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名 | 政书 | 连载中 3.15 万字 | 0推荐 | 2113点击
汪辉祖,字焕曾,号龙庄,晚号归庐,浙江萧山人.生于雍正九年(1731),卒于嘉庆十二年(1807),其父汪楷曾任河南杞县狱吏8年.汪辉祖早年丧父,不得不为生计和赡养家庭而奔波.乾隆十七年(1752),汪辉祖到其岳父江苏金山知县王宗闵幕府,开始涉足官场,研习刑名案件.两年以后起,在江苏、浙江各地16位官员幕内充当幕宾长达34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多次应试,直到乾隆四十年(1775),45岁的他经三次落第之后才考中进士.乾隆五十年(1785),汪辉祖结束了幕宾生涯,出任湖南省宁远县知县.几十年的幕府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官场经验,因此他做起官来颇为干练.《清史稿》本传中记载的几件事,颇能反映他的为官之道,体现他的从政能力.不幸的是,由于其人秉性正直,嫉恶如仇,反遭恶人暗中诋毁,终被夺职,不得不以足疾告老还乡.
汪辉祖是清代乾嘉时期影响比较大的良吏和学者，尽管他在史学上也曾有过贡献，特别是在史学工具书的编纂方面，还曾作出过重大贡献，但今天知道的人是非常少了，即使是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也很少有人了解。当然，从汪辉祖本人来说，生前影响比较大的还是吏治方面。他的一生在州县佐治为官就达四十年之久，因而吏治经验非常丰富，且勤于总结，留下了多部关于幕学与吏治的著作。这些著作成为幕友们必读之书，更是学幕者之必读课本而得以广泛流传，被誉为“宦海舟楫”、“佐治津梁”，居官佐幕者几乎人手一册，视为枕中鸿宝。史学大家章学诚在《汪龙庄七十寿言》中就曾这样说：“居闲习经，服官究史，君有名言，文能称旨，布帛菽粟，人情物理。国相颁其政言，市贾刊其佐治，雅俗争传，斯文能事。”可以视作当日最好的写照。所以他在当时政坛上声誉很高，是颇受尊重的名幕，是位名副其实的“绍兴师爷”。
汪辉祖是清代誉满全国的绍兴师爷、幕学家与法律专家,他的幕学著作,阐述了清代幕业的技术原则与道德规范,提出就幕宜慎、律己立品、尽心事主、保民便民等见解.作为清代幕友的典范,其幕学思想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清代幕府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最近更新 译文 | 2019-10-31 14:11更新
佚名 | 十三经 | 已完结 0.29 万字 | 0推荐 | 2297点击
《孝經》是一部重要的儒家經典，其作者歷來說法不一，有孔子說和曾子說等，學界一般認可為先秦儒者所作。
《孝經》以“孝”為中心，通過孔子與其門人曾參談話的形式，對孝的價值、意義、作用以及實行“孝”的要求和方法等問題進行了集中的闡述，是一部儒家孝倫理的系統化著作。 《孝經》認為，“孝”是“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認為孝是自然規律的體現，是人類行為的准則，是國家政治的根本。 《孝經》在唐代被尊為經書，南宋以后被列為“十三經”之一，共分十八章，全文不足兩千字，是十三經中篇幅最短的一部。
《孝經》在中國古代影響很大，歷代王朝無不標榜“以孝治天下”，唐玄宗曾親自為《孝經》作注。
最近更新 丧亲章第十八 | 2019-09-25 15:45更新
佚名 | 兵家 | 连载中 7.66 万字 | 0推荐 | 1049点击
《三十六计》是根据我国古代卓越的军事思想和丰富的斗争经验总结而成的兵书，是中华民族悠久文化遗产之一。“三十六计”一语，先于著书之年，语源可考自南朝宋将檀道济（？—公元436年），据《南齐书.王敬则传》：“檀公三十六策，走为上计，汝父子唯应走耳。”意为败局已定，无可挽回，唯有退却，方是上策。此语后人赓相沿用，宋代惠洪《冷斋夜话》：“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及明末清初，引用此语的人更多。于是有心人采集群书，编撰成《三十六计》。但此书为何时何人所撰已难确考。
原书按计名排列，共分六套，既胜战计、敌战计、攻战计、混战计、并战计、败战计。前三套是处于优生优育所用之计，后三套是处于劣势所用之计。每套各包含六计，总共三是六计。其计名，有的来源于历史典故，如“围魏救赵”、“假道伐虢”等；有的来源于古代军事术语，如“以逸待劳”、“声东击西”等；有的来源于古代诗人的诗句，如“李代桃僵”、“擒贼擒王”等；有的借用成语，如“金蝉脱壳”、“指桑骂槐”等；还有出自其它方面的。其中每计名称后的解说，均系依据《易经》中的阴阳变化之理及古代兵家刚柔、奇正、攻防、彼己、虚实、主客等对立关系相互转化的思想推演而成，含有朴素的军事辩证法的因素。解说后的按语，多引证宋代以前的战例和孙武、吴起、尉缭子等兵家的精辟语句。全书还有总说和跋。
三十六计是我国古代兵家计谋的总结和军事谋略学的宝贵遗产，为便于人们熟记这三十六条妙计，有位学者在三十六计中每取一字，依序组成一首诗：
金玉檀公策，借以擒劫贼，鱼蛇海间笑，羊虎桃桑隔，树暗走痴故，釜空苦远客，屋梁有美尸，击魏连伐虢。
全诗除了檀公策外，每字包含了三十六计中的一计，依序为：金蝉脱壳、抛砖引玉、借刀杀人、以逸待劳、擒贼擒王、趁火打劫、关门捉贼、混水摸鱼、打草惊蛇、瞒天过海、反间计、笑里藏刀、顺手牵羊、调虎离山、李代桃僵、指桑骂槐、隔岸观火、树上开花、暗渡陈仓、走为上、假痴不癫、欲擒故纵、釜底抽薪、空城计、苦肉计、远交近攻、反客为主、上屋抽梯、偷梁换柱、无中生有、美人计、借尸还魂、声东击西、围魏救赵、连环计、假道代虢。
现传《三十六计》较早版本系1941年由成都兴华印刷厂所用土纸翻印的，封面书《三十六计》，旁注“秘本兵法”，并说明原书是手抄本，1941年在分州（今陕西省分县）某书摊发现，抄本前部“都系养生之谈，而未尾数十篇，附抄三十六计，解释皆用兵法，然后知其果为兵法也。”1961年，收藏者叔和在《光明日报》撰文加以介绍后，又将这土纸本赠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此后便出现了各种翻印和传抄的版本。
鉴于《三十六计》原书的原解部分的文字过于艰深晦涩，难于理解，按语部分具体例证较少，因此，本《三十六计》版本首先对“原解”中较难理解的词句尽可能地加以注释；接着参照原书“按语”对每计意思作了解析；然后对每一计的计名来源作了介绍；最后每一计还各举一历史上有关的生动故事，以加深印象。
最近更新 第三十六计 走为上 | 2019-04-07 21:15更新
佚名 | 道家 | 连载中 1.47 万字 | 0推荐 | 940点击
《黄帝四经》是1973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中抄在《老子》乙本卷前的四篇古佚书（《经法》《经》《称》《道原》）的合称。唐兰先生认为这四篇古佚书从内容上看是一部书，从思想方法上说，大体上是继承老子而加以发挥。它被认为代表了道家黄老学派的思想。《道德经》即《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开山之作。其作者老子不仅被公认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而且也被道教尊奉为道祖和天尊。可以说，老子及其《道德经》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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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在他的四经中开篇之首，就郑重地揭示出他的法道文化思想源出于大道，是尊道而成，是依据道的法（法则、规律）而生成世间常法。他说：“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故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道生法”，是他法道思想的根本和源起，信仰遵从大道而生成世间法是他创立法道思想的前提。“道法”是常法之母，常法（世间法）只有遵从大道而制定，才能“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道法”是无相（虚静）结构环境中的状态，道生法则是按照法于道以后，遵从道的规律制定的、符合大道原则的世间常法。他要求治国者“故唯执道者能虚静公正，乃见正道，乃得名理之诚”，“是非有分，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黄帝四经》）。这里所强调的“唯执道者”、“虚静谨听”，既是唯道独尊，同时也是强调“虚静为用”的修身方法。只有修之身而执道，才能使世间法不离道。只有能进入虚静的修身实践者，尊道贵德才能公正无私，才能以常法维护世人尊道、畏道、顺道，从而尊道贵德。
《黄帝四经·经法》中还说：“公者明，至明者有功，至正者静，至静者圣，无私者智，至智者为天下稽”。黄帝在这里仅用“公”、“明”、“正”、“静”、“无私”这六个字，就将修身治世的精华高度概括起来。天上的日月大公而以光明普照大地，人若能具备公心，不仅能自明自知，同时还能达到至明无所不照，就能有大功德于社会和国家。“正”，由“一”和“止”共同组成，是“抱德无离”之意，“执一以为天下牧”（《老子·德道经》）之义。德性淳厚完整的人，很容易进入虚静的修身境界而天人合一，在至静的境界中必然会成就为圣人；修身而无私者，他的后天智识必定会丰富全面；修身境界是贤人层次的人，他聪明而且行为尊道贵德；贤人至智者，就是天下人都稽首尊敬并且视为楷模榜样的人。
《黃帝四经·姓争》中说：“天德皇皇，非刑不行，穆穆天刑，非德必倾。”这一段解释开来就是：虚空和宇宙中充盈着尊贵明亮（皇皇：高上，明亮、旺盛之义）的德性能量；但是人们如果不具备德性的品格，不符合道的法则，不规范心念和行为，那么这些能量也无法进入社会和人体之内滋养人的性命。用道所产生的法（刑）规范人的心念和行为，是天德养精神内治身国、外治社会的前提和必须的措施。没有符合道德品格的法律，不论是道法还是世间常法，都无法真实地行德于身国内和社会之中。世间的法治虽然要依照天德而制定，但是天德与人世间的法治这两者之间是父子关系（穆：古时宗庙制度，父居左为昭，子居右为穆。穆穆：端庄盛美）。人世间的法治，如果不教导人们尊道贵德，教育人们修身去主动获得天德进入心身滋养精神灵魂，那么法治制定得再怎么符合自然规律，制定得再全面仔细，刑律也将会越用越滥，最终必然颓倾崩塌。只有德治与法治主次分明，并行不悖，才能出现《诗·大雅》中称诵赞美的“穆穆皇皇”的美好景象。
《黄帝四经》中说：“民仰天而生，待地而食，以天为父，以地为母，吾畏天爱地亲民”。“畏天爱地亲民”，就是黄帝法道文化思想的核心。明大道而知“畏天”，这是确保治世者能够“爱地亲民”的基础和前提。不能修身明大道，也就难以真实地敬畏大道，从而自觉地尊道贵德。私心和贪欲也就无法扼制地无限膨胀，权力就能使人变成魔鬼而不自知。修身明德知道，是使人自觉地尊道贵德，畏天克己，不敢凌驾于大道之上的根本性保证。道德教育，绝不是口头的说教，只有修身实践进行真实地体悟，才能产生真实的教育效果。修身明道尊道，才能具有圣人之心而“因民以为师”；治世者要倡导民众修身明德知道，尊道贵德，“毋壅民明”，“吾爱民而民不亡”，“毋乱民功，毋逆天时”，“号令合于民心，则民听令，兼爱无私，则民亲上”，“主得臣辐者王（凝聚力象车辐之聚于轴心）”，“赋敛有度则民富”，“长利国宾社稷，世利万夫百姓”等等。黄帝的法道文化是一个系统性的“圣人恒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老子·德道經》）的和谐观与民主治世思想。
黄帝的“畏天”思想和理念，源自于他在修身实践中的真知灼见，是一种高度自觉并且终生恪守不违的信念，不修身者根本无法正确地进行解读。黄帝在灭掉了吃人的蚩尤以后，取代炎帝治理神州。他一生披荆斩棘，开山通路，走遍华夏各地，每到一处就必定要建筑祭坛，敬拜天道，也叫作“封禅”。据孔子说，《三坟》一书中载有黄帝专题述说上天大道的内容，可惜后人弄失传了。黄帝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顺应天道，创立法道学说，以道法而生世间法，为历史上五帝时期社会的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且影响着三王时期；而且对汉代的文景之治盛世的出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直至汉武帝时代才突然被人为地堙灭于黄土之下。
《黄帝四经》在尘封二千余年以后，在上世纪末重现于世。他的法道思想必定会在21世纪重放光芒，造福于21世纪的东方中国。
《黄帝四经·十六经》中说：“昔者黄宗质始好信，作自为象，方四面，傅一心，四达自中，前参后参，左参右参，践位履三，是以能为天下宗”。这一段话白话释意就是：从前有一位天下的宗主黄帝，他的资质纯朴近道（无名天地之始——《老子·德道经》），崇尚对大道的信仰。行为举止都效法天道自然，恭奉天道（象恭滔天——《书·尧典》）。慧识与智识同观于四面（并舟同行为方），辅佐德一之心的信息辨识判断，他的修为就像《老子·德道经》中所说：双足不出大门，能知晓天下之事，眼睛不看窗户之外，能通晓天道之义。神运能四达而无碍，信息反馈都自然归纳于虚静的心中。他并不因此而疏懒懈怠，还是深入慧观与智观，“天地之道，有左有右，有牝有牡”（《黄帝四经》）。左右之阴阳，前后之阴阳，一体而观，并且同时参予前后左右身边具体事务的实践，参和悟并举。他处下不争，谦虚谨慎，对登上高位坚持辞让再三。这也说明黄帝他是履行了“三推三让”的“禅让”仪式后，才被民主推选为黄帝。所以，他才能够成为天下的宗主。这一段记录，可以帮助我们破解“尧舜禅让”的千古之谜。
相传黄帝在乘龙归位以后，他的孙子高阳即位，就是颛顼帝。颛顼传位给帝喾，帝喾传位给尧。据《史记》所记载，尧有通神之智、高天之爱，凡事敬畏大道。孔子曾赞叹：“伟大崇高的尧啊！独尊上天为大，一心效法天道！宽广坦荡啊，人们无法形容！”《五帝本纪》上说，尧帝的仁德如天，智慧似神，同样是一位修身有明显成就者。他按照28星宿在天空中出现的方位，来掌握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等节气，将一年划分为春夏秋冬四季，并教民众按照节令从事生产。
尧在位七十年后的一天，他问掌管四方诸侯的领袖说：“四岳，我在位已经70年了，你们谁能顺应天命，接替我的帝位？”。四岳回答说：“为人君者，当德配天地，光被四表，我们的德行都鄙陋得很，不敢玷污帝位。有一个叫舜的人，德行出众，或许可以担此重任。”四岳看到尧的探询目光，就继续说道：“舜是个盲人的儿子，他的父亲愚昧，母亲顽固，弟弟傲慢，但是舜却能和他们和睦相处，力尽孝悌之道，使他们不走向邪路。”尧说：“好啊，我将令我的两个女儿下嫁给他，以观舜的德性品格。”
舜是冀州人，他曾经在历山耕田，在雷泽捕鱼，在黄河岸边做陶器。因为舜的道德教化，他耕田的地方，人们都能互相推让地界；他捕鱼的地方，人们都推让好的捕鱼位置；他制作陶器的地方，再也没有出现过次品。他无论住在哪里，那个地方一年就会变成一个村落，两年就会变成小镇，三年就会变成一个大都市了。尧认为舜很好，就让他担任司徒之职，于是百姓就都懂得了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道理；舜管理百官，百官制事就有条不紊；舜接待诸侯宾客，远方的客人就变得庄敬和悦了。最后，尧让舜到山林川泽去，遇上了暴风雷雨，舜也没有迷路误事。尧认为舜具备圣智圣德，就让舜代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
舜于是观测北斗七星以判断政策得失，祭拜上帝和天地四时，又祭祀名山大川和各路神祗。接着他召见诸侯，协调校正四时节气，统一音律和度量衡的标准，修明五种礼仪，按照四方诸侯公、侯、伯、子、男这五种封爵，分发给他们象征瑞信的五种玉圭，并且宽减五种刑罚制度。舜又每五年一次巡行天下各地，向诸侯言传身教地讲述治国的道理。
尧帝知道自己的儿子丹朱不贤，就没有把帝位传给他。尧说：“把帝位传给丹朱，虽然丹朱得利但是天下人受害，不传给丹朱，虽然丹朱不得利，但是天下人得利。总不能为了一个丹朱害了天下的人啊！”尧观政于舜20年后，让舜接掌天子之位，又过了28年，尧帝驾崩，百姓悲哀，如丧父母。舜治丧三年，然后将天下让给丹朱，自己避居南河。但是来朝觐的诸侯都到舜那里去而不朝觐丹朱，诉讼的人也来找舜而不找丹朱，讴歌者讴歌舜而不讴歌丹朱。舜说：“这是天意啊！”由于这样他才登临帝位治国。
尧舜治世之时，百姓自觉摄受教化，敬天畏神，自我约束，传说当时“景星耀天，甘露下降，行人让路，犬无吠声，稻生双穗，夜雨昼晴”。诗人屈原歌颂这段盛世时唱道：“皇天无私阿兮，揽民德焉错辅；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其意思是：上天对一切人都是公正无私、平等慈爱的，见具有德性的人就给以扶持。古代的圣王贤君都是因为德行高尚，才能够享有天下的土地。
从黄帝开始，五帝的统治都自然承传了“唯道独尊，尊道贵德，清静修身，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孔子赞叹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回顾这段天下为公、大道昌明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文明之初是一个对大道恭敬顺从、唯道独尊、自然地信仰天道的时代，而那时代的君王德配阴阳，允恭克让，顺应天道，从而使百姓过着童真般无忧无虑的生活。
尧不将君位传给儿子却传给舜，舜也未将君位传给儿子却传给禹，禹帝不将君位传给儿子启却传给益，这一段佳话史称“禅让”。生活在党同伐异、明争暗斗的后世之人，丢失了修之身对大道进行体悟的人，不相信在尊道贵德的社会环境中，人们的品德能诞生出最和谐的民主。许多学者对这段史实百思不得其解。有人说那是愚腐，有人说那叫德行，有人干脆说那是一场虚构。《尚书》和《史记》其实都忠实地记载着在仁治时代，人心离道失德远未达到后来那么严重，尊道贵德而民主推选，是一个必然的社会规则。大禹说：“舜你是非常信奉大道、顺应大道旨意的一个人。由于你顺应大道旨意，上天就总是赐下幸福给你。”舜听到大禹讲这样的话，就说：“啊！你看，神州列祖的神就降下来了，凤凰也来了，百兽也起舞了。”他又说：“奉天之命治理万民，唯有顺应，唯有敬虔，要敬虔直到永远。”他就以对大道恭敬的心让位给大禹。
古经《左传》上说：“所谓道，忠于民信于神也。”然而，如果不是唯道独尊，人们自觉地尊道贵德信于神，那么哪有什么力量能够保证孤寡不善、权倾天下的人间帝王“忠于民”呢？难怪当万章询问孟子，尧将天下让给舜这件事是否真有其事时。孟子干脆地回答说：没有这件事，尧没有权利将天下给舜，是上天将天下给舜的。这全是唯道独尊的必然。这就是孔子所神往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尊道贵德时代，这就是经过修身实践而自觉地尊道贵德信于神、畏于天、顺于道、敬大道的古老神州。尽管人间的罪孽从未中断过，尽管出现了荒淫暴虐的夏桀与商纣，祖先们却未失去对大道的坚定信仰。这就是：皇天公义荡荡，大道明察昭昭，罪恶必遭惩罚，因果周期律循环必有报应。
这个道德的信仰，就是扬善弃恶的力量，就是天下大同的基石，也就是孔子当年的梦想。
从炎黄起，经尧、舜、禹到夏、商、周，凡两千五百年间，唯道独尊，尊道贵德，信仰大道，修身证道是神州大地上的主旋律。祖先们确信，他们与昊天大道之间有天经地义的血缘关系。“凡人皆道之子”，“天生庶民，有物有则”。大道是炎黄的大道，是尧、舜、禹的大道，是文武周公的大道。在清纯古朴的眼睛里，大道并不遥远。盈盈万物，生生不息，无一不是大道的奇妙作为；“道生之，而德畜之”（《老子·德道经》），无一不饱含着大道的深情厚爱。
摘自道德知音 以史为镜 论道德文化复兴 熊春锦
最近更新 黃帝四经 | 2019-04-07 16:00更新
佚名 | 儒家 | 连载中 0.28 万字 | 0推荐 | 1013点击
《名贤集》为流传很广的古代启蒙读物。作者不详，从内容上看是南宋以后儒生所辑，本书汇集孔、孟以来历代名人贤士的嘉言善行。全书以四言、五言、六言组成。易诵易记，读之朗朗上口，其间集有不少成语、格言，如“人穷志不穷”“年老心未老”，但也有“有钱便使用，死后一场空”之类容易理解为糟粕的字句。其实，此处应当理解为：有钱，就要为大众办事，扶危济困、造福桑梓，而不是光想着自己一家一姓的富贵温饱、名闻利养，所谓“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即“先富带后富，达到共同富”。这些好人好事，生前不做，死后就没有机会了。
最近更新 名贤集 | 2019-04-07 14:04更新
佚名 | 儒家 | 连载中 0.78 万字 | 0推荐 | 1019点击
《增广资文》又名《昔时贤文》、《古今贤文》。书名最早见之于明代万历年间的戏曲《牡丹亭》，据此可推知此书最迟写成于万历年间。后来，经过明、清两代文人的不断增补，才改成现在这个模样，称《增广昔时贤文》，通称《增广贤文》。作者一直未见任何书载，只知道清代同治年间儒生周希陶曾进行过重订，很可能是民间创作的结晶。 《增广贤文》以有韵的谚语和文献佳句选编而成，其内容十分广泛，从礼仪道德。典章制度到风物典故、天文地理，几乎无所不含，但中心是讲人生哲学、处世之道。其中一些谚语、俗语反映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勤劳朴实、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如“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寅”，“一饭一粥，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等；许多关于社会、人生方面的内容，经过人世沧桑的千锤百炼，成为警世喻人的格言，如“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乐不可极，乐极生悲’等；一些谚语、俗语总结了千百年来人们同自然斗争的经验，成为简明生动哲理式的科学知识，如“近水知鱼性，近山知鸟音”，“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早逢春”等。
最近更新 增广贤文 | 2019-04-07 14:00更新
佚名 | 载记 | 连载中 1.08 万字 | 0推荐 | 1017点击
五国故事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不著撰人名氏。“南汉”条下称刘晟本二名，上一字犯宣祖讳，去之，则北宋人。又“南唐”条下称尝以其事质於江南一朝士，则犹在宋初，得见李氏旧臣也。中於南汉称彭城氏，於留从效姓称娄。钱塘厉鹗跋，以为吴越国人入宋所作，避武肃王讳。然闽王“延翰”条下，称其妻为博陵氏，则又何为而讳崔乎？年代绵邈，盖不可考矣。其书纪吴杨氏、南唐李氏、蜀王氏、孟氏、南汉刘氏、闽王氏之事，称曰五国。然以其地而论，当为四国。若以其人而论，当为六国。未审其杨、李并为一，抑孟、王并为一也。郑樵《通志略》列之《霸史类》中，实则小说之体，记录颇为繁碎。中如徐知诰斥进黄袍诸事，为史所不载。又李煜为李璟第六子，而此云璟之次子，与史亦小有异同。然考古在於博徵，固未可以琐杂废也。前有万历中太常寺少卿余寅题词，讥其四国俱加伪字，於蜀独否。今考书中明书伪蜀王建，又书孟知祥以长兴五年遂僣大号，何尝不著其伪。卷首总纲既以前蜀、後蜀为分，再加伪字，则或曰前伪蜀、後伪蜀，或曰伪前蜀、伪後蜀，词句皆嫌於赘，是以省之。《公羊传》所谓避不成文是也。谓不伪蜀，殊失其旨。至“南汉”条下称伪汉先主名岩，後名俊，又名，之字曰俨，本无此字，欲自大，乃以龙天合成其字。以其不典，故不书之。寅援《唐史》书武后名曌以驳之，则其说当矣。出《四库总目提要》
最近更新 卷 下 | 2019-04-06 22:47更新
佚名 | 传记 | 连载中 2.17 万字 | 0推荐 | 968点击
纳兰性德（１６５５──１６８５），原名成德，避太子保成讳改性德；字容若，号楞伽山人。正黄旗满州人，大学士明珠长子，生长在北京。幼好学，经史百家无所不窥，谙悉传统学术文化，尤好填词。康熙十五年（１６７６）进士，授乾清门三等侍卫，后循迁至一等。随扈出巡南北，并曾出使梭龙（黑龙江流域）考察沙俄侵扰东北情况。康熙二十四年患急病去世，年仅三十一岁。
最近更新 东岳行宫碑记 | 2019-04-06 22:39更新
佚名 | 经学史及小学类 | 已完结 0.97 万字 | 0推荐 | 1566点击
《易传》是一部战国时期解说和发挥《易经》的论文集，其学说本于孔子，具体成于孔子后学之手。《易传》共７种１０篇，它们是《彖传》上下篇、《象传》上下篇、《文言传》、《系辞传》上下角、《说卦传》、《序卦传》和《杂卦传》。自汉代起，它们又被称为“十翼”。
《系辞》是今本《易传》的第４种，它总论《易经》大义，是今本《易传》７种中思想水平最高的作品。《系辞》解释了卦爻辞的意义及卦象爻位，所用的方法有取义说、取象说、爻位说；又论述了揲著求卦的过程，用数学方法解释了《周易》筮法和卦画的产生和形成。《系辞》认为《周易》是一部讲圣人之道的典籍，它有４种圣人之道：一是察言，二是观变，三是制器，四才是卜占。《周易》是忧患之书，是道德教训之书，读《易》要于优患中提高道德境界，以此作为化凶为吉的手段。
对《易经》的基本原理，《系辞》进行了创造性的阐述和发挥，他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奇偶二数、阴阳二爻、乾坤两卦、八经卦、六十四卦，都由一阴一阳构成，没有阴阳对立，就没有《周易》。它把中国古代早已有之的阴阳观念，发展成为一个系统的世界观，用阴阳、乾坤、刚柔的对立统一来解释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的一切变化。它特别强调了宇宙变化生生不已的性质，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又提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发挥了“物极必反”的思想，强调提出了“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它认为“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肯定了变革的重要意义，主张自强不息，通过变革以完成功业。同时，它又以“保合太和”为最高的理想目标，继承了中国传统的重视和谐的思想。《系辞》肯定了“《易》与天地准”，以为《周易》及其筮法出于对自然现象的模写，其根源在于自然界；同时也含有夸大《周易》筮法功能的成分，认为易卦包罗万象，囊括了一切变化法则。它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家，四家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将以箸求卦的过程理论化，实际涵含着宇宙生成论，对后来的思想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读《易传》，较好的古注本是孔颖达的《周易正义》，收在《十三经注疏》中，今人徐志锐《周易大传新注》齐鲁书社，１９８６年版，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年，都是较好的参考书。重点读《系辞》上下篇。
最近更新 易经·杂卦传 | 2019-04-05 15:10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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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仪礼》、《礼记》，合称三礼。《周礼》又称《周官》，讲官制和政治制度。《仪礼》记述有关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礼仪制度。《礼记》则是一部秦汉以前儒家有关各种礼仪制度的论著选集，其中既有礼仪制度的记述，又有关于礼的理论及其伦理道德、学术思想的论述。这里，仅就有关《仪礼》一书的一些问题作一些简要的说明。
《仪礼》的篇数与作者今《十三经注疏》本《仪礼》，共十七篇，目次如下：
士冠礼第一士昏礼第二士相见礼第三乡饮酒礼第四乡射礼第五燕礼第六大射礼第七聘礼第八公食大夫礼第九觐礼第十丧服第十一士丧礼第十二既夕礼第十三士虞礼第十四特牲馈食礼第十五少牢馈食礼第十六有司彻第十七这个次序，为汉刘向《别录》所列。据文献记载，汉武帝时，在孔壁中发现《古礼》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与汉初经生所传十七篇《仪礼》相同，但多出三十九篇。此三十九篇礼文久佚，学者称之为《逸礼》。由此便产生一个问题：十七篇《仪礼》是不是一个残本。一种观点据此认为，十七篇《仪礼》是一部残缺不完之书。另一种观点正与此相反，认为十七篇《仪礼》并非一不完全的残本，而是一部完备的著作。清人邵懿辰《礼经通论》对此有很详细的论证。《礼记。昏义》说：“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此礼之大体也。
观今本《仪礼》十七篇，《昏义》所说作为“礼之大体”的上述八项内容，皆完整无缺。另外，《礼记》中有很多篇是直接解释《仪礼》的。
《礼记》有《冠义》释《士冠礼》；有《昏义》释《士昏礼》；有《问丧》释《士丧礼》；有《祭义》、《祭统》释《郊特牲》、《少牢馈食礼》、《有司彻》；有《乡饮酒义》释《乡饮酒礼》；有《射义》释《乡射礼》、《大射礼》；有《燕义》释《燕礼》；有《聘义》释《聘礼》；有《朝事》（《大戴礼记》）释《觐礼》；有《丧服四制》释《丧服》，都不出《仪礼》十七篇之外。由此可见，今本《仪礼》，应该说是一部体系和内容完备的著作。邵懿辰认为，“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礼记。礼器》），古来之礼，不止此十七篇，亦不止《汉书。艺文》
最近更新 有司第十七 | 2019-04-05 13:37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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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仪礼》、《礼记》，合称三礼。《周礼》又称《周官》，讲官制和政治制度。《仪礼》记述有关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礼仪制度。《礼记》则是一部秦汉以前儒家有关各种礼仪制度的论著选集，其中既有礼仪制度的记述，又有关于礼的理论及其伦理道德、学术思想的论述。这里，仅就有关《仪礼》一书的一些问题作一些简要的说明。
《仪礼》的篇数与作者今《十三经注疏》本《仪礼》，共十七篇，目次如下：
士冠礼第一士昏礼第二士相见礼第三乡饮酒礼第四乡射礼第五燕礼第六大射礼第七聘礼第八公食大夫礼第九觐礼第十丧服第十一士丧礼第十二既夕礼第十三士虞礼第十四特牲馈食礼第十五少牢馈食礼第十六有司彻第十七这个次序，为汉刘向《别录》所列。据文献记载，汉武帝时，在孔壁中发现《古礼》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与汉初经生所传十七篇《仪礼》相同，但多出三十九篇。此三十九篇礼文久佚，学者称之为《逸礼》。
由此便产生一个问题：十七篇《仪礼》是不是一个残本。一种观点据此认为，十七篇《仪礼》是一部残缺不完之书。另一种观点正与此相反，认为十七篇《仪礼》并非一不完全的残本，而是一部完备的著作。清人邵懿辰《礼经通论》对此有很详细的论证。《礼记。昏义》说：“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此礼之大体也。
观今本《仪礼》十七篇，《昏义》所说作为“礼之大体”的上述八项内容，皆完整无缺。另外，《礼记》中有很多篇是直接解释《仪礼》的。
《礼记》有《冠义》释《士冠礼》；有《昏义》释《士昏礼》；有《问丧》释《士丧礼》；有《祭义》、《祭统》释《郊特牲》、《少牢馈食礼》、《有司彻》；有《乡饮酒义》释《乡饮酒礼》；有《射义》释《乡射礼》、《大射礼》；有《燕义》释《燕礼》；有《聘义》释《聘礼》；有《朝事》（《大戴礼记》）释《觐礼》；有《丧服四制》释《丧服》，都不出《仪礼》十七篇之外。由此可见，今本《仪礼》，应该说是一部体系和内容完备的著作。邵懿辰认为，“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礼记。礼器》），古来之礼，不止此十七篇，亦不止《汉书。艺文》
最近更新 冬官考工记第六 | 2019-04-05 13:37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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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仪礼》、《礼记》，合称三礼。《周礼》又称《周官》，讲官制和政治制度。《仪礼》记述有关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礼仪制度。《礼记》则是一部秦汉以前儒家有关各种礼仪制度的论著选集，其中既有礼仪制度的记述，又有关于礼的理论及其伦理道德、学术思想的论述。这里，仅就有关《仪礼》一书的一些问题作一些简要的说明。
《仪礼》的篇数与作者今《十三经注疏》本《仪礼》，共十七篇，目次如下：
士冠礼第一士昏礼第二士相见礼第三乡饮酒礼第四乡射礼第五燕礼第六大射礼第七聘礼第八公食大夫礼第九觐礼第十丧服第十一士丧礼第十二既夕礼第十三士虞礼第十四特牲馈食礼第十五少牢馈食礼第十六有司彻第十七这个次序，为汉刘向《别录》所列。据文献记载，汉武帝时，在孔壁中发现《古礼》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与汉初经生所传十七篇《仪礼》相同，但多出三十九篇。此三十九篇礼文久佚，学者称之为《逸礼》。
由此便产生一个问题：十七篇《仪礼》是不是一个残本。一种观点据此认为，十七篇《仪礼》是一部残缺不完之书。另一种观点正与此相反，认为十七篇《仪礼》并非一不完全的残本，而是一部完备的著作。清人邵懿辰《礼经通论》对此有很详细的论证。《礼记。昏义》说：“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此礼之大体也。
观今本《仪礼》十七篇，《昏义》所说作为“礼之大体”的上述八项内容，皆完整无缺。另外，《礼记》中有很多篇是直接解释《仪礼》的。
《礼记》有《冠义》释《士冠礼》；有《昏义》释《士昏礼》；有《问丧》释《士丧礼》；有《祭义》、《祭统》释《郊特牲》、《少牢馈食礼》、《有司彻》；有《乡饮酒义》释《乡饮酒礼》；有《射义》释《乡射礼》、《大射礼》；有《燕义》释《燕礼》；有《聘义》释《聘礼》；有《朝事》（《大戴礼记》）释《觐礼》；有《丧服四制》释《丧服》，都不出《仪礼》十七篇之外。由此可见，今本《仪礼》，应该说是一部体系和内容完备的著作。邵懿辰认为，“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礼记。礼器》），古来之礼，不止此十七篇，亦不止《汉书。艺文》
最近更新 丧服四制第四十九 | 2019-04-05 13:37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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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约成书于3000年前的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最早时它被称为《书》，到了汉代被叫做《尚书》，意思是“上古之书”。汉代以后，《尚书》成为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所以又叫做《书经》。这部书的写作和编辑年代、作者已很难确定，但在汉代以前就已又了定本。据说孔子曾经编纂过《尚书》，而不少人认为这个说法不可靠。 《尚书》所记载的历史，上起传说中的尧虞舜时代，下至东周(春秋中期)，历史约1500多年。它的基本内容是古代帝王的文告和军臣谈话记录，由此可以推断作者很可能是史官。《尚书》作为我国最早的政事史料汇编，记载了虞、夏商、周的许多重要史实，真实的 反映了 这一历史时期的天文、地理、哲学思想、教育、刑法和典章制度等，对后世产生过重要影响，是我们了解古代社会的珍贵史料。
《尚书》用散文写成，按朝代编排，分成《虞书》、《夏书》、《商书》和《周书》。它大致有四种体式：一是“典”，主要记载当时的典章制度；二是“训诰”，包括君臣之间、大臣之间的谈话和祭神的祷告辞；三是“誓”，记录了君王和诸侯的誓众辞；四是“命”，记载了帝王任命官员、赏赐诸侯的册命。《尚书》使用的语言、词汇比较古老，因而较难读懂。
流传至今的《尚书》包括《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两部分。《今文尚书》共二十八篇，《古文尚书》共二十五篇。从唐代以来，人们把《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混编在一起后来经过明、清两代的一些学者考证、辨析，确认相传由汉代孔安国传下来的二十五篇《古文尚书》和孔安国写的《尚书传》是伪造的因此被称为《伪古文尚书》和《尚书伪孔传》。这个问题在学术界已成为定论。 现存二十八篇《今文尚书》传说是秦、汉之际的博士伏生传下来的，用当时的文字写成，所以叫做《今文尚书》(《古文尚》用古代文字写成)。其中《虞夏书》四篇，《商书》五篇，《周书》十九篇。我们选录的是《今文尚书》，不包括书《古文尚书》。原文主要依据清代阮元校订的《十三经注疏》注释和译文广泛参考了研究《尚书》的各种专著。
最近更新 周书·秦誓 | 2019-04-05 13:37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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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约在公元前六世纪中叶编纂成书，据说是由儒家创始人孔子编定的。它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作品三百零五篇，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都因音乐得名。“风”是地方乐调，收录当时十五国的民歌；“雅”分大、小雅，多为贵族所作的乐章；“颂”是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
附：《诗经》的特色和影响
======================== 《诗经》的特色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诗经》是以抒情诗为主流的。除了《大雅》中的史诗和《小雅》、《国风》中的个别篇章外，《诗经》中几乎完全是抒情诗。而且，从诗歌艺术的成熟程度来看，抒情诗所达到的水准，也明显高于叙事诗。而与《诗经》大体属于同时代的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却完全是叙事诗。正如荷马史诗奠定了西方文学以叙事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诗经》也奠定了中国文学以抒情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以后的中国诗歌，大都是抒情诗；而且，以抒情诗为主的诗歌，又成为中国文学的主要样式。
第二，《诗经》中的诗歌，除了极少数几篇，完全是反映现实的人间世界和日常生活、日常经验。在这里，几乎不存在凭借幻想而虚构出的超越于人间世界之上的神话世界，不存在诸神和英雄们的特异形象和特异经历（这正是荷马史诗的基本素材），有的是关于政治风波、春耕秋获、男女情爱的悲欢哀乐。后来的中国诗歌乃至其他文学样式，其内容也是以日常性、现实性为基本特征；日常生活、日常事件、日常人物，总是文学的中心素材。 第三，与上述第二项相联系，《诗经》在总体上，具有显著的政治与道德色彩。无论是主要产生于社会上层的大、小《雅》，还是主要产生于民间的《国风》，都有相当数量的诗歌，密切联系时事政治，批判统治者的举措失当和道德败坏。其意义虽主要在于要求维护合理合度的统治，给予人民以较为宽松、可以维持生存的条件，但这对于社会的发展，当然是有价值的。关心社会政治与道德，敢于对统治阶层中的腐败现象提出批判，应该说是《诗经》的优秀之处。但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看。正像我们在前一节中举例分析的那样，这一种批评完全是站在社会公认原则的立场上的，在根本上起着维护现有秩序的稳定的作用，而不能不抑制个人的欲望与自由。就以《相鼠》一诗来说，它可能是批评统治者荒淫无度的生活，也可能是批评对“礼仪”的具有进步意义的破坏行为。不管作者的原意如何，诗对于这两种现象都是适用的。要说《诗经》这一特点对后世的影响，首先要说明：《诗经》的政治性和道德性，在后世经过曲解而被强化了。本来不是直接反映政治与道德问题的诗，包括众多的爱情诗，在汉代的《毛诗序》中，也一律被解释为对政治、道德或“美”（赞颂）或“刺”（批评）的作品。因而，一部《诗经》，变成了儒家的道德教科书。后代诗人继承《诗经》关注社会政治与道德的特色，同样应该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提倡这一特色，可以纠正文学过分趋向游戏和唯美倾向，发扬文学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如果不适当地过分强调这一点，也必然妨害文学的多样化发展，抑制情感的自由表达。
第四，《诗经》的抒情诗，在表现个人感情时，总体上比较克制因而显得平和。看起来，像《巷伯》批评“谗人”，《相鼠》批评无礼仪者，态度是很激烈的。但这种例子不仅很少，而且并不能说是纯粹的“个人感情”，因为作者是在维护社会原则，背倚集体力量对少数“坏人”提出斥责。像《雨无正》、《十月之交》、《正月》等，因所批评的对象是多数人，则已显得畏惧不安。至于表现个人的失意、从军中的厌战思乡之情，乃至男女爱情，一般没有强烈的悲愤和强烈的欢乐。由此带来必然的结果是：《诗经》的抒情较常见的是忧伤的感情。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中国后代的诗歌，也是以抒情——抒忧伤之情较为普遍。克制的感情，尤其忧伤的感情，是十分微妙的。它不像强烈的悲愤和强烈的欢乐喷涌而出，一泄无余，而是委婉曲折，波澜起伏。由此，形成了《诗经》在抒情表现方面显得细致、隽永的特点。这一特点，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后来的诗歌。另外需要说到，尽管《诗经》的抒情一般比较平和，却依然是真挚而动人的，而且也并非没有明朗欢快、天趣盎然之作。后代儒家把《诗经》中的所有作品都说成是因政治和道德目的而作的，并不能抹杀那些抒情之作——尤其是爱情诗对人们的感染力。因此，在封建专制时代，当文学道德化倾向、说教倾向变得过度严重时，诗人们也会打出《诗经》的权威旗号，要求给感情以应有的、至少是适度的承认。明代诗人何景明的《明月篇序》就是一例。汤显祖的《牡丹亭》中，深闺小姐杜丽娘诵读《关雎》而产生对于爱情的渴望，又是一例。 以上主要从内容、思想倾向、抒情特点等诸方面论述了《诗经》的几个重要特色。这些特色对中国后代文学的影响都很深远。下面再从语言形式、表现手法等方面简略介绍一下《诗经》的特色，这些方面的影响，情况各有不同。
《诗经》的基本句式是四言，间或杂有二言直至九言的各种句式。但杂言句式所占比例很低。只有个别诗是以杂言为主的，如《伐檀》。以四言句为主干，可以由此推想当时演唱《诗经》的音乐旋律，是比较平稳和比较简单的。至汉代以后，四言诗虽断断续续一直有人写，但已不再是一种重要的诗型了。反而在辞赋、颂、赞、诔、箴、铭等特殊的韵文文体中，运用得很普遍。 《诗经》常常采用叠章的形式，即重复的几章间，意义和字面都只有少量改变，造成一唱三叹的效果。这是歌谣的一种特点，可以借此强化感情的抒发，所以在《国风》和《小雅》的民歌中使用最普遍，《颂》和《大雅》，以及《小雅》的政治诗中几乎没有。典型的例子，如《周南·芣芑》：采采芣芑，薄言采之。采采芣芑，薄言有之。采采芣芑，薄言掇之。采采芣芑，薄言捋之。采采芣芑，薄言袺之。采采芣芑，薄言襭之。全篇三章十二句，只变动了六个动词，不但写出采摘的过程，而且通过不断重复的韵律，表现出生动活泼的气氛，似乎有一种合唱、轮唱的味道。清人方玉润说：“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旷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忽断忽续。”（《〈诗经〉原始》）这么说也许多了一些想象，但叠徽章重句的美感，确是很动人的。四言诗衰微后，这种形式也被捐弃，只能偶一见之。倒是在现代歌曲中，又常看到这种情况。这说不上“影响”，却有古今相通之理。 作为歌谣，为了获得声韵上的美感，《诗经》中大量使用双声、叠韵、叠字的语汇。在古汉语的规则中，这类词汇大抵是形容词性质，所以也有助于表达曲折幽隐的感情，描绘清新美丽的自然。如《诗经》首篇的《关雎》，“关关”（叠字）形容水鸟叫声，“窈窕”（叠韵）表现淑女的美丽，“参差”（双声）描绘水草的状态，“辗转”（叠韵）刻画因相思而不能入眠的情状，既有和谐的声音，也有生动的形象。
《诗经》里大量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加强了作品的形象性，获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所谓“赋”，用朱熹《诗集传》的解释，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这包括一般陈述和铺排陈述两种情况。大体在《国风》中，除《七月》等个别例子，用铺排陈述的较少；大、小《雅》中，尤其是史诗，铺陈的场面较多。汉代辞赋的基本特征就是大量铺陈。虽然从《诗经》到汉赋还间隔许多环节，但说其原始的因素源于《诗经》，也未尝不可。“比”，用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都是《诗经》中用“比”的佳例。“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诗经》中的“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就像秦风的《晨风》，开头“鴥彼晨风，郁彼北林”，与下文“未见君子，忧心钦钦”云云，很难发现彼此间的意义联系。虽然就这实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时代悬隔才不可理解，但这种情况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现代的歌谣中，仍可看到这样的“兴”。进一步，“兴”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但正因为“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又如《桃夭》一诗，开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出了春天桃花开放时的美丽氛围，可以说是写实之笔，但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说这是在烘托结婚时的热烈气氛。由于“兴”是这样一种微妙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手法，后代喜欢诗歌的含蓄委婉韵致的诗人，对此也就特别有兴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陈出新，不一而足，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味道。
总而言之，《诗经》是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一个光辉的起点。它从多方面表现了那个时代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反映了各个阶层人们的喜怒哀乐，以其清醒的现实性，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早期诗歌，开辟了中国诗歌的独特道路。虽然，由于特殊的社会生存条件，《诗经》缺乏浪漫的幻想，缺乏飞扬的个性自由精神，但在那个古老的时代，它是无愧于人类文明的，值得我们骄傲的。
最近更新 商颂 | 2019-04-05 13:36更新
佚名 | 十三经 | 已完结 4.35 万字 | 0推荐 | 1149点击
周者，周人也；易者，变易，简易，不易也，周人所作之《易》也。《周易》，乃群经之首。古代占筮之书及其解说，后被列入儒家经典。《周易》包括《经》、《传》两部分。《经》有时成为《易经》或《古经》，是在专门从事卜筮的巫史们长期经验和记录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传》是战国时人对《经》的解释说明，又称《易传》。《易经》部分分六十四卦，《易传》分为七种十篇，汉代学者称之为“十翼”，“翼”即副翼经文之意。
古代典籍，夏曰《连山》、商曰《归藏》、周曰《周易》。
《周易》是中国哲学思想的渊薮[注1] ，奠定了中国哲学的一些基本范畴，如“阴阳”，对中国人影响功莫大焉。至今，上至鸿儒硕学，皓首穷经；下至街头卜者，研读谋生，无不奉为圭臬，浅人浅解之，深人深究之，也算是十三经中最深奥、最神秘的书了。所以，作为中国人，不可以不读《周易》！
最近更新 周易 - 杂卦 | 2019-04-05 13:36更新
佚名 | 十三经 | 已完结 2.94 万字 | 0推荐 | 1188点击
郭璞，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西晋咸宁二年(公元267年)生；东晋太宁二年(公元324年)卒。博物学。
郭璞博学多才，一生不仅写了许多优美的文学作品，而且做了大量的注解古籍工作，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他所注解的古籍有《山海经》、《穆天子传》、《尔雅》、《楚辞》、《三苍》和《方言》等等。这些古籍中，都包含有丰富的动植物知识。郭璞对这些古代典籍，尤其是《尔雅》的注解，对中国古代动植物学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
《尔雅》是中国古代最早一部解释语词的著作。它大约是秦汉间的学者，缀缉春秋战国秦汉诸书旧文，递相增益而成的。全书19篇，其中最后7篇分别是：《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和《释畜》。这7篇不仅著录了590多种动植物及其名称，而且还根据它们的形态特征，纳入一定的分类系统中。《尔雅》保存了中国古代早期的丰富的生物学知识，是后人学习和研究动植物的重要著作。据史书记载，东汉初，窦攸由于“能据《尔雅》辨豹鼠”，所以汉光武帝奖赏给他百匹帛，并要群臣子弟，跟从窦攸学习《尔雅》。郭璞更是把《尔雅》视为学习和研究动植物，了解大自然的入门书。他说：“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莫近于《尔雅》。”但是，《尔雅》成书较早，文字古朴，加上长期辗转流传，文字难免脱落有误，早在汉代就已经有不少内容，不易被人看懂。因此，在郭璞之前已经有犍为文学、刘歆、樊光、李巡、孙炎等人，为《尔雅》作注。郭璞从小就对《尔雅》感兴趣。他认为旧注“犹未详备，并多纷谬，有所漏略”，于是“缀集异闻，会粹旧说，考方国之语，采谣俗之志”，并参考樊光、孙炎等旧注，对《尔雅》作了新的注解。
郭璞研究和注解《尔雅》历时18年之久，对《尔雅》所载之动物和植物进行了许多研究。首先他以晋代通行，或当时某地方言的动植物名称，解释古老的动植物名称。例如，《尔雅·释鸟》载：“◆鸠，◆◆”，郭璞注曰：“今之布谷也。江东呼为获谷。”《尔雅·释木》：“◆，山◆。”郭璞注曰：“今之山楸也。”这类注解，从表面上看似乎很简单，只是以名词解释名词。而实际上却不那么容易，它需要丰富的训诂知识和实际经验。另外，这类注解虽然只是名词解释名词，但实际上它是将古老的动植物名称和当时为一般群众所认识的动植物联系起来，从而使古老的名称具有以当代一定实物为基础的含义。例如，《尔雅·释虫》中有“国貉，虫◆”的记载。如果不看注解，人们很难理解“国貉虫◆”的含义。郭璞注云：“◆”，“今呼蛹虫”，并引证《广雅》云：“土蛹，◆虫也。”所谓蛹虫，就是指寄生于蚕蛹体内的蚕蛆蝇幼虫。郭璞的注解，将古老的“国貉”、“虫◆”等动物名称和当时养蚕生产上广泛存在的蚕蛆蝇幼虫联系起来。郭璞《注》中，经常出现“今言”、“俗言”、“今江东”等提法，仅《释草》中就出现50多次，这说明郭璞对《尔雅》的研究，是与现实紧密相联的。由于能由今通古，所以他的注解，无形中复活了许多古老动植物名称。
郭璞丰富和发展了《尔雅》对各种动植物的具体描述。郭璞是山西人，因战乱逃至江南，并经常往来于长江中下游，所以他对许多地方的动植物，都有所了解。他注解《尔雅》，不仅引经据典，解释各种动物和植物的通名和别名，而且根据自己从实际中获得的知识，对多种动物或植物的形态、生态特征，进行了具体的描述。例如鲟鱼，《尔雅·释鱼》仅记其名为“◆”，无它释。但郭璞则作了进一步的描述：“◆，大鱼，似◆而短鼻，口在颌下，体有邪形甲，无鳞，肉黄，大者长二、三丈，今江东呼为黄鱼。”这里郭璞很逼真地描述了鲟鱼的形态特征。《尔雅·释虫》“◆，啮桑”，郭注云：“啮桑，似天牛，长角，体有白点，喜啮桑树，作孔入其中，江东呼为啮发。”这里将桑树害虫桑天牛的形态和习性作了描述。又如对《尔雅·释木》中提到的“白◆”(即扁核木)，郭璞《注》云：“◆，小木，丛生，有刺。实如耳◆，紫赤，可啖。”对“活◆”(即通脱木)郭璞《注》说：此“草生江南，高丈许，大叶，茎中有瓤，正白”。这些描述，虽然还很粗糙，但它不仅大大发展了《尔雅》的分类描述，而且对后来的动植物分类研究，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郭璞开创了动植物分类研究的图示法。据《尔雅注·序》记载，郭璞不仅为《尔雅》作文字注解，还为《尔雅》注音、作图。《隋书·经籍志》记载有“《尔雅图》十卷，郭璞撰”。可见大概在梁代，人们还看到有郭璞所作的《尔雅图》。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尔雅音图》，乃是清代嘉庆六年(1801)影宋绘图重摹的刊本，它或许就是源于郭璞所为之《尔雅图》。当然，即使如此，经过长期辗转重摹和翻刻，现在的《尔雅音图》也不可能还是原来《尔雅图》的原貌。但是现在看到的《尔雅音图》的情况表明，凡是郭璞有注解的动植物都有图。相反，凡是虽为《尔雅》所著录，但因郭璞暂时不识，而未作注解的动植物则无图。这说明图完全是配合文字注解而作的。因此《尔雅注》所解释的动植物，不仅有简要的文字描述，而且配有实物图像，实为动植物志的雏形。这是我国动植物分类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
在生物学史上，郭璞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由于他的研究和注解，使《尔雅》所包含的分类思想不仅得以保存，而且使得原来难读的《尔雅》，也成为能够读懂和能够利用的书。《尔雅注》成为历代研究本草的重要参考书。著名的《证类本草》一书，大量吸收了郭璞注解《尔雅》的成果。而《证类本草》又是李时珍《本草纲目》的蓝本。从郭璞以后，图文并用描述动植物的方法，也在本草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唐代以后，所有大型本草著作都配有图。
郭璞对《尔雅》中所著录的动物和植物，凡是他自己暂时还没有弄清楚的或没有听说过的，他都不强作注解，而是注明“未详”或“未闻”等字样。这说明他作学问的态度，是谦虚谨慎和实事求是的。
郭璞为注解古籍著作做了大量的工作，其《尔雅》注后来被列入《十三经注疏》。他在文学方面也颇有造诣，公元316年，他因献《南郊赋》而被任为著作佐郎，后迁尚书郎，再后为割据荆州的王敦辟为记室参军。他最后因多次谏阻王敦谋反而遭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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