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之祖皆能先知
史记称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盖开天立极之君,天亶聪明,自有不可思议者。即后世草昧开创之主,亦必有异禀与神为谋。
如北齐文宣帝,虽淫酗颠昏,而呓语谵言,辄预知来事,已属神奇。(见齐文宣帝能预知条内)至如辽太祖、金世祖二君,纪传所载,尤可征也。辽本纪:太祖生三月能行,晬而能言,知未然事,自谓左右若有神人翼卫,时伯父当国,有疑辄咨之。既即位,征讨无不如意,遂成帝业。天赞三年,忽下诏云“自我国之经营,为群方之父母,升降有期,去来在我,三年之后,岁在丙戌,时值初秋,必有归处。然未终两事,岂负亲诚,日月非遥,戒严是速。”诏下,闻者皆惊惧,莫识其意。是年大举征托欢(旧作吐浑)、党项、准布(旧作阻卜)等部,明年尽取西南诸国,乃诏曰“所谓两事者,一事已毕,惟渤海世仇未雪。”乃又大举兵亲征,天显元年,拔扶余城,攻辉罕(旧作忽汗),降其王大諲撰,以其地为东丹国,封皇太子为人皇王以主之,此又毕一事也。是年秋,太祖崩,所谓丙戌秋必有归处者,至是亦验云。
又金世纪:
世祖尝能以梦占候战阵之胜负。如与博诺(旧作杯乃)战,世祖曰“予尝有异梦,今不可亲战,若左军有力战者,则大功成矣。”会其弟颇拉淑(旧作颇剌淑)力战,果大胜。及疾作,妻纳喇氏(旧作拏懒氏)哭不止,世祖曰“汝勿哭,汝惟后我一年耳。”颇拉淑请后事,曰“汝惟后我二年耳。”颇拉淑出,谓人曰“吾兄至此,亦不与我好言。”及明年,纳喇氏卒,又明年,颇拉淑卒,临卒时叹曰“我兄真多智哉。”
初寝疾时,子阿固达以事如辽,世祖戒之日“汝速了此事,五月未半而归,则我犹及见汝也。”阿固达果前没一日至,世祖喜甚,抱而抚之,谓弟穆宗(英格)曰“乌雅舒(旧名乌雅束)柔善,惟此子足了契丹事。”后果灭辽称帝云。
又世祖讨乌春归,纥石函部长阿海迎谒,世祖谓之日“乌春背恩叛我,我故诛之,吾大数亦将终,我死,汝等当竭力辅我子弟,若乱心一生,则灭亡如乌春矣。”后其子阿疏果叛而致亡灭。
是二君者,岂非所谓夙慧性成,鬼神相契,有不可以常理论者耶?
金制追谥帝后之滥有天下者追尊其祖,唐宋旧制皆四代,惟后魏追尊至二十八代,最为亵滥。金之追谥,亦无限制。
金之先本甚微,始祖函普始居完颜部。第四世绥赫(旧名绥可)始定居阿勒喀水(旧作安出虎水),有室庐之制。第五世舒噜(旧名石鲁)始官特里衮(旧作惕隐)。第六世乌古鼐(旧名乌古乃)始为女真节度使。(皆辽所授,辽以县令为刺史,刺史为节度使,故节度与唐同名而实异)第七世和哩布(旧名劾里钵)及弟颇拉淑、弟英格(旧名盈哥),英格又传和哩布长子乌雅舒,皆相继袭节度使。至乌雅舒传其弟阿固达,始建号称帝。盖至是已八世十二君矣。
乃天会十五年,熙宗一一追尊谥,函普曰始祖景元皇帝,妣曰明懿皇后。始祖子乌噜曰德帝,妣曰思皇后。德帝子巴哈(旧名跋海)曰安帝,妣曰节皇后。安帝子绥赫曰献祖,妣曰恭靖皇后。献祖子舒噜曰昭祖,妣曰威顺皇后。昭祖子乌古鼐曰景祖,妣曰昭肃皇后。景祖子和哩布曰世祖,妣曰简翼皇后。世祖弟颇拉淑曰肃宗,妣曰靖宣皇后。肃宗弟英格曰穆宗,妣曰贞惠皇后。穆宗从子乌雅舒曰康宗,妣曰敬僖皇后。凡此皆及身未为帝者,而追谥尊称至十一君,可谓滥矣。熙宗又定始祖、景祖、太祖、太宗四庙皆百世不祧。事俱见本纪。
按松漠纪闻:金九代祖名堪布,号始祖,八代祖名额噜,七代祖名雅哈,六代祖名苏赫,五代祖名舒噜,高祖太师名呼兰,曾祖名哈里,曾叔祖太师名富勒敏,曾季祖太师名措格,伯祖太祖名乌噜斯。诸名皆与金史不同,盖当时国语本无汉字,惟以音相传故也。
金初父子兄弟同志
金初风气淳实,祖父一言,子孙终身奉之弗敢违。
女真俗:生子,长即异居。景祖九子,元配唐古氏(旧作唐括氏)生和卓(旧名劾者),次和哩布,次噶顺(旧名劾孙),次颇拉淑,次英格。及当异居,景祖曰“和卓柔和,可治家事,和哩布有智勇,何事不成?噶顺亦柔善人耳。”乃命和卓与和哩布同居,噶顺与颇拉淑同居。其后景祖卒,世祖和哩布继之;世祖卒,肃宗颇拉淑继之;肃宗卒,穆宗英格继之。兄弟间自相传袭,毫无争端。萨哈传所谓:景祖既有成命,故世祖越和卓袭节度使,和卓无异言;世祖越噶顺而传肃宗,噶顺亦无异言,皆景祖志也。
世祖临殁呼穆宗谓曰“长子乌雅舒柔善,若办契丹事,阿固达能之。”穆宗后遂以位传乌雅舒,以及于太祖。兄弟间行之自如,无所勉强。
太祖既有天下,又以位传其弟乌奇迈,是为太宗。及太宗本无立熙宗意(名亶,太祖长子宗峻之子),宗翰等以熙宗乃太祖嫡孙当立,与宗干、希尹等定议入奏,太宗以义不可夺,亦遂授熙宗为安班贝勒(旧作谙班勃极烈,金最尊官也,诸帝皆由此继大统)而继体焉。可见开国之初,家庭间同心协力,皆以大门户、启土宇为念,绝无自私自利之心,此其所以奋起一方,遂有天下也。
熙宗即位,亦敬礼诸叔。未几,宗磐、宗隽、达兰(旧名挞懒)等相继以谋反诛,帝亦酗酒,以疑忌杀其弟常胜、札拉(旧名查剌)。
海陵又手弑帝而夺其位,遂杀太宗子孙七十余人、宗翰、宗弼子孙三十余人、舍音(旧名斜也)子孙百余人、诸内族又五十余人,草剃株连,几无类。
其去世祖、肃宗之世,曾未三、四十年,而骨肉变为仇仇,萧墙之内,横尸喋血,祖宗淳笃之风,一旦澌灭,而国脉亦几斩绝。幸世宗登极,以太祖子孙无几,曲为保全,从弟京谋逆当诛,犹贷其死,临御三十年,绝少诛夷宗族之事。
章宗时又以郑王永蹈、镐王永中之乱,遂疑忌宗室,凡亲王皆置之傅及府尉官,名为其属,实以监之。驯至宣、哀之世,镐厉王(永中)子孙禁锢已四十余年,卫绍王(永济)子孙亦禁锢二十余年,至大中始释而国已亡矣。
自古家门之兴,未有不由于父子兄弟同心协力,以大其基业。及其衰也,私心小见,疑妒攘夺,恩谊绝而门祚亦随之,家国一理,应若鼓桴,此可为炯鉴也。
按晋书载记:秃发乌孤临死,谓群下曰“方难未静,宜立长君。”遂传其弟利鹿孤嗣位。利鹿孤将死,亦曰“内外多虞,国机务广,其令檀嗣业,以成先王之志。”(檀,利鹿孤之弟)檀有才略,其父尝谓诸子曰“非汝等所及也。”是以诸兄不授子而欲传于檀云。此可见小部落之兴,亦由于家庭之和壹,非偶然者。
金代文物远胜辽元
金初未有文字,而开国以后,典章诰命皆彬彬可观。文艺传序云:金用武得国,无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列于唐、宋之间,有非辽所及者,以文不以武也。
盖自太祖起事,即谓“诏令宜选善属文者为之。”令所在访求博学雄文之士,敦遣赴阙。(本纪)
又以女真无字,令希尹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形,合本国语,制女真字颁行之。(希尹传)是太祖已留心于文事。及破辽获契丹汉人,通汉语,于是诸王子皆学之。
勖少时,即好学问,国人呼为秀才,能以契丹字为诗文,凡游宴,辄作诗以见意。(勖传)
宗翰能以两月尽通契丹大小字。(宗翰传)
宗雄从猎,为流矢所伤,养疾两月,习契丹大小字,通之。(宗雄传)按勖为都统,宗翰、宗雄为元帅,时尚未灭辽,而已好学如是。盖王气所钟,生皆异禀,故文艺之末,不学以能。熙宗谒孔子庙,追悔少年游佚,自是读尚书、论语、五代史及辽史,或夜以继日。海陵尝使画工密图杭州湖山,亲题诗其上,有“立马吴山第一峰”之句。(皆本纪)其中秋待月赋、鹊桥仙词,尤奇横可喜。(见桯史)又尝令郑子聃、杨伯仁、张汝霖等与进士杂试,亲阅卷,子聃第一。(子聃传)是并能较文艺之工拙。
计熙宗登极时,年仅二十余。海陵当宗弼行省时,已在其军前,则其习为诗文,尚在用兵开国时也。(辽王宗干延张用直教子海陵,与其兄充,皆从之学,事在天眷之前)
世宗尝自撰本曲,道祖宗创业之艰难。幸上京时,为宗室父老歌之。其在燕京,亦尝修赏牡丹故事。
晋王允猷赋诗,和者十五人。
显宗在储位,尤好文学,与诸儒讲论,乙夜忘倦,今所传赐右相石琚生日诗,可略见一斑。迨章宗以诗文著称,密国公瓙以书画传世,则濡染已深,固无足异矣。
惟帝王宗亲,性皆与文事相浃,是以朝野习尚,遂成风会。金源一代文物,上掩辽而下轶元,非偶然也。
金一人二名
金未灭辽以前,其名皆本其国语,及入中原,通汉文义,遂又用汉字制名。
如太祖本名阿固达,而又名旻也;太宗本名乌奇迈,而又名晟也;熙宗本名哈喇(旧作合剌),而又名亶也;海陵本名都古噜讷(旧名迪古乃),而又名亮也;世宗本名乌禄,而又名雍也;章宗本名玛达格(旧名麻达葛),而又名璟也;宣宗本名乌达布(旧名吾睹),而又名珣也;哀宗本名宁嘉苏(旧名宁甲速),而又名守绪也。
此帝王之二名也。
他如乌页(旧名乌也)之名勖也,舍音(旧名斜也)之名杲也,萨哈(旧名撒改)之名思敬也,尼堪(旧名粘没喝,又名粘罕)之名宗翰也,斡里雅布之名宗望也,额尔衮(旧名讹鲁观)之名宗峻也,鄂尔多(旧名讹里朵)之名宗辅也,斡布(旧名斡本)之名宗干也,乌珠(旧名兀术)之名宗弼也,摩罗欢(旧名谋良虎)之名宗雄也,阿里布(旧名阿鲁补)之名宗敏也,托卜嘉(旧名塔不也)之名宗亨也。
此皇族之一人二名也。
又如布萨忠义之本名乌者也,赫舍哩志宁之本名撒曷辇也,赫舍哩良弼之本名罗索也(旧名娄室),唐括安礼之本名干鲁古也,伊喇慥(旧名移剌慥)之本名移敌列也,富察世杰之本名阿散也,赫舍哩执中之本名呼沙呼也(旧名胡沙虎),阿勒根彦忠之本名窊合山也。此又庶姓之一人二名也。
盖国语之名,便于彼此相呼,汉名则用之诏令章奏,亦各有所当也。
其避讳之法,则专避汉名,而国语之名不避,盖国语本有音而无正字也。章宗避睿宗(宗尧)讳,凡太祖诸子以宗字排行者,皆加山为崇,民间宗姓者,悉改姬氏,又谓孙即康曰“宗改崇字,其下尚有本字全体,应将示字依兰亭帖写作未字。”即康奏曰“唐太宗世民偏旁之犯,如叶字作,泯字作泜,正是如此。”乃拟熙宗庙讳亶字,从面、从且;世宗庙讳雍字,从系。自此不胜曲避矣。金记注官最得职金本纪所载世宗嘉谟懿训最详,较贞观政要更多数倍,推其故,盖当时记注官之得其职也。
大定中,伊剌杰(移剌杰,时修起居注)言“每屏人奏事,虽史官亦不得与闻,无由纪录。”世宗以问石琚,琚曰“古者天子置史官于左右,言动必书,所以儆人君有所畏也。”上曰“朕观贞观政要,太宗与臣下议论,始议如何,后竟如何,此正史臣在侧,记而书之耳。”于是朝奏屏人议事者,记注官独不避,自此始。(本纪)
黄久约为谏官侍朝,故事:宰相奏事,则近臣退避。久约将趋出,世宗止之。自是谏臣不避以为常。(久约传)则不惟记注官不避,即谏臣亦不避矣。
载笔者在旁,则天子惟恐失言,而所言皆出于正,记注官听诸切近,据实书之,宜其所记之详且密也。
章宗时,
完颜守贞修起居注,与同官张暐奏言“唐中书门下入阁,谏官随之,欲其与闻政事,有所开说。又起居郎、起居舍人每帝视朝,则左右对立,有命则临阶府听,退而书之,以为起居注。今臣等回避,并香阁陈言文字亦不令臣等侍立,则凡有圣训及议政事,臣等无缘得知,何所记录?”上从之。
又补阙杨庭秀言“乞令及第左右官一人,应入史事者,编次日历。”上是其言,仍令送著作局润色付之。(守贞及庭秀传)故章宗本纪所载帝训亦多,皆注官之得其职故也。
大定中乱民独多
金代九君,世宗最贤。大定七年,大兴府曾奏狱空,赏钱三百贯,以为宴乐之费。其政简刑清可知也。然二十余年中,谋反者偏多。
大定六年,泰州民和卓(旧名合住)谋反伏诛。
九年,契丹爱实喇(旧名外失剌)等、冀州张和等,俱以谋反伏诛。
十一年,归德府民臧安儿谋反伏诛。
十二年,北京曹资等、西北路纳哈塔齐锡(旧名纳合七斤)等、鄜州民李方等、同州民屈立等、冀州民王琼等,俱以谋反伏诛。
十四年,大名府僧李智究等谋反伏诛。
十八年,献州人殷小二谋反伏诛。
十九年,密州民许通等、济南民刘溪忠等,俱以谋反伏诛。
二十年,布沙堪(旧名蒲速)群牧所罗和(旧名老忽)谋反伏诛。
二十一年,辽州民宋忠等乱言伏诛。二十三年,潞州民陈圆乱言伏诛,大名府猛安人马和尚谋反伏诛。
此皆载于本纪者。有道之世,偏多乱民,何也?岂世宗综核吏治,凡有奸宄,有司俱不敢隐,故奏谳独多耶?抑有司争欲以发摘邀功,遂以轻作重,以见其勤于吏事耶?金考察官吏
金史循吏传序云“太宗既有中原,分置守令,熙宗始遣使廉察之。”
按天眷二年,命温都思忠等廉问诸路,得廉吏杜遵晦等百二十四人,各进一阶,贪吏张轸等二十一人,皆罢之。(本纪)
又命秉德廉察河东路,太原尹图克坦恭(旧名徒单恭)与九县令皆罢去,惟杨邦基以廉为河东第一,召为礼部郎中。(邦基传)
又宗贤为永定军节度使,秉德访察至其地,士民持盆水与镜前拜曰“我使君廉明类此。”秉德器之,遂超迁两阶。(宗贤传)
此皆熙宗时初设此制,上下皆以吏治为重,故举劾足以示劝惩也。
世宗即位,凡数岁辄一遣使黜陟之,故大定间官吏奉法。
如伊喇道(旧名移剌道)出使,廉能官:景州刺史耶律补进一阶,单州刺史石抹靳家奴等各进两阶;贪污官:浚州防御使事蒲速越等免死,杖一百五十,除名,同知睢州事乌古孙阿里,补杖一百,削四阶。(移剌道传)
后以廉问使者或以爱憎为升降,又欲立提刑司以伺察之,未及行。
章宗即位,
乃置九路提刑司核之。(宗雄传)寻又以言者谓提刑司黜陟非便,乃改设按察使,其所举劾,又差官核察之。于是权削望轻,官吏无所畏惮。
贾旋奏“差监察时,即别遣官龤往,更不核察。”从之。乃诏“监察御史,分按诸路者,女真人以汉人偕往,汉人以女真人偕往。”此金代考核官吏之大概也。
盖创设之始,上下奉法,甄别必公,及其久则弊渐生。如元季亦尝遣使,而情贿转甚,民间谣曰“官吏黑漆皮灯笼,奉使来时添一重。”(辍耕录)此弊之所必有者也。然吏治狃于故常之时,或偶一行之,遣公正大臣分路考察,未尝无补云。金推排物力之制
周官:以岁时定民之众寡,辨物之多少,入其数于小司徒,三年,则天下大比。本良法也。金制亦分按民之贫富而籍之,以应科差,谓之推排物力,亦谓之通检。
大定四年,梁肃奉使通检东平、大名两路物力,他使者多以苛刻增损为能,肃所检独称平允,朝廷敕诸路以肃为法。(肃传)大定十四年,又诏议推排法,朝臣谓宜止验现在产业,富察通言“必须通检各穆昆(旧名谋克)人户物力多寡,则贫富自分,贫富分则版籍自定,如有缓急,验籍科差,则富者不得隐,贫者不重困矣。”(通传)
章宗时,屡遣使与各路按察司官推排民户物力,大率每十年一次,尝谕推排使贾益谦曰“朕选卿等随路推排,除推收外,其新强、销乏户,虽集众推唱,然销乏者勿销不尽,如一户元物力三百贯,今蠲减二百五十贯,犹有不能当。新强者勿添尽,量存气力,如一户添三百贯而止添二百贯之类。卿等宜各用心。百姓应当赋役,十年之间,利害非细。苟不称所委,治罪当不轻也。”(益谦传)
是朝廷于推排物力,未尝不意存轻减。然高汝砺疏云“推排止凭一时小民之语,以为增减,有司惟务速定,不复推究其实,由是豪强者扶同而幸免,贫弱者抑屈而无诉,难望物力均矣。”(汝砺传)
张万公亦言“适足长告讦之风,增猾吏之弊。”(万公传)张弘信通检山东,专以多得物力为功,督责苛急,宗室永元面斥之曰“朝廷以差调不均,立通检法,乃妄加农民田产,笞击有至死者,市肆贾贩贸易有盈亏,田园屋宇利入有多寡,故官子孙至与商贾同应上役,岂立法本意哉?”(永元传)
是通检之法,虽欲均徭役,而实滋抑勒告讦贿诈之弊也。
按金代推排之法,与宋吕惠卿所创手实法正相似。
手实法使民各以田亩、屋宅、赀货、畜产随价自占,凡居钱五,当息钱一,隐匿者许告,有实则以三分之一充赏。于是民家尺椽寸土检括无遗,民不聊生。邓绾极论其害,谓“民间养生之具,今欲尽令疏实,则家有告讦之忧,人怀隐匿之虑,且民之生计赢缩不时,或春有之而夏已荡析,或秋贮之而冬已散亡,公家簿书何由拘录?徒使嚣讼者趋赏报怨,畏法者守死忍困而已。故神宗于王、吕所创新法不改,而独此手实之法,特诏罢之。以宋暂行即罢之敝政,而金代数十年行之不变,故虽以世宗之求治,而无救于民病也。”(按宋史吕公绰传:官籍民产第赋役轻重,至不敢多畜牛,以致田畴芜秽,公绰特奏之,由是牛不入籍。是仁宗时已有按产定役之法。然宋制但以之定役,而金制则令之出钱,又自有别。)明安穆昆散处中原
金初本俗:管军民者,有穆昆,百夫长也;有明安,千夫长也,(明安,旧作猛安,穆昆,旧作谋克)穆昆之副曰富勒珲(旧作蒲里衍),正军之奴仆曰阿里喜。无事则课其所属耕牧,用兵则率之以出征。及得中原后,虑中原士民怀贰,始创屯田军。凡女真、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与百姓杂处。计户授田,使自耕种,春秋给衣,若遇出兵,始给钱米。自燕南至淮陇之北皆有之。筑垒于村落间,如山东路有把古鲁明安,中都路有胡土霭哥蛮明安,山东西路有盆买必剌明安是也。正隆初,又起上京诸明安于中都等处安置,(纳合椿年传)大定中又摘徙山东明安八穆昆于河北东路之酬斡、青狗两明安旧地。
初入中原时所受田多散处州县,世宗不欲其与民杂处,完颜思敬与图克坦克宁议,令明安、穆昆之众自为保聚,其土田与民田犬牙相入者,互易之,遂为永制。(思敬传)然诸明安、穆昆恃其世袭多不法,或请同流官考转,宗宪以为太祖皇帝定天下,誓封功臣世袭,此职今不可改,其有不职者,当择其子弟中贤者代之,遂著为令。(宗宪传)
章宗时又诏明安、穆昆既不隶提刑司,宜令监察御史察其臧否。
按开国时移明安、穆昆于中原,给地使之屯种,本欲赡其身家,无事则耕,有事则战,意至深也。而诸军户不能屯种,往往赁民代耕而收其租,甚至伐桑枣以为薪,且私卖其田,日益贫乏。太祖时以三百户为一穆昆,十穆昆为一明安;至宣宗时,则三十人为一穆昆,五穆昆为一明安;哀宗时,又二十五人为一穆昆,四穆昆为一明安。盖末年益耗减矣!
金元俱有汉人南人之名
金、元取中原后,俱有汉人、南人之别。
金则以先取辽地人为汉人,继取宋河南、山东人为南人。元则以先取金地人为汉人,继取南宋人为南人。
金史完颜勖传:女真无文字,及破辽获契丹汉人,始通契丹汉字。
此以辽地为汉人也。
贺扬庭传:世宗谓杨庭曰“南人矿直敢为,汉人性奸,临事多避难,异时南人不习诗赋,故中第者少,近年河南、山东人中第者多,殆胜汉人。”
此以河南、山东人为南人也。
元史百官志序:诸官职皆以蒙古人为之长,而汉人、南人贰焉。文宗诏各道廉访司官,用蒙古二人,畏兀、河西、回回、汉人、南人各一人。
是汉人、南人亦各分名目。
程钜夫传:世祖命钜夫为御史中丞。台臣言“钜夫南人,不宜用。”帝曰“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台院必参用南人。”按钜夫由南宋人入附,故称南人。
此以南宋人为南人也。
宋金齐交割地界守土官随地为属
宋、金、齐分画地界,前后不同,守土官亦随地为所仕之朝。
如张孝纯以宋臣降金,金使之相刘豫,豫废仍为金行台丞相。
郦琼、李成、孔彦舟、徐文皆自宋降豫,豫废,皆仕金。琼为博州防御使,成为安武军节度使,彦舟为郑州防御使,文为南京都虞候是也。
豫本金所册立,豫官即金官,豫废仍仕于金,固无足怪。至金以河南、陕西地与宋,后仍取之,其时守土官吏并不迁改,地在金则官属金,地入宋则官属宋,及再入金,则官又属金。
如郑建充先为金知延安军事。齐国建,累迁刺史。齐废,以地与宋,为宋环庆路经略安抚使。金再取陕西,仍以为经略安抚使,知庆州。
张中孚,仕宋知镇戎军,以原州叛降于金,为泾原路安抚使。齐国建,即属齐为陕西诸路节度使。金以陕西与宋,又仕宋,官开府仪同三司。后金人来索,又归金,为行台兵部尚书。李上达为金东平府司户。齐国建,为豫吏部员外郎。齐废,以地与宋,上达随地入宋。金再取河南,上达又入金,为同知大名尹。
如此类者,不一而足,一似边外番部之类,换朝而不换官。盖金以地归宋时,宋高宗本未易置官吏,并虑新复州县官吏怀不自安,降诏开谕,又命检详刘豫伪官,换给告身。未几,金又取旧地,故其官亦随地归金也。然亦可见是时仕宦之传遽矣。
亦有宋所补放而随地归金者。宋史柳约传:金人归侵疆,约出知蔡州,既而金渝盟,传檄河南,守臣皆以城降,独约遣使武昌,得报而返。是约之外多降金也。衍庆宫图画功臣图画功臣,汉有云台,唐有凌烟阁,宋有景灵宫、显谟阁、昭勋崇德阁。
金世宗思国初创业之艰难,亦尝图诸功臣于衍庆宫。金史实实(旧名习失)传所载凡二十一人:辽王舍音、金源郡王萨哈、辽王宗干、秦王宗翰、宋王宗望、梁王宗弼、金源郡王希卜苏(旧名习不失)、金源郡王干鲁、金源郡王希尹、金源郡王罗索(旧名娄室)、楚王宗雄、鲁王栋摩(旧名阇母)、金源郡王尼楚赫(旧名银术可)、隋国公鄂兰哈玛尔(旧名阿离合懑)、金源郡王完颜忠、豫国公普嘉努(旧名蒲家奴)、金源郡王萨尔罕(旧名撒离喝)、兖国公刘彦宗、特进乌楞古(旧名斡鲁古)、齐国公韩企先,并特进实实(旧名习失),皆功臣最著者也。
阿里布传(旧名阿离补)又载:代国公罕都(旧名欢都)、金源郡王实图美(旧名石土门)、徐国公珲楚(旧名浑黜)、郑国公们图珲(旧名谩都诃)、濮国公实古讷(旧名石古乃)、济国公芬彻(旧名蒲查)、韩国公锡默阿里(旧名斜卯阿里)、元帅左监军巴尔斯(旧名拔离速)、鲁国公富察实嘉努(旧名蒲察石家奴)、银青光禄大夫蒙古(旧名蒙适)、随国公和尼(旧名活女)、特进托克索(旧名突合速)、齐国公博勒和(旧名婆卢火)、开府仪同三司乌雅富埒珲(旧名乌延蒲卢浑)、仪同三司阿里布(旧名阿鲁补)、镇国上将军乌凌阿托云(旧名乌林答泰欲)、太师领三省事勖.太傅大.大兴尹持嘉晖(旧名赤盏晖)、金吾卫上将军耶律马武(旧名马五)、骠骑卫上将军韩常、谭国公阿里布(旧名阿离补),共二十二人。此又多景祖、世祖开国时立功最著者也。
大定十五年,又图吓舍哩志宁、吓舍哩良弼。
泰和元年,续图石琚。
此一朝策勋典故也。金用兵先后强弱不同
金之初起,天下莫强焉,盖王气所钟,人皆鸷悍。完颜父子兄弟,代以战斗为事,每出兵,必躬当矢石,为士卒先,故能以少击众,十余年间,灭辽取宋,横行无敌。
观郦琼之论宗弼曰“江南诸帅出兵,必身居数百里外,谓之持重。召军旅,易裨校,则遣一介之士持空文谕之,谓之调发。今元帅亲临督战,矢石交集,而指麾三军,意气自若,将士视之,孰敢爱其死乎?”(琼传)
宋吴璘亦谓“金人用兵,更进迭退,忍耐坚久,令酷而下必死,所以能制胜。”(宋史璘传)
饶风岭之战,金人重铠仰攻,一人先登,则二人拥后,先者既死,后者代攻。(吴玠、刘子羽传)
观此,可以知当日兵力之雄捍矣!
正隆用兵,去国初未远,故大定之初,尚能攻击江淮,取成于宋。迨南北通好四、五十年,朝廷将相既不知兵,而猛安、谋克之移入中原者,初则习于晏安,继则困于饥乏。
至泰和之末,与宋交兵,虽尚能扰淮楚,捣环庆,然此乃宋韩侂胄之孟浪生事,易于摧败,而非金人之不可敌也。
及蒙古兵一起,金兵遇之,每战辄败,去燕迁汴,弃河北于不问,二十余年间,惟完颜陈和尚大昌原、倒回谷二战差强人意,其余则望风奔溃,与辽天祚、宋靖康时之奔降,如出一辙。
当时刘炳疏言“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将帅非才,既无靖难之谋,又无效死之节,外托持重之名,内为自安之计,择骁果以自卫,委疲懦以出战,阵势稍动,望尘先奔。”可想见是时兵力之积弱矣!
兴定南侵,虽据完颜赛不讹可、乌古论庆寿、纥石烈牙吾塔等传,屡侈战功,然宋史赵方、孟宗政、扈再兴等传,亦言屡败金兵。
则赛不等传所云克捷者,盖亦非实事也。
完颜合达传赞谓“南渡用兵,克捷之功,史不绝书,而地不加辟,杀伤相当,君子疑之。”盖已见国史侈功之不足信。
至如唐州之役,丧师七百(为宋人所败),主将讹论(今作额林)匿之而以捷闻,为御史纳兰所劾,宣宗但奖御史敢言,而讹论置不问。此尤掩败为胜之明据也。
由是相习成风,肆为欺饰。
如正大四年,蒙古入商虢,移剌蒲阿(今作伊喇布哈)遇其游骑,获一人,辄以捷闻。(蒲阿传)八年,禹山之战,蒙古兵稍却,合达辄以大捷奏,诸相置酒省中,左丞李蹊且喜且泣,曰“非今日之捷,生灵之祸,可胜言哉!”盖以为实然也。是时民间避兵者,方欲保险自守,因此奏,遂晏然不动,不二、三日,蒙古兵猝至,悉被杀,皆为捷书所误云。(合达传)是不惟遇敌辄败,而并讳败报捷,习以为常。
统前后观之,其始也,以数千人取天下而有余,其后以天下之兵支一方而不足。然则承平之世,安不忘危,搜练军实,振作士气,岂非国家急务哉!(按禹山之战,据元史拖雷传:是日大雾迷道,为金人所袭,杀伤相当。是合达之奏捷,亦尚非全虚也。)
金初汉人宰相
韩企先传:金太祖定燕京,始用汉官宰相赏左企弓等,置中书省、枢密院于广宁府,而朝廷宰相自用女真官号。(传赞谓仿辽代南北面官僚制度)
太宗初年,无所改更,及张敦固伏诛,移置中书、枢密于平州,蔡靖以燕山降,又移置燕京。凡汉地选授官职、调发租税皆承制行之。自时立爱、刘彦宗、韩企先辈,官为宰相,其职皆如此。故规为施设,不见于朝廷之上,惟治官政庀民事(庀ㄆㄧˇ:治理),内供京师,外给转饷而已。
后斜也、宗干当国,劝太宗改女真旧制,从汉官制度。天会四年,始置尚书省以下诸司府寺。十二年,以企先为尚书右丞,汉人为真相自此始。(按元遗山作张万公碑云:金制:自尚书令而下,有左右丞相为宰相,尚书左右丞为执政官。凡内族、外戚及国人有战功者为之;其次则潢霫人;又次则参用汉进士,不过以示公道而已,无相权也。)(查辽、金、元史,有白霫、辽霫,按古霫居潢水之北,匈奴别支,俗同契丹,潢霫、白霫、辽霫应为同一。)
金俗重马金初以战争开国,故最重马。
景祖方为部长时,有黄马服乘如意,景祖没,辽贵人争欲得之,世祖曰“难未息也,马不可与人。”遂割其两耳,谓之“秃耳马”,辽人乃弗敢。(阿疏传赞)
时兵力尚微,桓、散达方强,欲得盈哥之大赤马及辞不失之紫骝马,世祖亦不许,遂战败之。(桓、散达传)
康宗薨,太祖即位,辽使阿息保来吊,阿息保径至殡所,阅赗马欲取之,(赗马:赗,赠死之物。车马曰赗,货财曰赙,衣被曰襚。)太祖大怒,将杀之,宗雄谏而止。(世纪)阿离合懑将死,太祖往问疾,问以国家事,对曰“马者,甲兵之用,今四方未平,而国俗多以良马殉葬,当禁止之。”(阿离合懑传)
观此,可见金源氏之重马也。军旅之事,全恃马力,此固有国家者所当留意耳。
金以坏和议而亡
宋南渡后,至绍兴七、八年间,盗贼尽平,韩、岳诸将兵力亦渐强盛,可以有克复中原之势,故时有以和议为非者,然卒以和议而得偏安。其后正隆南侵、开禧北伐,亦皆以议和罢兵息事。迨贾似道讳和主战而国亡矣!盖事势当危急之时,不得不谨畏睦邻,图存于亡,若犹仗虚骄之气,必误国事也。(见和议条)
金宣宗当蒙古兵围燕京时,遣完颜承晖等往军前行成,已解围矣!后以迁汴之举,致蒙古借口,再起兵端,残破河北,蹂躏关陕。
至哀宗即位,群臣言可因国丧遣人报哀,副以遗留物,因而与之讲解。哀宗下省院议,而当国者有仰而不能俯之势,谓“朝廷先遣使,则于国体有亏。”遂止。(合达传)
正大六年,蒙古兵围庆阳,哀宗命陕省犒以羊酒,为缓师计,北中亦遣唐庆来议和,先遣小使斡骨栾至行省,时适有大昌原之捷,移剌蒲阿等志气骄满,谓使者曰“我已准备军马,可来决战!”斡骨栾归,以其语奏,蒙古主遂怒不可解,统大兵入陕。(牙吾塔传)
是时金兵不复南侵,宋人亦有继好之意。正大八年,行省忽以札付下襄阳制置司,约同御北兵,且索军饷。札付者,上行下之檄也。于是宋制置使陈该遂怒辱使者,而宋之和好又绝。
蒙古围汴,哀宗遣曹王讹可出质乞和,已退兵矣!而飞虎军申福、蔡元又擅杀北使唐庆等,于是蒙古之和议又绝而不可解矣!
此皆不度时势,徒恃虚气以速灭亡也。金之先以和误人,而其后转以不和自误,亦岂非一代得失之林哉!
九公十郡王宣宗畏蒙古兵之逼,南迁于汴,河朔残民往往自相团结,各保一方,朝议择其中有威望者,假以事权,能复一道,即授以本道观察使;能捍州郡,即授以兵佐。于是封建之议起。
九公
兴定四年,封沧海经略使王福为沧海公;河间路招抚使移剌众家奴为河间公;真定经略使武仙为恒山公;中都东路经略使张甫为高阳公;中都西路经略使靖安民为易水公;辽州从宜郭文振为晋阳公;平阳招抚使胡天作为平阳公;昭义军节度使完颜开为上党公;山东安抚使燕宁为东莒公,是为九公府。
其中武仙最富强,张开次之,余皆各保一方。其后日渐摧败。如郭文振徙卫州,至不能军,但寓于卫;张开不能守潞州,闲居南京,部曲离散,名为旧公,实与匹夫无异。
此九人外,又有史咏亦为平阳公,乃胡天作死后,咏继之而封者。传赞谓他书所载,有沧海公张进、河间公移剌中哥、易水公张进、晋阳公郭栋。此盖正大间续封,如史咏之继胡天作者。
金史惟王福等九人有传,余皆无之。
其后又有十郡王之封。(见国用安传)
十郡王者:李德明、封仙、张瑀、张左、卓翼、康琮、杜政、吴歪头、王德全、刘安国也。九公各有传,十郡王无传,惟德全、安国、封仙、杜政略见国用安传中。盖此十郡王本哀宗发空名宣敕,听用安于同盟中,有功者赐之。是又用安部曲,非朝命所封,无大功绩可纪,故无传也。
金末赐姓之例
赐姓本始于汉初。北史李弘传所谓项伯不同项羽,汉高赐姓刘氏;秦贞父能死难,魏武赐姓曹氏是也。其后罕有行之者。惟西魏宇文泰当国时,因魏初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已多绝灭,乃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其次为九十九姓后,赐姓之广,自此始。如杨忠赐姓普六茹氏;赵贵赐姓乙弗氏、寇和赐姓若引氏、耿豪赐姓和嵇氏、辛威赐姓普屯氏、樊深赐姓万纽于氏、周摇赐姓车非氏、李楷赐姓独孤氏、郭衍赐姓罗氏、侯瑱魏赐姓侯伏氏、周又赐姓贺屯氏是也。(静帝时诏各复本姓)其有倚为腹心者,则赐以皇族之姓,如薛端、薛善及叱罗协,皆赐姓宇文氏是也。故周武帝命李弘修皇室谱,分为帝系、疏属及赐姓三篇。
隋因之,如杨义臣本姓尉迟,文帝因其父战死,乃赐姓杨,编之属籍。唐初亦用其制,如罗艺、高开道、杜伏威、胡大恩,皆赐姓李氏是也。唐末赐姓更多,如李克用、李茂贞、李顺节等皆附于皇族,或藉其用,或畏其逼,不得已也。
金末亦多有赐姓者,财力既殚,爵赏又滥,不足以系人心,故设此以劝功,然其制亦不同。
有赐本国大姓者,如东永昌赐姓温都氏(旧作温敦)、包世显、包长寿、包疙疸赐姓乌库哩氏(旧作乌古论)、多隆乌(旧名睹令狐)赐姓哈萨喇氏(旧作禾速嘉)、何定赐姓必喇氏(旧作必兰)、马福德、马柏寿赐姓瓜尔嘉氏(旧作夹谷)、杨沃衍赐姓乌凌阿氏(旧作乌林答)、资禄赐姓女奚烈氏、李辛赐姓温撒氏是也。
其功多或力大可恃以为援者,则竟赐以皇族之姓,如郭仲元、郭阿怜、李霆、梁佐、李咬住、国用安、张甫,皆赐姓完颜氏是也。
其附入属籍之处,又有差等以千人,败敌三千者,赐及缌麻以上;败二千人者,赐及大功以上;败千人者,赐止其家。
通惠河不始于郭守敬
京师至通州河闸,本元时郭守敬所开。守敬传:大都运粮河不用一亩泉旧源,别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经瓮山泊,自西水门入城,环汇于积水潭,复东折而南出南水门,合入旧运粮河,每十里置一闸,比至通州,凡为闸七,置斗门互为提阏,以过舟止水。元世祖命速行之,丞相以下皆亲操畚锸,工既成,帝还自上都,过积水潭,见舳舻蔽水,大悦,赐名曰“通惠河”。此元所创,至今为永利者。
然此河不自守敬始。金史韩玉传:泰和中,玉建言开通州潞水漕渠,船运至都。工既成,玉升两阶。是此河实自玉始。守敬传所云不用一亩泉者,盖玉所开河本用一亩泉为源,而守敬乃用白浮泉耳。守敬建闸,往往得旧时砖石故址,当即玉遗迹也。盖燕都自金宣宗迁汴后,迨元世祖至元十一年始来都之,其间荒废者已四、五十年,旧时河道久已湮没,守敬得其遗址而开浚之,遂独擅其名耳。
海陵荒淫
海陵荒淫,最为丑秽,身为帝王,采取美艳,何求不得?乃专于宗族亲戚中恣为奸乱,甚至杀其父、杀其夫而纳之,此千古所未有也。金史所载,除一后三妃外,诸嬖幸有名字者,已二十余人,凡宗室被杀者,皆纳其妇女。
曹王宗敏妻阿兰(旧名阿懒),海陵叔母也;宗磐子阿固岱(旧名阿虎迭)妻阿里库(旧名阿里虎),从嫂也;
其女重节,则从侄女也;
宗本子萨尔拉(旧名莎鲁剌)妻、宗固子呼喇勒(旧名胡里剌)妻、和色哩(旧名胡失来)妻、秉德弟嘉里(旧名纠里)妻,皆从嫂也;
寿宁县主实库(旧名什古),宗望女也,静乐县主布拉(旧名蒲剌)及锡纳(旧名习捻),宗弼女也,实古尔(旧名师古儿),宗隽女也,皆从姊妹;
混同郡君苏哷和卓(旧名莎里古真)及其妹伊都(旧名余都),宗本女也,皆再从姊妹;
鼐喇古(旧名奈忽剌),皇太后表兄张定安妻也;
富尔和卓(旧名蒲鲁古只),丽妃妹也;
海陵皆私之。
其纳之宫中者,则封为妃缤,在外则分属于诸妃位下出入。
鼐喇古出入元妃位,富尔和卓出入丽妃位,苏哷和卓、伊都,出入贵妃位,实库、重节,出入昭妃位,布拉、实古尔出入淑妃位。
锡纳夫素赫(旧名稍喝)、苏将和卓夫苏色(旧名撒速)皆为近侍,每值宿,海陵谓之曰“尔妻年少,遇尔值宿,不可令宿于家。”每召入,海陵亲候廊下,立久,则坐于侍婢高实古(旧名高师姑)膝上,高实古曰“天子何劳苦如是?”海陵曰“我固以天子为易得耳!此等期会,乃难得也!”苏哷和卓在外淫佚,海陵责之日“尔爱娱乐,有丰富伟岸如我者乎?”然亦不之罪也。
此外如沈璋妻为太子光英保母,及耶律彻妻侯氏,皆以入宫侍皇后而奸之者也。
节度使乌达(旧名乌古带)之妻定格(旧名定哥)与海陵有私,海陵即位,使定格杀其夫而纳之者也。
秘书监文之妻实格(旧名石哥),海陵使文出之,而纳于宫中者也。
萧拱妻色特尔(旧名择特懒)之妹曰密哷(旧名弥勒),海陵使拱迎之于汴,既入宫,非处女,遂以疑杀拱,而以拱妻妻文,既又以密哷之命,召拱妻入宫而乱之者也。
亦有先宠幸而后杀之者:阿里库既入,海陵又私其女重节,阿里库责重节,遂缢杀阿里库。
又萧唐古特(旧名堂古带)妻扎巴(旧名察八)既入宫,封昭媛,时唐古特为护卫,札巴使侍女遗以杂佩,海陵遂手刃札巴以徇于宫。
每幸妇人,则教坊奏乐,撤帷帐,或妃嫔列坐,率意乱之,以为笑乐。
幸室女不得遂,则使元妃以手左右人。
女使辟拉(旧名辟懒)有娠,欲幸之,则以麝香水揉腹而堕其胎。甚至徒单皇太后侍婢高福娘,亦与淫乱,使伺太后动静,福娘增饰语言,遂成弑逆之祸。
此皆载在后妃传后者。
海陵之恶,固不足道,然著其大者可矣,此等中冓之丑亦琐琐书之,毋乃秽史乎!按本纪世宗尝曰“海陵以近习掌记注,故当时行事,实录不载,当访求书之。”又贾益谦传:当时禁近能暴海陵蛰恶者,辄得美迁,故史官修实录不免附会云。然则金史所载,皆世宗时编订者也。海陵兼齐文宣隋炀帝之恶
海陵在位,盖兼齐文宣、隋炀帝之恶而更过之。
北齐书称文宣狂暴,尝奸其嫂文襄后。凡高氏妇女,无亲疏皆与之乱,或以赐左右。
彭城王浟母尔朱氏,其父神武之庶妻也,欲烝之,不从,则手刃之。皇后李氏之妹,嫁元昂。帝数幸之,欲纳为昭仪,则以鸣镝射杀昂。
斯固已灭绝伦理。然以海陵视之,奚啻十倍?
隋炀帝弑父杀兄弟,海陵则弑君弑母杀伯叔兄弟及宗室数百人,炀帝犹不若是之惨也。
然以其权谲刚厉之资,智足以饰非,威足以驭下,其时国运方强,使仅守其故业,虽淫恣乱伦,或尚不至陨踣。正如齐显祖强记威断,群下不敢为非,所谓主昏于上,政清于下者。乃又大举伐宋,空其国以争人之国,与隋炀之征高丽,如出一辙。此所以土崩瓦解,自速灭亡也。隋书记炀帝征高丽,
总征天下兵,皆会涿郡。
又发江淮水手一万、弩手三万、岭南排镩手三万,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车五万两,送高阳载衣甲。
又发江淮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仓米至涿,其陆路夫役往来者亦常数十万人,昼夜不绝,死者相枕,臭秽盈路。
东莱海口造船官吏督役日夜立水中,腰以下皆生蛆,死者十三、四。
耕稼失时,民不聊生。于是天下大乱,帝亦被害于扬州。
而海陵之伐宋也,
尽起诸路招讨司及明安、穆昆军,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虽亲老丁少,亦不得留侍。
所造军器皆赋于民,箭翎一尺至千钱,村落间往往椎生牛以供筋革,至于鸟鹊狗彘,无不被累。
籍民马在东者给西军,在西者给东军,死者不绝于道。所至刍粟无给,有司以为请,海陵曰“民间储蓄尚多,今禾稼满野,可就牧田中。”共调马五十六万匹,官七品者,准留一匹,其上以是为差,富民有调至五、六十匹者,仍令养饲以俟。
由是盗贼并起,大者连城邑,小者保山泽,或以十数骑张旗帜而行,官军莫敢近。海陵又恶闻盗贼,言者辄罪之。将士自军中亡归者,相属于道。东海张旺、徐元等反于南;契丹伊喇斡罕(旧名移剌窝斡)等反于北。曷苏馆(地名)明安(猛安)福寿、东京穆昆(谋克)金住等,始授甲于大名,即举部亡归,公言于路曰“我辈往东京立新天子矣!”
海陵自将三十二总管,兵至瓜州,为其下所弑。与隋炀之被害,亦如出一辙。
自古大兵大役,未有不民怨沸腾、丧国亡身者,海陵既竭天下之力,先筑燕京,次营汴京,工役甫毕,又兴此大众,以极无道之主,行此大肆虐之事,岂有不自速其毙者。金史一一书之,所以垂戒千载也。
按石虎起河桥于灵昌津,采石为之,石无大小,辄随流去,用工五百余万而不成。又发雍、洛、秦、并州十六万人,城长安未央宫。性好猎,体重不能跨鞍,造猎车千乘,辕长三丈,高一丈八尺,置高一丈七尺,格兽车四十乘,立三级行楼于其上。自灵昌津,南至荥阳,东极阳都,使御史监察其中禽兽,有犯者以大辟论,御史因之作威,有美女、好牛马者,求之不得,便诬以犯兽,死者百余家。
又发诸州二十六万人修洛阳宫,发百姓牛二万头配朔州。
增置女官二十四等,东宫十二等,诸侯王九等,发百姓女年二十以下、十三以上三万人以充之,郡县乘此夺人妇女九千余人。其子石宣又私令采亦及万,缢死者三千余人。又发近郡男女十六万,车十万乘运土筑华林苑及长墙于邺北。
命子宣出猎,建天子旌旗,戎卒十八万,出金明门,石虎升凌霄观,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夫复何忧?”宣校猎既遍,又令石韬出猎亦如之。后宣杀韬,虎又杀宣,极惨酷,其子石世、石冲、石遵、石鉴等皆不得其死。
冉闵乘乱诛诸羯,于是赵人悉入城,羯人悉出城,闵下令“赵人斩一羯,文官进位三等,武职悉拜牙门。”一日之中,斩首数万,羯人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死,凡二十余万,亦多有高鼻多须而滥死者。虎十三子,五人为冉闵所杀,八人皆自相残害。(晋书载记)此又隋炀帝、金海陵以前之最无道者也。金中叶以后宰相不与兵事
金初创业皆兄弟子侄,出则领兵,入则议国事,为相者多兼元帅,其时枢密院虽主兵柄,而节制仍属尚书省。(白华传)
如宗翰为固伦贝勒(旧作国论勃极烈)兼都元帅,拜太保尚书令,领三省事。汴京初置行台,宗弼领行台尚书省都元帅,诏“诸州郡军旅之事,决于帅府;民讼钱谷,尚书省治之。”宗弼兼统其事。后入朝为太师,领三省事,都元帅如故。
可见兵事皆宰相参决也。
及明昌以后,则兵事惟枢密院主之,而尚书省初不与闻。盖是时蒙古勃兴,北鄙骚动,惟恐漏泄传播,故惟令枢密主之,其后遂为枢密院之专职,而宰相皆不得预。
贞祐四年,陈规疏言“宰相,大臣,社稷生灵所系,近诏军旅之事专委枢密,而尚书省坐视利害,泛然不问,以为责不在己也。伏望战守大计,须省院同议。”杨云翼亦奏“尚书,出政之地,今军旅大事,宰相不得与闻,欲使利病两不相蔽得乎?”时军事院官独任专见,往往败事,言者多以为将相权不当分。(白华传)
天兴元年,始并枢密院归尚书省,以宰相兼院官,而国旋亡也矣!(按宋制,边事兵事亦枢密院专主,富弼奏请令宰相兼枢密,乃从之,见弼传)
悯忠寺故事
京师宣武门外法源寺最宏敞,本唐悯忠寺也。朱竹垞谓此寺典故,有“辽时,闻宋真宗讣,建道场于此。”及“金大定间,策试女真进士于此。”二事。
按道场建醮,事具辽史。
金策试女真进士,系大定十三年,始以策论试女真进士于悯忠寺。寺有双塔,进士入院之夜半,忽闻音乐声起东塔上,西达于宫,试官侍御史完颜蒲捏等曰“文路初开而有此兆,得贤之征也。”中选者,图克坦镒(旧名徒单镒)等二十七人,后多为显官。此载在金史选举志。今又得数事:
辽史兴宗十一年,遇景宗宣献后忌辰,帝与皇太后素服,饭僧于悯忠寺。
宋王曾记契丹事云:燕京有悯忠寺,本唐太宗为征辽阵亡将士所造,宋使至辽,遣馆伴导以游观。
又北狩录:宋徽宗至燕山,馆于大延寿寺,钦宗馆于悯忠寺。又金史:胡沙虎反,召完颜纲至,囚于悯忠寺,明日,杀之。
宋史:谢枋得至燕,寓悯忠寺,见壁间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犹尔,吾岂不汝若哉!”遂不食而死。
此皆悯忠寺故事也。
日行千里额尔古讷(旧名讹古乃)善驰驿,日能行千里。天会八年,从宗翰在燕,闻余睹反,宗翰令驰驿往探,额尔古讷黎明走天德,及至,日未昏也。(本传)
避孔圣讳
金史:明昌中,诏“周公、孔子名,俱令回避。”又诏有司“如进士名有犯孔子讳者,避之,著为令。”此近代避圣讳之始也。
金末种人被害之惨签军之弊
一代敝政有不尽载于正史而散见于他书者。
金制:以种人设明安、穆昆(旧名猛安、谋克)分领之,使散处中原。世宗虑种人为民害,乃令明安、穆昆自为保聚,其土地与民犬牙相入者,互易之,使种人与汉民各有界址,意至深远也。其后蒙古兵起,种人往战辄败。承安中,主兵者谓“种人所给田少,不足豢身家,故无斗志,请括民田之冒税者给之。”于是武夫悍卒倚国威以为重,有耕之数世者亦以冒占夺之。及宣宗贞祐间南渡,盗贼群起,向之恃势夺田者,人视之为血仇骨怨,一顾盼之顷,皆死于锋镝之下,虽赤子亦不免。事见元遗山所作张万公碑文。又完颜怀德碑亦云:民间仇拨地之怨,睚眦种人,期必杀而后已,寻踪捕影,不三、二日,屠戮净尽,甚至掘坟墓,弃骸骨。惟怀德令临淄有惠政,民不忍杀,得全其生。
可见种人之安插河北诸郡者,尽歼于贞祐时。盖由种人与平民杂处,初则种人倚势虐平民,后则平民报怨杀种人。此亦一代得失之林也。然金史绝不载此事,仅于张万公传中略见之,则知金史之缺漏多矣。
又金末签军之弊,见刘祁归潜志。
金制:每有征伐,辄下令签军,民家有数丁者,尽拣取无遗。贞祐初,有任子为监当者,正赴吏部选,亦签监官军,其人诉于宰相仆散七斤,七斤怒,命左右以弓矢射之,已而上知其不可,乃止。元光末,备黄河修潼关,又下令签军,祈之父刘元规曾官户部郎中,家居在籍,又监察御史刘从益亦家居,俱选为千户,既立部曲,当以次相钤束,后亦罢之。
此可见衰世一切苟且之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