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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十七 辽史金史

廿二史劄记 赵翼 25060 2019-04-06 22:40

  辽史

  辽史太简略,盖契丹之俗,记载本少。

  太宗会同元年,虽诏有司编始祖奇善(旧名奇首)可汗事迹。然辽史所载,仅记其生于都庵山,徙于潢河之滨而已,盖已荒渺无可稽也。

  历朝亦有监修国史之官。

  如刘慎行、邢抱朴、室昉、刘晟、马保忠、耶律隆运、耶律玦、萧罕嘉努(旧名萧韩家奴)、耶律阿苏(旧名阿思)、王师儒等,皆以此系衔。(见各本传)

  然圣宗诏修日历官毋书细事。道宗并罢史官预闻朝议,俾问宰相书之。惟萧罕嘉努修国史,以圣宗猎秋山熊鹿伤数十人,直书其事,帝见而命去之,既出,又书其事,以为史笔当如是也。其他则隐讳苟简可知矣!

  其编为史册,

  至兴宗时,耶律孟简上言“本朝之兴,几二百年,宜有国史以垂后世。”乃编耶律吓噜(旧名曷鲁)、乌哲(旧名屋质)、休格(旧名休哥)三传以进,兴宗始命置局编修。其时有耶律古裕(旧名谷欲)、耶律庶成及萧罕嘉努实任编纂之事,乃录约尼氏(旧作遥辇氏)以来事迹,及诸帝实录共二十卷上之。盖圣宗以前事皆是时所追述也。

  道宗大安元年,史臣进太祖以下七帝实录,则又本耶律古裕等所编而审订之,其时刘辉谓道宗曰“宋欧阳修五代史,附我朝于四夷,妄加贬訾,臣亦请以赵氏初起时事,详附我朝国史。”据辉所言,则不惟诸帝有实录,且渐有全史矣!

  至天祚帝乾统三年,又诏耶律俨纂太祖以下诸帝实录,共成七十卷,于是辽世事迹粗备。辽史传赞谓“其具一代治乱之迹,亦云勤矣。”当辽之世,国史惟此本,号为完书。金熙宗尝于宫中阅辽史,即此本也。

  金二次修史

  熙宗皇统中,又诏耶律固、伊喇因(旧名移剌因)、伊喇子敬(旧作移剌子敬)等续修辽史,而卒业于萧永琪,共纪三十卷,志五卷,传四十卷,皇统七年上之。此金时第一次所修也。章宗又命伊喇履提控刊修辽史,党怀英、郝俣充刊修官,伊喇益、赵沨等七人为编修官,凡民间辽时碑志及文集,悉送上官,同修者又有贾铉、萧贡、陈大任等,泰和元年,又增三员,有改除者,听以书自随。怀英致仕后,诏大任继成之。(俱见各本传)此金时第二次所修也。

  至元修辽史时,耶律俨及陈大任二本俱在,后妃传序云“俨、大任辽史后妃传大同小异,酌取以著于篇。”而历象闰考中,并注明俨本某年有闰,大任本某年无闰。尤可见其纂修时悉本俨、大任二书也。辽史二

  辽、金二代之兴,皆经祖宗数世开创,始成帝业。

  金史于太祖本纪前,先立世纪以叙其先世,最为明析。辽史则开卷即作太祖本纪,而其祖宗递传之处,反附见于本纪赞内,故所叙太简。肃祖、懿祖、元祖、德祖四代,其妻已立传于后妃内,其夫反无专纪而附于赞内,岂不详略两失乎?

  且赞中所叙,又不甚明了,谓:自奇善可汗生都庵山,传至聂哷(旧名雅里),让苏尔威(旧名阻午)而不肯自立,聂哷生必塔(旧名毗牒),必塔生海兰(旧名颏领),海兰生努尔苏(旧名耨里思),是为肃祖,肃祖生萨喇达(旧名萨剌德),是为懿祖,懿祖生伊德实(旧名匀德),是为元祖,元祖生色勒迪(旧名撒剌的,北庭杂记又名斡里),是为德祖,即太祖安巴坚(旧名阿保机)之父也,世为约尼之额尔奇木(旧作夷离堇),太祖受可汗之禅,遂建国云。

  太祖本纪,又谓哈陶津汗(旧作痕德堇可汗)殂,群臣奉遗命请立太祖,太祖三让,乃许之。按新唐书谓:契丹王锡里济(旧唐书及薛居正五代史俱作习尔之)死,族人沁丹(唐书、薛史俱作钦德)嗣,尝入寇,为刘仁恭所败,乃以重赂乞盟,故沁丹晚节不竞。而欧阳五代史谓:约尼以次代,为刘仁恭所攻,八部之人以约尼为不任事,选于众,得安巴坚代之。盖此即辽史所谓“受可汗之禅”者也。(钦德、痕德堇、遥辇,皆名字传闻之误)

  其聂哷让苏尔威而不自立之处。按耶律吓噜传:哈陶津汗殁,群臣奉遗命立太祖,太祖曰“吾祖聂哷尝以不当立而辞位,吾可受乎?”吓噜曰“昔聂哷之辞,以未有遗命也。今先君言犹在耳,君命不可违。”太祖乃即位。据此,则所谓聂哷让苏尔威及太祖受可汗之禅,欧史虽不载,要是实事。

  又吓噜云“自苏尔威后十余世,国衰民困。今正当兴王之运,不可失也。”此亦与唐书、欧史所谓“被刘仁恭所攻,八部之人以约尼为不任事,而立安巴坚”者,略相合。然辽史谓“群臣奉遗命立安巴坚。”欧史则谓“八部人公议立安巴坚。”又属岐互。至新唐书谓“八部迭相更代,独安巴坚自为一部不肯代,自号为王。”欧史又谓“安巴坚既立后,值中国多故,汉人归之者众,告以中国之主无代立者。安巴坚于是立。九年尚不求代,诸部共责诮之,安巴坚曰‘吾立九年,所得汉人多矣!欲自为一部以治汉城。’诸部许之,遂率汉人于滦河上,筑城种田,而以计诱八部大人来会,尽杀之,然后并八部为一。”此与新唐书相合,当是安巴坚实事。而辽史并无一字及之。盖耶律俨修实录时,为其先世隐讳。陈大任修史,亦遂因之,不复勘对唐书及欧史也。

  且辽史隐讳之处,亦不止此。

  欧史载李克用先约安巴坚共攻梁,已而安巴坚背约,反遣梅老聘梁,奉表称臣以求封册,克用大恨,临殁以一矢属庄宗报仇,后果为庄宗击于望都,大败而去。而辽史则以克用结好之事,为约其共攻刘仁恭而不言攻梁,以掩其背约之迹,此其讳饰一也。

  欧史德光灭晋后,归殁于滦城,契丹人剖其腹,实以盐,载之北归。晋人谓之“帝”。辽史并不载,但书其自悔之语,谓“此行有三失,纵兵掠刍粟,一也;括私财,二也;不遣诸节度归镇,三也。”而赞其如秦穆之能悔过。又记其迁晋主母子于黄龙府时,仍以其宫女、宦官、东西班官、医官、控鹤官及庖人、茶酒司等从行,又以晋旧臣赵莹、冯玉、李彦韬等护送,以见其加惠于亡国之处。

  凡此有善则书,有恶则讳,可见皆耶律俨在辽时所修原本,而陈大任因之者也。而元时修史之草率,并唐书、欧史亦不复校勘,概可见矣!

  宋史宋琪传:琪本幽蓟人,故知辽事最详,其疏云“契丹自阿保机始强,因攻渤海,死于辽阳。妻述律氏生三子,长东丹,次德光,季曰自在。太子德光南侵还,死于途。东丹之子永康代立,起军南侵,被杀于大神淀。德光子述律代立,号曰‘睡王’。二年,为永康子明记所篡。明记死,幼主代立,明记妻萧氏,番将守兴之女,即今幼主之母也。”云云,其叙安巴坚以后世次继立之处,俱与辽史同,惟名字不合,盖契丹以国语为名,本无正字耳。辽史立表最善

  辽史最简略,二百年人物,列传仅百余篇,其脱漏必多矣。然其体例亦有最善者,在乎立表之多,表多则传自可少。如皇子、皇族、外戚之类,有功罪大者,自当另为列传,其余则传之不胜传,若必一一传之,此史之所以繁也。惟列之于表,既著明其世系、官位,而功罪亦附书焉,实足省无限笔墨。又如内而各部族,外而各属国,亦列之于表,凡朝贡、叛服、征讨、胜负之事,皆附书其中,又省却多少外国等传。故辽史列传虽少,而一代之事迹亦略备。

  惟与宋和战、交际之事,则书于本纪而不复立表,盖以夏、高丽、女真之类皆入于属国表,宋则邻国,不便列入也。

  然金史特立交聘表,凡与宋交涉之事,一览了如。辽史虽旧无底本,而元人修史时,既于金史立此表,独不可于辽史亦立此表乎?

  且辽史与宋交涉之事书于本纪者,前后亦不画一。澶渊既盟之后,凡两国遣使、生辰、正旦以及庆吊等事,不特逐年详书,即使臣姓名亦一一不遗。及兴宗再定和议,加增岁币之后,则惟书吊大丧、贺即位之事,其余生辰、正旦等使,一概不书,何其前详后略也!若亦立交聘表,则此等皆可于表内见之,前既免于繁冗,后亦不至简略矣。而辽史无之,此又修史诸人之失也。辽史疏漏处辽史又有太疏漏者。

  国号

  东都事略,记:辽太宗建国大辽,圣宗即位,改大辽为大契丹,道宗又改大契丹为大辽。改号复号,一朝大事,而辽史不书。

  皇太妃呼纽

  圣宗统和二十四年,幽皇太妃呼纽(旧名胡辇)于怀州,囚夫人伊兰(旧名夷懒)于南京,余党皆生瘗之。明年,赐皇太妃死于幽所。按统和十二年,诏皇太妃领西北路乌尔古(旧名乌古)等及永熙宫军抚定西边,以萧达林(旧名挞凛,宋史名挞览)督其军事,此即皇太妃呼纽也。达林传亦称夏人梗边,皇太妃受命总乌尔古部及永熙宫军讨之,凡军行号令,太妃悉委达林。其后萧罕嘉努(旧名萧韩家奴)疏亦言“统和间,皇太妃出师西域,拓土既远,降附亦多。自后一部或叛,邻部讨之,使同力相制,正得御远之道。”则此皇太妃不惟有辟土之大功,且有靖边之长策。其幽死也,又以何事?后妃传内当专立一传,乃并无其人,何也?

  圣宗后萧氏

  又圣宗统和四年,纳皇后萧氏,皇太妃进衣物驼马以助会亲颁赐,内外命妇亦进会亲礼物。此后乃圣宗元配也。统和十九年,以罪降为惠妃。后虽降,而其为圣宗原配,终不可没。后系何人之女?以何事得罪?后妃传内亦宜有专传。乃但以统和十九年另立之齐天皇后特立一传,而此所娶之后,绝无一字及之,何耶?

  自称辽兵

  且既为辽史,则本国兴兵之事,不应自称曰“辽兵”。乃本纪贝州之战云“军校邵珂开城门纳辽兵。”戚城之战云“辽军围晋别将于戚城,晋主自将救之,辽军引退。”邺都之战云“慕容彦超遇辽军数万,至榆林,辽军又至,彦超等力战,辽军乃退。”如此类者,不一而足,反似他国记载,而称契丹为辽军者。此亦修史者之疏也。

  辽帝皆有简便徽号辽帝皆有一二字简便徽号,当时为臣下所称,后世亦即以此别之为某帝,初不称庙谥也。如太祖曰“天皇帝”,太宗曰“嗣圣皇帝”,世宗曰“天授皇帝”,穆宗曰“天顺皇帝”,景宗曰“天赞皇帝”,圣宗曰“天辅皇帝”,道宗曰“天祐皇帝”,末帝曰“天祚皇帝”。皆于初即位时,群臣上尊号,即有此二字。

  甚至皇后亦另有徽称。如太祖后曰“地皇后”,圣宗后曰“齐天皇后”,道宗后曰“懿德皇后”是也。

  其后耶律淳僭位,亦号“天锡皇帝”,耶律达实(旧名大石)亦号“天祐皇帝”。达实殁,其后塔布布延(旧名塔不烟)称制,亦号“感天皇后”,其女布沙堪(旧名普速完)称制,亦号“承天太后”。此亦一代之制也。

  按元制,每帝亦有国语徽称。如太祖曰“成吉斯皇帝”(旧作成吉思),世祖曰“色辰皇帝”(旧作薛禅),成宗曰“鄂勒哲图皇帝”(旧作完泽笃),武宗曰“库鲁克皇帝”(旧作曲律),仁宗曰“布延图皇帝”(旧作普颜笃),英宗曰“格根皇帝”(旧作格坚),文宗曰“济雅图皇帝”(旧作札牙笃)是也。

  但元制系以国语为尊奉之称,辽制则不用契丹语而以汉字尊称,故不同耳。

  辽后族皆姓萧氏

  辽后族皆姓萧氏。

  后妃传引耶律俨所修实录,谓:其先本伊苏巴里氏(旧作乙室拔里氏),太祖慕汉高祖,故称刘氏,以伊苏巴里比萧相国,遂为萧氏。又谓:太祖舒鲁后(旧作述律后)兄子名萧翰,妹复为太宗皇后,故后族皆以萧为姓云。

  是实录以后族姓萧,为太祖所赐。而国语解谓其说不合,故陈大任不取。

  又外戚表序云:契丹外戚,其先曰二舒敏氏(旧作二审氏),曰巴里(旧作拔里),曰伊苏济勒(旧作乙室巳)。太祖娶舒鲁氏。大同元年,太宗自汴将归,留外戚小汉为汴州节度使,赐姓名萧翰,由是巴里、舒鲁、伊苏济勒三族,皆为萧姓。

  是赐姓又自太宗始。

  按薛居正五代史萧翰传:翰父阿巴有妹,为安巴坚后,翰妹又为德光后,德光入汴,将命翰为宣武军节度使,契丹本无汉名,乃赐姓名萧翰,自是翰族皆姓萧。

  欧史亦谓德光欲留萧翰于汴,使李崧为制姓名曰萧翰,于是始姓萧云。

  是后族姓萧,实太宗所赐也。

  既为太宗所赐,何以太祖之高、曾、祖父四代妣已俱称萧?盖皆后人所追氏也。而诸外戚之姓萧者,可类推矣!

  萧氏于辽最贵,世与宰相之选,统辽一代任国事者,惟耶律与萧二族而已。辽正后所生太子多不吉

  辽太祖三子皆舒鲁后所生,长名贝(旧名倍),已立为太子,后得东丹国册为人皇王主之,太祖崩,让位于其弟太宗(德光),身自归东,丹寻浮海适唐,赐姓名李赞华,为唐末帝所害。(后以子世宗登极,追谥义宗)

  太宗崩,世宗(贝子时为永康王)以从子入嗣。世宗崩,穆宗(太宗子)以从弟入嗣。

  穆宗崩,景宗(世宗子)又以从子入嗣。

  皆未先为皇太子也。惟景宗后萧燕燕正位中宫后始生圣宗。圣宗以冢嫡嗣位,享国四十九年,令名遐福,最称贤主,此为古今来正后所生储君继体者之第一。然未即位以前,年尚幼,却未立为皇太子。

  兴宗(圣宗子)则由皇太子嗣位,而其母耨斤本宫人也。

  道宗母系仁懿萧后,然道宗生于兴宗藩邸,仁懿尚未为后。道宗宣懿萧后则既册为后始生子浚,寻立为皇太子,后被伊逊(旧名乙辛)所谮,母子皆不得其死。

  天祚帝系浚为太子时元妃萧氏所生,亦尚未为后也。

  辽官世选之例

  辽初功臣无世袭而有世选之例。盖世袭则听其子孙自为承袭,世选则于其子孙内量才授之。兴宗诏“世选之官,从各部耆旧择材能者用之”是也。

  其高下亦有等差,外戚表序云:后族萧氏,世预北宰相之选。按辽本纪:太祖四年,以后兄萧达鲁(旧名阿布齐)为北府宰相,后族为相自此始。然萧塔喇噶(旧名塔剌葛)传:其祖当安禄山来攻时,战败之,为北府宰相,世预其选。则世选官本契丹旧制,不自辽太祖始也。

  萧思温传:为北府宰相,上命世预其选。萧和斯(旧名护斯)传:官北院枢密使,仍命世预宰相选,辞曰“臣子孙贤否未可知,得一客省使足矣!”又道宗诏“北院枢密使耶律伊逊(旧名乙辛),同母兄弟世预北南院枢密使之选,异母兄弟世预额尔奇木(旧作夷离堇)之选,太保查剌世预突吕不部节度使之选,耶律辖哩(旧名谐里)征宋有功,世预节度使之选,萧达鲁(旧名敌鲁)善医,世预太医选。”此可见辽代世选官之制,功大者世选大官,功小者世选小官,褒功而兼量才也。

  按辽之世选官,与元时四集赛(旧作四怯薛)相同,如穆呼哩(旧名木华黎)子孙安图(旧名安童)、哈喇哈斯(旧名哈喇哈孙)累世皆为宰相,阿噜(旧名阿鲁图)自言“我博尔济(旧名博尔术)后裔,岂以丞相为难得耶?”是元时丞相多取于四集赛之家,与辽之世选宰相,大略相同也。

  辽族多好文学

  辽太祖起朔莫,而长子人皇玉贝已工诗善画,聚书万卷,起书楼于西宫,又藏书于医巫闾山绝顶。其所作田园乐诗,为世传诵。画本国人物,如射骑、猎雪骑、千鹿图皆入宋秘府。其让位于弟德光,反见疑而浮海适唐也,刻诗海上曰“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情词凄惋,言短意长,已深有合于风人之旨矣!

  平王隆先亦博学能诗,有阆苑集行世。

  其他宗室内亦多以文学著称。

  如耶律国留善属文,坐罪,在狱赋寤寐歌,世竞称之。其弟资忠亦能诗,使高丽被留,有所著号西亭集。

  耶律庶成善辽、汉文,尤工诗。

  耶律富鲁(旧名蒲鲁)为牌印郎君,应诏赋诗,立成以进。其父庶箴尝寄戒谕诗,富鲁答以赋,时称典雅。耶律韩留工诗,重熙中,诏进述怀诗,帝嘉叹。

  耶律辰嘉努(旧名陈家奴)遇太后生辰进诗,太后嘉奖。

  皇太子射鹿辰嘉努又应诏进诗,帝嘉之,解衣以赐。

  耶律良,重熙中从猎秋山,进秋猎赋;清宁中,上幸鸭子河,良作捕鱼赋。尝请编御制诗文,曰“清宁集”。上亦命良诗为“庆会集”,亲制序赐之。耶律孟简六岁能赋晓天星月诗,后以太子浚无辜被害,以诗伤之,无意仕进,作放怀诗二十首。耶律古裕(旧名谷欲)工文章,兴宗命为诗友。

  此皆宗室之能文者。

  又耶律纽斡哩(旧名褭履)工画,坐事犯罪,写圣宗御容以献,得减死。后使宋,宋主赐宴,瓶花隔面,未得其实。陛辞,仅一视,默写之。及出境,以示饯者,骇其神妙。

  此又宗室之以画著名者也。

  辽燕京京师本唐范阳节度使治,府曰幽州,军曰卢龙。

  辽太宗会同元年,晋主石敬瑭遣赵莹以幽、蓟、瀛、莫、涿、檀、顺、妫、儒、新、武、云、应、朔、寰、蔚十六州来献,乃诏以幽州为南京。三年三月,至南京备法驾,入自拱辰门,御元和殿,行入阁礼,又御昭庆殿,宴南京群臣。

  按石晋才以地来归,太宗驾至,即有拱辰、元和、昭庆等名,则非辽所建之宫殿可知也。

  是年冬,始诏燕京建凉殿于西南堞。

  建一凉殿,尚特书于本纪,更可知太宗初入时,并未别有改筑。盖幽州自安史叛乱,已称大燕,后历为强藩所据,唐末刘仁恭僭大号于此,必久有宫殿名,辽但仍其旧耳。圣宗统和二十四年,改南京宣教门为元和门,外三门,一为“南端”,左掖为“万春”,右掖为“千龄”。

  开泰元年,又改幽都府为析津府,幽都县为宛平县。

  太平五年,驻跸南京,幸内果园,宴时,值千龄节,燕民以年谷丰熟,车驾适至,争以土物来献,上礼高年,惠鳏寡,赐酺饮。至夕,六街镫火如昼,士庶嬉游,上亦微行观之。盖辽以巡幸为主。

  有东西南北四楼,曰“捺钵”,又有春水秋山,岁时游猎。

  从未有久驻燕京者。是年偶度岁于此,故以为仅事也。

  今其基址,亦有可约略者。

  辽史地理志,谓:城方三十六里,崇三丈,衡广一丈五尺。八门,东曰“安东”、“迎春”,南曰“开阳”、“丹凤”,西曰“显西”、“清晋”,北曰“通天”、“拱辰”。大内在西南隅,其所改之元和门及南端“万春”、“千龄”等门,则大内之门也。

  悯忠寺有李匡威所立之碑,曰“大燕”,城内东南隅有悯忠寺,是唐藩镇牙城,本在悯忠寺之西。辽志云:大内在西南隅。宋王曾记契丹事亦云:燕京子城就罗郭西南为之。

  是辽之南京,即唐幽州镇之旧治,确有明证。金初因之,宋钦宗至金,馆于燕山东南悯忠寺。此寺犹在东南也。

  海陵始扩东南二面而大之。(详见金筑燕京条内)

  元世祖又广其西北而截其东南。(详见元筑都城条内)

  明徐达又截其西北。成祖建都,则又广之于东。(详见明筑都城条内)盖至是凡数改矣。惟王曾记:自卢沟河至幽州六十里。今卢沟桥至京不过三十里。辽、金之燕京尚在西北面,其去卢沟宜近,乃较远于今,何也?盖今卢沟桥乃金章宗时始建,辽时卢沟河尚未有桥,其渡河之处,或尚在南,故至幽州六十里耳。金广燕京

  金太祖、太宗有天下,其建都仍在上京,未尝至燕也。熙宗始诏卢彦伦营造燕京宫室。(彦伦传)

  海陵欲迁都于燕,天德三年,乃诏广燕城,建宫室,依汴京制度。遣丞相张浩、张通古等,调诸路夫匠修筑。有司以图来上,并阴阳五姓所宜。海陵曰“吉凶在德不在地,使桀纣居之,虽善地何益?尧舜居之,何以卜为?”(本纪)是时张浩举苏保衡分督工役,又景州刺史李石护役皇城。(见浩、石各本传)运一木之费至二十万;举一车之力至五百人,宫殿皆饰以黄金五彩,一殿之成,以亿万计。(见续通鉴纲目)贞元元年来都之,以迁都诏中外,改燕京为中都,府曰“大兴”,以京城隙地赐朝官,寻又征其钱,赐营建夫匠帛。(本纪)

  今按蔡圭传:有两燕王墓,旧在东城外,海陵广京城,墓在城内,相传为燕王及太子丹之葬,圭独考其非是,乃汉刘建及刘嘉之葬也。大定九年(世宗),诏改葬于城外。

  又刘頍传:南苑有唐碑,书贞元十年御史大夫刘怦葬,世宗见之曰“苑中不宜有墓。”刘頍家本怦后,诏赐怦钱二百贯,令頍改葬于城外。

  据此二传,可见海陵筑城时,于辽故城之东南二面皆大为增广,故两燕王及刘怦墓,旧时皆在城外者,悉围入城中,至大定始迁出也。

  元筑燕京

  元太宗十年已取燕京,然未尝驻跸。世祖即位,尚在开平。中统二年,始命修燕京旧城。盖自金宣宗迁汴后,燕京入于蒙古,宫室为乱兵所焚,火月余不灭,至是已四十余年。班朝出治之所,无复存者。故中统元年,车驾来燕,只驻近郊。(本纪)王磐传所谓宫阙未定,凡遇朝贺,臣庶杂至帐殿前喧扰,不能禁也。至元元年,诏改燕京为中都,始建宗庙宫室。(刘秉忠传)八年,发中都、真定、顺天、河间、平滦民二万八千人筑宫城,又敕修筑之费悉从官给,并免伐木夫役税赋。是年,初建东西华及左右掖门。十年,初建正殿、寝殿、香阁、周庑、两翼室。

  十一年正月,宫殿告成,帝始御正殿受朝贺。此俱见本纪。时诏旧城居民之迁京城者,以赀高及有官者为先,仍定制以八亩为一分,其或地过八亩及力不能筑室者,皆不得冒据听他人营筑。

  此元时迁筑燕京之明据。朱竹垞所谓元建大都在金燕京北之东,大迁民以实之,燕城以废是也。二十年,以侍卫亲军万人修大都城。

  二十六年,又修宫城,乃立武卫缮理,以留守段天祐兼指挥使治之。

  大概元之迁筑,先宫城而后及于都城。事皆散见纪传。

  今其故址,有可以意得者。

  德胜门外八里土城,本元之健德门,是元之都城北面在今德胜门外八里也。

  郭守敬引白浮泉水入都城,汇于积水潭,置(闸门)以运通州之米,世祖还自上都,见积水潭舳舻蔽水,大悦。积水潭,即今之西海子,其时粮船可泊于此,知此潭尚未为禁地也。(见守敬传)永乐初封于燕,因元故宫,即今之西苑,开朝门于前,事见刘侗帝京景物略。

  是元故宫乃在今西苑之西,宣武门以内也。

  明南北京营建

  明祖创造南京,规制雄壮,今四百余年,城郭之崇,街衢之阔,一一可想见缔造之迹。盖尽举前代官民房舍扫除而更张之,而工作皆出于民力。

  水东日记云:洪武门外至中和桥六、七里长街,乃富民沈万三家络丝石所砌。

  以此类推,是物料皆取之民间也。明史严震直传:时方事营造,集天下工匠二十万户于京师,震直请户役一人,各书其姓名术业,按籍更番役之。是工匠悉取之民间也。

  朱煦传:洪武十八年,诏尽逮天下官吏之为民害者,赴京师筑城。叶伯巨传亦言:居官一有蹉跌,苟免诛戮,则必在屯田工筑之科。

  是工筑并及于官吏也。当开国之初,劳民动众,固非得已。

  至成祖迁都北京,自可仍元都之旧,乃宫殿多移在元旧城东三、四里。盖自徐武宁平燕废元都,已缩其地为北平府,今德胜门外八里有土城,尚是元健德门故址,可见武宁已割旧都西北一带于城外也。

  萧云龙镇北平,建燕邸,改筑北平城。(云龙传)刘侗帝京景物略亦谓:徐达命云龙新筑城垣,南北取径直。

  是城郭已另筑也。

  姚广孝传:成祖初封于燕,其邸即元故宫。

  景物略亦谓:燕邸因元故宫,即今之西苑,开朝门于前。永乐登极后,即故宫受朝。至十五年,改建皇城于东,去旧宫里许,悉如金陵之制云云。

  是宫殿亦另建也。

  今以明史各列传参考之,当时大工大役亦不减洪武之创南京矣。

  自永乐五年,实始营建。

  九年,谭广以大宁都指挥使董建北京。(广传)

  十五年,薛禄以后军都督董北京营造。(禄传)

  宦官阮安有巧思,奉命董北京城池宫殿及百司府舍,目量意揣,悉中规制,工部受成而已。(宦官传)

  是董役者固不一其人。邝野以北京执役者钜万,奉命稽省病者。(野传)

  叶宗人为钱唐令,督工匠往营北京。(宗人传)是工匠亦役及各省也。

  邹缉疏言“建造北京,几二十年,工大费繁,调度甚广,工作之夫,动以百万,终岁供役,不得耕作,工匠小人,又假托威势,逼民移徙,移徙甫定,又令他徙,至有三、四徙者。”(缉传)

  永乐十九年诏云“赖天下臣民,殚竭心力,冒寒暑,涉风霜,趋事赴功,勤劳匪懈。”(景物略)

  是可见当时城池宫阙皆非因元之旧,其扰民肆害,有记载所不能尽者。

  本朝定鼎,明宫殿已为流贼李自成所毁,(流贼传)宜乎大有改建。乃初定鼎,仅在武英殿朝贺,后次第修葺,不肯兴大役以病民。直至康熙八年十一月,太和殿、干清宫始告成,则开国之初,固已仁及天下矣。朱竹垞日下旧闻序云:唐之幽州,其址半在新城(即今之南城)之西,金展其南,元拓其东北,徐达定北平,毁故都城,缩而小之,昊天、悯忠、延寿、竹林、仙露诸寺皆限于城外,及嘉靖筑新城,此数寺又围入城内。梁园以东至于神木厂,亦旧时郊外地也。元之宫阙当在今安定门北,明初即南城故宫为燕邸,而非因大内之旧云。此可以参证。

  金史

  金史叙事最详核,文笔亦极老洁,迥出宋、元二史之上。说者谓多取刘祁归潜志、元好问壬辰杂编以成书,故称良史。然好问传:金亡后,累朝实录在顺天张万户家,好问言于张,欲据以撰述,后为乐夔所沮而止。是好问未尝得实录底本也。今金史本纪即本张万户家之实录而成。

  按完颜勖及宗翰传:女真初无文字,祖宗时并无纪录,宗翰好访问女真老人,多得先世遗事。太宗天会六年,令勖与耶律迪延掌国史。勖等自始祖以下十帝,综为三卷。凡部族既曰某部,又曰某乡、某村以识别之。至与契丹往来及征战之事,中多诈谋诡计,悉无所隐,故所纪咸得其实云。

  今按世纪,初臣辽而事之,继叛辽而灭之,一切以诈力从事,皆直书不讳。及锡馨(旧名石显)、和诺克(旧名桓)、萨克达(旧名散达)、乌春拉必(旧名腊醅)、罕都(旧名欢都)、伊克(旧名冶诃)等传,地名、部名、村名悉了如指掌,应即勖等所修之载在实录者。皇统八年,勖等又进太祖实录二十卷。

  大定中,修睿宗实录成,世宗曰“当时旧人惟古云(旧名彀英)在。”令史官持往就问之,多所更定。(见古云传)是金代实录本自详慎。

  卫绍王被弑,记注无存。元初王鹗修金史,采当时诏令及金令史窦详所记二十余条、杨云翼日录四十卷、陈老日录二十余条及女官所记资明夫人授玺事以补之。

  可见金史旧底,固已确核,宜纂修诸人之易借手也。

  然于旧史亦有别择处。

  如李石传谓:旧史载其少贫,贞懿后周之,不受。及中年,以冒支仓粟见讥,贪鄙如出两人。史又称其未贵时,人有慢之者,及为相,其人见石惶恐,石乃待之弥厚。又与其平日正色斥徒单子温,气岸迥殊。

  是纂修诸臣于旧史亦多参互校订,以求得实,非全恃钞录旧文者。

  其宣哀以后诸将列传,则多本之元、刘二书。

  盖二人身历南渡后,或游于京,或仕于朝,凡庙谋疆事,一一皆耳闻目见,其笔力老劲,又足卓然成家,修史者本之以成书,故能使当日情事,历历如见。

  然谓其全取元、刘之作,则又不然。如王若虚传:崔立以汴城降蒙古,朝臣欲为树碑纪功以属祁,祁属草后,好问又加点窜。此事元、刘二人方且深讳,(见好问外家别业上梁文,及祁归潜志)而若虚传竟直书之。

  更可见修史诸人临文不苟,非全事钞撮者也。

  又金初灭辽、取宋中间,与宋和战不一,末年又为蒙古所灭,故用兵之事较他朝独多,其胜败之迹,若人人补叙,徒滋繁冗。金史则每一大事,即于主其事之人详叙之,而诸将之同功一体者,可以旁见侧出,故有纲有纪,条理井然。

  如珠赫店(辽史作出店河,金史作出河店)之战,太祖自将,则书于本纪;

  获辽主、取宋帝,则详于宗翰、宗望传;

  渡江追宋高宗,则详于宗弼传;

  富平之战,则详于宗弼及持嘉晖(旧名赤盏晖)传;和尚原之战,则详于宗弼及古云传;

  泾州、西原之战,则详于古云及萨里罕(旧名撒离喝)传;正隆用兵,则详于海陵本纪及李通传;大定中复取淮泗,则详于布萨忠义(旧名仆散忠义)、吓舍哩志宁(旧名纥石烈志宁)传;

  泰和中宋兵来侵,则详于布萨揆(旧名仆散揆)、宗浩、完颜纲传;

  兴定中发兵侵宋,则详于约赫德(旧名牙吾塔)传;

  巩昌之战,则详于博索(旧名白撒)传;

  禹山之战,则详于伊剌布哈(旧名移剌蒲阿)传;

  三峰山之战,则详于完颜哈达(旧名合达)传;

  汴城括粟之惨,则详于锡默爱实(旧名斜卯爱实)传;汴城之攻围,则详于博索及完颜纳申(旧名奴申)、崔立传;

  归德之窜,则详于白华传;蔡州之亡,则详于完颜仲德传。

  各就当局一、二人,叙其巅末,而同事诸将自可以类相从,最得史法。

  又如辽将和尚、道温二人之忠于辽,宋将徐徽言之忠于宋,则但书其殉节而死事之详,听入辽史、宋史可矣,乃不忍没其临危不屈之烈,特用古人夹叙法,附书道温二人于宗望传、徐徽言于罗索(旧名娄室)传,使诸人千载下犹有生气,而文法亦不至枝蔓。

  尤见修史者斟酌裁翦之苦心也。按崔立功德碑一事,金史刘祁、元好问二传皆不载。王若虚传则谓:崔立杀宰相以汴京降蒙古,其党翟奕欲为作功德碑,以属若虚,若虚谓奕曰“学士代王言,功德碑谓之代王言可乎?”(时崔立自称郑王,若虚为直学士)(天兴元年,哀宗走归德。明年春,崔立变。群小附和,请为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书省命召若虚为文。时奕辈恃势作威,人或少忤,则谗构立见屠灭。若虚自分必死,私谓左右司员外郎元好问曰“今召我作碑,不从则死。作之则名节扫地,不若死之为愈。虽然,我姑以理谕之。”乃谓奕辈曰“丞相功德碑当指何事为言?”奕辈怒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灵百万,非功德乎?”曰“学士代王言,功德碑谓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则朝官皆出其门,自古岂有门下人为主帅诵功德而可信乎后世哉?”)奕不能夺,乃召太学生为之。此本于好问所作若虚墓志,而传因之。

  是碑文之作,与祁、好问二人无涉也。

  而若虚传又谓:若虚辞免后,召太学生刘祁、麻革到省,好问时为郎中,谓祁等曰“众议属二君,其无辞。”祁不得已,为草定以示好问,好问意未惬,乃自为之,既成以示若虚,乃共删定数字,然止直叙其事而已。

  据此,则功德碑竟出祁、好问二人之手矣。

  然郝经有辨磨甘露碑诗云“国贼反城自为功,万段(碎尸万段)不足仍推崇。勒文颂德召学士,滹南先生(即若虚)付一死。林希更不顾名节,兄为起草弟亲刻。省前便磨甘露碑,书丹即用丞相血。百年涵养一涂地,父老来看暗流涕。数尊黄封几斛米,卖却家声都不计。盗据中国责金源,吠尧极口无腼颜。作诗为告曹听翁,且莫独罪元遗山。”

  据此,则作文另有人,(林希本宋人,盖借以影喻作文者)并非祁、革,而好问改作之诬,更不待辨矣。

  然经诗末句云“且莫独罪元遗山”,则好问于此事,究有干涉。

  经诗谓:林希所作,极口吠尧,斥金源盗据中国。而金史谓好问所改,止直叙其事。岂初次原稿专媚崔立,且指斥国家,好问见而愤之,特改其肆逆之语,后人遂以为出祁、好问之手耶?

  崔立功德碑,传谓元兵入城,不果立也。是碑虽未得立,而出于何人之手,反成千古悬案。

  若虚传载:翟奕召太学士刘祁、麻革辈,好问喻以立碑事,曰“众议属二君,且已白郑王矣!二君其无让。”祁等固辞而别。数日,促迫不已,祁即为草定,以付好问。好问意未惬,乃自为之,既成以示若虚,乃共删定数字,然止直叙其事而已。

  瓯北引郝经诗“林希更不顾名节,兄为起草弟亲刻。”谓作碑者另有其人,非刘祁,尤非元好问,直以金史所载为诬。然又以“且莫独罪元遗山”,谓究有干涉,而解以删改初稿,以去肆逆之语,遂蒙诬名。

  郝经,金亡时方九岁,后使宋为贾似道拘留十六年。

  其诗“勒文颂德召学士,滹南先生付一死。林希更不顾名节,兄为起草弟亲刻。”缕析如下:

  “滹南先生付一死”指若虚所言“今召我作碑,不从则死。作之则名节扫地,不若死之为愈。”然其终未死也,非唯不死,且与好问共删定碑文。依其诗意系谓若虚为名节尚曾不惜一死,惟其终未死也,故后文“林希更不顾名节”之“更”始有意义。

  “林希更不顾名节”见宋史希传即明,惟“兄为起草弟亲刻”则难解其义。林希,北宋人。哲宗亲政,章惇用事,希以久不得志,遂朋奸逞毒于元祐诸臣,凡黜司马光、苏轼等数十人之制,皆希为之,词极其丑诋,至以“老奸擅国”之语阴斥宣仁,读者无不愤叹。一日,希草制罢,掷笔于地曰“坏了名节矣!”是典出于此。

  “兄为起草弟亲刻”,若谓林希为兄,则必有弟相与狼狈为奸,然林希弟旦,元祐初为殿中侍御史,甫莅职,即疏劾章惇、吕惠卿等,乃正人也,故传论谓“林希草制,务丑诋正人,自知隳坏名节,掷笔而悔,又何晚也;弟旦反其所为,纠劾巨奸,善恶岂相掩哉!”则“兄为起草弟亲刻”非林希、林旦明矣!然典出何处?亦无从查考。

  按元好问淹贯经传百家,名震京师,乃金末文学巨擘。天兴初,好问为尚书省左司员外郎。金亡后,不仕。刘祁,为太学生,甚有文名,金末丧乱,作归潜志以纪金事。

  若虚传载:若虚拒作碑文,翟奕乃召太学士刘祁、麻革等,好问以众议已属,喻其无让。祁等先固辞而别,促迫不已,乃为草定,以付好问。好问意未惬,乃自为之,既成以示若虚,共删定而成。则初稿乃刘祁所作,而好问复自为之,若虚共删定也。而郝经诗所谓“盗据中国责金源,吠尧极口无腼颜”,瓯北谓“初次原稿专媚崔立,且指斥国家”,则初稿即刘祁所作也,又谓“非祁所作,必另有其人”,而传中翟奕所命者又别无他人,则好问所见原稿究出何人之手?自相淆乱矣!

  好问先以众议已属,喻刘祁、麻革等无让。既云众议,好问必与其事也;而祁草定后迳付好问,则前文“促迫不己”者,好问亦必在其中也;好问以未惬而自为之,既成并示若虚共删定之,则若虚亦为襄助者矣。盖文人畏死惜名,若虚不作碑文,不过惜一己之名;好问先不自作而以众议迫祁,其心亦然。惟刘祁所作不合其意者,何也?浅见率断:祁之原稿必甚忤翟奕之意也!其以示好问,好问无从删改而自为之者,其因必为此也。所谓“盗据中国责金源,吠尧极口无腼颜”者,即郝经后所见碑文,殆好问之文也。至“林希”、“兄弟”者,凡指丑诋国家,朋比为奸,败坏名节之人,故末谓“且莫独罪元遗山”,即明可罪者乃金亡偷生辱国之诸臣,非仅好问一人而已。

  金史失当处

  金史体例亦有可议者:

  世纪补

  本纪之前先列世纪,叙世祖以下世次及缔造功业。而本纪后又有世纪补,则叙熙宗父宗峻、世宗父宗辅、章宗父允恭,皆以子登极追尊为帝者也。(宗峻追谥景宣帝,庙号徽宗;宗辅追谥简肃帝,庙号睿宗;允恭追谥光孝帝,庙号显宗)

  此等追尊之帝,本宜各为一传,冠于列传之首,如元史睿宗、裕宗、显宗、顺宗,明史兴宗、睿宗之例,最合体裁。

  金史以太祖以前十一君皆系追谥之帝,已入世纪,此三人亦系追谥之帝,不便入列传,故又为世纪补附于本纪之后,亦创例之得者也。

  然海陵篡立,亦追尊其父宗干为睿明皇帝,庙号德宗,后因海陵废为庶人,遂并其父追尊之帝号亦从削夺,而列于宗本等传。此固当时国史记载如是,及异代修史时,则海陵一十三年御宇,既不能不编作本纪,其追尊之父,亦何妨附于世纪补,以从画一。况宗干开国元勋,其功烈迥在宗峻、宗辅上,即世宗登极,亦尝改谥明肃皇帝,后因允恭之奏,始降封辽王,若以其降封,遂不入世纪,则海陵登极时,亦尝降封宗峻为丰王,乃一升一降,岐互若此。崔立杀宰相,劫妃后等,以汴京降蒙古,乃不入叛逆臣中,而仍在列传与完颜奴申同卷。

  此编次之可议者一也。刘豫为金子皇帝,则属国也;天会十年,豫徙都汴;十二年,金、齐合兵侵宋,皆金国大事,而金史一概不书。此记载之可议者二也。

  张邦昌、刘豫俱受金封册,宇文虚中亦仕金官至特进,金史固宜立传。吴曦叛宋降金,己册封为蜀王,其死也,又赠以太师,招魂葬之,虽曦事多在宋,然既已臣金,金史亦宜立传。乃邦昌等三人皆有传而曦独无之。

  时青虽阴受金官而身在宋,屡以宋兵攻金;其叔时全则仕金为同签枢密院事,屡为金侵宋。是宜传全而以青附,乃反传青而以全附,亦属倒置。

  宗弼用兵,处处与韩常俱。富平之战,宗弼陷重围中,韩常流矢中目,怒拔去,以土塞创,奋呼搏战,遂解围出宗弼。仙人关之战,宗弼陈于东,韩常陈于西。顺昌之败,韩常以大将亦被鞭责。柘皋之战,王德先败韩常于昭关。宗弼传内屡错见其事。又高福昌传:韩常用法严,遣吏送因于汴,或道亡,监吏惧罪,乃尽杀之以灭口。后衍庆宫图画功臣,韩常以骠骑大将军亦得绘像。是韩常固金初一大将,累有战功,金史必宜有传,乃竟无之,亦属挂漏。此纂辑之可议者三也。

  至如诏诰之类,既载于本纪,则不必复载于列传。

  乃天辅五年,使都统杲伐辽,诏书三道,既详于纪,而杲传又备载之,不异一字。

  完颜苏哷(旧名素兰),在宣宗前面劾珠格高琪(旧名术虎高琪)之奸恶,既详于苏哷传,而高琪传又备载之。累幅不尽,此又叙述繁复之可议者也。

  又如辽史叙本国之兵,不曰我兵,而曰辽兵。金史宣宗以后,叙蒙古兵曰大元兵,曰北兵,曰大兵,而叙本国之兵,亦直曰金兵。(见徒单、兀典等传)盖异代修史,不必内本国而外敌国,直书金兵,亦自明析。

  至金太祖本纪:拒辽兵于鸭子河,甲士三千七百,至者才三之一,俄与敌战大胜,辽人常谓女真兵若满万,则不可敌。至是始满万云。上既云三千七百,至者三之一,下即云满万。殊属语病。

  卫绍王纪:大安二年九月,忽书京师戒严。盖因蒙古兵入也。然上文从未见蒙古起兵之事,使阅者茫然不知何处之兵?直至大安三年四月,始书大元太祖来征。一似上年之戒严别有兵祸,而非蒙古者。

  又纥石烈牙吾塔传(今作吓舍哩纳赫德):太昌原战胜,既解庆阳之围,时元使斡骨栾来,行省蒲阿等因此一胜,志气骄满,乃谓斡骨栾曰“我已准备军马,可战斗来。”是此召衅之语,乃出自蒲阿也。其下又云内族垂庆使北还,始知牙吾塔不逊激怒之语。是此语又是牙吾塔所言矣。此又一传中自相岐互。

  (移剌蒲阿传:三峰山之战,元兵开钧州路,纵金兵走,而以生军夹击之,杨沃衍、樊泽等皆战死于路。沃衍传:已入钧州,元使人招之,沃衍不从,乃自缢死。两传亦不符合。)

  辽金二史各有疏漏处

  按金史:金太祖自珠赫店之捷,即于次年正月称帝,建国号曰金,年号曰收国,凡二年,又改元天辅。辽史:珠赫店之败,在天庆四年。则金之建国应在天庆五年。乃辽史本纪,是年并不载金建国之事,直至天庆七年,始云:是岁女真阿固达(旧名阿骨打,即今太祖也)用铁州杨朴策,即皇帝位,改元天辅,国号金。则似金太祖至是年始称尊,而收国两年俱抹煞矣!此辽史之疏漏也。

  金史:太祖初以乌奇迈(旧名吴乞买,即金太宗也)、萨哈(旧名撒改)等之请,始建国称帝;其改元天辅也,亦以乌奇迈等上大圣皇帝之号而改元,并无杨朴定策之事。辽史又载杨朴言“自古英雄开国或受禅,必先求大国封册,遂遣使议和以求册封。”是杨朴者,固金初一策士,而金史亦不载此事,并列传亦无杨朴其人。金史避讳处

  辽天祚帝幸混同江,界外生女真酋长在千里内者,以故事皆来朝。适遇头鱼宴,上临轩,命诸酋起舞,独阿固达辞以不能,谕之再三,终不从。上密谕枢密使萧奉先以事诛之,奉先以为粗人,释之。其弟乌奇迈、尼玛哈(旧名粘没喝)等尝从猎,能呼鹿刺虎,上喜,辄加官赏。阿固达归,遂称兵,先并旁近部族,女真赵三等拒之,阿固达虏其家属,赵三走诉咸州详衮司(旧作详稳),详衮司数召阿固达,不至,一日,阿固达率骑五百突至,详衮司与赵三面折庭下,阿固达不屈,送所司问状,一夕遁去,自是召不复至。

  此事载辽史而金史不书。

  及天祚帝亲征,下诏有“女真作过,大军翦除”之语,女真主聚众面,仰天恸哭,以激励其众,谓“不若杀我一族,汝等迎降,可转祸为福。”诸军皆曰“事已至此,惟有战耳。”又天祚帝遣萧实讷哷(旧作萧习泥烈)等册金主为东怀皇帝,金以册文无兄事之语,不称大金而云东怀,乃小邦怀其德之义,遂不受,以书复之。

  事皆载辽史而金史亦不书。又如宋刘锜顺昌之捷,金葛王乌禄从乌珠(即兀术)来攻,亦大败而去。宋史本纪及锜传载之甚详,葛王即金世宗也,而世宗本纪不叙其事。

  宣宗即位,乃赫舍哩呼沙呼(旧作纥石烈胡沙虎)弑卫绍王后,图克坦镒(旧名徒单镒)劝其迎立也。(见镒及胡沙虎传)

  而绍、宣二纪皆不载。

  萨里罕(旧作撒离喝)被李世辅(即李显忠)劫执,将挟以归宋,追兵至,世辅乃与折箭为誓,推下山。(见完颜彀英传)

  而萨里罕传不载。

  珠格高琪(旧作术虎高琪)为相,专宠作威,与高汝砺相倚,高琪主机务,汝砺掌利权,附己者用,不附己者斥。(见珠格高琪传)而汝砺传绝不见附和高琪之处,反载其谏阻遣兵护麦及阅田、征租、榷油等事,皆与高琪异议者,其与高琪意合,只谏阻遣使与宋议和一事而已,传赞稍示贬,谓其循默避事,贪恋不去,士论颇以为讥。然终未著其党附之迹也。

  至张邦昌传,亦但云金立邦昌为大楚皇帝,时二帝已出汴京,邦昌出质始回,康王入归德,邦昌劝进于归德,后以隐事诛之。

  传中并不见僭位称号之事,一若金册立后,即向康王劝进,而康王之杀之,不免冤抑者,则并邦昌亦为之回护矣。

  金史误处

  辽史:天祚帝命宰相张琳、李处温与秦晋国王耶律淳守燕,帝遁入夹山,命令不通,奚和勒博(辽史名回离保)、耶律达实(大石)及李处温、左企弓、虞仲文、曹勇义、康公弼等立淳为帝,改元建福。未几,淳死,众又立其妻德妃萧氏为皇太后,主军国事,将迎天祚次子秦王定为帝,皇太后称制,改元德兴。

  是淳年号建福,萧氏年号德兴也。

  而金史左企弓传乃云:辽天祚帝亡保阴山,秦晋国王耶律淳自立于燕,改元德兴。则以其妻之年号为淳之年号矣。

  又辽史:左企弓、曹勇义、虞仲文、康公弼等降金后,过平州,张壳(辽史名壳,金史名觉)数以十罪,皆缢杀之。

  而金史惟企弓传记其为张觉所杀。仲文传则云:为翰林侍讲学士,卒谥文正。勇义传云:为三司使,加宣政殿大学士,卒谥文庄。公弼传云:权乾州节度使,卒谥忠肃。俱不见被害之迹,一似考终于官者。

  况企弓传已叙明降金后,金授企弓守太傅中书令,仲文枢密使侍中秦国公,勇义以授官守司空,公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陈国公,此诸人所受金官也,既受金官,则临死时应以金官书之。乃仲文等传所云翰林侍讲学士、宣政殿大学士、权乾州节度使之类,仍是仕于辽之官,尤觉两无所据,此金史之失也。

  金史纪传不相符处

  金史有纪传不相符处:

  元光元年,(金宣宗,宋宁宗)用兵侵宋,主兵者完颜讹可也。本纪既书:遣元帅讹可,节制三路军马伐宋。下又书:讹可、时全军大败,讹可当死,面责而释之。时全传亦载:五月师还,全令军留淮收麦,讹可恐雨至水涨,不得善归,力争之,全不听,是夜暴雨,水大至,为桥以济,遂为宋兵所袭。乃讹可本传绝无与宋交兵一字,亦可见记载之疏矣。

  宋本纪嘉定十二年,书金帅讹可攻枣阳。孟宗政传亦书讹可枣阳败归之事。金史本传转不载,何耶?

  金史氏名不画一

  金史纥石烈牙吾塔传末云:塔亦作太,亦曰牙忽带,女真语本无正字也,故流传于宋,往往记载互异。至金史一朝之书,则纂修者应各传彼此校订以归画一。

  乃一撒离喝也(今作斡里雅布),熙宗纪作撒离合,睿宗纪作撒离喝。(宋史作撒离曷)

  一合达蒲阿也(今作哈达布哈),本传作合达蒲阿,讹可传又作合打蒲阿。

  一阿忽带也,冯璧传作阿虎带,讹可传又作阿禄带,其下又云阿鲁带。

  一撒合辇也(今作萨哈连),一传中忽作撒合辇,忽作撒曷辇。

  纥石烈执中(今作赫舍里执中),即胡沙虎也(今作呼沙呼),乃纪传忽而纥石烈执中,忽而胡沙虎,忽而纥石烈胡沙虎。

  内族承立,即庆山奴也,乃本传忽而庆山奴,忽而承立蒲。

  察琦,即仁卿也,乃本传忽而蒲察琦,忽而仁卿。

  此皆修史时仓猝成书,不暇刊正,故多歧误也。

  宋史金人名多与金史不符

  金史书本国人名,已多彼此互异,流传于宋,益多伪误,故宋史所记金人名,考之金史,相同者不过十之一、二,其余竟无一可核对者。

  如李若水、宗泽等传之粘罕(今改尼堪)、斡离不(今改斡里雅布),韩世宗传之挞辣(金史作挞懒,今作达兰),岳飞等传之兀术(今作乌珠),吴玠传之撒离喝(今作萨里罕)、娄宿(今作罗索),张浚传之仆散忠义(今作布哈忠义),吴璘传之合喜(即金史徒单合喜,今作图克坦喀济哈),汤思退传之纥石烈志宁(今改赫舍哩志宁),李宝传之完颜郑家奴(今作郑家努),赵方、扈再兴传之高琪乌古论庆寿(今改乌库哩庆寿)、完颜赛不(今作完颜萨布)、完颜讹可(今作完颜额尔克),孟珙传之移剌瑗(今作伊喇瑗),

  尚二史名字相同。然挞辣,金史作挞懒;娄宿,金史作娄室,其字已不画一。

  此外尚有可以意会者,

  如兀术为韩世忠扼于黄天荡,世宗传谓:挞辣在潍州,遣孛堇太一来援。金史宗弼传则谓:遣移剌古(今作伊喇古)来援,盖即一人也。

  毕再遇传:有纥石烈都统。按金史是时统兵者为纥石烈志宁。则都统乃志宁也。而宋史但记其姓。其他如悟室(见洪皓及韩世忠传)、聂儿孛堇、牙合孛堇、讹里也(世忠传)、拓跋耶乌、乌陵思谋、忔查、粘罕索孛堇、龙虎大王、盖天大王、夏金吾(岳飞传)、没立、乌鲁折合(吴玠传)、胡盏、习不祝、完颜悉列、耶律九斤(吴璘传)、室捻(秦桧传)、耶律温(王德传)、蒙恬镇国、五斤太师(魏胜传)、万户撒八(杨再兴传)、完颜蒲辣都、千户尼厖古(毕再遇传)、阿海、完颜小驴、合答、奇哥(赵方传)、从义、衲挞达(扈再兴传)、巴土鲁(张威传)(巴土鲁音同巴图鲁,后者满语为勇士)、温端、兀林达(孟珙传)等,

  考之金史,绝无其人,即按其事以求其人,亦无一相合者。

  宋史李显忠之取灵壁也,阴结金统军萧琦为内应,已而琦背约来拒,显忠屡败之,遂复灵壁,而虹县未下,显忠又使人说金贵戚大周仁及蒲察徒穆来降,遂复虹县。又进克宿州,金帅孛撒率十万众来战,显忠败走。按金史纥石烈志宁传:是时窝斡叛党括里、扎八逃入宋,显忠用其谋,攻取灵壁。而无所谓萧琦者。虹县叛降之将,则都统奚挞不也,又非周仁、徒穆。惟张子盖传有招降金将萧鹧巴及耶律造哩之语。鹧巴或扎八之伪,而显忠传又无鹧巴其人。(孝宗本纪:萧琦、萧鹧巴系两人)至所谓金帅孛撒者,盖即仆散之伪,然是时仆散忠义驻汴梁,未尝统兵,来统兵者,乃志宁也,宋史称孛撒又异。总之金人名本无正字,即以音相呼,流传邻国,益至以伪传伪,故二史各记所记,两不符合。

  惟扈再兴传之从义,有可以意揣者。当时金遣使至各行省措置兵事者曰“宣差”、曰“从宜”,从义盖从宜之伪,乃出使之官号,而非人名也。

  宋史邢恕传:恕之子倞馆伴(馆伴:蕃使入国门,则差馆伴使,在驿、趋朝、见辞、游宴。)金使赵伦,是时肃王使金未回,朝议亦欲留金使以相当,伦惧留,乃谓倞曰“金有余睹者,本辽大臣降金,今尚领契丹精锐,而心贰于金,可结以图金。”倞以闻帝,遂赐余睹诏书,纳伦衣领中,厚赉遣还。伦归,献其书,金主怒,遂再发兵灭宋。是诡词诱宋结余睹,归而献其书者,赵伦也。而金史萧仲恭传,则此乃仲恭所为,并无所谓赵伦者。岂仲恭使宋时,改易姓名耶?伦亲在宋,宋人记其姓名,又非传闻可比,乃一事也,而二史姓名互异,更不可解也。

  宋金二史不符处

  宋金二国交涉之事,二史本纪所载事之大者,大概相同,其小者多不符合。如天会六年(宋建炎二年),金徙宋二帝于韩州。金纪在十月,宋纪在八月。七年,拔离速袭宋主于扬州。金纪在五月,宋纪在二月。(按是年三月,帝已在杭,遭苗刘之变,则避兵渡江,当是二月)

  八年,立刘豫为子皇帝。金纪在九月,宋纪在七月。天眷二年(宋绍兴九年),拘王伦于河间。金纪在九月,宋纪在十月。

  皇统元年(宋绍兴十一年),宋和议成,兀术画淮水中流为界。金纪在九月,宋纪在十一月。

  皇统三年,遣朱弁、洪皓等南归。金纪在八月,宋纪在次年六月。

  如此类者不一,盖或得之传闻,或据起事之日,或据讫事之日,故有先后不同也。

  又如钦宗之北迁。金纪谓天会四年十一月,宋主出居青城,十二月,宋主桓降,是日归于汴城。宋纪但书帝如青城,又书帝至自青城,而奉表乞降之事则不书。

  皇统二年,金纪:使刘筈以衮冕圭册册宋康王为帝,宋纪但书:金使刘筈等九人入见,藏金国书于内侍省,而不及册立之事。

  盖皆为本朝讳,国史书法,固如是也。

  惟天眷三年,金再用兵取江南,金纪但书:五月,兀术趋汴,撒离合趋陕,是月河南平,六月陕西平。按是年宋刘锜有顺昌之捷,岳飞有复蔡州、颍昌、淮宁等州,及郾城、朱仙镇之捷,韩世忠有淮阳、泇口、潭成之捷,张俊有永城、亳州之捷,王德有宿州之捷,吴璘有扶风、石壁砦之捷,王彦有青溪岭之捷,田晟有泾州之捷。战争方始,何得云河、陕尽平?而金纪一概不书,盖当金兵初入东京,留守孟庾即以城降,其余州郡亦望风而靡,或降或走,兀术即奏河、陕尽平。其后韩、岳、张、刘、吴之交兵,则在六月以后,虽各有克捷,未几诸将奉诏班师,所得州郡,复为金有,故金纪一概不书。而于是年十二月,总书宗弼奏宋将岳飞、韩世忠、张俊等率兵渡江一语以括之也。皇统元年,金纪书:四月,宗弼请伐江南,九月,宗弼渡淮,以书让宋,宋复书乞罢兵,宗弼以便宜画淮水中流为界。按宋史是年正月,金人陷庐州,二月,王德败金人于含山,杨沂中、刘锜等败金人于柘皋,三月,金兵退至濠州,王德等遇伏败还。是用兵在二、三月至四月,则金兵己还矣。金纪所云四月,宗弼请伐江南,九月,宗弼渡淮。则记载之误。其后正隆南侵,大定议和及泰和交兵之事,宋、金二史,大概相符。惟兴定以后,两史本纪各有详略不同。

  兴定元年(宋嘉定十年),金纪但书用兵淮南之事,而不及入蜀之师。二年,亦多详于淮南,而入蜀师只书皂郊堡一事。三年,金纪亦但书淮南之役,而陕西进兵兴洋则不书。宋纪又专详兴洋之战,而淮南交兵,则总叙于春夏之交。至元光元年,金纪书淮南之战甚详,而宋纪并无一字。正大二年,金纪书光州之战,三年,金纪书寿州之战,而宋纪亦并无一字。

  金史最简而转详,宋史最详而反略,此不可解也。

  宗弼渡江宋金二史互异

  宗弼(兀术)渡江追宋高宗,

  据本传:宗弼自和州渡江,既降江宁,即由江宁取广德,路至杭州。初未尝由镇江过兵也。

  而宋史韩世忠传:是时世忠由镇江退保江阴。不知何故?及阅赤盏晖(今作持嘉晖)传:晖从渡淮为先锋,遇重敌于苏州、秀州,皆败之,遂至杭州。则知是时金兵下江南,本非一路。(盖宗弼自和州渡,晖等自瓜州渡)

  世宗传亦谓:兀术分道渡江,诸屯皆散。故世忠退保江阴也。

  至黄天荡之战,宋、金二史亦颇互异。

  宋史世忠传谓:兀术自杭北归,至镇江,世忠已屯焦山,兀术不得渡。挞辣在潍州,遣孛堇太一来援,孛堇军江北,兀术军江南,世忠与二酋相持于黄天荡四十八日。有献谋于兀术者曰“凿土渠接江口,则在世忠上流。”乃一夕凿渠三十里。次日无风,我军帆弱不得动,金人以小舟纵火,得绝江而去。是金军凿渠出江,即在黄天荡渡江北去也。

  金史宗弼传则谓:宗弼自杭还军镇江,韩世忠以舟师扼江口,宗弼遂自镇江溯流西上,宗弼循南岸,世忠循北岸,将至黄天荡,宗弼因老鹳河故道,开三十里通秦淮,乃得至江宁。会移剌古(盖即世忠传所云孛堇太一)来援,宗弼发江宁,将渡江而北,宗弼渡自东,移剌古渡自西,世忠分舟师绝江流上下,将左右掩击之,宗弼军以火箭射其五緉,舟皆焚,遂败世忠而去。是宗弼既至江宁,又从江宁出江而后败世忠,则其绝江北去,当在江宁府城之北,非复黄天荡矣。

  参观岳飞传谓:兀术自杭州趋建康,飞设伏于牛头山待之,夜令人黑衣入金军扰之,金兵惊乱。兀术次龙湾,飞又破之。则兀术乃归至建康,再渡江而北也。若即从黄天荡北去,而不至江宁,则何必凿老鹳河以通秦淮耶?(金纪:天会八年三月,宗弼及韩世忠战于镇江,不利。四月,又战于江宁,败之,诸军渡江”云云,是亦明言两地也。)

  宋金二史传闻之误

  金史拔离速(今作巴)传:天会四年,与泰欲、马五袭宋康王于扬州,康王渡江,入于建康。按是时宋高宗闻警即至镇江,往杭州,未尝至建康也。又奔睹传:天眷二年,宋将岳飞以兵十万攻东平,奔睹仓猝出御,时桑柘方茂,奔睹多张旗帜于林间为疑兵,飞不敢动,相持数日而去。飞又以十万众围邳州,守将告急,奔睹语使者“城西南有堑深丈余,急窒之。”飞果从此穴地入,以有备而止。按是年金方以河南地与宋,并无交战之事,即次年兀术再取河南,宋诸将拒之,飞在京西,复蔡、颍、淮、宁等州,未尝至东平、邳州也。

  宋高宗纪及刘锜传:绍兴三十一年,金主亮南侵,遣兵趋扬州,刘锜使员琦拒于皂角林,大败之,斩其统军高景山。按金史乌延蒲辖奴传:大定二年,蒲辖奴与延安尹高景山领兵与宋兵战于庆阳。又世宗纪:大定四年十二月,尚书省奏都统高景山取商州。亦见徒单合喜传。是大定四年,高景山尚著战功,何得于三年之前已被杀?

  金宣宗兴定中南侵,统兵者为完颜赛不,据宋史赵方传,谓:擒赛不妻弟王丑汉,金人遂诛赛不。按金史赛不传:赛不自侵宋归,屡用兵于河北、河东及京兆,直至哀宗天兴二年,行省徐州,遭郭野驴之乱,自经死。距兴定用兵已十余年,且无被诛之事也。又宋史孟珙传:珙与元兵同破蔡州,降其丞相乌古论栲栳。按金史栲栳,即乌古论镐也(今作乌库哩镐),蔡城破被执,以招息州不下,乃杀之。是镐未尝降也。

  以上各条,两史参校,始见其歧互,盖皆传闻之误。

  宋金用兵须参观二史两国交兵,国史所载,大抵各夸胜而讳败,故纪传多不可尽信。

  宋南渡自绍兴七、八年后,与金交兵,互有胜负。如宋史李显忠传:显忠既克宿州,金孛撒步骑十万来攻。显忠亲战于城南,孛撒大败。明日,复益兵至,显忠又战百余合,杀其左翼都统及千户、万户,斩首五千。是夜,统制周宏等遁,金人乘虚复来攻城,显忠斩首二千余,积尸与羊马墙平,城东北角敌兵二十余人已上城,显忠取军所执斧斫之,敌始退。会邵宏渊不肯助战,显忠不能孤立,乃退军。是显忠军虽退而未尝败也。而金史赫舍哩志宁传:志宁来复宿州,先令诸军多张旗帜于州西为疑兵,自以大军驻东南,世辅(即李显忠)果先出兵州西,步骑数万,背城而阵,外以行马(即拒马,架木置以长枪,锋刃朝外,以御骑兵)捍之,别出兵向东门攻志宁,为蒲查所败,志宁使夹谷清臣撤毁行马,短兵接战,世辅兵乱,诸将乘之,追杀至城下。是夕,世辅欲斩败将,其统制常吉惧而来奔,尽得其虚实。明日乃再战,世辅大败,遂乘夜脱走。是志宁之战,又屡胜而未尝一败也。

  又如金史乌古论庆寿、赫舍哩约赫德(旧作纥石烈牙吾塔)等传,叙其南侵淮、泗之功,并无一败衄;而宋史赵方、扈再兴、孟宗政、赵葵等传,叙其破金兵之功,亦无一败衄。

  又金史武仙传:宋孟珙来袭仙于顺阳,仙仓猝率百余人出拒,珙不敢前,俄而军稍集,遂大败珙。而宋史孟珙传:仙屯顺阳为宋军所挠,乃退屯马蹬,珙破其九砦,降其众七万,仙易服遁。而并无为仙所败之事。仙传:蔡州破后,将士皆散,仙渡河北走,为泽州戍兵所杀。亦不言为珙所败而遁走。

  是各史纪载互异,若徒据一史,必不能得其真也。惟此国自述其败,而后见彼国之真胜,否则别见于他传者,其胜败亦差得实。又或此国叙战胜之难,亦可见彼国拒战之力。

  如张浚富平之败,五路丧师,固人所共知。然金史宗弼传:是役也,宗弼陷重围中,韩常流矢中左目,自拔矢,以土塞创更战,乃拔宗弼出。又娄室传:富平之战,宗弼左翼军已却,娄室以右翼兵力战,势复振,遂败张浚兵。是浚此战,先胜而后败也。(宋史张浚传,谓:刘锜先力战败金兵,而锜传转不载)宋吴玠和尚原之战,据金史宗弼传:宗弼攻和尚原,抵险不可进,乃退军,遇伏兵起,且战且走,行二十里,将至平地,宋军阵于山口,宗弼大败,将士多战没。是吴玠之胜,乃真胜也。

  又如金天眷三年(宋绍兴十年),宗弼再取河南,金纪但书:五月,河南平,六月,陕西平。宗弼传亦不书战败之事。然是年六月以后,宋刘锜有顺昌之捷,岳飞有郾城、朱仙镇之捷,韩世忠有淮阳之捷,张俊有永城、亳州之捷,王德有宿州之捷,金史皆不书。或疑宋史各传特自为夸大之词,而非实事。然金史宗弼传谓:是时宋将岳飞、韩世忠等分据河南州郡,复出兵涉河东、岚石、保德之境,以相牵制。又阿鲁颍传,谓:宋将岳飞等乘间袭取许、颍、陈三州,旁郡皆响应。则宋史岳飞传所云:克复京西州郡,并遣梁兴会大行忠义及两河豪杰,累战皆捷者,必非虚语。又宋史仇悆奏高宗谓“我军已习战,非昔时比,故刘锜能以少击众,敌大挫衄。”宋汝为上丞相书,亦谓“承平日久,人不知兵,今诸将人人知奋,故顺昌孤垒,力挫敌锋,使之狼狈逃遁。”(仇悆、宋汝为二传)又仇悆奏高宗,谓“去夏诸将各举兵,金人奔命败北之不暇,兀术深以为虑,故为先发制人之计。”(此绍兴十一年所奏)是刘锜顺昌之捷及诸将战胜之绩,皆是实事。

  又如金大定三年(宋隆兴元年),金人攻复宋将吴璘所取商、虢等一十六州,吴璘之败,固属显然。然金史徒单合喜传:是时吴璘在陕、蜀,据散关、和尚原、神叉口、玉女潭、大虫岭、宝鸡县,兵十余万,陷河州、镇戎军,合喜令赤盏胡速鲁改守德顺,吴璘以二十万众围之,合喜使诸将来援,璘自将大军蔽冈阜而出,特里失乌也、乌延蒲离黑等并力与战,日已暮,乃解。已而璘又来犯,据德顺,陷巩州、临洮等,合喜遣将连战,璘又恃其众不去,分兵守秦州,合喜乃军于德顺、镇戎之间,断其饷道,璘始引去。是璘虽退师,而其先与金人力战之处,可因合喜传而见也。

  又金史术虎高琪传:泰和五年,吴曦奉表以蜀地来降,章宗命高琪往册为蜀王。已而宋将安丙诛曦,遣李孝义(宋史作李好义)率兵攻秦州,先以万人围皂郊堡,高琪御之,宋兵列阵山谷,以武车为左右翼,伏弩其下,战既合,宋兵佯却,高琪见有伏,乃退整军,而宋兵又来,凡五战,宋兵益坚,不可以得志,琪分骑为二,出者战则止者俟,止者出则战者还,还者复出,如此数次,孝义始解围去。是宋兵之悉力拒战,又因高琪传而见也。

  至如纥石烈牙吾塔(今作赫舍哩约赫德)侵宋,本传叙其功,几于横行无敌。然冯璧传,谓:牙吾塔所至,宋人皆坚壁不战,绝无所资,故无功而归。又纥石烈胡失门传:牙吾塔不奉行省节制,辄进兵,宋人坚壁不出,野无所掠,军士疲乏,饿死相望,直前至江而复。是牙吾塔之侵宋,观于冯璧、胡失门二传,始知本传所侈功绩,多属铺张。故阅史必参观各传,彼此校核,始得其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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