）仁宗下召求言。曾公亮上疏条陈六事，都是针对当时积弊所发的改革建议。他关心国计民生，为官清兼，是个有作为的封建官吏。由于政绩卓著，因而得了宋仁宗的器重。皇祜三年（1051年）升翰林学士；嘉祜元年（1056年）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与宰相韩琦共同主持朝中政事。曾公亮不但善于政事，而且十分重视边防和军事建设，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在其五十年政治生涯中，从知县直至同中书门下省平章事（宰相），为政有声，崇仁守正，识度精审，练达治体，深谙兵法。仁宗时，受命与丁度等主编《武经总要》，历四载（1040-1044年）。其他著述尚有《英宗实录》三十卷、《元日唱和诗》一卷，并主持《新唐书》编纂工作。 丁度（990～1053），字公稚，宋开封人。官至参知政事。仁宗时，奉诏与李淑等刊修《韵略》，改称《礼部韵略》。又依例刊修《广韵》成《集韵》，改并《广韵》独用韵为同用的13处。另有《迩英圣览》、《编年总录》等著作。他对当时军事形势非常注意，著有《备边要览》，并奉诏与曾公亮等诸儒集体编撰《武经总要》，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著作之一。
45.21 万字 | 2019-04-07 21:15更新
《投笔肤谈》成书于明末，是一部颇有影响的古代军事理论著作。粤稽古兵法有一百八十二家。汉张良、韩信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后至宋元丰年间，国子司业朱服奏校，其他尽屏去，止存七家之书。国初因之颁布。然七书之中，惟《孙子》纯粹，书仅十三篇，而用后之法悉备，故首列之。余目击时艰，不欲自限于博士业，遂励志武事，间尝亦仿《孙子》之遗旨，出一隙之管窥，谬成十三篇，题曰《投笔肤谈》。先《本谋》而终以《天经》。篇名虽与《孙子》相参，文义则别。盖宗大圣人窃比老彭之意也。四方高明，乞鉴其愚而教焉，弗晒效颦，幸也。是为引。西湖逸士谨识。==============================================================================中国明代兵书。著者署为西湖逸士，明何守法撰音点注。现存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弘锡堂刊本。全书分上下卷，共13篇，以示“仿《孙子》之遗旨”。上卷：《本谋》认为战争之旨在于除乱去暴，用兵之本在于事先谋划；《家计》、《达权》突出地阐述了立于不败之地的谋略思想，“不虚营而实阵，不重战而轻守，不缓御而急攻，不先彼而后己”，强调要通达权变，做到自备不虞，然后乘敌致胜；《持衡》论述攻守之灾利，主张违其灾，乘其利，攻其心，守其气，神于机变；《谍间》讲用间之方,《敌情》述知敌之法。下卷:《军势》阐述选将、治军；《兵机》论用兵之机巧在于变化莫测；《战形》论列交战双方的形势，以因形措胜；《方术》、《物略》、《地纪》、《天经》提出了不仅要利用天时地利，还要利用各种自然物的性能，要“察物之理，究物之用,总括其利，不遗微小”,以夺取战争的胜利。全书逻辑严谨，重点突出，明显地反映出明朝后期的御侮思想。书中有何守法的题解和点注，题解指出该篇的主要内容和与其他篇的联系，注解解释原文并以大量战例为佐证。但“方术”中有些怪诞神异内容，则无价值。
3.03 万字 | 2019-04-07 21:15更新
《乾坤大略》是一部专讲战略的兵书。从先秦至清代现存的兵书共有二千一百五十余部，其中以兵法和兵略两类最受世人注重。兵法类阐述用兵理论，以理论水平见长；兵略类记述用兵史实，以切合实用见长。兵略类中，专门辑录一书或多书而按照时间先后编年的如陈禹谟《左氏兵略》、胡林翼《读史兵略》都已为人熟知，但按照某一指导思想辑录的用兵谋略虽有一些，却不多见，《乾坤大略》则是其中的一种。《乾坤大略》的指导思想是专论大端，即专论“王霸大略”。览天下之大势，求帝王之得失成败，阐述逐鹿问鼎、扭转乾坤的大方略。对于此一性质，作者王余佑明确指出：“此非谈兵也，谈略也。”“至于选将、练兵、安营、布阵、器械、旗鼓、间谍、向导、地利、赏罚、号令种种诸法，各有专书，不在此列。”
0.33 万字 | 2019-04-07 21:15更新
《孙膑兵法》是中国古代的著名兵书，也是《孙子兵法》后“孙子学派”的又一力作。《孙膑兵法》古称《齐孙子》，作者为孙膑，传说他是孙武的后代，在战国时期生于齐国阿、鄄之间（今山东阳谷、鄄城一带），曾和庞涓一块儿学习兵法。后来，庞涓辅佐魏惠王，做了将军，暗中派人请孙膑到了魏国，但见了孙膑又嫉妒他的才能在自己之上，后来陷害孙膑，给他用了膑刑，即去掉膝盖骨的残忍肉刑，所以后来人叫他孙膑。 在友人的帮助下，孙膑最后逃离魏国，到了齐国，被齐威王重用，做了齐国将军田忌的军师，设奇计大败魏军，并射死庞涓。后来，田忌被邹忌排挤，流亡到楚国，孙膑大概也随他而去，所以汉人王符说“孙膑修能于楚”。在战国的兵家中，孙膑是以“贵势”即讲求机变而著称的，他和吴起都是当时著名的军事家。 最早明确记载孙膑有兵法的是《史记》，《汉书。艺文志》把它与《吴孙子兵法》并列，著录《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据考证，《孙膑兵法》的散失大概在唐代以前。因为《魏武帝注孙子》提到了“孙膑曰：兵恐不投之于死地也”，唐朝赵蕤《长短经》卷九也提到过“孙膑曰：兵恐不可救”，杜佑所著《通典》卷一四九有“孙膑曰：用骑有十利”一段，但从《隋书。经籍志》以后就不见记载了。 1972年2月，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了竹简本的《孙膑兵法》，这使失传已久的古书得以重见天日。竹简本《孙膑兵法》经过认真整理，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可以确定属于《齐孙子》的十五篇，包括《禽庞涓》、《见威王》、《威王问》和《陈忌问垒》等；下编是还不能确定属于《齐孙子》的论兵之作。竹简本篇数大大少于《艺文志》著录本，也不是完善的版本。
3.41 万字 | 2019-04-07 20:40更新
《陆贾新语注释》：陆贾的著作自成一家之言，不仅思想内涵内邃，而且很好地体现了秦汉散文雄伟粗壮的风格。这里的校释本综合《新语》的多种版本，参照校对，比较权威地再现了《新语》的原貌，并且择取精当可信的注解，使一般人都能读懂该名者。==============================================================================陆贾是汉高祖刘邦身边颇为著名的文臣，号称「有口辩士」。雖然在世時位不過「太中大夫」，也未被封侯，但在《史記》、《漢書》中，卻是與蕭何、韓信、叔孫通、張蒼等人並列於建立漢家制度的元勳。虽然在世时位不过「太中大夫」，也未被封侯，但在《史记》、《汉书》中，却是与萧何、韩信、叔孙通、张苍等人并列于建立汉家制度的元勋。陸賈不純然是位儒者，而是位解決問題之人。陆贾不纯然是位儒者，而是位解决问题之人。而解決問題之前，首先需要對問題本身有所認知。而解决问题之前，首先需要对问题本身有所认知。因此，在他欲討論漢家天下需要些什麼之前，便先討論文明演進的問題。因此，在他欲讨论汉家天下需要些什么之前，便先讨论文明演进的问题。陸賈在《新語．陆贾在《新语．道基》篇中，提出一個簡單的歷史進化過程，將華夏文明發展分為四個時期：道基》篇中，提出一个简单的历史进化过程，将华夏文明发展分为四个时期：首先是「先聖」時期：首先是「先圣」时期：於是先聖乃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道，長幼之序。于是先圣乃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民始开悟，知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道，长幼之序。於是百官立，王道乃生。于是百官立，王道乃生。民人食肉飲血，衣皮毛；至於神農，以為行蟲走獸，難以養民，乃求可食之物，嘗百草之實，察酸苦之味，教人食五穀。民人食肉饮血，衣皮毛；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人食五谷。天下人民，野居穴處，未有室屋，則與禽獸同域。天下人民，野居穴处，未有室屋，则与禽兽同域。於是黃帝乃伐木搆材，築作宮室，上棟下宇，以避風雨。于是黄帝乃伐木构材，筑作宫室，上栋下宇，以避风雨。民知室居食穀，而未知功力。民知室居食谷，而未知功力。於是后稷乃列封疆，畫畔界，以分土地之所宜；闢土殖穀，以用養民；種桑麻，致絲枲，以蔽形體。于是后稷乃列封疆，画畔界，以分土地之所宜；辟土殖谷，以用养民；种桑麻，致丝枲，以蔽形体。當斯之時，四瀆未通，洪水為害；禹乃決江疏河，通之四瀆，致之於海，大小相引，高下相受，百川順流，各歸其所，然後人民得去高險，處平土。当斯之时，四渎未通，洪水为害；禹乃决江疏河，通之四渎，致之于海，大小相引，高下相受，百川顺流，各归其所，然后人民得去高险，处平土。川谷交錯，風化未通，九州絕隔，未有舟車之用，以濟深致遠；於是奚仲乃橈曲為輪，因直為轅，駕馬服牛，浮舟杖楫，以代人力。川谷交错，风化未通，九州绝隔，未有舟车之用，以济深致远；于是奚仲乃桡曲为轮，因直为辕，驾马服牛，浮舟杖楫，以代人力。鑠金鏤木，分苞燒殖，以備器械，於是民知輕重，好利惡難，避勞就逸；於是皋陶乃立獄制罪，縣賞設罰，異是非，明好惡，檢奸邪，消佚亂。铄金镂木，分苞烧殖，以备器械，于是民知轻重，好利恶难，避劳就逸；于是皋陶乃立狱制罪，县赏设罚，异是非，明好恶，检奸邪，消佚乱。在「先聖」時期，聖人從天文地理當中得到「人道」的體會，再從「人道」當中衍生出「王道」的概念。在「先圣」时期，圣人从天文地理当中得到「人道」的体会，再从「人道」当中衍生出「王道」的概念。而神農、黃帝、后稷、禹、奚仲等人則是針對人民的各種需求，創造了各式各樣的生活必需品與謀\生技能，並在物質條件的進步下，有了外在規範的需求，於是皋陶便建立了刑賞制度。而神农、黄帝、后稷、禹、奚仲等人则是针对人民的各种需求，创造了各式各样的生活必需品与谋生技能，并在物质条件的进步下，有了外在规范的需求，于是皋陶便建立了刑赏制度。換言之，這時聖人所提出的「人道」與「王道」，乃是一種自然而然人際關係，而各種工具、技能，以及隨之而來的刑賞制度，則是為了解決人民生活的需求而產生。换言之，这时圣人所提出的「人道」与「王道」，乃是一种自然而然人际关系，而各种工具、技能，以及随之而来的刑赏制度，则是为了解决人民生活的需求而产生。換言之，此時期的文明發展，乃著眼於「生活需求」上，讓人類可以生活得舒適一些、安定一些。换言之，此时期的文明发展，乃著眼于「生活需求」上，让人类可以生活得舒适一些、安定一些。而後，進入「中聖」時期：而后，进入「中圣」时期：民知畏法，而無禮義；於是中聖乃設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儀，明父子之禮，君臣之義，使強不凌弱，眾不暴寡，棄貪鄙之心，興清潔之行。民知畏法，而无礼义；于是中圣乃设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仪，明父子之礼，君臣之义，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弃贪鄙之心，兴清洁之行。在「中聖」階段，開始建立人民內在的品德，以內化方式將原屬外在的人倫關係與法律約束落實於自我操持中。在「中圣」阶段，开始建立人民内在的品德，以内化方式将原属外在的人伦关系与法律约束落实于自我操持中。這時乃是透過教育來強化既有人倫關係，並有以內在自我約束取代外在法律規範的意味。这时乃是透过教育来强化既有人伦关系，并有以内在自我约束取代外在法律规范的意味。這個時期，文明的發展仍是著眼於「生活需求」，但卻是與「先聖」期的需求有著明顯的不同。这个时期，文明的发展仍是著眼于「生活需求」，但却是与「先圣」期的需求有着明显的不同。「先聖」期的需求，乃是人與自然爭的階段，多數人所擁有財富、地位條件大致相同，所需所求皆向自然求。「先圣」期的需求，乃是人与自然争的阶段，多数人所拥有财富、地位条件大致相同，所需所求皆向自然求。而刑賞制度(法律)的存在，只需降低人與人之間可能的磨擦，便能促使社會的和諧與穩定。而刑赏制度(法律)的存在，只需降低人与人之间可能的磨擦，便能促使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至於「中聖」期，由於文明的發展、謀\生技術的演進，這時已進入人與人爭的局面，社會已開始有「強」與「弱」、「眾」與「寡」的階層分化。至于「中圣」期，由于文明的发展、谋生技术的演进，这时已进入人与人争的局面，社会已开始有「强」与「弱」、「众」与「寡」的阶层分化。當人們懂得恃強與恃眾去爭時，單靠外在的刑罰制度，必難有效遏止「強凌弱」、「眾暴寡」的可能局面，因而才必需將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關係內化於人的自我操持中，建立人格與品德。当人们懂得恃强与恃众去争时，单靠外在的刑罚制度，必难有效遏止「强凌弱」、「众暴寡」的可能局面，因而才必需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内化于人的自我操持中，建立人格与品德。至「後聖」階段，則又是另一種局面：至「后圣」阶段，则又是另一种局面：禮義不行，綱紀不立，後世衰廢。礼义不行，纲纪不立，后世衰废。於是後聖乃定五經，明六藝，承天統地，窮事察微，原情立本，以緒人倫，宗諸天地，纂脩篇章，垂諸來世，被諸鳥獸，以匡衰亂。于是后圣乃定五经，明六艺，承天统地，穷事察微，原情立本，以绪人伦，宗诸天地，纂修篇章，垂诸来世，被诸鸟兽，以匡衰乱。天人合策，原道悉備，智者達其心，百工窮其巧，乃調之以管弦絲竹之音，設鐘鼓歌舞之樂，以節奢侈，正風俗，通文雅。天人合策，原道悉备，智者达其心，百工穷其巧，乃调之以管弦丝竹之音，设钟鼓歌舞之乐，以节奢侈，正风俗，通文雅。從「先聖」至「中聖」，一直都是缺什麼補什麼，若就崇古賤今者而言，那幾乎已是一個完美社會的典範。从「先圣」至「中圣」，一直都是缺什么补什么，若就崇古贱今者而言，那几乎已是一个完美社会的典范。然而，既然完美了，為什麼還會有「後聖」？然而，既然完美了，为什么还会有「后圣」？陸賈沒有明說，但就其「後聖」階段的論述來看，顯然是「中聖」的努力失敗了，無法讓「禮義」、「綱紀」確切地實踐於人民的生活當中。陆贾没有明说，但就其「后圣」阶段的论述来看，显然是「中圣」的努力失败了，无法让「礼义」、「纲纪」确切地实践于人民的生活当中。至於失敗的原因，也許就是「中聖」無法「承天統地」、「原情立本」的關係。至于失败的原因，也许就是「中圣」无法「承天统地」、「原情立本」的关系。「承天統地」是對天道的理解，「原情立本」是對人道的認識，唯有對「天道」與「人道」有所掌握，才能達到「天人合策，原道悉備」的境界。「承天统地」是对天道的理解，「原情立本」是对人道的认识，唯有对「天道」与「人道」有所掌握，才能达到「天人合策，原道悉备」的境界。然而，陸賈終究不是個崇古論者，他並不認為「後聖」之後，一切便進入完美狀態，這是由於文明是無時無刻不在進步的，不論是誰當家作主，都有著需面對的時代問題：然而，陆贾终究不是个崇古论者，他并不认为「后圣」之后，一切便进入完美状态，这是由于文明是无时无刻不在进步的，不论是谁当家作主，都有着需面对的时代问题：後世淫邪，增之以鄭、衛之音，民棄本趨末，技巧橫出，用意各殊，則加雕文刻鏤，傅致膠漆丹青、玄黃琦瑋之色，以窮耳目之好，極工匠之巧。后世淫邪，增之以郑、卫之音，民弃本趋末，技巧横出，用意各殊，则加雕文刻镂，傅致胶漆丹青、玄黄琦玮之色，以穷耳目之好，极工匠之巧。夫驢騾駱駝，犀象玳瑁，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水藏，擇地而居，潔清明朗，潤澤而濡，磨而不磷，涅而不淄，天氣所生，神靈所治，幽閒清淨，與神浮沈，莫不效力為用，盡情為器。夫驴骡骆驼，犀象玳瑁，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水藏，择地而居，洁清明朗，润泽而濡，磨而不磷，涅而不淄，天气所生，神灵所治，幽闲清净，与神浮沉，莫不效力为用，尽情为器。故曰，聖人成之，所以能統物通變，治情性，顯仁義也。故曰，圣人成之，所以能统物通变，治情性，显仁义也。這個部份，陸賈談的是一個社會風氣的問題。这个部份，陆贾谈的是一个社会风气的问题。由於物質文明的進步，人類的生活愈來愈趨淫邪。由于物质文明的进步，人类的生活愈来愈趋淫邪。這種被老子說成「五色令人目盲」的負面狀態，卻未讓陸賈片面地否定物質文明，而是把所有可供玩樂的器物，都視為上天給予人類的美好之物。这种被老子说成「五色令人目盲」的负面状态，却未让陆贾片面地否定物质文明，而是把所有可供玩乐的器物，都视为上天给予人类的美好之物。這些外在物質雖有迷惑人心的能力，但只要能夠「統物通變」，役物而不役於物，自然就不會被這些器物所迷惑，進一步還可以「治情性，顯仁義」，發揮外在物質的正面功能。这些外在物质虽有迷惑人心的能力，但只要能够「统物通变」，役物而不役于物，自然就不会被这些器物所迷惑，进一步还可以「治情性，显仁义」，发挥外在物质的正面功能。有不少學者談及陸賈的文明史觀時，認為他把人類社會的文明發展判定為「先聖」、「中聖」、「後聖」三期。有不少学者谈及陆贾的文明史观时，认为他把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判定为「先圣」、「中圣」、「后圣」三期。這當然是正確的，不過，陸賈終究是個現實的「有口辯士」，而非學者、儒生。这当然是正确的，不过，陆贾终究是个现实的「有口辩士」，而非学者、儒生。他所做的分期，實是為了鋪陳接下來的「現在」，而非對古代文明發展有多大的興趣。他所做的分期，实是为了铺陈接下来的「现在」，而非对古代文明发展有多大的兴趣。而「統物通變」之說，正是為了突顯漢初之人(特別是劉邦)的努力空間，強調人類的自由意志。而「统物通变」之说，正是为了突显汉初之人(特别是刘邦)的努力空间，强调人类的自由意志。若不能於此處有所掌握，便容易陷於「法先王」與「法後王」的儒、法之爭。若不能于此处有所掌握，便容易陷于「法先王」与「法后王」的儒、法之争。或言陸賈為外儒內法之學者、戰國縱橫之餘緒；或言陸賈之言卑之無甚高論，純為草莽皇帝劉邦的啟蒙教科書。或言陆贾为外儒内法之学者、战国纵横之余绪；或言陆贾之言卑之无甚高论，纯为草莽皇帝刘邦的启蒙教科书。兩說均有所偏，難以體認陸賈之用心矣。两说均有所偏，难以体认陆贾之用心矣。附記：網路上的文章，本不該摘引如許多之原文。附记：网路上的文章，本不该摘引如许多之原文。只是陆贾《新语》并不属于常见国学经典，读过之人少之又少因而将〈道基〉一节关乎文明发展分期之说原文几近全引，以利讨论之进行。
16.69 万字 | 2019-04-07 14:13更新
在由秦入汉的学术转折中，陆贾《新语》是不容忽视的。《新语》连接着先秦与两汉的学术，地位较独特。尽管其时经学未隆，《新语》折射了不少经学信息，其中包括易学。由其用《系辞》文字的特点即可见《系辞》在汉以前流传颇广；陆贾以“仁义”说《易》，显示了较为独特的视角；其易学重义理，首开汉初学者以义理说《易》的风气，在孔门易学中居承前启后地位。==============================================================================陆贾是汉高祖刘邦身边颇为著名的文臣，号称「有口辩士」。雖然在世時位不過「太中大夫」，也未被封侯，但在《史記》、《漢書》中，卻是與蕭何、韓信、叔孫通、張蒼等人並列於建立漢家制度的元勳。虽然在世时位不过「太中大夫」，也未被封侯，但在《史记》、《汉书》中，却是与萧何、韩信、叔孙通、张苍等人并列于建立汉家制度的元勋。陸賈不純然是位儒者，而是位解決問題之人。陆贾不纯然是位儒者，而是位解决问题之人。而解決問題之前，首先需要對問題本身有所認知。而解决问题之前，首先需要对问题本身有所认知。因此，在他欲討論漢家天下需要些什麼之前，便先討論文明演進的問題。因此，在他欲讨论汉家天下需要些什么之前，便先讨论文明演进的问题。陸賈在《新語．陆贾在《新语．道基》篇中，提出一個簡單的歷史進化過程，將華夏文明發展分為四個時期：道基》篇中，提出一个简单的历史进化过程，将华夏文明发展分为四个时期：首先是「先聖」時期：首先是「先圣」时期：於是先聖乃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道，長幼之序。于是先圣乃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民始开悟，知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道，长幼之序。於是百官立，王道乃生。于是百官立，王道乃生。民人食肉飲血，衣皮毛；至於神農，以為行蟲走獸，難以養民，乃求可食之物，嘗百草之實，察酸苦之味，教人食五穀。民人食肉饮血，衣皮毛；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人食五谷。天下人民，野居穴處，未有室屋，則與禽獸同域。天下人民，野居穴处，未有室屋，则与禽兽同域。於是黃帝乃伐木搆材，築作宮室，上棟下宇，以避風雨。于是黄帝乃伐木构材，筑作宫室，上栋下宇，以避风雨。民知室居食穀，而未知功力。民知室居食谷，而未知功力。於是后稷乃列封疆，畫畔界，以分土地之所宜；闢土殖穀，以用養民；種桑麻，致絲枲，以蔽形體。于是后稷乃列封疆，画畔界，以分土地之所宜；辟土殖谷，以用养民；种桑麻，致丝枲，以蔽形体。當斯之時，四瀆未通，洪水為害；禹乃決江疏河，通之四瀆，致之於海，大小相引，高下相受，百川順流，各歸其所，然後人民得去高險，處平土。当斯之时，四渎未通，洪水为害；禹乃决江疏河，通之四渎，致之于海，大小相引，高下相受，百川顺流，各归其所，然后人民得去高险，处平土。川谷交錯，風化未通，九州絕隔，未有舟車之用，以濟深致遠；於是奚仲乃橈曲為輪，因直為轅，駕馬服牛，浮舟杖楫，以代人力。川谷交错，风化未通，九州绝隔，未有舟车之用，以济深致远；于是奚仲乃桡曲为轮，因直为辕，驾马服牛，浮舟杖楫，以代人力。鑠金鏤木，分苞燒殖，以備器械，於是民知輕重，好利惡難，避勞就逸；於是皋陶乃立獄制罪，縣賞設罰，異是非，明好惡，檢奸邪，消佚亂。铄金镂木，分苞烧殖，以备器械，于是民知轻重，好利恶难，避劳就逸；于是皋陶乃立狱制罪，县赏设罚，异是非，明好恶，检奸邪，消佚乱。在「先聖」時期，聖人從天文地理當中得到「人道」的體會，再從「人道」當中衍生出「王道」的概念。在「先圣」时期，圣人从天文地理当中得到「人道」的体会，再从「人道」当中衍生出「王道」的概念。而神農、黃帝、后稷、禹、奚仲等人則是針對人民的各種需求，創造了各式各樣的生活必需品與謀\生技能，並在物質條件的進步下，有了外在規範的需求，於是皋陶便建立了刑賞制度。而神农、黄帝、后稷、禹、奚仲等人则是针对人民的各种需求，创造了各式各样的生活必需品与谋生技能，并在物质条件的进步下，有了外在规范的需求，于是皋陶便建立了刑赏制度。換言之，這時聖人所提出的「人道」與「王道」，乃是一種自然而然人際關係，而各種工具、技能，以及隨之而來的刑賞制度，則是為了解決人民生活的需求而產生。换言之，这时圣人所提出的「人道」与「王道」，乃是一种自然而然人际关系，而各种工具、技能，以及随之而来的刑赏制度，则是为了解决人民生活的需求而产生。換言之，此時期的文明發展，乃著眼於「生活需求」上，讓人類可以生活得舒適一些、安定一些。换言之，此时期的文明发展，乃著眼于「生活需求」上，让人类可以生活得舒适一些、安定一些。而後，進入「中聖」時期：而后，进入「中圣」时期：民知畏法，而無禮義；於是中聖乃設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儀，明父子之禮，君臣之義，使強不凌弱，眾不暴寡，棄貪鄙之心，興清潔之行。民知畏法，而无礼义；于是中圣乃设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仪，明父子之礼，君臣之义，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弃贪鄙之心，兴清洁之行。在「中聖」階段，開始建立人民內在的品德，以內化方式將原屬外在的人倫關係與法律約束落實於自我操持中。在「中圣」阶段，开始建立人民内在的品德，以内化方式将原属外在的人伦关系与法律约束落实于自我操持中。這時乃是透過教育來強化既有人倫關係，並有以內在自我約束取代外在法律規範的意味。这时乃是透过教育来强化既有人伦关系，并有以内在自我约束取代外在法律规范的意味。這個時期，文明的發展仍是著眼於「生活需求」，但卻是與「先聖」期的需求有著明顯的不同。这个时期，文明的发展仍是著眼于「生活需求」，但却是与「先圣」期的需求有着明显的不同。「先聖」期的需求，乃是人與自然爭的階段，多數人所擁有財富、地位條件大致相同，所需所求皆向自然求。「先圣」期的需求，乃是人与自然争的阶段，多数人所拥有财富、地位条件大致相同，所需所求皆向自然求。而刑賞制度(法律)的存在，只需降低人與人之間可能的磨擦，便能促使社會的和諧與穩定。而刑赏制度(法律)的存在，只需降低人与人之间可能的磨擦，便能促使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至於「中聖」期，由於文明的發展、謀\生技術的演進，這時已進入人與人爭的局面，社會已開始有「強」與「弱」、「眾」與「寡」的階層分化。至于「中圣」期，由于文明的发展、谋生技术的演进，这时已进入人与人争的局面，社会已开始有「强」与「弱」、「众」与「寡」的阶层分化。當人們懂得恃強與恃眾去爭時，單靠外在的刑罰制度，必難有效遏止「強凌弱」、「眾暴寡」的可能局面，因而才必需將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關係內化於人的自我操持中，建立人格與品德。当人们懂得恃强与恃众去争时，单靠外在的刑罚制度，必难有效遏止「强凌弱」、「众暴寡」的可能局面，因而才必需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内化于人的自我操持中，建立人格与品德。至「後聖」階段，則又是另一種局面：至「后圣」阶段，则又是另一种局面：禮義不行，綱紀不立，後世衰廢。礼义不行，纲纪不立，后世衰废。於是後聖乃定五經，明六藝，承天統地，窮事察微，原情立本，以緒人倫，宗諸天地，纂脩篇章，垂諸來世，被諸鳥獸，以匡衰亂。于是后圣乃定五经，明六艺，承天统地，穷事察微，原情立本，以绪人伦，宗诸天地，纂修篇章，垂诸来世，被诸鸟兽，以匡衰乱。天人合策，原道悉備，智者達其心，百工窮其巧，乃調之以管弦絲竹之音，設鐘鼓歌舞之樂，以節奢侈，正風俗，通文雅。天人合策，原道悉备，智者达其心，百工穷其巧，乃调之以管弦丝竹之音，设钟鼓歌舞之乐，以节奢侈，正风俗，通文雅。從「先聖」至「中聖」，一直都是缺什麼補什麼，若就崇古賤今者而言，那幾乎已是一個完美社會的典範。从「先圣」至「中圣」，一直都是缺什么补什么，若就崇古贱今者而言，那几乎已是一个完美社会的典范。然而，既然完美了，為什麼還會有「後聖」？然而，既然完美了，为什么还会有「后圣」？陸賈沒有明說，但就其「後聖」階段的論述來看，顯然是「中聖」的努力失敗了，無法讓「禮義」、「綱紀」確切地實踐於人民的生活當中。陆贾没有明说，但就其「后圣」阶段的论述来看，显然是「中圣」的努力失败了，无法让「礼义」、「纲纪」确切地实践于人民的生活当中。至於失敗的原因，也許就是「中聖」無法「承天統地」、「原情立本」的關係。至于失败的原因，也许就是「中圣」无法「承天统地」、「原情立本」的关系。「承天統地」是對天道的理解，「原情立本」是對人道的認識，唯有對「天道」與「人道」有所掌握，才能達到「天人合策，原道悉備」的境界。「承天统地」是对天道的理解，「原情立本」是对人道的认识，唯有对「天道」与「人道」有所掌握，才能达到「天人合策，原道悉备」的境界。然而，陸賈終究不是個崇古論者，他並不認為「後聖」之後，一切便進入完美狀態，這是由於文明是無時無刻不在進步的，不論是誰當家作主，都有著需面對的時代問題：然而，陆贾终究不是个崇古论者，他并不认为「后圣」之后，一切便进入完美状态，这是由于文明是无时无刻不在进步的，不论是谁当家作主，都有着需面对的时代问题：後世淫邪，增之以鄭、衛之音，民棄本趨末，技巧橫出，用意各殊，則加雕文刻鏤，傅致膠漆丹青、玄黃琦瑋之色，以窮耳目之好，極工匠之巧。后世淫邪，增之以郑、卫之音，民弃本趋末，技巧横出，用意各殊，则加雕文刻镂，傅致胶漆丹青、玄黄琦玮之色，以穷耳目之好，极工匠之巧。夫驢騾駱駝，犀象玳瑁，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水藏，擇地而居，潔清明朗，潤澤而濡，磨而不磷，涅而不淄，天氣所生，神靈所治，幽閒清淨，與神浮沈，莫不效力為用，盡情為器。夫驴骡骆驼，犀象玳瑁，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水藏，择地而居，洁清明朗，润泽而濡，磨而不磷，涅而不淄，天气所生，神灵所治，幽闲清净，与神浮沉，莫不效力为用，尽情为器。故曰，聖人成之，所以能統物通變，治情性，顯仁義也。故曰，圣人成之，所以能统物通变，治情性，显仁义也。這個部份，陸賈談的是一個社會風氣的問題。这个部份，陆贾谈的是一个社会风气的问题。由於物質文明的進步，人類的生活愈來愈趨淫邪。由于物质文明的进步，人类的生活愈来愈趋淫邪。這種被老子說成「五色令人目盲」的負面狀態，卻未讓陸賈片面地否定物質文明，而是把所有可供玩樂的器物，都視為上天給予人類的美好之物。这种被老子说成「五色令人目盲」的负面状态，却未让陆贾片面地否定物质文明，而是把所有可供玩乐的器物，都视为上天给予人类的美好之物。這些外在物質雖有迷惑人心的能力，但只要能夠「統物通變」，役物而不役於物，自然就不會被這些器物所迷惑，進一步還可以「治情性，顯仁義」，發揮外在物質的正面功能。这些外在物质虽有迷惑人心的能力，但只要能够「统物通变」，役物而不役于物，自然就不会被这些器物所迷惑，进一步还可以「治情性，显仁义」，发挥外在物质的正面功能。有不少學者談及陸賈的文明史觀時，認為他把人類社會的文明發展判定為「先聖」、「中聖」、「後聖」三期。有不少学者谈及陆贾的文明史观时，认为他把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判定为「先圣」、「中圣」、「后圣」三期。這當然是正確的，不過，陸賈終究是個現實的「有口辯士」，而非學者、儒生。这当然是正确的，不过，陆贾终究是个现实的「有口辩士」，而非学者、儒生。他所做的分期，實是為了鋪陳接下來的「現在」，而非對古代文明發展有多大的興趣。他所做的分期，实是为了铺陈接下来的「现在」，而非对古代文明发展有多大的兴趣。而「統物通變」之說，正是為了突顯漢初之人(特別是劉邦)的努力空間，強調人類的自由意志。而「统物通变」之说，正是为了突显汉初之人(特别是刘邦)的努力空间，强调人类的自由意志。若不能於此處有所掌握，便容易陷於「法先王」與「法後王」的儒、法之爭。若不能于此处有所掌握，便容易陷于「法先王」与「法后王」的儒、法之争。或言陸賈為外儒內法之學者、戰國縱橫之餘緒；或言陸賈之言卑之無甚高論，純為草莽皇帝劉邦的啟蒙教科書。或言陆贾为外儒内法之学者、战国纵横之余绪；或言陆贾之言卑之无甚高论，纯为草莽皇帝刘邦的启蒙教科书。兩說均有所偏，難以體認陸賈之用心矣。两说均有所偏，难以体认陆贾之用心矣。附記：網路上的文章，本不該摘引如許多之原文。附记：网路上的文章，本不该摘引如许多之原文。只是陆贾《新语》并不属于常见国学经典，读过之人少之又少因而将〈道基〉一节关乎文明发展分期之说原文几近全引，以利讨论之进行。
0.43 万字 | 2019-04-07 13:56更新
《三字经》是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启蒙读物，20世纪80年代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性的启蒙教材，关于它的作者一直是个历史“公案”。 2002年人民日报曾刊登了一则报道，说在广东顺德举办的一次历史档案文献展上，展出了一件由清朝咸丰探花、顺德人李文田编辑的《三字经句释》，其封面上“区适子手著”5字表明了《三字经》出自顺德。而宁波学者认定，《三字经》的作者应是鄞州籍大学者王应麟。 《三字经》诞生于元初，直到明代才广为流传，王应麟的文集中虽未见载有《三字经》，但明清人多认定作者是王应麟。这次在洞桥头村发现的王应麟所撰的《碑记》尾部就有《三字经》句式，这无疑为《三字经》作者是王应麟提供了一个佐证。 其成功之处在于，虽然全书只有千余字，但结构严谨，文字简练，内容丰富，涵盖面广；而且此书三字一段，句句押韵，读来琅琅上口，便于少儿记诵。为了更好发挥《三字经》的作用，让小朋友们了解中国灿烂的古文明，作者对这一古老的典籍进行了全面的诠释，结合《三字经》的内容，增加了相应的典故和常识，并配以现代卡通插图和英文翻译，从而使古老的经典散发出现代的气息。知识性和趣味性完善的结合，给阅读带来一种全新的感觉，相信小朋友们在传统文化的沐浴中，一定会不断进步，成为新时代的弄潮儿！
0.42 万字 | 2019-04-07 14:03更新
《弟子规》这本书，影响之大，读诵之广，仅次于《三字经》。《弟子规》原名《训蒙文》，原作者李毓秀（公元1662年至1722年）是清朝康熙年间的秀才。以「论语」「学而篇」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为中心。分为五个部分，具体列述弟子在家、出外、待人、接物与学习上应该恪守的守则规范。后来清朝贾存仁修订改编《训蒙文》，并改名《弟子规》，是启蒙养正，教育子弟敦伦尽份防邪存诚，养成忠厚家风的最佳读物。 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废经废伦，治安败坏根由。贪瞋痴慢，人心堕落原因，欲致天下太平，须从根本着手。图挽犯罪狂澜，唯有明伦教孝。误根本为枝末，认枝末为根本。为求解决问题，反倒制造问题。君子唯有务本，本务邦国自宁。俗云：「教儿初孩，教妇初来」，儿童天性未染污前，善言易入；先入为主，及其长而不易变；故人之善心、信心，须在幼小时培养；凡为人父母者，在其子女幼小时，即当教以读诵经典，以培养其根本智慧及定力；更晓以因果报应之理，敦伦尽分之道；若幼小时不教，待其长大，则习性已成，无能为力矣！ 三字经说：「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教之道，贵以专。」，而非博与杂；故一部经典，宜读诵百至千遍，苏东坡云：「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现在教学，坏在博与杂，且不重因果道德及学生读经、定力之培养，至有今日之苦果。企盼贤明父母师长，深体斯旨；此乃中华文化之命脉所系，中华子孙能否长享太平之关键，有慧眼者，当见于此。
0.18 万字 | 2019-04-07 14:13更新
北宋张载，字子厚，世称横渠先生。张载提出“太虚即气”的理论，肯定“气”是充塞宇宙的实体，由于“气”的聚散变化，形成了各种的事物现象。张载一生著述颇丰，有《文集》、《易说》、《春秋说》、《经学理窟》等等，《正蒙》是张载经长期思考而撰成的著作，是他的哲学思想的…
3.59 万字 | 2019-04-07 14:13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