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后晋时官修的旧唐书，是现存最早的系统记录唐代历史的一部史籍。本书原称唐书，后来为了区别于北宋欧阳修、宋祁等人编撰的新唐书，故称旧唐书。全书分本纪、志、到传三部分，共二百卷。还在后唐时期，就对旧唐书的修撰做了不少准备工作，但直到后晋高祖天福六年（公元九四一年）才正式开始编修，到出帝开运二年（公元九四五年）修成，历时四年多。旧唐书原来是由宰相赵莹监修的。他在组织人员、收集史料和確定体例上，提出了不少建议和规划。以后的宰相桑维翰、刘昫也相继担任监修。而在具体编撰旧唐书时，出力最多的是张昭远、贾纬等人。但当旧唐书修成时，恰好是刘昫监修唐史，由他奏上，所以题「刘昫撰」。旧唐书的作者离唐代很近，有机会接触到大量唐代史料，特别是唐代前期的史料。重要的有吴兢、韦述、于休烈、令狐峘等人相继纂述的唐书一百三十卷，它对唐初至唐代宗时期的历史事件叙述比较完整。还有唐高祖至唐文宗的各朝实录。唐代后期的史料则掌握较少，只有武宗实录一卷和其他零碎材料。旧唐书成书时间短促，大抵抄撮唐代史料成书，书中不少地方用了「今上」、「我」等字眼，都是沿袭唐代国史或实录的旧文。「今上」指唐代史官撰述时的当代皇帝，「我」指唐朝。论赞中常出现「臣」字，也是唐代史官当时的称谓。在材料的占有与剪裁、体例的完整、文字的乾浄等方面，后期大不如前。穆宗以后的本纪内容繁琐冗杂；曆志、经籍志叙述仅至玄宗时代；列传中对唐代末期人物缺漏较多；还存在着一人两传、一文複见等现象。这些都说明旧唐书比较粗糙。但是，旧唐书叙述史实比较详细，保存史料比较丰富，便于读者瞭解历史事件的过程和具体情况，因而受到后代的重视。唐穆宗以后的本纪，虽然内容比较芜杂，为后人所讥议，但也保存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如庞勋起义、黄巢起义，在懿宗本纪、僖宗本纪中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載，由于列传都分庞勋无传、黄巢传简略，这些记載就更为可贵。昭宗、哀帝两纪，对某些藩镇、宦官的嚣张跋扈，叙述颇为详细，反映了唐王朝覆灭时的某些具体情景。宋司马光著资治通鑑的唐纪部分，大抵採用旧唐书，就是因为它记事比较详细明白的缘故。旧唐书还採录了不少富有史料价值的文章。如吕才传、卢藏用传，分别登載了两人反迷信的重要论文。贾耽传登載了他进奏所编地理图志的两篇表。这些都是在中国思想史和地理学史上有地位的文献。又如，在傅奕、狄仁傑、姚崇等人的传中，登載了他们反对佛教的文章，从中可以考见唐代佛教盛行对政治、经济、社会的重大影响，以及世俗地主反对佛教的斗争。这类文章其中有些见旧唐书最早保存下来的。继旧唐书之后出现的新唐书，虽然在史料上作了许多补充，特别是志、表、唐代后期的列传部分比较突出，但新唐书行文和记事往往过于简略，使读者不易瞭解具体情況。对旧唐书登載的大量文章，新唐书有的删去，有的压缩成简短的片段，甚至因厌恶骈文，竟改写成散文，改变历史文献的原来面貌。相形之下，旧唐书在保存史料方面就具有新唐书所不能替代的價值。我们这次点校旧唐书，以清道光年间扬州岑氏懼盈齋刻本（简称懼盈齋本）为工作本，并参校了以下几种主要版本：一、南宋绍兴年间越州刻本（简称残宋本），全书已佚，残存六十七卷，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旧唐书即用此残本与闻人诠本配补而成。二、明嘉靖年间闻人诠刻本（简称闻本）。三、清乾隆年间武英殿刻本（简称殿本）。四、清同治年间浙江书局刻本（简称局本）。五、清同治年间广东陈氏葄古堂刻本（简称广本）。点校中文字不主一本，择善而从。凡是根据以上几种版本改正文字的，一律不出校记。而根据唐会要、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书校改的地方，都在每卷末尾作校勘记说明。关于前人校勘成果，除参考清人罗士琳等人的旧唐书校勘记（简称校勘记）外，还吸收了近人张森楷旧唐书校勘记、龚道耕旧唐书补校等几种稿本的某些成果。
254.14 万字 | 2019-04-05 16:17更新
在卷帙浩繁的廿四史中，有两部官修的唐史，即五代时修的旧唐书和北宋时修的新唐书。新唐书的编撰，约开始于北宋庆曆四年（公元一○四四年），到嘉祐五年（公元一○六○年完成，前后历时约十七年，参加编撰的有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等人。新唐书包括本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传一百五十卷，共二百二十五卷。书成，由欧阳修、宋祁分别署名。 宋祁（公元九九六年一○六一年），曾任知制诰、翰林学士等职，並担任过杭州、成德州等地的地方官。新唐书开始编写后七年，当北宋王朝派人向宋祁催索文稿时，他说：「计今秋可了列传，若纪、志犹须来春乃成。」［一］其实，到了公元一○五八年，他才将一百五［一］景文集卷四九与观文右丞书十卷列传稿子交齐。至于纪、志、表三个部份，他根本无力完成。后来志和表分别由范镇、吕夏卿负责编写。但本纪无人撰写，全书更无人总其成，所以宋仁宗又命欧阳修主修新唐书。 欧阳修（公元一○○七年一○七二年），号称宋代的韩愈，政治地位比宋祁高，社会影响也比宋祁大。公元一○四二年，在宋仁宗起用范仲淹推行「庆曆新政」时，欧阳修参加了「新政」活动，並调任为谏官，对北宋王朝面临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非常关注。范仲淹罢相后，欧阳修也被贬，先后在滁州、扬州、颍州、应天府等地做了九年地方官。公元一○五四年被调回中央，任翰林学士。新唐书实际上是在欧阳修的主持下最后完成的。 欧阳修自己说：他中途参加，「接续残零，刊撰纪、志六十卷［一］。从文字风格上看，本纪十卷和赞，志、表的序，以及选举志、仪卫志等，无疑出自欧阳修之手。特别是他所写的赞、序，集中反映了他的历史观，有些内容几乎是直接从他的政论文章那里照搬过来的。书成后，他曾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要职。 与旧唐书比较，由于时代不同，新唐书在编撰体例方面也有自己的特点。首先是新唐书对志、表两部份十分重视，这是因为宋代大体上继承了唐代的制度，欧阳文忠全集卷九一辞转礼部侍郎劄子阳修等在志、表方面特别用力，目的是总结唐代的典章制度以供宋王朝「参用」。 新唐书增加了以往史书所没有的备卫志、选举志、兵志。新唐书的选举志、兵志虽然叙述制度不够系统，资料也不够完备，但究竟为我们了解唐朝科举制和兵制演变提供了一定的方便。食货志增为五卷，不仅比旧唐书食货志份量多，而且也比较有系统、有条理地保存了大量社会经济史资料。地理志着重叙述唐朝地理沿革，记载军府设置、物产分布、水利兴废等状况，补正了不少旧唐书地理志的缺略。天文志和曆志在篇幅上超过旧唐书三倍以上，记载了唐代流行的七种曆法，特别可贵的是保存了在曆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大衍曆的曆议（即曆法理论）。艺文志与旧唐书经籍志相较，书目增加很多，特别是开元以后的著作补充不少，如李白、柳宗元的著作，新唐书所收录的就有一些是旧唐书中找不到的。新唐书还增加了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虽有错漏，但也可以起备查作用。 新唐书作者批评旧唐书「使明君贤臣、雋功伟烈与夫昏虐贼乱、禍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恶」［一］，所以在新唐书中秉孔子修春秋之意，进行所谓「忠奸顺逆」的褒贬，并在旧唐书的类传的基础上，增添了卓行、奸臣、叛臣、逆臣等类传，又将原有次序作了重新排列，如在旧唐书中，忠义传排列第五，新唐书改为第一，以表示纠正旧唐书「纪次无法」。旧唐书的合传，大体上把同一时期地位接近或同一家族的人合在一起，新唐书作者认为「忠奸善恶」不分，也加以改动。 新唐书还在列传中保存了一些旧唐书所未载的史料。自安史之乱以后，史料散失不少，穆宗以下又无官修实录，所以宋祁为唐后期人物立传，採用了不少小说、笔记、传状、碑志、家谱、野史等资料。同时，还增加了不少唐代晚期人物的列传。关于少数民族的种族、部落的记载，新唐书比旧唐书多而且详。 本次点校，以百衲本（影印北宋嘉祐十四行本，残缺部份，以北宋十六行本、南宋十行本补）为工作本，参校了北宋闽刻十六行本（影印膠卷残本）、南宋闽刻十行影印本（缺四十多卷）、汲古阁本、殿本和浙江书局本。
214.07 万字 | 2019-04-05 16:14更新
宋史修于元末，由丞相脱脱和阿鲁图先后主持修撰，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张起巖、欧阳玄等七人任总裁官。全书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共四百九十六卷，是二十四史中最庞大的一部官修史书。 早在元初，元世祖忽必烈就曾诏修宋史，后来，袁桷又奏请购求辽、金、宋遗书，虞集也曾奉命主持修撰辽、金、宋三史。由于元王朝内部对修撰宋史的体例主张不同，一派要「以宋为世纪，辽、金为载记」，一派要「以辽、金为北史，宋太祖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宋史」，双方「持论不決」［一］，长期未能成书。元顺帝于公元一三四三年（至正三年），又诏修辽、金、宋三史［二］，决定宋、辽、金各为一史。宋史在纪、传、表、志本已完僃的基礎上［三］，只用了两年半的时间，于一三四五年（至正五年）成书。 在二十四史中，宋史以卷帙浩繁著称。两千多人的列传，比旧唐书列传多一倍，志的份量在二十四史中也是独一无二的。食货志十四卷，相当于旧唐书食货志的七倍。兵志［一］［三］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二三。［二］元史卷四一顺帝本纪。 十二卷，是新唐书兵志的十二倍。礼志二十八卷，竟佔二十四史所有礼志的一半。元末修撰的这部宋史，是元人利用旧有宋朝国史编撰而成，基本上保存了宋朝国史的原貌。宋史对于宋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关係、典章制度以及活动在这一历史时期的许多人物都做了较为详尽的记载，是研究两宋三百多年历史的基本史料。例如，从食货志中，不仅可以看到两宋社会经济发展的概況和我国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经济联击的加强，还可以看到劳动人民创造的超越往代的巨大物质财富和他们所遭受的残酷剥削。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等，保存了许多天文气象资料、科学数据以及关于地震等自然灾害的丰富史料。 宋史具有以往封建史书所没有的特点，这就是它始终遵循的基本思想是程朱理学。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宋史「大旨以表章道学为宗，余事皆不甚措意」［一］。清代史学家钱大昕也说：「宋史最推崇道学，而尤以朱元晦（熹）为宗。」［二］这是符合实际的。在宋史修撰中起主要作用的那些人物，都是道学的信奉者。例如，对于宋史修撰「多所协赞」的鐵木儿塔识，就对「伊洛诸儒之书，深所研究」［三］。张起巖对「宋儒道学源委，尤多究心」［一］。特别是在宋史的修撰中「尤任劳动」［二］的欧阳玄，更是一个对「伊洛诸儒源委，尤为淹贯」［三］的道学家。宋史的修撰原则是，遵循「先儒性命之说」，「先理致而后文辞，崇道德而黜功利。书法以之而矜式，彝伦赖是以匡扶」［四］。在这个原则下，欧阳玄为宋史定下的体例和他所撰写的论、赞、序以及进宋史表［五］，都集中地贯彻了道学的思想。 宋史在史料剪裁、史实考订、全书体例等方面存在许多缺点，使它在二十四史中有繁芜杂乱之称。宋史「以宋人国史为稿本」［六］宋人国史记载北宋特别详细，南宋中叶以后「罕所记载」，宋史依样画葫芦，显得前详后略，头重脚轻。在宋史中，还有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如一人两传，无传而说有传，一事数见，有目无文，纪与传、传与传、表与传、传文与传论之间互相牴牾等等。 宋史的版本，主要有下列几种：公元一三四六年（元至正六年）杭州路刻印的至正本；公元一四八○年（明成化十六年）的成化本（朱英在广州按元刻本的抄本刻印，后来的版本大都以此为底本）：明嘉靖南京国子监本（南监本）：明万历北京国子监本（北监本）；清乾隆四年武英殿本（殿本）；清光绪元年浙江书局本（局本）；一九三四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一九五八年缩印本个别卷帙有抽换）。由于百衲本是用至正本和明成化本配补影印而成，又同殿本作了对校，修补和改正了某些错字，是一个较好的版本。因此，这次校点宋史，是以百衲本为工作本，同时吸收了叶渭清元椠宋史校记和张元济宋史校勘记稿本的成果，参校了殿本和局本。凡是点不断、读不通而又无法从版本上校正的地方，适当地作了本校和他校工作，在卷末校勘记中说明。
487.11 万字 | 2019-04-05 15:52更新
汪辉祖,字焕曾,号龙庄,晚号归庐,浙江萧山人.生于雍正九年(1731),卒于嘉庆十二年(1807),其父汪楷曾任河南杞县狱吏8年.汪辉祖早年丧父,不得不为生计和赡养家庭而奔波.乾隆十七年(1752),汪辉祖到其岳父江苏金山知县王宗闵幕府,开始涉足官场,研习刑名案件.两年以后起,在江苏、浙江各地16位官员幕内充当幕宾长达34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多次应试,直到乾隆四十年(1775),45岁的他经三次落第之后才考中进士.乾隆五十年(1785),汪辉祖结束了幕宾生涯,出任湖南省宁远县知县.几十年的幕府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官场经验,因此他做起官来颇为干练.《清史稿》本传中记载的几件事,颇能反映他的为官之道,体现他的从政能力.不幸的是,由于其人秉性正直,嫉恶如仇,反遭恶人暗中诋毁,终被夺职,不得不以足疾告老还乡. 汪辉祖是清代乾嘉时期影响比较大的良吏和学者，尽管他在史学上也曾有过贡献，特别是在史学工具书的编纂方面，还曾作出过重大贡献，但今天知道的人是非常少了，即使是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也很少有人了解。当然，从汪辉祖本人来说，生前影响比较大的还是吏治方面。他的一生在州县佐治为官就达四十年之久，因而吏治经验非常丰富，且勤于总结，留下了多部关于幕学与吏治的著作。这些著作成为幕友们必读之书，更是学幕者之必读课本而得以广泛流传，被誉为“宦海舟楫”、“佐治津梁”，居官佐幕者几乎人手一册，视为枕中鸿宝。史学大家章学诚在《汪龙庄七十寿言》中就曾这样说：“居闲习经，服官究史，君有名言，文能称旨，布帛菽粟，人情物理。国相颁其政言，市贾刊其佐治，雅俗争传，斯文能事。”可以视作当日最好的写照。所以他在当时政坛上声誉很高，是颇受尊重的名幕，是位名副其实的“绍兴师爷”。汪辉祖是清代誉满全国的绍兴师爷、幕学家与法律专家,他的幕学著作,阐述了清代幕业的技术原则与道德规范,提出就幕宜慎、律己立品、尽心事主、保民便民等见解.作为清代幕友的典范,其幕学思想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清代幕府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3.15 万字 | 2019-10-31 14:11更新
《通典》专叙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变迁，从远古时代的黄帝起，到唐玄宗天宝末年止（肃宗、代宗以后的变革，有时也附载于注中），分为九类，以食货居首，次以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每类又各分子目。对于历代典章制度，都详细地叙述了它们的源流，有时不但列入前人有关的议论，而且用说、议、评、论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通典》的作者是杜佑。《通典》的体例仿效纪传体正史中的志书，将断代体改为通史体，是一部专门记载历代政治、经济等制度沿革变迁的典志体史书。《通典》记述了传说中的黄帝，下讫唐天宝末年的制度沿革。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典志体史书，为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途径。杜佑，字君卿，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生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年），享年七十八岁。代宗大历元年（766年）杜佑开始编写《通典》，过了三十五年，至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全书方完成。《通典》创立了史书编纂的新体裁，开创了中国史学史的先河。
69.40 万字 | 2019-04-07 13:42更新
本书对于中国官场的历史进行了绝妙的讽刺，直阿了中国历代官场所存在的问题，同时该书还描述了中国当代官场的现状，由于受历史沉淀和市场经济的影响，中国官场有越来越腐化的倾向。当官的诀窍：学治臆说；高级幕僚的心得：佐治药言；左右逢源的艺术：续佐治药言；衙门内部的真相：幕学举要；官场备忘录：学治说赘；中国官场学原文。
5.16 万字 | 2019-04-07 13:44更新
清史稿是民国初年设立的清史馆编写的记述清代历史的未定稿。它按照历代封建「正史」的体例，也分为纪、志、表、传四部分，共五百三十六卷。清史馆由赵尔巽任馆长，先后参加编写的有柯劭忞等一百多人。一九一四年工作开始，至一九二七年大致完稿，历时十四年。本书虽编成于辛亥革命以后，而编者却基本上还是站在清王朝的立场来写清史的。由于成于众手，彼此照应不够，完稿后又未经仔细核改，刊行时校对也不認真，是以体例不一，繁简失当，以至年月、事实、人名、地名的错误往往可见。对于编纂上的这些问题，编者也是有所了解的，因此发刊缀言中指出，此书仅仅是作为史稿公之于世，「乃大輅椎轮之先导，并非视为成书也」。侭管此书存在错误和缺点，它根据的大部分材料如清实录、清代的国史列传、清会典和一些档案等，今天也可以见到，但编者把大量的资料匯集起来，初步作了整理，这就使读者能够得到比校详细系统的有关清代史事的素材。而且有些志和清末人物的列传，并非取材于常见的史料，当另有所本。因此，这部书仍有它的参考价值。此书的刊印，是由袁金鎧主持，金梁经办，于一九二八年出书，共印一千一百部。其中四百部由金梁运往东北发行，这批书我们称为「关外一次本」。后来清史馆的人发现金梁对原稿私自做了改动，他们不同意金梁的增删，于是把北京的存书又做了一些抽换，这批书通称「关内本」。以后东北又印过一次，内容也有所改动，我们称为「关外二次本」。这三种版本的異同，主要表现在：一、全篇的增删。关内本删去关外一次本原有的张勋传、张彪附传，康有为传，以及金梁所写的校刻记。关外二次本只删去关外一次本的张彪附传，抽掉公主表序和时宪志中的八缐对数表，增加了陈黉举、朱筠、翁方纲三传。二、同一篇中内容改动。关内本抽换了关外一次本的艺文志序，删去志中易类书目六十四种，修改了劳乃宣、沈曾植的传论，改订了清史馆职名。关外二次本壓缩了赵尔丰传。我们所做的工作，以标点、分段为重点。所用的工作本是关外二次本，凡三本篇目、内容不同的地方，都有附注，录出異文，以资参考。由于八缐对数表只是普通数学工具书，所以不再附录。关于史实错误及同音異译的人名、地名、官名、部落名称等，一般不改动，只在本篇内略作统一。清朝避讳字，尽量改回。对少数民族名称，凡带有侮辱性的字样，除旧史中习见的泛称以外，均已加以改正。史文的脱、误、衍、倒和異体、古体字等，也作了校改。还有由于行、段的错排，以致事理不合处，已发现的也经过查对校正。但原文文理不通，或人名、地名等脱误查不到出处的地方，都维持原状。总目原分五卷，现予合併，不再分卷，并在原来基礎上略作增补，以便检阅。
532.35 万字 | 2019-04-05 16:08更新
本书是一部描述荆楚岁时风物的专书，它为研究我国南方荆楚地区的历史和民俗提供了大量的珍贵的资料。
0.06 万字 | 2019-04-06 23:14更新
《淳熙三山志》，南宋福州地方志。原系陈傅良等撰写，由梁克家署名，淳熙九年（1182）成书。三山是福州的别称，因而该书名《淳熙三山志》。五代时，福州曾一度升为长乐郡，故又名《长乐志》。编者采择北宋庆历三年（1043）林世程纂修的福州志资料，并增入庆历三年至淳熙九年计一百三十九年事，共四十卷，分地理、公廨、版籍、财赋、兵防、秩官、人物、寺观（末附山川）、土俗九门。所记五代十国事迹，可补正史的缺失。其中版籍、财赋两门，系通判陈傅良执笔，内容翔实，参考价值较高。该书是传世的南宋地方志佳作，为研究福州地方史和宋史的重要史料。该书在明清之际罕有流传。原本四十卷。今本四十二卷，为后人所增补。现有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明崇祯十一年本、清乾隆张德荣抄本及四库全书本。 梁克家简介 梁克家（1128～1187年），字叔子，泉州晋江县（今泉州市区）人。南宋绍兴三十年（1260年），以进士第一人及第，授平江佥判，召为秘书省正字，升著作佐郎。请朝廷下诏求直言，孝宗从其言；又陈六事：正心术、立纪纲、救风俗、谨威柄、定庙算、结人心，得孝宗嘉纳，累迁为中书舍人。后出使金国，受到隆重礼待；比箭时连发连中，金人惊服。不久，迁任给事中，遇事敢言，得孝宗赞赏。乾道五年（1169年），升端明殿学士。翌年，升参知政事，后兼知枢密院事。他请筑楚州（今江苏淮安地区）城，环列舟师，以防金人挑衅。时虞允文任枢密院使，主战甚力；克家认为时机尚未成熟，意见不合，请求辞职，孝宗不从。乾道八年（1172年），诏改仆射为左右丞相，克家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后虞允文罢相，克家独居相职。他执法公正，不惧贵戚权门，因与一些朝臣意见不合，力求辞职，遂以观文殿大学士出知建宁府。又因事罢职，提举临安洞霄宫。淳熙六年（1179年），改知福州。过2年，复官观文殿学士，仍知福州。政事余暇，约士人，搜集材料；又亲自寻求断简零编，核对公牍，参以老一辈传闻，纂成《三山志》40卷，内分地理、公廨、版籍、财赋、兵防、秩官（附科名）、寺观、土俗等9门。志名三山，实含当时福州所属闽县、连江、侯官、长溪、长乐、福清、古田、永福、闽清、宁德、罗源、怀安等12县地方文献。尤以所记五代闽国旧闻轶事为史书所未载，是现存一部完整的最早福州志书，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入编清代《四库全书》。淳熙九年（1182年），克家奉召入京，任醴泉观使，复任右丞相，封仪国公。不久因病辞职，进封郑国公。卒赠少师，谥“文靖”。 陈傅良简介 陈傅良（1137—1203）字君举，人称止斋先生，温州瑞安人。先入世均务农，到了他父亲陈彬才是读书人，是个乡村教师。九岁时父母双亡，与兄长姐妹赖祖母吴氏抚养成人。青年时在瑞安、温州一带教书。 他勤学苦读，教学得法，慢慢在温州一带少有名气。叶适曾记述他在温州大南门茶院寺城南书院的教学情况说：“初讲城南茶院时，……公未三十，心思挺出，陈编宿说，披剥溃败，奇意芽甲，新语懋长，士苏醒起立，骇未曾有，皆相号召，雷动从之。虽縻他师，亦借名陈氏，由是其文擅于当世。” 乾道五年（1169）冬，随薛季宣寄寓江苏常州读书，从此继承和发扬薛季宣的事功学说，成为永嘉学派中一位承先启后的学者。乾道六年（1170），他入太学读书，与学者吕祖谦，张栻结交，相与论学质疑。乾道八年，进士甲科及第，授迪功郎。泰州州学教授，但他未赴任，仍在家乡教书。 淳熙三年（1176），他被参知故事龚茂良赏识，推荐为太学录。淳熙五年，龚茂良罢政，他力求外调，遂于同年十一月出任福州通判，深得福州知州兼福建安抚使梁克家的信任。他曾协助梁氏编纂《淳熙三山志》。这时他四十三岁，年富力强，勇于任事，当地有富户之女犯法，他按法审理，结果反被查劾，诬为专擅，罢官奉祠，主管台州崇道观。这是闲官，可在家居住，半薪，他便回家乡教书。淳熙十一年（1184），他被任为湖南桂阳军知军。 侯缺期间，他在瑞安仙岩创办书院。淳熙十四年六月，赴桂阳军任职。当地农业生产落后，他将温州的先进技术——龙骨水车、施肥、牛耕等加以介绍，使桂阳一带农业生产有所提高，又竭力减轻人民负担，政绩卓著，升任湖南提举，迁湖南转运判官。绍熙元年（1190）十月改任浙西提刑，第二年赴京师临安奏事，被留任吏部员外郎。 绍熙四年（1193）升任代理中书舍人。太监陈源专横跋扈，皇帝要升陈源为内侍省押班，他二次拒绝书写任命的诏书。江西吉州农民鄢大为被判为“持杖强盗”，定为死罪，由他写诏书下达执行。可是他读了犯人的案款，知是错判，请求重判，终于使这人免去死罪。由此可见他居官廉明公正。 绍熙四、五年间，南宋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发生矛盾。太上皇赵眘（即孝宗皇帝）患病，其子光宗的皇后李氏，挟制光宗不去问安，因此引起朝野不满，政局动荡。陈傅良带头要求光宗过重华宫门太上皇问安，受到李后申斥，他愤而辞官返里。绍熙五年六月，太上是病故，终于引起宫廷政变，五光宗之子赵扩为帝，是为宁宗。宁宗即位后，陈博良被召回担任中书舍人兼侍讲。 这年冬天，赵汝愚与韩侂胃争机，韩侂胄斥逐赵汝愚集团的朱熹，陈傅良出于公心，不肯草诏。结果自己也被人参劾，说他“庇护辛弃疾，依托朱熹”，罢官回乡。从此，一意韬晦，闭门静居，称自己居室为“止斋”。 嘉泰三年（1203）被任为泉州知州，他因年老，恳请辞职，改投集英殿修撰，宝谟阁待制。同年冬天，卒于家中，终年67岁。陈傅良学问渊博，著作众多，现仍传世的书有《止斋文集》五十二卷，《春秋后传》十二卷，《历代兵制》八卷，此外，尚有《论祖》四卷、《澳论》六卷、《永嘉先生八面锋》十三卷，大都是科举程文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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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铭传——台湾第一巡抚，（1836-1896），字省三，号大潜山人，出生于安徽肥西县刘老圩一个世代耕织务农的农家。自幼托身陇亩，生活非常窘困。但为人刚毅任侠，耿介勇敢，平时喜欢耍枪弄棒，练就一身武艺。曾杀土豪、劫富户、捍法网，闯荡江湖，成为官府追捕的要犯。 清咸丰四年（1854），接受官府招安，在乡兴办团练。时太平天国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刘铭传率团练与太平军对抗。1859年率团勇攻陷六安、驰援寿州，因功升千总。1862年，率练勇编入李鸿章的淮军，号称“铭字营”。在追随李鸿章、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过程中，刘铭传因凶悍善战，战功显赫，很快由千总、都司、参将、副将提升为记名总兵，成为李鸿章麾下的一员大将。1865年因在山东镇压捻军而提升为直隶总督，并获得清廷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及一等男爵的封赏。1868年，奉旨督办陕西军务，旋因积劳成疾，辞官回乡。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已解甲归田，在乡间隐居多年的刘铭传愤然而起，准备重赴沙场，杀敌报国。清政府任命他为督办台湾事务大臣，筹备抗法，不久又授福建巡抚，加兵部尚书衔。刘铭传于1884年7月16日抵达基隆，第二天即巡视要塞炮台，检查军事设施，并增筑炮台、护营，加强台北防务。在他到达基隆的第15天，战争就爆发了。 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越南北部及中越边境进行；第二阶段战火扩大到福建台湾沿海，有陆战和海战两个战场，尤以台湾陆战最为激烈。这是台湾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一次规模最大、历时最久、战斗最为激烈的反抗殖民侵略的战争。在此之前，鸦片战争时期英国军舰对于台湾至多是骚扰牵制；日本因琉球船民被杀侵犯台湾，双方也并未正式接触。此次法军侵台，实属决心占据，事态的严重远非前两次可比，可以说，这是近代台湾真正的大保卫战。 1884年8月4日，法舰直逼基隆，法军远东舰队司令孤拔和副司令利士比派一副官上岸，要求守军“于明日上午八时以前将炮台交出”，守军置之不理。5日，法舰在利比士的指挥下齐向基隆炮台猛烈开火，摧毁了清军数处炮垒及营房，守军于死伤十余人后向内地撤退。法军登陆，占领基隆港，将港内各种设施和炮台尽行破坏。6日下午，法军陆战队向基隆市街搜索前进，并攻击附近高地。守军在刘铭传亲自统率下奋勇从各个方向进行反击，逐渐缩小包围圈。经过几小时的激战，法军伤亡100余人，狼狈逃回军舰，侵占基隆的计划破产了。 法军侵犯基隆首战即告失败，于是又向清政府提出新的和议条件，清政府再次拒绝。此时，法舰已有预谋地集中于福州马江，乘清军将吏相信“和谈大有进步”、丝毫不作准备之际，于23日下午发动突然袭击，把南洋水师所有战舰全部击沉，然后炮轰马尾造船厂和马江沿岸各炮台。从此，法军就牢牢地掌握了台湾海峡的制海权，得以随心所欲地全力侵台。 10月1日，孤拔率多名士兵在十余艘军舰百余门大炮的猛烈炮火掩护下再犯基隆。守军奋勇抵抗约两小时，伤亡百余人，最后被迫后撤。法军乘势登陆进攻，基隆港湾及周围阵地尽失，基隆市区告危。这时，法军在利士比的指挥下正进攻沪尾。刘铭传在得到大批法军猛攻沪尾，沪尾不断告急要求增援的消息后，考虑到台北府城是统帅部所在地，军资饷械集中于此，不可稍有疏虞。为保台北，沪尾重于基隆，于是决定撤离基隆，移师沪尾。法军占领基隆后，于8日又对沪尾发起进攻。利士比以战舰七艘轰击沪尾市街和各处据点，然后登陆，分几路前进。法军不惯于陆战，一进丛林，便失去了统一指挥，只得各自为战。这时，预先埋伏在各处的清军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奋起截杀，锐不可挡。在短兵相战中，守军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展开近战，而法军却溃不成军，伤亡累累。到最后，法军弹药已罄，全线崩溃，只得奔向海滩，逃回舰上。在这场战斗中，法方自认死27名，伤49名；刘铭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我军阵亡哨官三员，死伤兵勇百余人，法军被斩首二十五级，枪杀三百余人。此外又俘获法兵十四名，枭首示众。”通过这次战役，法国人不得不承认：“淡水的败战突然发生，它一方面使我们看出中国兵力的强大，一方面使我们明白局势的危险。这次败战是难以补救的。”自此以后，法国舰队只能轮流在淡水河口对这个海港实施封锁，再没有能力发动进攻了。 10月11日，法国拟定新的和议条件，其中一条是法国占领基隆、淡水作为可以接受第三者调停的先决条件。由于淡水大捷，清政府断然拒绝这样的条件。为了挽救进攻受挫、和谈停顿的困境，法国侵略者宣布自10月23日起封锁台湾。法军的封锁使台湾对外贸易交通中断，生产停滞，粮饷支绌。但在这种情况下，全台军民同仇敌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前线。许多大陆大小船只，不顾风浪和被截捕的危险，采取夜航、偷渡或在东南部海岸登陆等方式，突破法军封锁线，把3000名淮军、60门钢炮、9000支步枪、200万发弹药、40只鱼雷和10万两饷银安全运到台湾。沿海地方当局也纷纷“协饷馈械，南洋最多，北洋次之”。此外，云南广西两省军队也相机向安南边境的法军阵地进攻，以为牵制。在全国上下的大力支援下，台湾终于度过了法军封锁所引起的社会经济危机，使敌人的封锁计划完全破产。 法军自淡水惨败后，即集中注意力于基隆。从11月以来，双方冲突时断时续。1885年1月以后，战斗加剧。3月初，法军增兵大批到达，3日法军派出精锐1300余名猛扑月眉山，5日又出动2000名直攻戏台山。守军腹背受敌，抵挡不住，月眉山失守，退守基隆河南岸，河北地区悉为敌所占据。两军隔河对峙，直至战争结束。 法军多次进攻，用了不少气力，而始终局促于基隆港周围一隅之地，经常受到强大守军反攻的威胁。为了摆脱进退维谷的困境，法军于3月29日向澎湖发起进攻，31日占领澎湖岛。但与此同时，法军在镇南关大败，导致茹费理内阁倒台，中国占有了极其有利的形势。清政府决定“乘胜即收”，4月4日与法国签订停战协定。1885年6月9日，《中法合订越南条约》在天津正式签订，中国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开放蒙自、龙州两地与法国通商，法军撤出基隆、澎湖，并撤销对于中国海面的封锁。在中国军民的英勇抵抗下，法国侵占台湾的战争以失败而告结束。刘铭传领导台湾军民顽强坚持战斗，苦战数月，为中法战争最终取得胜利作出了极大贡献。 接连不断的外国列强的窥伺和侵略，尤其是日本和法国的两次大规模侵台战争，使清政府逐渐认识到台湾是“南洋之枢纽”，“七省之藩篱”，加强建设、巩固海防已属刻不容缓。在此之前，1874年清政府已采纳沈葆桢建议，设立了福建巡抚冬春驻台，夏秋驻省的制度。在以后的具体实施中，由于福州、台湾远隔重洋，实则难以兼顾。中法战争，台湾成为一个重要的战场，战争暴露了清政府在军事上的突出弱点，尤其是海防的薄弱，这在战后成为清廷内部讨论的主要议题。在几经讨论后，1885年，清政府决定台湾正式建省，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任命抗法有功的原福建巡抚刘铭传为第一任台湾巡抚。 台湾建省的提出及其实现，是19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海疆危机的一再刺激下促成的，带有明显筹防御外的性质。自建省分治后，全面推行自强新政，加强海防，推动了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台湾迈向近代化的步伐。首任巡抚刘铭传是清末洋务运动中比较具有时代眼光、革新思想和实干精神的杰出代表人物。在他任职巡抚的六年（1885-1890）中，对台湾的国防、行政、财政、生产、交通、教育，进行了广泛而大胆的改革，全面推进台湾的近代化进程，使台湾的面貌焕然一新。这次自强新政是清朝统治台湾200年中最重要、也是最后的一次改革，其主要内容如下： 巩固海防。刘铭传建议在台湾建立海军，清政府以“已有南北洋海军和经费短绌”为由不予采纳。刘铭传于1884-1885年先后购买南通、北达等几艘小船，供缉捕、运输兼通文报之用，并雇洋匠自造驳船一艘，用以运炮械、安置水雷。在台北建机器厂，自制枪弹，准备继建大机器厂制造炮弹，同时，设立军械所和火药局，他又聘德国技师重建基隆炮台，兴工加固安平、旗后、沪尾、妈宫、西屿、大城北诸炮台，配备强劲大炮，火力增强数倍。在基隆和沪尾设水雷局和水雷营，使水雷与炮台相资为用。此外，他还进行整军、练兵，防军全部改用洋枪，聘请外国教习，加强训练。在台北设总营务处，统辖全台军务。在他的大力整顿下，台湾防务已日见充实。 建设交通。刘铭传是近代中国大倡兴建铁路的第一人。在他推行新政时，制定了以“兴造铁路为网纽、辅之以电线邮政”的方针。1887年7月，台北成立“全台铁路商务总局”，聘英德两国人为工程师，着手修建铁路，前后历时六年完成了基隆至新竹全长106.7公里的铁路，成为中国人自办自建的第一条铁路。1886年台北设电报总局，架设水陆电线，全长700公里，大大改善了岛内外的电讯交通。1888年创立新的邮政制度，在台北设立邮政总局和各地支局，发行邮票。有南通、飞捷两船定期往来于台湾与大陆之间，邮路远至厦门、福州、广州、上海、香港等地。这是我国最早的自办邮政业务、比清政府成立的邮政官局早八年。 兴办新式企业。1887年台湾设立煤务局，采取官督商办方式，投资购买新式机器开采，日可产煤万余斤。但因管理不善，时有亏折，收回官办后仍无起色。刘铭传曾希望与英商合资开采煤矿，清政府以恐别生枝节为由驳斥不准。1886年在沪尾设立官办硫磺厂，用新法熬制获利甚多。1887年设立官办机器锯木厂，为铁路提供枕木。同年又设煤油局生产煤油。在台北设立警察，组织商人成立兴市公司，兴建商店。此外还装设电灯，开凿新式公共水井，购买第一架蒸汽碾路机，并设置了专管市内卫生的机构。 发展商务。1886年台湾设立商务局，先后向英、德购买威利、威定两艘旧轮作为商船。派李彤恩等到新加坡设立招商局（后改为通商局），通过向华侨招募股份购买轮船，设立轮船公司，航行于台湾与大陆各埠，远至新加坡、西贡、吕宋等地。1886年设立樟脑总局，实行专买制度，获利颇多。 抚番与垦荒。刘铭传的抚番政策为恩威并用，剿抚兼施。恩抚不从，方行威剿，威剿之后，仍归恩抚。如有官吏凌虐番民，汉人夺占番地，均予惩处禁止，绝不偏袒。番人劫杀居民，不听晓谕，则威之以兵。1885年首抚北路淡水东南马来番，为其定规约，命其遣子弟至城读书，雉发归化。生番地界，各归各业，不许军民侵占。 从1885年冬至1886年夏，半年之间招抚400余番社，归化7万余人。1887年春夏之间，后山抚218社，番丁5万余人，前山抚260余社，番丁3.8万余人，田园数十万亩。全台大定后，于是广招福建贫民扩垦，使番众与内地人民共处杂居，逐渐改变他们的习俗，同时改进他们的经济情况，使“耕织自精，货财自殖”。1886年5月设全台抚垦总局，以林维源为总办，南、北、东三路分设抚垦局及分局，并在各重要番区如大科莰、东势角、埔里社、苏澳、花莲等处，各立抚垦分局。局中有医生、教耕、教读等人员，开义塾，教番人童子读书。另外在台北特设番学堂，供给他们衣食，教以汉文、算术、官话、台语、起居礼仪，并常让他们与汉人接触以起潜移默化的作用。让他们消除疑忌，不以异类自居。为了抚番，刘铭传“三亲绝域，蒙瘴涉险，不骑而徒。彼其不知暇逸哉，其所志者远也”。这一切都有利于台湾社会的近代化发展。 整理财政。主要是田赋的清理。台湾田赋极其紊乱，在豪绅吏胥的包揽控制下，“强者有田无赋，弱者有赋无田”，“田去粮存”，求免无路。为了清除积弊，增加财政收入，1886年5月，刘铭传奏请实行清赋，由清赋总局进行会查保甲，清丈田亩，历时二年多，完成了清丈工作，田赋大量增加，年收入达67.4万余两，比原额增加49.1万余两。此外，在整顿税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绩。经过整顿后的茶税年增13万两，盐税增12万两，樟脑、硫磺增30万两，鸦片增40万两，加上其他各项收入，财政总收入从90万两激增至300万两，最高达到450万两。国防、交通诸项建设经费至是始有着落。清赋直接触犯了地主豪绅的利益，一时流言传 布，阻力极大，但刘铭传不为所动。 提倡新式教育。台湾发展需要一大批专门人才，刘铭传深知培养人才的重要性。1887年在台北大稻埕创立西学堂，聘请西人教习讲授英语、法语、数学、理化、测绘、历史、地理等课程，于西学余闲兼课中国经史文字，使内外通贯，培养通晓近代科学、善于对外交涉的人才。经过严格甄选，第一批招收学员64名，所有费用全部由政府供给，年支银1万余两。1890年又设电报学堂，招收西学堂和福建船政学校学生10名，学习电讯专门技术。并于1890年设立番学堂，为原住民培养骨干和通事人才。在刘铭传的积极倡导下，台湾教育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增设府县。台湾土地面积3.6万平方公里，清初仅设一府三县，不久增为四县，统治所及限于西部沿海平原地带。后以土地日辟，人口倍增，于1875年增设了一府四县，共有两府八县，然仍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刘铭传就任台湾巡抚后，按建省规制，以彰化位于全岛中央，平原宽敞，定为省会，设首府曰台湾府，附郭首县曰台湾县；另划嘉义以东、彰化以南、方长约百余里之地为云林县，分新竹西南沿山新垦地带为苗栗县，升卑南厅为台东直隶州。在省会未建以前，以台北接近福州，先以台北为施政中心。于是全台共有三府、一直隶州、十二县、五厅，划疆分守，初具规模，奠定了今日台湾地方行政区划的基础。 刘铭传的改革涉及军事、行政、经济、文化各个领域，范围相当广泛。因为当时台湾正面临着帝国主义侵略的严重威胁，一切措施不得不首先从巩固国防出发，并始终以巩固国防为中心。为了巩固国防，就必须整顿军备，增强防卫能力；开拓土地，以保持岛内秩序的安定；发展交通，便利岛内各地及其与大陆的联络。为了巩固国防，就必须筹措大笔经费，办法之一就是清理田赋，在这方面，刘铭传做出了巨大的成绩；办法之二是倡办实业，发展生产，在这方面他刚开始不久就去职了。而为了巩固国防，发展交通，兴办新式工业，又必须培养大批科技人才和吸收外国先进经验，因而有西学堂和电报学堂的设立和外国技师的聘用。凡此种种，都可以说明，刘铭传的改革虽然发生在大陆洋务运动的后期，在许多做法上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大陆洋务运动的影响，但和“重在防内，并无对外意图”的李鸿章之流所搞的洋务运动还是有差别的。刘铭传很注意吸收华侨和民间资本，他所兴办的铁路和煤矿都有商股参加，有些企业办不好就交给民办，这也和官办占压倒地位的某些洋务企业有所不同。他所创办的企业如铁路、邮政、电讯、航运等等，多数都卓有成效，不像大陆官办企业那样积弊重重，亏损日甚。刘铭传的眼光不仅仅以台湾为限，他还希望“以一岛基国之富强”，以台湾“一隅之设施为全国之范”，从这点看，也应该肯定他是晚清洋务运动中一个具有进步倾向的人物。 然而，刘铭传的改革是在当时已经腐烂透顶的清政府支配下进行的。在其推行过程中，他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种种阻力。因此，尽管他很想有所作为，也做出了巨大的成绩，但还是有不少人对他进行掣肘、攻击与诬蔑，迫使他不得不于1891年告病辞官而去。继任的台湾巡抚邵友濂眼光短浅，思想僵化，尽废刘铭传新政，清代所实行的惟一有计划、有成效的改革就此夭折了。1896年，刘铭传在家病逝，清追封太子太保，谥壮肃，准建专祠。 有人说刘铭传“倡淮旅，练洋操，议铁路，建台省，实创中国未有之奇”，而其最伟大的成就，最值得后人景仰的事功则为“建台省”—— 建设一个近代化的台湾。
24.30 万字 | 2019-04-07 13:44更新
《唐会要》一百卷，宋王溥撰。《唐会要》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断代典制体史籍，它取材于唐代的实录文案，分门别类地具体记载了唐朝各种典及其沿革，保存了《 新唐书 》、《 旧唐书 》未载的史实，为研究唐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向来为唐代文学、历史的研究者所重视。作者简介： 王溥，字齐物，并州祁县人(今山西省祁县)。一代后汉干佑年间举进士第一，历任后汉、后周，官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右仆射。入宋后，进司空、同平章事，监修国史。宋史卷二四九有传。王溥是五代、宋初时期的著名学者，除唐会要外，尚着有五代会要三十卷，文集二十卷(今佚)。
99.92 万字 | 2019-04-07 13:43更新
右《大业拾遗记》者：上元县，南朝故都。梁建瓦棺寺阁，阁南隅有双阁。闭之忘记岁月。会昌中诏拆浮图，因开之，得笋笔千余。头中藏书一帙，虽皆随手靡书，而文字可纪者乃隋书遗稿也。中有生白藤纸数幅，题《南部烟花录》，僧志彻得之。及焚，释氏群经僧人惜其香轴，争取纸尾，拆去视轴，皆有鲁郡文忠颜公名，题云手写是录即前之笋笔，可不举而知也。志彻得录前事，及取隋书校之，多隐文，特有符会而事颇简脱。岂不以国初将相争，以王道辅政，颜公不欲华靡前迹，因而削乎。今尧风已还，得车斯驾。独惜斯文湮没，不得为词人才子谈柄。故编云《大业拾遗记》本文缺落凡十七八，悉而补之矣。
0.33 万字 | 2019-04-06 20:43更新
廿二史劄記 作者：清 趙翼撰作者：清 趙翼撰趙翼二十二史劄記為清代史學考據重要著作（與錢大昕二十二史考異、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並稱清代歷史考據三大名著）。其以筆記條列方式，考據包括史記至明史等二十四史，（其時舊唐書及舊五代史尚未列入正史，故稱二十二史）計三十六卷，補遺一卷。內容主要就史書的編撰編撰過程、時間，史料來源、真偽）、體例（異同優劣）加以考據，兼論政事、制度、人物之優劣臧否。
53.51 万字 | 2019-04-06 22:40更新
《佛国记》，又称《高僧法显传》、《法显传》、《高僧传》、《历游天竺记传》。一卷。东晋僧法显记。 法显大师，平阳武阳（山西）人，俗姓龚，因慨叹律藏残缺，乃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于弘始二年（《梁高僧传》作隆安三年）离长安，度沙河，越□岭，往天竺求法，时年六十顷。经长安、敦煌、于阗到中印度，于遍历佛迹后，三年学于华氏城，二年学于恒河下游加尔各答附近，后至锡兰二年，其间所学，有律、《长阿含》、《杂阿含》、《涅槃经》等。最后经由苏门答腊，于义熙九年（413）归国，携回大量梵本佛经。前后十余年，历经干归、褥檀、炖煌、鄯鄯、乌夷、于阗、子合、竭叉、陀历、乌长、宿呵多、揵陀卫、竺刹尸罗、弗楼沙、那竭、罗夷、跋那、毘荼、摩头罗、僧迦施、沙只、抱萨罗、蓝莫、毘舍离、摩竭提、迦尸、拘睒弥、达嚫、瞻波、摩梨帝、师子、耶婆提等三十余国。 归国后，于道场寺与佛驮跋陀罗合译《摩诃僧只律》、《大般泥洹经》、《杂藏经》、《杂阿毘昙心论》，示寂于荆州辛寺。 本书是法显大师自记经西域至印度诸国求法的经过历程，为我国僧侣西行印度求法记传中，现存最古的典籍。与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同为中古历史、地理的重要史料。
1.62 万字 | 2019-04-06 23:17更新
《读通鉴论》是明末清初进步思想家、史学家王夫之晚年的历史评论性著作。 王夫之１６１９—１６９２，字西农，号姜斋，又因晚年长期居于湘西蒸左石船山，故称船山，湖南衡阳人。王夫之自幼从学于父兄，聪敏好学，博览群书，十四岁即考入衡阳县学，成为秀才，但继续科举仕进的梦想在农民大起义的冲击下破灭。王夫之目睹明末的腐朽统治和东北满族贵族势力的不断扩张，与许多有识之士一样感到危机日深，主张改革弊政。他十分关注国家社会政治时局，格外用心研究历史。王夫之壮年时，明清两朝交替，他曾积极参加抗清斗争，经受过坎坷的政治流亡生活的考验和锻炼，同时有机会广泛接触社会，使他的进步思想趋于成熟。迫于抗清形势逆转，王夫之遁迹林泉，近四十幽居穷乡僻壤，荒山野岭，苦其心志，联系社会现实，总结历史经验，以全部精力从事著述，力图回答时代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寻找挽救危局的革新之路。王夫之的著作涉及哲学、政治、历史、文学各方面，多达百余种。 《读通鉴论》是王夫之晚年系统的史论代表作之一。作者认真研读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现实，总结历史经验，有感而发，随事阐述自己的见解、主张和思想认识。对历史上的治乱兴衰作了多方面的评论。全书约六十余万字，按朝代分为三十卷，卷末又附有《叙论》，没有篇题。 全书内容丰富，集中表现了作者发展进化的历史观。他痕恨明王朝的腐败政治，主张改革；反对分裂，主张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压迫；还以朴素的唯物主义对宋明以来的唯心主义道学进行了批判。作者有意识地把评史与论政治结合起来。他认为“读古人之书”必须“揣当今之争”，才能“为治之资”。因此王夫之的史论著作不仅贯穿着他的史学思想理论，也渗透了他的政治思想理论。 在对宋、明理学家厚古薄今，推崇“三代盛世”，妄称三代以下“人欲横流”、主张“法先王”的复古倒退思想进行批判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指出唐虞以前完全处于未开化的野蛮状态，而三代则是“国少而君多……暴君横取”，人民“秸面鸠刑，衣能结而食草木”，社会落后生活艰苦，根本也不是值得向往的盛世《读通鉴论》卷二十。“世益降，物益备”《读通鉴论》卷十九，随着历史的发展，物质生活才日益丰富起来，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古代的办法是治理古代天下的，不一定能通用于今天，没有一成不变的制度法令和治国之道，必须“趋时更新”，“事随势迁而法必变”。 在对历史发展的认识上，《读通鉴论》指出“生有生之理，死有死之理，治有治之理，乱有乱之理，存有存之理，亡有亡之理。天者，理也，其命，理之流行者也……。违生之理，浅者以病，深者以死。人不自知而自取之，而自昧之……夫国家之治乱存亡，亦如此而己矣。”卷二十四国家的治乱存亡与人的生死寿夭一样都有自己的规律，并且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被人所认识和掌握的。基于这种思想认识，作者认为秦始皇废除分封行郡县，是历史进步和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秦代以下，郡县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卷一，被分封行郡县变革的成功是顺应了“势之所趋”，符合“理”——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结果。作者还进一步带证地指出“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而行其大公”卷一，秦始皇是出于“私天下”的动机而实行郡县制的，而历史规律的必然性又恰恰是通过秦始皇主观动机这一偶然性体现出来的。 此外《读通鉴论》一书在分析评论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时，多有独到见解和中肯意见，又能一一例举，但也有其局限，作者同情农民的疾苦，痛恨反动统治的腐败，主张改革，但其认识还局限于对原有制度的改良，没有认识到从根本上改变封建制度的必要。 《读通鉴论》一书可选读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印行的单行本。该校本以１９６５年金陵刊刻的“船山遗书”为底本，又根据两个抄书的校记作了校补改正，并将抄本多于刻本的五论及清人刘巍崧的校勘记，对史实作的若干订正都附于有关各论之后，供作参考。还可选读岳麓书社新山版的《王船山全集》本。
58.57 万字 | 2019-04-06 20:47更新
《唐律疏议》是我国历史上保留下来的一部最早、最完整的封建法典和注疏，本书对其作了译注。《唐律疏议》是我国古代封建法典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保存至今的最早的一部法典，无论在古代还是在现在，它都有着不一般的地位。古时读之者甚多，但由于其离我们年代久远，相对而言，其文字艰涩，内容深奥，现代极少有人能轻松理解。本书正是出于此原因，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各位读者介绍并解读。全书以其问世之故事开篇。
34.65 万字 | 2019-04-07 13:44更新
南齐书是一部记载南齐封建割据政权历史的书，齐梁皇族萧子显作。全书六十卷，现存五十九卷。 南齐是南北朝时期继宋以后在南方割据的封建王朝。公元四七九年，萧道成（南齐高帝）建立南齐，传了三代。四九四年，萧道成的侄子萧鸾（南齐明帝）夺取了帝位，传了两代。五○二年，萧衍（梁武帝）灭了南齐，另建了梁朝。南齐的统治只有二十三年，是南北朝时期最短促的一个朝代。它建都在建康（今南京），统治的地区西到现在的四川，北到淮河、汉水，萧鸾时期又在淮河以南失去一些地方。当时同南齐对立的，是割据北方的北魏封建政权（公元三八六到五三四），北魏的军事力量要比南齐强些。 萧子显（约公元四八九到五三七），字景阳，南兰陵郡南兰陵县（今江苏常州西北）人，是萧道成的孙子。他父亲豫章王萧嶷在南齐前期曾煊赫一时，他本人在梁做到吏部尚书。他虽然还是梁朝统治集團中的上層人物，但这时他家的政治地位已经衰落下来。 萧子显入梁以后，还是积极地为鞏固梁朝政权效力。萧衍曾当面向萧子显兄弟表示，希望他们作梁朝的「忠臣」。萧子显也就特别利用了自己的文史才能为梁朝的封建统治服务。他曾奏请编纂萧衍的文集，赞美萧衍掛名主编的通史，并在国学里讲解由萧衍题名的五经义。他还编写了五卷普通北伐记，这书虽已不可见，而顾名思义，应是颂扬萧衍在普通年间（公元五二○到五二六）的军事活动的。他编写南齐书，也是经过奏请的。萧子显还著有后汉书一百卷、贵俭传三十卷、文集二十卷，都没有流传下来。 南齐初年，萧道成设置史官，命檀超、江淹等编集「国史」。在梁代，沈约著有齐纪，吴均著有齐春秋。萧子显的南齐书，多取材於檀超、江淹等的书稿，而他们的稿子没有，传下来。沈约、吴均的书约在十一世纪以后也散失了。关於南齐的最早只有这部南齐书。 南齐书六十卷，见於梁书萧子显传。到了旧唐书经籍志著录这部书，就只有五十九卷了。刘知几史通序例曾说过南齐书原有序录，后人从而推论南齐书佚失的一卷就是。萧子显虽然是以封建史臣的观点来修史的，但他以当代人记当代事，在南齐书里保留了一定数量的比较原始的史料。关於统治者对人民的残酷压榨及统治阶级集團内部的倾轧残杀，书中都有所记载。对当时唐禹之领导的农民起义，在豫章文献王嶷传、竟陵文宣王子良传、沈文季传等里，也提供了材料。此外对南齐一代的文学史、思想史、科学史方面的情况也有一定的反映。如科学家祖冲之，在南齐书里就有一篇比较详细的传。总的来说，南齐书是一部研究南齐历史的重要史书。 点校南齐书，是用商务印书馆影印的宋大字本（简称百衲本）作底本，参校了明、南监本北监本汲古阁本、清武英殿本、金陵书局本。另外，还参校了沈约宋书中的志，以及南史、通典、册府元龟、太平御览、资治通鑑、资治通鑑考异等书的有关部分。对於前人校勘的成果，我们採用了周星诒、张元济、张森楷的三种南齐书校勘记稿本，以及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等书。
39.16 万字 | 2019-04-05 16:08更新
宋书一百卷，包括本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八十卷，梁沈约撰。宋是继东晋以后在南方建立的封建王朝。晋安帝元兴二年（公元四○三年），荆州刺史桓玄代晋称帝。第二年，当时的北府兵将领刘裕在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和广陵今江苏扬州市）两地起兵，推翻桓玄，名义上恢复晋朝的统治，实际上掌握了东晋的军政大权。过了十五年，晋恭帝元熙二年（公元四二○年），刘裕就建立宋朝，都於建康（今南。刘裕以后，一共传了七代，到宋顺帝昇明三年（公元四七九年），又为萧齐所灭。 宋朝国史的修撰，在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公元四三九年）就已开始。当时由著名科学家何承天草立纪传，编写了天文志和律历志。此后，又有山谦之、裴松之、苏宝生等陆续参预编撰。但他们任史职的时间都很短。大明六年（公元四六二年），徐爰领著作郎，他参照前人旧稿，编成「国史」，上自东晋义熙元年（公元四○五年）刘裕实际掌权开始，下讫大明时止。隋书经籍志著录徐爰宋书六十五卷，可见他的书曾和沈约宋书并行，现在太平御览等类书中，还保存了徐爰宋书的残篇零段。但徐爰不久为宋朝所斥退，宋朝「国史」的修撰也就停了下来。南齐永明五年（公元四八七年）春，又命沈约修撰宋书。这时沈约为太子家令，兼著作郎。他依据何承天、徐爰等人的旧作补充修订，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在永明六年（公元四八八年）二月完成纪传七十卷。沈约在当时的奏文中说「所撰诸志，须成续上」，可见宋书的八志三十卷，是后来续成的。在八志中，符瑞志改称鸾鸟为神鸟，是避齐明帝萧鸾的讳；律历志改「顺」作「从」字，是避梁武帝父亲萧顺之的讳；乐志称鄒衍为鄒羡，是避梁武帝萧衍的讳。可见宋书的最后定稿，当在齐萧鸾称帝（公元四九四年）以后，甚至在梁武帝即位（公元五○二年）以后了。 与沈约同时或稍后，南齐时有孙严著宋书六十五卷，王智深著宋纪三十卷，梁代有裴子野著宋略二十卷，王琰著宋春秋二十卷，鲍衡卿著宋春秋二十卷。但这些著作都已亡佚，关於刘宋一代的史书，比较完整的，现在就只有沈约的这部宋书。 沈约（公元四四一--五一三年），字休文，吴兴吴康（今浙江德清县西）人。他历仕三朝，宋时为尚书度支郎，齐代做到五兵尚书、国子祭酒，在齐梁政权交替之际，他力劝梁武帝萧衍代齐称帝，因而在梁朝被封为建昌侯，官至尚书左仆射、尚书令、领中书令。沈约的著作很多，但现在除了宋书一百卷和文集九卷外，其他如晋史、齐纪、梁高祖纪、宋文章志等，都已亡佚。 东汉末年以来所形成的门阀制度，到东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门阀士族拥有政治经济各方面的特权，他们大量兼併土地，广泛收罗「荫户」，用各种手段霸佔劳动力，极端残酷地剥削和压迫人民。他们以门第相誇，把持官位，所谓「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致公卿」（南齐书褚渊王俭传论）。梁武帝萧衍也极力支持士族，他在诏书中还特别提到了要纠正「冠履倒错，珪甑莫辨」的现象（梁书武帝纪）。沈约先世，本是吴兴士族，所谓「江东之豪，莫强周、沈」（晋书周处传附周札传）。沈约一门，在宋、齐、梁三代，也都仕宦显赫。梁萧统文选载沈约奏弹王源文，对於某些士族地主「婚宦失类」的情况大加抨击。因此，沈约在齐梁时期撰成的宋书，也就带有其时代和阶级的特点，它的一个突出内容，就是颂杨豪门士族，维护门阀制度。 譬如宋书列传中，有关地主阶级中代表人物高门士族的传，几乎佔了半数。仅就王、谢二族来说，宋书里王氏立传的达十五六人，谢氏立传的也近十人之多。像陈郡谢弘微，传中写他如何忙於经营谢氏产业，传末却又吹捧他为人「简而不失，淡而不流」。又如琅邪王微，传中只是连篇累牍收载他给友人的信，却说他「内怀耿介，峻节不可轻干」。这两个人因为都是高门士族，所以宋书都为他们立了「佳传」。宋书中对於士族中的人物，总说什么是「前代名家」，风度「简贵」，「风格高峻」，「世重清谈，士推素论」，等等。 但宋书仍有其一定的史料价值。史通书志篇说：「宋氏年唯五纪，地止江淮，书满百篇，号为繁富。」宋书百卷，记述六十年间的史事，保存了不少历史资料，尤其是它收载了当时人的许多奏议、书札和文章，可以从中看出那个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的一些实际情况。如卷八十二周朗传载周朗上书，讲到赀调的为害，严重阻礙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卷五十六孔琳之传、卷六十范泰传、卷六十六何尚之传所载关於改铸钱币的争议，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如何在钱币改铸中加紧对人民的剥削。卷五十四羊玄保传兄子羊希附传，收载西阳王子尚上书，提到南朝初期农村两极化的发展，「富强者兼岭而佔，贫弱者樵苏无讬，至渔採之地，亦又如兹」。卷六十七谢灵运传载谢灵运的山居赋全文，提供了研究大地主庄园的材料。 从宋书的记载中，还可以看出那时的农民起义不但人数众多，而且地域很广，规模很大。如景平元年（公元四二三年），有富阳孙法光领导的起义（少帝纪、褚叔度传）。元嘉九年（公元四三二年），有广汉赵广领导的起义，人数有十多万人，起义军围困益州治所成都达数月之久（文帝纪、刘粹传弟道济附传）。另外，在元嘉初年，有淅川、丹川的少数族起义；到元嘉末年，荆、雍、豫三州的少数族人民，起义就更加频繁，参加的人数有发展到百余万人以上的（夷蛮传、张邵传、沈庆之传等）。这些记载虽然是极不充分，而且还是经过严重歪曲的，但终究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当时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线索。此外，宋书的谢灵运传及传末的史论，谈到了魏晋以来文学的发展和演变，以及沈约自己关於诗歌声律的主张，是研究六朝文学批评史的重要资料。夷蛮传对於南朝前期我国和亚洲各国人民之间经济、文化的友好交往，也作了适当的叙述。 在宋书八志中，有些志是比较可取的，如律历志收了杨伟的景初历全文，以及何承天的元嘉历、祖冲之的大明历全文，这几种历法都是能够反映当时自然料学水平的著作。乐志保存了许多汉魏乐府诗篇。州郡志对南方地区自三国以来的地理沿革，以及东晋以来的侨置州郡分布情况，讲得比较详细。而且在每个州郡名下，都记载着户口数。这些户口数固然不尽准确可信，但多少使人得知当时南方人口分布的一个大概输廓。 宋书在长期流传过程中，有不少散失，到北宋时，竟有漏脱数叶或全卷的。据北宋末年人晃说之所说；「沈约宋书一百卷，嘉祐末诏馆阁校讐，始列学官。尚多残脱骈舛，或杂以李延寿南史。」（高山集卷十二读宋书）据前人的考订和我们整理过程中所考查到的，宋书卷四少帝纪有阙叶，为后人所补。卷四十六除到彦之传阙而未补外，其余都是后人用南史等书补足。卷六十二张敷传和卷五十九张畅传，补阙者没有通检全书，把南史张邵传后的张敷、张畅附传也一起钞录进去。这样就出现了宋书有两篇张敷传和两篇张畅传的情况。卷七十六朱脩之宗慤王玄谟传，原卷也有阙失，由后人採南史等书补入。又如在卷一百沈约自序中叙沈亮事，於「联事惟忝，忧同职同」下，各本都注「阙」字，於叙其父沈璞事，「璞有子曰」下也注「阙」字。叙沈伯玉事，「先帝在蕃」下也注「阙」字。书中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
106.12 万字 | 2019-04-05 16:14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