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二千多年前的《论语》抄本。这部《论语》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抄本，不仅各篇的分章与今本多有不同，在文字上同今本的差异达七百多处，是研究儒家学说和古代文字演变的新材料，值得重视。<br><br> 单承彬〈定州汉墓竹简本《论语》性质考辨〉，将定州40号汉墓出土的简本《论语》和《说文解字》中《论语》引文、《论语》郑注本、东汉熹平石经本《论语》进行对比较后，指出定州本不仅与许慎所见鲁壁古文存在明显差异，而且与郑玄用作校本的《古文论语》也显然不同，应该属于今文《鲁论》系统；从与熹平石经比勘的结果看，它和汉代有重大影响的《张侯论》也存在某种程度的差异，可能出自不同的师传家法。<br><br>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和定县博物馆在河北定县40号汉墓（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发掘出大批竹简。该墓位于定县城关西南四公里处的八角廊村。大约在西汉末年该墓曾被盗掘过，但由于盗掘者在墓中引起大火，盗墓人惊骇逃出，致使该墓中的一些重要文物得以保存。这批竹简虽因过火炭化，却避免了腐朽，同时也因盗扰火烧，使竹简又受到了严重的损坏。竹简出土时已经散乱残断，炭化后的简文墨字已多不清晰。此外在出土竹简的椁室东侧附近尚存有绢帛炭灰、书刀、长方形研墨石板、滴水小铜壶等，估计当时墓中可能还存放有帛书等。<br><br> 该墓竹简出土后于1974年6月送至北京保护整理。1976年6月，文物出版社邀请当时的马王堆帛书整理组成员协助整理定县竹简（编号、写释文）。1976年7月，唐山发生大地震，整理工作被迫停止。地震中，竹简虽经精心照管，但在转移中封存的盛简木箱被不知情者搬倒，使竹简又一次散乱，并遭到一定的损毁。地震后于1980年4月，由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出面召集，由李学勤先生主持负责，定县竹简的整理工作才又得以继续。经过整理，发现这批竹简内容多为先秦文献，极其珍贵。其中有《论语》620枚简，多为残简。简长16·2厘米，宽0·7厘米。每简约书19～21字不等。竹简两端和中简各有一道编绳，出土时尚保留有连缀的痕迹。<br><br> 残简的释文共有7，576字，不足今本《论语》的二分之一。其中残存文字最少的为《学而》篇，仅有20字；残存文字最多的为《卫灵公》篇，有694字，可达今本本篇的77%。简本《论语》与今本《论语》在篇章的分合上也多有不同：如简本《乡党》“食不厌精”至“乡人饮酒”，今本分为二、三、五章的都有，而简本仅为一章；“雷风烈必变”与“升车”，今本分为两章，而简本也只是一章。《阳货》“子贡曰君子有恶乎”今本别为一章，而简本则同上面“子路曰”合为一章。特别是《尧曰》篇，今本为三章，而简本则为两章；今本的第三章在简本中用两个小圆点与上间隔，用两行小字抄写在下面，好像是附加的一些内容。在题写章节与字数的残简中，正有一枚记《尧曰》篇“凡二章，凡三百廿二字“，则知简本《尧曰》只有两章，与今本不同。<br><br> 此外各章文字与今本也有不少出入。简本《论语》虽是残本，因中山怀王刘修死于汉宣帝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所以它是公元前55年以前的抄本，当时世有《鲁论》、《齐论》、《古论》三种《论语》存在，因此简本《论语》的出土为研究《论语》的版本流传提供了新的材料。<br><br> 关于该墓葬及出土文物情况，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撰写了《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简报》发表在1981年第8期《文物》杂志上。同期《文物》杂志还刊登了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河北省博物馆、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县汉墓竹简整理组联合撰写的《定县40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一文，对该墓出土的竹简的形制、内容做了大致的介绍，同时还刊布了简文中《儒家者言》的释文。1997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和定县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合编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一书。书中对出土简本《论语》的版本、文句也做简单的介绍，同时还对《论语》的全部释文做了简单的注释和校勘。
最近更新 章數簡| 2019-04-05 13:35
作者：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最近更新 卷五十·有司彻第十七| 2019-04-05 13:58
《春秋公羊传》也同《春秋左氏传》一样，是阐释《春秋》的一部著作。其传授源流，按汉朝人的说法，是先由孔子的学生子夏传给公羊高，公羊高伟给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都是口耳相传。到西汉景帝时，公羊寿才与其弟子齐人胡毋子都写在竹帛上。《公羊传》是极力主张大一统的，主张君臣等级观。《公羊传》采取问答的方式，在汉语修辞学、词汇学、语法学上也有一定的价值，值得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br><br>《公羊传》又称《春秋公羊传》、《公羊春秋》，儒家经典之一。上起鲁隐公元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与《春秋》起讫时间相同。相传其作者为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齐人公羊高。 <br><br>起初只是口说流传，西汉景帝时，传至玄孙公羊寿，由公羊寿与胡母生（子都）一起将《春秋公羊传》“著于竹帛”。《公羊传》有东汉何休撰《春秋公羊解诂》、唐朝徐彦作《公羊传疏》、清朝陈立撰《公羊义疏》。 <br><br>《公羊传》的主要精神是宣扬儒家思想中拨乱反正、大义灭亲，对乱臣贼子要无情镇压的一面，为强化中央专制集权和“大一统”服务。《公羊传》尤为今文经学派所推崇，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历代今文经学家都常用它作为议论政治的工具。它也是研究战国、秦、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br>
最近更新 哀公（元年～十四年）| 2019-04-05 13:35
金史一百三十五卷，其中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是记载女真族所建金朝兴亡始末的一部史书。女真族是我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公元十二世纪初，女真滅辽，臣服了西夏，建立了与宋南北对峙的金朝。金以今天的北京为中心，在北方统治了近一百二十年，对我国的历史产生了极大影响。早在元世祖中统二年（一二六一），本着「国亡史作」的惯例，便已开始议修辽、金二史。宋亡，又议修辽、金、宋三史。但由於当时以哪一朝为「正统」长期争论不休，体例不能确定，故一直没有修成。直到元顺帝至正三年（一三四三），才決定宋、辽、金「各与正统」，并任命丞相脱脱为都总裁官，主持修史。次年十一月，金史修成，这时脱脱已罢相，由新相阿鲁图继任都总裁官，由他奏上。在参加修史的人员中，值得一提的是欧阳玄（一二八三--一二五七），元修三史的「发凡举例……至於论、赞、表、奏，皆玄属笔」（元史卷一八二本传）。欧阳玄字原功，浏阳人，曾做过翰林学士承旨等官，有圭齐文集传世。<br><br>金史修成所以如此之快，主要是修史所依据的材料比较充分。首先是金实录。金建国以后，仿历代王朝成规，金主九代大都撰有实录。这些实录，在金亡时，都被降元将领张柔载归北去。中统二年，他把这些实录交到了史馆。不过，由於战乱，这些实录已有亡佚，如卫绍王一朝的实录，就是中统三年王鹗据杨云翼日录、陈老日录等补缀。<br><br>在这之前，金末文人元好问（欲之）曾想利用金实录撰修金史，未能实现。但所传中州集及壬辰杂编，保存了不少他蒐集的金史史料，这两部书也为修撰金史之所本。又，金末文人刘祁（京叔），目睹金的亡国，他从汴京辗转两千余里，回到故乡浑源以后，写了归潛志一书，记载了作者所熟悉的人和事，对了解金末文人及社会情况有极大参攷价值。故元史馆的臣僚说：「刘京叔归潛志与元欲之壬辰杂编二书，虽微有异同，而金末丧乱之事犹有足徵者焉。」（金史卷一一五完颜奴申传）这些都为修金史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所以在元人修的三史之中，金史要算是较好的一部。金史比较系统地记载了女真族的发展历史，尤其是关於女真及其有关各族早期的情况，多不见於其它史籍。本书的志比较详备，为我们研究金代各项制度、行政区域、自然现象等，提供了不少有用的资料。<br><br>但是，金史在敍事方面，也存在不少缺略和错误，这些问题，清人施国祁的金史详校多已指出，不再赘述。此外，宋、辽、金三史之间的关系，由於各书所据史料不同，而史官记事又往往从本政权的角度出发，有所迴护，所以有关同一事件的记载，難免互有差异。遇到这种情况，就需要各史参看，才能了解事件的全貌和真相。百衲本影印的元至正刊本（其中八十卷是初刻，五十五卷是元朝后来的覆刻本），是现存金史最早的本子。这次点校就採用它作底本，并与北监本、殿本参校，择善而从。此外，还参考了大金国志、大金吊伐录、大金集礼、归潛志、中州集、三朝北盟会编等书，以及残存永乐大典的有关部分，以订正本史的错误。对於前人校勘成果，採用最多的是施国祁的金史详校，但校勘记中没有逐条注明，对於施说举證缺略的地方，还作了一些补充。底本卷首原有进金史表等几份材料，现移到书末，作为附录。每卷的卷目，基本上保持原状。
最近更新 进金史表| 2019-04-05 15:41
《幼学琼林》是中国古代儿童的启蒙读物。<br><br> 《幼学琼林》最初叫《幼学须知》，一般认为，最初的编着者是明末的西昌人程登吉（字允升），也有的意见认为是明景泰年间的进士邱睿。在清朝的嘉靖年间由邹圣脉作了一些补充，并且更名为《幼学故事琼林》。後来民国时人费有容、叶浦荪和蔡东藩等又进行了增补。全书共分四卷。 《幼学琼林》是骈体文写成的，全书全部用对偶句写成，容易诵读，便于记忆。全书内容包罗广泛，人称“读了增广会说话，读了幼学走天下”。书中对许多的成语出处作了许多介绍，读者可掌握不少成语典故，此外还可以对中国古代的典章制度、风俗礼仪做一些了解。书中还有许多警句、格言，到现在还仍然传诵不绝。但是书中也有一些属于封建时代的观点，对于现代人来说难以认同。
最近更新 卷四 花木| 2019-11-01 11:40
袁了凡先生，本名袁黄，字坤仪；江苏省吴江县人。年轻时入赘到浙江省嘉善县姓殳的人家；因此，在嘉善县得了公费做县里的公读生。他於明穆宗隆庆四年(西元一五七○年)，在乡里中了举人；明神宗万历十四年(西元一五八六年)考上进士，奉命到河北省宝坻县做县长。过了七年升拔为兵部「职方司」的主管人，任中刚好碰到日寇侵犯朝鲜，朝鲜向中国求救兵。当时的「经略」(驻朝鲜军事长官)宋应昌奏准请了凡为「军前赞画」(参谋长)的职务，并兼督导支援朝鲜的军队。<br><br>了凡先生家居生活俭朴，但每天诵经持咒，参禅打坐，修习止观。不管公私事务再忙，早晚定课从不间断。在这当中，了凡先生写下四篇短文，当时命名为「戒子文」，用来训诫他儿子，就是后来广行於世的「了凡四训」这本书。<br>==============================================================================<br>‘了凡四训’是一本初学佛必读的入门书，该书是明朝袁了凡先生一生力行善事，改变自己命运的一篇忠实报告，流传民间甚广。该文共分四篇，首篇谈‘立命之学’，使人了解命运之所由来，就如因果经上所说的：‘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因此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必须要扩充德性，力行善事，多积阴德，始克有济。第二篇接著讲到‘改过之法’，这是因为一般人，都自认为自己是无过失之人，而不知改过行善。事实上严格来说，所谓‘过’，‘一念不正即是，不待犯也’。同时行善之人，若诸恶不改，就有如漏了底的容器，无法积满，最多只能功过相抵，无法收到预期的效果。所以‘改过’是‘立命’的下手功夫，是非常重要的。<br><br>人若知过能改，但不晓得行善的道理与方法，即使行善，有时往往也是徒劳而无益，甚至相反地，有时反而会造业。因此袁了凡先生在第三篇提出‘积善之方’，对于行善的方法，作了淋漓尽致的分析与建议。最后鉴于一般初学行善的人难免会犯有‘众人独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唯我独醒’之志得意满与藐视一切的骄傲作风。所以了凡先生在末篇特别提出‘谦德之效’，叮咛‘满招损，谦受益’的道理。人若能谦虚为怀，则行善惟恐不足，如此方能使积善落实，以致达到改善命运的目的。<br><br>总之，‘了凡四训’确确实实是人生在世之至理名言，同时也是匡治目前社会风气败坏之最佳良法。凡欲改变命运，化凶为吉者，不可不读此书；凡欲求功名富贵，寿命增长者，不可不读此书；凡欲转病为健，转夭为寿，转穷为达，转罪为福，转凡为圣者，皆不可不读此书。深盼有福分之人一得此书，悉心持诵，坚立大愿，由解起行，如此不但自己的命运可改，家庭的命运可改，甚至国家社会的命运亦可随之改善，愿有志者共勉之！了凡四训这本书，是中国明朝袁了凡先生所作的家训，教戒他的儿子袁天启，认识命运的真相，明辨善恶的标准，改过迁善的方法，以及行善积德谦虚种种的效验；并且以他自己改造命运的经验来‘现身说法’；读了可以使人心目豁开，信心勇气倍增，亟欲效法了凡先生，来改造自己的命运；实在是一本有益世道人心，转移社会风气不可多得的好书。
最近更新 第四篇 谦德之效| 2019-11-01 11:39
孟子序说<br><br> 史记列传曰：“孟轲，驺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鞅，楚魏用吴起，齐用孙子、田忌。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br> 韩子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br> 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br>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后离散，分处诸侯之国，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远而末益分。惟孟轲师子思，而子思之学出于曾子。自孔子没，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br> 又曰：“扬子云曰：‘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夫杨墨行，正道废。孟子虽贤圣，不得位。空言无施，虽切何补。然赖其言，而今之学者尚知宗孔氏，崇仁义，贵王贱霸而已。其大经大法，皆亡灭而不救，坏烂而不收。所谓存十一于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无孟氏，则皆服左衽而言侏离矣。故愈尝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者，为此也。”或问于程子曰：“孟子还可谓圣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圣人，然学已到至(或圣)处。”<br> 程子又曰：“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br> 又曰：“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br> 又曰：“孟子性善、养气之论，皆前圣所未发。”<br> 又曰：“学者全要识时。若不识时，不足以言学。颜子陋巷自乐，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时，世既无人，安可不以道自任。”<br> 又曰：“孟子有些英气。纔有英气，便有圭角，英气甚害事。如颜子便浑厚不同，颜子去圣人只豪发闲。孟子大贤，亚圣之次也。”或曰：“英气见于甚处？”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见。且如冰与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温润含蓄气象，无许多光耀也。”<br> 杨氏曰：“孟子一书，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养性，收其放心。至论仁、义、礼、智，则以恻隐、善恶、辞让、是非之心为之端。论邪说之害，则曰：‘生于其心，害于其政。’论事君，则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国定’。千变万化，只说从心上来。人能正心，则事无足为者矣。大学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诚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后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欧阳永叔却言‘圣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谓误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尧舜所以为万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谓率性，循天理是也。外边用计用数，假饶立得功业，只是人欲之私。与圣贤作处，天地悬隔。”
最近更新 卷十四 心章句下| 2019-04-05 13:37
作者：（魏）何晏 注；（宋）邢昺 疏
最近更新 卷二十·尧曰第二十| 2019-04-05 13:56
西汉初年记述前代史实、传闻的著作。作者韩婴，生卒年不详。燕人。汉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为常山王太傅，武帝时曾与大儒辩论于朝廷。他是汉初传《诗》三家之一的《博士》创始人，也授《易》，传授地区主要在燕、赵间。据《汉书。艺文志》载，其著作有《韩故》、《韩内传》、《韩外传》、《韩说》及《韩氏易》等。但今存仅《韩诗外传》10卷，紊乱脱落，已非原本。其佚文散见《文选》李善注及唐、宋类书。<br><br> 韩婴说《诗》主要是借《诗》发挥他的政治思想，所以多述孔子轶闻、诸子杂说和春秋故事，引《诗》以证事，并非述事以明《诗》。在汉代，《韩诗》即以《内传》、《外传》著称。《史记。儒林传》说：“韩生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其归一也。”而《汉书。艺文志》则认为韩婴作《诗》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褒贬不同，但都说明《韩诗》著力于传，而非训诂。《外传》的思想，大致以荀子思想为主，反复强调隆礼重法，尊士养民，也间采孟子及韩非有关言论。全书取《荀子》文多达44条，因而从宋代王应麟至清代汪中、严可均等学者都认为《韩诗》出于荀子，是“荀卿子之别子”（汪中《述学。荀卿子通论》）。而书中引《荀子。非十二子》文，则删除子思、孟子，也可见其不薄孟子，有所折中。<br><br> 《外传》说《诗》，都是断章取义，触类引伸，与《诗》本意相径庭，使诗句成为一种比喻，借以牵强附会叙事说理。其文章体制大多先叙事或议论，篇末引《诗》一两句以证明。而同一两句诗，往往有两则以上的事例或理论，分条阐述。因此，这部《韩诗外传》既是关于《诗经》的重要著作，同时也是一部短文集，在汉初散文创作中别具特色。其中的历史故事或寓言多有所本，也有些艺术加工，擅长用对话发议论，露神情，见性格；其论述则多节录诸子原文，在取舍剪裁中见出己意，因而“文辞清婉，有先秦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其中所述多历史故事.<br><br>============================================================================== <font color='#cc0000'>一、内容</font><br><br> 《韩诗外传》是一部由360条轶事、道德说教、伦理规范以及实际忠告等不同内容的杂编，一般每条都以一句恰当的《诗经》引文作结论，以支持政事或论辩中的观点，就其书与《诗经》联系的程度而论，它对《诗经》既不是注释，也不是阐发。《汉书·艺文志》第1708页还著录了其他几部韩派《诗经》方面的著作，现在都已失传，估计其性质与《韩诗外传》类似。《韩诗外传》是实际运用《诗经》的示范性著作。<br><br> 《韩待外传》尽管名义上依附于《诗经》，但它使用的材料却来自几个哲学学派的著述并加以折衷。《荀子》是最常用的来源，不过《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以及《晏子春秋》、《老子》、《孟子》也都被使用过。道德说教为其主要基调，但也有一些趣闻轶事，缺乏明显的道德意义。由于有24段缺乏引自《诗经》的起结论作用的诗句，这说明文本有缺损。考虑到尚存的先秦典籍提供的资料占全书的三分之一还多，而且其中有些材料自身已经用《诗经》引文作结束，根此可知，《韩诗外传》与其说是一部创作，还不如说是一部编作。《韩诗外传》作为一个源头，可能启发了为了不同目的而编纂成的其他摘录性的选集，如其他汉代著作《说苑》、《新序》、《列女传》等。<br><br> <font color='#cc0000'>二、成书年代和真伪</font> 这部书被认为是韩婴写的，他为文帝（公元前180—157年在位）时的博士，武帝（公元前141椙—87在位）时他与董仲舒（约公元前179椙—104）辩论过。他的传记（《史记》卷一百一二十一，第3124页及《汉书》卷八十八，第3613页）对他的生活年代提供的线索仅是这些，他肯定生活于公元前200年到公元前120年之间，因此《韩诗外传》的日期应定在约公元前150年左右。<br><br> 该书为韩婴所写，这从未受到怀疑，很难想象伪造之人会有什么动机采编纂这样的一部著作。然而关于这部书的完整性却有些疑点，因为《汉书·艺文志》第1708页列举了名为《韩外传》的书6卷及名为《韩内传》的书4卷，《汉书》中的韩婴传也提到了这两部书。但到了《隋书·经籍志》（第915—916页）时《内传》已经消失，尽管唐代的注家引用了属于《韩诗内传》的几条语录。《外传》在《隋书》的（经籍志》、两唐史书（《旧唐书·经籍志》，第1970页；《新唐书·艺文志》，第1429页）、《宋史·艺文志》（第5045页）中都列为十卷。凡是现代的版本都含有十卷。<br><br> 杨树达（《汉书补注补证》，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28页）认为《外传》与《内传》两书被结合于《韩诗外传》一名之下，因为它们所含的资料其性质没有任何差异，两者也都不是阐发性的著作。实际情况可能比起杨所提出的简单并置更为复杂。在唐代各种类书以及唐代对经书和史书的注解者所引大批属于《韩诗外传》的文字不见于传世的通行本中。在《太平御览》引自该书的157条文句中，其中有23条为今本所无。<br><br> <font color='#cc0000'>三、版本</font><br><br> 1．已知最早的刊本是宋本，洪迈（1123－1202）说它属于庆历年间（1041—1048），毛晋（1599－1659）认为他拥有这个本子的抄本，他翻刻在《津逮秘书》之中。在明代的几个版本中，《四部丛刊》所翻印的沈辨的本子渊源于元本（由钱惟善于1355年作序）。<br><br> 2．带有注解的校本被赵怀玉（1747—1823）单独刊入他的《亦有生斋》中（序作于1790年，《龙溪精舍丛书》予以重印），又被周廷莱作为《韩诗外传校注》（重印于《安徽丛书》）而加以刊印，其序文标定为1791年。上述版本中的第二种用本是一更保守的版本，它被拿来作为两种版本合并版的底本，由吴棠于1875年出版（《望三益斋》，由《畿辅丛书》予以重刊，《丛书集成》也作了重刊，并加了标点，又见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17年的排印本）。一种未知出处而含有大多相应段落的版本由陈士珂于1818年以《韩诗外传疏证》名字刊印（见《文渊楼丛书》中）。<br><br> 3．收有《韩诗外传》的其他丛书还有《汉魏丛书》。《广汉魏丛书》、《三十三种丛书》等。<br><br> 4，许维遹（1905—1951）的《韩诗外传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该书是在他死后出版，繁体字，加了标点和注释，其中有的为珍奇难得的资料及许自己的见解。<br><br> 5．赖炎元的《韩诗外传今注今译》，该书有注释有标点，并有用现代汉语译成的译文，台北：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br><br> <font color='#cc0000'>四、校注</font><br><br> 1．孙诒让《札迻》卷二，涉及有十个段落的内容。<br><br> 2．俞樾的《读韩诗外传》对22段疑难的段落进行了校勘；见《曲园杂纂》卷十七（《春在党全书》）。<br><br> 3．赵善诒的《韩诗外传补正》（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几乎处理每篇经文中的疑难段落，用来自相应段落的引文来支持他的考评及校勘，而且总是指出前人对这同一段所作的校注。（见国学小丛书）。他的著作被收入赖炎元的《韩诗外传考征》中（见下文五第2条）。 4．帧炎元：《韩诗外传考征》，2册，台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一册详细研究了汉代的韩诗，《韩诗外传》的版本，校勘记，韩诗异文与包括毛诗在内的其他诸家诗注解和文字上的不同。第二册考察了早期和后来著作中所引的《韩诗外传》之文，并详尽地罗列了为现代版本中所无的《韩诗外传》佚文。<br><br> <font color='#cc0000'>五、索引</font><br><br> 1．《韩诗外传逐字索引》，刘殿爵、陈方正主编，收入《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丛刊》，香港：商务印书馆，1992年。
最近更新 卷十| 2019-04-05 15:09
举世皆知苏东坡为一代文豪，却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一个“易学大师”，曾经写过一本《东坡易传》。<br><br>苏轼幼时便随眉山道士张易简读书学《易》，少年时欲入山林当道士，终生与道士高人交往频繁，深晓《周易》占卜和“胎息”养生之术，并自称“铁冠道人”。其父苏洵精通《太玄》，晚年欲作《易传》未成，遗命苏轼继作此书。苏轼于45岁左右被贬官于黄州时开始撰写《易传》，此后不断修改，直到生命垂危之时才修改完毕。他的认知方法、执政思想深受《易经》影响，诗词文赋也因此而愈加高深玄妙，后人不解《易》理，常常只识皮毛。然而苏轼去世之后，他的著作遭到蔡京等人劈版禁毁，这本《易传》便被改头换面，以《毗陵易传》（“毗陵”为苏轼去世之地常州别名）悄然印行于世，因此罕为人知。本书作者认为“离开《东坡易传》，苏轼思想及其诗文词赋无从谈起。”全书以“四库全书”中的《东坡易传》为底本，参照其它多种刻本进行校勘整理，并在每一篇章前写了简要评介，以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
最近更新 未 济 卦 (第六十四)| 2019-04-05 15:10
中国清代官修的记述明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始纂于康熙十八年（1679），乾隆四年（1739）保和殿大学士张廷玉等在康熙时所撰《明史稿》的基础上撰成。从顺治二年（1645）开史馆起历时95年，是中国历史上纂修时间最长的一部官修史书。共332卷，包括本纪24卷、志75卷、表13卷、列传220卷，另有目录4卷。该书取材于《明实录》、《大明会典》、档册、邸报，以及文集、奏议、稗史、方志、传记等有关著述和材料，由于有著名史家万斯同等的整理和考订，该书体例严谨，叙事清晰，编排得当，文字简明，引述的资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明史》体例多有不同于前代正史或其他史书者。建文、景泰两朝均列为本纪，不同于《明实录》的附录形式；《历志》中的图表，简便易明，为过去所未有；《艺文志》只记述明代著述，不同于前代正史中的《艺文志》；在表的部分，较前代诸史增加了《七卿表》；另专门立有《阉党》、《流贼》、《土司》等列传，突出记述了明代的主要社会问题，为了解明代宦官、明代农民起义和明代民族关系，提供了比较集中、系统的材料。《明史》的记事有些过于简略，立传的人物也不够完备，且多回护之处。现通行的《明史》版本是乾隆四年的武英殿原刊本，1974年中华书局又据以校勘、标点出版。
最近更新 明史本紀| 2019-04-05 15:35
辽史一百十六卷，元脱脱等修，记载辽政权二百多年（公元九○七--一二五年）的历史。其中也兼敍了辽以前契丹族和辽末耶律大石建立的西辽的历史。<br> 契丹是我国历史上的古老各族之一，魏书、隋书等史都有传。唐末，封建军阀篡夺和瓜分农民起义的果实，在中原和南方各地分别建立自己的统治，契丹贵族耶律阿保机（辽太祖）则在祖国的北方疆土上建立了辽朝。它是一个以契丹贵族为主，联合一部分汉族地主和其他各族上层分子组成的政权。<br> 辽朝和历代封建政权一样，设立史官。撰写起居注、日历，纂修实录。历次所修的实录，最后由耶律俨综合编订成书，后人称之为耶律俨实录。耶律俨，析津（今北京）人，本书有传。他的父亲耶律仲禧是在辽朝做官的汉人，本姓李，赐姓耶律。耶律俨本人官至参知政事、知枢密院事、监修国史。<br> 从今本辽史可以考见，耶律俨实录包括纪、志、传等部分，为后来编写纪传体辽史打下了基础。金朝两次纂修辽史，都以这部书为基本依据。第一次纂修在完颜亶（熙宗）时代，由耶律固、萧永祺先后执笔，皇统八年（公元一一四八年）宗成，未曾刊行，到元修辽史时稿本已散佚无存。第二次在完颜璟（章宗）时代，由移剌履、党怀英等十三人纂修，泰和七年（公元一二○七年）由陈大任最后完成，后人称之为陈大任辽史。当时由於修史的所谓「义例」未定，主要是金朝继承哪一朝的「帝统」问题还未解決。所以陈大任辽史也没有经金朝批准刊行。<br> 元代中统二年（公元一二六一年）和至元元年（公元一二六四年），都曾议修辽、金二史。南宋亡后，又议修辽、金、宋三史。也由於「义例」未定，以至「六十馀年，岁月因循」。关於「义例」的争论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仿晋书例，以辽、金作为「载记」，附於宋史；另一种主张仿南、北史例，以北宋为「宋史」，南宋为「南史」，辽、金为「北史」。这个问题长期争议不決。直到元末至正三年（公元一二四三年），脱脱任纂修三史的都总裁，才決定辽、金、宋「各与正统，各击其年号」，由廉惠山海牙、王沂、徐昺、陈绎曾四人分撰辽史。当时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很尖锐，各地人民相继起义，元政权处於风雨飘摇之中，财政又极困难，故三史都是仓促修成。其中辽史时间最短，只用了十一个月（至正三年四月到四年三月）。这次纂修即以耶律俨实录、陈大任辽史为基础，参考资治通鑑、契丹国志及各史契丹传等，稍加修订编排。撰成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二卷，表八卷，列传四十五卷，国语解一卷，共一百十六卷，就是现在这部辽史。<br> 元修辽史时，既没有認真搜集和考订史料，再加上纪、志、表、传之间相互检对也很不够，因此前后重複，史实错误、缺漏和自相矛盾之处很多。甚至把一件事当成两件事，一个人当成两个人或三个人。这种混乱现象在二十四史中是很突出的。但由於耶律俨实録和陈大任辽史都已失传，元修辽史成了现存唯一的一部比较系统、完整地记载辽的官修史书。它提供了一些研究当时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民族关系等问题的材料。<br> 例如，天祚纪反映出，当辽朝对女真的战争节节失败的时候，汉族农民和各族人民纷纷起义，其中由安生儿、张高儿领导的起义军多达二十万人。又如营卫志、礼志提供了契丹部落的建置、分佈，以及遊牧民族风俗习惯的材料。地理志和百官志记録了当时的地理建置和农牧区统治机构的概况。本纪、部族表、属国表、二国外纪等部分还保存了一些研究契丹以外各族历史以及中外关系史的参考资料。从辽史里还可以看到，当时草原上由於农业的发展，手工业人口的增加，逐步出现了一些农业聚落和城市。特别是先后建立的上京和中京，与南京（今北京）有着密切的联击，从而沟通了这一广阔地区的经济和文化。<br> 辽史於元顺帝至正五年（公元一三四五年）与金史同时刊刻，只印了一百部，这次的印本已经失传。明初修永乐大典引用的很可能就是这个初刻本。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系用几种元末或明初翻刻本残本拼凑而成，虽有不少脱误，但也有许多勝於后出诸本的地方。明南监本源於百衲本所据的元本。北监本脱误与南监本同，且偶有误改。清乾隆殿本系据北监本校刻。道光殿本据四库本改译人名、官名等，有失原书面目。这次点校，以百衲本为工作本，用乾隆殿本进行通校，以南、北监本和道光殿本进行参校。又用永乐大典所引辽史全部校对一过。另外，还用纪、志、表、传互校，并参考册府元龟、资治通鑑、续资治通鑑长编、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宋史、金史、契丹国志、辽文汇等书校订了史文的脱误。对於前人校勘成果，主要参考了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厉鹗辽史拾遗、陈汉章辽史索隐、张元济辽史校勘记（稿本）、冯家昇辽史初校、罗继祖辽史校勘记。原书卷首有关修史的材料移作附录。
最近更新 附录 进辽史表| 2019-04-05 15:43
宋史修于元末，由丞相脱脱和阿鲁图先后主持修撰，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张起巖、欧阳玄等七人任总裁官。全书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共四百九十六卷，是二十四史中最庞大的一部官修史书。<br><br> 早在元初，元世祖忽必烈就曾诏修宋史，后来，袁桷又奏请购求辽、金、宋遗书，虞集也曾奉命主持修撰辽、金、宋三史。由于元王朝内部对修撰宋史的体例主张不同，一派要「以宋为世纪，辽、金为载记」，一派要「以辽、金为北史，宋太祖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宋史」，双方「持论不決」［一］，长期未能成书。元顺帝于公元一三四三年（至正三年），又诏修辽、金、宋三史［二］，决定宋、辽、金各为一史。宋史在纪、传、表、志本已完僃的基礎上［三］，只用了两年半的时间，于一三四五年（至正五年）成书。<br><br> 在二十四史中，宋史以卷帙浩繁著称。两千多人的列传，比旧唐书列传多一倍，志的份量在二十四史中也是独一无二的。食货志十四卷，相当于旧唐书食货志的七倍。兵志［一］［三］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二三。［二］元史卷四一顺帝本纪。 十二卷，是新唐书兵志的十二倍。礼志二十八卷，竟佔二十四史所有礼志的一半。元末修撰的这部宋史，是元人利用旧有宋朝国史编撰而成，基本上保存了宋朝国史的原貌。宋史对于宋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关係、典章制度以及活动在这一历史时期的许多人物都做了较为详尽的记载，是研究两宋三百多年历史的基本史料。例如，从食货志中，不仅可以看到两宋社会经济发展的概況和我国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经济联击的加强，还可以看到劳动人民创造的超越往代的巨大物质财富和他们所遭受的残酷剥削。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等，保存了许多天文气象资料、科学数据以及关于地震等自然灾害的丰富史料。<br><br> 宋史具有以往封建史书所没有的特点，这就是它始终遵循的基本思想是程朱理学。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宋史「大旨以表章道学为宗，余事皆不甚措意」［一］。清代史学家钱大昕也说：「宋史最推崇道学，而尤以朱元晦（熹）为宗。」［二］这是符合实际的。在宋史修撰中起主要作用的那些人物，都是道学的信奉者。例如，对于宋史修撰「多所协赞」的鐵木儿塔识，就对「伊洛诸儒之书，深所研究」［三］。张起巖对「宋儒道学源委，尤多究心」［一］。特别是在宋史的修撰中「尤任劳动」［二］的欧阳玄，更是一个对「伊洛诸儒源委，尤为淹贯」［三］的道学家。宋史的修撰原则是，遵循「先儒性命之说」，「先理致而后文辞，崇道德而黜功利。书法以之而矜式，彝伦赖是以匡扶」［四］。在这个原则下，欧阳玄为宋史定下的体例和他所撰写的论、赞、序以及进宋史表［五］，都集中地贯彻了道学的思想。<br><br> 宋史在史料剪裁、史实考订、全书体例等方面存在许多缺点，使它在二十四史中有繁芜杂乱之称。宋史「以宋人国史为稿本」［六］宋人国史记载北宋特别详细，南宋中叶以后「罕所记载」，宋史依样画葫芦，显得前详后略，头重脚轻。在宋史中，还有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如一人两传，无传而说有传，一事数见，有目无文，纪与传、传与传、表与传、传文与传论之间互相牴牾等等。 宋史的版本，主要有下列几种：公元一三四六年（元至正六年）杭州路刻印的至正本；公元一四八○年（明成化十六年）的成化本（朱英在广州按元刻本的抄本刻印，后来的版本大都以此为底本）：明嘉靖南京国子监本（南监本）：明万历北京国子监本（北监本）；清乾隆四年武英殿本（殿本）；清光绪元年浙江书局本（局本）；一九三四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一九五八年缩印本个别卷帙有抽换）。由于百衲本是用至正本和明成化本配补影印而成，又同殿本作了对校，修补和改正了某些错字，是一个较好的版本。因此，这次校点宋史，是以百衲本为工作本，同时吸收了叶渭清元椠宋史校记和张元济宋史校勘记稿本的成果，参校了殿本和局本。凡是点不断、读不通而又无法从版本上校正的地方，适当地作了本校和他校工作，在卷末校勘记中说明。
最近更新 列传第二百二十九佞幸| 2019-04-05 15:52
南史八十卷，北史一百卷，唐李延寿撰。南史起公元四二○年（宋武帝永初元年），终公元五八九年（陈后主祯明三年），记述南朝宋、南齐、梁、陈四个封建政权共一百七十年的历史。北史起公元三八六年（北魏道武帝登国元年），终公元六一八年（隋恭帝义宁二年），记述北朝魏、北齐（包括东魏）、周（包括西魏）、隋四个封建政权共二百三十三年的历史。两书合称南北史。<br><br> 李延寿，唐初相州人，官至符玺郎。在唐太宗时代，他曾先后参加隋书纪传、十志和晋书的编写工作，还参预过编辑唐朝的「国史」，并著有太宗政典。<br><br> 南北史的撰著，是由李延寿的父亲李大师开始的。隋末，李大师曾在农民起义军领袖窦建德所建立的夏政权中做过尚书礼部侍郎。窦建德失败后，他被唐朝流放到西会州（今甘肃境内），后遇赦放回，死于公元六二八年（唐太宗贞观二年）。 当李大师开始编纂南北史的时候，沈约的宋书、萧子显的齐书、魏收的魏书已经流传很久，魏澹的魏书和王劭的齐志等也已成书。而当李延寿继续编纂南北史的时候，梁、东、北齐、周、隋五代史的编纂工作也正在进行或定稿。既然关于南北朝的史书已有多种，那么，李氏父子为什么还要另外编写这一时期的历史著作呢？李延寿的自序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他的父亲「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虜’，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並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显然，在隋、唐全国统一的局面形成后，人们很需要综合叙述南北各朝历史的新著。同时，分裂的封建政权互相敌视的用语如「索虜」、「岛夷」之类，已与全国统一后南北各民族大融合的形势不相适应比李延寿时代稍后的刘知几也强烈反对这种称谓。所以李氏父子打破了朝代的断限，通叙南北各朝历史，又在书中删改了一些不利于统一的提法，正是反映了当时历史的要求。这也是南北史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br><br> 李大师本是仿照吴越春秋，採用编年体，没有成书。李延寿在他的基础上，改用史记纪传的体裁，删节宋、南齐、梁、陈、魏、北齐、周、隋八书，又补充了一些史料，写成南史和北史。公元六五九年（唐高宗显庆四年），这两部书经唐朝政府批准流传。唐高宗对它很重视，曾亲自为之作序，但这篇序到宋代已经失传。<br><br> 南北史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突出门阀士族的地位。它用家传形式，按世系而不按时代先后编次列传，一姓一族的人物，集中在一起。这种编纂方法並不开始于李延寿。刘宋时，何法盛著晋中兴书，就有瑯邪王录、陈郡谢录等篇名，就是将东晋大族王、谢两家的人物集中为传。北齐魏收著魏书，也是参用家传形式。但魏书对大族中的重要人物还是抽出来单独立传，南北史则凡是子孙都附于父祖传下，因此家传的特徵更为突出。这不仅是方法问题，而是南北朝时期社会现实的反映。 南北朝是门阀士族统治的时代，世家大族倚仗祖先的政治地位和宗族姻亲的党援，享有政治特权，佔有大量部曲、佃客、奴婢、荫户和土地。高门子弟从青少年时期就在中央或地方任官，三四十岁便可飞黄腾达。大族之间以及大族与皇室之间由婚姻关系联结起来，构成一个膠漆坚固的特权阶層。他们也排斥着庶族地主。「地望」和「婚」、「宦」，是门第高下的重要标帜，这些都记载在他们的谱牒里。所以南北朝的大族特别重视谱牒，讲究谱学。但是，激烈的阶级斗争冲击着高门大族，从南北朝到隋末的历次大规模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门阀士族。许多大族地主被革命的农民所镇压，或被赶出他们原来盘据的地区。<br><br> 他们的谱牒连同他们的家业，也被革命的洪流冲刷得荡然无存。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地位迅速下降，门阀士族的「盛世」已经江河日下。<br><br> 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为了挽救自已的颓运，他们用尽了各种手法。在史书里塞进家谱，就是其中的一种。魏收就曾直言不讳地说：「往因中原丧乱，人士谱牒遗逸略尽，是以具书其枝派。」这就是企图通过修史来肯定门阀士族的世袭特权。唐朝初年编纂梁、陈、北齐、周、隋五代史，对「朝廷贵臣，必父祖有传」，也是要把新贵和旧门阀联系起来，从而恢复旧门阀的政治地位。出身陇西大族的李延寿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写成南北史的。<br><br> 南北史和宋、南齐、梁、陈、魏、北齐、周、隋八书相比较，从史料的角度来说是长短互见的。八书保存史料较多较详，经过南北史的删节，篇幅仅及原书总和的二分之一，自然不免缺略。它所删掉的，在本纪中多属册文、诏令，在列传中多属奏议、文章。删节以后，叙事部分相对突出，读来比较醒目。可是，也有删所不当删的地方，例如北魏李安世关于均田的奏疏，梁朝范缜关于神灭的著名辩论，都是有关当时阶级关系和思想斗争的重要资料，南北史一则摒棄不録，一则删存无几。在删节过程中，还有由於疏忽而造成的史实錯误，甚至文气不接，辞义晦涩。这些都是这两史在编纂上的缺点。<br><br> 南北史并非单纯节抄八书，它也根据当时所能见到的资料作了不少补充。例如南史补了王琳、张彪等人的专传，在循吏、文学、隐逸、恩倖等类传中也补了若干人的整篇传记。北史因魏书不记西魏史事，所以它根据魏澹魏书补了西魏三帝纪，后妃传中补了西魏诸帝后，宗室传中对人关的元魏宗室都增补了资料，此外还补了梁览、雷绍、毛遐、乙弗朗、魏长贤等人的专传。至于增加附传或在原来的纪传中补充史实的地方也为数不少。有的原传文字无几，增补的部分超出数倍，如南史的恩倖传就是例子。所补史料，也有些價值较高的。例如南史郭祖琛传，通过他所上的封事，揭露了梁武帝残民佞佛的弊政。茹法亮传保存了唐禹之起义的部分史料。巴陵王子伦传和吕文显传记录了宋、齐两代中书舍人和典籤权力膨胀的事例。范缜传增加了他不肯「卖论取官」的一段对话，表现了这位唯物主义思想家的战斗精神。北史李弼等人传后，对西魏、北周的军事制度有较详细的记载。苏威传补充了江南人民反隋斗争的史实。这些都是有关政治经济和阶级斗争的重要史料，有助于我们了解和研究南北朝时期的历史。<br><br> 李延寿自序说他补充的史料很多出于当时的「杂史」，即所谓「小说短书」，故事性较强，且多口语材料，增补入传，常常能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更能反映当时真实情况。这类资料在南史的何佟之传，北史的东魏孝静帝纪、高昂传、斛律金传、李稚廉传、尒朱荣传中都可以发现。但因此也掺入了大量神鬼故事、谣言谶语、戏谑笑料，这又是它的严重缺点。总之，南北史就史料的丰富完整来说，不加八书，但也不乏胜过八书的地方。作为研究南北朝历史的资料，可以和八书互相补充，而不可以偏废。<br><br> 本书点校，南史和北史都是採用百衲本（即商务印书舘影印元大德本）为工作本。南史以汲古阁本、武英殿本进行通校，以南、北监本和金陵书局本作为参校。北史以南监本、武英殿本进行通校，以北监本、汲古阁本作为参校，又查对了北京图书舘所藏宋本残卷。版本異同，一般择善而从，不作校记；但遇有一本独是或可能引起误解的地方，则仍写校记说明。<br><br> 除版本校勘外，还参校了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和通志。因为南北史本是节删八书，它的原则是「若文之所安，则因而不改」，这八部史书当然可以作为校勘的主要根据。而通志的南北朝部分，则基本上是钞録南北史，文字上的異同，对于校正这两部史书也有一定的参考價值。此外，还参考了通鑑、太平御览、通典等书。前人成果利用最多的是钱大昕的二十二史考異和张元济、张森楷的南北史校勘记稿本。其他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张熷的读史举正，洪颐煊的诸史考異，李慈铭的南史札记和北史札记等书，也都曾参考。<br><br> 各卷目录基本上保持元大德本原目，只改正了其中若干错误。
最近更新 卷八十 列传第七十| 2019-04-05 16:09
《续资治通鉴长编》是了解和研究北宋历史最基本的史籍之一。 <br><br>作者李焘是1143年开始《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搜集编撰工作的，历时四十年，于宋孝宗淳熙十年（1183年）完稿。《续资治通鉴长编》全书连正文总计一千零六十三卷，六百八十七册。其中《续资治通鉴长编》九百八十卷，六百零四册；《举要》六十八卷；《总目》五卷；《修换事目》十卷。<br><br>《续资治通鉴长编》一书受到宋孝宗的高度重视，诏令依《资治通鉴》纸样及字样大小缮写《续通鉴长编》一部，将李焘衔位于卷首依司马光衔位书写，取得了与《资治通鉴》同等规格的待遇。<br><br>因其为宋刻本，所以较多地保留了原貌，具有文物及版本两方面的价值。《续资治通鉴长编》完成以后，除缮写本藏于秘书省之外，还有刻本流传。其中除了流传的七朝本《续资治通鉴长编》外，现在国内外还保存三部宋刻五朝本《续资治通鉴长编》。辽宁省图书馆的藏本就是其中之一。其为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三字。原本为一百零八卷，篇幅多者卷下再分子卷，以子卷计则为一百七十五卷。全书仅缺七五、七六两卷及八〇、八二两卷各一叶。书中钤有“八征受命之宝”、“五福五代堂宝”、“太上皇帝之宝”、“乾隆御览之宝”、“天禄琳琅”、“天禄继鉴”等印记，又有“季振宜字诜兮号沧苇”、“御史振宜之印”等藏书印。结合文献记载，可知这是徐乾学购自泰兴季振宜，并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献于朝廷，藏于宫中的那一部。
最近更新 卷五百二十| 2019-04-06 13:05
本书是用记叙君臣问答的形式，将贞观年间最主要的“方针政策”以及制订过程分类编排，而把重点落在用贤纳谏上。
最近更新 慎终第四十| 2019-04-06 20:38
右《大业拾遗记》者：上元县，南朝故都。梁建瓦棺寺阁，阁南隅有双阁。闭之忘记岁月。会昌中诏拆浮图，因开之，得笋笔千余。头中藏书一帙，虽皆随手靡书，而文字可纪者乃隋书遗稿也。中有生白藤纸数幅，题《南部烟花录》，僧志彻得之。及焚，释氏群经僧人惜其香轴，争取纸尾，拆去视轴，皆有鲁郡文忠颜公名，题云手写是录即前之笋笔，可不举而知也。志彻得录前事，及取隋书校之，多隐文，特有符会而事颇简脱。岂不以国初将相争，以王道辅政，颜公不欲华靡前迹，因而削乎。今尧风已还，得车斯驾。独惜斯文湮没，不得为词人才子谈柄。故编云《大业拾遗记》本文缺落凡十七八，悉而补之矣。
最近更新 大业拾遗记| 2019-04-06 20:43
本书是一部描述荆楚岁时风物的专书，它为研究我国南方荆楚地区的历史和民俗提供了大量的珍贵的资料。
最近更新 第二部 佚文輯錄| 2019-04-06 23:14
《官箴》一卷，宋吕本中撰。此书多阅历有得之言，可以见诸实事。书首即揭清、慎、勤三字以为当官之法，其言千古不可易。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上尝御书清、慎、勤三大字，刻石赐内外诸臣。案此三字，吕本中《官箴》中语也。（按：此说误，详后）’是数百年后尚蒙圣天子采择其说，训示百官，则所言中理可知也。虽篇帙无多，而词简义精，故有官者之龟鉴也。”今检吕氏《官箴》，全书共三十三条，其首条开头云：“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与《四库提要》所说相合。王士禛，顺治进士，官至刑部尚书。康熙四十三年罢官归里，康熙五十年去世。《古夫于亭杂录》是他罢官后所作。该书卷一说，“清、慎、勤三大字，士禛二十年前亦蒙赐。”由此可知，他所说的“上尝御书”之“上”，当是指康熙皇帝。这说明清代把清、慎、勤三字当作钦定的官箴是始于康熙。四库馆臣称赞此三字“千古不可易，固有官者之龟鉴”，而《四库提要》乃是乾隆钦定之书，这又说明在乾隆时期仍然是遵行祖宗旧制，以清、慎、勤三字为官箴的。赵翼是位乾嘉学者，他在《陔于丛考》卷二十七《清慎勤匾》条中说：“各衙署讼堂多书清、慎、勤三字作匾额。”这更是一条有利的证据。以清、慎、勤三字为官箴，不仅行之于康、乾之世，而且通之于有清一代，所以梁启超在《新民说·论公德》中说：“近世官箴，最脍炙人口者三字，曰清、慎、勤。<br> ==============================================================================<br>《四库提要》：“此书多阅历有得之言，可以见诸实事。书首即揭清、慎、勤三字，以为当官之法，其言千古不可易。”
最近更新 官箴| 2019-04-06 23:14
《岁华纪丽谱》一卷，元费著撰。著，华阳人。尝举进士，授国子监助教，官至重庆府总管。成都自唐代号为繁庶，甲於西南，其时为之帅者，大抵以宰臣出镇。富贵优闲，岁时燕集，浸相沿习。故张周封作《华阳风俗录》，卢求作《成都记》，以夸述其胜。遨头行乐之说，今尚传之。迨及宋初，其风未息。前後太守如张咏之刚方，赵抃\之清介，亦皆因其土俗，不废娱游。其侈丽繁华，虽不可训，而民物殷阜，歌咏风流，亦往往传为佳话，为世所艳称。南宋季年，蜀中兵燹，井闾凋敝，乃无复旧观。著因追述旧事，集为此书。自元旦迄冬至，无不备载。其体颇近《荆楚岁时纪》，而盛衰俯仰，追溯陈迹，亦不无《东京梦华》之思焉。唐韩鄂有《岁华纪丽》，为类事之书，此谱盖偶同其名，实则地志也。末附笺纸、蜀锦二《谱》，盖汉唐以来二物为蜀中所擅，而未有专述其源委者。著因风俗而及土产，稽求名品，胪列颇详，是亦足资考证者矣。<br><br> 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凡太守岁时宴集，骑从杂沓，车服鲜华，倡优鼓吹，出入拥导，四方奇技，幻怪百变，序进于前，以从民乐。岁率有期，谓之故事。及期，则士女栉比，轻裘ㄚ服，扶老携幼，阗道嬉游。或以坐具列于广庭，以待观者，谓之遨床，而谓太守为遨头。宋朝以益州重地，尝谋帅以命宋公祁。宰相对曰：“蜀风奢侈，祁喜游宴，恐非所宜。”宋朝不从，卒遣之。公先奉诏修《唐书》，因以书局自随。自成都，每宴罢，盥漱，辟寝门，垂廉，燃二椽烛，媵婢夹侍，和墨伸纸，望之者知公修《唐书》若神仙焉。尝宴于锦江，偶微寒，命索半臂。诸婢各送一枚。公视之，虑有厚薄之嫌，讫不服，忍冷以归。旧俗传夸，以为谈本。田公况尝为《成都遨乐诗》二十一章以纪其实。而薛公奎亦作《何处春游好诗》一十章，自号“薛春游”，以从其俗，且欲以易尹京之旧称（公知开府，专以严治，人谓之“薛出油”）。此皆可以想承平之遗风也。至清献公为记，乃曰：“曩时宴会，皆牙校掌之。盖榷酤之利有余，人乐于为役。公币岁入，亡虑千万贯有奇。自新法颁行，酒坊为官所鬻，牙校虽得券钱，不足自赡，乃者议置成都市易务。方游观时，人情惧然，咸尝岁之半，及浣花后始开。罢去，乃复朋聚游江。今公使钱岁给三万贯，常廪廪虑不足，譬之巨人以挟衾寝，覆趾则露肩，拥左则阙右，甚可笑也。今盘馔比旧从省，乐优之给，亦复过杀，设遂废之，则非天子所以付畀一隅、惠保远人之意，而小民之鬻肴果者，但营慕供藉以为养，此游宴之不可废也。”观公此言，则蜀人之贫富欣戚，可以知政矣。今以元日为始而第其事。<br><br> 正月元日，郡人晓持小彩幡，游安福寺塔，粘之盈柱若鳞次，然以为厌禳，惩咸平之乱也。塔上燃灯，梵呗交作，僧徒骈集。太守诣塔前张宴，晚登塔眺望焉。 二日，出东郊，早宴移忠寺（旧名碑楼院），晚宴大慈寺。清献公记云：“宴罢，妓以新词送茶，自宋公祁始。盖临邛周之纯善为歌词，尝作《茶词》，授妓首度之以奉公，后因之。”<br><br> 五日，五门蚕市。盖蚕丛氏始为之，俗往往呼为蚕丛太守，即门外张宴。<br><br> 上元节放灯。旧记称：“唐明皇上元京师放灯，灯甚盛，叶法善奏曰：‘成都灯亦盛。’遂引帝至成都，市酒于富春坊。”此方外之言，存而勿论。咸通十年正月二日，街坊点灯张乐，昼夜喧阗。盖大中承子之余风。由此言之，则唐时放灯，不独上元也。蜀王孟时，间亦放灯，率无定日。宋开宝二年，命明年上元放灯三夜，自是岁以为常，十四、十五、十六三日，皆早宴大慈寺，晚宴五门楼，甲夜观山棚变灯。其敛散之迟速，惟太守意也。如繁杂绮罗街道，灯火之盛，以昭觉寺为最。又为钱灯会，会始于张公咏。盖灯夕二都监戎服分巡，以察奸盗。既罢，故作宴以劳焉。通判主之，就宣诏亭或汲虚亭。旧以十七日，今无定日，仍就府治，专以宴监司也。 二十三日，圣寿寺前蚕市。张公咏始即寺为会，使民鬻农器。太守先诣寺之都安王祠奠献，然后就宴。旧出万里桥，登乐俗园亭，今则早宴祥符寺，晚宴信相院。<br><br> 二十八日，俗传为保寿侯诞日。出笮桥门，即侯祠奠拜，次诣净众寺邠国社丞相祠奠拜。毕事，会食，晚宴大智院。<br><br> 二月二日，踏青节。初郡人游赏，散在四郊。张公咏以为不若聚之为乐。乃以是日出万里桥，为彩舫数十艘，与宾僚分乘之，歌吹前导，号小游江。盖指浣花为大游江也。士女骈集，观者如堵。晚宴于宝历寺。公为诗，有曰：“春游千万家，美人颜如花。三三两两映花立，飘飘似欲乘烟霞。”公铁心石肠，乃赋此丽词哉！后以为故事。清献公为记：“时彩舫至增数倍，今不然矣。”八日观街药市，早宴大慈寺之设厅，晚宴金绳院。 三月三日，出北门，宴学射山。既罢后射弓，盖张伯子以是日即此地上升。巫觋卖符于道，游者佩之，以宜蚕避灾。轻裾小盖，照烂山阜。晚宴于万岁池亭，泛舟池中。九日，观街药市，早晚宴如三月八日。二十一日，出大东门，宴海云山鸿庆寺，登众春阁观摸石。盖开元二十三年灵智禅师以是日归寂，邦人敬之，入山游礼，因而成俗。山有小池，士女探石其中，以占求子之祥。既又晚宴于大慈寺之设厅。二十七日，大西门睿圣夫人庙前蚕市。初在小市橘，田公以祷雨而应，移于庙前。太守先诣诸庙奠拜，宴于众净寺，晚宴大智院。寒食，出大东门，早宴移忠院，晚宴大慈寺设厅。曩时寒食，太守先设酒馔于近郊，祭鬼物之无依者，谓之遥享。后置广仁院，以葬死而无主者，乃遣官临祭之。而民间上冢者，各仪集于郊外。天禧二年，赵公稹尝开西楼亭榭，俾士庶游观。自是每岁寒食，辟园张乐酒垆花市。茶房食肆，过于蚕市。士女从观，太守会宾僚凡浃旬，此最府庭游宴之盛。近岁自二月即开园，逾月而后罢，酒人利于酒息（或请于府展其日，府尹亦许之）。四月十九日，浣花佑圣夫人诞日也。太守出笮桥门，至梵安寺谒夫人祠，就宴于寺之设厅。既宴，登舟观诸军骑射，倡乐导前，泝流至百花潭，观水嬉竞渡。官舫民船，乘流上下。或幕帟水滨，以事游赏，最为出郊之胜。清献公记云：“往昔太守分遣使臣以酒均给游人，随所会之数以为斗升之节。”自公使限钱，兹例遂罢以远。民乐太平之盛，不可遽废，以孤其心。乃以随行公使钱酿酒畀之，然不逮昔日矣。 五月五日，宴大慈寺设厅。医人鬻艾，道人卖符；朱索彩楼长命辟灾之物，筒饭角黍，莫不咸在。六月初伏日，会监司；中伏日，会职官以上；末伏日，会府县官，皆就江渎庙设厅。初文潞公建设厅，以伏日为会避暑，自是以为常。早宴罢，泛舟池中。复出就厅晚宴，观者临池张饮，尽日为乐。赵清献公使限钱，但为初伏会，今因之。<br><br> 七月七日，晚宴大慈寺设厅，暮登寺门楼，观锦江夜市，乞巧之物皆备焉。十八日，大慈寺散盂兰盆，宴于寺之设厅。宴已，就华严阁下散。<br><br> 八月十五日，中秋玩月。旧宴于西楼，望月于锦亭，今宴于大慈寺。 九月九日，王局观药市，宴监司宾僚于旧宣诏堂，晚饮于五门，凡二日。官为幕帟棚屋，以事游观，或云有恍惚遇仙者。<br><br> 冬至节，宴于大慈寺。后一日，早宴金绳寺，晚宴大慈寺。清献公记云：“至前一日，太守领客出北门石鱼桥，具樽豆观樵已，乃即天长观晚宴。”盖文潞公始为之，后复罢。
最近更新 | 2019-04-06 23:15
汪辉祖,字焕曾,号龙庄,晚号归庐,浙江萧山人.生于雍正九年(1731),卒于嘉庆十二年(1807),其父汪楷曾任河南杞县狱吏8年.汪辉祖早年丧父,不得不为生计和赡养家庭而奔波.乾隆十七年(1752),汪辉祖到其岳父江苏金山知县王宗闵幕府,开始涉足官场,研习刑名案件.两年以后起,在江苏、浙江各地16位官员幕内充当幕宾长达34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多次应试,直到乾隆四十年(1775),45岁的他经三次落第之后才考中进士.乾隆五十年(1785),汪辉祖结束了幕宾生涯,出任湖南省宁远县知县.几十年的幕府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官场经验,因此他做起官来颇为干练.《清史稿》本传中记载的几件事,颇能反映他的为官之道,体现他的从政能力.不幸的是,由于其人秉性正直,嫉恶如仇,反遭恶人暗中诋毁,终被夺职,不得不以足疾告老还乡. <br><br>汪辉祖是清代乾嘉时期影响比较大的良吏和学者，尽管他在史学上也曾有过贡献，特别是在史学工具书的编纂方面，还曾作出过重大贡献，但今天知道的人是非常少了，即使是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也很少有人了解。当然，从汪辉祖本人来说，生前影响比较大的还是吏治方面。他的一生在州县佐治为官就达四十年之久，因而吏治经验非常丰富，且勤于总结，留下了多部关于幕学与吏治的著作。这些著作成为幕友们必读之书，更是学幕者之必读课本而得以广泛流传，被誉为“宦海舟楫”、“佐治津梁”，居官佐幕者几乎人手一册，视为枕中鸿宝。史学大家章学诚在《汪龙庄七十寿言》中就曾这样说：“居闲习经，服官究史，君有名言，文能称旨，布帛菽粟，人情物理。国相颁其政言，市贾刊其佐治，雅俗争传，斯文能事。”可以视作当日最好的写照。所以他在当时政坛上声誉很高，是颇受尊重的名幕，是位名副其实的“绍兴师爷”。<br><br>汪辉祖是清代誉满全国的绍兴师爷、幕学家与法律专家,他的幕学著作,阐述了清代幕业的技术原则与道德规范,提出就幕宜慎、律己立品、尽心事主、保民便民等见解.作为清代幕友的典范,其幕学思想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清代幕府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最近更新 续佐治药言| 2019-10-31 14:11
《围炉夜话》正如其名，疲倦地送走喧嚣的白昼，炉边围坐，会顿感世界原来是这样的宁静。在如此宁静而温暖的氛围下，白昼里浊浊红尘蹇塞的种种烦闷，会不自觉地升华为对生活、对生命的洞然。 夜是这样的美妙，更何况围坐在暖暖的炉边呢？静夜炉边独坐，品味清朝王永彬先生的《围炉夜话》，体味作者以平淡而优美的话语，讳讳叙出的琐碎的生活中做人的道理，就如炎夏饮一杯清凉的酸梅汤，令人神清气爽，茅塞顿开。<br><br> 中国传统文人是快乐是超速，亦或痛苦、压抑，现在难以说得清楚。那代文人即使在生活安逸、仕途得意时，心中也常存为天地立心为万民请命的忧患意识，而在陡遭不测，倾家荡产时，又能常常保持一份无怨无悔的淡然心态。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因其博大，受其滋润的中国文人的心胸也是宽广大度的，其精神世界更是丰富多彩。
最近更新 围炉夜话| 2019-11-01 11:43
《鉴略妥注》又称《五字鉴》是儿童读的历史课本，明代李廷机所撰。李廷机，字尔张，是晋江（今福建省泉州市）人。<br><br> 《五字鉴》是一部几百年来流传较广的蒙学读物，原名为《鉴略》，李廷机根据我国古史资料所写。<br><br> 据清人翻刻者邹梧桐所说：“有明李廷机先生，胸罗全史，手著《鉴略》，自皇古以乞宋元事迹，举其大纲，略其小目，俾读者开卷了然，俨与历世受命之主，赓扬一堂；更可喜者，句调叶律，有类诗歌，与人可诵可读，一部二十一史之要领也。”该书特点已见一斑。 此书大略是以五言诗句韵文的形式，按时代顺序将我国上自远古传说，下至元明的社会历史，进行了简单扼要的总述和概括。所以，可以说这是一部专述我国社会政治历史发展的蒙学读物。<br><br> 全书仅万余字，行文言简意赅，叙事条理分明，赢得了旧时读书人的喜爱，并成为蒙馆中与《三字经》、《增广贤文》、《幼学琼林》并列的蒙学读物，且被称之为《五字鉴》。
最近更新 明纪| 2019-04-07 14:13
《弘明集》为南朝梁着名高僧僧祐所着。僧祐，俗姓俞，彭城下邳人。该地为今江苏邳县。从后汉以来，这一带便是华东佛教的重镇。据《梁高僧传》，僧祐于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西元四四五年）生于建康（今南京）。幼时即有向佛之心，曾随父母参建初寺，不肯归家。十四岁时为逃婚走往钟山定林寺，依法达法师。达师戒行精严，闻名于世。二十岁，僧祐受具足戒，又从法颖律师学毗尼，悉心钻求，晨昏不懈。齐竟陵文宣王礼请他，为之设讲席，一时座下听律者达七八百众。武帝时，他奉敕到吴中整顿僧伽，并讲《十诵律》，申受戒之法。他精于《十诵》，春秋开讲，四十余年间演此律达七十余遍。作为律学大师，在齐梁时，为世人所宗仰。颇为齐梁诸帝尊崇。晚年患脚疾，梁武帝赐乘舆径入内殿为六宫嫔妃授戒。帝室眷属诸王多有依其受戒，尽师资之敬者。<br><br> 他除了除精通律学外，每于讲席之余广探内典，披览群籍，或专日遗餐，或通宵继烛，游目积心，深有所悟，多有撰述，涉及自东汉至齐梁间所译出之佛经，各代的撰述。其对经教制度、僧人言行、内外争辩都有把握。有关于史传、僧传、行仪、杂缘者百余卷。今存于世者，尚有《释迦谱》、《出三藏记集》和《弘明集》。这些着作，从宗旨到体例均对后来僧传和经录有所示范和借鉴。僧祐还精于佛像造像的仪则规模，曾监造兴宅摄山大像剡县石佛，本传说他「为性巧思，能自心计，及匠人依标，尺寸无爽」凭眼视心度便能使营造的巨像合于比例，悉现庄严。僧祐逝于梁天监十七年（西元五一八年）。葬于钟山定林寺。<br><br> 佛教在隋唐方至极盛，无论于教于讲，此期皆臻于烂熟。<br><br> 至此佛教已同儒道鼎足而三。佛教的滥觞期在汉末三国。<br><br> 晋宋六朝则为中国佛教极重要之发展时期。从三世纪下半期至六世纪末，中国南北也由分裂走向统一。佛教由先前南方的重讲和北方的重禅逐渐归于教律并重，实践与义理俱宏。僧祐的《弘明集》便记载了这三百年间佛教流传的纷纭情况。联繫《弘明集》中所涉及的僧人的活动及佛教大势，足以表明，魏晋以来南方以玄学为思想文化主流，北地则仍承汉代以来的阴阳谶讳的影响；表现在佛教中，北方重视行践，即修禅、造像之类；南人则以清谈似的玄理见长。南北两地对佛教若有拒斥，也就表现在一为理论上的争辩，一为政治上的暴力。就《弘明集》言，其中反映出来的主要是江南的佛教大事。<br><br> 僧祐在〈弘明集序〉中所说，大法东流差不多五百年，佛教在中国引起各不相同的反应，赞礼者有之，毁谤者也不乏：<br><br> 至于守文曲儒拒为异教，巧言左道则引为同法，拒有拔本之迷，引有朱紫之乱，遂令诡论稍繁、讹辞孔炽。夫鹖鴠鸣夜不翻白日之光；精卫衔石无损沧海之势。然以暗乱明，以小罔大，虽莫动毫发而有尘视听，将令弱植之徒随伪辩而长迷，倒置之伦逐邪说而永溺。此幽途所以易坠，净境所以难陟者也。祐以末学，志深弘护，静言浮俗，愤慨于心。遂以药疾微间，山栖余暇，撰古今之明篇，总道俗之雅论，其有刻意剪邪、建言卫法制无大小，莫不毕採。又前代胜士，书记文述，有益三宝，亦皆编录，类聚区别，列为十卷。<br><br> 这就透露出《弘明集》编纂的年代大约在僧祐的晚年，时间也拖得很长。因为他只能在养病之余，在不曾奉敕奔走行化的时候才能撰写编录。僧祐自己说明了他採编本集的宗旨：「夫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弘道明教，故谓之《弘明集》。」当然，出于时代所限，《弘明集》详于南朝佛教而略于北方佛教。后来的唐道宣着《广弘明集》增补了不少有关北方佛教的情形。作者自己在《弘明集》后序又说他撰书是为法御侮、摧邪破惑，使「迷途之人，不远而復」。「总释众疑，故曰弘明」，「弘明」的意思由是而来。
最近更新 卷第十四| 2019-04-07 14:27
《古尊宿语录》是晚唐五代至南宋初期禅宗的一部重要语录汇编。此书四十八卷，收集了上自南嶽怀让，下至南嶽下十六世佛照德光，共三十七家禅师的言行，其中青原一系有五家，南嶽一系有三十二家。而南嶽一系中收录得最多的是临济宗，这一情況说明了临济宗在当时独盛的地位，以及人们对临济禅的重视程度。古尊宿语录收录的禅师人数不及五灯会元收录得多，但对禅师的言行记述则比较详尽，有行迹、拈古、偈颂、奏文、与帝王的对答等，弥补了其它灯録之不足。通过古尊宿语录，不仅可以把握禅宗盛期之梗概，亦可观禅宗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全貌。它是研究禅宗特别是禅宗盛期必不可少的思想资料。<br><br> 关于古尊宿语録的编者，宋咸淳丁卯年（一六六七），物初大观的“重刻古尊宿语录序”记为赜藏主。然而赜藏主何许人？“赜”是姓还是名字？史无此人传记，无从确定。吕澂在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中谓“古尊宿语录，四十八卷，宋渭赜藏主集，明净戒重校”。“渭”是人名还是地名？若是地名，应是陕西甘肃一带，而物初大观的序明确记载：“刊行于闽中”。若是人名，有何根据？也不得而知。日本宇井伯寿博士在第二禅宗史研究一书中提出，赜藏主可能是古尊宿语录卷三十七末尾的士圭跋文中所提到的守赜僧挺，柳田圣山也同意此说，但都无确实证据。因此，关于此书的原编者仍待考。<br><br> 关于古尊宿语录的刊行过程，据已知文献记载，至少进行过两次修订增补。其一，“重刻古尊宿语录序”记载：“異时有赜藏主者，旁蒐广採，仅得南泉下二十二家示众机语。厥后又得云门、真净、佛眼、佛照等数家、总曰古尊宿语。”就是说，赜藏主编的古尊宿语只有二十二家，而云门、真净、佛眼、佛照几家，是觉心居士捐资重刻时新增加的。其二，古尊宿语录入明版大藏经时，净戒所作的“校刊记”记载：“新藏经板初赐天禧，凡禅宗古尊宿语、颂古，雪窦、明教、大慧等语，多有损失。永乐二年，敬捐衣资，命工刊补。今奉钦依取僧，就灵谷寺校正。”这次入藏，在原古尊宿语的基础上进行了刊补校订是无疑的，但没有说明根据的哪种版本，增补了多少家。
最近更新 卷四十八| 2019-04-07 14:28
〖说明〗《汉书。艺文志》有《黄帝铭》六篇，今已亡。《金文铭》据学者考证，即为《黄帝铭》六篇之一（王应鳞《〈汉书。艺文志〉考》）。《金文铭》载刘向《说苑。敬慎篇》：“孔子之周，观于太庙。左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名其背曰”云云，《孔子家语。观周》所载与此大致相同，很可能就抄自《说苑》。刘向在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２６年）以光禄大夫之职受诏校经传诸子诗赋，遍览皇室藏书，所著《说苑》保存了大量先秦史料。１９７３年河北定县４０号汉墓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有先秦古籍《儒家者言》，许多内容见于《说苑》，足以说明《说苑》之真实可信。道家向来被称为黄老之术，以《金人铭》对照《老子》，亦可知其为《老子》的思想源头。 <br><br>
最近更新 金人铭| 2019-04-07 18: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