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是关于西周（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春秋（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时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人物、事迹、言论的国别史杂记，也叫《春秋外传》。原来传说是春秋末期鲁人左丘明所作，与《左传》并列为解说《春秋》的著作。近代学者研究证实，春秋时有盲史官，专门记诵、讲述古今历史。左丘明就是稍早于孔子的著名盲史官，他讲的历史得到过孔子的赞赏。盲史官讲述的史事被后人集录成书，叫做《语》，再按照国别区分，就是《周语》、《鲁语》等，总称《国语》。 西晋时曾在魏襄王墓中发现了大量写在竹简上的古书，其中就有《国语》三篇，谈到了楚和晋的历史，这说明战国时此书就开始流传了。现在版本的《国语》大概是这些残存记录的总汇。因为是口耳相传的零星记录，内容主要是口语，国别和年代的区分、排列没有严格标准。 全书二十一卷中，《晋语》九卷，《楚语》二卷，《齐语》只有一卷。《周语》从穆王开始，属于西周早期。《郑语》只记载了桓公商讨东迁的史实，也还在春秋以前。《晋语》记录到智伯灭亡，到了战国初期。所以《国语》的内容不限于《春秋》，但确实记载了很多西周、春秋的重要事件。从传授渊源来看，可以认为是左丘明所作。《国语》出自的记录，是一种价值极高的原始史料，因此司马迁著《史记》时就从中吸取了很多史料。
10.45 万字 | 2019-04-06 20:38更新
沈芝盈（点校）前言 黄宗羲字太沖，号梨洲，公元一六一○年（明万历三十八年）生，浙江余姚人。他的父亲黄尊素是东林名士，天启年间，因弹劾宦官魏忠贤而被杀害。崇祯初，宦官集团暂时失势，其中作恶多端的人将受到制裁。黄宗羲当时十九岁，得到这个消息后，毅然进京，为父讼冤，并且在对簿公堂时，手锥陷害他父亲的仇人。清军南下，黄宗羲回到浙江，召募义兵，组织抗清武装斗争。但不久兵败，被悬赏缉捕，只得隐伏山林。直到清政权基本稳定，放松了对沿海知名抗清人士的禁令后，才回到家乡，着书讲学。康熙十七年，清政府诏徵博学鸿儒，未几，又开设明史馆，以此网罗知识分子，黄宗羲屡次被推荐，都以老病辞。公元一六九五年（清康熙三十四年）卒，年八十五。 黄宗羲学识渊博，对天文、律历、象数、史地都有研究。他的《明儒学案》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学术思想史专着。虽然，《礼记》中的《学记》、《儒行》、《檀弓》，《史记》中的《儒林传》、《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汉书儒林传》，《宋史道学传》，都可以算作学术思想史的嚆矢，其后还有宋朱熹《伊洛渊源录》，明周汝登《圣学宗传》、孙奇逢《理学宗传》，已经有了学术思想史的雏型，但是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收集资料比较全面，阐述各家学术观点比较客观，分类系统性比较强，编纂的方法也有独到之处，即使比较晚出的唐鑑《清学案小识》、尹会一《北学编》，也都不能与之相媲美。 黄宗羲在《自序》中表明：“羲为《明儒学案》，上下诸先生，深浅各得，醇疵互见，要皆功力所至，竭其心之万殊者，而后成家，未尝以懵懂精神冒人糟粕。”并且指出周汝登和孙奇逢的不足，认为他们不是“见闻狭陋”，就是“不得要领”，且“扰金银铜铁为一器”。（见《凡例》）因此，他自己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着重梳理各家学术观点，“为之分源别派，使其宗旨历然”。（《自序》）在体例上则以“有所授受者分为各案，其特起者，后之学者，不甚着者，总列诸儒之案”。（《凡例》）各学案又都冠以叙论，作简括的介绍说明，随后分列本案各学者，并依次叙述他们的传略。在各叙传中，除了介绍生平，还扼要介绍主要学术观点，并加以评析。同时节录各学者的重要着作或语录，列於叙传之后，提供了解各家学术见解的具体资料。他的资料取自原书，而且经过精选，用黄宗羲自己的话说：“皆从全集纂要钩玄，未尝袭前人之旧本也。”（《凡例》） 黄宗羲还明确提出“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着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凡例》）这是说，他认为人云亦云的人无足轻重，但是有水平、有独到见解的，所谓“功力所至，竭其心之万殊者”，哪怕“一偏之见”，“相反之论”，也要加以重视。综观全书，他基本上贯彻了这个原则，因而书中也能比较客观地反映各家学术观点。莫晋在重刻《序》中说，黄宗羲做到了“是非互见，得失两存”，这是对《明儒学案》的最高评价。 当然，黄宗羲有他的阶级局限性和学术倾向性。《明儒学案》所收着名学者及他们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渊源，无论内容和分量，都以王守仁为中心，反映王学的除《姚江学案》外，还有《浙中王门学案》、《江右王门学案》、《南中王门学案》、《楚中王门学案》、《北方王门学案》、《粤闽王门学案》，属王学而稍有变化的有《止修学案》、《泰州学案》等，佔学案总数的一半以上。而颜钧、何心隐等抨击封建礼教的思想家，却只在《泰州学案》的叙论中提及。莫《序》中所说的“是非互见，得失两存”，也是围绕看“宗姚江与闢姚江者”而言，所以莫晋又说：“要其微意，实以大宗属姚江。”从《明儒学案》的布局，可以看出一个时代的学术思想潮流，但也不排除黄宗羲本人的学术倾向以及他思想上和王守仁学派的渊源关系。 《明史儒林传序》中说“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陈献章“孤行独诣，其传不远”，而王守仁“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天下，流传逾百年”。那么，王学为什么会取代朱学而兴起呢？首先是朱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和暴露出种种问题。朱学在南宋以后，是封建社会的官方哲学，因此大多数知识分子只是以朱学为通过科举考试而跻身官场的敲门砖，实际行动却与之相违背，形成一批谋取个人名利的假道学、伪君子，他们之中有的甚至苟且钻营，无所不为，为正直的人们所不齿。至於恪守朱熹理学的道德修养传统，着书立说，讲学授徒的读书人，为数也不少，但他们往往迂阔无能，没有实际办事能力。所以理学逐渐成为僵死的教条。 而王学的特点之一，是反对绝对权威，强调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王守仁认为，正确和错误的标准是个人良知，不是孔子或朱熹的言论，所以他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虽其言出於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虽其言出於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言出於孔子者乎？”（《答罗整菴书》）换句话说，封建道德的准则就在自己心中，凭自己心中本来就具有的道德准则，自然就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不必那么拘泥成说。他甚至说：“学，天下之公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同上）这种反对绝对权威的言论，立论的目的虽然是为树立自己的权威，但在当时受朱熹哲学的繁琐教条所禁锢的思想界，不能不耳目一新，而在客观上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王学之所以在明代能发展成为声势较大的学派，成为政治上比较进步的思想家（如李贽等）用来批判封建礼教的某种思想资源，与上述观点有一定合理因素也是分不开的。虽然，这是一种唯心论批判另一种唯心论，但在它的斗争、发展、消亡的过程中，却同时蕴育并推动着新的思潮。从这个角度上讲，黄宗羲以“大宗属姚江”，即以王守仁为明代学术的中心人物，不是毫无道理，而是客观地反映了明代学术思想潮流的。 关於《明儒学案》的刊刻和流传，据黄宗羲七世孙黄炳垕所编的《黄梨洲先生年谱》称，清康熙十五年（一六七六年）《明儒学案》编成，共六十二卷。除钞入《四库全书》外，安阳许氏（酉山）、甬上万氏（贞一）各刻过数卷，却因故半途而辍。故城贾氏刻本却又杂以臆见。只有慈水郑氏（义门）续完万氏未竟之刻，是为善本。其后，又有莫宝斋侍郎晋重梓贾本，对贾刻有所校正，但仍杂有贾氏搀入者。 另据《明儒学案》黄千秋《跋》记载，初刻者是万贞一，刻於康熙三十年（一六九一年），可惜只刻了原本的三分之一。稿本为勾章郑义门性所得，一度为广东巡抚杨文乾之子借去再刻而未成。郑性於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年）开始续刻万氏未竟部分，至乾隆四年（一七三九年）刻完，历时四年。由於郑性服膺黄宗羲，特筑二老阁，祭祀他先人溱和宗羲，所以是刻称为二老阁本。冯全垓於光绪八年（一八八二年）以二老阁版重印。 万氏之后，郑氏之前，故城贾润看到《明儒学案》钞本，赞赏书中叙述明代数百年学术思想，认为不可听之埋没。但他虽决心刻印而未及开工即去世，他的儿子贾朴继承遗志，从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年）至四十六年（一七○七年）刻完，历时十四年。其间曾请黄宗羲撰写序言，宗羲因病，口授儿子百家代书，病愈后又亲自修改，这二篇略有出入的序言，都收在贾刻中。是刻以贾润齌名紫筠，亦称紫筠斋本。贾氏根据自己的意见，改动次序，以首康斋为首敬斋，并将“王门学案”改为“相传学案”，郑性说他“杂以臆见，失黄子着书本意”。贾润之孙贾念祖於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年）以紫筠斋版重印。《四库全书》所收，系山东巡抚採进本，也为紫筠斋版。 会稽莫晋刻本是用紫筠斋钞本，据万刻订正次序，即恢复首康斋和“王门学案”，并校亥豕之讹，清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年）刻完，当时也称善本。一九三六年《四部备要》即据莫刻本排印，并参校二老阁本。 其他还有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年）杭州群学社石印《黄梨洲遗书》。收二老阁版《师说》、《叙论》、《叙传》共八卷，各家原着不录。同年，涵芬楼还排印新会梁启超节录本。 这次整理，以二老阁版一八八二年冯全垓印本为底本，校以紫筠斋版一七三五年印本，及一九三六年《四部备要》据莫刻排印本。紫筠斋及莫晋刻本有杨应诏（《河东学案》）、许半圭、王司舆（《姚江学案》）。胡瀚（《浙中王门学案》）、薛甲（《南中王门学案》）、王道（《甘泉学案》）等《叙传》，为二老阁版所无，虽然有可能为贾氏所增，但有参攷价值，故一一据以补入。至於节录各家着述，在选材和次序方面，紫筠斋版和莫晋刻本与底本均有出入，底本校富，故以底本为准，不再移乙删补。 沈芝盈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八日
95.67 万字 | 2019-04-06 22:39更新
五国故事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不著撰人名氏。“南汉”条下称刘晟本二名，上一字犯宣祖讳，去之，则北宋人。又“南唐”条下称尝以其事质於江南一朝士，则犹在宋初，得见李氏旧臣也。中於南汉称彭城氏，於留从效姓称娄。钱塘厉鹗跋，以为吴越国人入宋所作，避武肃王讳。然闽王“延翰”条下，称其妻为博陵氏，则又何为而讳崔乎？年代绵邈，盖不可考矣。其书纪吴杨氏、南唐李氏、蜀王氏、孟氏、南汉刘氏、闽王氏之事，称曰五国。然以其地而论，当为四国。若以其人而论，当为六国。未审其杨、李并为一，抑孟、王并为一也。郑樵《通志略》列之《霸史类》中，实则小说之体，记录颇为繁碎。中如徐知诰斥进黄袍诸事，为史所不载。又李煜为李璟第六子，而此云璟之次子，与史亦小有异同。然考古在於博徵，固未可以琐杂废也。前有万历中太常寺少卿余寅题词，讥其四国俱加伪字，於蜀独否。今考书中明书伪蜀王建，又书孟知祥以长兴五年遂僣大号，何尝不著其伪。卷首总纲既以前蜀、後蜀为分，再加伪字，则或曰前伪蜀、後伪蜀，或曰伪前蜀、伪後蜀，词句皆嫌於赘，是以省之。《公羊传》所谓避不成文是也。谓不伪蜀，殊失其旨。至“南汉”条下称伪汉先主名岩，後名俊，又名，之字曰俨，本无此字，欲自大，乃以龙天合成其字。以其不典，故不书之。寅援《唐史》书武后名曌以驳之，则其说当矣。出《四库总目提要》
1.08 万字 | 2019-04-06 22:47更新
《万历野获编》为明人笔记。三十卷，又有补遗四卷。明代沈德符撰。沈德符（1578—1642）字景倩，又字虎臣、景伯，明浙江秀水（今嘉兴）人，万历四十六年（1618）中举人。他的祖父、父亲都是科举出身，曾任职监司词林，他自幼生长于北京，曾得以在国子监读书。据说他聪敏好学，每天都要读一寸厚的书籍。他的著作除本书外，还有《清权堂集》、《敝帚轩剩语》三卷、《顾曲杂言》一卷、《飞凫语略》一卷，《秦玺始末》一卷。由于家庭的原因，得以同当时的许多士大夫、故家遗老，朝廷显贵，功勋之臣及皇亲国戚有较多的交往，熟悉朝廷事务及许多宫庭内幕。尤其对时事和朝章典故十分了解和熟悉。仕途无望后，作者回到家乡秀水，开始凭记忆断断续续地写作旧事，依照欧阳修《归田录》的体例，记录在京城的所见所闻。万历三十四年到三十五年间写成了三十卷，由于书中所记载的多半是万历年间的事，加之作者功名不就仅是个秀才，寓“野之所获”的意思，把这本书取名为《万历野获录》。万历四十六年又编成《续编》十二卷，与前三十卷合为一书。最初的刻本是明朝的大字刻本，每卷自起止，没有分类。流传并不广泛。到了康熙二十五年，桐乡人钱枋因为它不便查阅，就依据朱彝尊的旧钞本，分类编排为三十卷，四十八门，另有《补遗》四卷。三十卷或以官，或以人，或以事，或以物，或以地域等，分类编排，用木活字刊刻发行。四十八门为列朝、宫闱、宗藩、公主、勋戚、内监、内阁、词林、吏部、户部、河漕、礼部、科场、兵部、刑部、工部、台省、言事、京职、历法、禁卫、佞幸、督抚、司道、府县、士人、山人、妇女、妓女、畿辅、外郡、风俗、技艺、评论、著述、词曲、玩具、谐谑、嗤鄙、释道、神仙、果报、征梦、鬼怪、礻几祥、叛贼、土司、外国。其中列朝、内阁、词林、礼部所占分量较重。但是，这个刻本有许多条目被遗漏了。到了康熙三十八年，沈德符的第五世孙沈振，依据这个本子，又汇聚收集诸家藏本，一共搜集到二百三十余条，编成了八卷。后来，又根据钱枋的体例，把它编成四卷，附在书后。整本书经过后人一再加工，再也看不出原书的本来面目了。未分类的刻本已经很难见到了，现存的有道光年间钱塘人姚祖恩扶荔山房的，依据钱氏例编为四卷附刻于三十卷后的重刻本。今天流行的本子是1958年北京中华书局根据姚氏刻本出版的铅印标点本。该书的记述起于明初，迄于万历末年，包括明代典章制度、人物事件、典故遗闻、阶级斗争、统治阶级内部纷争、民族关系、对外关系、山川风物、经史子集、工艺技术、释道宗教、神仙鬼怪等诸多方面，尤详于明朝的典章制度和典故遗闻。书中所记大都博求本末，收其是而芟其伪，常者固加详、而异者不加略，内容详实，尤其是世宗、神宗两朝的掌故，最为详赡，在明代笔记中称得上是上乘之作，是研究有明一代历史的重要史料。书中所记载的都是作者耳闻目睹的亲身经历，所以叙述有些史事较《明史》更为详细，可以补充正史中的缺失错误。书中内容十分丰富，从钱枋所分的四十八门中，可以概见。在人物方面，涉及到皇帝后妃、宗室勋亲、大监佞亻幸，内外朝臣、文人士女，山林隐逸、和尚道人。在记事方面，不仅有朝章典故、风土人情，也有文人雅轶、琐闻遗事等等不一而足。例如记述嘉靖年间张桂之的横行霸道，霍文敏的阴险忌恨，徐文征的献媚取宠，汪荣和、汪钅宏的邪谄；隆庆年间高文襄的骄纵恣肆；万历年间给事中王元翰的贪戾，以及废辽府、勘楚狱二事，玩翰的贪婪凶恨都有详细完备的叙述。清代编修《明史》，有不少传中所载的事实，其来源皆出于此书。该书的取材也十分广泛。在书的自序中，作者说：“余生长京邸，孩时即闻朝家诗，家庭间又窃聆父祖绪言，因喜诵说之。比成童，适先人弃养，复从乡邦先达剽窃一二雅谈，或从陇亩老农，谈说先辈典型及琐言剩语，娓娓忘倦。”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收集素材的渠道不仅来源于祖父、父亲的日常言谈，来源与家庭相交往的朋友，而且还从家乡的老人甚至陇亩老农那里收集素材。所以，此书对正史少叙或不叙的社会见闻、民间情状，大小统治者的卑劣行状都有较多的记述。书中描述世风日下，邪谄滔天的情况非常具体，比如“为搏严土藩欢笑，光录寺少卿白肇常至以粉墨涂面”；“江陵公卧病邸第，大小臣工莫不公醮私醮，竭诚祈祷。御史朱琏暑月马上首顶香炉，暴赤日中，行部畿内，以祷祝奉斋。”书中还提供了嘉靖、万历时期上至皇帝、首辅，下至按院、和尚、塾师、士兵淫风甚盛的普遍情况。成为研究当时出现的《金瓶梅》等小说、《东郭记》等戏剧的可贵的旁证资料。另外，书中关于道释荣耀，妖妄之说盛行也有详细记载。这些材料对于研究明代中叶以后神魔小说大量出现的原因也提供了背景材料。作者对历史事件、人物的评价议论，也都较为公允、客观，并不片面。例如记述名列正史奸臣传的严嵩，即写了他贪残横恣的劣迹，也写了他在家乡做好事，受到乡人的拥戴。而记述享有刚正盛誉的海瑞被弹劾之事，也写出他不识时务，不近人情的一面。作者在书中还对民歌、戏典、小说的演变及其创作的情况有一些记载和议论，也大多比较中肯稳妥。论述了民歌从宣德、成化年间的“锁南枝”、“傍妆台”、“山坡羊”三只盛行于中原的曲目，到嘉靖时流行的“闹五更”、“寄生草”、“罗江怒”、“哭皇天”、“乾荷叶”、“粉红莲”、“桐城歌”、“银纽丝”等，到万历时出现的“打枣儿”、“挂枝儿”的发展过程，提供了明代民歌发展的重要依据。此书对于所记事件的考证也十分切事，足以征信。例如第十三卷记载了明朝官员佩戴牙牌的情况：“唐宋士人腰带之外，又悬鱼袋，为金为银，以别等威。本朝在京朝士，俱佩牙牌，然大小臣僚皆一色，惟刻官号别耳。如公、侯伯为‘勋’字号，驸马则为‘亲’字号，文臣则为‘文’字号，武臣则‘武’字号，伶官则‘乐’字号，惟内臣又别为式。其后工匠等官，虽非朝参官员，以出入内廷，难以稽考，乃制‘官’字号牌与之。”后代对该书的评价很高，李慈铭在《爱礼庐日记》中集里说：“综核有明一代朝章国故及先辈佚事，议论平允，而考证切实，远出《笔生》、《国榷》、《孤树哀谈》、《双槐岁抄》诸书之上。考明事者以此为渊数焉”。
61.83 万字 | 2019-04-06 22:48更新
东京梦华录：十卷作者：（宋）孟元老等著笔记。宋孟元老着。孟元老﹐号幽兰居士﹐生平不详。 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随父到汴京﹐汴京沦陷后南迁江左﹐后追忆昔日汴京都市繁华以着此书。共10卷﹐备记北宋都市生活及其风土民情﹐搜集了徽宗时期丰富的社会经济文化资料。其中第5卷“京瓦伎艺”条﹐写当时勾栏瓦肆说书和演杂剧的情形﹐第9卷“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条﹐写当时的歌舞伎艺﹐常为考证当时文艺者所引用。 和《东京梦华录》性质相类似的还有《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粱录》﹑《武林旧事》等书。
3.36 万字 | 2019-04-06 23:13更新
《吴船录》二卷，宋 范成大 撰。成大於淳熙丁酉，自四川制置使召还。取水程赴临安，因随日记所阅历，作为此书。自五月戊辰，迄十月已巳。於古迹形胜言之最悉，亦自有所考证。如释继业纪乾德二年太祖遣三百僧往西方求舍利贝多叶书路程，为他说部所未载，颇足以广异闻。又载所见蜀中古画，如伏虎观孙太古画《李冰父子像》，青城山丈人观孙太古画《黄帝及三十二仙真》，长生观孙太古画《龙虎》，及玩丹石寺唐画《罗汉》一版，皆可补黄休复《益州名画记》所未及。又杜甫《戎州诗》“重碧拈春酒”句，印本“拈”或作“酤”，而成大谓叙州有碑本乃作“粘”字，是亦注杜集者所宜引据也。
2.30 万字 | 2019-04-06 23:16更新
本书对于中国官场的历史进行了绝妙的讽刺，直阿了中国历代官场所存在的问题，同时该书还描述了中国当代官场的现状，由于受历史沉淀和市场经济的影响，中国官场有越来越腐化的倾向。当官的诀窍：学治臆说；高级幕僚的心得：佐治药言；左右逢源的艺术：续佐治药言；衙门内部的真相：幕学举要；官场备忘录：学治说赘；中国官场学原文。
5.16 万字 | 2019-04-07 13:44更新
作者：（宋）徐梦莘 著宋代史学名著。二百五十卷。作者徐梦莘(1126～1207)﹐江西清江人。二十九岁举进士﹐一生大部分时间居家著述﹐至绍熙五年(1194)六十九岁时才撰成《三朝北盟会编》一书。“三朝”﹐指宋徽宗赵佶﹑宋钦宗赵桓﹑宋高宗赵构三朝。该书会集了三朝有关宋金和战的多方面史料﹐按年月日标出事目﹐加以编排﹐故称为“北盟会编”。宋金和战是北宋末南宋年间头等大事﹐宋人据亲身经历或所闻所见记录成书者﹐不下数百家。但“各说异同﹐事有疑信”。因此﹐徐梦莘将各家所记﹐以及这一时期的诏敕﹑制诰﹑书疏﹑奏议﹑传记﹑行实﹑碑志﹑文集﹑杂著等﹐凡是“事涉北盟者”﹐兼收并蓄﹐对记述的异同和疑信﹐也不加考辨。书成之後﹐庆元二年(1196)实录院取进﹐作为编修《高宗实录》的参考。其所引用的资料也因史馆缺少﹐录进了一百多种。为此﹐宋廷特除徐梦莘为直秘阁。此後﹐徐梦莘又继续编纂了《北盟集补》五十卷﹐但早已失传。由於徐梦莘痛感“靖康之祸”﹐靖康史事也就成为该书的一个重点。该书自政和七年(1117)宋遣使与金订“海上之盟”开始﹐至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海陵王完颜亮被杀﹐次年宋金恢复和议止﹐共书四十五年事。靖康为时不过一年半﹐却占了七十五卷﹐几乎占全书的三分之一﹐而且叙事亦极细致。作者通过大量事实和细致的叙述﹐以揭示自“海上之盟”到“靖康之祸”的原委终始。《三朝北盟会编》徵引的文献材料达二百多种﹐而且所引用的全录原文﹐因此保存了文献材料的原貌。这种引用方法﹐在过去编年史著作中是不多见的。该书徵引的史料﹐有许多後来散失﹐赖该书得以保存﹐为後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方便。此外﹐有些史册﹐诸如《建炎通问录》﹑《顺昌破贼录》﹑《靖康小雅》﹑《伪齐录》等﹐多与《会编》所载文字相同﹐当系从该书辑录出来的。《三朝北盟会编》史料丰富﹐记述详赡﹐为研究辽﹑宋﹑金史的基本史籍之一。 该书长期仅有抄本流传﹐窜改甚多。现存通行本﹐有光绪四年(1878)袁祖安的活字排印本﹐光绪三十四年许涵度的校刊本。许本较胜於袁本﹐但错误仍不少。
138.68 万字 | 2019-04-06 14:00更新
一篇详细描述明末民族悲剧的奇文。 《扬州十日记》在史学界影响很大，一些有影响的书籍和萧一山著《清代通史》、《辞源》、《辞海》，《中外历史年表》、《清史编年》，科普通俗读物《简明中外历史辞典》、《上下五千年》等都予引用。国外，如苏联齐赫文斯基地也在其所著《中国近代史》中引用。诸书引用时都在不同程度上控诉清军在扬州的“屠杀”，并加以谴责。 历史是科学。科学是来不得丝毫虚假的。《记》中纰露很多，不能不使人对它的真实性产生怀疑。笔者学识有限，仅就《记》的真实性进行粗浅探索，并以管见就教于诸方家。
0.80 万字 | 2019-04-06 15:02更新
《文献通考》是马端临以毕生精力完成的一部记载上古到宋宁宗时的典章制度沿革的文化通史。他从咸淳九年（1273）开始准备，至元二十七年（1290）开始纂写，直至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始告竣。全书包括二十四门，三百四十八卷。其中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舆地、四裔，凡十九门。因唐代杜佑编纂的《通典》，迄于天宝。天宝以前的内容，端临就《通典》已有的材料加以补充；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之末，则另行续写。其余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等五门，为《通典》所无，全部是端临搜集新材料写成的。端临编纂《文献通考》的目的，是为了弥补《通典》的不足。他认为“杜书纲领宏大，考订该洽，固无以议为”。但“时有今古，述有详略，则夫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不无遗憾”。因此，他以严肃的态度另行撰写。“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以历代会要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语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如果“载之史传之纪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辩而未当者”，他就“研精覃思”，“窃以己意而附其后”，这样，他就完成了一部既有翔实丰富的史料又有深思独到的观点的史学名著。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详于政治而略于文物典章制度，端临的《文献通考》可与《通鉴》相配合；使我们对上下数千年的政治情况和社会制度有个全面的认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条分缕析，使稽古可以案类而考。又其所载宋制特详，多《宋史》各志所未备。案语亦多能贯串古今，折衷至当，虽稍逊《通典》之简严，而详赡实为过之。”近代学者治史，大多取材于此书。 《文献通考》是一部煌煌巨制，部门广，内容多，竟成于马端临一人之手，其学问之广，功夫之深，令人赞叹。 《通考》以后，出现了不少续作，有明王圻的《续文献通考》二百五十四卷；清朱奇龄《续文献通考补》十册四十八卷；清乾隆时敕撰《续文献通考》二百五十二卷；近人刘锦藻《清续文献通考》等，可见《文献通考》影响之大。
499.18 万字 | 2019-04-06 20:39更新
缅寻太古之初，真源一味，自然朴略，不同浮华，虽垂不载。至轩辕征蚩尤，而廓清四海；帝舜黜有苗，而绥定万邦。逮乎三王则吊人伐罪，暴秦则兼并天下。汉高夷凶静难，光武讨叛惩奸；魏武破袁绍，晋武灭苻坚。宇文氏破高欢，普六茹平陈国；太宗擒王、窦，肃宗定安史。
2.57 万字 | 2019-04-06 20:38更新
余咸亨之始著作东观，以三馀之瑕，阅五代之书。后与好事者谈，或以叙存录目，余搦管随记疏之，因而诠次，遂加题目，名曰五代新说，三十篇，分为两卷。
0.53 万字 | 2019-04-06 15:02更新
作者：（清）胡思敬 著 作者曾官清廷御史，以弹劾权贵端方知名。本书是他在北京十余年的从政生涯中，利用“趋职之暇，时有所纪”的成果，以亲历目睹，具体地记述了甲午战争以来中国政坛上一系列重要事件及相关的制度和人事变易经过。
6.32 万字 | 2019-04-06 20:38更新
本书是用记叙君臣问答的形式，将贞观年间最主要的“方针政策”以及制订过程分类编排，而把重点落在用贤纳谏上。
8.98 万字 | 2019-04-06 20:38更新
《逸周书》本名《周书》，七十篇，实存五十九篇，内容涉及礼制、兵戎，有史事、有训诂，有政令、有说教等。 《汉书。艺文志》著录名《周书》，今存五十九篇。因为《隋书。经籍志》误注为“汲冢书”，宋人李焘等考定汲冢未出《周书》，应为历代所传，故清代刊本均作《逸周书》。其中一部分是西周文献，如《克殷》、《世俘》、《商誓》、《度邑》、《作雒》、《皇门》、《祭公》，大部分保存了西周史料，约为春秋战国时人写成，小部分近于战国文字，也孱入个别汉代的东西。 《逸周书》大部分是周天子、周公等告诫训词，和记载武王克殷及周初经营洛邑、订立制度的文字。有的记叙了重要的历史事件，叙述也相当生动。如《克殷》。 《太子晋》是根据传说写成，当写成于春秋末或战国时期。本篇有一定情节，又表现了一定的人物性格，太子晋与师旷的辩说生动诙谐。结构上具汉赋“述客主以首引，合綦组以成文”的性质。叙述文字为散文，对话多用韵文，中间穿插有歌，为俗赋的滥觞。 《王会》写武王在成周大会四方诸侯及域外各国使节的情景，场面宏大。《殷祝》写汤放桀立为天子的故事。皆历史小说的滥觞。
4.69 万字 | 2019-04-06 20:38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