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二千多年前的《论语》抄本。这部《论语》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抄本，不仅各篇的分章与今本多有不同，在文字上同今本的差异达七百多处，是研究儒家学说和古代文字演变的新材料，值得重视。<br><br> 单承彬〈定州汉墓竹简本《论语》性质考辨〉，将定州40号汉墓出土的简本《论语》和《说文解字》中《论语》引文、《论语》郑注本、东汉熹平石经本《论语》进行对比较后，指出定州本不仅与许慎所见鲁壁古文存在明显差异，而且与郑玄用作校本的《古文论语》也显然不同，应该属于今文《鲁论》系统；从与熹平石经比勘的结果看，它和汉代有重大影响的《张侯论》也存在某种程度的差异，可能出自不同的师传家法。<br><br>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和定县博物馆在河北定县40号汉墓（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发掘出大批竹简。该墓位于定县城关西南四公里处的八角廊村。大约在西汉末年该墓曾被盗掘过，但由于盗掘者在墓中引起大火，盗墓人惊骇逃出，致使该墓中的一些重要文物得以保存。这批竹简虽因过火炭化，却避免了腐朽，同时也因盗扰火烧，使竹简又受到了严重的损坏。竹简出土时已经散乱残断，炭化后的简文墨字已多不清晰。此外在出土竹简的椁室东侧附近尚存有绢帛炭灰、书刀、长方形研墨石板、滴水小铜壶等，估计当时墓中可能还存放有帛书等。<br><br> 该墓竹简出土后于1974年6月送至北京保护整理。1976年6月，文物出版社邀请当时的马王堆帛书整理组成员协助整理定县竹简（编号、写释文）。1976年7月，唐山发生大地震，整理工作被迫停止。地震中，竹简虽经精心照管，但在转移中封存的盛简木箱被不知情者搬倒，使竹简又一次散乱，并遭到一定的损毁。地震后于1980年4月，由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出面召集，由李学勤先生主持负责，定县竹简的整理工作才又得以继续。经过整理，发现这批竹简内容多为先秦文献，极其珍贵。其中有《论语》620枚简，多为残简。简长16·2厘米，宽0·7厘米。每简约书19～21字不等。竹简两端和中简各有一道编绳，出土时尚保留有连缀的痕迹。<br><br> 残简的释文共有7，576字，不足今本《论语》的二分之一。其中残存文字最少的为《学而》篇，仅有20字；残存文字最多的为《卫灵公》篇，有694字，可达今本本篇的77%。简本《论语》与今本《论语》在篇章的分合上也多有不同：如简本《乡党》“食不厌精”至“乡人饮酒”，今本分为二、三、五章的都有，而简本仅为一章；“雷风烈必变”与“升车”，今本分为两章，而简本也只是一章。《阳货》“子贡曰君子有恶乎”今本别为一章，而简本则同上面“子路曰”合为一章。特别是《尧曰》篇，今本为三章，而简本则为两章；今本的第三章在简本中用两个小圆点与上间隔，用两行小字抄写在下面，好像是附加的一些内容。在题写章节与字数的残简中，正有一枚记《尧曰》篇“凡二章，凡三百廿二字“，则知简本《尧曰》只有两章，与今本不同。<br><br> 此外各章文字与今本也有不少出入。简本《论语》虽是残本，因中山怀王刘修死于汉宣帝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所以它是公元前55年以前的抄本，当时世有《鲁论》、《齐论》、《古论》三种《论语》存在，因此简本《论语》的出土为研究《论语》的版本流传提供了新的材料。<br><br> 关于该墓葬及出土文物情况，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撰写了《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简报》发表在1981年第8期《文物》杂志上。同期《文物》杂志还刊登了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河北省博物馆、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县汉墓竹简整理组联合撰写的《定县40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一文，对该墓出土的竹简的形制、内容做了大致的介绍，同时还刊布了简文中《儒家者言》的释文。1997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和定县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合编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一书。书中对出土简本《论语》的版本、文句也做简单的介绍，同时还对《论语》的全部释文做了简单的注释和校勘。
最近更新 章數簡| 2019-04-05 13:35
《孝經》是一部重要的儒家經典，其作者歷來說法不一，有孔子說和曾子說等，學界一般認可為先秦儒者所作。<br> <br> 《孝經》以“孝”為中心，通過孔子與其門人曾參談話的形式，對孝的價值、意義、作用以及實行“孝”的要求和方法等問題進行了集中的闡述，是一部儒家孝倫理的系統化著作。 《孝經》認為，“孝”是“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認為孝是自然規律的體現，是人類行為的准則，是國家政治的根本。 《孝經》在唐代被尊為經書，南宋以后被列為“十三經”之一，共分十八章，全文不足兩千字，是十三經中篇幅最短的一部。<br><br> 《孝經》在中國古代影響很大，歷代王朝無不標榜“以孝治天下”，唐玄宗曾親自為《孝經》作注。
最近更新 丧亲章第十八| 2019-09-25 15:45
序 <br><br>《子夏易传》一为二卷，一为十一卷。旧本题卜子夏（前５０７一？）撰。子夏姓卜名商，春秋末晋国温（今河南温县）人，孔子学生，为莒父宰。孔子死后，到魏国讲学，主张国君要学习《春秋》，吸取历史教训，宣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等观点’，李克、呈起都是其弟子，魏文侯也尊以为师，相传《诗》、《春秋》等儒家经典就是由他传授下来的。学术界历来主张，此书为后人伪撰，而托附于子夏名下，《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其伪中生伪，至一至再而未已者，亦莫若是书”。《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二卷本，其实是魏晋间大兴《易》学之风时为当时人所伪撰而流布于世。据《唐会要》载“开元七年诏”，当时因《子夏易传》无传习者，遂令儒官详定，刘知已认为，此书不见于《汉书·艺文志》，至梁阮孝绪《七录》始有著录，作六卷，或云韩婴作，或云丁宽作，而至为，可疑。司马贞认为，刘向《七略》有《子夏易传》，但其书久佚，晋荀勖《中经簿》有《子夏易传》四卷，或云丁宽，是其已怀疑非子夏所撰。因此，唐玄宗采纳了刘、司马氏的建议，而停止向学校颁行。代宗以年，此本亡佚。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有辑佚本。今所传十一卷本，始为晁说之《传易堂记》所著录，其称“今称《子夏传》者，乃唐张弧之《易》。据此，则今本应是张弧伪撰。弧为唐末人，曾官大理寺评事。其书以王弼《周易注》为底本而说以义理，所说义理，大致上以儒家“王道”的社会政治思想与《周易》经文相附会。迨朱彝尊作《经义考》，证以陆德明《经典释文》、李鼎祚《周易集解》及王应麟《困学纪闻》所引诸条目，则于今本全无，知张弧伪撰之书又遭后人增削伪纂，并又多衍出一卷，为十一卷。因此，今本《于夏易传》不但不是子夏所撰，亦并非完全为张弧所撰，云其出自众家之手，可谓不诬。二本虽为伪造，但其内容却有—定的参考价值，孕含了较多汉唐时期的《易》学思想，《四库全书总目》云“案说《易》之家，最古者莫若是书”，故其对研究、探讨《周易》古义，二本参稽，仍为它书所不可替代。二卷本除为马国翰所辑外，《汉学堂丛书·经解·逸书考》中亦有考辑。今本则有《四库全书》本，《通志堂经解》本及《学津讨原》本等。 <br>
最近更新 子夏易学初探| 2019-04-05 15:09
《围炉夜话》正如其名，疲倦地送走喧嚣的白昼，炉边围坐，会顿感世界原来是这样的宁静。在如此宁静而温暖的氛围下，白昼里浊浊红尘蹇塞的种种烦闷，会不自觉地升华为对生活、对生命的洞然。 夜是这样的美妙，更何况围坐在暖暖的炉边呢？静夜炉边独坐，品味清朝王永彬先生的《围炉夜话》，体味作者以平淡而优美的话语，讳讳叙出的琐碎的生活中做人的道理，就如炎夏饮一杯清凉的酸梅汤，令人神清气爽，茅塞顿开。<br><br> 中国传统文人是快乐是超速，亦或痛苦、压抑，现在难以说得清楚。那代文人即使在生活安逸、仕途得意时，心中也常存为天地立心为万民请命的忧患意识，而在陡遭不测，倾家荡产时，又能常常保持一份无怨无悔的淡然心态。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因其博大，受其滋润的中国文人的心胸也是宽广大度的，其精神世界更是丰富多彩。
最近更新 围炉夜话| 2019-11-01 11:43
举世皆知苏东坡为一代文豪，却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一个“易学大师”，曾经写过一本《东坡易传》。<br><br>苏轼幼时便随眉山道士张易简读书学《易》，少年时欲入山林当道士，终生与道士高人交往频繁，深晓《周易》占卜和“胎息”养生之术，并自称“铁冠道人”。其父苏洵精通《太玄》，晚年欲作《易传》未成，遗命苏轼继作此书。苏轼于45岁左右被贬官于黄州时开始撰写《易传》，此后不断修改，直到生命垂危之时才修改完毕。他的认知方法、执政思想深受《易经》影响，诗词文赋也因此而愈加高深玄妙，后人不解《易》理，常常只识皮毛。然而苏轼去世之后，他的著作遭到蔡京等人劈版禁毁，这本《易传》便被改头换面，以《毗陵易传》（“毗陵”为苏轼去世之地常州别名）悄然印行于世，因此罕为人知。本书作者认为“离开《东坡易传》，苏轼思想及其诗文词赋无从谈起。”全书以“四库全书”中的《东坡易传》为底本，参照其它多种刻本进行校勘整理，并在每一篇章前写了简要评介，以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
最近更新 未 济 卦 (第六十四)| 2019-04-05 15:10
《后汉书》是纪传体的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断代史著作，一百二十卷，分为纪十卷、传八十卷、志三十卷。其中的纪、传作者是南朝宋的范晔，志的作者是晋的司马彪，一般称为《续汉志》。<br><br> 范晔，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淅川东南）人，生于公元398年，即晋安帝隆安二年，做过刘裕之子彭城王刘义康的参军，后升任尚书吏部郎。432年，宋文帝即元嘉九年，由于触犯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从此受到压制，便开始著书，但写完《后汉书》后，又卷入刘义康与宋文帝刘义隆之争，在元嘉二十二年被杀。司马彪，字绍统，晋宗室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死于晋惠帝末年。<br><br> 在范晔写《后汉书》之前，后汉史书已经有了很多种，从东汉的明帝到灵帝，经过班固、刘珍、伏无忌和蔡邕等几代人的努力，写就纪传体的《东观汉记》，主要记载光武帝到灵帝之间的东汉历史。后来，吴谢承、晋薛莹、司马彪和刘义庆等人都有著作面世。有了前人的成就，范晔便参考各家内容，融会贯通，写成《后汉书》。范晔原来想学习《汉书》，写成十志，因为被害而未如愿。由于范晔的著作叙事简明扼要，内容全面，所以其成就超过了前人，受到后世的重视。<br><br> 《后汉书》纪、传的编次和《汉书》有不少区别，纪的最后一篇是《皇后纪》，相当于《汉书。外戚传》。皇后从传入纪，就是来自华晔的《后汉书》。此外，在《汉书》以外还创立了七篇类传，有《党锢传》、《宦者传》、《文苑传》、《独行传》、《方术传》、《逸民传》、《烈女传》，这些都是根据东汉现实、与风俗所写，有的类传成为后来人们学习的楷模。<br><br> 在《汉书》中有《百官公卿表》，内容是西汉的职官制度，司马彪将“表”成为“志”，创立了《百官志》，记述东汉的职官制度。但该书的志中没有《食货志》，是一大漏洞，其内容在《晋书。食货志》里有了补充，介绍了此时期的经济状况。<br><br> 现存最早的《后汉书》刻本是南宋时期的绍兴本，残缺五卷。后来商务印书馆加以影印，收进百衲本《二十四史》，缺的五卷用其他残本补充。1965年中华书局出版标点校本，以商务印书馆影印的南宋绍兴本为底本，校参考其他版本加以校正，同时吸取前人研究、校勘成果，参考价值较高。
最近更新 李王邓来列传第五| 2019-04-05 15:29
元史二百一十卷，是一部比较系统地记载我国历史上元代兴亡过程的封建史书。洪武元年［一三六八年），即元朝滅亡的当年，明太祖朱元璋就下令编修元史。第二年，以李善长为监修，宋濂、王祎为总裁，赵壎等十六人为纂修，开局编写。仅用一百八十八天的时间，便修成了除元顺帝一朝以外的本纪、志、表、列传共一百五十九卷。接着又讓欧阳佑等十二人四出蒐集元顺帝一朝的史料，於洪武三年（一三七○年）重开史局，仍以宋濂、王祎为总裁，由朱右等十五人参加编写，用一百四十三天续修本纪、志、表、列传共五十三卷。然后合前后二书，釐分附丽，共成二百一十卷，全部编撰工作，历时只三百三十一天。刻印工作也进展得很快。据宋濂目录后记，洪武三年七月书成，十月便已「镂板讫功」。<br><br> 元史之所以能迅速成书，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元史的编修，主要是照抄代各朝实录、经世大典、功臣列传等官修典籍，除了删节以外，没有下多少功夫。就元史编者的政治观点来说，同那些编修代典籍的人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信奉的都是儒家道学思想，所以在处理前代王朝遗存的历史资料时，也就无须从思想观点上和内容编排上作根本的改动。这样，元史编者们便无意中更多地保存了元代史料的原貌。<br><br> 对於我们研究元朝的历史来说，元史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的基本资料。四十七卷本纪除顺帝一朝之外，全是现已失传的元代历朝实録的摘抄，内容比较丰富，是按年月日编制的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大事记。史料价值和确切性都比较大。有些旧学者指责元史本纪「不合史例」，内容「杂芜」，这是一种偏见。五十八卷志、八卷表的史料，除顺帝朝部分之外，绝大部分採自元文宗时所修的经世大典，而这部书现已大部分散失，许多内容只能在元史各志中看到，因而顯得珍贵。至於九十七卷列传，大部分取材於元朝官修的传记，而这些官修传记又是根据家传、神道碑、墓志等写成的。因此，在记载的确切程度上，要比纪、志差得多，但是其中含有许多生动具体的资料，这一点又是己、志所不及的。<br><br> 由於元史仓促成书，且出於众手，在编纂方面有不少谬误。例如：有一些列传重出；甚至误把不同皇帝的后妃领取岁赐的名单，统统当作同一皇帝的后妃处理，以致在后妃表中将儿媳、曾孙媳、玄孙媳妇当成平列的妻妾。此外，译名不统一、年代史实的乖误等，也相当多。因此元史一直为后人所诟病，试图重修元史的书出过好几种。但是，这些重修之作都无法取代元史这部比较原始的基本资料。<br><br> 元史最早的版本是洪武三年刻本。嘉靖初年，南京国子监编刊二十一史，嘉靖十一年（一五三二年）元史，其中元史用的是洪武旧板，损坏的板页加以补刊，一般板心刻有嘉靖八、九、十年补刊字样，此为南监本。南监本后来的遞修补刊一直延续到清初。万历二十四年（一五九六年）至三十四年（一六○六年），北京国子监重刻二十一史，元史也在其中，此为北监本。到清代，乾隆四年（一七三九年）武英殿又仿北监李重刻元史，称为殿本。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年）对辽、金、元二一史译名进行了谬误百出的妄改，挖改了殿本的木板，重新刷印。道光四年（一八二四年），又对元史作了进一步的改动，重新刊刻，这就是道光本。道光本对史的任意改动很大，但对史文也作了不少有根据的校订。后来又有各种翻刻重印的版本，其中比较好的是一九三五年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百衲本是以九十九卷残洪武本和南监本合配在一起影印的，在通行各本中最接近於洪武本的面貌。我们这次点校，是以百衲本为底本。对百衲本在影印过程中的描修错误，用北京图书馆藏原书、北京大学藏一百四十四卷残洪武本及北京图书馆藏另一部南监本作了核对订正，一律迳改。迳改的描修错误，共有近八十处。在版本校勘方面，用了北监本、殿本和道光本。还参考了胡粹中元史续编（简称续编）、邵远平元史类编（简称类编）、毕沅续资治通鑑（简称续通鑑）、魏源元史新编（简称新编）、曾廉元书、屠寄蒙兀儿史记（简称蒙史）、柯劭忞新元史，以及钱大明廿二史考异（简称考异）、汪辉祖元史本證（简称本證）等书。此外，并利用了批常见的原始资料，校正有关的史交，其书名和篇名，见於各卷的※校勘记。<br><br> 本次校勘，只校订史文的讹倒衍脱，不涉及史实的考订。改动底本的地方，用方圆括号表圆括号内小字表示删，方括号内的字表示补），并附简要的校勘记。书中的明显刻误，以及板刻破体字，都予迳改。经过推算在纪日干支下用方括号补入的朔字，校勘记里不再说明。对书中的古体、异体、俗体字，侭量作了统一。原书卷首的进史表、纂修元史凡例和宋濂旨录后记，移至书末作为附录。
最近更新 ●宋 濂 目 錄 後 記| 2019-04-05 15:37
《幼学琼林》是中国古代儿童的启蒙读物。<br><br> 《幼学琼林》最初叫《幼学须知》，一般认为，最初的编着者是明末的西昌人程登吉（字允升），也有的意见认为是明景泰年间的进士邱睿。在清朝的嘉靖年间由邹圣脉作了一些补充，并且更名为《幼学故事琼林》。後来民国时人费有容、叶浦荪和蔡东藩等又进行了增补。全书共分四卷。 《幼学琼林》是骈体文写成的，全书全部用对偶句写成，容易诵读，便于记忆。全书内容包罗广泛，人称“读了增广会说话，读了幼学走天下”。书中对许多的成语出处作了许多介绍，读者可掌握不少成语典故，此外还可以对中国古代的典章制度、风俗礼仪做一些了解。书中还有许多警句、格言，到现在还仍然传诵不绝。但是书中也有一些属于封建时代的观点，对于现代人来说难以认同。
最近更新 卷四 花木| 2019-11-01 11:40
作者：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最近更新 卷五十·有司彻第十七| 2019-04-05 13:58
《三国志》六十五卷，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寿事迹具晋书本传，松之事迹具宋书本传。凡魏志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吴志二十卷。其书以魏为正统，至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始立异议。自硃子以来，无不是凿齿而非寿。然以理而论，寿之谬万万无辞；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盖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於当代之论者也。寿则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於当代哉？此犹宋太祖篡立近於魏，而北汉、南唐迹近於蜀，故北宋诸儒皆有所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於蜀，而中原魏地全入於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此皆当论其世，未可以一格绳也。惟其误沿史记周、秦本纪之例，不讬始於魏文，而讬始曹操，实不及魏书叙记之得体，是则诚可已不已耳。<br><br> 宋元嘉中，裴松之受诏为注，所注杂引诸书，亦时下己意。综其大致约有六端：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曰参诸书之说，以核讹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其中往往嗜奇爱博，颇伤芜杂。如袁绍传中之胡母班，本因为董卓使绍而见，乃注曰「班尝见太山府君及河伯，事在搜神记，语多不载」，斯已赘矣。锺繇传中乃引陆氏异林一条，载繇与鬼妇狎昵事；蒋济传中引列异传一条，载济子死为泰山伍伯，迎孙阿为泰山令事；此类凿空语怪，凡十馀处，悉与本事无关，而深於史法有碍，殊为瑕类。又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故於魏志武帝纪沮授字则注「沮音菹」，獷平字则引续汉书郡国志注「獷平县名属渔阳」，甬道字则引汉书「高祖二年与楚战筑甬道」，赘旒字则引公羊传，先正字则引文侯之命，释位字则引左传，致届字则引诗，绥爰字、率俾字、昬作字则皆引书，纠虔天刑字则引国语。至蜀志郤正传释诲一篇，句句引古事为注至连数简。又如彭羕传之革不训老，华佗传之旉本似专，秦宓传之棘革异文，少帝纪之叟更异字，亦间有所辨证，其他传文句则不尽然。然如蜀志廖立传首忽注其姓曰补救切，魏志凉茂传中忽引博物记注一繦字之类，亦间有之。盖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亦颇为例不纯。然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厓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翦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於陈寿本书焉。
最近更新 魏书 乌丸鲜卑东夷传| 2019-04-05 16:11
《荀子》一书为战国末期赵人荀况及其弟子所著。荀况本为孙氏，故此书又称《孙卿对书》或《孙卿子》。西汉刘向整理时定为３２篇，它们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荀子亲手所著的２２篇，一类是荀子弟子所记录的荀子言行，共５篇，一类是荀子及弟子所引用的材料，共５篇；前两类是研究荀子思想的直接材料，是《荀子》一书的主体。<br><br> 《荀子》的人性论是荀子思想的逻辑起点。荀子主张人性恶，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好利恶害，如果任人顺性发展，人与人之间就会互相争夺，使社会陷入混乱；必须由圣人制定礼义，进行教化，才能使人转而为善，使社会正常安定。所以他认为人性是恶的，而善则是后天人为教育的结果；善不是性，而是“伪”。他与孟子一样，也肯定人人都可以经过自己的努力而成善成圣，只是成善成圣的途径与孟子所说的不同。他不是强调尽心知性，而强调学习、积累和“注错习俗”，创造良好的社会风气来给人以潜移默化的影响。荀子认为“能群”是人类区别于禽兽并能胜过和役使禽兽的基本条件，而“分”则是人类组成社会的基本法则。为了消除人们由于欲利而引起的争夺，必须明确规定人们在经济上、政治上贫富贵贱的等级区分。这就是礼义的起源和实质。在此基础上他在政治上提出了隆礼重法说。在君民关系上荀子一方面尊君、隆君，一方面重视民本，提出君民舟水说。在天人关系方面，荀子认为天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有它固有的客观规律；人类社会的治乱兴废，在人而不在天；人应顺应自然规律，利用自然，制天命而用之。在认识论方面，荀子特别提出“解蔽”，认为认识的片面性是人们的通病。他提出“虚壹而静”的解蔽方法，主张认识事物要虚心、专心、静心，以达到主观上的大清明境界。荀子又构成了以正名为中心的逻辑体系，他揭示了名反映实的本质，制定了关于名的划分和推演的理论，阐述了制名的原则，又揭示了命题的本质，特别是在直言判断的定义上超越了的人。<br><br> 荀子以儒学为本，对诸子百家之说进行了激烈批评，其论虽不无偏颇，但足可称为先秦时期继孔子、盂子之后最有成就的儒学大师。<br><br> 《荀子》一书唐杨倞曾为之作注。较好的注本有王先谦的《荀子集释》，收入中华书局版的《诸子集成》。较为浅近的注本有梁启雄《荀子简释》，还有《荀子新译》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版。其中《天论》、《性恶》、《解蔽》、《劝学》诸篇可细读。
最近更新 尧问篇第三十二| 2019-04-07 14:13
袁了凡先生，本名袁黄，字坤仪；江苏省吴江县人。年轻时入赘到浙江省嘉善县姓殳的人家；因此，在嘉善县得了公费做县里的公读生。他於明穆宗隆庆四年(西元一五七○年)，在乡里中了举人；明神宗万历十四年(西元一五八六年)考上进士，奉命到河北省宝坻县做县长。过了七年升拔为兵部「职方司」的主管人，任中刚好碰到日寇侵犯朝鲜，朝鲜向中国求救兵。当时的「经略」(驻朝鲜军事长官)宋应昌奏准请了凡为「军前赞画」(参谋长)的职务，并兼督导支援朝鲜的军队。<br><br>了凡先生家居生活俭朴，但每天诵经持咒，参禅打坐，修习止观。不管公私事务再忙，早晚定课从不间断。在这当中，了凡先生写下四篇短文，当时命名为「戒子文」，用来训诫他儿子，就是后来广行於世的「了凡四训」这本书。<br>==============================================================================<br>‘了凡四训’是一本初学佛必读的入门书，该书是明朝袁了凡先生一生力行善事，改变自己命运的一篇忠实报告，流传民间甚广。该文共分四篇，首篇谈‘立命之学’，使人了解命运之所由来，就如因果经上所说的：‘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因此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必须要扩充德性，力行善事，多积阴德，始克有济。第二篇接著讲到‘改过之法’，这是因为一般人，都自认为自己是无过失之人，而不知改过行善。事实上严格来说，所谓‘过’，‘一念不正即是，不待犯也’。同时行善之人，若诸恶不改，就有如漏了底的容器，无法积满，最多只能功过相抵，无法收到预期的效果。所以‘改过’是‘立命’的下手功夫，是非常重要的。<br><br>人若知过能改，但不晓得行善的道理与方法，即使行善，有时往往也是徒劳而无益，甚至相反地，有时反而会造业。因此袁了凡先生在第三篇提出‘积善之方’，对于行善的方法，作了淋漓尽致的分析与建议。最后鉴于一般初学行善的人难免会犯有‘众人独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唯我独醒’之志得意满与藐视一切的骄傲作风。所以了凡先生在末篇特别提出‘谦德之效’，叮咛‘满招损，谦受益’的道理。人若能谦虚为怀，则行善惟恐不足，如此方能使积善落实，以致达到改善命运的目的。<br><br>总之，‘了凡四训’确确实实是人生在世之至理名言，同时也是匡治目前社会风气败坏之最佳良法。凡欲改变命运，化凶为吉者，不可不读此书；凡欲求功名富贵，寿命增长者，不可不读此书；凡欲转病为健，转夭为寿，转穷为达，转罪为福，转凡为圣者，皆不可不读此书。深盼有福分之人一得此书，悉心持诵，坚立大愿，由解起行，如此不但自己的命运可改，家庭的命运可改，甚至国家社会的命运亦可随之改善，愿有志者共勉之！了凡四训这本书，是中国明朝袁了凡先生所作的家训，教戒他的儿子袁天启，认识命运的真相，明辨善恶的标准，改过迁善的方法，以及行善积德谦虚种种的效验；并且以他自己改造命运的经验来‘现身说法’；读了可以使人心目豁开，信心勇气倍增，亟欲效法了凡先生，来改造自己的命运；实在是一本有益世道人心，转移社会风气不可多得的好书。
最近更新 第四篇 谦德之效| 2019-11-01 11:39
《六韬》，又称《太公六韬》或《太公兵法》，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隋书.经籍志》注云：“周文王师姜望撰。”姜望，又称吕望，字子牙（一说字尚），俗称姜太公、姜子牙，为西周开国功臣、齐国始祖。历史上，对于《六韬》的作者、成书年代及书的真伪争议颇多。宋代以来，基本否定该书为吕望所作，认为是汉以后人伪托。1972年山东省临沂县银雀山西汉墓出土了一大批竹简，其中有《六韬》残简54枚，说明《六韬》在西汉前已流传于世，而非汉以后人伪托。当今学者大多认定《六韬》成书于战国时期。其理由是：《六韬》文辞浅近，与商周文字风格相去甚远，而与战国时期的《吴子》、《孙膑兵法》等相近。书中涉及骑兵作战的篇章很多，而骑兵诞生，是在战国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之后。书中提到的一系列铁兵器，都是在战国时期才出现。另外，阴阳五行学说的形成也是战国时期的事。《六韬》成书于战国，当然就不是吕望所作，而是战国时人托其名撰成。<br><br> 《六韬》通过周文王、武王与吕望对话的形式，论述治国、治军和指导战争的理论、原则，是一部具有重要价值的兵书，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齐太公世家》称：“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六韬》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为武学必读之书。《六韬》在国外也有深远影响，16世纪传入日本，18世纪传入欧洲，现今已翻译成日、法、朝、越、英、俄等多种文字。<br><br> 现存《六韬》共6卷60篇，近2万字。版本约有20多种，重要版本有银雀山竹简本、唐代敦煌写本、唐代魏徵编《群书治要本》、《武经七书》本、《四库全书》本等。本电子版以《续古逸丛书》影宋《五经七书》为底本，对底本上明显的错、衍、脱、误之处，则参照银雀山竹简本、敦煌写本、《五经七书讲义》、《五经七书汇解》、《五经七书直解》等进行校改，底本错讹用（）表示，校正的文字用[]表示。假借字和古体字一般随文用现代字替代，未替代的在注释中注明。
最近更新 卷六 犬韬| 2019-11-01 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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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更新 第四十二章 达世知幻| 2019-05-22 13:04
在卷帙浩繁的廿四史中，有两部官修的唐史，即五代时修的旧唐书和北宋时修的新唐书。新唐书的编撰，约开始于北宋庆曆四年（公元一○四四年），到嘉祐五年（公元一○六○年完成，前后历时约十七年，参加编撰的有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等人。新唐书包括本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传一百五十卷，共二百二十五卷。书成，由欧阳修、宋祁分别署名。<br> 宋祁（公元九九六年一○六一年），曾任知制诰、翰林学士等职，並担任过杭州、成德州等地的地方官。新唐书开始编写后七年，当北宋王朝派人向宋祁催索文稿时，他说：「计今秋可了列传，若纪、志犹须来春乃成。」［一］其实，到了公元一○五八年，他才将一百五［一］景文集卷四九与观文右丞书十卷列传稿子交齐。至于纪、志、表三个部份，他根本无力完成。后来志和表分别由范镇、吕夏卿负责编写。但本纪无人撰写，全书更无人总其成，所以宋仁宗又命欧阳修主修新唐书。<br> 欧阳修（公元一○○七年一○七二年），号称宋代的韩愈，政治地位比宋祁高，社会影响也比宋祁大。公元一○四二年，在宋仁宗起用范仲淹推行「庆曆新政」时，欧阳修参加了「新政」活动，並调任为谏官，对北宋王朝面临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非常关注。范仲淹罢相后，欧阳修也被贬，先后在滁州、扬州、颍州、应天府等地做了九年地方官。公元一○五四年被调回中央，任翰林学士。新唐书实际上是在欧阳修的主持下最后完成的。<br> 欧阳修自己说：他中途参加，「接续残零，刊撰纪、志六十卷［一］。从文字风格上看，本纪十卷和赞，志、表的序，以及选举志、仪卫志等，无疑出自欧阳修之手。特别是他所写的赞、序，集中反映了他的历史观，有些内容几乎是直接从他的政论文章那里照搬过来的。书成后，他曾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要职。<br> 与旧唐书比较，由于时代不同，新唐书在编撰体例方面也有自己的特点。首先是新唐书对志、表两部份十分重视，这是因为宋代大体上继承了唐代的制度，欧阳文忠全集卷九一辞转礼部侍郎劄子阳修等在志、表方面特别用力，目的是总结唐代的典章制度以供宋王朝「参用」。<br> 新唐书增加了以往史书所没有的备卫志、选举志、兵志。新唐书的选举志、兵志虽然叙述制度不够系统，资料也不够完备，但究竟为我们了解唐朝科举制和兵制演变提供了一定的方便。食货志增为五卷，不仅比旧唐书食货志份量多，而且也比较有系统、有条理地保存了大量社会经济史资料。地理志着重叙述唐朝地理沿革，记载军府设置、物产分布、水利兴废等状况，补正了不少旧唐书地理志的缺略。天文志和曆志在篇幅上超过旧唐书三倍以上，记载了唐代流行的七种曆法，特别可贵的是保存了在曆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大衍曆的曆议（即曆法理论）。艺文志与旧唐书经籍志相较，书目增加很多，特别是开元以后的著作补充不少，如李白、柳宗元的著作，新唐书所收录的就有一些是旧唐书中找不到的。新唐书还增加了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虽有错漏，但也可以起备查作用。<br> 新唐书作者批评旧唐书「使明君贤臣、雋功伟烈与夫昏虐贼乱、禍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恶」［一］，所以在新唐书中秉孔子修春秋之意，进行所谓「忠奸顺逆」的褒贬，并在旧唐书的类传的基础上，增添了卓行、奸臣、叛臣、逆臣等类传，又将原有次序作了重新排列，如在旧唐书中，忠义传排列第五，新唐书改为第一，以表示纠正旧唐书「纪次无法」。旧唐书的合传，大体上把同一时期地位接近或同一家族的人合在一起，新唐书作者认为「忠奸善恶」不分，也加以改动。<br> 新唐书还在列传中保存了一些旧唐书所未载的史料。自安史之乱以后，史料散失不少，穆宗以下又无官修实录，所以宋祁为唐后期人物立传，採用了不少小说、笔记、传状、碑志、家谱、野史等资料。同时，还增加了不少唐代晚期人物的列传。关于少数民族的种族、部落的记载，新唐书比旧唐书多而且详。<br> 本次点校，以百衲本（影印北宋嘉祐十四行本，残缺部份，以北宋十六行本、南宋十行本补）为工作本，参校了北宋闽刻十六行本（影印膠卷残本）、南宋闽刻十行影印本（缺四十多卷）、汲古阁本、殿本和浙江书局本。
最近更新 附录 进新唐书表| 2019-04-05 16:14
《续资治通鉴长编》是了解和研究北宋历史最基本的史籍之一。 <br><br>作者李焘是1143年开始《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搜集编撰工作的，历时四十年，于宋孝宗淳熙十年（1183年）完稿。《续资治通鉴长编》全书连正文总计一千零六十三卷，六百八十七册。其中《续资治通鉴长编》九百八十卷，六百零四册；《举要》六十八卷；《总目》五卷；《修换事目》十卷。<br><br>《续资治通鉴长编》一书受到宋孝宗的高度重视，诏令依《资治通鉴》纸样及字样大小缮写《续通鉴长编》一部，将李焘衔位于卷首依司马光衔位书写，取得了与《资治通鉴》同等规格的待遇。<br><br>因其为宋刻本，所以较多地保留了原貌，具有文物及版本两方面的价值。《续资治通鉴长编》完成以后，除缮写本藏于秘书省之外，还有刻本流传。其中除了流传的七朝本《续资治通鉴长编》外，现在国内外还保存三部宋刻五朝本《续资治通鉴长编》。辽宁省图书馆的藏本就是其中之一。其为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三字。原本为一百零八卷，篇幅多者卷下再分子卷，以子卷计则为一百七十五卷。全书仅缺七五、七六两卷及八〇、八二两卷各一叶。书中钤有“八征受命之宝”、“五福五代堂宝”、“太上皇帝之宝”、“乾隆御览之宝”、“天禄琳琅”、“天禄继鉴”等印记，又有“季振宜字诜兮号沧苇”、“御史振宜之印”等藏书印。结合文献记载，可知这是徐乾学购自泰兴季振宜，并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献于朝廷，藏于宫中的那一部。
最近更新 卷五百二十| 2019-04-06 13:05
| 佛教十三经 | 连载中3448 点击
最近更新 卷四-嘱累品第十九| 2019-05-22 13:04
《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扬雄著，是中国第一部记录方言的著作，是中国语言学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成为世界上第一部方言比较词汇集而开方言地理学之先河。<br><br>中国土地广大，方言的地理差异悬殊，所以自古重视方言研究。汉应劭《风俗通义序》说“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輶轩之使，求异代方言”，輶轩是古代使用的一种轻便车辆。秦朝以前，每年八月，政府派遣“輶轩使者”（乘坐轻车的使者）到各地搜集方言，并记录整理。这些材料由于战乱而散失。<br><br>今传《方言》一书，据刘歆与扬雄书信往来及应劭所言，应为扬雄（前53—公元18年）所撰。鲁国尧先生揭出，“方言”一词首见于文献且以此称书名皆始于应劭。<br><br>后世传本全称《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方言之“方”，非以中原为中心的“四方”之“方”。“方”，邦也。商周有称周边为“土方”、“鬼方”者。“方言”即邦言，“别国方言”即指不同邦国之特色语词。刘歆《遗扬雄书》：言“属闻子云独采集先代绝言、异国殊语”。扬雄《答刘歆书》自称：其书为《殊言》，“知绝遐异俗之语”。“殊”亦“别”也，“殊言”与刘歆称其“异国殊语”义同。张清常认为：“按照中国古代的概念，方言包括外族语言。扬雄《方言》里面东齐青徐方言包括夷语，南楚方言包括蛮语，西秦方言包括氐羌语，秦晋北方言包括狄语，燕代朝鲜归为一起更不必说。”据李敬忠研究，《方言》中几乎每卷都有见于现代南方民族语的非汉词语。<br><br>公元前后，虽然大汉帝国已经建立，但在汉语使用区域仍是以中原为主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北边河套草原是胡狄即阿尔泰语，南边江淮湖海是夷越—苗蛮即南亚—南岛语，西边甘川地带是氐羌即藏缅语。因此记录着汉语及其周边民族“汉字记音式”词语的《方言》，不是一本西方或现代方言学意义上的dialectology专著，而是一部搜罗并比较多种语言的同义词语的历史比较词汇学或“中国古典方言学”著作。郭璞赞其：“考九服之逸语，标六代之绝语”，像扬雄这样恣意汪洋、肆心广意的学者，撰著《方言》的旨趣正于此。
最近更新 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第十三| 2019-04-05 15:09
五代后晋时官修的旧唐书，是现存最早的系统记录唐代历史的一部史籍。本书原称唐书，后来为了区别于北宋欧阳修、宋祁等人编撰的新唐书，故称旧唐书。全书分本纪、志、到传三部分，共二百卷。<br><br>还在后唐时期，就对旧唐书的修撰做了不少准备工作，但直到后晋高祖天福六年（公元九四一年）才正式开始编修，到出帝开运二年（公元九四五年）修成，历时四年多。旧唐书原来是由宰相赵莹监修的。他在组织人员、收集史料和確定体例上，提出了不少建议和规划。以后的宰相桑维翰、刘昫也相继担任监修。而在具体编撰旧唐书时，出力最多的是张昭远、贾纬等人。但当旧唐书修成时，恰好是刘昫监修唐史，由他奏上，所以题「刘昫撰」。<br><br>旧唐书的作者离唐代很近，有机会接触到大量唐代史料，特别是唐代前期的史料。重要的有吴兢、韦述、于休烈、令狐峘等人相继纂述的唐书一百三十卷，它对唐初至唐代宗时期的历史事件叙述比较完整。还有唐高祖至唐文宗的各朝实录。唐代后期的史料则掌握较少，只有武宗实录一卷和其他零碎材料。旧唐书成书时间短促，大抵抄撮唐代史料成书，书中不少地方用了「今上」、「我」等字眼，都是沿袭唐代国史或实录的旧文。「今上」指唐代史官撰述时的当代皇帝，「我」指唐朝。论赞中常出现「臣」字，也是唐代史官当时的称谓。在材料的占有与剪裁、体例的完整、文字的乾浄等方面，后期大不如前。穆宗以后的本纪内容繁琐冗杂；曆志、经籍志叙述仅至玄宗时代；列传中对唐代末期人物缺漏较多；还存在着一人两传、一文複见等现象。这些都说明旧唐书比较粗糙。<br><br>但是，旧唐书叙述史实比较详细，保存史料比较丰富，便于读者瞭解历史事件的过程和具体情况，因而受到后代的重视。唐穆宗以后的本纪，虽然内容比较芜杂，为后人所讥议，但也保存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如庞勋起义、黄巢起义，在懿宗本纪、僖宗本纪中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載，由于列传都分庞勋无传、黄巢传简略，这些记載就更为可贵。昭宗、哀帝两纪，对某些藩镇、宦官的嚣张跋扈，叙述颇为详细，反映了唐王朝覆灭时的某些具体情景。宋司马光著资治通鑑的唐纪部分，大抵採用旧唐书，就是因为它记事比较详细明白的缘故。旧唐书还採录了不少富有史料价值的文章。如吕才传、卢藏用传，分别登載了两人反迷信的重要论文。贾耽传登載了他进奏所编地理图志的两篇表。这些都是在中国思想史和地理学史上有地位的文献。又如，在傅奕、狄仁傑、姚崇等人的传中，登載了他们反对佛教的文章，从中可以考见唐代佛教盛行对政治、经济、社会的重大影响，以及世俗地主反对佛教的斗争。这类文章其中有些见旧唐书最早保存下来的。继旧唐书之后出现的新唐书，虽然在史料上作了许多补充，特别是志、表、唐代后期的列传部分比较突出，但新唐书行文和记事往往过于简略，使读者不易瞭解具体情況。对旧唐书登載的大量文章，新唐书有的删去，有的压缩成简短的片段，甚至因厌恶骈文，竟改写成散文，改变历史文献的原来面貌。相形之下，旧唐书在保存史料方面就具有新唐书所不能替代的價值。我们这次点校旧唐书，以清道光年间扬州岑氏懼盈齋刻本（简称懼盈齋本）为工作本，并参校了以下几种主要版本：<br><br>一、南宋绍兴年间越州刻本（简称残宋本），全书已佚，残存六十七卷，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旧唐书即用此残本与闻人诠本配补而成。<br><br>二、明嘉靖年间闻人诠刻本（简称闻本）。<br><br>三、清乾隆年间武英殿刻本（简称殿本）。<br><br>四、清同治年间浙江书局刻本（简称局本）。<br><br>五、清同治年间广东陈氏葄古堂刻本（简称广本）。<br><br>点校中文字不主一本，择善而从。凡是根据以上几种版本改正文字的，一律不出校记。而根据唐会要、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书校改的地方，都在每卷末尾作校勘记说明。关于前人校勘成果，除参考清人罗士琳等人的旧唐书校勘记（简称校勘记）外，还吸收了近人张森楷旧唐书校勘记、龚道耕旧唐书补校等几种稿本的某些成果。
最近更新 附录| 2019-04-05 16:17
生平及著述：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晚年隐居於湘西蒸左石船山（今湖南衡阳县），因自称「船山遗老」。生於明神宗万历四十七年，卒於清圣祖康熙三十一年，得年七十四岁。崇祯十五年（1642）中举人，甲申（1644）以前，用力於诗文、科举；明亡以後，大受刺激，与父亲隐居数年，在辗转流亡中钻研《周易》及诸经，并参与抗清。遭清缉捕，浪迹湖湘一带。顺治八年返湖南衡阳隐居，潜心著述。十三年（1656）著成《黄书》，复著《读通鉴论》、《宋论》、《读四书大全说》、《周易外传》等重要著作，著述凡二十五种，有《船山遗书》、《姜斋文集》流传，近人编成《船山全书》。夫之学识极渊博，举凡经史、天文、地理、历法、理学各方面均极熟稔，於清代思想史具标志性地位。<br><br>王夫之(1619-1692),明末清初思想家、史学家、学者,字而农,号薑斋,衡阳人.晚年长期居于衡阳湘西石船山,故称船山、船山先生.船山的学术成就很大,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都有所研究,尤精于经学、史学、文学等方面.《宋论》系船山1691年定稿,共十五卷,每卷别以帝号,而无标题.《宋论》不仅是船山史论思想的综合,而且体现了清初思想界以史为鉴,充分吸取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以及对汉民族思想文化生活的深刻反思与批判. ==============================================================================<br><br>宋兴，统一天下，民用宁，政用父，文教用兴，尽于是而益以知天命矣。天曰杂谌，匪徒人之不可狃也，天无可狃之故常也，命曰不易，匪徒人之不易承也，天之因化推移，斟酌而曲成以制命，人无可代其工，而相佑者特劝也。
最近更新 卷十五 度宗 恭宗 端宗 祥兴| 2019-04-06 20:46
汪辉祖,字焕曾,号龙庄,晚号归庐,浙江萧山人.生于雍正九年(1731),卒于嘉庆十二年(1807),其父汪楷曾任河南杞县狱吏8年.汪辉祖早年丧父,不得不为生计和赡养家庭而奔波.乾隆十七年(1752),汪辉祖到其岳父江苏金山知县王宗闵幕府,开始涉足官场,研习刑名案件.两年以后起,在江苏、浙江各地16位官员幕内充当幕宾长达34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多次应试,直到乾隆四十年(1775),45岁的他经三次落第之后才考中进士.乾隆五十年(1785),汪辉祖结束了幕宾生涯,出任湖南省宁远县知县.几十年的幕府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官场经验,因此他做起官来颇为干练.《清史稿》本传中记载的几件事,颇能反映他的为官之道,体现他的从政能力.不幸的是,由于其人秉性正直,嫉恶如仇,反遭恶人暗中诋毁,终被夺职,不得不以足疾告老还乡. <br><br>汪辉祖是清代乾嘉时期影响比较大的良吏和学者，尽管他在史学上也曾有过贡献，特别是在史学工具书的编纂方面，还曾作出过重大贡献，但今天知道的人是非常少了，即使是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也很少有人了解。当然，从汪辉祖本人来说，生前影响比较大的还是吏治方面。他的一生在州县佐治为官就达四十年之久，因而吏治经验非常丰富，且勤于总结，留下了多部关于幕学与吏治的著作。这些著作成为幕友们必读之书，更是学幕者之必读课本而得以广泛流传，被誉为“宦海舟楫”、“佐治津梁”，居官佐幕者几乎人手一册，视为枕中鸿宝。史学大家章学诚在《汪龙庄七十寿言》中就曾这样说：“居闲习经，服官究史，君有名言，文能称旨，布帛菽粟，人情物理。国相颁其政言，市贾刊其佐治，雅俗争传，斯文能事。”可以视作当日最好的写照。所以他在当时政坛上声誉很高，是颇受尊重的名幕，是位名副其实的“绍兴师爷”。<br><br>汪辉祖是清代誉满全国的绍兴师爷、幕学家与法律专家,他的幕学著作,阐述了清代幕业的技术原则与道德规范,提出就幕宜慎、律己立品、尽心事主、保民便民等见解.作为清代幕友的典范,其幕学思想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清代幕府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最近更新 译文| 2019-10-31 14:11
《增广资文》又名《昔时贤文》、《古今贤文》。书名最早见之于明代万历年间的戏曲《牡丹亭》，据此可推知此书最迟写成于万历年间。后来，经过明、清两代文人的不断增补，才改成现在这个模样，称《增广昔时贤文》，通称《增广贤文》。作者一直未见任何书载，只知道清代同治年间儒生周希陶曾进行过重订，很可能是民间创作的结晶。 《增广贤文》以有韵的谚语和文献佳句选编而成，其内容十分广泛，从礼仪道德。典章制度到风物典故、天文地理，几乎无所不含，但中心是讲人生哲学、处世之道。其中一些谚语、俗语反映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勤劳朴实、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如“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寅”，“一饭一粥，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等；许多关于社会、人生方面的内容，经过人世沧桑的千锤百炼，成为警世喻人的格言，如“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乐不可极，乐极生悲’等；一些谚语、俗语总结了千百年来人们同自然斗争的经验，成为简明生动哲理式的科学知识，如“近水知鱼性，近山知鸟音”，“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早逢春”等。
最近更新 增广贤文| 2019-04-07 14:00
《鉴略妥注》又称《五字鉴》是儿童读的历史课本，明代李廷机所撰。李廷机，字尔张，是晋江（今福建省泉州市）人。<br><br> 《五字鉴》是一部几百年来流传较广的蒙学读物，原名为《鉴略》，李廷机根据我国古史资料所写。<br><br> 据清人翻刻者邹梧桐所说：“有明李廷机先生，胸罗全史，手著《鉴略》，自皇古以乞宋元事迹，举其大纲，略其小目，俾读者开卷了然，俨与历世受命之主，赓扬一堂；更可喜者，句调叶律，有类诗歌，与人可诵可读，一部二十一史之要领也。”该书特点已见一斑。 此书大略是以五言诗句韵文的形式，按时代顺序将我国上自远古传说，下至元明的社会历史，进行了简单扼要的总述和概括。所以，可以说这是一部专述我国社会政治历史发展的蒙学读物。<br><br> 全书仅万余字，行文言简意赅，叙事条理分明，赢得了旧时读书人的喜爱，并成为蒙馆中与《三字经》、《增广贤文》、《幼学琼林》并列的蒙学读物，且被称之为《五字鉴》。
最近更新 明纪| 2019-04-07 14:13
《管子》是战国时各学派的言论汇编，内容很庞杂，包括法家、儒家、道家、阴阳家、名家、兵家和农家的观点，传说是春秋时期管仲的著作。<br><br> 现在版本的《管子》是在西汉时由刘向编定的，原有八十六篇，现只有七十六篇，内容分为八类：《经言》九篇，《外言》八篇，《内言》七篇，《短语》十七篇，《区言》五篇，《杂篇》十篇，《管子解》四篇，《管子轻重》十六篇。<br><br> 在刘向编定之前，韩非、贾谊、司马迁等人都认为它有一个中心思想，即主张法治的同时也提倡用道德教化来进行统治，对礼和法是并重的。所以有人推测这是齐国学者结合本国特点，托名管仲提出的一种新学说。也许是刘向或其他人把各派的著作编进了《管子》，造成了内容庞杂的结果。尽管如此，《管子》还是在保存丰富的史料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br><br> 清戴望所著《管子校正》很有参考价值，郭沫若、闻一多等人写的《管子集校》把前人研究成果汇集一书，学习、使用都很方便。
最近更新 輕 重 庚 第 八 十 六| 2019-04-07 19:25
邓析（—前501年），春秋时代末年郑国名家思想家。<br><br> 邓析首倡“刑名之论”，操“两可之说”，被视为玩弄巧辩之术，开起了名家的思想。而邓析也主张刑名之治，制定竹刑，主张刑法公开化，引发贵族的不满，最后为郑国大夫驷歂所杀。<br><br> 荀子曾经对邓析作出批评，《荀子?非十二子》谓其：“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绮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惠施、邓析也。”<br><br> 《汉书艺文志》将邓析列入名家。目前流传的《邓析子》据传是后人伪托。<br><br>=============================================================================<br><br><br> 邓析，出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五零一年，春秋末年郑国思想家和革新家，被视为法家先驱，但邓析首倡「刑名之论」，操「两可之说」，和慎到、田骈的重法主张郄又有所不同，而被视为玩弄巧辩之术，开名辩一代风气，揭开了名辩思潮的序幕。故被《汉书
最近更新 转辞篇| 2019-04-07 19:25
孟子序说<br><br> 史记列传曰：“孟轲，驺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鞅，楚魏用吴起，齐用孙子、田忌。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br> 韩子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br> 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br>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后离散，分处诸侯之国，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远而末益分。惟孟轲师子思，而子思之学出于曾子。自孔子没，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br> 又曰：“扬子云曰：‘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夫杨墨行，正道废。孟子虽贤圣，不得位。空言无施，虽切何补。然赖其言，而今之学者尚知宗孔氏，崇仁义，贵王贱霸而已。其大经大法，皆亡灭而不救，坏烂而不收。所谓存十一于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无孟氏，则皆服左衽而言侏离矣。故愈尝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者，为此也。”或问于程子曰：“孟子还可谓圣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圣人，然学已到至(或圣)处。”<br> 程子又曰：“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br> 又曰：“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br> 又曰：“孟子性善、养气之论，皆前圣所未发。”<br> 又曰：“学者全要识时。若不识时，不足以言学。颜子陋巷自乐，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时，世既无人，安可不以道自任。”<br> 又曰：“孟子有些英气。纔有英气，便有圭角，英气甚害事。如颜子便浑厚不同，颜子去圣人只豪发闲。孟子大贤，亚圣之次也。”或曰：“英气见于甚处？”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见。且如冰与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温润含蓄气象，无许多光耀也。”<br> 杨氏曰：“孟子一书，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养性，收其放心。至论仁、义、礼、智，则以恻隐、善恶、辞让、是非之心为之端。论邪说之害，则曰：‘生于其心，害于其政。’论事君，则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国定’。千变万化，只说从心上来。人能正心，则事无足为者矣。大学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诚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后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欧阳永叔却言‘圣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谓误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尧舜所以为万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谓率性，循天理是也。外边用计用数，假饶立得功业，只是人欲之私。与圣贤作处，天地悬隔。”
最近更新 卷十四 心章句下| 2019-04-05 13: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