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宋代城邑防御的专著。南宋初陈规、汤□撰。陈规（1072～1141）字元则，密州安丘（今属山东）人，先后任安陆令、知德安府、知顺昌府、枢密院直学士及知庐州兼淮西安抚使等职，在德安、顺昌时以善于守城闻名于世。汤□字君宝，浏阳（今属湖南）人，淳熙十四年（1187）进士，曾任德安府教授。《守城录》全书由陈规的《靖康朝野佥言后序》、《守城机要》和汤□的《建炎德安守御录》三部分组成，原各自成帙，宁宗以后合为一书，刊行于世。现存清乾隆四十年（1775）抄本及嘉庆、道光时刻本，共四卷，约17800字。该书根据攻城武器的发展和实战经验，着重阐述了守城战法的改革。它提出“善守城者”不能只守无攻，而要“守中有攻”，要注意沟通城内外道路，便利随时乘隙出击。它主张改革城门、城墙、城廓旧制，如收缩易受炮击的四方城角，拆除马面墙（城门两侧城墙上的突出部分）上的附楼，另“筑高厚墙”等。由原来的一城一壕代之以“重城重壕”的新城防体系，以增强城邑防御能力。并具体阐述了炮在守城中新的使用方法，即由配置城头变为暗设城里，由城上观察目标，纠正射向和弹着点。此书还记载了陈规于绍兴二年（1132）研制成长竹竿火枪20余支及其在守城作战中发挥的作用。这种火枪是最早的管形火器，在科技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曾诏刻《守城机要》为《德安守城录》，颁行天下，令各地守城将领效法，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
1.93 万字 | 2019-04-07 21:15更新
汉人王符的潜夫论一共有三十六篇，论理剀切详明，无所不备，全面反映了王符的思想.是一部重要的中国哲学名著。这里由清人笺注，今人校正，再现了王符原著的全貌，对其中一些疑义和错讹之处都作了谨慎的修订。 《潜夫论》是东汉进步思想家王符的论著，对东汉后期的社会政治情况作了广泛的尖锐批评。清代汪继培引证详核地作了笺注。 本书着重选收与哲学、思想史的研究关系较密切的。个别不属于子部的书如班固的白虎通义，因与哲学、思想史的研究关系较密切，也选入。
34.45 万字 | 2019-04-07 14:13更新
杨伯峻（1909～1992）语言学家。原名杨德崇，湖南省长沙市人。193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历任中学教员、冯玉祥将军研究室成员、广东中山大学讲师、湖南《民主报》社社长、湖南省政治协商会议秘书处处长、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办公室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兰州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中华书局编辑、中国语言学会理事等。他在语言文字领域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古汉语语法和虚词的研究方面以及古籍的整理和译注方面。在古汉语语法和虚词研究方面，他著有《中国文法语文通解》（商务印书馆，1936年）、《文言语法》（北京出版社，1956年）、《文言文法》（中华书局，1963年）、《文言虚词》（中华书局，1965年）、《古汉语虚词》（中华书局，1980年）、《春秋左传词典》（合作，中华书局，1985年）等。其中《中国文法语文通解》一书，重点讨论了虚词。全书共12章，把古汉语虚词与现代汉语虚词综合起来进行分类排比，旨在弄清楚虚词的历史情况，以便更好地运用现代汉语中的虚词。书中对每个虚词说明词性，分析用法，并配有丰富的例句。在材料的取舍上，书中既有上古的语言材料，也有近代和现代的材料；既包括书面语的材料，也包括口语的实例，开始接触到汉语语法的历史研究。该书促进了古代汉语语法研究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分野，成为当时的代表性作品。《文言语法》一书是另外一部古汉语语法著作。共分3编：上编先交代文言语法的含义及编写该书的目的，然后概述词法与句法；中编分别讲述各种词类，其中提出了“小品词”的概念。下编是句法的分析研究。是中学语文教学和阅读古汉语作品的一部很好的参考书。在古籍的整理、注释和译注方面，著有《列子集解》（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58年）、《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等。其中以《论语译注》一书影响最大，曾被香港、台湾翻印，日本的两所大学用做教材。该书译文明白流畅，注释重字音词义、语法规律、修辞规律、名物制度、风俗习惯等的考证，结论在集古今学者之大成的基础上颇多个人新见。这几本译注，成为古汉语教学与研究领域中不可多得的一大财富。此外，他还著有《破音考略》（《国文周刊》1948年第74期）等论文。==============================================================================书香世家的启蒙教育杨伯峻于1909年生于湖南长沙一个封建家庭，祖父以上三代单传。他是母亲的第二胎，未足月而生，生来很瘦弱，却也是长房长孙，所以祖父母对他爱护备至，生怕像孙子那样夭折。从小足不出户，由祖父亲自授读古书。读完了《诗经》，又是《左传》，还兼读吕祖谦的《东莱博议》。在插进小学三年级后，放学回到祖父书房读《左传》和《东莱博议》成了他每日的必修课，当时虽然能通育，却不解其中意。直到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取《春秋左氏传》加以温习，才渐渐懂得一些，但离理解还差很远。这个启蒙教育阶段影响了先生的一生，一为后来专攻《左传》定了位。推翻了章士钊的观点杨伯峻随叔杨树达——著名的语言文学家学习，1931年还拜在黄侃先生门下。两位先辈给了他独立思考的好习惯，一日得《刘申叔遗书》，其中有关《左传》的文字相当多。先生读罢有很多感受：一、“刘师培之为人虽不可取，但《左传》之熟，读书之多，却使我十分羡慕。无怪于章炳麟能捐弃前嫌，要营救他，说是为中国留一读书种子。”二、章士钊在《文史》发表的关于《黄帝魂》的文章不可信。文章提到：作者与刘申叔相交时不见他很用功，他家累世以习《左传》有名。申叔的有关《左传》文字可能是抄袭他父、祖辈以至曾祖的遗稿。当时，杨伯峻正细读刘文淇等三代所著的《左传旧注疏让》，又研读了刘申叔的有关《左传》文章，推翻了章士钊的观点。他认为：“刘申叔一则承袭家学，二则天资聪敏过人，所以虽然只活三十六岁，便著作等身，而于《左传》尤为精熟，能发挥自己的独见”，于是得出结论：申叔的治《左传》，超过祖辈、父辈甚至刘文淇，其文章当然不可能是抄袭而来。难能可贵的是，他在章士钊当面直陈其观点。博览群书 著书立论杨伯峻博览群书，既读那些只图赚钱、丝毫无学术价值的书，如《左传白话解》，又尽力搜集有关《左传》的材料，取其精华。清朝人对“经书”多有整理本，但《春秋左传》除礼记式的书外，都不尽如人意。刘文淇的《旧注疏证》就没写完。而《左传》为春秋史书，在所有“经书”中文学价值最高。先生如是想，于是决心整理这部著作。但它在《十三经》中分量最大，“非全力以赴不可”。有了这样的准备，先生开始在《左传》的天空中自由翱翔，汲取各类营养。熟读《左传》，大体理解《春秋经》和《左氏传》的撰写体例是首要工作。然后访求各种版本，诸如阮元作《校勘记》采取的版本，杨守敬在日本所见的版本，又得到金泽文库本。三者互相校勘，并参考类书与唐宋以前文史哲各类书籍的引文，取条补短，作为定本；又广阅经史百家之书，《春秋》、《左传》、《三礼》、《公羊》等书必读。尤其用《史记》一一和《左传》相对勘，说明两者的异同。不仅如此，先生又重温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摘录可取资料。与历史从地下所得资料作为“长编”。遗憾的是这部分在“文革”中散失了一些。后来凭记忆稍作补充，删繁就简，加上其研究成果写成初稿。对《春秋左氏传》这一重要典籍，刘文淇累代传授《左传》并且著作，故《清史稿》替他三代立传。然而用功八十年，经历三四十代，并没有写完，反到襄公五年为止，成就经孙冶让的《国礼正义》相差不可以道里计。加之《春秋左氏传》脱字、错字、衍字不少。杨伯峻先生短期内完工，与他浓厚的文化底蕴是息息相通的。在治学方面，他一般都是有目的地读书，先拟好一个题目或书名，再尽可能地搜集并研究资料，先有了腹稿，然后拟定大纲或章节，一气呵成。==============================================================================
6.65 万字 | 2019-04-07 18:48更新
《商君书》是战国时期商鞅一派法家著作的汇编，又名《商子》。商鞅（约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38年），他出身于卫国国君的远亲，名鞅，所以称卫鞅或者公孙鞅，后来因为在秦国变法有功，被封在商，所以后人一般都称他商鞅。他年轻时就喜欢法律之学，曾经在魏国相公叔痤的手下做过家臣，对李悝和吴起等人在魏国的变法情况很熟悉，在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广求贤才，商鞅于是带着《法经》到了秦国，开始在秦国变法，史称“商鞅变法”。 《汉书。艺文志》中收录了《商君书》二十九篇，现存二十四篇。其中也保留了商鞅遗著，记录了商鞅的言行，大概是战国末年商鞅学派的后人编成的。 《商君书》主要记载了商鞅的变法理论和具体措施。《开塞》篇提出了社会发展的四个阶段：“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今世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所以，在当今之世，首要的任务是生存，但要生存就必须增强国力，实行“以力服人”的“霸道”，而不能实行儒家主张的“王道”。所以商鞅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即变法要根据现在的具体情况，不能再守旧。 在具体措施上，商鞅主张：第一，加强君权，建立赏罚严明的法治制度，即“壹赏”、“壹刑”、“壹教”。“壹赏”就是赏赐只能给有功的人和积极告发犯罪的人。“壹刑”就是处罚不分等级，不照顾贵族特权，不随意赦免。商鞅总结了一条前人的教训：“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壹教”就是取消所有违背法令和不利于农战的思想言论。他鄙视诗书礼仪，还把“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说成了“六虱”，反对根据这六种情况授予官职。 第二，奖励军功，提倡耕战，取消贵族的世袭特权。商鞅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的本性，他解释说：“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逸，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所以国家就可以利用这种本性，用奖赏的方法激励百姓努力生产，作战时努力杀敌。同时，取消没有军功的贵族特权。 第三，推行法治要重视法治、信用和权势。执法要公平，要讲究信用，即使官员贵族犯罪也要处罚。为了加强君主的权势，必须尊君。 第四，治理国家要用重刑，商鞅称为“以刑去刑”。他认为“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则重者无从至矣”。即对轻罪严厉处罚，就可以杜绝犯重罪了。这种重刑思想后来被秦始皇、李斯接受，结果导致了秦的速亡。
2.58 万字 | 2019-04-07 19:26更新
晁错(前200～前154)，西汉政治家、散文家。颍川(今河南禹县)人。汉文帝时任太常掌故，奉命从伏生受今文《尚书》。后任博士、太子家令，深受太子（即景帝）的宠信，被称为“智囊”。他主张重农，又力主削弱诸王势力。景帝即位以后，晁错迁为内史，后升任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他因向景帝进《削藩策》而被藩王怨恨，是故七国借口“诛晁错，清君侧”，发动叛乱。在内外压力下，景帝将晁错斩于长安东市。其主要论文有：《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募民实塞疏》，《论贵粟疏》等等。
0.76 万字 | 2019-04-07 19:39更新
《翠微先生北征录》又称《华岳翠微先生北征录》、《翠微北征录》，宋代兵书。但是《宋史·艺文志》、省府县忐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都未著录，直到清代黄虞稷等编《宋史·艺文志补》、《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始见著录。清嘉庆五年庚申（1800年）校勘学家顾广圻在为本书写的跋文中说：此书“世鲜传者，得观于读未见书斋楮墨间，古香喷溢，三数百年物也。令人于肃然起敬中仍爱玩不忍释手。”说明本书被淹没三、四百年。此书遭此厄运大概与作者的身世有关。 该书由南宋人华岳撰。华岳，字子西，号翠微，贵池（今安徽省贵池县）人。为武学生，轻财好侠，开禧元年（1205年）上书谏止韩侂胄的北伐政策，触怒韩侂胄，被贬官下狱，放逐到建安（今福建建瓯）。韩侂胄攻金兵败求和，被宋朝廷诛杀。华岳得以被释放，登嘉定武科第一名，为殿前司官，仍郁郁不得志，又预谋去丞相史弥远，事被发觉，下临安（今杭州）牢狱，被杖死狱中。著有《翠微南征录》，为诗文集。《翠微先生北证录》为华岳被放逐期间写的富国强兵和御敌之策。它有两部分组成，一为开禧三年（1207年）上奏皇帝的“平戎十策”，前有一篇“再上皇帝书”；二为嘉定元年（1208年）上奏皇帝的“治安药石”，前有一篇奏章。 《翠微先生北证录》今存本十二卷。华岳《治安药石序》称“四总四十有一篇，分四卷。”卢氏《抱经堂志补》别集类著录为十一卷。顾广圻认为是“俗本误并其一卷。”（顾广圻跋）刘世珩认为“卢云十一卷者，专指《治安药石》言；顾云十二卷者，连《平戎十策》言。”（刘世珩光绪二十五年跋）清黄虞稷等《宋史·艺文志补·兵家类》又著录为三卷。据华岳自称《治安药石》分为四卷推知，后世分卷皆非原分次第，原分全书应为五卷。今从存世本著录为十二卷。 《平戎十策》一卷，是华岳针对南宋存在的“十弊”而提出的十条去弊兴利、富国强兵的计策。“十弊”是：一则取士而不得其实，二则招军而不尽其材，三则御骑者未得其具，四则陷骑者未有其策，五则得其地而反失其心，六则守其地而复无其备，七则恩威之不明，八则利害之不密，九则急务在财计而财计未丰，十则边计在马政而马政未备。“十策”针对这“十弊”和敌国的短长，详细论述了用人选将、人心士气、物资储备、作战方法、军马征调等军事上的重大问题。《治安药石》，是取治安不可无兵，犹膏梁不可无药石之意。作者紧密结合当世利害，对和议政策、边防要务、破敌之方、将帅修养和谋略、武器装备、敌情侦察、兵员招募、粮饷运输等进行了较详细的阐述。全书卷目如下： ●卷一 平戎十策：取士、招军、御骑、陷骑、得地、守地、恩威、利害、财计、马政。 ●卷二 治安药石序。 ●卷三 治安药石·治国大计：和议。 ●卷四 治安药石·边防要务：山水寨、屯要、捷径。 ●卷五 治安药石·破敌长技：陷骑。 ●卷六 治安药石·将帅小数：搜伏、反泄、暗认、潜易、急据、分渡、自认、就顺。 ●卷七 治安药石·器用小节：甲制、人甲制、马甲制、马军甲制、驽手甲制、弓制。 ●卷八 治安药石·器用小节：驽制、弓箭制、驽箭制、鞍制、靴制、马枪制、义枪制。 ●卷九 治安药石·采探之法：采探、侯望、聚探、关递、密辨。 ●卷十 治安药石·戒饬将帅之道：将帅轻死、将帅好战、将财相用、豪杰为问。 ●卷十一治安药石·守边待敌之策：禁涉、观衅。 ●卷十二治安药石·足兵便民之策：劝募、省运、广土、实边。 《翠微先生北证录》为抵御外侮而作，所言皆当时军事上的实际问题，比较充分地反映了作者的军事思想。他崇尚黄老道家好生恶杀之说，《司马法》“杀人安人，以战止战”之论，认为“兵本于不杀，武在于止戈。”（卷二《治安药石序》）规劝皇帝不要轻意兴兵，“臣愚欲望陛下详黄老氏好生恶杀之意，明《司马法》安人止战之方，兵不得轻举，谋不得妄发。”（卷二《治安药石序》）对于金朝是用兵还是和议，是摆在南宋文臣武将面前的一个非常现实，而且也是争论最为激烈的一个问题。从本书中可以看出，华岳的主张既不同于逞忿恃兵的主战派，也不同于放弃武力的乞和派。他认为用武力征伐不能放弃用和议这一斗争手段；而和议又要靠强大的武力作后盾，“兵争之失在于士大夫逞忿恃兵而讳言和议；和议之失在于士大夫惩已往之咎，而耻言用兵。”（卷一《平戎十策》）他不反对用兵，“四夷不庭征之可也。”（卷一《平戎十策》）但是反对内政不修，国力不足时，去与强大的敌国硬拼。所以，他认为当时南宋王朝没有金朝强大，提出以“和议”为缓兵之计，积蓄实力，等待时机，恢复中原。他特别指出：“今日之和非真怯也，今吾仁以待他日可乘之机耳；非真畏也，养吾智以俟异时可投之隙耳。”（卷一《平戎十策》）他特别重视贤才在治国御军中的作用，认为“英雄豪杰之去留，为社稷帮家之休戚。”（卷一《平戎十策》），他还公开指出，南宋兵败国弱的原因就是皇帝未得到真正的贤才，并对皇帝说：“十者之弊非有英雄豪杰之士为陛下洗而新之，则他日败亡之患盖有不可胜言矣。”（卷一《平戎十策》）针对南宋朝廷不能用贤的实际情况，提出广开贤路，提倡贤才自荐；重赏有功之人，“聚天下之材者在乎财；散天下之材者在乎财。”（卷十《将财相用》）；因材制用，“夫有技则生一材，有一材则济一用，因技以求材，因材以制用。”（卷一《平戎十策》）他特别重视人心民意，指出：“故善用兵者，必先守其心，而不失其所恃焉，斯为善守之策矣。”（卷一《平戎十策》）他认为，失掉民心，违背民意，就会激起怨恨，四面树敌。因此，他反对扰民，“夫用兵之策莫大于足兵，足兵之策莫患于扰民，扰民则心失，心失则怨起，怨起则衅生，衅生则吾舟中之人皆敌国矣。”（卷十二《省运》）为既省民力，又保证军饷，提出“兴屯田以省支费，浚水道以便转输。”（卷十二《省运》）对于将帅的要求，他既提倡轻死贱生，又反对恃勇好战。认为古有“贵死贱生”、“好死恶生”、“奋死则生，幸生则死”之说，但都是对士卒讲的。所以他提出将帅也要与士卒一样，具有视死如归的精神。同时，他又要求将帅不可一味斗勇角力，还要会斗智赛谋，懂得“不战之妙”。所以他认为“学战易，学不战难。”（卷十《将帅好战》）在作战指导方面，重视敌情侦察。他认为，“庙堂恶闻边备，将帅不买间谍”，“贼将之姓名，贼技之能否，贼势之进退，贼情之勇怯，盖殆若异世之事耳。”（卷九《采探》）这是用兵失败的重要原因。只有召募间谍，设置烽堠、递铺等侦察通信设施，及时获取情报，才能使“屯边之兵无事得以休息，有事不至窘束。”（卷九《采探》）他针对金朝善用骑兵的特点，提出了以车御骑，以驽陷骑的作战方法，具体论述了各种地形条件下的制骑战术。 《翠微先生北证录》真实地反映了南宋军事斗争的实际和军事思想的特点，弥补了《宋史·艺文志》及省府县志缺憾，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军事学术价值。
5.75 万字 | 2019-04-07 21:15更新
《陆贾新语注释》：陆贾的著作自成一家之言，不仅思想内涵内邃，而且很好地体现了秦汉散文雄伟粗壮的风格。这里的校释本综合《新语》的多种版本，参照校对，比较权威地再现了《新语》的原貌，并且择取精当可信的注解，使一般人都能读懂该名者。==============================================================================陆贾是汉高祖刘邦身边颇为著名的文臣，号称「有口辩士」。雖然在世時位不過「太中大夫」，也未被封侯，但在《史記》、《漢書》中，卻是與蕭何、韓信、叔孫通、張蒼等人並列於建立漢家制度的元勳。虽然在世时位不过「太中大夫」，也未被封侯，但在《史记》、《汉书》中，却是与萧何、韩信、叔孙通、张苍等人并列于建立汉家制度的元勋。陸賈不純然是位儒者，而是位解決問題之人。陆贾不纯然是位儒者，而是位解决问题之人。而解決問題之前，首先需要對問題本身有所認知。而解决问题之前，首先需要对问题本身有所认知。因此，在他欲討論漢家天下需要些什麼之前，便先討論文明演進的問題。因此，在他欲讨论汉家天下需要些什么之前，便先讨论文明演进的问题。陸賈在《新語．陆贾在《新语．道基》篇中，提出一個簡單的歷史進化過程，將華夏文明發展分為四個時期：道基》篇中，提出一个简单的历史进化过程，将华夏文明发展分为四个时期：首先是「先聖」時期：首先是「先圣」时期：於是先聖乃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道，長幼之序。于是先圣乃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民始开悟，知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道，长幼之序。於是百官立，王道乃生。于是百官立，王道乃生。民人食肉飲血，衣皮毛；至於神農，以為行蟲走獸，難以養民，乃求可食之物，嘗百草之實，察酸苦之味，教人食五穀。民人食肉饮血，衣皮毛；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人食五谷。天下人民，野居穴處，未有室屋，則與禽獸同域。天下人民，野居穴处，未有室屋，则与禽兽同域。於是黃帝乃伐木搆材，築作宮室，上棟下宇，以避風雨。于是黄帝乃伐木构材，筑作宫室，上栋下宇，以避风雨。民知室居食穀，而未知功力。民知室居食谷，而未知功力。於是后稷乃列封疆，畫畔界，以分土地之所宜；闢土殖穀，以用養民；種桑麻，致絲枲，以蔽形體。于是后稷乃列封疆，画畔界，以分土地之所宜；辟土殖谷，以用养民；种桑麻，致丝枲，以蔽形体。當斯之時，四瀆未通，洪水為害；禹乃決江疏河，通之四瀆，致之於海，大小相引，高下相受，百川順流，各歸其所，然後人民得去高險，處平土。当斯之时，四渎未通，洪水为害；禹乃决江疏河，通之四渎，致之于海，大小相引，高下相受，百川顺流，各归其所，然后人民得去高险，处平土。川谷交錯，風化未通，九州絕隔，未有舟車之用，以濟深致遠；於是奚仲乃橈曲為輪，因直為轅，駕馬服牛，浮舟杖楫，以代人力。川谷交错，风化未通，九州绝隔，未有舟车之用，以济深致远；于是奚仲乃桡曲为轮，因直为辕，驾马服牛，浮舟杖楫，以代人力。鑠金鏤木，分苞燒殖，以備器械，於是民知輕重，好利惡難，避勞就逸；於是皋陶乃立獄制罪，縣賞設罰，異是非，明好惡，檢奸邪，消佚亂。铄金镂木，分苞烧殖，以备器械，于是民知轻重，好利恶难，避劳就逸；于是皋陶乃立狱制罪，县赏设罚，异是非，明好恶，检奸邪，消佚乱。在「先聖」時期，聖人從天文地理當中得到「人道」的體會，再從「人道」當中衍生出「王道」的概念。在「先圣」时期，圣人从天文地理当中得到「人道」的体会，再从「人道」当中衍生出「王道」的概念。而神農、黃帝、后稷、禹、奚仲等人則是針對人民的各種需求，創造了各式各樣的生活必需品與謀\生技能，並在物質條件的進步下，有了外在規範的需求，於是皋陶便建立了刑賞制度。而神农、黄帝、后稷、禹、奚仲等人则是针对人民的各种需求，创造了各式各样的生活必需品与谋生技能，并在物质条件的进步下，有了外在规范的需求，于是皋陶便建立了刑赏制度。換言之，這時聖人所提出的「人道」與「王道」，乃是一種自然而然人際關係，而各種工具、技能，以及隨之而來的刑賞制度，則是為了解決人民生活的需求而產生。换言之，这时圣人所提出的「人道」与「王道」，乃是一种自然而然人际关系，而各种工具、技能，以及随之而来的刑赏制度，则是为了解决人民生活的需求而产生。換言之，此時期的文明發展，乃著眼於「生活需求」上，讓人類可以生活得舒適一些、安定一些。换言之，此时期的文明发展，乃著眼于「生活需求」上，让人类可以生活得舒适一些、安定一些。而後，進入「中聖」時期：而后，进入「中圣」时期：民知畏法，而無禮義；於是中聖乃設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儀，明父子之禮，君臣之義，使強不凌弱，眾不暴寡，棄貪鄙之心，興清潔之行。民知畏法，而无礼义；于是中圣乃设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仪，明父子之礼，君臣之义，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弃贪鄙之心，兴清洁之行。在「中聖」階段，開始建立人民內在的品德，以內化方式將原屬外在的人倫關係與法律約束落實於自我操持中。在「中圣」阶段，开始建立人民内在的品德，以内化方式将原属外在的人伦关系与法律约束落实于自我操持中。這時乃是透過教育來強化既有人倫關係，並有以內在自我約束取代外在法律規範的意味。这时乃是透过教育来强化既有人伦关系，并有以内在自我约束取代外在法律规范的意味。這個時期，文明的發展仍是著眼於「生活需求」，但卻是與「先聖」期的需求有著明顯的不同。这个时期，文明的发展仍是著眼于「生活需求」，但却是与「先圣」期的需求有着明显的不同。「先聖」期的需求，乃是人與自然爭的階段，多數人所擁有財富、地位條件大致相同，所需所求皆向自然求。「先圣」期的需求，乃是人与自然争的阶段，多数人所拥有财富、地位条件大致相同，所需所求皆向自然求。而刑賞制度(法律)的存在，只需降低人與人之間可能的磨擦，便能促使社會的和諧與穩定。而刑赏制度(法律)的存在，只需降低人与人之间可能的磨擦，便能促使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至於「中聖」期，由於文明的發展、謀\生技術的演進，這時已進入人與人爭的局面，社會已開始有「強」與「弱」、「眾」與「寡」的階層分化。至于「中圣」期，由于文明的发展、谋生技术的演进，这时已进入人与人争的局面，社会已开始有「强」与「弱」、「众」与「寡」的阶层分化。當人們懂得恃強與恃眾去爭時，單靠外在的刑罰制度，必難有效遏止「強凌弱」、「眾暴寡」的可能局面，因而才必需將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關係內化於人的自我操持中，建立人格與品德。当人们懂得恃强与恃众去争时，单靠外在的刑罚制度，必难有效遏止「强凌弱」、「众暴寡」的可能局面，因而才必需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内化于人的自我操持中，建立人格与品德。至「後聖」階段，則又是另一種局面：至「后圣」阶段，则又是另一种局面：禮義不行，綱紀不立，後世衰廢。礼义不行，纲纪不立，后世衰废。於是後聖乃定五經，明六藝，承天統地，窮事察微，原情立本，以緒人倫，宗諸天地，纂脩篇章，垂諸來世，被諸鳥獸，以匡衰亂。于是后圣乃定五经，明六艺，承天统地，穷事察微，原情立本，以绪人伦，宗诸天地，纂修篇章，垂诸来世，被诸鸟兽，以匡衰乱。天人合策，原道悉備，智者達其心，百工窮其巧，乃調之以管弦絲竹之音，設鐘鼓歌舞之樂，以節奢侈，正風俗，通文雅。天人合策，原道悉备，智者达其心，百工穷其巧，乃调之以管弦丝竹之音，设钟鼓歌舞之乐，以节奢侈，正风俗，通文雅。從「先聖」至「中聖」，一直都是缺什麼補什麼，若就崇古賤今者而言，那幾乎已是一個完美社會的典範。从「先圣」至「中圣」，一直都是缺什么补什么，若就崇古贱今者而言，那几乎已是一个完美社会的典范。然而，既然完美了，為什麼還會有「後聖」？然而，既然完美了，为什么还会有「后圣」？陸賈沒有明說，但就其「後聖」階段的論述來看，顯然是「中聖」的努力失敗了，無法讓「禮義」、「綱紀」確切地實踐於人民的生活當中。陆贾没有明说，但就其「后圣」阶段的论述来看，显然是「中圣」的努力失败了，无法让「礼义」、「纲纪」确切地实践于人民的生活当中。至於失敗的原因，也許就是「中聖」無法「承天統地」、「原情立本」的關係。至于失败的原因，也许就是「中圣」无法「承天统地」、「原情立本」的关系。「承天統地」是對天道的理解，「原情立本」是對人道的認識，唯有對「天道」與「人道」有所掌握，才能達到「天人合策，原道悉備」的境界。「承天统地」是对天道的理解，「原情立本」是对人道的认识，唯有对「天道」与「人道」有所掌握，才能达到「天人合策，原道悉备」的境界。然而，陸賈終究不是個崇古論者，他並不認為「後聖」之後，一切便進入完美狀態，這是由於文明是無時無刻不在進步的，不論是誰當家作主，都有著需面對的時代問題：然而，陆贾终究不是个崇古论者，他并不认为「后圣」之后，一切便进入完美状态，这是由于文明是无时无刻不在进步的，不论是谁当家作主，都有着需面对的时代问题：後世淫邪，增之以鄭、衛之音，民棄本趨末，技巧橫出，用意各殊，則加雕文刻鏤，傅致膠漆丹青、玄黃琦瑋之色，以窮耳目之好，極工匠之巧。后世淫邪，增之以郑、卫之音，民弃本趋末，技巧横出，用意各殊，则加雕文刻镂，傅致胶漆丹青、玄黄琦玮之色，以穷耳目之好，极工匠之巧。夫驢騾駱駝，犀象玳瑁，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水藏，擇地而居，潔清明朗，潤澤而濡，磨而不磷，涅而不淄，天氣所生，神靈所治，幽閒清淨，與神浮沈，莫不效力為用，盡情為器。夫驴骡骆驼，犀象玳瑁，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水藏，择地而居，洁清明朗，润泽而濡，磨而不磷，涅而不淄，天气所生，神灵所治，幽闲清净，与神浮沉，莫不效力为用，尽情为器。故曰，聖人成之，所以能統物通變，治情性，顯仁義也。故曰，圣人成之，所以能统物通变，治情性，显仁义也。這個部份，陸賈談的是一個社會風氣的問題。这个部份，陆贾谈的是一个社会风气的问题。由於物質文明的進步，人類的生活愈來愈趨淫邪。由于物质文明的进步，人类的生活愈来愈趋淫邪。這種被老子說成「五色令人目盲」的負面狀態，卻未讓陸賈片面地否定物質文明，而是把所有可供玩樂的器物，都視為上天給予人類的美好之物。这种被老子说成「五色令人目盲」的负面状态，却未让陆贾片面地否定物质文明，而是把所有可供玩乐的器物，都视为上天给予人类的美好之物。這些外在物質雖有迷惑人心的能力，但只要能夠「統物通變」，役物而不役於物，自然就不會被這些器物所迷惑，進一步還可以「治情性，顯仁義」，發揮外在物質的正面功能。这些外在物质虽有迷惑人心的能力，但只要能够「统物通变」，役物而不役于物，自然就不会被这些器物所迷惑，进一步还可以「治情性，显仁义」，发挥外在物质的正面功能。有不少學者談及陸賈的文明史觀時，認為他把人類社會的文明發展判定為「先聖」、「中聖」、「後聖」三期。有不少学者谈及陆贾的文明史观时，认为他把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判定为「先圣」、「中圣」、「后圣」三期。這當然是正確的，不過，陸賈終究是個現實的「有口辯士」，而非學者、儒生。这当然是正确的，不过，陆贾终究是个现实的「有口辩士」，而非学者、儒生。他所做的分期，實是為了鋪陳接下來的「現在」，而非對古代文明發展有多大的興趣。他所做的分期，实是为了铺陈接下来的「现在」，而非对古代文明发展有多大的兴趣。而「統物通變」之說，正是為了突顯漢初之人(特別是劉邦)的努力空間，強調人類的自由意志。而「统物通变」之说，正是为了突显汉初之人(特别是刘邦)的努力空间，强调人类的自由意志。若不能於此處有所掌握，便容易陷於「法先王」與「法後王」的儒、法之爭。若不能于此处有所掌握，便容易陷于「法先王」与「法后王」的儒、法之争。或言陸賈為外儒內法之學者、戰國縱橫之餘緒；或言陸賈之言卑之無甚高論，純為草莽皇帝劉邦的啟蒙教科書。或言陆贾为外儒内法之学者、战国纵横之余绪；或言陆贾之言卑之无甚高论，纯为草莽皇帝刘邦的启蒙教科书。兩說均有所偏，難以體認陸賈之用心矣。两说均有所偏，难以体认陆贾之用心矣。附記：網路上的文章，本不該摘引如許多之原文。附记：网路上的文章，本不该摘引如许多之原文。只是陆贾《新语》并不属于常见国学经典，读过之人少之又少因而将〈道基〉一节关乎文明发展分期之说原文几近全引，以利讨论之进行。
16.69 万字 | 2019-04-07 14:13更新
《黄帝阴符经》又称《阴符经》。旧题黄帝撰。学者都认为是后人伪托，有人说是战国时的苏秦，有人说是北魏的寇谦之，也有人说是唐朝的李荃；成书年代也莫衷一是，暂时都无法取得比较统一的意见。 《阴符经》的名称，根据唐朝李荃的理解，“阴者暗也，符者合也。天机暗合于行事之机，故称阴符。” 它和中国古代许多哲学性的著作一样（例如《道德经》、《易经》），各家对经书内容的理解各不一致，有人认为是兵书；有人认为是道家著作；有人认为是道教炼养之书；有人认为是儒家著作。
0.06 万字 | 2019-04-07 18:06更新
《孙子兵法》共１３篇，是现存我国最早的一部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兵书。作者孙武，春秋末期齐国人，生卒年不详。他受吴王阖闾重用，在吴国为将，辅助吴治军强国，为吴王的霸业作出了贡献。 《孙子兵法》的内容，包括对战争、军队的基本问题的论述和战略、策略、作战原则、方法等。它深刻地指出了战争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提出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个基本因素是政治、天时、地利、将帅、法制，而首要的是政治因素；它提出许多杰出的命题，如“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等，许多问题上反映了战争的一般规律，不仅为中国历代兵家所重视，也为各国军事家所重视。不少国家的军校把它列为教材，１９９１年海湾战争期间，交战双方都曾研究《孙子兵法》，借鉴其军事思想以指导战争。 《孙子兵法》对战争问题的论述，也包含了许多有价值的哲学思想。书中所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和“因敌而制胜”，认为必须全面了解敌我双方全部情况，才能取得战争胜利，要求在战前对敌我双方影响战争胜负的诸种因素作全面的了解和比较，以预测战争的胜负，体现了朴素唯物论的倾向。 《孙子兵法》中又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书中探讨了与战争有关的一系列矛盾的对立和转化，如敌我、主客、众寡、强弱、攻守、进退、胜败、奇正、虚实、勇怯、劳逸、动静、迂直、利患、死生等等。《孙子兵法》特别重视这些对立面转化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战争胜负不仅取决于客观的形势，还取决于战争的主观指导是否正确。一方面，它说“胜可知，而不可为”，认为胜利可以预见，但不能凭主观愿望去取得。另一方面又说“胜可为也。”认为只要研究敌我双方的情况，据此正确决定自己的行动，发挥自己的实力，避免自己的被动，并且利用敌人的弱点造成敌人的被动，就可以为胜利创造条件。《孙子兵法》正是在研究战争中种种矛盾及其转化条件的基础上提出其战争的战略和战术。《孙于兵法》论战争问题中体现的辩证思想，是我国古代辩证思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辩证思维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孙子兵法》中的哲学思想不仅适用于军事，而且也受到各方面的广泛注意，被运用于其它许多领域；一些现代企业家，也把《孙子兵法》中的辩证思想、军事谋略运用于企业经营和商战中去。《孙子兵法》一书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兵书的范围。 读《孙子兵法》可读郭化若的《孙于今译》，其中可重点读上卷《计篇》、《作战篇》，中卷《势篇》、《虚实篇》。==============================================================================始计第一 作战第二 谋攻第三 军形第四 兵势第五 虚实第六 军争第七 九变第八 行军第九 地形第十 九地第十一 火攻第十二 用间第十三
0.82 万字 | 2019-04-07 21:15更新
春秋战国时期，风云际会，既出现了一些所谓的“乱臣贼子”，也诞生了诸多影响深远的文化巨人，庄子乃其中之一。作为战国时期思想文化领域内的一颗璀璨的巨星，庄子及其所著《庄子》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对象。 《庄子》一书犹如一泓池水，可供众多的学者和《庄子》追随者畅游于其间。《庄子》一书同先秦诸子百家作品一样，不是庄子一人所作，而是庄子学派著作总集，其中有的出自庄子手笔，有的是其弟子根据庄子的日常谈话整理而成，还有的是庄子的后学所撰写。 《庄子》一书以其怪诞神异的人物形象、变幻莫测的故事情节、恣肆汪洋的行文风格和浑然天成的艺术境界，赢得了无数文人雅士的交口称赞，可以说，《庄子》是中国古代浪漫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br》《庄子》是继《老子》之后体现道家学说的一部极其重要的作品。现今通行的《庄子》一书，是晋代郭象的注本，分为“内篇”、“外篇”、“杂篇”三部分。其中“内篇”七篇，“外篇”九篇，“杂篇”八篇，共三十三篇。从思想内容和文章风格等方面来看，“内篇”主要是庄子本人之作，而“外篇”和“杂篇”则多出自庄周弟子或其后学之手。
8.92 万字 | 2019-04-07 18:52更新
《庄子》是庄子学派的著述总集，道家的重要典籍。现存《庄子》共３３篇，分内篇、外篇、杂篇。一般认为内篇是庄子所作，外篇、杂篇是庄周弟子及后学所作。 庄子名周，战国中期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曾做过管漆园的小吏。他追求精神自由，视名利地位如粪土腐鼠。齐王慕名曾派使臣携重金聘他为相，庄周回答，宁愿在脏水沟里自由嬉戏，不愿受当权者的羁绊，拒绝了聘请。 庄周也以“道”为宇宙的根本，认为道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是万物存在、变化的根本和依据。他提出万物一体的思想，认为宇宙万物都是一气之化，虽千姿百态各不相同，却又同是气聚所成，同为一体。从此出发，他认为大小、寿夭、生死、是非……等等的差别都是相对的，从万物一体的观点来看，这一切区别都失去了意义。 庄子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不满，描述那时的社会“福轻于羽，祸重于地”，“仅免于刑”。所以他厌恶世俗生活，追求摆脱世俗羁绊的精神自由；他理想中的圣人、真人，是吸风饮露、游于天地之正气，不受任何羁绊，无所依赖于旁人，逍遥自由的人；他追求一种超凡脱俗，不为任何是非、好恶、喜怒、哀乐“内伤其身”，使人的自然天性能自由发展的境界；对于一班孜孜于世俗名利的人，他讥之为麻雀与蝉，不识鲲鹏的广阔天地和宏大志愿；他把生死看作有如春夏秋冬的转换，纯属自然，不知悦生，不知恶死，甚至认为死是摆脱了世俗烦恼而“反其真”，在妻子死后“鼓盆而歌”；为达到这种理想境界，他提出“心斋”、“坐忘”等修养方法。 庄子的思想包含着深刻的智慧，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他提出的万物一体的思想，是对世界认识的一个进步；只靠辩论，依据主观标准无法判断是非的思想和世界无限而个人的认识能力有限，无法尽知世界的思想，提出了认识领域的两个根本问题。虽然他还没有能正确回答这些问题，还有片面性，甚至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但提出的问题却是深刻的。庄子的人生哲学，虽偏于消极，对于人们身处乱世和逆境困境时消解烦恼，求心理平衡，也不失其意义和作用，可以作为积极有为的人生观的补充。 《庄子》书多用寓言来说明哲理，文字优美，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读此书，对于提高文学修养亦会有所裨益。 读《庄子》，初读可用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古注本可读清人郭庆藩《庄子集释》和王先谦《庄子集解》。可以先读内篇及《秋水》、《至乐》、《山木》、《知北游》等篇。《庄子》末篇《天下》，对当时百家争鸣的形势及各家学说作了评介，是了解、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一篇重要思想资料，可特别予以往意
8.24 万字 | 2019-04-07 18:06更新
《知言》是南宋学者胡宏(1105—1161)的主要学术著作。现存的《知言》包括两部分，一为《知言》的正本，一为南宋学者朱熹辑录的《胡子知言疑义》。按照明代学者程敏政《胡子知言跋》的记载及现存各种版本《知言》的内容，可见《胡子知言疑义》所摘引的胡宏语录，皆不复见于《知言》正本，而这些被朱熹删节并多加非难的见解、正是胡宏哲学、教育思想中最具特色的内容。 《知言》全书采用随笔札记的形式，辑录了胡宏历年讲学的言论，体例近似于《论语》，但行文中很少有师生问答的对话，多为胡宏一人的语录。该书是胡宏教育思想最完整、系统的记录，也记存了胡宏的政治、哲学、伦理、史学等观点，是研究胡宏学术教育思想的主要依据。 胡宏，字仁仲，福建崇安(福建省西北部)人，学者尊称为五峰先生，是南宋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胡宏出身于名门，家学渊源深厚。其父胡安国是南宋著名的经学家、教育家，与二程高足弟子游酢、谢良佐、杨时等学界名流交往密切，并为南宋治《春秋》学者之宗，所著《春秋传》，被宋高宗赞为“深得圣人之旨”， 明初又被立为学官。胡宏的兄弟胡寅、胡宁及堂兄弟胡宪、胡实，也均为南宋有名的学者。南宋号为“东南三贤”的朱熹、吕祖谦和张拭，均曾求学于胡氏兄弟，朱熹、吕祖谦曾为胡宪的学生，张拭为胡宏的高足弟子，而朱熹的父亲朱松，又与胡寅有师生之谊。可见，胡氏之学在南宋学术教育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其思想观点虽与理学关联深厚，但自以《春秋》标立门户，注重经世致用，多论经史大义，强学力行，志于廉济时艰，独创湖湘学统。 胡宏在胡氏诸子中学识最优，“伟抱卓识，自许尤为不偶”。 他幼承庭训，“至于弱冠，有游学四方、访求历世名公遗迹之志”。年15，便自撰《论语说》，从其父胡安国习伊、洛之学，编《程氏雅言》，再从胡安国学习《通鉴举要》，为编《皇王大纪》一书奠定了基础。20岁时入京师太学，师事程门高足杨时；靖康元年(1126)，于荆门拜程门弟子侯师圣为师。故其学术渊薮，改以胡氏家学为底蕴，又兼得程氏理学之正传，这种学术风格既体现了南宋湖湘学派的基本特色，又成为贯穿于《知言》一书的思想宗旨，并在《知言》中得到集中的表现。南宋初年，胡宏曾荫补右承务郎，因不愿与权臣秦桧为伍，隐居衡山，致力于学术研究，游学讲道于衡山之下二十余年，曾担任过岳麓书院山长，执教于碧泉书院、道山书院等处，湘、湖之士多求学于其门，终仰其为一代师表，高足弟子有张拭、杨大异、彪居正、吴翌、孙蒙正、赵孟、赵棠、方畴、向语等人。明人彭时则称胡氏父子“俱为大儒，遂启新安朱氏(熹)、东莱吕氏(祖谦)、南轩张氏(拭)之传，而道学益盛以显”。 《知言》是胡氏湖湘学派学术教育思想的集大成之作，书中阐述的一系列观点，系统地表明了湖湘学派的思想宗旨，标志着湖湘学派思想理论体系的成熟与定型。因此，历代学者多视胡宏与其父胡安国为湖湘学派的主要代表。胡宏的学生张拭评价《知言》：“其言约，其义精，诚道学之枢要，制治之蓍龟也”。 朱熹也称“湖湘学者崇尚胡子《知言》。” 宋代学者吴儆《题五峰先生知言卷末》则高度评价《知言》一书，“凡后学之自伊洛者皆知，敬信服行，如洙泗之有孔氏”。 清代学者全祖望也有一段相关的议论：“绍兴诸儒所造，莫出五峰之上。其所作《知言》，东莱以为过于《正蒙》，卒开湖湘之学统。” 上述诸儒言论肯定了《知言》三点：第一，胡宏及其《知言》在两宋理学思想的传播与发展中，发挥过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第二，在一部分学者看来：《知言》一书在宋代学术思想领域中的地位，超过了张载的代表著作《正蒙》。第三，《知言》一书是南宋湖湘学派的经典著作。 有关《知言》的成书及版本流传情况，据张栻《胡子知言序》称：为胡宏“平日之所自著”，吴儆《题五峰先生知言卷末》记：“某受此书于南轩先生，谨诿诸同志汪伯虞锓木，以广其传”。 这是有关《知言》刻板成书的最早记载，但《知言》一书诸篇篇首皆有“胡子曰”字样，且在刻本之前已是“传于世，实甚久”， 可见此书抄本流布较多，刻本书稿也经过胡宏门人的整理，但目前已无法断定参预整理书稿者的姓氏。 宋刻的《知言》版本今已失佚。据宋代学者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及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胡子知言》一卷可知：最早的宋刻本《知言》不分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儒家类》记：“自元以来，其书不甚行于世，明程敏政始得旧本于吴中，后坊贾遂有刊版。然明人传刻古书，好意为竄乱，此本亦为妄人强立篇名，颠倒次序，字句舛谬，全失其真。惟《永乐大典》所载尚属宋刊原本，首尾完备，条理釐然”。除《永乐大典》所载的宋刊原本《知言》外，程敏政所得吴中刻本今已不见，但从清道光三十年(1850)的粤雅堂重刻本可知：程刻本已经分卷，其他的明清刻本如：明嘉靖五年正心书院刻本、明《诸子萃览》本、明吴中坊刻本、《子书百家》本、《格致丛书》本、复性书院本、《百子全书》本等，均分类，并有附录，可见多为经过明儒修订后的版本辗转刻印。 中华书局1987年将原是单本的《知言》与胡宏的另一部文集《五峰集》合为一书，校点出版，取名《胡宏集》。点校本《知言》，以清代《粤雅堂丛书》的清道光三十年刻本为底本，以明代正心书院嘉靖五年刊本为主要校本，并参校了《子书百家》本、《百子全书》本、民国二十九年复性书院校刊本，但未参及尚能反映宋刊原貌的《四库全书》本。中华书局的点校本《知言》，保留了明儒强立的章名，但已取消分为六卷的格式。全书总约3万字，章目采用《论语》的体例，取章首的文义或字样立为标题，共15章：《天命》、《修身》、《阴阳》、《好恶》、《往来》、《仲尼》、《文王》、《事物》、《纷华》、《一气》、《义理》、《大学》、《复义》、《汉文》、《中原》。 《知言》一书所包含的教育思想及相关的论述，大体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论“仁学” “仁学”是胡宏教育思想的主要基点之一。作为一位教育家和哲学家，仁的含义在胡宏的理论体系中并不局限于教育和伦理的范围，而是具有更广泛而深刻的哲学意义。胡宏讨论“仁学”的思路，是首先赋予“仁学”以哲学本体上的意义，然后以此为依据，引发出一系列有关社会教育、道德修养及人伦方面的问题。这种思维的方式正反映了宋替代学家普遍的思维模式，这也是胡宏虽然也多标新立异，并不完全苟同理学家之言，但仍得到朱熹，张栻等理学大师的极力推崇，并被视为“道学之枢要”的缘故。 “仁学”作为一个古老的概念，并非胡宏所创。胡宏的“仁学”思想也非妄发己臆，而是泛观经史、博采众长，取精用宏、折衷裁削的结果，其本源皆有所自。这一点也正为胡氏湖湘学派注重取鉴经史、康济时用的学术特色提供了验证，也是湖湘学统深得东莱吕氏学派标榜的主要原因。 在胡宏看来，仁学的历史本源和思想本源均始自孔子，并是孔门教学的中心点。在《知言·大学》（以下凡引《知言》均省去书名，只引章名）中，他指出：“夫学于圣门者，皆以仁为本”。在《求仁说》中指出：“《论语》一书，大抵皆求仁之方也。” 既然“仁”的价值如此广大，那么，如何为“仁”确定界说，就成为至关重要的前提。 首先，胡宏从宇宙本体论的高度论述“仁”的哲学意义。他先后为“仁”确定了如下的界说：“仁者，心之道乎（《天命》）”；“仁者，天地之心也（《天命》）”；“仁者，道之生也（《修身》）”；“道者，体用之总名。仁，其体；义，其用”。（《阴阳》）。“仁者，人所以肖天地之机要也（《纷华》）”。 理解上述界说，需要说明两点：一是“心”的含义。在胡宏的哲学体系中，所谓的“心”并非一种纯粹主观的意念，而是一种包含双重属性的哲学范畴：第一，“心”是外部事物在人的主观意识中的客观反映。《大学》：“人心应万物，如水照万物”。《好恶》：“有是心则有知，无是心则无知”。第二，心是一种超越人的个体思维及其存在的客观先验的理念形态，是万物运行变化所遵循的先天性规则，同时也在客观事物后天的运行过程中得到集中的体现。《往来》：“性譬诸水乎，则心犹水之下”。朱熹《胡子知言疑义》引胡宏论“心”的言论：“心也者，知天地，宰万物，以成性者也”。“心无不在，本天道变化，为世俗酬酢，参天地，备万物。” 由此推见：胡宏是一位二元论者，他为“心”下的第一界义，承认外部事物的客观存在，指出“心”是对客观事物的真实反映，阐述的是“人心”的范畴。但他把“人心”看作是认知的对象，而不是认知的手段或思维活动过程本身，是反映外部事物本质属性的客观真理，因而也是一种永恒的范畴：“心无生死”（《胡子知言疑义》）。他为“心”下的第二界义，阐明的是“天地之心”的含义，这是一种先验论的哲学范畴，反映了胡宏客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二是“道”的含义。胡宏所言的“道”，与“天地之心”实际为同一概念，仍然是指万事万物的客观属性及其变化运行过程所遵循的先天性规则。《往来》：“中者，道之体也；和者，道之用。中和变化，万物各正性命而纯备者，人也，性之极也”。“备万物，参天地，谓之正道”。《天命》：“道充乎身，塞乎天地，而拘乎躯者不见其大；存乎饮食男女之事，而溺于流者不知其精”。《修身》：“道之有物，犹风之有动，犹水之有流也，夫孰能闲之？故离物求道者，妄而已矣!”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胡宏所谓的“道”，虽非人的主观意念，但先于外部事物而存在，并包容了外部事物的本体及其运行过程，因而被称为 “体用之总名”（《阴阳》）。另一方面，“道”虽是一种先验的范畴，而物质也被看作是“道”的存在形态，是后于“道”而出现的，但“道”不能脱离“物”孤立存在，“道”贯穿在万事万物之中，只有即物求道、即物求真，才能获得对客观事物属性的正确认识，才能获得对“道”的真实体认。否则，离物求道，就不可能得到客观、真实、正确的知识。 明确了“道”与“心”的含义，进一步阐明“仁学”的范畴，就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仁包含了伦理学的意义，但已不限于此，而是具备了宇宙本体论的哲学意义，体现了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及其自然运行的规律及过程本身。所谓“仁”为“道体”，“仁”为“天地之心”，“仁”为“道之生”，即是此意。第二，仁具有客观事物在人的主观意识中真实再现的内含，也就是所谓“仁者，人所以肖天地之机要”的旨意。这一点，说明“仁”与前述的“人心”也是旨意相同的。第三，仁的范围无限广大，是贯穿于宇宙万物、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一切事物的准则，但这一准则并非固定僵死的东西，而是在生生不息、变化万端的事物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生动特征。《修身》：“仁无定用”、“时无穷，事万变。惟仁者为能处之，不失其道而有成功”。也就是说无论经受任何千变万化的考验，都能不违背天道，就是体现了仁的宗旨。 就此而论，胡宏所谓的孔门施教以仁为本，就是指理解事物的基本原理，并在实践中力行、体验、深化。他进而阐述了仁学在教育方面的主要意义：第一，仁为大学之本，诸如子游、子夏问孝，孔子学不厌、教不倦，孟子承先圣，周旋而不舍，均是“久于仁”、“志于仁”的体现。第二，“仁”反映了各种事物千差万变的属性，因而也表现了人与人各自不同的特征，所以，孔子因材施教，也有季路之仁、公西华之仁、冉有之仁的差别。 胡宏有关“仁”的界说，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程颢《识仁篇》的思想，他进而把学习过程概括为“识仁”的过程，也直接体现了《识仁篇》的思想宗旨。胡宏认为：第一，“仁”虽然是先天存在的“道体”，但“仁”体现在现实的事物之中，只有通过后天的学习，才能够“知仁”；“人虽备天道，必学然后识，习然后能，能然后用”(《好恶》)。第二，“仁”既为道体，与天地之心相通，道体为性，“其用为心”(《胡子知言疑义》)，循天理为顺命知性，故“仁”与性理也是相通的。因此，尽心知性就可谓“识仁”：“循天之理，所以求尽其心也。”(《天命》)“务尽其心之谓大仁”(《修身》)。“穷理尽性以成吾仁”、“人尽其心，则可与言仁矣”(《纷华》)。第三，仁包含着一种普遍的爱心，这种爱心在胡宏看来，正是贯通于天地万物之中的一种生息造化之功，胡宏的这一见解实际上是表彰了张载《西铭》之说。这一点也标明了胡宏想要培养的“与天地同其道”的圣人所具备的特征：“仁者无不爱也，故以斯文为己任，理万物而与天地参矣”《(纷华)》。胡宏还以“仁”的标准，要求并规范帝王之政，他认为仁为立身立国之本，帝王以仁治国，不仅要“富民”，更要“爱民”，而“爱民”的主要标志就是“教民”(《文王》)。他说：“仁智合一，然后君子之学成。”(《天命》)“士选于庠序，政令行乎世臣，学校起于乡行，财出于九赋，兵起于乡遂，然后政行乎百姓，而仁覆天下”(《天命》)。这里不难看出，胡宏在治理国家方面推崇“仁学”，正为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提供了理论依据。第四，仁学并非脱离实际的洞空原理，而是“切切于世”、“周乎万物”(《天命》)，因此，“仁之道，非便儇矫厉，耳剽口诵之所可得，必刚毅笃实，主忠行恕，而后可至”(《五峰集．邵州学记》)。胡宏进而指出“识仁”的学习途径：开阔胸怀和眼界，廓然大观，解其胶固，骞然高举，拔于卑陋；潜心于孑乙子文章，期得夫子之道于文章之表；尚志不自弃，力行于仁，亲师求性初；崇师问道，取友资器利，相观而善；自反修身，守身以仁，情欲之妨于义理者消忘之，气质之戾于中和者矫正之；无须臾不敬，无毫忽自欺，慎独自省。如此，方可谓“下学于己而上达于天，然后仁可言矣”。 综上可见：在胡宏的教育观念中，“仁学”是其阐述一系列教育问题的基本宗旨和出发点。 （二）论人性与教育 胡宏对“人性”的理解，在宋儒中是独具一格的。他不同意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否认人性有善恶，并因此被朱熹斥为“举物而遗则”。 胡宏也没有像二程和张载那样，把“性”划分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并且把情、欲看作是性的表现形式，把性看作是气与物的主宰。胡宏在《知言》中，给“性”下了如下界义： 第一，性是一种先验的理念化的绝对观念，先于事物而存在，又贯穿流行于客观事物之中，是事物的本体和变化运行的动力，与所谓的“道体”、“天命”、“天理”、“天地之心”是同一范畴。《胡子知官疑义》：“非圣人能名道也，有是道则有是名也。圣人指明其体日性，指明其旧日心；性不能不动，动则心矣”。“天命之谓性，性，天下之大本也”。《复义》：“天命之谓性，流行发见于日用之间”。“气有性，故其运不息”。《义理》：“义理，群生之性也。”“夫理，天命也；义，人心也”。第二，性虽为万物的本体，万物包含在性的范畴之中，但“性”并非只是一种单一的本原，而是千差万异的不同物质和事物的各自属性，事物之间的差异也是由其本质属性的差异造成的。《汉文》：“性之所以不一，物之所以万殊也。万物之性，动殖、小大，高下，各有分焉。”《一气》：“万物皆性所有也。”“大哉性乎!万理具焉，天地由此而立焉矣”。《往来》：“万物万事，性之质也”。《修身》： “性外无物，物外无性”。第三，欲在性中，二者的关系是同体而异用。《胡子知言疑义》：“好恶，性也。小人好恶以已，君子好恶以道。察乎此，则天理人欲可知”。在胡宏看来：性的内含十分广大，“善恶吉凶百行俱载”， 善恶不足以言之，情欲不能排除在外，无论是圣人，还是凡人同样都有情欲，二者的区别不在是否有情欲，而在于情欲是否合于“道”，是否符合常理。他指出：“凡天命所有而众人有之者，圣人皆有之。人以情为有累也，圣人不去情；人以才为累也，圣人不病才；人以欲为不善也，圣人不绝欲”。 二者的区别就在于“圣人发而中节，而众人不中节也”。 由此出发，胡宏进一步阐述与人性直接相关的教育问题：第一，教育的目的不在于“存天理，灭人欲”，而在于使人的情欲所发合于天道自然。因此，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顺万物之性、成万物之性。《大学》：“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之学，立天地之经、成万物之性”。《汉文》：“圣人顺万物之性，惇五典，庸五礼，章五服，用五刑，贤愚有别，亲疏有伦，贵贱有序，高下有等，轻重有权，体万物而昭明之，各当其用，一物不遗，圣人之教可谓至矣”。在这里，胡宏把封建社会的纲常伦理及等级制度，都看作是天道自然的表现，所谓的“顺性”、“成性”，也是为了维护并理顺封建社会上下有差、尊卑有序的专制秩序，培养学生做恭顺的臣民。第二，怎样才能达“成性”、“顺性”的目的呢？胡宏说：“顺秉彝，穷物则，谓之正教”(《往来》)。就是说：学生要在日常生活中处处循守封建的纲常伦理规范，也就是所谓的“守身以仁”，同时要广泛地读书、学习，了解各种事物的属性。《大学》：“致知在格物，物不格，则知不至”。《复义》：“天命之谓性，流行发见于日用之间……欲发而中节，与天地相似也，难也哉!求免斯弊者，舍讲学其可乎？”《义理》：“人之生也，良知良能根于无，拘于己，泂于事，诱于物，故无所不用学也。学必习，习必熟，熟必久，久则天，天则神”。《纷华》：“心穷其理，则可与言性矣”。胡宏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只有通过后天的学习，穷尽物理，才能够达到“成性”、“顺性”的境界。既肯定了后天学习的重要性，又强调了对于周围事物的实际观察与体认，但胡宏既已承认天理道体与人心相通，心知天地，宰万物，因而他更注重对心体的自我体认，并否认外部感性知识的可靠性，认为：“彼夫随众人耳目闻见而知者，君子不谓之知也”（《大学》）。他所强调的格物致知，仍然包含着浓厚的主观唯心色彩。 （三）论道德修养 《知官》有关道德修养的一系列论述，是以其“仁学”及心性沦的观点为依据的。 由于《知言》肯定合理的情欲是人性自然的表现。因而道德修养的目的不在于“绝欲”，而在于“寡欲”和“清欲”。《知言》既肯定性理与情欲是同一个范畴，又指出二者矛盾统一的关系。《往来》：“性譬诸水乎，则心犹水之下，情犹水之澜，欲犹水之波浪。”《纷华》：“人欲盛，则于天理昏”。《义理》：“物欲不行，则志气清明而应变无失”。《修身》：“修身以寡欲为要”《纷华》：“穷理寡欲，交相发者矣”。胡宏在这里明确地阐明了道德修养的两个主题：其一：修身寡欲与“穷理”的道德认识过程是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其二，修身寡欲是要排抑那种违反常理的“物欲”，这种“物欲”是过分地追求物质享受和功名利禄。胡宏把宋代的科举词藻之学都归入“物欲”之中，并进而强调：道德修养必须摆脱科举利禄的干扰，才能够正常进行，因此在提倡教育以修身明伦为本的宗旨后，必须明确地指出科举利禄之学的危害性。对此，胡宏在《邵州学记》所做的论述，可谓是《知言》上述思想的注脚：“夫为是学者，非教士子美食逸居，从事词藻，幸觊名第，盖将使之修身也。……若徒掇拾章句，驰骛为文采，藉之取富贵，缘饰以儒雅，汲汲计升沉，领光景以快情遂欲，夸妻妾而耀乡里者，是吾弃我经天纬地，建三才，备万物，至大至妙，不貲之身于一物之小也”。 《知言》还从三个方面论述道德修养的具体方法：第一，自反责己。《天命》：“自反则裕，责人则蔽。君子不临事而恕己，然后有自反之功。自反者，修身之本也”。“从人反躬者，鲜不为君子；任己盖非者，鲜不为小人”。《文王》：“以反求诸己为要法，以言人不善为至戒”。第二，改过致知。《事物》：“行之失于前者，可以改之于后；事之失于今者，可以修之于来。……虽强力之人，改过不惮，其如过之不穷何？是以《大学》之方在致其知。知至，然后意诚，意诚，则过不期寡而自寡矣”。“事之误，非过也，或未得驭事之道焉耳。心之惑，乃过也。心过难改，能改心过，则无过矣”。从这些言论可以推见：《知言》所讲的“改过”，是就澄明或端正“心体”而言的，“致知”则如胡宏多次强调的“尽心知性”、“格物致知”，这种修养的功夫正体现了程颢主张在人性内部澄清本源的思想宗旨，同时，致知的功夫也就是正心诚意的过程。改过致知，也就是在反求自责的过程中不断深化道德认识的过程。第三，谨言慎行。《知言》对于这类问题的理解，既注重在现实生活中少犯错误，使道德更加完善，又考虑到人际关系中的各种因素，同时也视之为道德实践的基本功夫之一。《文王》：“以言人不善为至戒”。“行谨，则能坚其志；言谨，则能崇其德”。《中原》：“学，即行也，非礼，勿视听言动。学也，行之也，行之行之而又行之。习之不已，理与神会，能无悦乎！学，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 除上述各个方面之外，《知言》在谈到教育内容时。主张“学欲博，不欲杂，守欲约，不欲陋”（《仲尼》），他认为：《易》、《书》、《诗》、《春秋》及所有的孔孟之书，皆为圣人之道，有补于治道，但尤其表彰《春秋》之学，认为《春秋》与《易》包容了“经伦之业”，可以起到“一目全牛，万隙开”的作用（《汉文》），并反复强调：“天理人欲，莫明辨于《春秋》。圣人教人清人欲，复天理，莫深切于《春秋》”（《一气》）。这样就把《春秋》推到了儒家学说的中心地位，并视之为道德教育、知识教育的核心教材，这一点也标榜了胡氏湖湘学派的学业专长 ============================================================================== 知言，五峰胡先生之所著也。先生諱宏，字仁仲，文定公之季子也。自幼志於大道，嘗見楊中立先生於京師，又從侯师圣先生於荆门，而卒傅文定公之學。优悠南山之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力行所知，親切至到，析太極精微之蘊，窮皇王制作之端，综事理论一原，貫古今於一息，指人欲之偏以見天理之全，即形而下者而發無聲無臭之妙。使學者驗端倪之不远，而造高深之無極。體用該備，可舉而行。晚歲嘗被召旨，不幸寢疾，不克造朝而卒。 是书乃其平日之所自著。其言约，其義精，诚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蓍龜也。然先生之意，每自以為未足，逮其疾革，猶時有所更定，蓋未及脱稿而已啟手足矣。
3.21 万字 | 2019-09-25 15:48更新
《小儿语》，明代吕得胜所撰。吕得胜，河南宁陵人，字近溪，生活在嘉靖时。他很关心儿童的教育工作，主张儿童有知识时，就要进行正确教育。当时民间流传一些儿歌，如“盘却盘”、“东屋点灯西屋亮”之类，他认为这些儿歌对儿童固然无害，但对品德修养以及后来的发展也没有什么好处。于是他编写新的儿歌，用来代替旧的儿歌，是以成此书。 此书语言浅近，人人明白。用四言、六言、杂言（字数不得等）的语言形式，宣传一些做人的道理，其中有消极的成份，也有每个人应该具有的良好品德。 此书问世以来，很受欢迎，比较普遍的流行于民间，所以影响很大。
0.08 万字 | 2019-04-07 14:06更新
（旧题）黄石公●上略●中略●下略==============================================================================《三略》也叫《黄石公三略》，传说是汉初黄石公(又称圯上老人)所著，传授给张良的。《史记·留侯世家》有“张良尝闲步游下邳，有一老父……出一编书曰：‘读此书则为王者师……’旦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的记载。但据《汉书·艺文志》说：“汉兴，张良、韩信序次(整理)兵法，几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至于孝成(汉成帝)命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班固、班昭根据这些写成《汉书’艺文志·兵家》，其中并无《三略》一书著录。查《汉书》成书于东汉和帝(公元89—105)年间。可见在东汉中叶以前并没有《三略》这个书名。东汉末年建安年间，陈琳(?一217年)在《武军赋》中始提到“……三略六韬之术”。魏明帝时，李康《运命论》始有“张良受黄石公 之符，诵《三略》”之说。东晋末年(公元400—417年)，李暠为西凉公，征刘{日丙}为儒林祭酒从事郎中，刘{日丙}，曾注《黄石公三略》流行于 世(见《北史》三十四卷，魏书五十二卷)。《隋书·经籍志》始著录《黄石公三略》三卷，。题下邳神人撰。书中自称“《三略》为衰世作” (见《下略》)。因此《三略》的成书时间大约在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 《三略》一书杂采儒家的仁、义、礼；法家的权、术、势；墨家的尚贤；道家的重柔；甚至还有谶讳之说。全书讲政治策略手段较多，而直接讲军事的反而较少。
0.53 万字 | 2019-04-07 21:15更新
《宋高僧传》，或作《大宋高僧传》，三十卷，宋代释赞宁等撰。 赞宁俗姓高，吴兴郡德清县（今浙江省德清县）人。后梁贞明五年（919）生，后唐天成间（926～929）在杭州祥符寺出家，清泰初年（934）入天台山受具足戒。通南山律，有“律虎”之称。任两浙僧统，吴越国王授以“明义宗文大师”的称号。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吴越降宋，宁随钱俶来到汴京。宋太宗在滋福殿召对，授予紫衣，赐“通慧大师”号。六年（981）任右街副僧录。七年（982）奉令修《大宋高僧传》，乃请命回杭州编纂，到端拱元年（988）完成。淳化元年（990）又奉令编《三教圣贤事迹》，宁担任其中的佛教部分，撰成《鹫岭圣贤录》五十卷。二年（991）任史馆编修，咸平元年（998）任右街僧录，次年迁左街僧录。咸平四年（1001，一说咸平五年）入寂，年八十三岁。撰佛教著作共一百五十二卷，一般著作四十九卷。 宋代开创以来，一变后周王朝对待佛教的限制政策，于是雕大藏经，设译经院，普度僧尼，营建寺字。太宗还注意到佛门中的高贤景行的人物和事迹要加以编纂（见卷首批答），特命赞宁担负这个任务。赞宁在杭州与弟子显忠、智轮等从事编撰，历时将近七年，撰成本书三十卷，受到太宗的奖励，令僧录司编入大藏。到至道二年（996），赞宁又修理重治，补进去一些材料（见后序），始成定本。 作者为编纂本书，广泛地采摭了各方面的资料。他上太宗表文中曾说：“遐求事迹，博采碑文”；自序中也说：“或案诔铭，或征志记，或问輶轩之使者，或询耆旧之先民。”而以采自碑文塔铭的为最多，就现在的碑版文字来对照，还可以看出其中采撷的痕迹，如《道因传》（卷二）是据李俨撰的碑文（见《金石萃编》卷五十四），端甫、宗密传（卷六）是据裴休撰的碑文（见《唐文粹》卷六十二，《金石萃编》卷一百十四），惟宽（卷十）、上恒、神湊（卷十六）、寂然传（卷二十七）是据白居易撰的碑铭（见《白氏长庆集》卷四十一、六十八）。这些传中都曾经提到某某人为他撰碑或铭，这就等于注明了出处。另外有的虽没有说明出处，实际也是从碑铭中来，如《玄素传》（卷九）是据李华撰的《润州鹤林寺故径山大师碑铭》（见《唐文粹编》卷六十四）、《道光传》（卷十四）是据皎然撰的《唐杭州华严寺大律师塔铭》（《皎然集》卷八），似此者还很多。此外，如《知玄传》（卷六）引用僧彻撰的传，《怀素传》（卷十四）引用如净撰的传，《鉴真传》（卷十四）引用思托撰的《东征传》，又如羲寂（卷七）、德韶（卷十三）、王罗汉（卷二十二）等，或是赞宁的同学，或是赞宁曾经撰过塔铭，这些传也就是参照赞宁自己的原作写的。再如法翫（卷九）、志鸿（卷十五）、允文（卷十六）、《道育传》（卷二十三），则是经过赞宁亲身采访写成的。另外，作者还根据了一些唐人的著作，虽没有注明，但仔细考察还不难复按，如不空（卷一）、一行（卷五）、难陀、义师（卷二十）、智灯（卷二十四）、守素、法正、惟恭、会宗、道荫（卷二十五）等传，都是据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及《续集》；明瓒（卷十九）、圆观（卷二十）等传，都是据袁郊的《甘泽谣》；搜集方面之广，由此可见。 本传分《译经》、《义解》、《习禅》、《明律》、《护法》、《感通》、《遗身》、《读诵》、《兴福》、《杂科》十篇，每篇之末有论，均与《续高僧传》相同。但在有些人的传末又附以系曰，来申明作者的宗旨，或者自为问答，来解释某一疑难，则是前传所无。 本传著录自刘宋到宋初十个朝代的高僧，正传得五百三十一人，见于附传的一百二十五人。
30.45 万字 | 2019-04-07 14:29更新
《增广资文》又名《昔时贤文》、《古今贤文》。书名最早见之于明代万历年间的戏曲《牡丹亭》，据此可推知此书最迟写成于万历年间。后来，经过明、清两代文人的不断增补，才改成现在这个模样，称《增广昔时贤文》，通称《增广贤文》。作者一直未见任何书载，只知道清代同治年间儒生周希陶曾进行过重订，很可能是民间创作的结晶。 《增广贤文》以有韵的谚语和文献佳句选编而成，其内容十分广泛，从礼仪道德。典章制度到风物典故、天文地理，几乎无所不含，但中心是讲人生哲学、处世之道。其中一些谚语、俗语反映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勤劳朴实、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如“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寅”，“一饭一粥，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等；许多关于社会、人生方面的内容，经过人世沧桑的千锤百炼，成为警世喻人的格言，如“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乐不可极，乐极生悲’等；一些谚语、俗语总结了千百年来人们同自然斗争的经验，成为简明生动哲理式的科学知识，如“近水知鱼性，近山知鸟音”，“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早逢春”等。
0.78 万字 | 2019-04-07 14:00更新
荀悦（148－209），字仲豫，河南许昌人。 《后汉书》说他：「年十二，能说春秋」。汉灵帝时宦官当道，有志节的知识分子都隐居了，荀悦也隐居起来。汉献帝时，曹操当政，荀悦和他从弟苟或，还有孔融等「侍讲禁中，旦夕谈论」。虽想施展抱负，但谋无所用，乃做《申鉴》五篇。其思想主旨，一方面是反对迷信惑众，一方面是反对土地私有，他对刑罚的立论，是主张「统法」，提出「罚妄行，则恶不惩」说法，不失为一种进步的法律观念。
1.59 万字 | 2019-04-07 14:06更新
本书将《墨子》中论述城守的文章编辑起来并逐篇注释。所收11篇详述了拒守方法以及军徽、令旗、兵士训练、挖穴守城等，甚至连坚壁清野、疏散人口、戒严、分口粮、安置和抚恤伤死。
8.71 万字 | 2019-04-07 21:15更新
《三十六计》是根据我国古代卓越的军事思想和丰富的斗争经验总结而成的兵书，是中华民族悠久文化遗产之一。“三十六计”一语，先于著书之年，语源可考自南朝宋将檀道济（？—公元436年），据《南齐书.王敬则传》：“檀公三十六策，走为上计，汝父子唯应走耳。”意为败局已定，无可挽回，唯有退却，方是上策。此语后人赓相沿用，宋代惠洪《冷斋夜话》：“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及明末清初，引用此语的人更多。于是有心人采集群书，编撰成《三十六计》。但此书为何时何人所撰已难确考。 原书按计名排列，共分六套，既胜战计、敌战计、攻战计、混战计、并战计、败战计。前三套是处于优生优育所用之计，后三套是处于劣势所用之计。每套各包含六计，总共三是六计。其计名，有的来源于历史典故，如“围魏救赵”、“假道伐虢”等；有的来源于古代军事术语，如“以逸待劳”、“声东击西”等；有的来源于古代诗人的诗句，如“李代桃僵”、“擒贼擒王”等；有的借用成语，如“金蝉脱壳”、“指桑骂槐”等；还有出自其它方面的。其中每计名称后的解说，均系依据《易经》中的阴阳变化之理及古代兵家刚柔、奇正、攻防、彼己、虚实、主客等对立关系相互转化的思想推演而成，含有朴素的军事辩证法的因素。解说后的按语，多引证宋代以前的战例和孙武、吴起、尉缭子等兵家的精辟语句。全书还有总说和跋。 三十六计是我国古代兵家计谋的总结和军事谋略学的宝贵遗产，为便于人们熟记这三十六条妙计，有位学者在三十六计中每取一字，依序组成一首诗： 金玉檀公策，借以擒劫贼，鱼蛇海间笑，羊虎桃桑隔，树暗走痴故，釜空苦远客，屋梁有美尸，击魏连伐虢。 全诗除了檀公策外，每字包含了三十六计中的一计，依序为：金蝉脱壳、抛砖引玉、借刀杀人、以逸待劳、擒贼擒王、趁火打劫、关门捉贼、混水摸鱼、打草惊蛇、瞒天过海、反间计、笑里藏刀、顺手牵羊、调虎离山、李代桃僵、指桑骂槐、隔岸观火、树上开花、暗渡陈仓、走为上、假痴不癫、欲擒故纵、釜底抽薪、空城计、苦肉计、远交近攻、反客为主、上屋抽梯、偷梁换柱、无中生有、美人计、借尸还魂、声东击西、围魏救赵、连环计、假道代虢。 现传《三十六计》较早版本系1941年由成都兴华印刷厂所用土纸翻印的，封面书《三十六计》，旁注“秘本兵法”，并说明原书是手抄本，1941年在分州（今陕西省分县）某书摊发现，抄本前部“都系养生之谈，而未尾数十篇，附抄三十六计，解释皆用兵法，然后知其果为兵法也。”1961年，收藏者叔和在《光明日报》撰文加以介绍后，又将这土纸本赠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此后便出现了各种翻印和传抄的版本。 鉴于《三十六计》原书的原解部分的文字过于艰深晦涩，难于理解，按语部分具体例证较少，因此，本《三十六计》版本首先对“原解”中较难理解的词句尽可能地加以注释；接着参照原书“按语”对每计意思作了解析；然后对每一计的计名来源作了介绍；最后每一计还各举一历史上有关的生动故事，以加深印象。
7.66 万字 | 2019-04-07 21:15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