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仪礼》、《礼记》，合称三礼。《周礼》又称《周官》，讲官制和政治制度。《仪礼》记述有关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礼仪制度。《礼记》则是一部秦汉以前儒家有关各种礼仪制度的论著选集，其中既有礼仪制度的记述，又有关于礼的理论及其伦理道德、学术思想的论述。这里，仅就有关《仪礼》一书的一些问题作一些简要的说明。《仪礼》的篇数与作者今《十三经注疏》本《仪礼》，共十七篇，目次如下：士冠礼第一士昏礼第二士相见礼第三乡饮酒礼第四乡射礼第五燕礼第六大射礼第七聘礼第八公食大夫礼第九觐礼第十丧服第十一士丧礼第十二既夕礼第十三士虞礼第十四特牲馈食礼第十五少牢馈食礼第十六有司彻第十七这个次序，为汉刘向《别录》所列。据文献记载，汉武帝时，在孔壁中发现《古礼》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与汉初经生所传十七篇《仪礼》相同，但多出三十九篇。此三十九篇礼文久佚，学者称之为《逸礼》。由此便产生一个问题：十七篇《仪礼》是不是一个残本。一种观点据此认为，十七篇《仪礼》是一部残缺不完之书。另一种观点正与此相反，认为十七篇《仪礼》并非一不完全的残本，而是一部完备的著作。清人邵懿辰《礼经通论》对此有很详细的论证。《礼记。昏义》说：“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此礼之大体也。观今本《仪礼》十七篇，《昏义》所说作为“礼之大体”的上述八项内容，皆完整无缺。另外，《礼记》中有很多篇是直接解释《仪礼》的。《礼记》有《冠义》释《士冠礼》；有《昏义》释《士昏礼》；有《问丧》释《士丧礼》；有《祭义》、《祭统》释《郊特牲》、《少牢馈食礼》、《有司彻》；有《乡饮酒义》释《乡饮酒礼》；有《射义》释《乡射礼》、《大射礼》；有《燕义》释《燕礼》；有《聘义》释《聘礼》；有《朝事》（《大戴礼记》）释《觐礼》；有《丧服四制》释《丧服》，都不出《仪礼》十七篇之外。由此可见，今本《仪礼》，应该说是一部体系和内容完备的著作。邵懿辰认为，“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礼记。礼器》），古来之礼，不止此十七篇，亦不止《汉书。艺文》
6.82 万字 | 2019-04-05 13:37更新
《尚书》约成书于3000年前的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最早时它被称为《书》，到了汉代被叫做《尚书》，意思是“上古之书”。汉代以后，《尚书》成为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所以又叫做《书经》。这部书的写作和编辑年代、作者已很难确定，但在汉代以前就已又了定本。据说孔子曾经编纂过《尚书》，而不少人认为这个说法不可靠。 《尚书》所记载的历史，上起传说中的尧虞舜时代，下至东周(春秋中期)，历史约1500多年。它的基本内容是古代帝王的文告和军臣谈话记录，由此可以推断作者很可能是史官。《尚书》作为我国最早的政事史料汇编，记载了虞、夏商、周的许多重要史实，真实的 反映了 这一历史时期的天文、地理、哲学思想、教育、刑法和典章制度等，对后世产生过重要影响，是我们了解古代社会的珍贵史料。 《尚书》用散文写成，按朝代编排，分成《虞书》、《夏书》、《商书》和《周书》。它大致有四种体式：一是“典”，主要记载当时的典章制度；二是“训诰”，包括君臣之间、大臣之间的谈话和祭神的祷告辞；三是“誓”，记录了君王和诸侯的誓众辞；四是“命”，记载了帝王任命官员、赏赐诸侯的册命。《尚书》使用的语言、词汇比较古老，因而较难读懂。 流传至今的《尚书》包括《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两部分。《今文尚书》共二十八篇，《古文尚书》共二十五篇。从唐代以来，人们把《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混编在一起后来经过明、清两代的一些学者考证、辨析，确认相传由汉代孔安国传下来的二十五篇《古文尚书》和孔安国写的《尚书传》是伪造的因此被称为《伪古文尚书》和《尚书伪孔传》。这个问题在学术界已成为定论。 现存二十八篇《今文尚书》传说是秦、汉之际的博士伏生传下来的，用当时的文字写成，所以叫做《今文尚书》(《古文尚》用古代文字写成)。其中《虞夏书》四篇，《商书》五篇，《周书》十九篇。我们选录的是《今文尚书》，不包括书《古文尚书》。原文主要依据清代阮元校订的《十三经注疏》注释和译文广泛参考了研究《尚书》的各种专著。
3.73 万字 | 2019-04-05 13:37更新
《泰泉乡礼》七卷，明黄佐撰。佐字才伯，泰泉其号也。香山人。正德辛巳进士，官至少詹事。事迹具《明史。文苑传》。佐之学虽恪守程朱，然不以聚徒讲学名，故所论述，多切实际。是书乃其以广西提学佥事乞休家居时所著，凡六卷。首举乡礼纲领，以立教、明伦、敬身为主。次则冠婚以下四礼，皆略为条教。第取其今世可行而又不倍戾于古者。次举五事，曰乡约、乡校、社仓、乡社、保甲，皆深寓端本厚俗之意。末以《士相见礼》及《投壶》、《乡射礼》别为一卷附之。大抵皆简明切要，可见施行，在明人著述中犹为有用之书。视所补注之《皇极经世》支离曼衍、敝精神于无益之地者，有空言实事之分矣。
4.01 万字 | 2019-04-05 15:09更新
唐李鼎祚撰。鼎祚《唐书》无传，始末未详。惟据《序》末结衔，知其官为秘书省著作郎。据袁桷《清容居士集》载“资州有鼎祚读书台”知为资州人耳。朱睦《序》称为秘阁学士，不知何据也。其时代亦不可考。《旧唐书·经籍志》称录“开元盛时四部诸书”而不载是编，知为天宝以后人矣。其书《新唐书·艺文志》作十七卷，晁公武《读书志》曰：“今所有止十卷而始末皆全，无所亡失。”岂后人并之耶？《经义考》引李焘之言，则曰：“鼎祚《自序》止云十卷，无亡失也。”朱睦《序》作於嘉靖丁巳，亦云《自序》称十卷，与焘说同。今所行毛晋汲古阁本乃作一十七卷，《序》中亦称王氏《略例》附於卷末，凡成一十八卷。与诸家所说截然不同，殊滋疑窦。今考《序》中称“至如卦爻彖象，理涉重玄，经注《文言》，书之不尽，别撰《索隐》，错综根萌，音义两存，详之明矣”云云，则《集解》本十卷，附《略例》一卷为十一卷，尚别有《索隐》六卷，共成十七卷。《唐志》所载盖并《索隐》、《略例》数之，实非舛误。至宋而《索隐》散佚，刊本又削去《略例》，仅存《集解》十卷，故与《唐志》不符。至毛氏刊本，始析十卷为十七卷，以合《唐志》之文。又改《序》中一十卷为一十八卷，以合附录《略例》一卷之数，故又与朱睦《序》不符。盖自宋以来，均未究《序》中“别撰《索隐》”一语，故疑者误疑，改者误改。即辨其本止十卷者，亦不能解《唐志》称十七卷之故，致愈说愈讹耳。今详为考正，以祛将来之疑。至十卷之本，今既未见，则姑仍以毛本著录。盖篇帙分合，无关宏旨，固不必一一追改也。其书仍用王弼本，惟以《序卦传》散缀六十四卦之首，盖用《毛诗》分冠《小序》之例。所采凡子夏、孟喜、焦赣、京房、马融、荀爽、郑玄、刘表、何晏、宋衷、虞翻、陆绩、干宝、王肃、王弼、姚信、王廙、张璠、向秀、王凯冲、侯果、蜀才、翟元、韩康伯、刘巘、何妥、崔憬、沈驎士、卢氏（案卢氏《周易注》《隋志》已佚其名）、崔观、伏曼容、孔颖达（案以上三十二家，朱睦序所考）、姚规、朱仰之、蔡景君（案以上三家，朱彝尊《经义考》所补考）等三十五家之说。《自序》谓“刊辅嗣之野文，补康成之逸象”。盖王学既盛，汉《易》遂亡，千百年后学者，得考见画卦之本旨者，惟赖此书之存耳。是真可宝之古笈也。
20.56 万字 | 2019-04-05 15:08更新
令狐德棻、长孙无忌、魏征 | 正史 | 已完结
隋书八十五卷，包括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 公元六二一年（唐武德四年），令狐德棻建议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各朝史。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着手编撰，但历时数年，没有成书。六二九年（贞观三年），重修五朝史，由魏徵「纪知其务」，並主编隋书。参加隋书编修的还有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等人。六三六年（贞观十年），隋书的帝纪、列传和其他四朝史同时完成，合称「五代史」。 当时「五代史」尚未有志。六四一年（贞观十五年），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等又奉命续修史志。初由令狐德棻监修，六五二年（永徽三年），改由长孙元忌监修。六五六年（显庆元年）成书，共十志，三十卷。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篇记载：书成之后，「其篇第虽编人隋书，其实别行，俗呼为’五代史志’」。又据李延寿北史序传，当时也称为「隋书十志」。从内容来说，十志虽然是配合五朝史的，但记述隋朝部分较详，对梁、陈、齐、周等都列举朝代名，于隋则往往仅称帝号或年号，可见编写时就以隋朝为主。旧唐书著录隋书八十五卷，卷数与今本相合，而没有另列「五代史志」或「隋书十志」，是后晋时隋书已包括十志在内。 隋书的「纪传」和「志」都成于众手，到宋朝初年，所题撰修人姓名已很不一致（参见宋天圣二年隋书刊本原跋）。一○二四年（宋天圣二年）刊刻隋书时，「纪传」部分题魏徵撰，「志」的部分题长孙无忌撰，遂为后来各本所沿袭。 两唐书经籍、艺文志著录的隋史专著，有王劭隋书等多种，后来都已失传，只有这部隋书流传下来。它对于我们今天瞭解和研究隋朝的历史，是一部重要的史籍。 隋书十志中记载了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但记述范围有时概括整个南北朝时期，甚至追溯到汉魏。食货志记载了自东晋以来按官品占有劳动力的等级制度、课役制度以及当时的货币制度，刑法志记载了梁以来律书的编定和「皇家」立法毁法的情况，都写得略具轮廓，多少反映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特点。地理志大体按照隋朝的行政区划，记载了南北朝以来的建置沿革，並保存了当时经济史和交通史等方面的资料。律曆志和天文志出于曆法学家李淳风之手，对南北朝以来天文曆法上的成就，作了总结性的叙述。数学家祖沖之关于圆周率的研究成果，曆法学家张子信和刘焯关于「日行盈缩」规律的研究成果，都保存在律曆志里。其中还有关于汉魏以来度量衡制度演变的记载，是经济史上的重要资料。音乐志记载的南北朝时期国内各地区以及国内外乐舞艺术交流的情况，说明了导致隋唐「燕乐」产生的历史条件。燕乐是以中原音乐为主体，融合了多种音乐因素而形成的，在中国音乐史上有较大的影响。经籍志是继汉书艺文志后又一部古代文献总录，除著录当时所存的著作以外，还附载了一些已经亡佚的书，并论述学术的源流。它所採用的图书分类法，直至清代相沿未变。 隋书最早的本子是宋天圣二年刻本，已经失传。本书校勘，用的本子有以下九种： 一、宋刻遞修本，现存六十五卷，校记中简称「宋小字本」。 二、另一种宋刻本，只存五卷，简称「宋中字本」。 三、元大德饶州路刻本，简称「元十行本」（商务印书馆「百衲本」即据此影印）。 四、元至顺瑞州路刻明修本，简称「元九行本」。 五、明南京国子监本。 六、明北京国子监本。 七、明汲古阁本。 八、清武英殿本。 九、清淮南书局本。 在以上九种之中，主要是用宋小字本和两种元刻本互校，并参校其他刻本，择善而从。版本校勘，一般不出校记。此外，还参校了通典、太平御览、册府元龟、资治通鑑通志等书的有关部分，并採用了前人对隋书的一些研究成果。关于书中的避讳字，天干「丙」字，唐人讳改为「景」，现一律回改。其他避讳字，一般不改，只在第一次出现时写出校记。
85.83 万字 | 2019-04-05 15:38更新
辽史一百十六卷，元脱脱等修，记载辽政权二百多年（公元九○七--一二五年）的历史。其中也兼敍了辽以前契丹族和辽末耶律大石建立的西辽的历史。 契丹是我国历史上的古老各族之一，魏书、隋书等史都有传。唐末，封建军阀篡夺和瓜分农民起义的果实，在中原和南方各地分别建立自己的统治，契丹贵族耶律阿保机（辽太祖）则在祖国的北方疆土上建立了辽朝。它是一个以契丹贵族为主，联合一部分汉族地主和其他各族上层分子组成的政权。 辽朝和历代封建政权一样，设立史官。撰写起居注、日历，纂修实录。历次所修的实录，最后由耶律俨综合编订成书，后人称之为耶律俨实录。耶律俨，析津（今北京）人，本书有传。他的父亲耶律仲禧是在辽朝做官的汉人，本姓李，赐姓耶律。耶律俨本人官至参知政事、知枢密院事、监修国史。 从今本辽史可以考见，耶律俨实录包括纪、志、传等部分，为后来编写纪传体辽史打下了基础。金朝两次纂修辽史，都以这部书为基本依据。第一次纂修在完颜亶（熙宗）时代，由耶律固、萧永祺先后执笔，皇统八年（公元一一四八年）宗成，未曾刊行，到元修辽史时稿本已散佚无存。第二次在完颜璟（章宗）时代，由移剌履、党怀英等十三人纂修，泰和七年（公元一二○七年）由陈大任最后完成，后人称之为陈大任辽史。当时由於修史的所谓「义例」未定，主要是金朝继承哪一朝的「帝统」问题还未解決。所以陈大任辽史也没有经金朝批准刊行。 元代中统二年（公元一二六一年）和至元元年（公元一二六四年），都曾议修辽、金二史。南宋亡后，又议修辽、金、宋三史。也由於「义例」未定，以至「六十馀年，岁月因循」。关於「义例」的争论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仿晋书例，以辽、金作为「载记」，附於宋史；另一种主张仿南、北史例，以北宋为「宋史」，南宋为「南史」，辽、金为「北史」。这个问题长期争议不決。直到元末至正三年（公元一二四三年），脱脱任纂修三史的都总裁，才決定辽、金、宋「各与正统，各击其年号」，由廉惠山海牙、王沂、徐昺、陈绎曾四人分撰辽史。当时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很尖锐，各地人民相继起义，元政权处於风雨飘摇之中，财政又极困难，故三史都是仓促修成。其中辽史时间最短，只用了十一个月（至正三年四月到四年三月）。这次纂修即以耶律俨实录、陈大任辽史为基础，参考资治通鑑、契丹国志及各史契丹传等，稍加修订编排。撰成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二卷，表八卷，列传四十五卷，国语解一卷，共一百十六卷，就是现在这部辽史。 元修辽史时，既没有認真搜集和考订史料，再加上纪、志、表、传之间相互检对也很不够，因此前后重複，史实错误、缺漏和自相矛盾之处很多。甚至把一件事当成两件事，一个人当成两个人或三个人。这种混乱现象在二十四史中是很突出的。但由於耶律俨实録和陈大任辽史都已失传，元修辽史成了现存唯一的一部比较系统、完整地记载辽的官修史书。它提供了一些研究当时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民族关系等问题的材料。 例如，天祚纪反映出，当辽朝对女真的战争节节失败的时候，汉族农民和各族人民纷纷起义，其中由安生儿、张高儿领导的起义军多达二十万人。又如营卫志、礼志提供了契丹部落的建置、分佈，以及遊牧民族风俗习惯的材料。地理志和百官志记録了当时的地理建置和农牧区统治机构的概况。本纪、部族表、属国表、二国外纪等部分还保存了一些研究契丹以外各族历史以及中外关系史的参考资料。从辽史里还可以看到，当时草原上由於农业的发展，手工业人口的增加，逐步出现了一些农业聚落和城市。特别是先后建立的上京和中京，与南京（今北京）有着密切的联击，从而沟通了这一广阔地区的经济和文化。 辽史於元顺帝至正五年（公元一三四五年）与金史同时刊刻，只印了一百部，这次的印本已经失传。明初修永乐大典引用的很可能就是这个初刻本。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系用几种元末或明初翻刻本残本拼凑而成，虽有不少脱误，但也有许多勝於后出诸本的地方。明南监本源於百衲本所据的元本。北监本脱误与南监本同，且偶有误改。清乾隆殿本系据北监本校刻。道光殿本据四库本改译人名、官名等，有失原书面目。这次点校，以百衲本为工作本，用乾隆殿本进行通校，以南、北监本和道光殿本进行参校。又用永乐大典所引辽史全部校对一过。另外，还用纪、志、表、传互校，并参考册府元龟、资治通鑑、续资治通鑑长编、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宋史、金史、契丹国志、辽文汇等书校订了史文的脱误。对於前人校勘成果，主要参考了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厉鹗辽史拾遗、陈汉章辽史索隐、张元济辽史校勘记（稿本）、冯家昇辽史初校、罗继祖辽史校勘记。原书卷首有关修史的材料移作附录。
39.23 万字 | 2019-04-05 15:43更新
初，帝自卫尉卿转右骁卫将军，奉诏为太原道安抚大使。郡文武官治能不称职者，并委帝黜陟选补焉。河东已来兵马仍令帝征发，讨捕所部盗贼。隋大业十二年，炀帝之幸楼烦时也。帝以太原黎庶，陶唐旧民，奉使安抚，不逾本封，因私喜此行，以为天授。所经之处，示以宽仁贤智？
2.60 万字 | 2019-04-06 13:14更新
《周礼》、《仪礼》、《礼记》，合称三礼。《周礼》又称《周官》，讲官制和政治制度。《仪礼》记述有关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礼仪制度。《礼记》则是一部秦汉以前儒家有关各种礼仪制度的论著选集，其中既有礼仪制度的记述，又有关于礼的理论及其伦理道德、学术思想的论述。这里，仅就有关《仪礼》一书的一些问题作一些简要的说明。《仪礼》的篇数与作者今《十三经注疏》本《仪礼》，共十七篇，目次如下：士冠礼第一士昏礼第二士相见礼第三乡饮酒礼第四乡射礼第五燕礼第六大射礼第七聘礼第八公食大夫礼第九觐礼第十丧服第十一士丧礼第十二既夕礼第十三士虞礼第十四特牲馈食礼第十五少牢馈食礼第十六有司彻第十七这个次序，为汉刘向《别录》所列。据文献记载，汉武帝时，在孔壁中发现《古礼》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与汉初经生所传十七篇《仪礼》相同，但多出三十九篇。此三十九篇礼文久佚，学者称之为《逸礼》。由此便产生一个问题：十七篇《仪礼》是不是一个残本。一种观点据此认为，十七篇《仪礼》是一部残缺不完之书。另一种观点正与此相反，认为十七篇《仪礼》并非一不完全的残本，而是一部完备的著作。清人邵懿辰《礼经通论》对此有很详细的论证。《礼记。昏义》说：“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此礼之大体也。观今本《仪礼》十七篇，《昏义》所说作为“礼之大体”的上述八项内容，皆完整无缺。另外，《礼记》中有很多篇是直接解释《仪礼》的。《礼记》有《冠义》释《士冠礼》；有《昏义》释《士昏礼》；有《问丧》释《士丧礼》；有《祭义》、《祭统》释《郊特牲》、《少牢馈食礼》、《有司彻》；有《乡饮酒义》释《乡饮酒礼》；有《射义》释《乡射礼》、《大射礼》；有《燕义》释《燕礼》；有《聘义》释《聘礼》；有《朝事》（《大戴礼记》）释《觐礼》；有《丧服四制》释《丧服》，都不出《仪礼》十七篇之外。由此可见，今本《仪礼》，应该说是一部体系和内容完备的著作。邵懿辰认为，“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礼记。礼器》），古来之礼，不止此十七篇，亦不止《汉书。艺文》
7.44 万字 | 2019-04-05 13:37更新
《谷梁传》亦称《春秋谷梁传》、《谷梁春秋》，为儒家经典之一。起于鲁隐公元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体裁与《公羊传》相似。其作者相传是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鲁人谷梁赤（赤或作喜、嘉、俶、寘）。起初也为口头传授，至西汉时才成书。晋人范宁撰《春秋谷梁传集解》，唐朝杨士勋作《春秋谷梁传疏》，清朝钟文烝所撰《谷梁补注》为清代学者注解《谷梁传》的较好注本。 《谷梁传》则着重宣扬儒家思想的另一方面：重礼义教化和宗法情谊，为缓和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稳定封建统治的长远利益服务，因而也受到统治阶级的极大重视。它是我们研究秦汉间及西汉初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谷梁》在战国时一直是口耳相传的。据唐朝人的说法，最初传授《谷梁传》的，是一个名叫谷梁俶的人，他一名赤，字元始，说是曾受经于孔子的弟子子夏。但据后人考证，《谷梁传》中曾引“谷梁子曰”，竟然自己称引自己，书中还有引用公羊子的话并加以辩驳的情况，因此有人认为成为要较《公羊传》为晚。
6.86 万字 | 2019-04-05 13:35更新
提要《新本鄭氏周易》三卷，國朝恵棟編。棟字定宇，長洲人。初王應麟輯鄭元易註一卷，其後人附刻玉海之末，雖殘章斷句，尚頗見漢學之崖畧。於經籍頗為有功，然皆不著所出之書，又次序先後間與經文不應，亦有遺漏未載者。棟因其舊本重為補正，凡應麟書所已載者，一一考求原本，註其出自某書。明其信而有徴，極為詳。核其次序先後，亦悉從經文，釐定復搜採羣籍。上經補二十八條，下經補十六條，繋辭傳補十四條，説卦傳補二十二條，序卦傳補七條，雜卦傳補五條。移應麟所附易贊一篇於卷端，刪去所引諸經正義論互卦者八條，而别據元周禮臣太師註作十二月爻辰圖，據元月令註作爻辰所值二十八宿圖附於卷末。以駁朱震漢上易傳之誤。雖因人成事，而考核精宻實勝原書。應麟固鄭氏之功臣，棟之是編，亦可謂王氏之功臣矣。
2.04 万字 | 2019-04-05 15:09更新
一、成书年代及真伪 《大戴礼记》由戴德（公元前一世纪）而得名，戴德是后仓（公元前70年在世）的四位弟子之一、后仓在公元前一世纪创立了立于学官的《仪礼》传授学派（参见《礼记》）。可是，看上去《大戴礼记》与戴德的关系似乎只不过是为它找到了一个令人起敬的出处。和某些传统记载相矛盾的是，没有任何同时代的证据能够表明西汉的礼学家与它的编纂有任何关系，或者说《大戴礼记》是《礼记》的一个更早的校订本。再者，《大戴礼记》也未著录于《汉书。艺文志》，因此，二世纪以前它是否已单独成书这的确令人怀疑。 二、内容及资料来源 《大戴礼记》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汉书。艺文志》（第1709页）所著录的时代较早的杂集《记》131篇。然而，《大戴礼记》中有些篇章的撰写可能在《礼记》已经编纂成书之后，例如，《大戴礼记》第46篇篇首有一《礼记》第30篇的摘要；第41篇录自《礼记》第27篇；第52篇也包含《礼记》第24篇的部分文字。《大戴礼记》的多数篇章都是种种汉代以前和前汉文献中一些段落的仿制拼贴，比如，第71篇（《诰志》）的内容以不同的形式见于《逸周书》第58篇；《荀子》为《大戴礼记》第42、64、65、66篇提供了材料，此上诸篇也包含来自《淮南子》的零散段落；《大戴礼记》第46、48篇主要依据了贾谊（公元前201椙—169年）的作品；《淮南子》卷三和卷四的部分内容也为《大戴礼记》的第58、81篇所借用。最后，还应指出重要的一点，《大戴礼记》第77篇，以及在较轻程度上第63篇都有赖于《周礼》。既然在《仪礼》和（周礼》的观点相左时，《礼记》总是赞同《仪礼》有甚于《周礼》，因此，我们对这些篇章是否和《礼记》源于同样材料就极为怀疑。 第49—58篇或者在篇题中出现孔子门徒曾子的姓名；或者在篇中记述他的教导和对话，因此，有人坚持认为，这些篇章源于现已失传的《汉书。艺文志》（第1724页）“儒家”类下所著录的《曾子》18篇。在清代辑录的《曾子》佚文中也包括这些篇。但是，这些材料实际上不太可能是在《曾子》亡佚之前被借引的。《大戴礼记》中许多与曾子有关的篇章可以证明是采自其他文献资料。其余的可能是汉代伪造的，目的在于利用曾子的名声来取得显赫声望和正统地位，以便有利于他们所拥护的教义。 三、文献源流 《隋书。经籍志》（第921页）记载，《大戴礼记》13卷。此条记载重见于唐代的书目和宋朝的官方书目（见《旧唐书。经籍志》，1973页；《新唐书。艺文志》，第1430页；《宋史。艺文志》，第5048页），而且和现存版本的卷数相符。《崇文总目）提及一个10卷本，它一定是由于脱漏而有亡佚，然而，现存版本不足以说明这一特例。 刘熙大约在200年为《大戴礼记》作过注。据《隋书。经籍志》921页的注解可知，刘熙注已经失传，现存的注据说是仕于魏和北周的卢辩（519—557年在世）所作。由于此注未著录于隋唐的书目。由此推知，直至宋朝，它的正统性才被正式承认。 长期以来，人们假定此经最严重的毁损是在汉末和隋之间的某个时代。据郑玄（127—200）《六艺论》记载，《大戴礼记》原有85篇，而现在的版本不超过39篇。据推测《隋书》著录的文本就已是如此。通行本卷1的第1篇被认定为第39篇；第2卷始于第46篇，而不是始于第43篇；第7卷始于第62篇，而非第61篇，全书结束于第81篇。可能总共有46篇较早编定的文本已经亡佚。 《隋书。经籍志》编撰之前，此经的某些部分就很可能已经失传，但是，《大戴礼记》是否就像现在版本的篇数显示的那样已遗失46篇，却让人怀疑。在隋朝，人们相信，《大戴礼记》85篇是《礼记》46篇的一个时代更早的本子。人们进一步假设，二者共有的46篇已从《大戴礼记》脱落（见前文《礼记》中所翻译的《隋书》引文）。然而，在汉代书目中并没有任何可以证实二者之间有这种关系的证据。不仅如此，现存的《大戴礼记》有几篇的部分内容相重，却依然保留而未删除，因此，《大戴礼记》的篇数可能受到了关于它与《礼记》有上述并无根据的联系的影响，由此才力图确定郑玄所说戴德传授的《记》八十五篇就是《大戴礼记》。 四、版本 《四部丛刊》重印了一个明代刻本，此明印本有卢辩注和年代定为1175年的韩元吉序（1118）。《汉魏丛书》和《雅雨堂丛书》也收入此文本的版本。这3个版本都不如活字版武英殿本（1774—1777年），殿本是《丛书集成》所印校勘本的主要底本。 孔广森（1752—1786）在其题为《大戴礼记补注》的注释本中有一份分析文本内容的表。它有用地总结了《大戴礼记》每一篇文字中[与其他]文本相似之处以及其资料来源。此本收入《畿辅丛书》和《丛书集成》。孔注的另一版本附王树柟（1857—1937）的校注，以《校正孔氏大戴礼记补注》为题出版，它也收入《丛书集成》。 孙诒让（1848—1908）在文本中选择了一些文句，加以校注，编成了《大戴礼记斠补》。它在孙诒让去世后于1914年出版。 五、研究状况 （一）关于它的现代汉语译文，参看高明的《大戴礼记今注今译》，台北：商务印书馆，1975年。 （二）《大戴礼记逐字索引》，刘殿爵和陈方正编，《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丛书》，香港：商务印书馆，1992年。
5.31 万字 | 2019-04-05 15:09更新
梁书五十六卷，陈书三十六卷，分别记载了梁陈两个封建割据政权的历史，是六世纪五十年代到七世纪三十年代期间，姚察、姚思廉父子相继编撰的。 梁陈是继东晋宋齐，先后在江南建立的两个封建割据王朝。梁自萧衍（梁武帝）建国到萧方智（梁敬帝）时灭亡，首尾五十六年（公元五○二到五五七）。陈自陈霸先（陈武帝）建国到陈叔宝（陈后主）时被隋所灭，历时三十三年（五五七到五八九）。 梁代前期，是同割据北方的北魏对立的。北魏分裂成东魏、西魏后，梁和东、西魏成为鼎足三分的形势。陈建立后，北齐和北周已经代替了东、西魏，仍然是三分的局面。六世纪七、八十年代，北周和隋相继统一了北方，六世纪末隋灭陈，结束了南北的分裂。梁代的历史，曾由沈约、周兴嗣、裴子野和杜之伟、顾野王、许亨等在梁陈两代先后受命编撰，许亨写成梁史五十八卷。梁代谢吴又有梁书四十九卷，陈代何之元和隋代刘璠各成梁典三十卷。陈代的历史，傅縡、顾野王都曾受命编撰，陈书顾野王传说他有「国史纪传二百卷，未就而卒」。陆瓊还著有陈书四十二卷。以上这些著作，姚氏父子修史时可能参考过，但都没有流传下来。 姚察在陈初曾参与梁史的编撰。入隋后，又在公元五八九年（隋开皇九年）受命编撰梁陈两朝史，没有成书就死了。姚思廉在隋唐两次受命继续完成这两朝史，到六三六年（唐贞观十年）才写成了梁书和陈书。 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在今浙江德清县西）人。在陈代任秘书监、领大著作、吏部尚书，在隋代做秘书丞。死於公元六○六年（隋大业二年）。姚思廉字简之，在唐任著作郎、弘文馆学士，后来做到散骑常侍。死於六三七年（唐贞观十一年）。 姚思廉编撰梁陈史的时候，魏徵是梁陈齐周隋五史的监修官。所以梁书陈书本纪部分和陈书皇后传后面都有魏徵的史论。他在一些具体论述上，看法有和姚氏父子相出入的地方。 梁陈两代的早期历史著作都已失传，因此梁书和陈书就成为现存的比较原始的记载。除政治和军事问题以外，这两部书在哲学史、文学史、宗教史、民族关係、对外关係方面，也都保存了一些资料。梁书诸夷传比较系统地叙述了海南一些国家的历史，记载了它们的传说、风俗、物产，以及我国人民和海南各地人民经济文化交流的情况。一般说来，梁书的记载要比陈书丰富些，梁书的文笔也比陈书要好些。梁书记公元公元五○五年合肥之战，五○六年邵阳之战（韦叡传）、锺离之守（昌义之传），都是比较生动的。 现对这两部书加以标点校勘。梁书，用商务印书馆据宋大字本影印的百衲本及明南监本、北监本、汲古阁本，清武英殿本、金陵书局本互校，择善而从，还参考了南史、册府元龟、资治通鑑和资治通鑑考异的有关部分。在汲取前人校勘成果方面，我们利用了张元济、张森楷两种校勘记的稿本及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等书。陈书以百衲本为底本，取校的本子和参考书与梁书基本上相同。陈书某些卷（如卷一、卷三、卷九等）的末尾附有一两行小字，这是宋人曾鞏等所作校语，是百衲本原有的。
37.15 万字 | 2019-04-05 15:58更新
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唐房玄龄等撰。它的叙事从司马懿开始，到刘裕取代东晋为止，记载了西晋和东晋封建王朝的兴亡史，并用「载记」形式，兼叙了割据政权「十六国」的事蹟。 晋书的修撰，从贞观二十年（公元六四六年）开始，二十二年（公元六四八年）成书，历时不到三年。参加编写的前后二十一人，其中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三人为监修，其余十八人是令狐德棻、敬播、来济、陆元仕、刘子翼、卢承基、李淳风、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崔行功、辛丘驭、刘胤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李安期和李怀俨。天文、律历、五行三志，出自李淳风之手；修史体例，是敬播擬订的，没有流传下来。由於李世民（唐太宗）曾给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一纪及陆机、王羲之两传写了四篇史论，所以又题「御撰」。 唐代以前写成的晋史有二十多种，在唐初，除沈约、郑忠、庾铣三家晋书已亡佚外，其余都还存在，当时认为「制作虽多，未能尽善」，所以李世民才下诏重修。在修撰晋书时所能见到的晋代文献，除上述专史外，还有大量的诏令、仪注、起居注以及文集，可供採择的资料应当说是很丰富的。但此书的编撰者只用臧荣绪晋书作为蓝本，并兼採笔记小说的记载，稍加增饰。对於其他各家的晋史和有关史料，虽然也曾参考过，却没有充分利用和认页加以选择考核。因此成书之后，即受到当代人的指实，认为它「好採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竞为绮艳，不求笃实」。刘知几在史通里也批评它不重视史料的甄别去取，只追求文字的华丽。 李世民统治时代所修的前代史书，在晋书之外，还有梁、陈、北齐、周、隋五代史，何以李世民偏要选择晋书来写史论呢？这主要因为西晋是个统一的王朝，它结束了三国时期几十年的分裂局面。然而它的统一又是短暂的，不久就发生了中原地区的大混战，此后便形成了东晋和十六国、南朝和北朝的长期对立。李世民作为统一的唐朝的创业之君，很想对於晋朝的治乱兴亡进行一番探索，作为借鑑。正由於这个缘故，所以把西晋王朝的奠基人司马懿和完成统一事业的司马炎当作主要研究对象（关於陆机、王羲之的史论，主要着眼於他们的文学艺术成就，属於另一种情况，姑置不论）。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二纪的史论，虽然比较笼统，没有触及晋朝治乱兴衰的实质，但它指出司马炎「居治而忘危」，「不知处广以思狭」，「以新集易动之基，而无久安难拔之虑」，这些评论总算是看到了一些现象。 由於晋书成於众手，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来看，还存在不少问题，前后矛盾，失去照应，叙事错误、疏漏，指不胜屈。如冯紞传说「紞兄恢，自有传」，殷顗传说「弟仲文、叔献，别有传」，而实际上书中并没有冯恢传和殷叔献传。李重传说「重议之，见百官志」，其实本书没有百官志，只有职官志，其中不载李重奏议。司马彪传说「语在郊祀志」，实际上本书没有郊祀志，此事也不见於礼志。又如地理志仅详於西晋的情况，永嘉以后到东晋时代的建置和演变则非常简略，对於侨置郡县也不加区分，以致混淆不清。至於叙事中人名、地名、官职、时间、地点的错误和歧异就更多，一部分在※校勘记里已经指出，这里不再详举。虽然这部书是有缺点的，但由於唐代以前的诸家晋书已经失传，它还是我们今天研究两晋历史的一部主要参考书，包含了不少可供我们利用的资料。如东晋末年孙恩、卢循所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侭管作者有严重歪曲，史实也有遗漏，但本传中还是记述了起义的概况。对於晋朝统治者的贪鄙无恥，本书也有所揭露。如刘毅传，反映了开国皇帝的出卖官职。武帝纪和愍怀太子、何曾、任愷、会稽王道子等传，记载了从皇帝太子到大官僚的唯利是图，骄奢淫逸。在石崇传里，我们还可以看到身为荆州刺史的石崇竟公开抢劫，因而成为巨富，拥有水碓三十余区，家奴八百多人。在王戎传，可以看到「园田水碓，周徧天下」的大官僚王戎，仍然「积实聚钱，不知纪极，每自执牙筹，书夜算计，恒若不足」的贪婪醜態。文苑王沈传中的释时论和隐逸鲁褒传中的钱神论，则把当时统治阶级无耻鑽营、贪财好利的醜恶本性，作了淋漓尽致的讽刺和嘲弄。在志的部分，如食货志从三国时代叙起，大体弥补了三国志无志的缺憾；律历志所记几种历法，是我国科学史上的重要资料；因崔鸿的十六国春秋已经亡佚，三十卷载记成为了解十六国汉族、少数族之间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和民族融合的重要史料。
146.52 万字 | 2019-04-05 16:11更新
(清)朱右曾辑 王国维校补 黄永年校点 王国维撰 黄永年校点 《竹书纪年》是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魏国的史书，此书原来没有书名，后来人们从它编年体的体例来命名为《纪年》，原书本是竹简，所以称为《竹书》，一般的都称为《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共十三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定次序。有不少地方与传统记载不同，比较接近史实真相，此外，有的还与甲骨文、金文的记载吻合。 《史记》记载的战国年代常常有矛盾，《纪年》可以做有益的补充印证。所以，《纪年》对于现在研究先秦史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清朝以后，研究《竹书纪年》的人很多。著名学者王国维曾编辑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一书，很有参考价值。
10.82 万字 | 2019-04-06 13:09更新
《十三经注疏》四百十六卷，系汇编儒家的十三部经典和汉至宋代经学家对经的注疏而成。儒家十三经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圣经”，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它们主导和影响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达数千年之久，中国传统的哲学、文学、教育、伦理等一切学术思想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和社会风尚，无不以之为圭臬。经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国家”统治者奉它们为治国安邦的法宝，士大夫以通经致用为自己的终身抱负，平民百姓也以它们为修身行事的彝训。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圣经，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它们主导和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发展达数千年之久，中国传统的哲学、文学、教育、伦理等一切学术思想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和社会风尚，无不以之为衡准。清代阮元的《十三经注疏》刻本最称美善，而此次为便于非文献专业的人士阅读，以李学勤先生为首的《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对全书进行了统一规范的标点，采用简体横排的方法重新刊印，诚为功德无量的文化盛举。 作者：（周）左丘明 传；（晋）杜预 注；（唐）孔颖达 正义
107.30 万字 | 2019-04-05 13:56更新
《孝經》是一部重要的儒家經典，其作者歷來說法不一，有孔子說和曾子說等，學界一般認可為先秦儒者所作。 《孝經》以“孝”為中心，通過孔子與其門人曾參談話的形式，對孝的價值、意義、作用以及實行“孝”的要求和方法等問題進行了集中的闡述，是一部儒家孝倫理的系統化著作。 《孝經》認為，“孝”是“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認為孝是自然規律的體現，是人類行為的准則，是國家政治的根本。 《孝經》在唐代被尊為經書，南宋以后被列為“十三經”之一，共分十八章，全文不足兩千字，是十三經中篇幅最短的一部。 《孝經》在中國古代影響很大，歷代王朝無不標榜“以孝治天下”，唐玄宗曾親自為《孝經》作注。
0.29 万字 | 2019-09-25 15:45更新
宋史修于元末，由丞相脱脱和阿鲁图先后主持修撰，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张起巖、欧阳玄等七人任总裁官。全书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共四百九十六卷，是二十四史中最庞大的一部官修史书。 早在元初，元世祖忽必烈就曾诏修宋史，后来，袁桷又奏请购求辽、金、宋遗书，虞集也曾奉命主持修撰辽、金、宋三史。由于元王朝内部对修撰宋史的体例主张不同，一派要「以宋为世纪，辽、金为载记」，一派要「以辽、金为北史，宋太祖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宋史」，双方「持论不決」［一］，长期未能成书。元顺帝于公元一三四三年（至正三年），又诏修辽、金、宋三史［二］，决定宋、辽、金各为一史。宋史在纪、传、表、志本已完僃的基礎上［三］，只用了两年半的时间，于一三四五年（至正五年）成书。 在二十四史中，宋史以卷帙浩繁著称。两千多人的列传，比旧唐书列传多一倍，志的份量在二十四史中也是独一无二的。食货志十四卷，相当于旧唐书食货志的七倍。兵志［一］［三］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二三。［二］元史卷四一顺帝本纪。 十二卷，是新唐书兵志的十二倍。礼志二十八卷，竟佔二十四史所有礼志的一半。元末修撰的这部宋史，是元人利用旧有宋朝国史编撰而成，基本上保存了宋朝国史的原貌。宋史对于宋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关係、典章制度以及活动在这一历史时期的许多人物都做了较为详尽的记载，是研究两宋三百多年历史的基本史料。例如，从食货志中，不仅可以看到两宋社会经济发展的概況和我国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经济联击的加强，还可以看到劳动人民创造的超越往代的巨大物质财富和他们所遭受的残酷剥削。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等，保存了许多天文气象资料、科学数据以及关于地震等自然灾害的丰富史料。 宋史具有以往封建史书所没有的特点，这就是它始终遵循的基本思想是程朱理学。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宋史「大旨以表章道学为宗，余事皆不甚措意」［一］。清代史学家钱大昕也说：「宋史最推崇道学，而尤以朱元晦（熹）为宗。」［二］这是符合实际的。在宋史修撰中起主要作用的那些人物，都是道学的信奉者。例如，对于宋史修撰「多所协赞」的鐵木儿塔识，就对「伊洛诸儒之书，深所研究」［三］。张起巖对「宋儒道学源委，尤多究心」［一］。特别是在宋史的修撰中「尤任劳动」［二］的欧阳玄，更是一个对「伊洛诸儒源委，尤为淹贯」［三］的道学家。宋史的修撰原则是，遵循「先儒性命之说」，「先理致而后文辞，崇道德而黜功利。书法以之而矜式，彝伦赖是以匡扶」［四］。在这个原则下，欧阳玄为宋史定下的体例和他所撰写的论、赞、序以及进宋史表［五］，都集中地贯彻了道学的思想。 宋史在史料剪裁、史实考订、全书体例等方面存在许多缺点，使它在二十四史中有繁芜杂乱之称。宋史「以宋人国史为稿本」［六］宋人国史记载北宋特别详细，南宋中叶以后「罕所记载」，宋史依样画葫芦，显得前详后略，头重脚轻。在宋史中，还有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如一人两传，无传而说有传，一事数见，有目无文，纪与传、传与传、表与传、传文与传论之间互相牴牾等等。 宋史的版本，主要有下列几种：公元一三四六年（元至正六年）杭州路刻印的至正本；公元一四八○年（明成化十六年）的成化本（朱英在广州按元刻本的抄本刻印，后来的版本大都以此为底本）：明嘉靖南京国子监本（南监本）：明万历北京国子监本（北监本）；清乾隆四年武英殿本（殿本）；清光绪元年浙江书局本（局本）；一九三四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一九五八年缩印本个别卷帙有抽换）。由于百衲本是用至正本和明成化本配补影印而成，又同殿本作了对校，修补和改正了某些错字，是一个较好的版本。因此，这次校点宋史，是以百衲本为工作本，同时吸收了叶渭清元椠宋史校记和张元济宋史校勘记稿本的成果，参校了殿本和局本。凡是点不断、读不通而又无法从版本上校正的地方，适当地作了本校和他校工作，在卷末校勘记中说明。
487.11 万字 | 2019-04-05 15:52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