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以安邦,武以定国,乱世阅武,治世从文。二者皆王霸之道,缺一不可。
崇,尊也,重也。《左传》曰:经纬天地曰文。夫天以文而化,地以文而生,人以文而会,国以文而建,王以文而治,天下以文而安。反是,则不得其正矣。盖文者,乃三才事物中和之气也。以孝、悌、忠、信、仁、义、礼、智广充之,天理存焉,非絺章绣句、华浮藻丽之文而已。如其崇重絺章绣句、华浮藻丽之文,是为晋成帝、梁武帝、李后主矣。
【原文】夫功成设乐,[《春秋》晋文公败楚于城濮。《传》曰:振旅恺以入于晋。《周礼·大司乐》曰:王师大献,则令奏凯乐。注云:大献捷于祖,凯乐,以军之功成之乐,故献于祖也。乐,音岳。]治定制礼。[天下草昧,未及于制礼;天下既平,非礼则不服。《记》曰:礼者,可服天下也。汉高祖得天下,命叔孙通定朝仪之礼,礼成,自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肃敬。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又《记》曰:王者功成设乐,治定制礼。]礼乐之兴,以儒为本。[儒,柔也。《司马相如传》注:有道术曰儒。孔子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又通天地人三才曰儒。夫礼与乐,固从儒士之所兴也,惟君子儒可兴礼乐矣。何谓君子儒?真儒是己。《左传》曰:用真儒则无敌于天下,岂唯兴礼乐哉?]
【译述】功业完成,国家安定之后,就应该制礼作乐,专力教化。天下虽然可以用武力取得,但管理和建设则必须依靠礼乐。汉高祖刘邦建国之初,因不明白礼乐的意义,结果群臣争功,纷扰不休。后起用大儒叔孙通颁定朝仪,于是天下肃然,莫不宾服。高祖感慨地说,有了这些章程和规矩,我才明白了作皇帝的威严和尊贵!因此,制礼作乐的大事,非武夫所能,而应以儒生为本。
【原文】宏风导俗,莫尚于文;[尚,加也。宏广风化,导引习俗,无加于文术。《学记》曰:君子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敷教训人,莫善于学。[善,大也。敷宣政教,训诲人民,无大于学校。《学记》曰: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因文而隆道,假学以光身。[因,由也。
假,藉也。由以文术,可兴隆道德;藉以学习,可光显身名。《刘子》曰:未有不因学以鉴道,不假学以光身者也。言不藉于学习,何以得光显其身耳。]
【译述】宏广风化,导引习俗,没有比用文术更好的了;宣扬政策,训诲人民,没有比学校教育更好的了。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依靠文术,可以弘扬道德;凭借学习,能够光显身名。
【原文】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不游文翰,不识智之源。[《荀子》曰:君子博学,而日三省乎已,则知明而行无过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即此义也。源,谓本源也。]然则质蕴吴竿,非筈羽不美;[质,形也。蕴,积也。吴,国名。竿,竹也。言吴地有竹,形端直,堪作矢。然无藉筈翎,焉足成用?筈是著弦处。《子华子》曰:疾如箭之脱。又《刘子》曰:故吴竿质劲,非筈羽而不美。即此谓也。筈,音筈,按:筈无筈音。]性怀辨慧,非积学不成。[董仲舒曰:性者,生之质也,天之理也。怀,蕴也。辨,明也。慧,解也。言人虽蕴怀明辨慧解之灵性,无学终不能大成。《刘子》曰:人性譞慧,非积学而不成。其义一耳。]是以建明堂,[《礼·含文嘉》曰:明堂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令、崇有德、章有道也。]立辟雍。[辟,明也。雍,和也。
以明和为名,化道天下之人,使之战士。又辟者,圆壁也。雍之以水,圆而像天,于阳德之施行,取流无极,使学者进德而不已,亦所以明和政教之至也。又《五经通义》曰:天子立辟雍者何?所以行礼乐、宣德化、教导天下之人使为士。天子养三老、事五更,与诸侯行礼之处也。]博览百家,[谓诸子百家之书。]精研六艺,[精,至也。研,穷也。六艺,谓礼、乐、射、御、书、数。]端拱而知天下,无为而鉴古今。[端拱,谓端严而拱敛其手。无为,谓无所营治,天下自安矣。此用文之至也。]飞英声,腾茂实,光于不朽者,其唯学乎?[《封禅文》云:俾万世得激清流,扬微波,蜚英声,腾茂实,前圣所以永保鸿名而常为称首者也。蜚,与飞同,扬也。腾,传也。言能飞扬英美之声名,腾传茂实之德,光曜无尽者,惟学圣人之道耳。]此文术也。[此乃是文艺儒术之道也。]斯二者,递为国用。[斯二者,文武之事也。递,更也。
犹言更相为国家之切用。]
【译述】不靠近深溪,就不会知道地有多厚;不认真学习,就不能明白智慧的源泉。吴地的竹竿虽然端直质劲,堪作良箭。但如果不把它放在弓弦上,就没法显出其独特的功用。有的人尽管天资聪慧,善辨有识,但不学习也终究成不了大气候。所以,天子设立明堂,作为尊贤之所;帝王建立学校,作为学习之地,目的都是为了让人们进德修业,养身增智。一国之主,必须博览群书才能积累学问,深入控讨六艺的精髓,才能增长见识。积学储宝,天下大事了然于胸,就可以鉴古知今,安然地把国家治理好了。要想传扬英美之声名,播撒嘉惠之德行,从而使自己能不朽于世,不靠学习怎么能行呢?这就是文艺儒术之道的独特价值啊!文武之道,在乎张弛。文以安邦,武能定国。因此,两者交互使用,并驰不偏,才是驾驭天下长盛不衰的关键所在。
【原文】至若长气亘地,成败定乎笔端;[言兵妖之长气遍地也。亘,古邓反,遍也。]巨浪滔天,兴亡决乎一阵。[滔,漫也。滔天,犹言漫天也。巨浪,言天下鼎沸,大乱巨大也。]当此之际,则贵干戈[《书》曰:乃干,锻乃戈。又曰:称尔戈,比尔干。干,盾也。《方言》云:自关而东,或谓之瞂,或谓之干,关西谓之盾。郭璞曰:干,杆也。戈,平头戟也。]而贱庠序。[《礼记》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又庠者,有虞氏之学名,养老之宫也。大学为上庠,小学为下庠,庠言养也,所以养贤德也。序者,夏后氏之学名,大学为东序,小学为西序。序,次也,以次序先生之道而学之也。]【译述】不管兵祸如何惨烈,但最后决定成败的仍是文艺儒道;无论灾乱怎样弥漫天地,兴盛和衰亡也只取决于战争。每当战事降临之时,人们往往只懂得追求坚戟利盾,却忽视了学校教育。自古至今,之所以在全国上下兴办学校,就是为了教育人们知礼养德,不至于胡作非为啊!
【原文】及乎海岳既晏,波尘已清,[天下既定,则海水不波,兵尘不起,故云清晏。]偃七德之余威,[《左传》曰:武有七德,一曰禁暴,二曰戢兵,三曰保人,四曰定功,五曰安民,六曰和众,七曰丰财。偃者,息也,卧也。天下既定,示不用也。]敷九功之大化。[《书》曰: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注云:六府三事之功有次序,皆可歌乐,乃德政之致。六府,谓水、火、金、木、土、谷。三事,谓正德、利用、厚生。
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财,厚生以养民也。]当此之际,则轻甲胄[在身曰甲,在头曰胄。]而重诗书。[诗谓雅颂之诗,非寻章摘句之诗也。
书谓上古圣贤所遗之书,非勾抹缮写之书也。]是知文武二途,舍一不可,[非文不治,非武不定,故定之以武,守之以文。夫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辅助也。文之所加者深,武之所服者大,故缺一不可。]与时优劣,各有其宜。[时乱则尚武,时平则尚文。文武之任,各要合其时事之宜。]武士儒人,[武艺忠勇之士,儒学贤德之人。]焉可废也。[二者不可偏废也。]
【译述】等到兵尘不起,海晏河清,天下平定之后,君王必须放弃武功而专修文治,只有这样,才能够用高尚的道德去感化百姓,用丰厚的物质去养育黎民。当此之际,人们就会丢开兵器而钻研诗书。由此可知,文武之道,缺一不可。是兴文还是尚武,必须结合时事恰当运用。国家之栋材,既要有武艺忠勇之士,也要有儒学贤德之人,两者同样重要,丝毫不可偏废。
【原文】此十二条者,帝王之纲也。[《书》曰:若网在纲。纲者,网之总也。言上项十二事者,是为帝王大略之纲领。]安危兴废,咸在兹焉。
[咸,总也。言安平危乱,兴起废坠,总在于此。]人有云,非知之难,惟行之不易;行之可勉,惟终实难。[此《商书·说命》之辞也。说拜稽首曰:“非知之艰,行之唯艰。”言知之易,行之难,以勉劝高宗,克终于善道也。]是以暴乱之君,非独明于恶路;[言暴虐荒乱之君,不是独见行恶之人也。]圣哲之主,非独见于善途。[言圣明哲智之主,不是独见行善之途也。]良由大道远而难遵,[《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求耳。子归而求之,有余师。”以此思之,何远之有?遵,循行也。]邪径近而易践。[《老子》曰:大道甚夷,而人好迳。迳者,小路也。故云易践履也。]
【译述】以上讲的十二条,是推行王霸大略的纲领。江山是平安还是危乱,是兴盛还是衰败,其中的道理都包括在其中了。有人说,难的不是明白这些道理,而是不易实行;更难的不是一时能够实行,而是能否坚持始终。所以说,暴虐荒乱之君,原本不是只懂得作恶,而是不能把善行推延下去;圣明哲智之主,也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但他们能始终行善备恶。确实是大路幽远而难以循行,小路近在眼前而极易遵行。
【原文】小人俯从其易,不得力行其难,故祸败及之;[东莱先生曰:始遇其易,即以易为常。以易为常,祸之门也。]君子劳处其难,不能力居其易,故福庆流之。[东莱先生曰:先遇其难,必以难为常。以难为常,福之阶也。]故知祸福无门,惟人所召。[《左传》闵子马曰:祸福无门,唯人所召。又《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此岂非人自召乎?]欲悔非于既往,[孔子曰:既往不咎。又《国策》有曰:见兔顾犬,非以为晚也;亡羊补圈,非以为迟也。以往非违之事,虽悔何及?是不可悔也。]唯慎祸于将来。[《易》之“坤”
初六曰:履霜,坚冰至。《象》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此岂人防渐虑微慎终于始之大戒也。故君子治未病,不治已病;治未乱,不治已乱也。将来,未来也。]当择圣主为师,毋以吾为前鉴。[《蜀志》先生语其子曰: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唯贤唯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可效也。是以太宗得此义,故以自贬抑而谕太子:汝当可选上古圣哲之主为师范,勿用我之所行,以为鉴戒。毋,音无,禁止之辞。]
【译述】小人因为只选择那些容易的事情去做,不愿努力去做较为困难的事情,所以他们常常难以获得成功,而倒霉的事情却往往与他们伴随。君子因为在困难面前无所畏惧,不愿毫不费力地去做容易的事情,所以他们能不断进步,福祉和祥庆也总是环绕着他们。因此,是福是祸,本来无所谓天命,一切都是由人的主观努力和追求所决定的,正如《易经》所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人们能够在祸福面前幡然醒悟,痛悔过往的缺失,虽然类似亡羊补牢,但这也是明智的做法。有了这样的认识,后来做事就会谨慎有加,不至招来灾祸了。你应该选择那些真正具有雄才大略的一代英主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不要以我为鉴戒,因为我的作为确实是不足为训的。
【原文】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孔子曰:取法于天而则之,斯为其上。颜孟取法于孔子而近之,才得其中。后儒取于颜孟而远之,则为其下矣。既为其下,何足法乎?为儒者,当取法孔子、颜子、孟子;为君者,当取法于尧、舜、文王。]自非上德,不可效焉。
[非有高上大德之君,不足慕耳。]吾在位以来,所制多矣。[言我自登君位以来,从前至今,制作多矣。]奇丽服锦绣珠玉,不绝于前,此非防欲也;[自贬其奢也,防戒也。]雕楹刻桷,[《春秋》庄公二十三年秋,丹桓宫楹;二十四年春,刻桓宫桷。《左传》曰:皆非礼也。御孙谏曰:臣闻之: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纳诸大恶,无乃不可乎?楹,柱也。桷,椽也。《字林》曰:齐鲁谓榱为桷。]高台深池,每兴其役,[役,谓工役,役烦其民也。]此非俭志也;[自贬其侈也。]犬马鹰鹘,无远必致,此非节心也;[自贬其荒也。节,制也。]数有行幸,以亟劳人,此非屈己也。[自贬其游田也。屈,曲也,又抑也。数,所角切,言频烦也。]斯事者,吾之深过,[此等之事,乃我平日之大过错。]勿以兹为是而后法焉。[毋以此等之事,以为后之法度,从而效之耳。]
【译述】从最好的学起,结果也只能得到中等的水平;从中等的学起,结果只能获得下等的水平。自己只有下等的水平,怎么可以成为百姓的榜样呢?除非是高尚大德之君,如尧、舜、文王方可成为取法的楷模。否则,自己倘若起点很低,不去选择圣君明主作为老师,就不可能真正有所作为。我从即位为君以来,建树应该说是很多了。但反省自己的功过,又不禁常觉汗颜。服饰华艳,珠玉满堂,大兴土木,筑台掘池,这是我不知节俭,纵欲奢侈的地方,每念及此,都深以为悔;斗鸡走马,纵情声色,招奇纳巧,搜求无度,这是我不懂约己,肆志荒唐的地方,每念及此,都深以为憾。上述各事,是我平日难以被人原谅的大过,希望你千万不要重蹈覆辙,唯尤是效。如果拿这些作为后来的法度,从而让人们去效法,那就大错特错了!【原文】但我济育苍生其益多,[苍生,谓万物。苍,苍然之生,又庶众小民也。济,救也。育,养也。益,利也。言我除隋之荒乱,救济、育养、利益人民甚众。]平定寰宇其功大,[言我平治安定天下,为民除害,其功劳甚大。]益多损少,人不怨;[怨,咎也。]功大过微,德未亏。
[亏,妨也。]然犹之尽美之踪,于焉多愧;尽善之道,顾此怀惭。
[鲁《论》曰: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言我虽平定寰宇、治育苍生,有功于天下,亦有奇丽服玩、行幸盘游之好,不能尽善尽美。每回顾此等之事,甚惭愧于心也。]况汝无纤毫之功,[此谓高宗,言何况汝并无纤细毫末之功绩也。]直缘基而履庆?[径因父祖基业而登履庆位。直,径也。缘,因也。]
【译述】我虽然有许多毛病和缺失,但我也建立了伟大的功勋,功过相较,功大过微,所以德行还算圆满,百姓不会怨愤和计较。试想当年挥师平乱,救民于水火;荡涤天下,建都于长安,也可以说是贡献大于危害吧。尽管如此,回顾自己的一生,毕竟还是没有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反省之余,常深感惭愧。至于说到你,不曾建立过纤细毫末的功绩,却直接从父祖这里继承了皇位,又怎么能不更加奋勉呢?
【原文】若崇善以广德,则业泰身安;[如能崇尚善道,以充广其德,庶得基业康泰,身位平安。]若肆情以从非,则业倾身丧。[如放肆情欲,以嗜邪淫,必是基业倾危,身位丧败。]且成迟败速者,国基也;失易得难者,天位也。可不惜哉?[《商书》伊尹申诰于太甲曰:呜呼!
唯天无亲,克敬唯亲;民常怀,怀于有仁;鬼神无常享,享于克诚。天位艰哉!德唯治,否德乱。与治同道,不兴;与乱同事,不亡。
终始慎厥与,唯明明后。诚哉斯言!此伊尹当阿衡之任,曰“天位艰哉”一句,其激切之至也。于此太宗深得此理,唯忧唯惧,故发成迟败速、失易得难之痛诫也。为人君者念哉鉴哉,不可忽也。艰,即难也。]
【译述】如果追求善道,弘扬美德,那么就会基业康泰,身位平安。相反,如果放肆情欲,贪嗜邪恶,那么就会基业倾危,身位丧败。要知道,国家的基业,确实是形成很慢而败亡很快;皇帝的宝座,也确实是得到很难而失去很易啊!自己怎么能不珍惜呢?面对前代的治乱兴衰,成败利钝,一定要格外谨慎小心啊!
崇文释评《庄子》曰:“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
《老子》曰:“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像庄子和老子这样的哲学家,惯常以逆挽法起笔。上述两则论述,就是从结尾说起,然后追溯形成此结果的根由。他们很少从正面去说应该怎样施行仁义礼乐,而是更多地从反面警示人们不施行仁义礼乐的恶果和危害。毋庸讳言,今天的学术界有许多人对道家哲学存有很强的偏见和很深的误解,最典型地表现在对“清静无为”思想的理解上。不少人片面而肤浅地认为,所谓“清静无为”就是什么事都不做,只是坐在那里等机会,因而把“清静无为”看作是一种消极悲观的思想。持论者甚至把无欲无求、清心寡欲、不与人争等命题也曲解为是保守倒退、不思进取等等。殊不知,道家的这些思想并不是僵死教条、万古不变的人生准则,而贯溢其中的却是鲜活的生命的律动和制止妄为,反对暴虐的呼唤。老子和庄子面对春秋战国的刀光剑影以及由战祸摧毁了的世道人心,真可谓泪干心枯、往事成灰。兵灾由何而起,荒败由何而生,还不是源于人性之恶?人性之恶的表现又是什么呢?答案是欲望没有止境,争伐没有尽头。在这个意义上来看,道家从扼制人性之恶入手,大概比儒家单纯张扬礼乐之兴,仁义之作更深刻也更有说服力。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道家哲学的出现,是对儒家哲学盲目煽动进取有为因而不断导致罪恶产生的一种制衡,是一种正本清源,更是一种拔乱反正。
当人们集体无意识般地沉迷于儒家哲学的有欲有为中时,道家哲学确实称得上是一味厚重的清醒剂,它既矫正了人类的自大狂,更尖锐地揭示了儒家哲学“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穷凶极恶的偏谬,起到了匡时救世的积极作用。正因为祸乱不已,所以才要清心寡欲;正因为征伐无度,所以才要清静无为;正因为争斗不息,所以才要抱朴守拙。那些用脚底板思考的人,又哪里知道,儒家思想在正面鼓励人们奋发图强的同时,又是多么巧妙地掩盖了其欲壑难填的恶劣倾向。环顾历史,人类的各种各样的欲望,又给自身带来了多少难以克服的灾难啊!我们也必须明白,道家哲学并不是要否定人的欲求,而是试图疏导人们有所克制地去实现自己的愿望。如果说儒家哲学是更多地从正面教育人们应该去做什么的话,那么,道家哲学就是更多地从反面训导人们不应该去做什么。因而从本质上说,道家哲学不仅不是冷眼旁观的哲学,相反却是热心救世的哲学;不仅不是消极悲观的哲学,相反却是积极乐观的哲学。当然,任何哲学都只可能揭示出相对真理。儒家哲学在讲求修齐治平的同时,业已潜藏着纵欲的危机,而道家哲学在强调无为而治的同时,分明也孕含着虚无的色彩,这是我们必须予以警惕的。
儒家与道家相比,前者更重建设,而后者更重破坏。尤其是在礼乐文化方面,儒家可谓建树颇多,影响颇深,贡献颇大。试以孟子的一段话为例:“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斑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儒家的祖师爷孔子,则告诫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他更明确地提出“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的著名主张,以此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规范,强化人们的道德修养。
《论语》、《孟子》、《荀子》,作为儒家经典,其核心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阐扬仁教德化义礼智勇。它对于炎黄子孙性格的塑造和熔铸,对于中华民族礼仪典章的形成和确立,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大作用。不用说古代,即使在今天,我们所遵循和奉行的仍然是以儒家之道为主的精神内核和文化传统。比较而言,先秦百家以及后来的诸如宋明理学等传统,显然或消声匿迹或退居其次。在某种意义上说,儒学思想在我们这个缺乏宗教信仰的民族中,几乎演化成了一种国教、一种官方哲学、一种深入人心并历久弥新的理论准则。
传统儒家虽然普遍存在着忽视乃至贬斥法治刑名的倾向,但它在重教兴学方面的突出建树,又是其它百家所望尘莫及的。从孔子的施仁政、办私学,到孟子的行王道、废霸道,再到荀子的法后王、重后学,一以贯之的主导思想,几乎无一例外地是诗书继世、礼乐兴邦的优良传统。这一传统一个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它不断导引封建时代的政治家们弃武修文、经邦济世。其具体的表现则是把马上得天下,诗书致太平作为最高的统治之术。因而,制礼作乐、文教德化、尊贤重道,几乎成为了历朝历代政治家们的终极关怀。自然,进德修业的课题也长盛不衰地被提到一个崇高的位置。如《贞观政要》记载贞观十八年,太子李治初立时,散骑常侍刘洎的一番议论就极具代表性。他说:“至若生乎深宫之中,长乎妇人之手,未曾识忧惧,无由晓风雅。虽复神机不测,天纵生知,而开物成务,终由外奖。..窃唯皇太子玉裕挺生,金声夙振,明允笃诚之美,孝友仁义之方,皆挺自天姿,非劳审谕,固以华夷仰德,翔泳希风矣。然则寝门视膳,已表于三朝;艺宫论道,宜弘于四术。虽当于春秋,饬躬有渐,实恐岁月易往,堕业兴讥,取适晏安,言从此始。”
同年,太宗有感于此,把自己教育太子的殷切之情坦言于大臣。他说:“古有胎教世子,朕则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有诲谕,见其临食将饭,谓曰:‘汝知饭乎?’对曰:‘不知。’曰:‘凡稼穑艰难,皆出人力,不夺其时,常有此饭。’见其乘马,又谓曰:‘汝知马乎?’对曰:‘不知。’曰:‘能代人劳苦者也,以时消息,不尽其力,则可以常有马也。’见其乘舟,又谓曰:‘汝知舟乎?’对曰:‘不知。’曰:‘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见其休于曲木之下,又谓曰:‘汝知此树乎?’对曰:‘不知。’曰:‘此木虽曲,得绳则正,为人君虽无道,受谏则圣。此《传说》所言,可以自鉴。’”太宗这一套教育方法,固然与其借鉴前代陈例有关,实则亦与时贤劝诫关系更切。贞观二年,大臣张蕴古上表曰:“今来古往,俯察仰观;唯辟作福,为君实难。宅普天之下,处王公之上;任土贡其所有,具僚和其所唱。是故恐惧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转放。岂知事起乎所忽,祸生乎无妄。固以圣人受命,拯溺亨屯,归罪于己,推恩于民。大明无偏照,至公无私亲;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礼以禁其奢,乐以防其佚。”蕴古之说,仍落结于礼乐,其意在于为太宗提供驾驭天下之纲领,防微杜渐之方略。观诸太宗于贞观二十二年所作《帝范》一书之《崇文》篇中深自反省悔恨一节,则知确是由来有自。太宗之所以反省悔恨,大概是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吧,而其反省悔恨的依据,似乎又可以追溯到贞观十一年魏征的奏疏。
魏征说:“知存亡之所在,节嗜欲以从人,省游畋之娱,息靡丽之作,罢不急之务,慎偏听之怒。”
回想太宗刚即位时的情景,我们又不禁想到魏征的另一番忠告之辞。
魏征说:“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太宗欣然接受,并奉为的矢。“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谓乱离之后,风俗难移,比观百姓渐知廉耻,官民奉法,盗贼日稀,故知人无常俗,但政有治乱耳。是以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不作异端,自然安静。’”
上以导之,下以劝之,君唱臣随,臣谏君行,有唐一代重儒崇文终至蔚然成风,确是势所必然啊!南宋著名学者洪迈,在其《容斋随笔》中说,唐代选拔官员,有四条标准:一是身,即身体健壮,相貌端正。
二是言,即吐谈清晰,言辞善辨,富于口才。三是书,即善于楷书,字体优美。四是判,即文词优秀,论说有根据,理论水平高。为此,他进一步分析到,从朝廷到地方都是如此,所以不认真读书、不善于写文章是不行的。于此,我们也仿佛可以窥视到唐代文学异常发达的原因所在了。
从唐太宗贞观之初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充任教席,到武则天亲自策问举人、开创“殿试”,唐代重文术重人才的政策应该说是一脉相承的。据不完全统计,在贞观23年之中,通过科举选拔的进士有205人,而在高宗和武后统治的55年间,录用的进士竟有一千多人。一时间,文臣儒士,遍及朝野;国家景象,蒸蒸日上。
五代后唐裴尚书曾作诗道:“宦途最重是文衡。”唐太宗也曾说:“我从贞观以来,每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体,见理政之源。”一直到清代,雄才大略的康熙帝的好学不倦,更是妇孺皆知。康熙帝不仅漫游经、史、子、集,而且广涉天文、地理、数学、军事以至音乐、美术、医药诸书。他在自述读书的好处时说:“读一卷书,有一卷书的收益;读一日书,有一日书的收益..阅读不辍,可以鉴古知今,少犯错误。”
从先民的结绳记事,到后来文字的发明,再到后来教育的兴办和发展,中华民族在文化教育方面对人类的贡献,真是源远流长,功载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