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五代史原称五代史，或梁唐晋汉周书，共一百五十卷，修于宋太祖开宝六年（公元九七三年）四月至七年闰十月，由薛居正监修，卢多逊、张澹、李昉等同修。后欧阳修五代史记出，称为新五代史，薛史则称为旧五代史。原书已佚，现行本是清乾隆四十年时的辑本。旧五代史所叙述的历史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最后一次大规模分裂割据的时期。 从公元九○七年朱温称帝起，到九六○年北宋建立，五十多年间，中原地区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王朝前后相继，中原以外有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南平、北汉等十个独立王国，史称「五代十国」，其中还没有包括当时我国境内契丹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这个时期，在全国各地，特别是中原地区的分裂割据政权之间，充满了激烈的军阀混战，造成了频繁的王朝更迭。五代大地主军阀集团的割据政权是极端残暴、极端腐朽的，旧五代史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这些政权的反动统治。他们「徵搜舆赋，竭万姓之脂膏」。［一］他们「峻法以剥下，厚敛以奉上」。［二］他们急徵暴敛，明抢暗夺，或使「数州之［一］旧五代史卷三四唐庄宗纪八［二］旧五代史卷一四六食货志民，屠啖殆尽，荆棘蔽野，煙火断绝，凡十余年」，［一］或使「一方之民，若据炉炭」。［二］他们甚至用泥土製钱，因杨柳吐絮而徵税，把山中的野草当茶卖！他们「卖官鬻狱，割剥蒸民，率有贪猥之名」。［三］更有甚者，后晋石敬瑭不惜匍匐于契丹军事集团脚下，甘当「儿皇帝」。旧五代史揭露的军阀割据势力的种种罪恶行径，对于我们认识历史上分裂割据的危害性和维护全国统一的重要意义，无疑是有益处的。 旧五代史在编撰上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它基本上取材于五代时人所修的各种实录。 这些实录「皆无识者所为，不但为尊者讳，即臣子亦多讳饰」。［四］旧五代史在转述时，不可避免地会带上它们固有的缺陷。石敬瑭这样的无恥之尤，獲得了「旰食宵衣，礼贤从谏」，「能保其社稷」［五］的美名。桑维翰是首先提倡投靠契丹军事贵族集团的，旧五代史编撰者却为之開脱，说「和戎之策，固非误计」，［六］讚美桑维翰是「効忠」后晋的「社稷臣」。［七］冯道毫无骨气，一生投靠过许多搞分裂割据的军阀，旧五代史的作者却说：「道之履行，鬱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體。」［八］这些论述，完全违反了历史事实，不能不说［一］旧五代史卷一五李罕之传［二］旧五代史卷一三五僭伪列传二刘陟传［三］旧五代史卷九八安重荣传［四］十七史商榷卷九三［五］旧五代史卷八○晋高祖纪六是旧五代史的重大缺陷。此外，旧五代史还有其他许多缺点，如材料芜杂，概括力差观点不统一，大多数文章写得很不高明，等等。 就史料價值而言，由于旧五代史编撰者大都亲身经历过五代的历史场面，见闻较近，因而保存了比较丰富的原始资料。相反，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删去了许多应当保留的重要史料。因此，两者还是可以互相补充的。 北宋时期，新旧两史並行。金章宗泰和七年（公元一二○七年）规定「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欧阳修所撰」。［一］到了元代，旧五代史就逐渐不行于世。清乾隆中开四库馆时，未能找到原本。馆臣邵晋涵等就永乐大典中辑录排纂，再用册府元龟、资治通鑑考異等书引用的旧五代史材料作补充，大致恢复了原来面貌的十分之七八。同时还从其他史籍、类书、宋人说部、文集、五代碑碣等数十种典籍中辑录了有关的资料，作为考異附注，与今辑本旧五代史正文相五补充印证，在不少方面丰富了原本的内容。今辑本旧五代史作为四库金书之一，于乾隆四十年（公元一七七五年）编成缮写进呈，标明原文辑录出处，补充和考证史实的注文附在有关正文之下，部分文字考订则另附黄色粘籤。一九二一年南昌熊氏曾影印出版（简称「影库本」）。后来又有乾隆四十九年（公元一七八四年）缮写的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和武英殿刊本（简称「殿本」），补充史实的注文仍附于正文之下，文字、史实考订则作为「考证」附于卷末，文字颇有改动，内容也有不少增删，并删去了辑文的出处。现存的旧五代史一般刊本及石印本都是根据殿本翻印的。此外，还有乾隆时期孔荭谷的校抄本（简称「孔本」，现仅看到近人章钰过录本）、彭元瑞校抄本（简称「彭本」）及抱经楼卢氏抄本（简称「卢本」），它们都以保存辑文出处为贵，内容大致和影库本相同。其中孔本是根据较早的辑录稿本抄写的，未改的清朝忌讳字较多，并保存了后来编定本删去的数十条注文。至于一九二五年的嘉业堂刊本（简称「刘本」），则以卢本为底本，再根据殿本作了大量校补，体例比较芜杂。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旧五代史，就是根据刘本影印的。 本次整理校点旧五代史时以影库本为底本，同时用殿本、刘本及其他三种抄本参校，并适当吸收了邵晋涵的批校及孔荭谷、彭元瑞等人的校勘成果。对史文辑录所据和注文引用的史料出处，除根据原书通行本进行必要的校勘外，还参校了残宋本册府元龟影印底样、复旦大学藏旧抄本五代会要、周星诒过录的顾广圻校五代史补五代史阙文、永乐大典残卷膠卷及照片。凡有增删或重要異文可备参考的，一律作为校记附于卷末。辑本因避讳而改动的文字，除影响文义的外，一般不再改回。有些古代少数民族的人名等，辑本曾按照当时官定的辽史索伦国语解的译名作了改动。这种译名后来并不通行今均恢复原文，于译名第一次出现处出校。辑本原注永乐大典、册府元龟的卷数颇有错误和脱漏，今有原本可查对的迳予改正增补。关于注文，除保留影库本原有的外，还在避免重複的原则下，根据邵晋涵旧五代史考異、殿本、孔本等作了增补，并注明来源，以求成为比较完备的本子。由于旧五代史的版本流传问题比较複杂，现把一些重要版本的序跋附录书后以供参考。
84.11 万字 | 2019-04-05 15:56更新
《春秋公羊传》也同《春秋左氏传》一样，是阐释《春秋》的一部著作。其传授源流，按汉朝人的说法，是先由孔子的学生子夏传给公羊高，公羊高伟给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都是口耳相传。到西汉景帝时，公羊寿才与其弟子齐人胡毋子都写在竹帛上。《公羊传》是极力主张大一统的，主张君臣等级观。《公羊传》采取问答的方式，在汉语修辞学、词汇学、语法学上也有一定的价值，值得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公羊传》又称《春秋公羊传》、《公羊春秋》，儒家经典之一。上起鲁隐公元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与《春秋》起讫时间相同。相传其作者为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齐人公羊高。 起初只是口说流传，西汉景帝时，传至玄孙公羊寿，由公羊寿与胡母生（子都）一起将《春秋公羊传》“著于竹帛”。《公羊传》有东汉何休撰《春秋公羊解诂》、唐朝徐彦作《公羊传疏》、清朝陈立撰《公羊义疏》。 《公羊传》的主要精神是宣扬儒家思想中拨乱反正、大义灭亲，对乱臣贼子要无情镇压的一面，为强化中央专制集权和“大一统”服务。《公羊传》尤为今文经学派所推崇，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历代今文经学家都常用它作为议论政治的工具。它也是研究战国、秦、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7.34 万字 | 2019-04-05 13:35更新
《周礼》、《仪礼》、《礼记》，合称三礼。《周礼》又称《周官》，讲官制和政治制度。《仪礼》记述有关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礼仪制度。《礼记》则是一部秦汉以前儒家有关各种礼仪制度的论著选集，其中既有礼仪制度的记述，又有关于礼的理论及其伦理道德、学术思想的论述。这里，仅就有关《仪礼》一书的一些问题作一些简要的说明。《仪礼》的篇数与作者今《十三经注疏》本《仪礼》，共十七篇，目次如下：士冠礼第一士昏礼第二士相见礼第三乡饮酒礼第四乡射礼第五燕礼第六大射礼第七聘礼第八公食大夫礼第九觐礼第十丧服第十一士丧礼第十二既夕礼第十三士虞礼第十四特牲馈食礼第十五少牢馈食礼第十六有司彻第十七这个次序，为汉刘向《别录》所列。据文献记载，汉武帝时，在孔壁中发现《古礼》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与汉初经生所传十七篇《仪礼》相同，但多出三十九篇。此三十九篇礼文久佚，学者称之为《逸礼》。由此便产生一个问题：十七篇《仪礼》是不是一个残本。一种观点据此认为，十七篇《仪礼》是一部残缺不完之书。另一种观点正与此相反，认为十七篇《仪礼》并非一不完全的残本，而是一部完备的著作。清人邵懿辰《礼经通论》对此有很详细的论证。《礼记。昏义》说：“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此礼之大体也。观今本《仪礼》十七篇，《昏义》所说作为“礼之大体”的上述八项内容，皆完整无缺。另外，《礼记》中有很多篇是直接解释《仪礼》的。《礼记》有《冠义》释《士冠礼》；有《昏义》释《士昏礼》；有《问丧》释《士丧礼》；有《祭义》、《祭统》释《郊特牲》、《少牢馈食礼》、《有司彻》；有《乡饮酒义》释《乡饮酒礼》；有《射义》释《乡射礼》、《大射礼》；有《燕义》释《燕礼》；有《聘义》释《聘礼》；有《朝事》（《大戴礼记》）释《觐礼》；有《丧服四制》释《丧服》，都不出《仪礼》十七篇之外。由此可见，今本《仪礼》，应该说是一部体系和内容完备的著作。邵懿辰认为，“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礼记。礼器》），古来之礼，不止此十七篇，亦不止《汉书。艺文》
13.84 万字 | 2019-04-05 13:37更新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开始称《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太史记》。司马迁，字子长，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 此书记事始于传说中的黄帝，下限到汉武帝时期，前后跨越三千多年历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是全书提纲，按年月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列传”是重要人物传记。其中的本纪和列传是主体。 按司马迁所说，编写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究天人之际”是探秋天道和人事的关系，作者批判了原来的“神意天命论”，提出了“帝王中心论”。“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历史的发展实况及其规律。 《史记》参考了众多典籍，如《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和诸子百家，同时参考档案、民间古文书籍。他还亲自采访，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对材料精心选择使用，治学态度异常严谨。 汉代之前的历史著作在内容、史事、材料、作者编撰水平上都无法和《史记》相比。可以说，《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通史，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基本都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鲁迅先生对史记的评价也很高。 司马迁去世之后，《史记》并没有立刻流行，被人重视。到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经过努力，才开始流传，但到东汉时已经有了残缺。 注释方面，南朝宋的裴著有《史记集解》，是现存最早的旧注本，唐朝司马贞撰写《史记索隐》，有很多新见地，唐朝的张守节用毕生精力写成《史记正义》，成就较高。 该书现存早期的版本之一南宋黄善夫家塾刻本，被公认为善本，经商务印书馆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明朝的《二十一史》本、清朝武英殿刻《二十四史》本参考价值都很高。清朝同治年间有金陵书局的刻本。1959年，中华书局所出标点校勘本利于现今的读者学习参考。
66.61 万字 | 2019-04-05 15:45更新
南史八十卷，北史一百卷，唐李延寿撰。南史起公元四二○年（宋武帝永初元年），终公元五八九年（陈后主祯明三年），记述南朝宋、南齐、梁、陈四个封建政权共一百七十年的历史。北史起公元三八六年（北魏道武帝登国元年），终公元六一八年（隋恭帝义宁二年），记述北朝魏、北齐（包括东魏）、周（包括西魏）、隋四个封建政权共二百三十三年的历史。两书合称南北史。 李延寿，唐初相州人，官至符玺郎。在唐太宗时代，他曾先后参加隋书纪传、十志和晋书的编写工作，还参预过编辑唐朝的「国史」，并著有太宗政典。 南北史的撰著，是由李延寿的父亲李大师开始的。隋末，李大师曾在农民起义军领袖窦建德所建立的夏政权中做过尚书礼部侍郎。窦建德失败后，他被唐朝流放到西会州（今甘肃境内），后遇赦放回，死于公元六二八年（唐太宗贞观二年）。 当李大师开始编纂南北史的时候，沈约的宋书、萧子显的齐书、魏收的魏书已经流传很久，魏澹的魏书和王劭的齐志等也已成书。而当李延寿继续编纂南北史的时候，梁、东、北齐、周、隋五代史的编纂工作也正在进行或定稿。既然关于南北朝的史书已有多种，那么，李氏父子为什么还要另外编写这一时期的历史著作呢？李延寿的自序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他的父亲「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虜’，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並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显然，在隋、唐全国统一的局面形成后，人们很需要综合叙述南北各朝历史的新著。同时，分裂的封建政权互相敌视的用语如「索虜」、「岛夷」之类，已与全国统一后南北各民族大融合的形势不相适应比李延寿时代稍后的刘知几也强烈反对这种称谓。所以李氏父子打破了朝代的断限，通叙南北各朝历史，又在书中删改了一些不利于统一的提法，正是反映了当时历史的要求。这也是南北史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大师本是仿照吴越春秋，採用编年体，没有成书。李延寿在他的基础上，改用史记纪传的体裁，删节宋、南齐、梁、陈、魏、北齐、周、隋八书，又补充了一些史料，写成南史和北史。公元六五九年（唐高宗显庆四年），这两部书经唐朝政府批准流传。唐高宗对它很重视，曾亲自为之作序，但这篇序到宋代已经失传。 南北史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突出门阀士族的地位。它用家传形式，按世系而不按时代先后编次列传，一姓一族的人物，集中在一起。这种编纂方法並不开始于李延寿。刘宋时，何法盛著晋中兴书，就有瑯邪王录、陈郡谢录等篇名，就是将东晋大族王、谢两家的人物集中为传。北齐魏收著魏书，也是参用家传形式。但魏书对大族中的重要人物还是抽出来单独立传，南北史则凡是子孙都附于父祖传下，因此家传的特徵更为突出。这不仅是方法问题，而是南北朝时期社会现实的反映。 南北朝是门阀士族统治的时代，世家大族倚仗祖先的政治地位和宗族姻亲的党援，享有政治特权，佔有大量部曲、佃客、奴婢、荫户和土地。高门子弟从青少年时期就在中央或地方任官，三四十岁便可飞黄腾达。大族之间以及大族与皇室之间由婚姻关系联结起来，构成一个膠漆坚固的特权阶層。他们也排斥着庶族地主。「地望」和「婚」、「宦」，是门第高下的重要标帜，这些都记载在他们的谱牒里。所以南北朝的大族特别重视谱牒，讲究谱学。但是，激烈的阶级斗争冲击着高门大族，从南北朝到隋末的历次大规模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门阀士族。许多大族地主被革命的农民所镇压，或被赶出他们原来盘据的地区。 他们的谱牒连同他们的家业，也被革命的洪流冲刷得荡然无存。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地位迅速下降，门阀士族的「盛世」已经江河日下。 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为了挽救自已的颓运，他们用尽了各种手法。在史书里塞进家谱，就是其中的一种。魏收就曾直言不讳地说：「往因中原丧乱，人士谱牒遗逸略尽，是以具书其枝派。」这就是企图通过修史来肯定门阀士族的世袭特权。唐朝初年编纂梁、陈、北齐、周、隋五代史，对「朝廷贵臣，必父祖有传」，也是要把新贵和旧门阀联系起来，从而恢复旧门阀的政治地位。出身陇西大族的李延寿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写成南北史的。 南北史和宋、南齐、梁、陈、魏、北齐、周、隋八书相比较，从史料的角度来说是长短互见的。八书保存史料较多较详，经过南北史的删节，篇幅仅及原书总和的二分之一，自然不免缺略。它所删掉的，在本纪中多属册文、诏令，在列传中多属奏议、文章。删节以后，叙事部分相对突出，读来比较醒目。可是，也有删所不当删的地方，例如北魏李安世关于均田的奏疏，梁朝范缜关于神灭的著名辩论，都是有关当时阶级关系和思想斗争的重要资料，南北史一则摒棄不録，一则删存无几。在删节过程中，还有由於疏忽而造成的史实錯误，甚至文气不接，辞义晦涩。这些都是这两史在编纂上的缺点。 南北史并非单纯节抄八书，它也根据当时所能见到的资料作了不少补充。例如南史补了王琳、张彪等人的专传，在循吏、文学、隐逸、恩倖等类传中也补了若干人的整篇传记。北史因魏书不记西魏史事，所以它根据魏澹魏书补了西魏三帝纪，后妃传中补了西魏诸帝后，宗室传中对人关的元魏宗室都增补了资料，此外还补了梁览、雷绍、毛遐、乙弗朗、魏长贤等人的专传。至于增加附传或在原来的纪传中补充史实的地方也为数不少。有的原传文字无几，增补的部分超出数倍，如南史的恩倖传就是例子。所补史料，也有些價值较高的。例如南史郭祖琛传，通过他所上的封事，揭露了梁武帝残民佞佛的弊政。茹法亮传保存了唐禹之起义的部分史料。巴陵王子伦传和吕文显传记录了宋、齐两代中书舍人和典籤权力膨胀的事例。范缜传增加了他不肯「卖论取官」的一段对话，表现了这位唯物主义思想家的战斗精神。北史李弼等人传后，对西魏、北周的军事制度有较详细的记载。苏威传补充了江南人民反隋斗争的史实。这些都是有关政治经济和阶级斗争的重要史料，有助于我们了解和研究南北朝时期的历史。 李延寿自序说他补充的史料很多出于当时的「杂史」，即所谓「小说短书」，故事性较强，且多口语材料，增补入传，常常能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更能反映当时真实情况。这类资料在南史的何佟之传，北史的东魏孝静帝纪、高昂传、斛律金传、李稚廉传、尒朱荣传中都可以发现。但因此也掺入了大量神鬼故事、谣言谶语、戏谑笑料，这又是它的严重缺点。总之，南北史就史料的丰富完整来说，不加八书，但也不乏胜过八书的地方。作为研究南北朝历史的资料，可以和八书互相补充，而不可以偏废。 本书点校，南史和北史都是採用百衲本（即商务印书舘影印元大德本）为工作本。南史以汲古阁本、武英殿本进行通校，以南、北监本和金陵书局本作为参校。北史以南监本、武英殿本进行通校，以北监本、汲古阁本作为参校，又查对了北京图书舘所藏宋本残卷。版本異同，一般择善而从，不作校记；但遇有一本独是或可能引起误解的地方，则仍写校记说明。 除版本校勘外，还参校了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和通志。因为南北史本是节删八书，它的原则是「若文之所安，则因而不改」，这八部史书当然可以作为校勘的主要根据。而通志的南北朝部分，则基本上是钞録南北史，文字上的異同，对于校正这两部史书也有一定的参考價值。此外，还参考了通鑑、太平御览、通典等书。前人成果利用最多的是钱大昕的二十二史考異和张元济、张森楷的南北史校勘记稿本。其他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张熷的读史举正，洪颐煊的诸史考異，李慈铭的南史札记和北史札记等书，也都曾参考。 各卷目录基本上保持元大德本原目，只改正了其中若干错误。
86.60 万字 | 2019-04-05 16:09更新
《谷梁传》亦称《春秋谷梁传》、《谷梁春秋》，为儒家经典之一。起于鲁隐公元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体裁与《公羊传》相似。其作者相传是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鲁人谷梁赤（赤或作喜、嘉、俶、寘）。起初也为口头传授，至西汉时才成书。晋人范宁撰《春秋谷梁传集解》，唐朝杨士勋作《春秋谷梁传疏》，清朝钟文烝所撰《谷梁补注》为清代学者注解《谷梁传》的较好注本。 《谷梁传》则着重宣扬儒家思想的另一方面：重礼义教化和宗法情谊，为缓和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稳定封建统治的长远利益服务，因而也受到统治阶级的极大重视。它是我们研究秦汉间及西汉初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谷梁》在战国时一直是口耳相传的。据唐朝人的说法，最初传授《谷梁传》的，是一个名叫谷梁俶的人，他一名赤，字元始，说是曾受经于孔子的弟子子夏。但据后人考证，《谷梁传》中曾引“谷梁子曰”，竟然自己称引自己，书中还有引用公羊子的话并加以辩驳的情况，因此有人认为成为要较《公羊传》为晚。
6.86 万字 | 2019-04-05 13:35更新
令狐德棻、长孙无忌、魏征 | 正史 | 已完结
隋书八十五卷，包括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 公元六二一年（唐武德四年），令狐德棻建议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各朝史。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着手编撰，但历时数年，没有成书。六二九年（贞观三年），重修五朝史，由魏徵「纪知其务」，並主编隋书。参加隋书编修的还有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等人。六三六年（贞观十年），隋书的帝纪、列传和其他四朝史同时完成，合称「五代史」。 当时「五代史」尚未有志。六四一年（贞观十五年），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等又奉命续修史志。初由令狐德棻监修，六五二年（永徽三年），改由长孙元忌监修。六五六年（显庆元年）成书，共十志，三十卷。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篇记载：书成之后，「其篇第虽编人隋书，其实别行，俗呼为’五代史志’」。又据李延寿北史序传，当时也称为「隋书十志」。从内容来说，十志虽然是配合五朝史的，但记述隋朝部分较详，对梁、陈、齐、周等都列举朝代名，于隋则往往仅称帝号或年号，可见编写时就以隋朝为主。旧唐书著录隋书八十五卷，卷数与今本相合，而没有另列「五代史志」或「隋书十志」，是后晋时隋书已包括十志在内。 隋书的「纪传」和「志」都成于众手，到宋朝初年，所题撰修人姓名已很不一致（参见宋天圣二年隋书刊本原跋）。一○二四年（宋天圣二年）刊刻隋书时，「纪传」部分题魏徵撰，「志」的部分题长孙无忌撰，遂为后来各本所沿袭。 两唐书经籍、艺文志著录的隋史专著，有王劭隋书等多种，后来都已失传，只有这部隋书流传下来。它对于我们今天瞭解和研究隋朝的历史，是一部重要的史籍。 隋书十志中记载了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但记述范围有时概括整个南北朝时期，甚至追溯到汉魏。食货志记载了自东晋以来按官品占有劳动力的等级制度、课役制度以及当时的货币制度，刑法志记载了梁以来律书的编定和「皇家」立法毁法的情况，都写得略具轮廓，多少反映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特点。地理志大体按照隋朝的行政区划，记载了南北朝以来的建置沿革，並保存了当时经济史和交通史等方面的资料。律曆志和天文志出于曆法学家李淳风之手，对南北朝以来天文曆法上的成就，作了总结性的叙述。数学家祖沖之关于圆周率的研究成果，曆法学家张子信和刘焯关于「日行盈缩」规律的研究成果，都保存在律曆志里。其中还有关于汉魏以来度量衡制度演变的记载，是经济史上的重要资料。音乐志记载的南北朝时期国内各地区以及国内外乐舞艺术交流的情况，说明了导致隋唐「燕乐」产生的历史条件。燕乐是以中原音乐为主体，融合了多种音乐因素而形成的，在中国音乐史上有较大的影响。经籍志是继汉书艺文志后又一部古代文献总录，除著录当时所存的著作以外，还附载了一些已经亡佚的书，并论述学术的源流。它所採用的图书分类法，直至清代相沿未变。 隋书最早的本子是宋天圣二年刻本，已经失传。本书校勘，用的本子有以下九种： 一、宋刻遞修本，现存六十五卷，校记中简称「宋小字本」。 二、另一种宋刻本，只存五卷，简称「宋中字本」。 三、元大德饶州路刻本，简称「元十行本」（商务印书馆「百衲本」即据此影印）。 四、元至顺瑞州路刻明修本，简称「元九行本」。 五、明南京国子监本。 六、明北京国子监本。 七、明汲古阁本。 八、清武英殿本。 九、清淮南书局本。 在以上九种之中，主要是用宋小字本和两种元刻本互校，并参校其他刻本，择善而从。版本校勘，一般不出校记。此外，还参校了通典、太平御览、册府元龟、资治通鑑通志等书的有关部分，并採用了前人对隋书的一些研究成果。关于书中的避讳字，天干「丙」字，唐人讳改为「景」，现一律回改。其他避讳字，一般不改，只在第一次出现时写出校记。
85.83 万字 | 2019-04-05 15:38更新
作者：（晋）范甯 集解；（唐）杨士勋 疏《春秋谷梁传注疏》引书八十余种,颇为繁富,其中原书大部分已失传,赖《春秋谷梁传注疏》保存一二,故其保存文献之功极大.《春秋谷梁传注疏》引书也极有特点,如三礼方面的书籍所占比例大、所引书名篇名不一、会通《春秋》三传、所引材料与现存文献的差异以及包容唯心主义色彩较浓的纬书等,这些需要辩证地分析和研究.
27.12 万字 | 2019-04-05 13:55更新
中国清代官修的记述明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始纂于康熙十八年（1679），乾隆四年（1739）保和殿大学士张廷玉等在康熙时所撰《明史稿》的基础上撰成。从顺治二年（1645）开史馆起历时95年，是中国历史上纂修时间最长的一部官修史书。共332卷，包括本纪24卷、志75卷、表13卷、列传220卷，另有目录4卷。该书取材于《明实录》、《大明会典》、档册、邸报，以及文集、奏议、稗史、方志、传记等有关著述和材料，由于有著名史家万斯同等的整理和考订，该书体例严谨，叙事清晰，编排得当，文字简明，引述的资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明史》体例多有不同于前代正史或其他史书者。建文、景泰两朝均列为本纪，不同于《明实录》的附录形式；《历志》中的图表，简便易明，为过去所未有；《艺文志》只记述明代著述，不同于前代正史中的《艺文志》；在表的部分，较前代诸史增加了《七卿表》；另专门立有《阉党》、《流贼》、《土司》等列传，突出记述了明代的主要社会问题，为了解明代宦官、明代农民起义和明代民族关系，提供了比较集中、系统的材料。《明史》的记事有些过于简略，立传的人物也不够完备，且多回护之处。现通行的《明史》版本是乾隆四年的武英殿原刊本，1974年中华书局又据以校勘、标点出版。
347.52 万字 | 2019-04-05 15:35更新
王弼、韩康伯、孔颖达 | 十三经注疏 | 已完结
魏王弼、晉韓康伯註，唐孔穎達疏。《易》本蔔筮之書，故末派浸流於讖緯。王弼乘其極敝而攻之，遂能排棄漢儒，自標新學。然《隋書·經籍誌》載晉揚州刺史顧夷等有《周易難王輔嗣義》一卷，《冊府元龜》又載顧悅之（按悅之即顧夷之字）《難王弼易義》四十餘條，京口閔康之又申王難顧，是在當日已有異同。王儉、顏延年以後，此揚彼抑，互詰不休。至穎達等奉詔作疏，始專崇王註而眾說皆廢，故《隋誌》「易類」稱：「鄭學浸微，今殆絕矣。」蓋長孫無忌等作《誌》之時，在《正義》既行之後也。今觀其書如，《復·彖》「七日來復」，王偶用六日七分之說，則推明鄭義之善。《乾》九二「利見大人」，王不用「利見九五」之說，則駁詰鄭義之非。於「見龍在田，時舍也」，則曰「《經》但雲『時舍』，《註》曰『必以時之通舍』者，則輔嗣以通解舍，舍是通義也」，而不疏舍之何以訓通。於「天元而地黃」，則曰「恐莊氏之言，非王本意，今所不取」，而不言莊說之何以未允。如斯之類，皆顯然偏袒。至《說卦傳》之分陰分陽，韓註「二四為陰，三五為陽」，則曰「輔嗣以為初上無陰陽定位」，此註用王之說。「帝出乎震」，韓氏無註，則曰「《益卦》六二『王用亨於帝，吉』，輔嗣註雲：『帝者生物之主，興益之宗，出震而齊巽者也』，則輔嗣之意以此帝為天帝也」。是雖弼所未註者，亦委曲旁引以就之。然疏家之體，主於詮解註文，不欲有所出入。故皇侃《禮疏》或乖鄭義，頴達至斥為「狐不首丘，葉不歸根」，其墨守專門，固通例然也。至於詮釋文句，多用空言，不能如諸經《正義》根據典籍，源委粲然，則由王註掃棄舊文，無古義之可引，亦非考證之疏矣。此書初名《義贊》，後詔改《正義》然卷端又題曰《兼義》，未喻其故。《序》稱十四卷，《唐誌》作十八卷，《書錄解題》作十三卷。此本十卷，乃與王韓註本同，殆後人從註本合並歟？ 作者：（魏）王弼，（晋）韩康伯 注；（唐）孔颖达 疏
6.77 万字 | 2019-04-05 13:56更新
本书为东汉时期陆续产生的记述汉代官制礼仪的6部著作的汇编，即《汉官》、《汉官解诂》、《汉旧仪》、《汉官仪》、《汉官典职仪式选用》、《汉仪》。
1.56 万字 | 2019-04-06 13:14更新
又称汉纪，荀悦（148-209）撰。字仲豫，颖川郡颖阴县（今河南许昌市）人。祖淑，有名于世，当时名贤李固、李膺等皆师宗之。有子八人，号称“八龙”，其中以悦叔爽最著名。董卓专政，拉拢名士，辟用爽等爽自到任至进拜司空，仅九十五日。爽虽被卓破例拔用，但仍乃心汉室，暗中图谋诛卓。悦早失父、年十二，能说《春秋》，性沈静，好著述。汉未政在阉官，悦隐居不仕。悦从弟彧，为曹操所重用。及献帝都许，乃征悦，为黄门侍郎，迁秘书监。献帝颇好文学，荀悦、荀或及孔融侍讲禁中。建安三年（198年），献帝以《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编年体《左传》撰《汉纪》，至建安五年（200年）书成。 《汉纪》的取材，绝大多数来自《汉书》，自己也稍有增删。如谏大夫王仁、侍中王闳的谏疏，皆《汉书》所无；关于壶关三老茂，《汉书》无姓，《汉纪》则云姓令狐；朱云请尚方剑，《汉书》作“斩马剑”，《汉纪》乃作“断马剑”。据唐张渭诗：“愿得上方断马剑，斩取朱门公子头”，证明《汉书》有误字。是知《汉纪》自有剪裁，非一味抄袭者比。《后汉书。荀悦传》言：“时政移曹氏，天子恭已而已，悦志在献替，而谋无所用，乃作《申鉴》五篇”。所谓《申鉴》，即申论前事，以为后世鉴戒之意，仅从此题目观之，即知悦著书并非脱离政治音，献帝自建安元年被曹操移至许，虽然生活得到安定，然操对献帝的监视和控制，远远胜过已往凉州军阀，而献帝亦企图诛操。在这种情况下，悦势不得保持中立，历来学者多以为荀悦不满曹操专政，其著书的目的即在于规劝曹操作一汉室忠臣，而勿为王莽篡夺，遗臭万年。但也有个别史家不同意这个意见。依我看，荀悦出身于儒门世家，个人并不怎样热中于权势名利，故栖迟衡门，年逾半百，始行出仕。从他的阅历和家世看，他不可能参预诛操谋划。但从他所撰《申鉴》及《汉纪》的思想内容看，连他自己都不回避乃“有监戒焉”。所以他在《申鉴》中要“在上者……肃恭其心，慎修其行，内不回惑，外无异望，则民志乎矣”。这是明确劝告曹操修德慎行，内不回惑伤忠贞，外无异望图汉鼎。继之又言，“古者天子诸侯有事，必告于庙，朝有二史，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君举必书，善恶成败，天不存焉……得失一朝，而荣辱千载。善人劝焉，淫人惧焉”。这是告诫曹操，要黾勉作周公，永远留典型于后世，获荣誉于万代，切勿作王莽，逞快于一时，遭诟辱于千载。 荀悦《汉纪》的地位，主要体现在促进了《春秋》和《左传》所用的编年体形式的成熟化。通过他的努力，编年体逐渐完善起来，成为和纪传体并重的两种基本史书体裁。书中常用“荀悦曰”的形式发表有见地的史论，行文流畅，成就很高，受到后人赞扬。现在，常见的版本是《四部丛刊》本。
2.50 万字 | 2019-04-06 13:14更新
令狐德棻、岑文本、崔仁师 | 正史 | 已完结
公元六世纪二十年代，黄河流域的各族人民大起义，瓦解了统治中国北部的北魏（公元三九六至五三四）封建王朝。在这场激烈的阶级搏斗中，地主阶级纷纷组织反动武装，共同镇压起义军，同时又互相争霸。最后在北方形成东魏（公元五三四至五五○）和西魏（公元五三五至五五六）两个封建割据政权，与割据江淮以南的梁（公元五○二至五五七）政权三分鼎立。后来，东魏改齐（公元五五○至五七七），西魏改周（公元五五七至五八一）后人称它为「北周」。在南方，陈（公元五五七至五八九）也取代了梁。 西魏、北周封建政权是以鲜卑豪强宇文泰为首的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的联合统治。这个政权的统治区域大致包括今陕西、宁夏、甘肃和四川的大部、山西西南部、湖北西部以及河南西部。公元五七七年，周灭齐，统一北方。五八一年，杨坚代周，建立隋朝。周书虽以周题名，实际上是记述从公元五三四年东、西魏分裂到五八一年杨坚代周为止四十八年的西魏、北周史。 公元六二一年（唐武德四年），起居舍人令狐德棻向李渊（唐高祖）建议编写梁、陈、齐、周、隋五朝「正史」。他的意见被採纳，並指派了各史编写人员，但没有认真进行。六二九年（贞观三年），旧事重提，德棻担任周书的主编，参加编写的有岑文本和崔仁师。六三五年（贞观十年），周书和其他四朝史同时完成。 令狐德棻（公元五八三至六六六），宜州华原（陕西耀县）人，出身门阀贵族，官至国子祭酒。他在唐初颇有文名，曾多次参加官书的编写。在历史书方面，他还参加和主持过新晋书、五代史志和所谓「国史」（即唐史）以及李世民（唐太宗）、李治（唐高宗）两朝实录的编写。岑文本，邓州棘阳（河南新野）人，也是唐初著名文人，官至中书令。周书中的史论多半是他写的。崔仁师，定州安喜（河北定县）人，官至中书侍郎、参知机务。 周书主编人令狐德棻的祖父令狐整是北周的大将军，宇文政权骨干人物之一，其他两个编写人也在不同程度上和宇文政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家世不止是周书编者所特有，包括唐朝王室在内的唐初当权人物，也多半就是西魏、北周骨干人物的嫡派子孙。这样就规定了对周书的特殊要求，即不仅要竭力歌颂宇文政权的骨干人物，所谓「关右旧族」、「八柱国、十二大将军」，而且啧啧叹赏「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凡是唐朝的达官贵戚，周书总要想法为他们在周代的祖先立传，並往往不惜歪曲事实加以颂扬。比如，杜杲並无多少值得记载的事跡，但他却是唐朝宰相杜如晦的曾伯祖，杜家是关中头等门阀，唐朝谚语说「城南韦、杜，去天尺五」，周书没有杜家的传，不是「缺陷」吗？因此特为杜杲立专传，但由于事跡实在不多，只得把他出使陈朝的一些无谓的应对之辞塞进传中，以充篇幅。萧詧是梁朝的宗室，为了争夺帝位，不惜勾结西魏军队进攻梁朝的疆土，导致江陵十余万人民沦为奴婢的惨禍，自己卑躬屈节，充当西魏军监护下的傀儡皇帝。而书中竟给他作出「盖有英雄之志，霸王之略」这样与本人立身行事截然相反的评语。其所以如此，正是因为这个萧詧是唐朝另一个宰相萧瑀的祖父。这类例子，周书中举不胜举。连唐代另一封建史家刘知几也说：唐初编写五朝史的特点，是「朝廷贵臣，必父祖有传」，而且「事有不同，言多爽实」。这种情況，虽为五朝史所共有，但周书显得比较突出。 周书在收集、考订史料方面也存在着问题。它的资料来源，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旧史，包括西魏史官柳虯所写（可能周代史官曾经续写）的官史和隋代牛弘没有完成的周史；二是唐初为了修史而徵集的家状之类。牛史是本书的盖本。刘知几曾经说过，周书只憑牛史，「重加润色」，「不能别求他述，用广異文」，可见周书根据的资料是很贫乏的。而且在很有限的资料范围内，考核修订的工作也是很草率的。我们曾将庾信为当时官僚贵族所作的碑志和本书有关列传比对，年月历官常有出入，其中有些可以確定是本传错了的。还有不少记事记年自相矛盾的地方。 虽然周书作为资料也很不完备，而且有不少错误，但是这部书对于我们研究、瞭解这段历史还有一定的资料價值。它基本上反映了宇文政权的建立，建立后三个对建政权间（特别是东西魏或齐周间）的战争，以及宇文政权上層内讧的有关情況。周书只有纪和传，没有志，一些有关土地、赋役以及所谓礼、乐、刑、政等制度的资料，写入五代史志，和隋书合编。但从散见于纪传的零星记载中，也保存了一些诸如奴婢、部曲、客女的地位，徵庸代役的开端，府兵制度的产生等，对于后来隋唐两代有影响的社会关係、政治、军事制度的片断的资料。本书最后一篇異域传混淆了当时国内少数民族和外国的界限，也有不少歪曲事实和侮辱性的记载。但其中也包含一些可供参考的历史资料，特别是各少数民族的传中反映了一些各族人民配合汉族人民反抗封建统治的顽强斗争。另外，传中第一次记载了突厥、稽胡的历史。散见于本书纪传的各地人民武装起义，西起秦陇（李贤传、史宁传）巴蜀（陆腾传、伊娄穆传、崔谦传、柳昂传等），东至幽州（宇文神举传），南达襄阳（伊娄穆传），北到太原（宇文神举传），以致迫近国都长安的莲勺也是「数有群盗」（刘志传）。这些都是当时各地人民反抗封建统治的历史资料。唐以前记述这段历史的史籍都没有传下来。稍后编写的北史，其中西魏、北周部分基本上是删节周书，很少补充改正。删改之处，有些是对的，有些却是删节不当或是改错了的。因此，就现存的有关这段历史的资料来说，周书成书较早，保存的资料也比较原始。 周书在宋初已经残缺，后人以北史和唐人某种史钞补上。公元一○○五年（宋景德二年）编辑册府元龟，引用周书缺卷各条已是后人的补本。宋人曾在本书缺卷后附有校语，说明不是周书原文，清人钱大昕也曾加考证。我们重新检查，残缺情況是：卷一八、卷二四、卷二六、卷三一、卷三二共五卷全缺；卷三六可能全缺，可能半缺；卷二一大半缺。此外，也有宋初未缺而传世各本脱去的大段文字，如卷六武帝纪下、卷三九杜杲传都脱去几百字，但册府元龟引文却没有缺。周书最早刻印的確切年月我们还不清楚。旧本宋人安焘、王安国、林希的目録序，内有「今既镂板以传学官」的话。据序文和宋晁公武郡齋读书志、李焘续通鑑长编，校刊南北朝各史的工作是公元一○六一年（宋嘉祐六年）开始交给「馆阁官」办理的。今考王安国和林希都在熙宁初任职馆阁，安国死于一○七四年（熙宁七年），则周书第一次刻板应在一○六八至一○七四年即熙宁元年至七年间。这个最早的本子早已不存。一一七四年（绍兴十四年），周书和其他六史在眉山重刻，即所谓「宋蜀本」或「眉山七史本」。这个本子也没有流传下来。现在流传的是南宋翻刻，并有元明两代补板的所谓「三朝本」。 用以互校的是下列七种本子： 一、南宋刻元明遞修本与百衲本的底本同，校记中简称「宋本」。 二、明万曆间赵用贤刻南京国子监本校记中简称「南本」。 三、明万曆间萧云举刻北京国子监本校记中简称「北本」。南、北监本都曾据北史或以意改补一些文字，底本都是有元明补板的南宋本。 四、明末毛氏汲古阁本校记中简称「汲本」。底本不详，与宋本、南本異者多同北本。 五、清乾隆四年（公元一七三九年）武英殿本校记中简称「殿本」。底本是北本。 六、清同治十三年（公元一八七四年）金陵书局本校记中简称「局本」。底本是汲古阁本。 七、一九三四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宋蜀刻元明遞修本」（实是南宋临安刻本，非蜀本。）校记中简称「百衲本」。此本虽说影印，但多据他本改正错字，也有改错了的，实际上成为另外一种本子。
32.95 万字 | 2019-04-05 15:42更新
辽史一百十六卷，元脱脱等修，记载辽政权二百多年（公元九○七--一二五年）的历史。其中也兼敍了辽以前契丹族和辽末耶律大石建立的西辽的历史。 契丹是我国历史上的古老各族之一，魏书、隋书等史都有传。唐末，封建军阀篡夺和瓜分农民起义的果实，在中原和南方各地分别建立自己的统治，契丹贵族耶律阿保机（辽太祖）则在祖国的北方疆土上建立了辽朝。它是一个以契丹贵族为主，联合一部分汉族地主和其他各族上层分子组成的政权。 辽朝和历代封建政权一样，设立史官。撰写起居注、日历，纂修实录。历次所修的实录，最后由耶律俨综合编订成书，后人称之为耶律俨实录。耶律俨，析津（今北京）人，本书有传。他的父亲耶律仲禧是在辽朝做官的汉人，本姓李，赐姓耶律。耶律俨本人官至参知政事、知枢密院事、监修国史。 从今本辽史可以考见，耶律俨实录包括纪、志、传等部分，为后来编写纪传体辽史打下了基础。金朝两次纂修辽史，都以这部书为基本依据。第一次纂修在完颜亶（熙宗）时代，由耶律固、萧永祺先后执笔，皇统八年（公元一一四八年）宗成，未曾刊行，到元修辽史时稿本已散佚无存。第二次在完颜璟（章宗）时代，由移剌履、党怀英等十三人纂修，泰和七年（公元一二○七年）由陈大任最后完成，后人称之为陈大任辽史。当时由於修史的所谓「义例」未定，主要是金朝继承哪一朝的「帝统」问题还未解決。所以陈大任辽史也没有经金朝批准刊行。 元代中统二年（公元一二六一年）和至元元年（公元一二六四年），都曾议修辽、金二史。南宋亡后，又议修辽、金、宋三史。也由於「义例」未定，以至「六十馀年，岁月因循」。关於「义例」的争论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仿晋书例，以辽、金作为「载记」，附於宋史；另一种主张仿南、北史例，以北宋为「宋史」，南宋为「南史」，辽、金为「北史」。这个问题长期争议不決。直到元末至正三年（公元一二四三年），脱脱任纂修三史的都总裁，才決定辽、金、宋「各与正统，各击其年号」，由廉惠山海牙、王沂、徐昺、陈绎曾四人分撰辽史。当时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很尖锐，各地人民相继起义，元政权处於风雨飘摇之中，财政又极困难，故三史都是仓促修成。其中辽史时间最短，只用了十一个月（至正三年四月到四年三月）。这次纂修即以耶律俨实录、陈大任辽史为基础，参考资治通鑑、契丹国志及各史契丹传等，稍加修订编排。撰成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二卷，表八卷，列传四十五卷，国语解一卷，共一百十六卷，就是现在这部辽史。 元修辽史时，既没有認真搜集和考订史料，再加上纪、志、表、传之间相互检对也很不够，因此前后重複，史实错误、缺漏和自相矛盾之处很多。甚至把一件事当成两件事，一个人当成两个人或三个人。这种混乱现象在二十四史中是很突出的。但由於耶律俨实録和陈大任辽史都已失传，元修辽史成了现存唯一的一部比较系统、完整地记载辽的官修史书。它提供了一些研究当时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民族关系等问题的材料。 例如，天祚纪反映出，当辽朝对女真的战争节节失败的时候，汉族农民和各族人民纷纷起义，其中由安生儿、张高儿领导的起义军多达二十万人。又如营卫志、礼志提供了契丹部落的建置、分佈，以及遊牧民族风俗习惯的材料。地理志和百官志记録了当时的地理建置和农牧区统治机构的概况。本纪、部族表、属国表、二国外纪等部分还保存了一些研究契丹以外各族历史以及中外关系史的参考资料。从辽史里还可以看到，当时草原上由於农业的发展，手工业人口的增加，逐步出现了一些农业聚落和城市。特别是先后建立的上京和中京，与南京（今北京）有着密切的联击，从而沟通了这一广阔地区的经济和文化。 辽史於元顺帝至正五年（公元一三四五年）与金史同时刊刻，只印了一百部，这次的印本已经失传。明初修永乐大典引用的很可能就是这个初刻本。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系用几种元末或明初翻刻本残本拼凑而成，虽有不少脱误，但也有许多勝於后出诸本的地方。明南监本源於百衲本所据的元本。北监本脱误与南监本同，且偶有误改。清乾隆殿本系据北监本校刻。道光殿本据四库本改译人名、官名等，有失原书面目。这次点校，以百衲本为工作本，用乾隆殿本进行通校，以南、北监本和道光殿本进行参校。又用永乐大典所引辽史全部校对一过。另外，还用纪、志、表、传互校，并参考册府元龟、资治通鑑、续资治通鑑长编、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宋史、金史、契丹国志、辽文汇等书校订了史文的脱误。对於前人校勘成果，主要参考了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厉鹗辽史拾遗、陈汉章辽史索隐、张元济辽史校勘记（稿本）、冯家昇辽史初校、罗继祖辽史校勘记。原书卷首有关修史的材料移作附录。
39.23 万字 | 2019-04-05 15:43更新
作者：（清）吴广成 撰清人吴广成采用纲目体编修《西夏书事》，这与西夏史传世史料既不成系统，又有许多失考、亡佚的特点有关，该书是清人传世的汉文西夏史籍中卷帙最长、内容最丰富的，体现了清人编修西夏史的最高成就，但吴氏于记史之外对史事作过多评述有喧宾夺主之嫌，且多封建卫道气息。
25.19 万字 | 2019-04-06 13:05更新
金史一百三十五卷，其中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是记载女真族所建金朝兴亡始末的一部史书。女真族是我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公元十二世纪初，女真滅辽，臣服了西夏，建立了与宋南北对峙的金朝。金以今天的北京为中心，在北方统治了近一百二十年，对我国的历史产生了极大影响。早在元世祖中统二年（一二六一），本着「国亡史作」的惯例，便已开始议修辽、金二史。宋亡，又议修辽、金、宋三史。但由於当时以哪一朝为「正统」长期争论不休，体例不能确定，故一直没有修成。直到元顺帝至正三年（一三四三），才決定宋、辽、金「各与正统」，并任命丞相脱脱为都总裁官，主持修史。次年十一月，金史修成，这时脱脱已罢相，由新相阿鲁图继任都总裁官，由他奏上。在参加修史的人员中，值得一提的是欧阳玄（一二八三--一二五七），元修三史的「发凡举例……至於论、赞、表、奏，皆玄属笔」（元史卷一八二本传）。欧阳玄字原功，浏阳人，曾做过翰林学士承旨等官，有圭齐文集传世。金史修成所以如此之快，主要是修史所依据的材料比较充分。首先是金实录。金建国以后，仿历代王朝成规，金主九代大都撰有实录。这些实录，在金亡时，都被降元将领张柔载归北去。中统二年，他把这些实录交到了史馆。不过，由於战乱，这些实录已有亡佚，如卫绍王一朝的实录，就是中统三年王鹗据杨云翼日录、陈老日录等补缀。在这之前，金末文人元好问（欲之）曾想利用金实录撰修金史，未能实现。但所传中州集及壬辰杂编，保存了不少他蒐集的金史史料，这两部书也为修撰金史之所本。又，金末文人刘祁（京叔），目睹金的亡国，他从汴京辗转两千余里，回到故乡浑源以后，写了归潛志一书，记载了作者所熟悉的人和事，对了解金末文人及社会情况有极大参攷价值。故元史馆的臣僚说：「刘京叔归潛志与元欲之壬辰杂编二书，虽微有异同，而金末丧乱之事犹有足徵者焉。」（金史卷一一五完颜奴申传）这些都为修金史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所以在元人修的三史之中，金史要算是较好的一部。金史比较系统地记载了女真族的发展历史，尤其是关於女真及其有关各族早期的情况，多不见於其它史籍。本书的志比较详备，为我们研究金代各项制度、行政区域、自然现象等，提供了不少有用的资料。但是，金史在敍事方面，也存在不少缺略和错误，这些问题，清人施国祁的金史详校多已指出，不再赘述。此外，宋、辽、金三史之间的关系，由於各书所据史料不同，而史官记事又往往从本政权的角度出发，有所迴护，所以有关同一事件的记载，難免互有差异。遇到这种情况，就需要各史参看，才能了解事件的全貌和真相。百衲本影印的元至正刊本（其中八十卷是初刻，五十五卷是元朝后来的覆刻本），是现存金史最早的本子。这次点校就採用它作底本，并与北监本、殿本参校，择善而从。此外，还参考了大金国志、大金吊伐录、大金集礼、归潛志、中州集、三朝北盟会编等书，以及残存永乐大典的有关部分，以订正本史的错误。对於前人校勘成果，採用最多的是施国祁的金史详校，但校勘记中没有逐条注明，对於施说举證缺略的地方，还作了一些补充。底本卷首原有进金史表等几份材料，现移到书末，作为附录。每卷的卷目，基本上保持原状。
115.28 万字 | 2019-04-05 15:41更新
南史八十卷，北史一百卷，唐李延寿撰。南史起公元四二○年（宋武帝永初元年），终公元五八九年（陈后主祯明三年），记述南朝宋、南齐、梁、陈四个封建政权共一百七十年的历史。北史起公元三八六年（北魏道武帝登国元年），终公元六一八年（隋恭帝义宁二年），记述北朝魏、北齐（包括东魏）、周（包括西魏）、隋四个封建政权共二百三十三年的历史。两书合称南北史。 李延寿，唐初相州人，官至符玺郎。在唐太宗时代，他曾先后参加隋书纪传、十志和晋书的编写工作，还参预过编辑唐朝的「国史」，并著有太宗政典。南北史的撰著，是由李延寿的父亲李大师开始的。隋末，李大师曾在农民起义军领袖窦建德所建立的夏政权中做过尚书礼部侍郎。窦建德失败后，他被唐朝流放到西会州（今甘肃境内），后遇赦放回，死于公元六二八年（唐太宗贞观二年）。当李大师开始编纂南北史的时候，沈约的宋书、萧子显的齐书、魏收的魏书已经流传很久，魏澹的魏书和王劭的齐志等也已成书。而当李延寿继续编纂南北史的时侯，梁、陈、北齐、周、隋五代史的编纂工作也正在进行或定稿。既然关于南北朝的史书已有多种，那么，李氏父子为什么还要另外编写这一时期的历史著作呢？李延寿的自序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他的父亲「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虜’，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显然，在隋、唐全国统一的局面形成后，人们很需要综合叙述南北各朝历史的新著。同时，分裂的封建政权互相敌视的用语如「索虜」、「岛夷」之类，已与全国统一后南北各民族大融合的形势不相适应，比李延寿时代稍后的刘知几也强烈反对这种称谓。所以李氏父子打破了朝代的断限，通叙南北各朝历史，又在书中，删改了一些不利于统一的提法，正是反映了当时历史的要求。这也是南北史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大师本是仿照吴越春秋，採用编年体，没有成书。李延寿在他的基础上，改用史记纪传的体裁，删节宋、南齐、梁、陈、魏、北齐、周、隋八书，又补充了一些史料，写成南史和北史。公元六五九年（唐高宗显庆四年），这两部书经唐朝政府批准流传。唐高宗对它很重视，曾亲自为之作序，但这篇序到宋代已经失传。 南北史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突出门阀士族的地位。它用家传形式，按世系而不按时代先后编次列传，一姓一族的人物，集中在一起。这种编纂方法并不开始于李延寿。刘宋时，何法盛著晋中兴书，就有瑯邪王录、陈郡谢录等篇名，就是将东晋大族王、谢两家的人物集中为传。北齐魏收著魏书，也是参用家传形式。但魏书对大族中的重要人物还是抽出来单独立传，南北史则凡是子孙都附于父祖传下，因此家传的特徵更为突出。这不仅是方法问题，而是南北朝时期社会现实的反映。 南北朝是门阀士族统治的时代，世家大族倚仗祖先的政治地位和宗族姻亲的党援，享有政治特权，佔有大量部曲、佃客、奴婢、荫户和士地。高门子弟从青少年时期就在中央或地方任官，三四十岁便可飞黄腾达。大族之间以及大族与皇室之间由婚姻关系联结起来，构成一个膠漆坚固的特权阶層。他们也排斥着庶族地主。「地望」和「婚」、「宦」，是门第高下的重要标帜，这些都记載在他们的谱牒里。所以南北朝的大族特别重视谱牒，讲究谱学。但是，激烈的阶级斗争冲击着高门大族，从南北朝到隋末的歷次大规模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门阀士族。许多大族地主被革命的农民所镇压，或被赶出他们原来盘据的地区。他们的谱牒连同他们的家业，也被革命的洪流冲刷得荡然无存。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地位迅速下降，门阀士族的「盛世」已经江河日下。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为了挽救自已的颓运，他们用尽了各种手法。在史书里塞进家谱，就是其中的一种。魏收就曾直言不讳地说：「往因中原丧乱，人士谱牒遗逸略尽，是以具书其枝派。」这就是企图通过修史来肯定门阀士族的世袭特权。唐朝初年编纂梁、陈、北齐、周、隋五代史，对「朝廷贵臣，必父祖有传」，也是要把新贵和旧门阀联系起来，从而恢复旧门阀的政治地位。出身陇西大族的李延寿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写成南北史的。 南北史和宋、南齐、梁、陈、魏、北齐、周、隋八书相比较，从史料的角度来说是长短互见的。八书保存史料较多较详，经过南北史的删节，篇幅仅及原书总和的二分之一，自然不免缺略。它所删掉的，在本纪中多属册文、诏令，在列传中多属奏议、文章。删节以后，叙事部分相对突出，读来比较醒日。可是，也有删所不当删的地方，例如北魏李安世关于均田的奏疏，梁朝范缜关于神灭的著名辩论，都是有关当时阶级关系和思想斗争的重要资料，增补入传，常常能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更能反映当时真实情况。这类资料在南史的何佟之传，北史的东魏孝静帝纪、高昂传、斛律金传、李稚廉传、尒朱荣传中都可以发现。但因此也掺入了大量神鬼故事、谣言讖语、戏谑笑料，这又是它的严重缺点。总之，南北史就史料的丰富完整来说，不如八书，但也不乏胜过八书的地方。作为研究南北朝历史的资料，可以和八书互相补充，而不可以偏废。 本书点校，南史和北史都是採用百衲本（即商务印书舘影印元大德本）为工作本。南史以汲古阁本、武英殿本进行通校，以南、北监本和金陵书局本作为参校。北史以南监本、武英殿本进行通校，以北监本、汲古阁本作为参校，又查对了北京图书舘所藏宋本残卷。版本異同，一般择善而从，不作校记；但遇有一本独是或可能引起误解的地方，则仍写校记说明。 除版本校勘外，还参校了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和通志。因为南北史本是节删八书，它的原则是「若文之所安，则因而不改」，这八部史书当然可以作为校勘的主要根据。而通志的南北朝部分，则基本上是钞录南北史，文字上的異同，对于校正这两部史书也有一定的参考價值。此外，还参考了通鑑、太平御览、通典等书。前人成果利用最多的是钱大昕的二十二史考異和张元济、张森楷的南北史校勘记稿本。其他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张熷的读史举正，洪颐煊的诸史考異，李慈铭的南史札记和北史札记等书，也都曾参考。 各卷目录基本上保持元大德本原目，只改正了其中若干错误。
141.10 万字 | 2019-04-05 16:00更新
(清)朱右曾辑 王国维校补 黄永年校点 王国维撰 黄永年校点 《竹书纪年》是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魏国的史书，此书原来没有书名，后来人们从它编年体的体例来命名为《纪年》，原书本是竹简，所以称为《竹书》，一般的都称为《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共十三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定次序。有不少地方与传统记载不同，比较接近史实真相，此外，有的还与甲骨文、金文的记载吻合。 《史记》记载的战国年代常常有矛盾，《纪年》可以做有益的补充印证。所以，《纪年》对于现在研究先秦史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清朝以后，研究《竹书纪年》的人很多。著名学者王国维曾编辑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一书，很有参考价值。
10.82 万字 | 2019-04-06 13:09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