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载南诏史事的史书。又名《云南志》、《云南记》、《云南史记》、《南夷志》、《南蛮志》、《南蛮记》。十卷。唐樊绰撰。樊绰为安南经略使（今越南河内）蔡袭幕僚。862年（唐懿宗咸通三年）,南诏王世隆遣将攻安南，经略使王宽不能御，朝廷以湖南观察使蔡袭代王宽为经略使,将兵屯守。樊绰随行。为了对付南诏,他受蔡袭命，对南诏情况进行调查了解，搜集资料并参考前人著作（主要是袁滋《云南记》）,写成此书。863（唐咸通四年）南诏军攻陷交阯，蔡袭战死，樊绰于城陷时携带印信，浮水渡过富良江走免。次年六月受命任夔州（今四川奉节东）都督府长史，复访问黔、泾、巴、夏四邑民族情况,并参考《后汉书》、《夔城图经》、王通明《广异记》等书，为文附于此书第十卷后。书中对南诏统治区的政治、经济、民族、山川、交通城镇及境外诸国作了较详细记述，为现今仅存唐代著述中有关云南地区之专著，具有极重要的史料价值。自宋、元至明初流传不绝。《新唐书·艺文志》、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宋史·艺文志》等书均有著录。此后不见传本。惟《永乐大典》收入此书，题作《云南史记》，为明初以来仅有之本。清乾隆间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出，刊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中，复流传于世。此后福建、广东有翻刻本,《琳琅秘室丛书》、《渐西村舍汇刊》均收入;桐叶馆、知不足斋有单刻本,《云南备征志》亦收入,并为一卷,但错简讹夺较多,有待校理。今人方国瑜著有《樊绰云南志概说》，对此书名称、资料来源、版本等考校精详。向达校注此书,题为《蛮书校注》,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
2.92 万字 | 2019-04-06 23:16更新
《史记》在我国比较广泛地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它成为司马迁著作的专称，也开始于这个时候。在这以前，《史记》都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记》和简称“太史公”。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到唐朝时候，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文人们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著名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史记》特别推崇。宋元之后，欧阳修、郑樵、洪迈、王应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于是《史记》的声望随日俱上，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俗称“三家注”的《史记集解》（刘宋时裴駰注）、《史记索隐》（唐司马贞注）和《史记正义》（唐张守节注）。《集解》兼采当时裴駰所能见到的前人有关《史记》诸书的研究成果，并一一注明作者名字。一丝不苟。《索隐》进一步指出了《集解》中考证不当的错处。并对《史记》原文提出辨正，发语警辟。《正义》的作者长于舆地之学，对《史记》中地名的考证尤为精辟。读《史记》原文，同时注意看一看这三家注，对原书会有更进一步的理解。1959年中华书局重新标点排印的《史记》，就是与这三家注合刻的本子。
56.81 万字 | 2019-04-05 15:47更新
南齐书是一部记载南齐封建割据政权历史的书，齐梁皇族萧子显作。全书六十卷，现存五十九卷。 南齐是南北朝时期继宋以后在南方割据的封建王朝。公元四七九年，萧道成（南齐高帝）建立南齐，传了三代。四九四年，萧道成的侄子萧鸾（南齐明帝）夺取了帝位，传了两代。五○二年，萧衍（梁武帝）灭了南齐，另建了梁朝。南齐的统治只有二十三年，是南北朝时期最短促的一个朝代。它建都在建康（今南京），统治的地区西到现在的四川，北到淮河、汉水，萧鸾时期又在淮河以南失去一些地方。当时同南齐对立的，是割据北方的北魏封建政权（公元三八六到五三四），北魏的军事力量要比南齐强些。 萧子显（约公元四八九到五三七），字景阳，南兰陵郡南兰陵县（今江苏常州西北）人，是萧道成的孙子。他父亲豫章王萧嶷在南齐前期曾煊赫一时，他本人在梁做到吏部尚书。他虽然还是梁朝统治集團中的上層人物，但这时他家的政治地位已经衰落下来。 萧子显入梁以后，还是积极地为鞏固梁朝政权效力。萧衍曾当面向萧子显兄弟表示，希望他们作梁朝的「忠臣」。萧子显也就特别利用了自己的文史才能为梁朝的封建统治服务。他曾奏请编纂萧衍的文集，赞美萧衍掛名主编的通史，并在国学里讲解由萧衍题名的五经义。他还编写了五卷普通北伐记，这书虽已不可见，而顾名思义，应是颂扬萧衍在普通年间（公元五二○到五二六）的军事活动的。他编写南齐书，也是经过奏请的。萧子显还著有后汉书一百卷、贵俭传三十卷、文集二十卷，都没有流传下来。 南齐初年，萧道成设置史官，命檀超、江淹等编集「国史」。在梁代，沈约著有齐纪，吴均著有齐春秋。萧子显的南齐书，多取材於檀超、江淹等的书稿，而他们的稿子没有，传下来。沈约、吴均的书约在十一世纪以后也散失了。关於南齐的最早只有这部南齐书。 南齐书六十卷，见於梁书萧子显传。到了旧唐书经籍志著录这部书，就只有五十九卷了。刘知几史通序例曾说过南齐书原有序录，后人从而推论南齐书佚失的一卷就是。萧子显虽然是以封建史臣的观点来修史的，但他以当代人记当代事，在南齐书里保留了一定数量的比较原始的史料。关於统治者对人民的残酷压榨及统治阶级集團内部的倾轧残杀，书中都有所记载。对当时唐禹之领导的农民起义，在豫章文献王嶷传、竟陵文宣王子良传、沈文季传等里，也提供了材料。此外对南齐一代的文学史、思想史、科学史方面的情况也有一定的反映。如科学家祖冲之，在南齐书里就有一篇比较详细的传。总的来说，南齐书是一部研究南齐历史的重要史书。 点校南齐书，是用商务印书馆影印的宋大字本（简称百衲本）作底本，参校了明、南监本北监本汲古阁本、清武英殿本、金陵书局本。另外，还参校了沈约宋书中的志，以及南史、通典、册府元龟、太平御览、资治通鑑、资治通鑑考异等书的有关部分。对於前人校勘的成果，我们採用了周星诒、张元济、张森楷的三种南齐书校勘记稿本，以及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等书。
39.16 万字 | 2019-04-05 16:08更新
右《大业拾遗记》者：上元县，南朝故都。梁建瓦棺寺阁，阁南隅有双阁。闭之忘记岁月。会昌中诏拆浮图，因开之，得笋笔千余。头中藏书一帙，虽皆随手靡书，而文字可纪者乃隋书遗稿也。中有生白藤纸数幅，题《南部烟花录》，僧志彻得之。及焚，释氏群经僧人惜其香轴，争取纸尾，拆去视轴，皆有鲁郡文忠颜公名，题云手写是录即前之笋笔，可不举而知也。志彻得录前事，及取隋书校之，多隐文，特有符会而事颇简脱。岂不以国初将相争，以王道辅政，颜公不欲华靡前迹，因而削乎。今尧风已还，得车斯驾。独惜斯文湮没，不得为词人才子谈柄。故编云《大业拾遗记》本文缺落凡十七八，悉而补之矣。
0.33 万字 | 2019-04-06 20:43更新
三国杂事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宋唐庚撰。庚字子西，眉州丹棱人。绍圣中登进士第，调利州治狱掾，迁阆中令，人为宗学博士。张商英荐，除提举京畿常平。後坐为商英赋内前行，谪居惠州。大观五年赦归，道卒。事迹具《宋史·文苑传》。是书杂论三国之事，凡三十六条，并自序一篇，後人皆编入庚文集。考《宋志》载庚集二十二卷，与今本同，似此书原在集内。然晁氏、陈氏《书目》皆载庚集十卷，知今本析其一卷为两卷，又益以此书二卷为二十二卷，实非原本。故《永乐大典》载此书，亦别为一编，不著文集之目。今仍别为二卷，以还其旧。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庚之文长於议论，今观其论诸葛亮宽待法正，及不逾年改元事。论荀彧争曹操九锡事，皆故与前人相反。至亮之和吴，本为权计，而以为王道之正。亮拔西县千馀家，本以招安，而以为扰累无辜，皆不中理。又谓商无建丑之说，谓张掖石图即河洛之文，而惜无伏羲、神农以识之，尤为纰缪。然其他议论可采者颇多。醇驳并存，瑕瑜不掩，固亦尚论者之所节取耳。出《四库总目提要》 唐庚，庚字子西，眉州丹棱人。绍圣中登进士第，调利州治狱掾，迁阆中令，人为宗学博士。张商英荐，除提举京畿常平。後坐为商英赋内前行，谪居惠州。大观五年赦归，道卒。事迹具《宋史·文苑传》。
0.94 万字 | 2019-04-06 20:45更新
《万历野获编》为明人笔记。三十卷，又有补遗四卷。明代沈德符撰。沈德符（1578—1642）字景倩，又字虎臣、景伯，明浙江秀水（今嘉兴）人，万历四十六年（1618）中举人。他的祖父、父亲都是科举出身，曾任职监司词林，他自幼生长于北京，曾得以在国子监读书。据说他聪敏好学，每天都要读一寸厚的书籍。他的著作除本书外，还有《清权堂集》、《敝帚轩剩语》三卷、《顾曲杂言》一卷、《飞凫语略》一卷，《秦玺始末》一卷。由于家庭的原因，得以同当时的许多士大夫、故家遗老，朝廷显贵，功勋之臣及皇亲国戚有较多的交往，熟悉朝廷事务及许多宫庭内幕。尤其对时事和朝章典故十分了解和熟悉。仕途无望后，作者回到家乡秀水，开始凭记忆断断续续地写作旧事，依照欧阳修《归田录》的体例，记录在京城的所见所闻。万历三十四年到三十五年间写成了三十卷，由于书中所记载的多半是万历年间的事，加之作者功名不就仅是个秀才，寓“野之所获”的意思，把这本书取名为《万历野获录》。万历四十六年又编成《续编》十二卷，与前三十卷合为一书。最初的刻本是明朝的大字刻本，每卷自起止，没有分类。流传并不广泛。到了康熙二十五年，桐乡人钱枋因为它不便查阅，就依据朱彝尊的旧钞本，分类编排为三十卷，四十八门，另有《补遗》四卷。三十卷或以官，或以人，或以事，或以物，或以地域等，分类编排，用木活字刊刻发行。四十八门为列朝、宫闱、宗藩、公主、勋戚、内监、内阁、词林、吏部、户部、河漕、礼部、科场、兵部、刑部、工部、台省、言事、京职、历法、禁卫、佞幸、督抚、司道、府县、士人、山人、妇女、妓女、畿辅、外郡、风俗、技艺、评论、著述、词曲、玩具、谐谑、嗤鄙、释道、神仙、果报、征梦、鬼怪、礻几祥、叛贼、土司、外国。其中列朝、内阁、词林、礼部所占分量较重。但是，这个刻本有许多条目被遗漏了。到了康熙三十八年，沈德符的第五世孙沈振，依据这个本子，又汇聚收集诸家藏本，一共搜集到二百三十余条，编成了八卷。后来，又根据钱枋的体例，把它编成四卷，附在书后。整本书经过后人一再加工，再也看不出原书的本来面目了。未分类的刻本已经很难见到了，现存的有道光年间钱塘人姚祖恩扶荔山房的，依据钱氏例编为四卷附刻于三十卷后的重刻本。今天流行的本子是1958年北京中华书局根据姚氏刻本出版的铅印标点本。该书的记述起于明初，迄于万历末年，包括明代典章制度、人物事件、典故遗闻、阶级斗争、统治阶级内部纷争、民族关系、对外关系、山川风物、经史子集、工艺技术、释道宗教、神仙鬼怪等诸多方面，尤详于明朝的典章制度和典故遗闻。书中所记大都博求本末，收其是而芟其伪，常者固加详、而异者不加略，内容详实，尤其是世宗、神宗两朝的掌故，最为详赡，在明代笔记中称得上是上乘之作，是研究有明一代历史的重要史料。书中所记载的都是作者耳闻目睹的亲身经历，所以叙述有些史事较《明史》更为详细，可以补充正史中的缺失错误。书中内容十分丰富，从钱枋所分的四十八门中，可以概见。在人物方面，涉及到皇帝后妃、宗室勋亲、大监佞亻幸，内外朝臣、文人士女，山林隐逸、和尚道人。在记事方面，不仅有朝章典故、风土人情，也有文人雅轶、琐闻遗事等等不一而足。例如记述嘉靖年间张桂之的横行霸道，霍文敏的阴险忌恨，徐文征的献媚取宠，汪荣和、汪钅宏的邪谄；隆庆年间高文襄的骄纵恣肆；万历年间给事中王元翰的贪戾，以及废辽府、勘楚狱二事，玩翰的贪婪凶恨都有详细完备的叙述。清代编修《明史》，有不少传中所载的事实，其来源皆出于此书。该书的取材也十分广泛。在书的自序中，作者说：“余生长京邸，孩时即闻朝家诗，家庭间又窃聆父祖绪言，因喜诵说之。比成童，适先人弃养，复从乡邦先达剽窃一二雅谈，或从陇亩老农，谈说先辈典型及琐言剩语，娓娓忘倦。”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收集素材的渠道不仅来源于祖父、父亲的日常言谈，来源与家庭相交往的朋友，而且还从家乡的老人甚至陇亩老农那里收集素材。所以，此书对正史少叙或不叙的社会见闻、民间情状，大小统治者的卑劣行状都有较多的记述。书中描述世风日下，邪谄滔天的情况非常具体，比如“为搏严土藩欢笑，光录寺少卿白肇常至以粉墨涂面”；“江陵公卧病邸第，大小臣工莫不公醮私醮，竭诚祈祷。御史朱琏暑月马上首顶香炉，暴赤日中，行部畿内，以祷祝奉斋。”书中还提供了嘉靖、万历时期上至皇帝、首辅，下至按院、和尚、塾师、士兵淫风甚盛的普遍情况。成为研究当时出现的《金瓶梅》等小说、《东郭记》等戏剧的可贵的旁证资料。另外，书中关于道释荣耀，妖妄之说盛行也有详细记载。这些材料对于研究明代中叶以后神魔小说大量出现的原因也提供了背景材料。作者对历史事件、人物的评价议论，也都较为公允、客观，并不片面。例如记述名列正史奸臣传的严嵩，即写了他贪残横恣的劣迹，也写了他在家乡做好事，受到乡人的拥戴。而记述享有刚正盛誉的海瑞被弹劾之事，也写出他不识时务，不近人情的一面。作者在书中还对民歌、戏典、小说的演变及其创作的情况有一些记载和议论，也大多比较中肯稳妥。论述了民歌从宣德、成化年间的“锁南枝”、“傍妆台”、“山坡羊”三只盛行于中原的曲目，到嘉靖时流行的“闹五更”、“寄生草”、“罗江怒”、“哭皇天”、“乾荷叶”、“粉红莲”、“桐城歌”、“银纽丝”等，到万历时出现的“打枣儿”、“挂枝儿”的发展过程，提供了明代民歌发展的重要依据。此书对于所记事件的考证也十分切事，足以征信。例如第十三卷记载了明朝官员佩戴牙牌的情况：“唐宋士人腰带之外，又悬鱼袋，为金为银，以别等威。本朝在京朝士，俱佩牙牌，然大小臣僚皆一色，惟刻官号别耳。如公、侯伯为‘勋’字号，驸马则为‘亲’字号，文臣则为‘文’字号，武臣则‘武’字号，伶官则‘乐’字号，惟内臣又别为式。其后工匠等官，虽非朝参官员，以出入内廷，难以稽考，乃制‘官’字号牌与之。”后代对该书的评价很高，李慈铭在《爱礼庐日记》中集里说：“综核有明一代朝章国故及先辈佚事，议论平允，而考证切实，远出《笔生》、《国榷》、《孤树哀谈》、《双槐岁抄》诸书之上。考明事者以此为渊数焉”。
61.83 万字 | 2019-04-06 22:48更新
《唐六典》是一部关于唐代官制的行政法典，规定了唐代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的机构、编制、职责、人员、品位、待遇等，注中又叙述了官制的历史沿革。依照唐玄宗的意图，此书本应按《周官》分为理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六个部分，故书名《唐六典》。因唐代官制与周官大不相同，《唐六典》实际上还是按照唐代国家机关体系进行编纂。此书分三十卷，其篇目为:三师、三公、尚书省；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门下省；中书省；秘书省；殿中省；内官侍中省；御史台；太常寺；光禄寺；卫尉寺、宗正寺；太仆寺；大理寺、鸿胪寺；司农寺；太府寺；国子监；少府监、军器监、铸钱监等；将作监、都水监等；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吾卫、左右监门、左右千牛卫、左右羽林军；太子三师、三少、太子詹事府、左右春坊内房内官;太子家令、率更寺等;太子左右卫诸率府；诸王府公主邑司；府、督护州《唐六典》是以唐朝现行各部门机关按卷分篇，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管理体制、机构组织、职权、官员品级、编制员额、考课以及相关制度等方面的明确规定。 《唐六典》是保存至今一部最早的、完整的、具有封建国家行政法典性质的文献。在中国行政立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对唐以后历代会典的编纂具有深远影响。============================================================================== 书名，原题唐玄宗御撰，李林甫奉□注。《直斋书录解题》引韦述《集贤记》注：“开元十年，起居舍人陆坚被旨修是书，帝手写白麻纸六条曰理、教、礼、政、刑、事，令以类相从，撰录以进。张说以其事委徐坚，思之经岁莫能定。又委毋□、徐钦、韦述，始以令式入六司，其沿革并入注中。后张九龄又委苑咸，二十六年奏草上。”唐刘肃《大唐新语》和《唐会要》也有类似的记载。根据这些史籍，可知此书是臣下奉玄宗之命所撰，自奉旨至成书历时十余年，中间曾多次换人，最后经李林甫进奏皇帝。《唐六典》是一部关于唐代官制的行政法典，规定了唐代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的机构、编制、职责、人员、品位、待遇等，注中又叙述了官制的历史沿革。依照唐玄宗的意图，此书本应按《周官》分为理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六个部分，故书名《唐六典》。因唐代官制与周官大不相同，《唐六典》实际上还是按照唐代国家机关体系进行编纂。此书分三十卷，其篇目为：三师、三公、尚书省；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门下省；中书省；秘书省；殿中省；内官侍中省；御史台；太常寺；光禄寺；卫尉寺、宗正寺；太仆寺；大理寺、鸿胪寺；司农寺；太府寺；国子监；少府监、军器监、铸钱监等；将作监、都水监等；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吾卫、左右监门、左右千牛卫、左右羽林军；太子三师、三少、太子詹事府、左右春坊内房内官;太子家令、率更寺等;太子左右卫诸率府；诸王府公主邑司；府、督护州。《唐六典》曾否颁布施行，历来学者间颇有争论。参与修书的韦述说，此书于开元“二十六年奏草上，迄今在直院，亦不行用”（《直斋书录解题》）。唐宪宗元和（806～820）初，吕温代郑相公（□）请删定施行六典开元礼状也说，六典“星纪六周未有明诏施行”（《吕温集》）。宋范祖禹也认为“唐六典虽修成书，然未尝行之一日”（《范太史集》）。但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卢杞奏事引用六典，唐宪宗元和中刘肃撰《大唐新语》称六典“迄今行之”。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采取一种折衷的观点，一方面说“唐人所说，当无讹误”，承认韦述、吕温书未颁行的说法是正确的，一方面又说“疑当时讨论典章，亦相引据，而公私科律则未尝事事遵用”，认为六典并非全未实行。近人岑仲勉认为，六典未经朝廷颁布施行无可怀疑，但六典是排比现行令式编成的，现行令式本来具有法律效力，为人遵用，不过其中有一部分，编书时就已改变，或后来改变，因此未能事事遵用。
25.17 万字 | 2019-04-06 23:15更新
连横的《台湾通史》，仿司马迁《史记》体例，时间从隋朝大业元年至清光绪21年（1895年），横跨1290年的历史时空，将包罗万象之内容纳入88篇之中。其突出的特点，一是典据精深，记述详明，因立足奠基台湾史，故史料编撰宁详勿略，宁取无弃。无论是旧籍疏略之岛内抚垦拓殖的情况、故纸未载之相逼而来的外交兵祸，还是岛内动植矿物等天然资源的种类及分布情况、稻米糖茶等诸种作物乃至食用方法，或据资料详细系统地载录下来，或依耳闻目睹据实列述，内容扎实，使《台湾通史》成为文献大宗。二是较以往修史注重兵、刑、礼、乐者，凸显“民贵”史观，对岛内民生之丰啬、民德之隆污，特别是攸关国民生计之官方奏疏一律详细载录，以供后人借鉴。三是对以往史书以“岛夷海寇”视之而一笔代过之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以及其后率领大陆同胞迁台拓台的事迹给予重新矫正定位；对台湾人民介乎以卵击石、艰贞抵御日侮的历史详情，更是重笔彩墨，致意再三。四是全书既体现了台湾与祖国大陆在政治、经济、法律、典仪、文化、宗教等方面一脉相传的历史渊源，又突出了台湾的地方特色，安排有序，相得益彰。 全书内容起于隋大业元年，终于清光绪二十一年，时间横跨1290年，有纪四、志二十四、传六十。从最早到达台湾的开拓者，到清中后期抵抗日本侵略的志士将领，凡有关台湾的政治、军事、经济、物产、风俗、人物等等，均有论列。本书曾由作者于1920～1921年在台湾分三册出版，内地流传极少。商务印书馆于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曾将其重新出版，此后亦有重印，但读者现在也不易找到当时版本。
9.77 万字 | 2019-04-06 23:16更新
《水经注》是中国古代的地理名著，作者是北魏（公元386年～公元534年）的郦道元。三国时的桑钦写了《水经》一书，郦道元作注，得名《水经注》。原有四十卷，北宋（公元960年～公元1127年）初年已经散失五卷，后人将三十五卷分开，补足四十卷。郦道元（公元469年？～公元527年），字善长，范阳涿县（今属中国中部河北）人。在北魏宣武帝、孝明帝两朝为官，先后任冀州刺史的长史、鲁阳太守、东荆州刺史、河南尹，后任御史中尉。不论在地方还是中央，他为政都以严厉出名。后来，雍州刺史萧宝夤图谋叛乱，嫉恨郦道元的大臣阴险地上奏，推荐他进行安抚。萧宝夤害怕他来后于己不利，派兵将郦道元杀害。 郦道元博学广识，足迹遍及长城以南，秦岭和淮河以北，书中的很多材料是他实际调查取得的。在《水经》里只记载了水道一百三十七条，而郦道元的注竟达一千二百五十二条之多，注文有三十万字，比经文也增多了二十倍。 此书以水道为纲，同时记述流经地区的山陵、湖泊、郡县、城池、关塞、名胜，还有土壤、植被、气候、水文和社会经济、民俗风习等，历史故事也在其中详细记载。他还记录了水利设施约三十处，对很多伟大工程表示了敬意。对于从书本或实际调查均无法弄清楚的问题，他也如实记述，如“未知所从”、“非所详也”。 《水经注》对于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和世界地理学史上都有重要地位。《水经注》中山川景物的描写，还被作为文学作品受到后人高度评价。书中的缺点也有：他因为是北朝人，所以南方水系的记录有些简单，其中还有些差错。
38.36 万字 | 2019-04-06 23:16更新
《吴船录》二卷，宋 范成大 撰。成大於淳熙丁酉，自四川制置使召还。取水程赴临安，因随日记所阅历，作为此书。自五月戊辰，迄十月已巳。於古迹形胜言之最悉，亦自有所考证。如释继业纪乾德二年太祖遣三百僧往西方求舍利贝多叶书路程，为他说部所未载，颇足以广异闻。又载所见蜀中古画，如伏虎观孙太古画《李冰父子像》，青城山丈人观孙太古画《黄帝及三十二仙真》，长生观孙太古画《龙虎》，及玩丹石寺唐画《罗汉》一版，皆可补黄休复《益州名画记》所未及。又杜甫《戎州诗》“重碧拈春酒”句，印本“拈”或作“酤”，而成大谓叙州有碑本乃作“粘”字，是亦注杜集者所宜引据也。
2.30 万字 | 2019-04-06 23:16更新
《佛国记》，又称《高僧法显传》、《法显传》、《高僧传》、《历游天竺记传》。一卷。东晋僧法显记。 法显大师，平阳武阳（山西）人，俗姓龚，因慨叹律藏残缺，乃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于弘始二年（《梁高僧传》作隆安三年）离长安，度沙河，越□岭，往天竺求法，时年六十顷。经长安、敦煌、于阗到中印度，于遍历佛迹后，三年学于华氏城，二年学于恒河下游加尔各答附近，后至锡兰二年，其间所学，有律、《长阿含》、《杂阿含》、《涅槃经》等。最后经由苏门答腊，于义熙九年（413）归国，携回大量梵本佛经。前后十余年，历经干归、褥檀、炖煌、鄯鄯、乌夷、于阗、子合、竭叉、陀历、乌长、宿呵多、揵陀卫、竺刹尸罗、弗楼沙、那竭、罗夷、跋那、毘荼、摩头罗、僧迦施、沙只、抱萨罗、蓝莫、毘舍离、摩竭提、迦尸、拘睒弥、达嚫、瞻波、摩梨帝、师子、耶婆提等三十余国。 归国后，于道场寺与佛驮跋陀罗合译《摩诃僧只律》、《大般泥洹经》、《杂藏经》、《杂阿毘昙心论》，示寂于荆州辛寺。 本书是法显大师自记经西域至印度诸国求法的经过历程，为我国僧侣西行印度求法记传中，现存最古的典籍。与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同为中古历史、地理的重要史料。
1.62 万字 | 2019-04-06 23:17更新
《唐律疏议》是我国历史上保留下来的一部最早、最完整的封建法典和注疏，本书对其作了译注。《唐律疏议》是我国古代封建法典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保存至今的最早的一部法典，无论在古代还是在现在，它都有着不一般的地位。古时读之者甚多，但由于其离我们年代久远，相对而言，其文字艰涩，内容深奥，现代极少有人能轻松理解。本书正是出于此原因，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各位读者介绍并解读。全书以其问世之故事开篇。
34.65 万字 | 2019-04-07 13:44更新
《读通鉴论》是明末清初进步思想家、史学家王夫之晚年的历史评论性著作。 王夫之１６１９—１６９２，字西农，号姜斋，又因晚年长期居于湘西蒸左石船山，故称船山，湖南衡阳人。王夫之自幼从学于父兄，聪敏好学，博览群书，十四岁即考入衡阳县学，成为秀才，但继续科举仕进的梦想在农民大起义的冲击下破灭。王夫之目睹明末的腐朽统治和东北满族贵族势力的不断扩张，与许多有识之士一样感到危机日深，主张改革弊政。他十分关注国家社会政治时局，格外用心研究历史。王夫之壮年时，明清两朝交替，他曾积极参加抗清斗争，经受过坎坷的政治流亡生活的考验和锻炼，同时有机会广泛接触社会，使他的进步思想趋于成熟。迫于抗清形势逆转，王夫之遁迹林泉，近四十幽居穷乡僻壤，荒山野岭，苦其心志，联系社会现实，总结历史经验，以全部精力从事著述，力图回答时代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寻找挽救危局的革新之路。王夫之的著作涉及哲学、政治、历史、文学各方面，多达百余种。 《读通鉴论》是王夫之晚年系统的史论代表作之一。作者认真研读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现实，总结历史经验，有感而发，随事阐述自己的见解、主张和思想认识。对历史上的治乱兴衰作了多方面的评论。全书约六十余万字，按朝代分为三十卷，卷末又附有《叙论》，没有篇题。 全书内容丰富，集中表现了作者发展进化的历史观。他痕恨明王朝的腐败政治，主张改革；反对分裂，主张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压迫；还以朴素的唯物主义对宋明以来的唯心主义道学进行了批判。作者有意识地把评史与论政治结合起来。他认为“读古人之书”必须“揣当今之争”，才能“为治之资”。因此王夫之的史论著作不仅贯穿着他的史学思想理论，也渗透了他的政治思想理论。 在对宋、明理学家厚古薄今，推崇“三代盛世”，妄称三代以下“人欲横流”、主张“法先王”的复古倒退思想进行批判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指出唐虞以前完全处于未开化的野蛮状态，而三代则是“国少而君多……暴君横取”，人民“秸面鸠刑，衣能结而食草木”，社会落后生活艰苦，根本也不是值得向往的盛世《读通鉴论》卷二十。“世益降，物益备”《读通鉴论》卷十九，随着历史的发展，物质生活才日益丰富起来，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古代的办法是治理古代天下的，不一定能通用于今天，没有一成不变的制度法令和治国之道，必须“趋时更新”，“事随势迁而法必变”。 在对历史发展的认识上，《读通鉴论》指出“生有生之理，死有死之理，治有治之理，乱有乱之理，存有存之理，亡有亡之理。天者，理也，其命，理之流行者也……。违生之理，浅者以病，深者以死。人不自知而自取之，而自昧之……夫国家之治乱存亡，亦如此而己矣。”卷二十四国家的治乱存亡与人的生死寿夭一样都有自己的规律，并且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被人所认识和掌握的。基于这种思想认识，作者认为秦始皇废除分封行郡县，是历史进步和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秦代以下，郡县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卷一，被分封行郡县变革的成功是顺应了“势之所趋”，符合“理”——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结果。作者还进一步带证地指出“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而行其大公”卷一，秦始皇是出于“私天下”的动机而实行郡县制的，而历史规律的必然性又恰恰是通过秦始皇主观动机这一偶然性体现出来的。 此外《读通鉴论》一书在分析评论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时，多有独到见解和中肯意见，又能一一例举，但也有其局限，作者同情农民的疾苦，痛恨反动统治的腐败，主张改革，但其认识还局限于对原有制度的改良，没有认识到从根本上改变封建制度的必要。 《读通鉴论》一书可选读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印行的单行本。该校本以１９６５年金陵刊刻的“船山遗书”为底本，又根据两个抄书的校记作了校补改正，并将抄本多于刻本的五论及清人刘巍崧的校勘记，对史实作的若干订正都附于有关各论之后，供作参考。还可选读岳麓书社新山版的《王船山全集》本。
58.57 万字 | 2019-04-06 20:47更新
《三国遗事》是朝鲜古籍中的一部重要史书，作者为高丽王朝的佛教僧侣一然。 一然，1206年（高丽熙宗二年）六月十一日，生于庆州獐山县（今庆尚北道庆山郡）。本姓金，名见明，后更名一然，字晦然，法名普觉。一然9岁出家当了和尚，20岁时就以学业优秀而闻名遐迩。后在多座寺庙攻读禅经，招收诸多弟子。一然一生潜心钻研，精通诸子百家之说，著述甚丰，撰有佛教书籍百余种（均已失传）。76岁时，忠烈王赐予其冲照之号，被册封为国尊这一国家至高僧籍。1287年7月8日，一然谢世于庆北义兴麟角寺，享年84岁。 《三国遗事》的成书年代不确。据此书内容所载，最终年代为高丽忠烈王七年（1281）之事，此时距一然谢世仅有七年时间。所以，成书时间应该在这一时段，即1281-1287年之间。 《三国遗事》全书计五卷，分为王历、纪异、兴法、塔像、义解、神咒、感通、避隐、孝善共九个部分。除王历外，其余八个部分内含一百三十八个小节。 该书名曰“遗事”，就是说，它的编纂体例既不是传统的纪传体，也不是传统的编年体。从它的资料运用、编纂体系和叙述方法而言，具有明显的野史特征。 《三国遗事》固然不是一部通史，但却可以说是一部以反映朝鲜半岛三国时代历史为主的断代史。该书的内容上起古朝鲜的建国神话传说，主要内容则侧重反映了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的历史，甚至还涉及到高丽王朝中期的某些内容。透过该书，剔除其“怪力乱神”的荒诞色彩，我们可以了解到朝鲜半岛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侧面，特别是语言学、民俗学、历史地理学、宗教学及雕刻、建筑、美术等珍贵资料。 该书问世以后，贬斥非议之词颇多。18世纪的实学派著名历史学者安鼎福在《东史纲目》中说：“其书本为佛氏立教之源流而作，故间有年代之可考，而专事异端虚诞之说……噫，是书也，只是异流怪说。”（《东史纲目。凡例》）但是，他们也肯定该书把“箕子朝鲜”立为朝鲜族“正统”国家的起源，同时又简单地记述了檀君传说。应该说，朝鲜近代实学派学者们的观点，可谓客观公允。 1512年（明武宗正德七年），庆州府使李继福刊行了庆州版的《三国遗事》，史称正德本。近代以后，韩国、朝鲜、日本分别出版了多种版本。中国学者尚未出版过《三国遗事》。我们参照有代表性的几种版本，进行了比照校勘，并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重新做了标点、订误、存疑等项工作。 校勘工作由孙文范主持，马彦、刘炬、祝立业、韩忠富诸人参与其事。由于各种版本歧异甚多，加之校勘者功力有限，使得这一校勘本仍难免存在错误，祈请见谅。
11.21 万字 | 2019-04-06 22:47更新
《唐会要》一百卷，宋王溥撰。《唐会要》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断代典制体史籍，它取材于唐代的实录文案，分门别类地具体记载了唐朝各种典及其沿革，保存了《 新唐书 》、《 旧唐书 》未载的史实，为研究唐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向来为唐代文学、历史的研究者所重视。作者简介： 王溥，字齐物，并州祁县人(今山西省祁县)。一代后汉干佑年间举进士第一，历任后汉、后周，官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右仆射。入宋后，进司空、同平章事，监修国史。宋史卷二四九有传。王溥是五代、宋初时期的著名学者，除唐会要外，尚着有五代会要三十卷，文集二十卷(今佚)。
99.92 万字 | 2019-04-07 13:43更新
《后汉书》是纪传体的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断代史著作，一百二十卷，分为纪十卷、传八十卷、志三十卷。其中的纪、传作者是南朝宋的范晔，志的作者是晋的司马彪，一般称为《续汉志》。 范晔，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淅川东南）人，生于公元398年，即晋安帝隆安二年，做过刘裕之子彭城王刘义康的参军，后升任尚书吏部郎。432年，宋文帝即元嘉九年，由于触犯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从此受到压制，便开始著书，但写完《后汉书》后，又卷入刘义康与宋文帝刘义隆之争，在元嘉二十二年被杀。司马彪，字绍统，晋宗室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死于晋惠帝末年。 在范晔写《后汉书》之前，后汉史书已经有了很多种，从东汉的明帝到灵帝，经过班固、刘珍、伏无忌和蔡邕等几代人的努力，写就纪传体的《东观汉记》，主要记载光武帝到灵帝之间的东汉历史。后来，吴谢承、晋薛莹、司马彪和刘义庆等人都有著作面世。有了前人的成就，范晔便参考各家内容，融会贯通，写成《后汉书》。范晔原来想学习《汉书》，写成十志，因为被害而未如愿。由于范晔的著作叙事简明扼要，内容全面，所以其成就超过了前人，受到后世的重视。 《后汉书》纪、传的编次和《汉书》有不少区别，纪的最后一篇是《皇后纪》，相当于《汉书。外戚传》。皇后从传入纪，就是来自华晔的《后汉书》。此外，在《汉书》以外还创立了七篇类传，有《党锢传》、《宦者传》、《文苑传》、《独行传》、《方术传》、《逸民传》、《烈女传》，这些都是根据东汉现实、与风俗所写，有的类传成为后来人们学习的楷模。 在《汉书》中有《百官公卿表》，内容是西汉的职官制度，司马彪将“表”成为“志”，创立了《百官志》，记述东汉的职官制度。但该书的志中没有《食货志》，是一大漏洞，其内容在《晋书。食货志》里有了补充，介绍了此时期的经济状况。 现存最早的《后汉书》刻本是南宋时期的绍兴本，残缺五卷。后来商务印书馆加以影印，收进百衲本《二十四史》，缺的五卷用其他残本补充。1965年中华书局出版标点校本，以商务印书馆影印的南宋绍兴本为底本，校参考其他版本加以校正，同时吸取前人研究、校勘成果，参考价值较高。
91.32 万字 | 2019-04-05 15:29更新
《文献通考》是马端临以毕生精力完成的一部记载上古到宋宁宗时的典章制度沿革的文化通史。他从咸淳九年（1273）开始准备，至元二十七年（1290）开始纂写，直至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始告竣。全书包括二十四门，三百四十八卷。其中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舆地、四裔，凡十九门。因唐代杜佑编纂的《通典》，迄于天宝。天宝以前的内容，端临就《通典》已有的材料加以补充；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之末，则另行续写。其余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等五门，为《通典》所无，全部是端临搜集新材料写成的。端临编纂《文献通考》的目的，是为了弥补《通典》的不足。他认为“杜书纲领宏大，考订该洽，固无以议为”。但“时有今古，述有详略，则夫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不无遗憾”。因此，他以严肃的态度另行撰写。“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以历代会要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语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如果“载之史传之纪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辩而未当者”，他就“研精覃思”，“窃以己意而附其后”，这样，他就完成了一部既有翔实丰富的史料又有深思独到的观点的史学名著。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详于政治而略于文物典章制度，端临的《文献通考》可与《通鉴》相配合；使我们对上下数千年的政治情况和社会制度有个全面的认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条分缕析，使稽古可以案类而考。又其所载宋制特详，多《宋史》各志所未备。案语亦多能贯串古今，折衷至当，虽稍逊《通典》之简严，而详赡实为过之。”近代学者治史，大多取材于此书。 《文献通考》是一部煌煌巨制，部门广，内容多，竟成于马端临一人之手，其学问之广，功夫之深，令人赞叹。 《通考》以后，出现了不少续作，有明王圻的《续文献通考》二百五十四卷；清朱奇龄《续文献通考补》十册四十八卷；清乾隆时敕撰《续文献通考》二百五十二卷；近人刘锦藻《清续文献通考》等，可见《文献通考》影响之大。
499.18 万字 | 2019-04-06 20:39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