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诞生于明清之际，是一部具有启蒙性质的批判君主专制，呼唤民主政体的名著。 作者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省余姚县黄竹浦人，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公元１６１０年，卒于清康熙三十四年公元１６９５年。其父黄尊素为明末东林党名士，被宦官魏忠贤陷害致死。黄宗羲成年以后加人复社，坚持反宦官斗争，险遭杀害。清兵南下，他召募义兵成立“世忠营”，武装抗清。明亡后拒绝清廷征召，隐居著述。主要著作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和《明夷待访录等。 《明夷待访录》成书于康熙二年公元６６３年“明夷”是《周易》中的一卦，其爻辞有日：“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人攸往，主人有言。”所谓“明夷”指有智慧的人处在患难地位。“待访”，等待后代明君来采访采纳。该书有《原君》、《原臣》等论文２１篇。《原君》批判现实社会之为君者“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实乃“为天下之大害”。《原臣》指出，臣之责任，乃“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原法》批评封建国家之法，乃“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学校》主张扩大学校的社会功能，使之有议政参政的作用，说：“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属是非于学校”，“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黄宗羲所设想的未来学校，相似于近代社会舆论中心和议会的机构。黄宗羲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君和臣的设置，但主张君主开明立宪制，加强平等因素，扩大社会对执政者的监督权力，有近代民主政治的思想。这种思想并非受西方文明的影响，而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展出来的，因而更加可贵。这部书受到清朝统治者的查禁，直至清末才重见天日，受到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的重视和赞许。 《明夷待访录》现存钞本、刻印本２０余种。１９８５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黄宗羲全集》第一册，内收《明夷待访录》，并加以点校，颇便于阅读。单行本有北京古籍出版社１９５５年铅印标点本和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重印标点本。重点读《原屈》、《学校》。
2.34 万字 | 2019-04-07 14:14更新
本书将《墨子》中论述城守的文章编辑起来并逐篇注释。所收11篇详述了拒守方法以及军徽、令旗、兵士训练、挖穴守城等，甚至连坚壁清野、疏散人口、戒严、分口粮、安置和抚恤伤死。
8.71 万字 | 2019-04-07 21:15更新
王弼、韩康伯、孔颖达 | 十三经注疏 | 已完结
魏王弼、晉韓康伯註，唐孔穎達疏。《易》本蔔筮之書，故末派浸流於讖緯。王弼乘其極敝而攻之，遂能排棄漢儒，自標新學。然《隋書·經籍誌》載晉揚州刺史顧夷等有《周易難王輔嗣義》一卷，《冊府元龜》又載顧悅之（按悅之即顧夷之字）《難王弼易義》四十餘條，京口閔康之又申王難顧，是在當日已有異同。王儉、顏延年以後，此揚彼抑，互詰不休。至穎達等奉詔作疏，始專崇王註而眾說皆廢，故《隋誌》「易類」稱：「鄭學浸微，今殆絕矣。」蓋長孫無忌等作《誌》之時，在《正義》既行之後也。今觀其書如，《復·彖》「七日來復」，王偶用六日七分之說，則推明鄭義之善。《乾》九二「利見大人」，王不用「利見九五」之說，則駁詰鄭義之非。於「見龍在田，時舍也」，則曰「《經》但雲『時舍』，《註》曰『必以時之通舍』者，則輔嗣以通解舍，舍是通義也」，而不疏舍之何以訓通。於「天元而地黃」，則曰「恐莊氏之言，非王本意，今所不取」，而不言莊說之何以未允。如斯之類，皆顯然偏袒。至《說卦傳》之分陰分陽，韓註「二四為陰，三五為陽」，則曰「輔嗣以為初上無陰陽定位」，此註用王之說。「帝出乎震」，韓氏無註，則曰「《益卦》六二『王用亨於帝，吉』，輔嗣註雲：『帝者生物之主，興益之宗，出震而齊巽者也』，則輔嗣之意以此帝為天帝也」。是雖弼所未註者，亦委曲旁引以就之。然疏家之體，主於詮解註文，不欲有所出入。故皇侃《禮疏》或乖鄭義，頴達至斥為「狐不首丘，葉不歸根」，其墨守專門，固通例然也。至於詮釋文句，多用空言，不能如諸經《正義》根據典籍，源委粲然，則由王註掃棄舊文，無古義之可引，亦非考證之疏矣。此書初名《義贊》，後詔改《正義》然卷端又題曰《兼義》，未喻其故。《序》稱十四卷，《唐誌》作十八卷，《書錄解題》作十三卷。此本十卷，乃與王韓註本同，殆後人從註本合並歟？ 作者：（魏）王弼，（晋）韩康伯 注；（唐）孔颖达 疏
6.77 万字 | 2019-04-05 13:56更新
刘餗隋唐嘉话，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都没有着录。南宋陈振孙直齐书录解题在小说家类里着录了隋唐嘉话一卷，刘餗撰。宋史艺文志也有隋唐嘉话一卷，列在刘餗的传记和小说之间。现存的顾氏文房小说本，据宋版重雕，书中贞字、构字等选缺笔，分上中下三卷。又有稽古堂丛刻本，与顾氏本基本相同，似出一源。还在历代小史本和唐人说荟等本，不分卷，条目较少。
1.66 万字 | 2019-04-06 20:39更新
本书为东汉时期陆续产生的记述汉代官制礼仪的6部著作的汇编，即《汉官》、《汉官解诂》、《汉旧仪》、《汉官仪》、《汉官典职仪式选用》、《汉仪》。
1.56 万字 | 2019-04-06 13:14更新
《增广资文》又名《昔时贤文》、《古今贤文》。书名最早见之于明代万历年间的戏曲《牡丹亭》，据此可推知此书最迟写成于万历年间。后来，经过明、清两代文人的不断增补，才改成现在这个模样，称《增广昔时贤文》，通称《增广贤文》。作者一直未见任何书载，只知道清代同治年间儒生周希陶曾进行过重订，很可能是民间创作的结晶。 《增广贤文》以有韵的谚语和文献佳句选编而成，其内容十分广泛，从礼仪道德。典章制度到风物典故、天文地理，几乎无所不含，但中心是讲人生哲学、处世之道。其中一些谚语、俗语反映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勤劳朴实、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如“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寅”，“一饭一粥，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等；许多关于社会、人生方面的内容，经过人世沧桑的千锤百炼，成为警世喻人的格言，如“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乐不可极，乐极生悲’等；一些谚语、俗语总结了千百年来人们同自然斗争的经验，成为简明生动哲理式的科学知识，如“近水知鱼性，近山知鸟音”，“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早逢春”等。
0.78 万字 | 2019-04-07 14:00更新
《黄帝阴符经》又称《阴符经》。旧题黄帝撰。学者都认为是后人伪托，有人说是战国时的苏秦，有人说是北魏的寇谦之，也有人说是唐朝的李荃；成书年代也莫衷一是，暂时都无法取得比较统一的意见。 《阴符经》的名称，根据唐朝李荃的理解，“阴者暗也，符者合也。天机暗合于行事之机，故称阴符。” 它和中国古代许多哲学性的著作一样（例如《道德经》、《易经》），各家对经书内容的理解各不一致，有人认为是兵书；有人认为是道家著作；有人认为是道教炼养之书；有人认为是儒家著作。
0.06 万字 | 2019-04-07 18:06更新
《外篇》的基本内容 《外篇》言人事，以儒家为宗，反映了葛洪先儒后道的思想发展轨迹。 《弭讼》等9篇论述时政得失，讥刺世俗，言治民之法。 《臣节》等7篇评人事臧否，主张藏器待时，克己思君。 《君道》等14篇谏君主任贤举能，爱民节欲，独掌权柄。 《勖学》、《崇教》两篇论超俗出世。 《交际》等5篇论修身。 《钧世》等7篇论文言著书之贵。(诘鲍)篇主张有君。 《博喻》、《广譬》两篇皆替喻，重复诸篇思想。 《自叙》一篇殿后，乃自传体，亦为全书之序。 《外篇》论时政得失，托古刺今，讥评世俗，述治民之道，主张任贤举能，爱民节欲。《四库提要》谓其"辞旨辨博，饶有名理。".鲁迅赞其"论及晋末社会状态"。 《外篇》还阐述了进步的文学观，强调要注重思想内容和社会作用，主张立言必须有助于教化，同时提倡文章与德行并重。认为文学是发展的，今胜于古，既要反对唯古是尊，又要反对厚今薄古。强调文学批评要注意作者的风格、个性，要广录博收，反对偏嗜和浅尝。============================================================================== 晋葛洪撰。洪有《肘後备急方》，已著录。是书乃其乞为句漏令後，退居罗浮山时所作。抱朴子者，洪所自号，因以名书也。自序谓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隋志》载内篇二十一卷，音一卷，入道家；外篇三十卷，入杂家。外篇下注曰梁有，五十一卷。《旧唐志》亦载内篇二十卷，入道家；外篇五十一卷，入杂家。卷数巳小不同。《新唐志。道家》载内篇十卷，杂家载外篇二十卷。乃多寡迥殊。《宋志》则均入杂家，内篇作二十卷，与《旧唐书》同；外篇作五十卷，较《旧唐书》又少一卷。晁公武《读书志》作内篇二十卷，外篇十卷，内外篇之卷数与《新唐书》互异。陈振孙《书录解题》但载内篇二十卷，而云《馆阁书目》有外篇五十卷，未见。其纷纭错互，有若乱丝。此本为明乌程卢舜治以宋本及王府道藏二本参校，视他本较为完整。所列篇数，与洪自序卷数相符。知洪当时盖以一篇为一卷。以《永乐大典》所载互样，尚多丹砂法以下八篇，知为足本矣。其书内篇论神仙吐纳、符箓克治之术，纯为道家之言；外篇则论时政得失，人事臧否，词旨辨博，饶有名理。而究其大旨，亦以黄、老为宗。故今并入之道家，不复区分焉。
11.35 万字 | 2019-04-07 18:48更新
沈芝盈（点校）前言 黄宗羲字太沖，号梨洲，公元一六一○年（明万历三十八年）生，浙江余姚人。他的父亲黄尊素是东林名士，天启年间，因弹劾宦官魏忠贤而被杀害。崇祯初，宦官集团暂时失势，其中作恶多端的人将受到制裁。黄宗羲当时十九岁，得到这个消息后，毅然进京，为父讼冤，并且在对簿公堂时，手锥陷害他父亲的仇人。清军南下，黄宗羲回到浙江，召募义兵，组织抗清武装斗争。但不久兵败，被悬赏缉捕，只得隐伏山林。直到清政权基本稳定，放松了对沿海知名抗清人士的禁令后，才回到家乡，着书讲学。康熙十七年，清政府诏徵博学鸿儒，未几，又开设明史馆，以此网罗知识分子，黄宗羲屡次被推荐，都以老病辞。公元一六九五年（清康熙三十四年）卒，年八十五。 黄宗羲学识渊博，对天文、律历、象数、史地都有研究。他的《明儒学案》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学术思想史专着。虽然，《礼记》中的《学记》、《儒行》、《檀弓》，《史记》中的《儒林传》、《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汉书儒林传》，《宋史道学传》，都可以算作学术思想史的嚆矢，其后还有宋朱熹《伊洛渊源录》，明周汝登《圣学宗传》、孙奇逢《理学宗传》，已经有了学术思想史的雏型，但是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收集资料比较全面，阐述各家学术观点比较客观，分类系统性比较强，编纂的方法也有独到之处，即使比较晚出的唐鑑《清学案小识》、尹会一《北学编》，也都不能与之相媲美。 黄宗羲在《自序》中表明：“羲为《明儒学案》，上下诸先生，深浅各得，醇疵互见，要皆功力所至，竭其心之万殊者，而后成家，未尝以懵懂精神冒人糟粕。”并且指出周汝登和孙奇逢的不足，认为他们不是“见闻狭陋”，就是“不得要领”，且“扰金银铜铁为一器”。（见《凡例》）因此，他自己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着重梳理各家学术观点，“为之分源别派，使其宗旨历然”。（《自序》）在体例上则以“有所授受者分为各案，其特起者，后之学者，不甚着者，总列诸儒之案”。（《凡例》）各学案又都冠以叙论，作简括的介绍说明，随后分列本案各学者，并依次叙述他们的传略。在各叙传中，除了介绍生平，还扼要介绍主要学术观点，并加以评析。同时节录各学者的重要着作或语录，列於叙传之后，提供了解各家学术见解的具体资料。他的资料取自原书，而且经过精选，用黄宗羲自己的话说：“皆从全集纂要钩玄，未尝袭前人之旧本也。”（《凡例》） 黄宗羲还明确提出“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着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凡例》）这是说，他认为人云亦云的人无足轻重，但是有水平、有独到见解的，所谓“功力所至，竭其心之万殊者”，哪怕“一偏之见”，“相反之论”，也要加以重视。综观全书，他基本上贯彻了这个原则，因而书中也能比较客观地反映各家学术观点。莫晋在重刻《序》中说，黄宗羲做到了“是非互见，得失两存”，这是对《明儒学案》的最高评价。 当然，黄宗羲有他的阶级局限性和学术倾向性。《明儒学案》所收着名学者及他们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渊源，无论内容和分量，都以王守仁为中心，反映王学的除《姚江学案》外，还有《浙中王门学案》、《江右王门学案》、《南中王门学案》、《楚中王门学案》、《北方王门学案》、《粤闽王门学案》，属王学而稍有变化的有《止修学案》、《泰州学案》等，佔学案总数的一半以上。而颜钧、何心隐等抨击封建礼教的思想家，却只在《泰州学案》的叙论中提及。莫《序》中所说的“是非互见，得失两存”，也是围绕看“宗姚江与闢姚江者”而言，所以莫晋又说：“要其微意，实以大宗属姚江。”从《明儒学案》的布局，可以看出一个时代的学术思想潮流，但也不排除黄宗羲本人的学术倾向以及他思想上和王守仁学派的渊源关系。 《明史儒林传序》中说“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陈献章“孤行独诣，其传不远”，而王守仁“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天下，流传逾百年”。那么，王学为什么会取代朱学而兴起呢？首先是朱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和暴露出种种问题。朱学在南宋以后，是封建社会的官方哲学，因此大多数知识分子只是以朱学为通过科举考试而跻身官场的敲门砖，实际行动却与之相违背，形成一批谋取个人名利的假道学、伪君子，他们之中有的甚至苟且钻营，无所不为，为正直的人们所不齿。至於恪守朱熹理学的道德修养传统，着书立说，讲学授徒的读书人，为数也不少，但他们往往迂阔无能，没有实际办事能力。所以理学逐渐成为僵死的教条。 而王学的特点之一，是反对绝对权威，强调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王守仁认为，正确和错误的标准是个人良知，不是孔子或朱熹的言论，所以他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虽其言出於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虽其言出於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言出於孔子者乎？”（《答罗整菴书》）换句话说，封建道德的准则就在自己心中，凭自己心中本来就具有的道德准则，自然就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不必那么拘泥成说。他甚至说：“学，天下之公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同上）这种反对绝对权威的言论，立论的目的虽然是为树立自己的权威，但在当时受朱熹哲学的繁琐教条所禁锢的思想界，不能不耳目一新，而在客观上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王学之所以在明代能发展成为声势较大的学派，成为政治上比较进步的思想家（如李贽等）用来批判封建礼教的某种思想资源，与上述观点有一定合理因素也是分不开的。虽然，这是一种唯心论批判另一种唯心论，但在它的斗争、发展、消亡的过程中，却同时蕴育并推动着新的思潮。从这个角度上讲，黄宗羲以“大宗属姚江”，即以王守仁为明代学术的中心人物，不是毫无道理，而是客观地反映了明代学术思想潮流的。 关於《明儒学案》的刊刻和流传，据黄宗羲七世孙黄炳垕所编的《黄梨洲先生年谱》称，清康熙十五年（一六七六年）《明儒学案》编成，共六十二卷。除钞入《四库全书》外，安阳许氏（酉山）、甬上万氏（贞一）各刻过数卷，却因故半途而辍。故城贾氏刻本却又杂以臆见。只有慈水郑氏（义门）续完万氏未竟之刻，是为善本。其后，又有莫宝斋侍郎晋重梓贾本，对贾刻有所校正，但仍杂有贾氏搀入者。 另据《明儒学案》黄千秋《跋》记载，初刻者是万贞一，刻於康熙三十年（一六九一年），可惜只刻了原本的三分之一。稿本为勾章郑义门性所得，一度为广东巡抚杨文乾之子借去再刻而未成。郑性於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年）开始续刻万氏未竟部分，至乾隆四年（一七三九年）刻完，历时四年。由於郑性服膺黄宗羲，特筑二老阁，祭祀他先人溱和宗羲，所以是刻称为二老阁本。冯全垓於光绪八年（一八八二年）以二老阁版重印。 万氏之后，郑氏之前，故城贾润看到《明儒学案》钞本，赞赏书中叙述明代数百年学术思想，认为不可听之埋没。但他虽决心刻印而未及开工即去世，他的儿子贾朴继承遗志，从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年）至四十六年（一七○七年）刻完，历时十四年。其间曾请黄宗羲撰写序言，宗羲因病，口授儿子百家代书，病愈后又亲自修改，这二篇略有出入的序言，都收在贾刻中。是刻以贾润齌名紫筠，亦称紫筠斋本。贾氏根据自己的意见，改动次序，以首康斋为首敬斋，并将“王门学案”改为“相传学案”，郑性说他“杂以臆见，失黄子着书本意”。贾润之孙贾念祖於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年）以紫筠斋版重印。《四库全书》所收，系山东巡抚採进本，也为紫筠斋版。 会稽莫晋刻本是用紫筠斋钞本，据万刻订正次序，即恢复首康斋和“王门学案”，并校亥豕之讹，清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年）刻完，当时也称善本。一九三六年《四部备要》即据莫刻本排印，并参校二老阁本。 其他还有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年）杭州群学社石印《黄梨洲遗书》。收二老阁版《师说》、《叙论》、《叙传》共八卷，各家原着不录。同年，涵芬楼还排印新会梁启超节录本。 这次整理，以二老阁版一八八二年冯全垓印本为底本，校以紫筠斋版一七三五年印本，及一九三六年《四部备要》据莫刻排印本。紫筠斋及莫晋刻本有杨应诏（《河东学案》）、许半圭、王司舆（《姚江学案》）。胡瀚（《浙中王门学案》）、薛甲（《南中王门学案》）、王道（《甘泉学案》）等《叙传》，为二老阁版所无，虽然有可能为贾氏所增，但有参攷价值，故一一据以补入。至於节录各家着述，在选材和次序方面，紫筠斋版和莫晋刻本与底本均有出入，底本校富，故以底本为准，不再移乙删补。 沈芝盈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八日
95.67 万字 | 2019-04-06 22:39更新
《开元释教录》，略称《开元录》，二十卷，唐代释智昇撰。智昇生平事迹不甚详明。他精通律学，擅长文史。曾于唐玄宗开元中，住长安西崇福寺。开元十八年（730）撰成了《开元释教录》，此外还撰有《开元释教录略出》四卷（即前录中《有译有本录》的简目），《续大唐内典录》一卷，《续古今译经图纪》一卷，《续集古今佛道论衡》一卷，《集诸经礼忏仪》二卷。 本录内容分两大部分，一为总录，即总括群经录。二为别录，即分别乘藏录。 一、总录。以译人为主，分十九个朝代出译的经籍记录。第一卷后汉、魏两录，第二卷吴、西晋两录，第三卷东晋、苻秦两录，第四卷姚秦、西秦、前凉、北凉四录，第五卷刘宋录，第六卷齐、梁、元魏、高齐四录，第七卷北周、陈、隋三录，第八、九两卷唐录。每录都先记朝代、都城、帝系、年号、译家（兼及作家）人数，所译（兼及所撰集）的典籍部数卷数，并注明存缺。然后再按译人（及撰人）详细记载所译（和所撰集）的典籍、名题、卷数、译时、译地、笔受润文者、单重译等，及各人小传，一十九代一共有一百七十六人。还列有失译的经，附在每一朝代录之末。 总录末卷即第十卷，载历代佛经目录，分二类：一为古目录，从《古经录》至《众经都录》共廿五家，依长房、《内典》两录仅列各古录名目。二为新目录，从《众经别录》至《大唐内典录》共十六家，详述内容，重要的还略加批评，指出它的缺点。 二、别录。以经典为主，分七类：（一）《有译有本录》（附失译有本），从卷第十一至十三，共三卷。其中包括三录：第一是《菩萨三藏录》，这就是菩萨契经藏（即大乘经藏）、菩萨调伏藏（即大乘律藏）和菩萨对法藏（即大乘论藏）。第二是《声闻三藏录》，这就是声闻契经藏（即小乘经藏）、声闻调伏藏（即小乘律藏）和声闻对法藏（即小乘论藏）。第三是《圣贤传记录》，内包含有赞佛、明法、僧行、护法、外宗五类的撰集，而以梵本翻译的放在前面，中国撰述的放在后面。三大类共计一千一百二十四部，五千零四十八卷。 （二）《有译无本录》（附失译缺本），卷第十四、十五共二卷。这就是大小乘三藏经典及圣贤集传名存本阙的目录，此录的分类法也和前一录相同。合计一千一百四十八部，一千九百八十卷。 （三）《支派别行录》，卷十六，一卷。这是从大部中抄出一向单独流行的大小乘三藏经典及圣贤集传的目录。合计六百八十二部，八百一十二卷。 （四）《删略繁重录》，卷第十七上半卷。这是各经录里同本异名或广中略出误为别种，而实际应该删去的各书目录。共一百四十七部，四百零八卷。分为四类：第一是《新括出别生经》，即从大部译典中抄出而旧录误为独立翻译的。第二是《新括出名异文同经》，即异名同本的经典而旧录误为是别本的。第三是《新括出重上录经》，同一本经而旧录数处重出的，如真谛译《摄论释》十二卷与《摄论》十五卷内容相同而分卷不同，旧录即误为别本等。第四是《新括出合入大部经》，合部和零本重出的，如《合部金光明经》是揉凉、陈、隋三种译本而成的。合部本既已入藏，前三种译本即是重出本。 （五）《补阙拾遗录》，卷第十七下半卷。凡旧录（主要是《大周录》）阙载或新译未及入藏的，今都另为目录（这些书并都编入现定入藏录）。共三百零六部，一千一百一十一卷，按照旧译大乘经律论，小乘经律及贤圣集传；新译大乘经律论，小乘经律及贤圣集传；戒律羯磨；此方撰集传记的次第分别编录。 （六）《疑惑再详录》，卷第十八上半卷。记载真伪可疑尚待考定的经典，共十四部，十九卷。其中如《毗罗三昧经》等八部九卷，旧录本编在伪妄，《大周录》附入正经，今以为有再研究的必要。此外，还有《法社经》等六部十卷皆内容可疑，均须再详。 （七）《伪妄乱真录》，卷第十八下半卷。记录后人随意编造伪撰的经典，共三百九十二部，一千零五十五卷，分为十三类：第一，《开元释教录》新编的伪经，这一类以前诸录均未记载，是智昇新加搜集的。第二，苻秦释《道安录》中的伪经。第三，梁释《僧祐录》中的伪经。第四，萧齐释道备伪撰经。第五，萧齐僧法尼诵出经。第六，元魏孙敬德的梦授经。第七，梁沙门妙光的伪造经。第八，隋《开皇众经录》中的伪经。第九，隋《仁寿众经录》中的伪经。第十，《大唐内典录》中的伪经。第十一，《大周刊定录》中的伪经。第十二，隋沙门信行的《三阶集录》。第十三，各种名滥真经或杂揉异义的伪抄经。 卷十九为大乘经律论入藏录，卷二十为小乘经律论及贤圣集传入藏录，以上入藏的总计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这和《有译有本录》内容相同，但计部数有异），四百八十帙。 总别二录的内容，大略如上。总录完全依照僧祐的《出三藏记集》、费长房《历代三宝纪》的历代录，以及道宣《大唐内典录》的《历代众经传译所从录》，第十卷仿照《内典录》的《历代所出众经录目》而作，并无创例。惟别录中分类最详，创例颇多，为本书的精彩部分。 本录撰述的宗旨，据作者在总序中说，是因为佛法东传以来年代已相当长远（从后汉明帝永平十年到唐玄宗开元十八年，凡六百六十四年），翻译的经典，“屡经散灭，卷轴参差”，更有一些人渗入妄伪，弄得混杂难以考究。从前虽有不少学者，用心整理写成经录，当时所存凡六七家，但还没有穷极根源，因而颇多遗漏。本录就是为了要考校这些异同，指出它们的得失，而使佛典叙次有条不紊。
45.76 万字 | 2019-04-07 14:29更新
《华阳国志》是中国现存最早而又基本完整的一部地方志书，是由[东晋]著名史学家。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开创者常璩编纂的。 《华阳国志》成书于公元355年之前，记载了中国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及甘肃、陕西、湖北部分地区之远古典籍、神话、传说、沿革、地理、风土及人物史事。其时间则从上古直到[东晋]初年，即所谓“肇自开辟，终乎永和三年（公元347年）”。全书共十余万字，分为《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公孙述、刘二牧志》、《刘先主志》、《刘后主志》、《大同志》、《李特、雄、期、寿、势志》、《先贤士女总赞》、《后贤志》、《序志并士女目录》等十二卷。第一至四卷以各区地理为主，相当于纪传体史书中的地理部份；五至九卷则按年代顺序叙述了西南地区的公孙述、刘焉父子、蜀汉、成汉四个割据政权以及西晋时期的历史，相当于纪传体史书中的本纪部份，但更详；十至十二卷则记载了历代的名人，相当于纪传体史书中的列传部份，但较略。常璩首创历史、地理、人物综合编定方志的体例，一扫方志“述而不作”、“史地人分家”等弊端，对以后历代地方志的编修，影响极为深远。 常璩本人生长在四川，为官在四川，见闻广博，资料熟悉，认真吸收了前人成果，所以他编的《华阳国志》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加之编纂得法，内容充实，议论诚笃，结构严谨，历来被人们所推崇。宋代吕大防谓“蜀记之可观，未有过于此者”；清代廖寅则谓“后有修滇、蜀方志者，据以为典”。历代多数史学家都认定为地方史志之佳作。直到今天，《华阳国志》仍是我们了解中国西南地区古代历史的最重要的典籍。
1.57 万字 | 2019-04-06 22:47更新
《翠微先生北征录》又称《华岳翠微先生北征录》、《翠微北征录》，宋代兵书。但是《宋史·艺文志》、省府县忐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都未著录，直到清代黄虞稷等编《宋史·艺文志补》、《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始见著录。清嘉庆五年庚申（1800年）校勘学家顾广圻在为本书写的跋文中说：此书“世鲜传者，得观于读未见书斋楮墨间，古香喷溢，三数百年物也。令人于肃然起敬中仍爱玩不忍释手。”说明本书被淹没三、四百年。此书遭此厄运大概与作者的身世有关。 该书由南宋人华岳撰。华岳，字子西，号翠微，贵池（今安徽省贵池县）人。为武学生，轻财好侠，开禧元年（1205年）上书谏止韩侂胄的北伐政策，触怒韩侂胄，被贬官下狱，放逐到建安（今福建建瓯）。韩侂胄攻金兵败求和，被宋朝廷诛杀。华岳得以被释放，登嘉定武科第一名，为殿前司官，仍郁郁不得志，又预谋去丞相史弥远，事被发觉，下临安（今杭州）牢狱，被杖死狱中。著有《翠微南征录》，为诗文集。《翠微先生北证录》为华岳被放逐期间写的富国强兵和御敌之策。它有两部分组成，一为开禧三年（1207年）上奏皇帝的“平戎十策”，前有一篇“再上皇帝书”；二为嘉定元年（1208年）上奏皇帝的“治安药石”，前有一篇奏章。 《翠微先生北证录》今存本十二卷。华岳《治安药石序》称“四总四十有一篇，分四卷。”卢氏《抱经堂志补》别集类著录为十一卷。顾广圻认为是“俗本误并其一卷。”（顾广圻跋）刘世珩认为“卢云十一卷者，专指《治安药石》言；顾云十二卷者，连《平戎十策》言。”（刘世珩光绪二十五年跋）清黄虞稷等《宋史·艺文志补·兵家类》又著录为三卷。据华岳自称《治安药石》分为四卷推知，后世分卷皆非原分次第，原分全书应为五卷。今从存世本著录为十二卷。 《平戎十策》一卷，是华岳针对南宋存在的“十弊”而提出的十条去弊兴利、富国强兵的计策。“十弊”是：一则取士而不得其实，二则招军而不尽其材，三则御骑者未得其具，四则陷骑者未有其策，五则得其地而反失其心，六则守其地而复无其备，七则恩威之不明，八则利害之不密，九则急务在财计而财计未丰，十则边计在马政而马政未备。“十策”针对这“十弊”和敌国的短长，详细论述了用人选将、人心士气、物资储备、作战方法、军马征调等军事上的重大问题。《治安药石》，是取治安不可无兵，犹膏梁不可无药石之意。作者紧密结合当世利害，对和议政策、边防要务、破敌之方、将帅修养和谋略、武器装备、敌情侦察、兵员招募、粮饷运输等进行了较详细的阐述。全书卷目如下： ●卷一 平戎十策：取士、招军、御骑、陷骑、得地、守地、恩威、利害、财计、马政。 ●卷二 治安药石序。 ●卷三 治安药石·治国大计：和议。 ●卷四 治安药石·边防要务：山水寨、屯要、捷径。 ●卷五 治安药石·破敌长技：陷骑。 ●卷六 治安药石·将帅小数：搜伏、反泄、暗认、潜易、急据、分渡、自认、就顺。 ●卷七 治安药石·器用小节：甲制、人甲制、马甲制、马军甲制、驽手甲制、弓制。 ●卷八 治安药石·器用小节：驽制、弓箭制、驽箭制、鞍制、靴制、马枪制、义枪制。 ●卷九 治安药石·采探之法：采探、侯望、聚探、关递、密辨。 ●卷十 治安药石·戒饬将帅之道：将帅轻死、将帅好战、将财相用、豪杰为问。 ●卷十一治安药石·守边待敌之策：禁涉、观衅。 ●卷十二治安药石·足兵便民之策：劝募、省运、广土、实边。 《翠微先生北证录》为抵御外侮而作，所言皆当时军事上的实际问题，比较充分地反映了作者的军事思想。他崇尚黄老道家好生恶杀之说，《司马法》“杀人安人，以战止战”之论，认为“兵本于不杀，武在于止戈。”（卷二《治安药石序》）规劝皇帝不要轻意兴兵，“臣愚欲望陛下详黄老氏好生恶杀之意，明《司马法》安人止战之方，兵不得轻举，谋不得妄发。”（卷二《治安药石序》）对于金朝是用兵还是和议，是摆在南宋文臣武将面前的一个非常现实，而且也是争论最为激烈的一个问题。从本书中可以看出，华岳的主张既不同于逞忿恃兵的主战派，也不同于放弃武力的乞和派。他认为用武力征伐不能放弃用和议这一斗争手段；而和议又要靠强大的武力作后盾，“兵争之失在于士大夫逞忿恃兵而讳言和议；和议之失在于士大夫惩已往之咎，而耻言用兵。”（卷一《平戎十策》）他不反对用兵，“四夷不庭征之可也。”（卷一《平戎十策》）但是反对内政不修，国力不足时，去与强大的敌国硬拼。所以，他认为当时南宋王朝没有金朝强大，提出以“和议”为缓兵之计，积蓄实力，等待时机，恢复中原。他特别指出：“今日之和非真怯也，今吾仁以待他日可乘之机耳；非真畏也，养吾智以俟异时可投之隙耳。”（卷一《平戎十策》）他特别重视贤才在治国御军中的作用，认为“英雄豪杰之去留，为社稷帮家之休戚。”（卷一《平戎十策》），他还公开指出，南宋兵败国弱的原因就是皇帝未得到真正的贤才，并对皇帝说：“十者之弊非有英雄豪杰之士为陛下洗而新之，则他日败亡之患盖有不可胜言矣。”（卷一《平戎十策》）针对南宋朝廷不能用贤的实际情况，提出广开贤路，提倡贤才自荐；重赏有功之人，“聚天下之材者在乎财；散天下之材者在乎财。”（卷十《将财相用》）；因材制用，“夫有技则生一材，有一材则济一用，因技以求材，因材以制用。”（卷一《平戎十策》）他特别重视人心民意，指出：“故善用兵者，必先守其心，而不失其所恃焉，斯为善守之策矣。”（卷一《平戎十策》）他认为，失掉民心，违背民意，就会激起怨恨，四面树敌。因此，他反对扰民，“夫用兵之策莫大于足兵，足兵之策莫患于扰民，扰民则心失，心失则怨起，怨起则衅生，衅生则吾舟中之人皆敌国矣。”（卷十二《省运》）为既省民力，又保证军饷，提出“兴屯田以省支费，浚水道以便转输。”（卷十二《省运》）对于将帅的要求，他既提倡轻死贱生，又反对恃勇好战。认为古有“贵死贱生”、“好死恶生”、“奋死则生，幸生则死”之说，但都是对士卒讲的。所以他提出将帅也要与士卒一样，具有视死如归的精神。同时，他又要求将帅不可一味斗勇角力，还要会斗智赛谋，懂得“不战之妙”。所以他认为“学战易，学不战难。”（卷十《将帅好战》）在作战指导方面，重视敌情侦察。他认为，“庙堂恶闻边备，将帅不买间谍”，“贼将之姓名，贼技之能否，贼势之进退，贼情之勇怯，盖殆若异世之事耳。”（卷九《采探》）这是用兵失败的重要原因。只有召募间谍，设置烽堠、递铺等侦察通信设施，及时获取情报，才能使“屯边之兵无事得以休息，有事不至窘束。”（卷九《采探》）他针对金朝善用骑兵的特点，提出了以车御骑，以驽陷骑的作战方法，具体论述了各种地形条件下的制骑战术。 《翠微先生北证录》真实地反映了南宋军事斗争的实际和军事思想的特点，弥补了《宋史·艺文志》及省府县志缺憾，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军事学术价值。
5.75 万字 | 2019-04-07 21:15更新
三国杂事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宋唐庚撰。庚字子西，眉州丹棱人。绍圣中登进士第，调利州治狱掾，迁阆中令，人为宗学博士。张商英荐，除提举京畿常平。後坐为商英赋内前行，谪居惠州。大观五年赦归，道卒。事迹具《宋史·文苑传》。是书杂论三国之事，凡三十六条，并自序一篇，後人皆编入庚文集。考《宋志》载庚集二十二卷，与今本同，似此书原在集内。然晁氏、陈氏《书目》皆载庚集十卷，知今本析其一卷为两卷，又益以此书二卷为二十二卷，实非原本。故《永乐大典》载此书，亦别为一编，不著文集之目。今仍别为二卷，以还其旧。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庚之文长於议论，今观其论诸葛亮宽待法正，及不逾年改元事。论荀彧争曹操九锡事，皆故与前人相反。至亮之和吴，本为权计，而以为王道之正。亮拔西县千馀家，本以招安，而以为扰累无辜，皆不中理。又谓商无建丑之说，谓张掖石图即河洛之文，而惜无伏羲、神农以识之，尤为纰缪。然其他议论可采者颇多。醇驳并存，瑕瑜不掩，固亦尚论者之所节取耳。出《四库总目提要》 唐庚，庚字子西，眉州丹棱人。绍圣中登进士第，调利州治狱掾，迁阆中令，人为宗学博士。张商英荐，除提举京畿常平。後坐为商英赋内前行，谪居惠州。大观五年赦归，道卒。事迹具《宋史·文苑传》。
0.94 万字 | 2019-04-06 20:45更新
《宋高僧传》，或作《大宋高僧传》，三十卷，宋代释赞宁等撰。 赞宁俗姓高，吴兴郡德清县（今浙江省德清县）人。后梁贞明五年（919）生，后唐天成间（926～929）在杭州祥符寺出家，清泰初年（934）入天台山受具足戒。通南山律，有“律虎”之称。任两浙僧统，吴越国王授以“明义宗文大师”的称号。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吴越降宋，宁随钱俶来到汴京。宋太宗在滋福殿召对，授予紫衣，赐“通慧大师”号。六年（981）任右街副僧录。七年（982）奉令修《大宋高僧传》，乃请命回杭州编纂，到端拱元年（988）完成。淳化元年（990）又奉令编《三教圣贤事迹》，宁担任其中的佛教部分，撰成《鹫岭圣贤录》五十卷。二年（991）任史馆编修，咸平元年（998）任右街僧录，次年迁左街僧录。咸平四年（1001，一说咸平五年）入寂，年八十三岁。撰佛教著作共一百五十二卷，一般著作四十九卷。 宋代开创以来，一变后周王朝对待佛教的限制政策，于是雕大藏经，设译经院，普度僧尼，营建寺字。太宗还注意到佛门中的高贤景行的人物和事迹要加以编纂（见卷首批答），特命赞宁担负这个任务。赞宁在杭州与弟子显忠、智轮等从事编撰，历时将近七年，撰成本书三十卷，受到太宗的奖励，令僧录司编入大藏。到至道二年（996），赞宁又修理重治，补进去一些材料（见后序），始成定本。 作者为编纂本书，广泛地采摭了各方面的资料。他上太宗表文中曾说：“遐求事迹，博采碑文”；自序中也说：“或案诔铭，或征志记，或问輶轩之使者，或询耆旧之先民。”而以采自碑文塔铭的为最多，就现在的碑版文字来对照，还可以看出其中采撷的痕迹，如《道因传》（卷二）是据李俨撰的碑文（见《金石萃编》卷五十四），端甫、宗密传（卷六）是据裴休撰的碑文（见《唐文粹》卷六十二，《金石萃编》卷一百十四），惟宽（卷十）、上恒、神湊（卷十六）、寂然传（卷二十七）是据白居易撰的碑铭（见《白氏长庆集》卷四十一、六十八）。这些传中都曾经提到某某人为他撰碑或铭，这就等于注明了出处。另外有的虽没有说明出处，实际也是从碑铭中来，如《玄素传》（卷九）是据李华撰的《润州鹤林寺故径山大师碑铭》（见《唐文粹编》卷六十四）、《道光传》（卷十四）是据皎然撰的《唐杭州华严寺大律师塔铭》（《皎然集》卷八），似此者还很多。此外，如《知玄传》（卷六）引用僧彻撰的传，《怀素传》（卷十四）引用如净撰的传，《鉴真传》（卷十四）引用思托撰的《东征传》，又如羲寂（卷七）、德韶（卷十三）、王罗汉（卷二十二）等，或是赞宁的同学，或是赞宁曾经撰过塔铭，这些传也就是参照赞宁自己的原作写的。再如法翫（卷九）、志鸿（卷十五）、允文（卷十六）、《道育传》（卷二十三），则是经过赞宁亲身采访写成的。另外，作者还根据了一些唐人的著作，虽没有注明，但仔细考察还不难复按，如不空（卷一）、一行（卷五）、难陀、义师（卷二十）、智灯（卷二十四）、守素、法正、惟恭、会宗、道荫（卷二十五）等传，都是据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及《续集》；明瓒（卷十九）、圆观（卷二十）等传，都是据袁郊的《甘泽谣》；搜集方面之广，由此可见。 本传分《译经》、《义解》、《习禅》、《明律》、《护法》、《感通》、《遗身》、《读诵》、《兴福》、《杂科》十篇，每篇之末有论，均与《续高僧传》相同。但在有些人的传末又附以系曰，来申明作者的宗旨，或者自为问答，来解释某一疑难，则是前传所无。 本传著录自刘宋到宋初十个朝代的高僧，正传得五百三十一人，见于附传的一百二十五人。
30.45 万字 | 2019-04-07 14:29更新
作者：（清）胡思敬 著 作者曾官清廷御史，以弹劾权贵端方知名。本书是他在北京十余年的从政生涯中，利用“趋职之暇，时有所纪”的成果，以亲历目睹，具体地记述了甲午战争以来中国政坛上一系列重要事件及相关的制度和人事变易经过。
6.32 万字 | 2019-04-06 20:38更新
刘铭传——台湾第一巡抚，（1836-1896），字省三，号大潜山人，出生于安徽肥西县刘老圩一个世代耕织务农的农家。自幼托身陇亩，生活非常窘困。但为人刚毅任侠，耿介勇敢，平时喜欢耍枪弄棒，练就一身武艺。曾杀土豪、劫富户、捍法网，闯荡江湖，成为官府追捕的要犯。 清咸丰四年（1854），接受官府招安，在乡兴办团练。时太平天国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刘铭传率团练与太平军对抗。1859年率团勇攻陷六安、驰援寿州，因功升千总。1862年，率练勇编入李鸿章的淮军，号称“铭字营”。在追随李鸿章、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过程中，刘铭传因凶悍善战，战功显赫，很快由千总、都司、参将、副将提升为记名总兵，成为李鸿章麾下的一员大将。1865年因在山东镇压捻军而提升为直隶总督，并获得清廷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及一等男爵的封赏。1868年，奉旨督办陕西军务，旋因积劳成疾，辞官回乡。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已解甲归田，在乡间隐居多年的刘铭传愤然而起，准备重赴沙场，杀敌报国。清政府任命他为督办台湾事务大臣，筹备抗法，不久又授福建巡抚，加兵部尚书衔。刘铭传于1884年7月16日抵达基隆，第二天即巡视要塞炮台，检查军事设施，并增筑炮台、护营，加强台北防务。在他到达基隆的第15天，战争就爆发了。 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越南北部及中越边境进行；第二阶段战火扩大到福建台湾沿海，有陆战和海战两个战场，尤以台湾陆战最为激烈。这是台湾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一次规模最大、历时最久、战斗最为激烈的反抗殖民侵略的战争。在此之前，鸦片战争时期英国军舰对于台湾至多是骚扰牵制；日本因琉球船民被杀侵犯台湾，双方也并未正式接触。此次法军侵台，实属决心占据，事态的严重远非前两次可比，可以说，这是近代台湾真正的大保卫战。 1884年8月4日，法舰直逼基隆，法军远东舰队司令孤拔和副司令利士比派一副官上岸，要求守军“于明日上午八时以前将炮台交出”，守军置之不理。5日，法舰在利比士的指挥下齐向基隆炮台猛烈开火，摧毁了清军数处炮垒及营房，守军于死伤十余人后向内地撤退。法军登陆，占领基隆港，将港内各种设施和炮台尽行破坏。6日下午，法军陆战队向基隆市街搜索前进，并攻击附近高地。守军在刘铭传亲自统率下奋勇从各个方向进行反击，逐渐缩小包围圈。经过几小时的激战，法军伤亡100余人，狼狈逃回军舰，侵占基隆的计划破产了。 法军侵犯基隆首战即告失败，于是又向清政府提出新的和议条件，清政府再次拒绝。此时，法舰已有预谋地集中于福州马江，乘清军将吏相信“和谈大有进步”、丝毫不作准备之际，于23日下午发动突然袭击，把南洋水师所有战舰全部击沉，然后炮轰马尾造船厂和马江沿岸各炮台。从此，法军就牢牢地掌握了台湾海峡的制海权，得以随心所欲地全力侵台。 10月1日，孤拔率多名士兵在十余艘军舰百余门大炮的猛烈炮火掩护下再犯基隆。守军奋勇抵抗约两小时，伤亡百余人，最后被迫后撤。法军乘势登陆进攻，基隆港湾及周围阵地尽失，基隆市区告危。这时，法军在利士比的指挥下正进攻沪尾。刘铭传在得到大批法军猛攻沪尾，沪尾不断告急要求增援的消息后，考虑到台北府城是统帅部所在地，军资饷械集中于此，不可稍有疏虞。为保台北，沪尾重于基隆，于是决定撤离基隆，移师沪尾。法军占领基隆后，于8日又对沪尾发起进攻。利士比以战舰七艘轰击沪尾市街和各处据点，然后登陆，分几路前进。法军不惯于陆战，一进丛林，便失去了统一指挥，只得各自为战。这时，预先埋伏在各处的清军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奋起截杀，锐不可挡。在短兵相战中，守军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展开近战，而法军却溃不成军，伤亡累累。到最后，法军弹药已罄，全线崩溃，只得奔向海滩，逃回舰上。在这场战斗中，法方自认死27名，伤49名；刘铭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我军阵亡哨官三员，死伤兵勇百余人，法军被斩首二十五级，枪杀三百余人。此外又俘获法兵十四名，枭首示众。”通过这次战役，法国人不得不承认：“淡水的败战突然发生，它一方面使我们看出中国兵力的强大，一方面使我们明白局势的危险。这次败战是难以补救的。”自此以后，法国舰队只能轮流在淡水河口对这个海港实施封锁，再没有能力发动进攻了。 10月11日，法国拟定新的和议条件，其中一条是法国占领基隆、淡水作为可以接受第三者调停的先决条件。由于淡水大捷，清政府断然拒绝这样的条件。为了挽救进攻受挫、和谈停顿的困境，法国侵略者宣布自10月23日起封锁台湾。法军的封锁使台湾对外贸易交通中断，生产停滞，粮饷支绌。但在这种情况下，全台军民同仇敌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前线。许多大陆大小船只，不顾风浪和被截捕的危险，采取夜航、偷渡或在东南部海岸登陆等方式，突破法军封锁线，把3000名淮军、60门钢炮、9000支步枪、200万发弹药、40只鱼雷和10万两饷银安全运到台湾。沿海地方当局也纷纷“协饷馈械，南洋最多，北洋次之”。此外，云南广西两省军队也相机向安南边境的法军阵地进攻，以为牵制。在全国上下的大力支援下，台湾终于度过了法军封锁所引起的社会经济危机，使敌人的封锁计划完全破产。 法军自淡水惨败后，即集中注意力于基隆。从11月以来，双方冲突时断时续。1885年1月以后，战斗加剧。3月初，法军增兵大批到达，3日法军派出精锐1300余名猛扑月眉山，5日又出动2000名直攻戏台山。守军腹背受敌，抵挡不住，月眉山失守，退守基隆河南岸，河北地区悉为敌所占据。两军隔河对峙，直至战争结束。 法军多次进攻，用了不少气力，而始终局促于基隆港周围一隅之地，经常受到强大守军反攻的威胁。为了摆脱进退维谷的困境，法军于3月29日向澎湖发起进攻，31日占领澎湖岛。但与此同时，法军在镇南关大败，导致茹费理内阁倒台，中国占有了极其有利的形势。清政府决定“乘胜即收”，4月4日与法国签订停战协定。1885年6月9日，《中法合订越南条约》在天津正式签订，中国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开放蒙自、龙州两地与法国通商，法军撤出基隆、澎湖，并撤销对于中国海面的封锁。在中国军民的英勇抵抗下，法国侵占台湾的战争以失败而告结束。刘铭传领导台湾军民顽强坚持战斗，苦战数月，为中法战争最终取得胜利作出了极大贡献。 接连不断的外国列强的窥伺和侵略，尤其是日本和法国的两次大规模侵台战争，使清政府逐渐认识到台湾是“南洋之枢纽”，“七省之藩篱”，加强建设、巩固海防已属刻不容缓。在此之前，1874年清政府已采纳沈葆桢建议，设立了福建巡抚冬春驻台，夏秋驻省的制度。在以后的具体实施中，由于福州、台湾远隔重洋，实则难以兼顾。中法战争，台湾成为一个重要的战场，战争暴露了清政府在军事上的突出弱点，尤其是海防的薄弱，这在战后成为清廷内部讨论的主要议题。在几经讨论后，1885年，清政府决定台湾正式建省，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任命抗法有功的原福建巡抚刘铭传为第一任台湾巡抚。 台湾建省的提出及其实现，是19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海疆危机的一再刺激下促成的，带有明显筹防御外的性质。自建省分治后，全面推行自强新政，加强海防，推动了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台湾迈向近代化的步伐。首任巡抚刘铭传是清末洋务运动中比较具有时代眼光、革新思想和实干精神的杰出代表人物。在他任职巡抚的六年（1885-1890）中，对台湾的国防、行政、财政、生产、交通、教育，进行了广泛而大胆的改革，全面推进台湾的近代化进程，使台湾的面貌焕然一新。这次自强新政是清朝统治台湾200年中最重要、也是最后的一次改革，其主要内容如下： 巩固海防。刘铭传建议在台湾建立海军，清政府以“已有南北洋海军和经费短绌”为由不予采纳。刘铭传于1884-1885年先后购买南通、北达等几艘小船，供缉捕、运输兼通文报之用，并雇洋匠自造驳船一艘，用以运炮械、安置水雷。在台北建机器厂，自制枪弹，准备继建大机器厂制造炮弹，同时，设立军械所和火药局，他又聘德国技师重建基隆炮台，兴工加固安平、旗后、沪尾、妈宫、西屿、大城北诸炮台，配备强劲大炮，火力增强数倍。在基隆和沪尾设水雷局和水雷营，使水雷与炮台相资为用。此外，他还进行整军、练兵，防军全部改用洋枪，聘请外国教习，加强训练。在台北设总营务处，统辖全台军务。在他的大力整顿下，台湾防务已日见充实。 建设交通。刘铭传是近代中国大倡兴建铁路的第一人。在他推行新政时，制定了以“兴造铁路为网纽、辅之以电线邮政”的方针。1887年7月，台北成立“全台铁路商务总局”，聘英德两国人为工程师，着手修建铁路，前后历时六年完成了基隆至新竹全长106.7公里的铁路，成为中国人自办自建的第一条铁路。1886年台北设电报总局，架设水陆电线，全长700公里，大大改善了岛内外的电讯交通。1888年创立新的邮政制度，在台北设立邮政总局和各地支局，发行邮票。有南通、飞捷两船定期往来于台湾与大陆之间，邮路远至厦门、福州、广州、上海、香港等地。这是我国最早的自办邮政业务、比清政府成立的邮政官局早八年。 兴办新式企业。1887年台湾设立煤务局，采取官督商办方式，投资购买新式机器开采，日可产煤万余斤。但因管理不善，时有亏折，收回官办后仍无起色。刘铭传曾希望与英商合资开采煤矿，清政府以恐别生枝节为由驳斥不准。1886年在沪尾设立官办硫磺厂，用新法熬制获利甚多。1887年设立官办机器锯木厂，为铁路提供枕木。同年又设煤油局生产煤油。在台北设立警察，组织商人成立兴市公司，兴建商店。此外还装设电灯，开凿新式公共水井，购买第一架蒸汽碾路机，并设置了专管市内卫生的机构。 发展商务。1886年台湾设立商务局，先后向英、德购买威利、威定两艘旧轮作为商船。派李彤恩等到新加坡设立招商局（后改为通商局），通过向华侨招募股份购买轮船，设立轮船公司，航行于台湾与大陆各埠，远至新加坡、西贡、吕宋等地。1886年设立樟脑总局，实行专买制度，获利颇多。 抚番与垦荒。刘铭传的抚番政策为恩威并用，剿抚兼施。恩抚不从，方行威剿，威剿之后，仍归恩抚。如有官吏凌虐番民，汉人夺占番地，均予惩处禁止，绝不偏袒。番人劫杀居民，不听晓谕，则威之以兵。1885年首抚北路淡水东南马来番，为其定规约，命其遣子弟至城读书，雉发归化。生番地界，各归各业，不许军民侵占。 从1885年冬至1886年夏，半年之间招抚400余番社，归化7万余人。1887年春夏之间，后山抚218社，番丁5万余人，前山抚260余社，番丁3.8万余人，田园数十万亩。全台大定后，于是广招福建贫民扩垦，使番众与内地人民共处杂居，逐渐改变他们的习俗，同时改进他们的经济情况，使“耕织自精，货财自殖”。1886年5月设全台抚垦总局，以林维源为总办，南、北、东三路分设抚垦局及分局，并在各重要番区如大科莰、东势角、埔里社、苏澳、花莲等处，各立抚垦分局。局中有医生、教耕、教读等人员，开义塾，教番人童子读书。另外在台北特设番学堂，供给他们衣食，教以汉文、算术、官话、台语、起居礼仪，并常让他们与汉人接触以起潜移默化的作用。让他们消除疑忌，不以异类自居。为了抚番，刘铭传“三亲绝域，蒙瘴涉险，不骑而徒。彼其不知暇逸哉，其所志者远也”。这一切都有利于台湾社会的近代化发展。 整理财政。主要是田赋的清理。台湾田赋极其紊乱，在豪绅吏胥的包揽控制下，“强者有田无赋，弱者有赋无田”，“田去粮存”，求免无路。为了清除积弊，增加财政收入，1886年5月，刘铭传奏请实行清赋，由清赋总局进行会查保甲，清丈田亩，历时二年多，完成了清丈工作，田赋大量增加，年收入达67.4万余两，比原额增加49.1万余两。此外，在整顿税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绩。经过整顿后的茶税年增13万两，盐税增12万两，樟脑、硫磺增30万两，鸦片增40万两，加上其他各项收入，财政总收入从90万两激增至300万两，最高达到450万两。国防、交通诸项建设经费至是始有着落。清赋直接触犯了地主豪绅的利益，一时流言传 布，阻力极大，但刘铭传不为所动。 提倡新式教育。台湾发展需要一大批专门人才，刘铭传深知培养人才的重要性。1887年在台北大稻埕创立西学堂，聘请西人教习讲授英语、法语、数学、理化、测绘、历史、地理等课程，于西学余闲兼课中国经史文字，使内外通贯，培养通晓近代科学、善于对外交涉的人才。经过严格甄选，第一批招收学员64名，所有费用全部由政府供给，年支银1万余两。1890年又设电报学堂，招收西学堂和福建船政学校学生10名，学习电讯专门技术。并于1890年设立番学堂，为原住民培养骨干和通事人才。在刘铭传的积极倡导下，台湾教育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增设府县。台湾土地面积3.6万平方公里，清初仅设一府三县，不久增为四县，统治所及限于西部沿海平原地带。后以土地日辟，人口倍增，于1875年增设了一府四县，共有两府八县，然仍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刘铭传就任台湾巡抚后，按建省规制，以彰化位于全岛中央，平原宽敞，定为省会，设首府曰台湾府，附郭首县曰台湾县；另划嘉义以东、彰化以南、方长约百余里之地为云林县，分新竹西南沿山新垦地带为苗栗县，升卑南厅为台东直隶州。在省会未建以前，以台北接近福州，先以台北为施政中心。于是全台共有三府、一直隶州、十二县、五厅，划疆分守，初具规模，奠定了今日台湾地方行政区划的基础。 刘铭传的改革涉及军事、行政、经济、文化各个领域，范围相当广泛。因为当时台湾正面临着帝国主义侵略的严重威胁，一切措施不得不首先从巩固国防出发，并始终以巩固国防为中心。为了巩固国防，就必须整顿军备，增强防卫能力；开拓土地，以保持岛内秩序的安定；发展交通，便利岛内各地及其与大陆的联络。为了巩固国防，就必须筹措大笔经费，办法之一就是清理田赋，在这方面，刘铭传做出了巨大的成绩；办法之二是倡办实业，发展生产，在这方面他刚开始不久就去职了。而为了巩固国防，发展交通，兴办新式工业，又必须培养大批科技人才和吸收外国先进经验，因而有西学堂和电报学堂的设立和外国技师的聘用。凡此种种，都可以说明，刘铭传的改革虽然发生在大陆洋务运动的后期，在许多做法上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大陆洋务运动的影响，但和“重在防内，并无对外意图”的李鸿章之流所搞的洋务运动还是有差别的。刘铭传很注意吸收华侨和民间资本，他所兴办的铁路和煤矿都有商股参加，有些企业办不好就交给民办，这也和官办占压倒地位的某些洋务企业有所不同。他所创办的企业如铁路、邮政、电讯、航运等等，多数都卓有成效，不像大陆官办企业那样积弊重重，亏损日甚。刘铭传的眼光不仅仅以台湾为限，他还希望“以一岛基国之富强”，以台湾“一隅之设施为全国之范”，从这点看，也应该肯定他是晚清洋务运动中一个具有进步倾向的人物。 然而，刘铭传的改革是在当时已经腐烂透顶的清政府支配下进行的。在其推行过程中，他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种种阻力。因此，尽管他很想有所作为，也做出了巨大的成绩，但还是有不少人对他进行掣肘、攻击与诬蔑，迫使他不得不于1891年告病辞官而去。继任的台湾巡抚邵友濂眼光短浅，思想僵化，尽废刘铭传新政，清代所实行的惟一有计划、有成效的改革就此夭折了。1896年，刘铭传在家病逝，清追封太子太保，谥壮肃，准建专祠。 有人说刘铭传“倡淮旅，练洋操，议铁路，建台省，实创中国未有之奇”，而其最伟大的成就，最值得后人景仰的事功则为“建台省”—— 建设一个近代化的台湾。
24.30 万字 | 2019-04-07 13:44更新
《法言》是模仿《论语》而作的一部语录体哲学著作；是用正统的儒学观点驳难诸子之说及有悖于“圣人”之教的一切言行，来维护儒教之至尊，其目的是解时惑、答人疑，故多采用问答的形式。本书对《法言》进行了译注。
47.45 万字 | 2019-04-07 19:25更新
《读通鉴论》是明末清初进步思想家、史学家王夫之晚年的历史评论性著作。 王夫之１６１９—１６９２，字西农，号姜斋，又因晚年长期居于湘西蒸左石船山，故称船山，湖南衡阳人。王夫之自幼从学于父兄，聪敏好学，博览群书，十四岁即考入衡阳县学，成为秀才，但继续科举仕进的梦想在农民大起义的冲击下破灭。王夫之目睹明末的腐朽统治和东北满族贵族势力的不断扩张，与许多有识之士一样感到危机日深，主张改革弊政。他十分关注国家社会政治时局，格外用心研究历史。王夫之壮年时，明清两朝交替，他曾积极参加抗清斗争，经受过坎坷的政治流亡生活的考验和锻炼，同时有机会广泛接触社会，使他的进步思想趋于成熟。迫于抗清形势逆转，王夫之遁迹林泉，近四十幽居穷乡僻壤，荒山野岭，苦其心志，联系社会现实，总结历史经验，以全部精力从事著述，力图回答时代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寻找挽救危局的革新之路。王夫之的著作涉及哲学、政治、历史、文学各方面，多达百余种。 《读通鉴论》是王夫之晚年系统的史论代表作之一。作者认真研读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现实，总结历史经验，有感而发，随事阐述自己的见解、主张和思想认识。对历史上的治乱兴衰作了多方面的评论。全书约六十余万字，按朝代分为三十卷，卷末又附有《叙论》，没有篇题。 全书内容丰富，集中表现了作者发展进化的历史观。他痕恨明王朝的腐败政治，主张改革；反对分裂，主张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压迫；还以朴素的唯物主义对宋明以来的唯心主义道学进行了批判。作者有意识地把评史与论政治结合起来。他认为“读古人之书”必须“揣当今之争”，才能“为治之资”。因此王夫之的史论著作不仅贯穿着他的史学思想理论，也渗透了他的政治思想理论。 在对宋、明理学家厚古薄今，推崇“三代盛世”，妄称三代以下“人欲横流”、主张“法先王”的复古倒退思想进行批判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指出唐虞以前完全处于未开化的野蛮状态，而三代则是“国少而君多……暴君横取”，人民“秸面鸠刑，衣能结而食草木”，社会落后生活艰苦，根本也不是值得向往的盛世《读通鉴论》卷二十。“世益降，物益备”《读通鉴论》卷十九，随着历史的发展，物质生活才日益丰富起来，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古代的办法是治理古代天下的，不一定能通用于今天，没有一成不变的制度法令和治国之道，必须“趋时更新”，“事随势迁而法必变”。 在对历史发展的认识上，《读通鉴论》指出“生有生之理，死有死之理，治有治之理，乱有乱之理，存有存之理，亡有亡之理。天者，理也，其命，理之流行者也……。违生之理，浅者以病，深者以死。人不自知而自取之，而自昧之……夫国家之治乱存亡，亦如此而己矣。”卷二十四国家的治乱存亡与人的生死寿夭一样都有自己的规律，并且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被人所认识和掌握的。基于这种思想认识，作者认为秦始皇废除分封行郡县，是历史进步和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秦代以下，郡县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卷一，被分封行郡县变革的成功是顺应了“势之所趋”，符合“理”——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结果。作者还进一步带证地指出“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而行其大公”卷一，秦始皇是出于“私天下”的动机而实行郡县制的，而历史规律的必然性又恰恰是通过秦始皇主观动机这一偶然性体现出来的。 此外《读通鉴论》一书在分析评论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时，多有独到见解和中肯意见，又能一一例举，但也有其局限，作者同情农民的疾苦，痛恨反动统治的腐败，主张改革，但其认识还局限于对原有制度的改良，没有认识到从根本上改变封建制度的必要。 《读通鉴论》一书可选读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印行的单行本。该校本以１９６５年金陵刊刻的“船山遗书”为底本，又根据两个抄书的校记作了校补改正，并将抄本多于刻本的五论及清人刘巍崧的校勘记，对史实作的若干订正都附于有关各论之后，供作参考。还可选读岳麓书社新山版的《王船山全集》本。
58.57 万字 | 2019-04-06 20:47更新
《吴船录》二卷，宋 范成大 撰。成大於淳熙丁酉，自四川制置使召还。取水程赴临安，因随日记所阅历，作为此书。自五月戊辰，迄十月已巳。於古迹形胜言之最悉，亦自有所考证。如释继业纪乾德二年太祖遣三百僧往西方求舍利贝多叶书路程，为他说部所未载，颇足以广异闻。又载所见蜀中古画，如伏虎观孙太古画《李冰父子像》，青城山丈人观孙太古画《黄帝及三十二仙真》，长生观孙太古画《龙虎》，及玩丹石寺唐画《罗汉》一版，皆可补黄休复《益州名画记》所未及。又杜甫《戎州诗》“重碧拈春酒”句，印本“拈”或作“酤”，而成大谓叙州有碑本乃作“粘”字，是亦注杜集者所宜引据也。
2.30 万字 | 2019-04-06 23:16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