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阳国志》是中国现存最早而又基本完整的一部地方志书，是由[东晋]著名史学家。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开创者常璩编纂的。 《华阳国志》成书于公元355年之前，记载了中国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及甘肃、陕西、湖北部分地区之远古典籍、神话、传说、沿革、地理、风土及人物史事。其时间则从上古直到[东晋]初年，即所谓“肇自开辟，终乎永和三年（公元347年）”。全书共十余万字，分为《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公孙述、刘二牧志》、《刘先主志》、《刘后主志》、《大同志》、《李特、雄、期、寿、势志》、《先贤士女总赞》、《后贤志》、《序志并士女目录》等十二卷。第一至四卷以各区地理为主，相当于纪传体史书中的地理部份；五至九卷则按年代顺序叙述了西南地区的公孙述、刘焉父子、蜀汉、成汉四个割据政权以及西晋时期的历史，相当于纪传体史书中的本纪部份，但更详；十至十二卷则记载了历代的名人，相当于纪传体史书中的列传部份，但较略。常璩首创历史、地理、人物综合编定方志的体例，一扫方志“述而不作”、“史地人分家”等弊端，对以后历代地方志的编修，影响极为深远。 常璩本人生长在四川，为官在四川，见闻广博，资料熟悉，认真吸收了前人成果，所以他编的《华阳国志》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加之编纂得法，内容充实，议论诚笃，结构严谨，历来被人们所推崇。宋代吕大防谓“蜀记之可观，未有过于此者”；清代廖寅则谓“后有修滇、蜀方志者，据以为典”。历代多数史学家都认定为地方史志之佳作。直到今天，《华阳国志》仍是我们了解中国西南地区古代历史的最重要的典籍。
1.57 万字 | 2019-04-06 22:47更新
沈芝盈（点校）前言 黄宗羲字太沖，号梨洲，公元一六一○年（明万历三十八年）生，浙江余姚人。他的父亲黄尊素是东林名士，天启年间，因弹劾宦官魏忠贤而被杀害。崇祯初，宦官集团暂时失势，其中作恶多端的人将受到制裁。黄宗羲当时十九岁，得到这个消息后，毅然进京，为父讼冤，并且在对簿公堂时，手锥陷害他父亲的仇人。清军南下，黄宗羲回到浙江，召募义兵，组织抗清武装斗争。但不久兵败，被悬赏缉捕，只得隐伏山林。直到清政权基本稳定，放松了对沿海知名抗清人士的禁令后，才回到家乡，着书讲学。康熙十七年，清政府诏徵博学鸿儒，未几，又开设明史馆，以此网罗知识分子，黄宗羲屡次被推荐，都以老病辞。公元一六九五年（清康熙三十四年）卒，年八十五。 黄宗羲学识渊博，对天文、律历、象数、史地都有研究。他的《明儒学案》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学术思想史专着。虽然，《礼记》中的《学记》、《儒行》、《檀弓》，《史记》中的《儒林传》、《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汉书儒林传》，《宋史道学传》，都可以算作学术思想史的嚆矢，其后还有宋朱熹《伊洛渊源录》，明周汝登《圣学宗传》、孙奇逢《理学宗传》，已经有了学术思想史的雏型，但是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收集资料比较全面，阐述各家学术观点比较客观，分类系统性比较强，编纂的方法也有独到之处，即使比较晚出的唐鑑《清学案小识》、尹会一《北学编》，也都不能与之相媲美。 黄宗羲在《自序》中表明：“羲为《明儒学案》，上下诸先生，深浅各得，醇疵互见，要皆功力所至，竭其心之万殊者，而后成家，未尝以懵懂精神冒人糟粕。”并且指出周汝登和孙奇逢的不足，认为他们不是“见闻狭陋”，就是“不得要领”，且“扰金银铜铁为一器”。（见《凡例》）因此，他自己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着重梳理各家学术观点，“为之分源别派，使其宗旨历然”。（《自序》）在体例上则以“有所授受者分为各案，其特起者，后之学者，不甚着者，总列诸儒之案”。（《凡例》）各学案又都冠以叙论，作简括的介绍说明，随后分列本案各学者，并依次叙述他们的传略。在各叙传中，除了介绍生平，还扼要介绍主要学术观点，并加以评析。同时节录各学者的重要着作或语录，列於叙传之后，提供了解各家学术见解的具体资料。他的资料取自原书，而且经过精选，用黄宗羲自己的话说：“皆从全集纂要钩玄，未尝袭前人之旧本也。”（《凡例》） 黄宗羲还明确提出“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着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凡例》）这是说，他认为人云亦云的人无足轻重，但是有水平、有独到见解的，所谓“功力所至，竭其心之万殊者”，哪怕“一偏之见”，“相反之论”，也要加以重视。综观全书，他基本上贯彻了这个原则，因而书中也能比较客观地反映各家学术观点。莫晋在重刻《序》中说，黄宗羲做到了“是非互见，得失两存”，这是对《明儒学案》的最高评价。 当然，黄宗羲有他的阶级局限性和学术倾向性。《明儒学案》所收着名学者及他们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渊源，无论内容和分量，都以王守仁为中心，反映王学的除《姚江学案》外，还有《浙中王门学案》、《江右王门学案》、《南中王门学案》、《楚中王门学案》、《北方王门学案》、《粤闽王门学案》，属王学而稍有变化的有《止修学案》、《泰州学案》等，佔学案总数的一半以上。而颜钧、何心隐等抨击封建礼教的思想家，却只在《泰州学案》的叙论中提及。莫《序》中所说的“是非互见，得失两存”，也是围绕看“宗姚江与闢姚江者”而言，所以莫晋又说：“要其微意，实以大宗属姚江。”从《明儒学案》的布局，可以看出一个时代的学术思想潮流，但也不排除黄宗羲本人的学术倾向以及他思想上和王守仁学派的渊源关系。 《明史儒林传序》中说“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陈献章“孤行独诣，其传不远”，而王守仁“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天下，流传逾百年”。那么，王学为什么会取代朱学而兴起呢？首先是朱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和暴露出种种问题。朱学在南宋以后，是封建社会的官方哲学，因此大多数知识分子只是以朱学为通过科举考试而跻身官场的敲门砖，实际行动却与之相违背，形成一批谋取个人名利的假道学、伪君子，他们之中有的甚至苟且钻营，无所不为，为正直的人们所不齿。至於恪守朱熹理学的道德修养传统，着书立说，讲学授徒的读书人，为数也不少，但他们往往迂阔无能，没有实际办事能力。所以理学逐渐成为僵死的教条。 而王学的特点之一，是反对绝对权威，强调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王守仁认为，正确和错误的标准是个人良知，不是孔子或朱熹的言论，所以他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虽其言出於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虽其言出於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言出於孔子者乎？”（《答罗整菴书》）换句话说，封建道德的准则就在自己心中，凭自己心中本来就具有的道德准则，自然就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不必那么拘泥成说。他甚至说：“学，天下之公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同上）这种反对绝对权威的言论，立论的目的虽然是为树立自己的权威，但在当时受朱熹哲学的繁琐教条所禁锢的思想界，不能不耳目一新，而在客观上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王学之所以在明代能发展成为声势较大的学派，成为政治上比较进步的思想家（如李贽等）用来批判封建礼教的某种思想资源，与上述观点有一定合理因素也是分不开的。虽然，这是一种唯心论批判另一种唯心论，但在它的斗争、发展、消亡的过程中，却同时蕴育并推动着新的思潮。从这个角度上讲，黄宗羲以“大宗属姚江”，即以王守仁为明代学术的中心人物，不是毫无道理，而是客观地反映了明代学术思想潮流的。 关於《明儒学案》的刊刻和流传，据黄宗羲七世孙黄炳垕所编的《黄梨洲先生年谱》称，清康熙十五年（一六七六年）《明儒学案》编成，共六十二卷。除钞入《四库全书》外，安阳许氏（酉山）、甬上万氏（贞一）各刻过数卷，却因故半途而辍。故城贾氏刻本却又杂以臆见。只有慈水郑氏（义门）续完万氏未竟之刻，是为善本。其后，又有莫宝斋侍郎晋重梓贾本，对贾刻有所校正，但仍杂有贾氏搀入者。 另据《明儒学案》黄千秋《跋》记载，初刻者是万贞一，刻於康熙三十年（一六九一年），可惜只刻了原本的三分之一。稿本为勾章郑义门性所得，一度为广东巡抚杨文乾之子借去再刻而未成。郑性於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年）开始续刻万氏未竟部分，至乾隆四年（一七三九年）刻完，历时四年。由於郑性服膺黄宗羲，特筑二老阁，祭祀他先人溱和宗羲，所以是刻称为二老阁本。冯全垓於光绪八年（一八八二年）以二老阁版重印。 万氏之后，郑氏之前，故城贾润看到《明儒学案》钞本，赞赏书中叙述明代数百年学术思想，认为不可听之埋没。但他虽决心刻印而未及开工即去世，他的儿子贾朴继承遗志，从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年）至四十六年（一七○七年）刻完，历时十四年。其间曾请黄宗羲撰写序言，宗羲因病，口授儿子百家代书，病愈后又亲自修改，这二篇略有出入的序言，都收在贾刻中。是刻以贾润齌名紫筠，亦称紫筠斋本。贾氏根据自己的意见，改动次序，以首康斋为首敬斋，并将“王门学案”改为“相传学案”，郑性说他“杂以臆见，失黄子着书本意”。贾润之孙贾念祖於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年）以紫筠斋版重印。《四库全书》所收，系山东巡抚採进本，也为紫筠斋版。 会稽莫晋刻本是用紫筠斋钞本，据万刻订正次序，即恢复首康斋和“王门学案”，并校亥豕之讹，清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年）刻完，当时也称善本。一九三六年《四部备要》即据莫刻本排印，并参校二老阁本。 其他还有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年）杭州群学社石印《黄梨洲遗书》。收二老阁版《师说》、《叙论》、《叙传》共八卷，各家原着不录。同年，涵芬楼还排印新会梁启超节录本。 这次整理，以二老阁版一八八二年冯全垓印本为底本，校以紫筠斋版一七三五年印本，及一九三六年《四部备要》据莫刻排印本。紫筠斋及莫晋刻本有杨应诏（《河东学案》）、许半圭、王司舆（《姚江学案》）。胡瀚（《浙中王门学案》）、薛甲（《南中王门学案》）、王道（《甘泉学案》）等《叙传》，为二老阁版所无，虽然有可能为贾氏所增，但有参攷价值，故一一据以补入。至於节录各家着述，在选材和次序方面，紫筠斋版和莫晋刻本与底本均有出入，底本校富，故以底本为准，不再移乙删补。 沈芝盈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八日
95.67 万字 | 2019-04-06 22:39更新
作者：（清）胡思敬 著 作者曾官清廷御史，以弹劾权贵端方知名。本书是他在北京十余年的从政生涯中，利用“趋职之暇，时有所纪”的成果，以亲历目睹，具体地记述了甲午战争以来中国政坛上一系列重要事件及相关的制度和人事变易经过。
6.32 万字 | 2019-04-06 20:38更新
《法言》是模仿《论语》而作的一部语录体哲学著作；是用正统的儒学观点驳难诸子之说及有悖于“圣人”之教的一切言行，来维护儒教之至尊，其目的是解时惑、答人疑，故多采用问答的形式。本书对《法言》进行了译注。
47.45 万字 | 2019-04-07 19:25更新
刘铭传——台湾第一巡抚，（1836-1896），字省三，号大潜山人，出生于安徽肥西县刘老圩一个世代耕织务农的农家。自幼托身陇亩，生活非常窘困。但为人刚毅任侠，耿介勇敢，平时喜欢耍枪弄棒，练就一身武艺。曾杀土豪、劫富户、捍法网，闯荡江湖，成为官府追捕的要犯。 清咸丰四年（1854），接受官府招安，在乡兴办团练。时太平天国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刘铭传率团练与太平军对抗。1859年率团勇攻陷六安、驰援寿州，因功升千总。1862年，率练勇编入李鸿章的淮军，号称“铭字营”。在追随李鸿章、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过程中，刘铭传因凶悍善战，战功显赫，很快由千总、都司、参将、副将提升为记名总兵，成为李鸿章麾下的一员大将。1865年因在山东镇压捻军而提升为直隶总督，并获得清廷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及一等男爵的封赏。1868年，奉旨督办陕西军务，旋因积劳成疾，辞官回乡。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已解甲归田，在乡间隐居多年的刘铭传愤然而起，准备重赴沙场，杀敌报国。清政府任命他为督办台湾事务大臣，筹备抗法，不久又授福建巡抚，加兵部尚书衔。刘铭传于1884年7月16日抵达基隆，第二天即巡视要塞炮台，检查军事设施，并增筑炮台、护营，加强台北防务。在他到达基隆的第15天，战争就爆发了。 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越南北部及中越边境进行；第二阶段战火扩大到福建台湾沿海，有陆战和海战两个战场，尤以台湾陆战最为激烈。这是台湾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一次规模最大、历时最久、战斗最为激烈的反抗殖民侵略的战争。在此之前，鸦片战争时期英国军舰对于台湾至多是骚扰牵制；日本因琉球船民被杀侵犯台湾，双方也并未正式接触。此次法军侵台，实属决心占据，事态的严重远非前两次可比，可以说，这是近代台湾真正的大保卫战。 1884年8月4日，法舰直逼基隆，法军远东舰队司令孤拔和副司令利士比派一副官上岸，要求守军“于明日上午八时以前将炮台交出”，守军置之不理。5日，法舰在利比士的指挥下齐向基隆炮台猛烈开火，摧毁了清军数处炮垒及营房，守军于死伤十余人后向内地撤退。法军登陆，占领基隆港，将港内各种设施和炮台尽行破坏。6日下午，法军陆战队向基隆市街搜索前进，并攻击附近高地。守军在刘铭传亲自统率下奋勇从各个方向进行反击，逐渐缩小包围圈。经过几小时的激战，法军伤亡100余人，狼狈逃回军舰，侵占基隆的计划破产了。 法军侵犯基隆首战即告失败，于是又向清政府提出新的和议条件，清政府再次拒绝。此时，法舰已有预谋地集中于福州马江，乘清军将吏相信“和谈大有进步”、丝毫不作准备之际，于23日下午发动突然袭击，把南洋水师所有战舰全部击沉，然后炮轰马尾造船厂和马江沿岸各炮台。从此，法军就牢牢地掌握了台湾海峡的制海权，得以随心所欲地全力侵台。 10月1日，孤拔率多名士兵在十余艘军舰百余门大炮的猛烈炮火掩护下再犯基隆。守军奋勇抵抗约两小时，伤亡百余人，最后被迫后撤。法军乘势登陆进攻，基隆港湾及周围阵地尽失，基隆市区告危。这时，法军在利士比的指挥下正进攻沪尾。刘铭传在得到大批法军猛攻沪尾，沪尾不断告急要求增援的消息后，考虑到台北府城是统帅部所在地，军资饷械集中于此，不可稍有疏虞。为保台北，沪尾重于基隆，于是决定撤离基隆，移师沪尾。法军占领基隆后，于8日又对沪尾发起进攻。利士比以战舰七艘轰击沪尾市街和各处据点，然后登陆，分几路前进。法军不惯于陆战，一进丛林，便失去了统一指挥，只得各自为战。这时，预先埋伏在各处的清军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奋起截杀，锐不可挡。在短兵相战中，守军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展开近战，而法军却溃不成军，伤亡累累。到最后，法军弹药已罄，全线崩溃，只得奔向海滩，逃回舰上。在这场战斗中，法方自认死27名，伤49名；刘铭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我军阵亡哨官三员，死伤兵勇百余人，法军被斩首二十五级，枪杀三百余人。此外又俘获法兵十四名，枭首示众。”通过这次战役，法国人不得不承认：“淡水的败战突然发生，它一方面使我们看出中国兵力的强大，一方面使我们明白局势的危险。这次败战是难以补救的。”自此以后，法国舰队只能轮流在淡水河口对这个海港实施封锁，再没有能力发动进攻了。 10月11日，法国拟定新的和议条件，其中一条是法国占领基隆、淡水作为可以接受第三者调停的先决条件。由于淡水大捷，清政府断然拒绝这样的条件。为了挽救进攻受挫、和谈停顿的困境，法国侵略者宣布自10月23日起封锁台湾。法军的封锁使台湾对外贸易交通中断，生产停滞，粮饷支绌。但在这种情况下，全台军民同仇敌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前线。许多大陆大小船只，不顾风浪和被截捕的危险，采取夜航、偷渡或在东南部海岸登陆等方式，突破法军封锁线，把3000名淮军、60门钢炮、9000支步枪、200万发弹药、40只鱼雷和10万两饷银安全运到台湾。沿海地方当局也纷纷“协饷馈械，南洋最多，北洋次之”。此外，云南广西两省军队也相机向安南边境的法军阵地进攻，以为牵制。在全国上下的大力支援下，台湾终于度过了法军封锁所引起的社会经济危机，使敌人的封锁计划完全破产。 法军自淡水惨败后，即集中注意力于基隆。从11月以来，双方冲突时断时续。1885年1月以后，战斗加剧。3月初，法军增兵大批到达，3日法军派出精锐1300余名猛扑月眉山，5日又出动2000名直攻戏台山。守军腹背受敌，抵挡不住，月眉山失守，退守基隆河南岸，河北地区悉为敌所占据。两军隔河对峙，直至战争结束。 法军多次进攻，用了不少气力，而始终局促于基隆港周围一隅之地，经常受到强大守军反攻的威胁。为了摆脱进退维谷的困境，法军于3月29日向澎湖发起进攻，31日占领澎湖岛。但与此同时，法军在镇南关大败，导致茹费理内阁倒台，中国占有了极其有利的形势。清政府决定“乘胜即收”，4月4日与法国签订停战协定。1885年6月9日，《中法合订越南条约》在天津正式签订，中国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开放蒙自、龙州两地与法国通商，法军撤出基隆、澎湖，并撤销对于中国海面的封锁。在中国军民的英勇抵抗下，法国侵占台湾的战争以失败而告结束。刘铭传领导台湾军民顽强坚持战斗，苦战数月，为中法战争最终取得胜利作出了极大贡献。 接连不断的外国列强的窥伺和侵略，尤其是日本和法国的两次大规模侵台战争，使清政府逐渐认识到台湾是“南洋之枢纽”，“七省之藩篱”，加强建设、巩固海防已属刻不容缓。在此之前，1874年清政府已采纳沈葆桢建议，设立了福建巡抚冬春驻台，夏秋驻省的制度。在以后的具体实施中，由于福州、台湾远隔重洋，实则难以兼顾。中法战争，台湾成为一个重要的战场，战争暴露了清政府在军事上的突出弱点，尤其是海防的薄弱，这在战后成为清廷内部讨论的主要议题。在几经讨论后，1885年，清政府决定台湾正式建省，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任命抗法有功的原福建巡抚刘铭传为第一任台湾巡抚。 台湾建省的提出及其实现，是19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海疆危机的一再刺激下促成的，带有明显筹防御外的性质。自建省分治后，全面推行自强新政，加强海防，推动了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台湾迈向近代化的步伐。首任巡抚刘铭传是清末洋务运动中比较具有时代眼光、革新思想和实干精神的杰出代表人物。在他任职巡抚的六年（1885-1890）中，对台湾的国防、行政、财政、生产、交通、教育，进行了广泛而大胆的改革，全面推进台湾的近代化进程，使台湾的面貌焕然一新。这次自强新政是清朝统治台湾200年中最重要、也是最后的一次改革，其主要内容如下： 巩固海防。刘铭传建议在台湾建立海军，清政府以“已有南北洋海军和经费短绌”为由不予采纳。刘铭传于1884-1885年先后购买南通、北达等几艘小船，供缉捕、运输兼通文报之用，并雇洋匠自造驳船一艘，用以运炮械、安置水雷。在台北建机器厂，自制枪弹，准备继建大机器厂制造炮弹，同时，设立军械所和火药局，他又聘德国技师重建基隆炮台，兴工加固安平、旗后、沪尾、妈宫、西屿、大城北诸炮台，配备强劲大炮，火力增强数倍。在基隆和沪尾设水雷局和水雷营，使水雷与炮台相资为用。此外，他还进行整军、练兵，防军全部改用洋枪，聘请外国教习，加强训练。在台北设总营务处，统辖全台军务。在他的大力整顿下，台湾防务已日见充实。 建设交通。刘铭传是近代中国大倡兴建铁路的第一人。在他推行新政时，制定了以“兴造铁路为网纽、辅之以电线邮政”的方针。1887年7月，台北成立“全台铁路商务总局”，聘英德两国人为工程师，着手修建铁路，前后历时六年完成了基隆至新竹全长106.7公里的铁路，成为中国人自办自建的第一条铁路。1886年台北设电报总局，架设水陆电线，全长700公里，大大改善了岛内外的电讯交通。1888年创立新的邮政制度，在台北设立邮政总局和各地支局，发行邮票。有南通、飞捷两船定期往来于台湾与大陆之间，邮路远至厦门、福州、广州、上海、香港等地。这是我国最早的自办邮政业务、比清政府成立的邮政官局早八年。 兴办新式企业。1887年台湾设立煤务局，采取官督商办方式，投资购买新式机器开采，日可产煤万余斤。但因管理不善，时有亏折，收回官办后仍无起色。刘铭传曾希望与英商合资开采煤矿，清政府以恐别生枝节为由驳斥不准。1886年在沪尾设立官办硫磺厂，用新法熬制获利甚多。1887年设立官办机器锯木厂，为铁路提供枕木。同年又设煤油局生产煤油。在台北设立警察，组织商人成立兴市公司，兴建商店。此外还装设电灯，开凿新式公共水井，购买第一架蒸汽碾路机，并设置了专管市内卫生的机构。 发展商务。1886年台湾设立商务局，先后向英、德购买威利、威定两艘旧轮作为商船。派李彤恩等到新加坡设立招商局（后改为通商局），通过向华侨招募股份购买轮船，设立轮船公司，航行于台湾与大陆各埠，远至新加坡、西贡、吕宋等地。1886年设立樟脑总局，实行专买制度，获利颇多。 抚番与垦荒。刘铭传的抚番政策为恩威并用，剿抚兼施。恩抚不从，方行威剿，威剿之后，仍归恩抚。如有官吏凌虐番民，汉人夺占番地，均予惩处禁止，绝不偏袒。番人劫杀居民，不听晓谕，则威之以兵。1885年首抚北路淡水东南马来番，为其定规约，命其遣子弟至城读书，雉发归化。生番地界，各归各业，不许军民侵占。 从1885年冬至1886年夏，半年之间招抚400余番社，归化7万余人。1887年春夏之间，后山抚218社，番丁5万余人，前山抚260余社，番丁3.8万余人，田园数十万亩。全台大定后，于是广招福建贫民扩垦，使番众与内地人民共处杂居，逐渐改变他们的习俗，同时改进他们的经济情况，使“耕织自精，货财自殖”。1886年5月设全台抚垦总局，以林维源为总办，南、北、东三路分设抚垦局及分局，并在各重要番区如大科莰、东势角、埔里社、苏澳、花莲等处，各立抚垦分局。局中有医生、教耕、教读等人员，开义塾，教番人童子读书。另外在台北特设番学堂，供给他们衣食，教以汉文、算术、官话、台语、起居礼仪，并常让他们与汉人接触以起潜移默化的作用。让他们消除疑忌，不以异类自居。为了抚番，刘铭传“三亲绝域，蒙瘴涉险，不骑而徒。彼其不知暇逸哉，其所志者远也”。这一切都有利于台湾社会的近代化发展。 整理财政。主要是田赋的清理。台湾田赋极其紊乱，在豪绅吏胥的包揽控制下，“强者有田无赋，弱者有赋无田”，“田去粮存”，求免无路。为了清除积弊，增加财政收入，1886年5月，刘铭传奏请实行清赋，由清赋总局进行会查保甲，清丈田亩，历时二年多，完成了清丈工作，田赋大量增加，年收入达67.4万余两，比原额增加49.1万余两。此外，在整顿税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绩。经过整顿后的茶税年增13万两，盐税增12万两，樟脑、硫磺增30万两，鸦片增40万两，加上其他各项收入，财政总收入从90万两激增至300万两，最高达到450万两。国防、交通诸项建设经费至是始有着落。清赋直接触犯了地主豪绅的利益，一时流言传 布，阻力极大，但刘铭传不为所动。 提倡新式教育。台湾发展需要一大批专门人才，刘铭传深知培养人才的重要性。1887年在台北大稻埕创立西学堂，聘请西人教习讲授英语、法语、数学、理化、测绘、历史、地理等课程，于西学余闲兼课中国经史文字，使内外通贯，培养通晓近代科学、善于对外交涉的人才。经过严格甄选，第一批招收学员64名，所有费用全部由政府供给，年支银1万余两。1890年又设电报学堂，招收西学堂和福建船政学校学生10名，学习电讯专门技术。并于1890年设立番学堂，为原住民培养骨干和通事人才。在刘铭传的积极倡导下，台湾教育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增设府县。台湾土地面积3.6万平方公里，清初仅设一府三县，不久增为四县，统治所及限于西部沿海平原地带。后以土地日辟，人口倍增，于1875年增设了一府四县，共有两府八县，然仍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刘铭传就任台湾巡抚后，按建省规制，以彰化位于全岛中央，平原宽敞，定为省会，设首府曰台湾府，附郭首县曰台湾县；另划嘉义以东、彰化以南、方长约百余里之地为云林县，分新竹西南沿山新垦地带为苗栗县，升卑南厅为台东直隶州。在省会未建以前，以台北接近福州，先以台北为施政中心。于是全台共有三府、一直隶州、十二县、五厅，划疆分守，初具规模，奠定了今日台湾地方行政区划的基础。 刘铭传的改革涉及军事、行政、经济、文化各个领域，范围相当广泛。因为当时台湾正面临着帝国主义侵略的严重威胁，一切措施不得不首先从巩固国防出发，并始终以巩固国防为中心。为了巩固国防，就必须整顿军备，增强防卫能力；开拓土地，以保持岛内秩序的安定；发展交通，便利岛内各地及其与大陆的联络。为了巩固国防，就必须筹措大笔经费，办法之一就是清理田赋，在这方面，刘铭传做出了巨大的成绩；办法之二是倡办实业，发展生产，在这方面他刚开始不久就去职了。而为了巩固国防，发展交通，兴办新式工业，又必须培养大批科技人才和吸收外国先进经验，因而有西学堂和电报学堂的设立和外国技师的聘用。凡此种种，都可以说明，刘铭传的改革虽然发生在大陆洋务运动的后期，在许多做法上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大陆洋务运动的影响，但和“重在防内，并无对外意图”的李鸿章之流所搞的洋务运动还是有差别的。刘铭传很注意吸收华侨和民间资本，他所兴办的铁路和煤矿都有商股参加，有些企业办不好就交给民办，这也和官办占压倒地位的某些洋务企业有所不同。他所创办的企业如铁路、邮政、电讯、航运等等，多数都卓有成效，不像大陆官办企业那样积弊重重，亏损日甚。刘铭传的眼光不仅仅以台湾为限，他还希望“以一岛基国之富强”，以台湾“一隅之设施为全国之范”，从这点看，也应该肯定他是晚清洋务运动中一个具有进步倾向的人物。 然而，刘铭传的改革是在当时已经腐烂透顶的清政府支配下进行的。在其推行过程中，他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种种阻力。因此，尽管他很想有所作为，也做出了巨大的成绩，但还是有不少人对他进行掣肘、攻击与诬蔑，迫使他不得不于1891年告病辞官而去。继任的台湾巡抚邵友濂眼光短浅，思想僵化，尽废刘铭传新政，清代所实行的惟一有计划、有成效的改革就此夭折了。1896年，刘铭传在家病逝，清追封太子太保，谥壮肃，准建专祠。 有人说刘铭传“倡淮旅，练洋操，议铁路，建台省，实创中国未有之奇”，而其最伟大的成就，最值得后人景仰的事功则为“建台省”—— 建设一个近代化的台湾。
24.30 万字 | 2019-04-07 13:44更新
《读通鉴论》是明末清初进步思想家、史学家王夫之晚年的历史评论性著作。 王夫之１６１９—１６９２，字西农，号姜斋，又因晚年长期居于湘西蒸左石船山，故称船山，湖南衡阳人。王夫之自幼从学于父兄，聪敏好学，博览群书，十四岁即考入衡阳县学，成为秀才，但继续科举仕进的梦想在农民大起义的冲击下破灭。王夫之目睹明末的腐朽统治和东北满族贵族势力的不断扩张，与许多有识之士一样感到危机日深，主张改革弊政。他十分关注国家社会政治时局，格外用心研究历史。王夫之壮年时，明清两朝交替，他曾积极参加抗清斗争，经受过坎坷的政治流亡生活的考验和锻炼，同时有机会广泛接触社会，使他的进步思想趋于成熟。迫于抗清形势逆转，王夫之遁迹林泉，近四十幽居穷乡僻壤，荒山野岭，苦其心志，联系社会现实，总结历史经验，以全部精力从事著述，力图回答时代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寻找挽救危局的革新之路。王夫之的著作涉及哲学、政治、历史、文学各方面，多达百余种。 《读通鉴论》是王夫之晚年系统的史论代表作之一。作者认真研读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现实，总结历史经验，有感而发，随事阐述自己的见解、主张和思想认识。对历史上的治乱兴衰作了多方面的评论。全书约六十余万字，按朝代分为三十卷，卷末又附有《叙论》，没有篇题。 全书内容丰富，集中表现了作者发展进化的历史观。他痕恨明王朝的腐败政治，主张改革；反对分裂，主张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压迫；还以朴素的唯物主义对宋明以来的唯心主义道学进行了批判。作者有意识地把评史与论政治结合起来。他认为“读古人之书”必须“揣当今之争”，才能“为治之资”。因此王夫之的史论著作不仅贯穿着他的史学思想理论，也渗透了他的政治思想理论。 在对宋、明理学家厚古薄今，推崇“三代盛世”，妄称三代以下“人欲横流”、主张“法先王”的复古倒退思想进行批判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指出唐虞以前完全处于未开化的野蛮状态，而三代则是“国少而君多……暴君横取”，人民“秸面鸠刑，衣能结而食草木”，社会落后生活艰苦，根本也不是值得向往的盛世《读通鉴论》卷二十。“世益降，物益备”《读通鉴论》卷十九，随着历史的发展，物质生活才日益丰富起来，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古代的办法是治理古代天下的，不一定能通用于今天，没有一成不变的制度法令和治国之道，必须“趋时更新”，“事随势迁而法必变”。 在对历史发展的认识上，《读通鉴论》指出“生有生之理，死有死之理，治有治之理，乱有乱之理，存有存之理，亡有亡之理。天者，理也，其命，理之流行者也……。违生之理，浅者以病，深者以死。人不自知而自取之，而自昧之……夫国家之治乱存亡，亦如此而己矣。”卷二十四国家的治乱存亡与人的生死寿夭一样都有自己的规律，并且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被人所认识和掌握的。基于这种思想认识，作者认为秦始皇废除分封行郡县，是历史进步和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秦代以下，郡县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卷一，被分封行郡县变革的成功是顺应了“势之所趋”，符合“理”——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结果。作者还进一步带证地指出“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而行其大公”卷一，秦始皇是出于“私天下”的动机而实行郡县制的，而历史规律的必然性又恰恰是通过秦始皇主观动机这一偶然性体现出来的。 此外《读通鉴论》一书在分析评论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时，多有独到见解和中肯意见，又能一一例举，但也有其局限，作者同情农民的疾苦，痛恨反动统治的腐败，主张改革，但其认识还局限于对原有制度的改良，没有认识到从根本上改变封建制度的必要。 《读通鉴论》一书可选读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印行的单行本。该校本以１９６５年金陵刊刻的“船山遗书”为底本，又根据两个抄书的校记作了校补改正，并将抄本多于刻本的五论及清人刘巍崧的校勘记，对史实作的若干订正都附于有关各论之后，供作参考。还可选读岳麓书社新山版的《王船山全集》本。
58.57 万字 | 2019-04-06 20:47更新
李纲（一○八三～一一四○），字伯纪，号梁溪居士，邵武（今属福建）人，自其祖始居无锡（今属江苏）。徽宗政和二年（一一一二）进士。积官至监察御史兼权殿中侍御史，因忤权贵，改比部员外郎，迁起居郎。宣和元年（一一一九），因言事谪监南剑州沙县税务。七年，为太常少卿。钦宗即位，除兵部侍郎，为行营参谋官，力主抗金，以姚平仲兵败罢。寻复尚书右丞，充京城四壁守御使，除知枢密院事。后因反对和议，落职提举亳州明道宫，建昌军安置，再谪宁江。金兵再至，除资政殿大学士，领开封府事。纲行次长沙受命，率湖南勤王师入援，未至而开封已陷。高宗即位，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因反对避地东南，落职居鄂州。绍兴二年（一一三二），除观文殿学士、湖广宣抚使兼知潭州。未几罢提举西京崇福宫。五年，疏奏攻战、守备、措置、绥怀之策，除江西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洪州。九年，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大使，力辞。十年卒，年五十八。赠少师。谥忠定。纲为著名抗金志士，将领如宗泽、韩世忠或得其扶掖，或在其麾下。有《梁溪集》一百八十卷。本集附有行状及年谱多种，《宋史》卷三五八、三五九有传。 李纲诗，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其中诗二十八卷）为底本，校以清初蓝格抄《梁谿先生文集》（五十卷，简称蓝格本，藏上海华东师大图书馆）、道光十四年刊本（简称道光本，藏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宋刻残本（存诗二卷，简称残宋本，藏上海图书馆），参校明崇祯刻、左光先等辑《宋李忠定公奏议文集选》（简称左选，藏北京大学图书馆）、日本安政六年刻、赖襄选《李忠定公集钞》（简称赖选，藏人民大学图书馆）、清何秋涛校朱彝尊影钞本（简称朱本、何校，藏北京大学图书馆）。诗集外散见诗及新辑集外诗，另编一卷。
2.22 万字 | 2019-04-06 20:38更新
《陆贾新语注释》：陆贾的著作自成一家之言，不仅思想内涵内邃，而且很好地体现了秦汉散文雄伟粗壮的风格。这里的校释本综合《新语》的多种版本，参照校对，比较权威地再现了《新语》的原貌，并且择取精当可信的注解，使一般人都能读懂该名者。==============================================================================陆贾是汉高祖刘邦身边颇为著名的文臣，号称「有口辩士」。雖然在世時位不過「太中大夫」，也未被封侯，但在《史記》、《漢書》中，卻是與蕭何、韓信、叔孫通、張蒼等人並列於建立漢家制度的元勳。虽然在世时位不过「太中大夫」，也未被封侯，但在《史记》、《汉书》中，却是与萧何、韩信、叔孙通、张苍等人并列于建立汉家制度的元勋。陸賈不純然是位儒者，而是位解決問題之人。陆贾不纯然是位儒者，而是位解决问题之人。而解決問題之前，首先需要對問題本身有所認知。而解决问题之前，首先需要对问题本身有所认知。因此，在他欲討論漢家天下需要些什麼之前，便先討論文明演進的問題。因此，在他欲讨论汉家天下需要些什么之前，便先讨论文明演进的问题。陸賈在《新語．陆贾在《新语．道基》篇中，提出一個簡單的歷史進化過程，將華夏文明發展分為四個時期：道基》篇中，提出一个简单的历史进化过程，将华夏文明发展分为四个时期：首先是「先聖」時期：首先是「先圣」时期：於是先聖乃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道，長幼之序。于是先圣乃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民始开悟，知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道，长幼之序。於是百官立，王道乃生。于是百官立，王道乃生。民人食肉飲血，衣皮毛；至於神農，以為行蟲走獸，難以養民，乃求可食之物，嘗百草之實，察酸苦之味，教人食五穀。民人食肉饮血，衣皮毛；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人食五谷。天下人民，野居穴處，未有室屋，則與禽獸同域。天下人民，野居穴处，未有室屋，则与禽兽同域。於是黃帝乃伐木搆材，築作宮室，上棟下宇，以避風雨。于是黄帝乃伐木构材，筑作宫室，上栋下宇，以避风雨。民知室居食穀，而未知功力。民知室居食谷，而未知功力。於是后稷乃列封疆，畫畔界，以分土地之所宜；闢土殖穀，以用養民；種桑麻，致絲枲，以蔽形體。于是后稷乃列封疆，画畔界，以分土地之所宜；辟土殖谷，以用养民；种桑麻，致丝枲，以蔽形体。當斯之時，四瀆未通，洪水為害；禹乃決江疏河，通之四瀆，致之於海，大小相引，高下相受，百川順流，各歸其所，然後人民得去高險，處平土。当斯之时，四渎未通，洪水为害；禹乃决江疏河，通之四渎，致之于海，大小相引，高下相受，百川顺流，各归其所，然后人民得去高险，处平土。川谷交錯，風化未通，九州絕隔，未有舟車之用，以濟深致遠；於是奚仲乃橈曲為輪，因直為轅，駕馬服牛，浮舟杖楫，以代人力。川谷交错，风化未通，九州绝隔，未有舟车之用，以济深致远；于是奚仲乃桡曲为轮，因直为辕，驾马服牛，浮舟杖楫，以代人力。鑠金鏤木，分苞燒殖，以備器械，於是民知輕重，好利惡難，避勞就逸；於是皋陶乃立獄制罪，縣賞設罰，異是非，明好惡，檢奸邪，消佚亂。铄金镂木，分苞烧殖，以备器械，于是民知轻重，好利恶难，避劳就逸；于是皋陶乃立狱制罪，县赏设罚，异是非，明好恶，检奸邪，消佚乱。在「先聖」時期，聖人從天文地理當中得到「人道」的體會，再從「人道」當中衍生出「王道」的概念。在「先圣」时期，圣人从天文地理当中得到「人道」的体会，再从「人道」当中衍生出「王道」的概念。而神農、黃帝、后稷、禹、奚仲等人則是針對人民的各種需求，創造了各式各樣的生活必需品與謀\生技能，並在物質條件的進步下，有了外在規範的需求，於是皋陶便建立了刑賞制度。而神农、黄帝、后稷、禹、奚仲等人则是针对人民的各种需求，创造了各式各样的生活必需品与谋生技能，并在物质条件的进步下，有了外在规范的需求，于是皋陶便建立了刑赏制度。換言之，這時聖人所提出的「人道」與「王道」，乃是一種自然而然人際關係，而各種工具、技能，以及隨之而來的刑賞制度，則是為了解決人民生活的需求而產生。换言之，这时圣人所提出的「人道」与「王道」，乃是一种自然而然人际关系，而各种工具、技能，以及随之而来的刑赏制度，则是为了解决人民生活的需求而产生。換言之，此時期的文明發展，乃著眼於「生活需求」上，讓人類可以生活得舒適一些、安定一些。换言之，此时期的文明发展，乃著眼于「生活需求」上，让人类可以生活得舒适一些、安定一些。而後，進入「中聖」時期：而后，进入「中圣」时期：民知畏法，而無禮義；於是中聖乃設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儀，明父子之禮，君臣之義，使強不凌弱，眾不暴寡，棄貪鄙之心，興清潔之行。民知畏法，而无礼义；于是中圣乃设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仪，明父子之礼，君臣之义，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弃贪鄙之心，兴清洁之行。在「中聖」階段，開始建立人民內在的品德，以內化方式將原屬外在的人倫關係與法律約束落實於自我操持中。在「中圣」阶段，开始建立人民内在的品德，以内化方式将原属外在的人伦关系与法律约束落实于自我操持中。這時乃是透過教育來強化既有人倫關係，並有以內在自我約束取代外在法律規範的意味。这时乃是透过教育来强化既有人伦关系，并有以内在自我约束取代外在法律规范的意味。這個時期，文明的發展仍是著眼於「生活需求」，但卻是與「先聖」期的需求有著明顯的不同。这个时期，文明的发展仍是著眼于「生活需求」，但却是与「先圣」期的需求有着明显的不同。「先聖」期的需求，乃是人與自然爭的階段，多數人所擁有財富、地位條件大致相同，所需所求皆向自然求。「先圣」期的需求，乃是人与自然争的阶段，多数人所拥有财富、地位条件大致相同，所需所求皆向自然求。而刑賞制度(法律)的存在，只需降低人與人之間可能的磨擦，便能促使社會的和諧與穩定。而刑赏制度(法律)的存在，只需降低人与人之间可能的磨擦，便能促使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至於「中聖」期，由於文明的發展、謀\生技術的演進，這時已進入人與人爭的局面，社會已開始有「強」與「弱」、「眾」與「寡」的階層分化。至于「中圣」期，由于文明的发展、谋生技术的演进，这时已进入人与人争的局面，社会已开始有「强」与「弱」、「众」与「寡」的阶层分化。當人們懂得恃強與恃眾去爭時，單靠外在的刑罰制度，必難有效遏止「強凌弱」、「眾暴寡」的可能局面，因而才必需將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關係內化於人的自我操持中，建立人格與品德。当人们懂得恃强与恃众去争时，单靠外在的刑罚制度，必难有效遏止「强凌弱」、「众暴寡」的可能局面，因而才必需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内化于人的自我操持中，建立人格与品德。至「後聖」階段，則又是另一種局面：至「后圣」阶段，则又是另一种局面：禮義不行，綱紀不立，後世衰廢。礼义不行，纲纪不立，后世衰废。於是後聖乃定五經，明六藝，承天統地，窮事察微，原情立本，以緒人倫，宗諸天地，纂脩篇章，垂諸來世，被諸鳥獸，以匡衰亂。于是后圣乃定五经，明六艺，承天统地，穷事察微，原情立本，以绪人伦，宗诸天地，纂修篇章，垂诸来世，被诸鸟兽，以匡衰乱。天人合策，原道悉備，智者達其心，百工窮其巧，乃調之以管弦絲竹之音，設鐘鼓歌舞之樂，以節奢侈，正風俗，通文雅。天人合策，原道悉备，智者达其心，百工穷其巧，乃调之以管弦丝竹之音，设钟鼓歌舞之乐，以节奢侈，正风俗，通文雅。從「先聖」至「中聖」，一直都是缺什麼補什麼，若就崇古賤今者而言，那幾乎已是一個完美社會的典範。从「先圣」至「中圣」，一直都是缺什么补什么，若就崇古贱今者而言，那几乎已是一个完美社会的典范。然而，既然完美了，為什麼還會有「後聖」？然而，既然完美了，为什么还会有「后圣」？陸賈沒有明說，但就其「後聖」階段的論述來看，顯然是「中聖」的努力失敗了，無法讓「禮義」、「綱紀」確切地實踐於人民的生活當中。陆贾没有明说，但就其「后圣」阶段的论述来看，显然是「中圣」的努力失败了，无法让「礼义」、「纲纪」确切地实践于人民的生活当中。至於失敗的原因，也許就是「中聖」無法「承天統地」、「原情立本」的關係。至于失败的原因，也许就是「中圣」无法「承天统地」、「原情立本」的关系。「承天統地」是對天道的理解，「原情立本」是對人道的認識，唯有對「天道」與「人道」有所掌握，才能達到「天人合策，原道悉備」的境界。「承天统地」是对天道的理解，「原情立本」是对人道的认识，唯有对「天道」与「人道」有所掌握，才能达到「天人合策，原道悉备」的境界。然而，陸賈終究不是個崇古論者，他並不認為「後聖」之後，一切便進入完美狀態，這是由於文明是無時無刻不在進步的，不論是誰當家作主，都有著需面對的時代問題：然而，陆贾终究不是个崇古论者，他并不认为「后圣」之后，一切便进入完美状态，这是由于文明是无时无刻不在进步的，不论是谁当家作主，都有着需面对的时代问题：後世淫邪，增之以鄭、衛之音，民棄本趨末，技巧橫出，用意各殊，則加雕文刻鏤，傅致膠漆丹青、玄黃琦瑋之色，以窮耳目之好，極工匠之巧。后世淫邪，增之以郑、卫之音，民弃本趋末，技巧横出，用意各殊，则加雕文刻镂，傅致胶漆丹青、玄黄琦玮之色，以穷耳目之好，极工匠之巧。夫驢騾駱駝，犀象玳瑁，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水藏，擇地而居，潔清明朗，潤澤而濡，磨而不磷，涅而不淄，天氣所生，神靈所治，幽閒清淨，與神浮沈，莫不效力為用，盡情為器。夫驴骡骆驼，犀象玳瑁，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水藏，择地而居，洁清明朗，润泽而濡，磨而不磷，涅而不淄，天气所生，神灵所治，幽闲清净，与神浮沉，莫不效力为用，尽情为器。故曰，聖人成之，所以能統物通變，治情性，顯仁義也。故曰，圣人成之，所以能统物通变，治情性，显仁义也。這個部份，陸賈談的是一個社會風氣的問題。这个部份，陆贾谈的是一个社会风气的问题。由於物質文明的進步，人類的生活愈來愈趨淫邪。由于物质文明的进步，人类的生活愈来愈趋淫邪。這種被老子說成「五色令人目盲」的負面狀態，卻未讓陸賈片面地否定物質文明，而是把所有可供玩樂的器物，都視為上天給予人類的美好之物。这种被老子说成「五色令人目盲」的负面状态，却未让陆贾片面地否定物质文明，而是把所有可供玩乐的器物，都视为上天给予人类的美好之物。這些外在物質雖有迷惑人心的能力，但只要能夠「統物通變」，役物而不役於物，自然就不會被這些器物所迷惑，進一步還可以「治情性，顯仁義」，發揮外在物質的正面功能。这些外在物质虽有迷惑人心的能力，但只要能够「统物通变」，役物而不役于物，自然就不会被这些器物所迷惑，进一步还可以「治情性，显仁义」，发挥外在物质的正面功能。有不少學者談及陸賈的文明史觀時，認為他把人類社會的文明發展判定為「先聖」、「中聖」、「後聖」三期。有不少学者谈及陆贾的文明史观时，认为他把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判定为「先圣」、「中圣」、「后圣」三期。這當然是正確的，不過，陸賈終究是個現實的「有口辯士」，而非學者、儒生。这当然是正确的，不过，陆贾终究是个现实的「有口辩士」，而非学者、儒生。他所做的分期，實是為了鋪陳接下來的「現在」，而非對古代文明發展有多大的興趣。他所做的分期，实是为了铺陈接下来的「现在」，而非对古代文明发展有多大的兴趣。而「統物通變」之說，正是為了突顯漢初之人(特別是劉邦)的努力空間，強調人類的自由意志。而「统物通变」之说，正是为了突显汉初之人(特别是刘邦)的努力空间，强调人类的自由意志。若不能於此處有所掌握，便容易陷於「法先王」與「法後王」的儒、法之爭。若不能于此处有所掌握，便容易陷于「法先王」与「法后王」的儒、法之争。或言陸賈為外儒內法之學者、戰國縱橫之餘緒；或言陸賈之言卑之無甚高論，純為草莽皇帝劉邦的啟蒙教科書。或言陆贾为外儒内法之学者、战国纵横之余绪；或言陆贾之言卑之无甚高论，纯为草莽皇帝刘邦的启蒙教科书。兩說均有所偏，難以體認陸賈之用心矣。两说均有所偏，难以体认陆贾之用心矣。附記：網路上的文章，本不該摘引如許多之原文。附记：网路上的文章，本不该摘引如许多之原文。只是陆贾《新语》并不属于常见国学经典，读过之人少之又少因而将〈道基〉一节关乎文明发展分期之说原文几近全引，以利讨论之进行。
16.69 万字 | 2019-04-07 14:13更新
《神仙传》，书名。东晋·葛洪撰。十卷。书中收录了古代传说中的84位仙人的事迹。虽事多怪诞，但其中不少人常为后世养生文献所引用；有些内容对研究中国古代养生学术也不无参考意义。现存《神仙传》有两种版本。一为九十二人附二人传本，见于《道藏精华录百种》等道典中。二为八十四人传本，见于《四库全书》中。此外唐人梁萧又称其“凡一百九十人”，可见今人《神仙传》并非全本。 《神仙传》中故事众多，故篇幅较长，故事情节大多复杂、奇特、生动。如《栾巴传》写仙人栾巴为民除害的故事，中间说一庙鬼化作书生，骗太守许以女儿。栾巴见之，遂做法驱之，使庙鬼现形为老狸。故事以生动的情节，刻画了道教的法力，笔墨虽少，却塑造了一个为民除害的正面形象。类似的故事还有《王远传》、《刘根传》、《吕恭传》等，均以想象丰富，记叙生动著称。 ============================================================================== 晋葛洪撰。是书据洪自序，盖於《抱朴子。内篇》既成之後，因其弟子滕升问仙人有无而作。所录凡八十四人。序称秦大夫阮仓所记凡数百人，刘向所撰又七十一人。今复抄集古之仙者见於仙经服食方百家之书，先师所说，耆儒所论，以为十卷。又称刘向所述，殊甚简略，而自谓此传有愈於向。今考其书，惟容成公、彭祖二条与《列仙传》重出，馀皆补向所未载。其中如黄帝之见广成子，卢敖之遇若士，皆庄周之寓言，不过鸿鸿雲将之类，未尝实有其人。淮南王刘安谋反自杀，李少君病死，具载《史记》、《汉书》，亦实无登仙之事，洪一登载，未免附会。至谓许由、巢父服箕山石流黄丹，今在中岳中山，若二人晋时尚存，洪目睹而记之者，尤为虚诞。然後《汉书。方术传》载壶公、蓟子训、刘根、左慈、甘始、封君达诸人，已多与此书相符。疑其亦据旧文，不尽伪撰，又流传既久，遂为故实。历代词人，转相沿用，固不必一一核其真伪也。诸家著录皆作十卷，与今本合，惟《隋书。经籍志》称为葛洪《列仙传》，其名独异。考新、旧唐书并作葛洪《神仙传》，知今本《隋志》殆承上《列仙传》赞之文，偶然误刊，非书有二名也。此本为毛晋所刊。考裴松之《蜀志。先主传注》，引李意期一条，《吴志。士燮传注》引董奉一条，《吴范。刘惇赵达传注》引介象一条，并称葛洪所记，近为惑众，其书文颇行世，故撮举数事，载之篇末。是徵引此书，以《三国志》注为最古。然悉与此本相合，知为原帙。《汉魏丛书》别载一本，其文大略相同，而所载凡九十二人。核其篇第，盖从《太平广记》所引钞合而成。《广记》标题，间有舛误，亦有与他书复见，即不引《神仙传》者，故其本颇有讹漏。即如卢敖若士一条，李善注《文选》江淹《别赋》鲍照升天行，凡两引之，俱称葛洪《神仙传》，与此本合。因《太平广记》未引此条，《汉魏丛书》本遂不载之，足以证其非完本矣。 葛洪，字稚川，丹阳句容人也。祖系，吴大鸿胪。父悌，吴平后，入晋为邵陵太守。 洪少好学，家贫，躬自伐薪，以贸纸笔，夜辄写书诵习，以儒学知名。性寡欲，无所爱玩，不知棋局几道，摴蒱齿名。为人木讷，不好荣利，闭门却扫，未尝交游。于余杭山见何幼道、郭文举，目击而已，各无所言。时或寻书问义，不远数千里，崎岖冒涉，期于必得。遂究览典籍，尤好神仙导养之法。从祖玄，吴时学道得仙，号曰葛仙公，以其炼丹秘术授弟子郑隐。洪就隐学，悉得其法焉。后师事南海太守上党鲍玄。玄亦内学，逆占将来，见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传玄业，兼综练医术，凡所着撰，皆精覈是非，而才章富赡。太安中，石冰作乱。吴兴太守顾秘为义军都督，与周等起兵讨之。秘檄洪为将兵都尉，攻冰别率，破之，迁伏波将军。冰平，洪不论功赏，径至洛阳，欲搜求异书，以广其学。洪见天下已乱，欲避地南土，乃参广州刺史稽含军事。及含遇害，遂停南土多年，征镇檄命，一无所就。后还乡里，礼辟皆不赴。元帝为丞相，辟为掾，以平贼功，赐爵关内侯。咸和初，司徒导召补州主簿，转司徒掾，迁谘议参军。干宝深相亲友，荐洪才堪国史。选为散骑常侍，领大着作，洪固辞不就。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闻交址出丹，求为句漏令。帝以洪资高，不许。洪曰：“非欲为荣，以有丹耳。”帝从之。洪遂将子侄俱行，至广州，刺史邓岳留不听去，洪乃止罗浮山炼丹。岳表补东官太守，又辞不就。岳乃以洪兄子望为记室参军。在山积年，优游闭养，着述不辍。其自序曰：“洪体乏进趣之才，偶好无为之业。假令奋翅则能陵厉玄霄，骋足则能追风蹑景，犹欲戢劲翮于鹪鷃之群，藏逸迹于跛驴之伍，岂况大块
4.00 万字 | 2019-04-07 18:48更新
此文是清康熙进士车万育所著。它是旧时学校启蒙读物之一，对于今天学习诗词者掌握旧韵平仄、对仗技巧和用韵，仍然很有帮助。它按《平水韵》分部编写，仅平声三十韵。每韵三则文字，每则文字格式相同：十六句，八韵脚，从一字对、二字对、三字对、五字对、七字对到十一字对。五七字句多是五言七言律句。 车万育（1632-1705），邵阳县人。幼年家境贫寒，车万育父亲迷信风水，一天，请了一阴阳先生来选择墓地，阴阳先生指着某地说：“此地甚佳，但需五百年后始可发迹。”当时车万育年幼，随在父侧，插嘴说道：“那就把五百年前的祖宗，改葬到这里来，不就发迹了么？”阴阳先生见其聪慧，说道“此子日后，必定发迹。”此后，车万育发奋攻读，参加科考，一帆风顺，由秀才而举人，康熙三年（1665）中了进士，接着授户部给事中，后升掌印。车万育授户部给事中，常直言面对皇上，专拣当务之急，他人咋舌难言之事上奏，同僚为他担心，他说：“进言是我职责，竭尽忠诚，哪顾个人安危？”有人黑夜送金银托他办事，他铁面无情地说：“你不知道世上有个不爱钱的车与三吗？” 车万育为官清廉，刚正不阿。所撰《声律启蒙》一书，为清代家喻户晓之启蒙读物，至今仍在流行。
1.24 万字 | 2019-04-07 14:13更新
《碧岩录》全称《佛果圆悟禅师碧岩录》，亦称《碧岩集》，是宋代著名禅僧圜悟克勤大师所著，共十卷。书的内容即重显禅师的百则颂古和圆悟的评唱组成。每一节的具体结构是：一、垂示，即对该则的案例提示纲要，加以引介。二、列出公案案例，其中夹注著语或评语。三、对该则案例加以评唱。四、列出雪窦重显的颂古诗，其中亦夹注著语或评语。五、对颂古诗作解说性评述。 此书撰成后，在禅林享有盛誉，向有“禅门第一书”之称。雪窦大师的颂古百则，向来被认为是禅文学的典范之作。而圜悟大师的评唱，与原诗可谓珠联璧合，使得本书成为禅文学史上的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在过去，很多参禅者从书进入禅悟之门，也有很多参禅者因此书坠入野狐劫之身。故向来视若拱璧者有之，付诸一炬者有之，真可谓醍醐上药，既能杀人，亦能活人。 虽然网上各种佛教资讯浩如烟海，洋洋大观，但据笔者所知，迄今还没有一部《碧岩录》，因此笔者特将这部书的文本加以新式标点上网，（版本系依据《续藏经》第二编第二十二套，略去了夹注的部分）供喜爱禅学与禅诗的朋友阅读。这是地地道道、原汁原味的禅诗及欣赏。酌之不竭，挹之弥甘。只要潜心涵咏，自可于欣赏颂古、评唱的同时，领略到禅诗禅语的无穷风光，从而心花顿发，顿悟真如。
14.84 万字 | 2019-04-07 14:21更新
唐朝实录除此外均已失传，此书因系韩愈所撰，尚保存在《昌黎先生外集》中，使我们得以看到唐人所修实录的真面目，与《大唐创业起居注》同为极珍贵的历史文献。《顺宗实录》按时序记述了唐顺宗李诵在位8个月间事迹，并上溯李诵在藩邸的情况，下延死后葬于丰陵。共计12500余字，内容超过《旧唐书。顺宗纪》三倍以上，其中记述王伾、王叔文执政革新朝政措施尤详，为研究唐德宗至宪宗时期政局提供了较为丰富的资料。两《唐书》、《资治通鉴》记述此段史事时多取材此书，但此书在唐代即有详、略两种本子，《旧唐书。顺宗纪》有些事，不见于今本《顺宗实录》，盖今所传为略本。 此书自宋代以来一直收入《昌黎先生文集》所附《外集》卷六至卷十。 韩愈，字退之，南阳人。少孤，刻苦为学，尽通六经百家。贞元八年，擢进士第。才高，又好直言，累被黜贬。初为监察御史，上疏极论时事，贬阳山令。元和中，再为博士，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转考功、知制诰，进中书舍人，又改庶子。裴度讨淮西，请为行军司马，以功迁刑部侍郎。谏迎佛骨，谪刺史潮州，移袁州。穆宗即位，召拜国子祭酒、兵部侍郎。使王廷凑，归，转吏部，为时宰所构，罢为兵部侍郎，寻复吏部。卒赠礼部尚书，谥曰文。愈自比孟轲，辟佛老异端，笃旧恤孤，好诱进后学，以之成名者甚众。文自魏晋来，拘偶对，体日衰，至愈，一返之古。而为诗豪放，不避粗险，格之变亦自愈始焉。集四十卷，内诗十卷；外集遗文十卷，内诗十八篇。今合编为十卷。
4.02 万字 | 2019-04-06 20:38更新
春秋战国时期，风云际会，既出现了一些所谓的“乱臣贼子”，也诞生了诸多影响深远的文化巨人，庄子乃其中之一。作为战国时期思想文化领域内的一颗璀璨的巨星，庄子及其所著《庄子》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对象。 《庄子》一书犹如一泓池水，可供众多的学者和《庄子》追随者畅游于其间。《庄子》一书同先秦诸子百家作品一样，不是庄子一人所作，而是庄子学派著作总集，其中有的出自庄子手笔，有的是其弟子根据庄子的日常谈话整理而成，还有的是庄子的后学所撰写。 《庄子》一书以其怪诞神异的人物形象、变幻莫测的故事情节、恣肆汪洋的行文风格和浑然天成的艺术境界，赢得了无数文人雅士的交口称赞，可以说，《庄子》是中国古代浪漫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br》《庄子》是继《老子》之后体现道家学说的一部极其重要的作品。现今通行的《庄子》一书，是晋代郭象的注本，分为“内篇”、“外篇”、“杂篇”三部分。其中“内篇”七篇，“外篇”九篇，“杂篇”八篇，共三十三篇。从思想内容和文章风格等方面来看，“内篇”主要是庄子本人之作，而“外篇”和“杂篇”则多出自庄周弟子或其后学之手。
8.92 万字 | 2019-04-07 18:52更新
《投笔肤谈》成书于明末，是一部颇有影响的古代军事理论著作。粤稽古兵法有一百八十二家。汉张良、韩信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后至宋元丰年间，国子司业朱服奏校，其他尽屏去，止存七家之书。国初因之颁布。然七书之中，惟《孙子》纯粹，书仅十三篇，而用后之法悉备，故首列之。余目击时艰，不欲自限于博士业，遂励志武事，间尝亦仿《孙子》之遗旨，出一隙之管窥，谬成十三篇，题曰《投笔肤谈》。先《本谋》而终以《天经》。篇名虽与《孙子》相参，文义则别。盖宗大圣人窃比老彭之意也。四方高明，乞鉴其愚而教焉，弗晒效颦，幸也。是为引。西湖逸士谨识。==============================================================================中国明代兵书。著者署为西湖逸士，明何守法撰音点注。现存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弘锡堂刊本。全书分上下卷，共13篇，以示“仿《孙子》之遗旨”。上卷：《本谋》认为战争之旨在于除乱去暴，用兵之本在于事先谋划；《家计》、《达权》突出地阐述了立于不败之地的谋略思想，“不虚营而实阵，不重战而轻守，不缓御而急攻，不先彼而后己”，强调要通达权变，做到自备不虞，然后乘敌致胜；《持衡》论述攻守之灾利，主张违其灾，乘其利，攻其心，守其气，神于机变；《谍间》讲用间之方,《敌情》述知敌之法。下卷:《军势》阐述选将、治军；《兵机》论用兵之机巧在于变化莫测；《战形》论列交战双方的形势，以因形措胜；《方术》、《物略》、《地纪》、《天经》提出了不仅要利用天时地利，还要利用各种自然物的性能，要“察物之理，究物之用,总括其利，不遗微小”,以夺取战争的胜利。全书逻辑严谨，重点突出，明显地反映出明朝后期的御侮思想。书中有何守法的题解和点注，题解指出该篇的主要内容和与其他篇的联系，注解解释原文并以大量战例为佐证。但“方术”中有些怪诞神异内容，则无价值。
3.03 万字 | 2019-04-07 21:15更新
《吴船录》二卷，宋 范成大 撰。成大於淳熙丁酉，自四川制置使召还。取水程赴临安，因随日记所阅历，作为此书。自五月戊辰，迄十月已巳。於古迹形胜言之最悉，亦自有所考证。如释继业纪乾德二年太祖遣三百僧往西方求舍利贝多叶书路程，为他说部所未载，颇足以广异闻。又载所见蜀中古画，如伏虎观孙太古画《李冰父子像》，青城山丈人观孙太古画《黄帝及三十二仙真》，长生观孙太古画《龙虎》，及玩丹石寺唐画《罗汉》一版，皆可补黄休复《益州名画记》所未及。又杜甫《戎州诗》“重碧拈春酒”句，印本“拈”或作“酤”，而成大谓叙州有碑本乃作“粘”字，是亦注杜集者所宜引据也。
2.30 万字 | 2019-04-06 23:16更新
《武经总要》是北宋封建王朝用国家力量来编辑的一部大型综合性兵书，也是我国第一部官修兵书。它对于军事组织、军事制度。用兵选将、步骑训练、行军宿营、古今阵法、战略战术、武器装备的制造和使用、军事地理、历代用兵实例、阴阳星占等各个方面都有所论述。其中营阵和武器装备两部分，还附有大量的插图。“前集备一朝之制度、后集具历代之得失”（《四库总目。兵家类》），较完整地保存了北宋前期的军事制度；“采春秋以来，列国行师制敌之谋，出奇决胜之策，并著予篇，随其效应依仿兵法以分其类目。”极便查找。所以，它不仅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特别是前集价值更大一些。后集的内容，一部分是辑录前代用兵的故事，一部分是论述“兵阴阳”。但是它对于兵阴阳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认为阴阳为军事天文，是用兵的辅助条件，“仰观天文著在图籍，昭昭可验者也。”反对舍人事任鬼神。它说：对于阴阳“使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任鬼神。凡誓军旅履行阵，制胜决于人事；参以天变，则衄者鲜。”尽管它这样认识，但是所辑录的阴阳占卜资料却多属诡诞迷信之谈。 《武经总要》的编纂反映了宋朝至仁宗时军事思想的变化。众所周知，宋初为防止武臣夺权，以“安内”为首，实行以文制武，“将从中御”的治军原则，致使宋军屡遭失败。在血的教训面前，宋朝廷开始否定宋太祖以来的军事思想，认识到“国事在戎，设营卫以整其旅。”（宋仁宗《武经总要序》）在朝廷敕命编纂的这部兵书中，总结了包括宋代在内的历代战争经验，重新肯定了“兵贵知变”这一兵家的优秀传统思想；重视将帅的作用和选拔，指出“君不择将，以其国与敌也”；重视军队的训练，认为“盖士有未战而震慑者，马有未驰而疲汗者，非人怯马弱，不习之过也”；重视赏罚，“申赏罚以一其心”，具体规定了“赏格”、“罚条”，等等。 《武经总要》记载了丰富的古代科学资料，尤其是首次比较全面具体的记载了古代各种武器装备的制造技术。所记载的北宋时期武备上使用的各种长短兵器、远射兵器和防御武器的说明及附图，生动地勾画出了自南北朝、隋、唐、五代传袭而来迄宋更有发展的武器形象的轮廓。它所涉及的科学内容，用现代科学术语表达，包括化学、力学、声学、磁学、热学等，有些方面代表了我国宋代的科学技术水平，有些记载则是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发现。如我国古代四大发明，本书就详细记载了其中的两种。一种是指南鱼。磁性指南在我国发源甚古，汉代王充《论衡》中已出现指南构。西晋崔豹的《古今注》中也提到过指南鱼，但如何制做，未有详载。《武经总要》第一次详细记载了制做方法：“鱼法以薄铁叶剪载，长二寸，阔五分，首尾锐为鱼形，置炭火中烧之，候通赤，以铁钤钤鱼首出火，以尾正对子位，蘸水盆中，没尾数分则止，以密器收之，用时置水碗于无风处，平放鱼在水面令浮，其首常南向午也。”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记载的用地球磁场进行人工磁化的方法。尤其可贵的是，那时我国先人已意识到地球有磁倾角存大，所以，懂得“没尾数分则止”，不让铁片与地面平行放置。另一种是火药配方。火药虽然在唐代已经发明，但最早明确记载火药配方的是《武经总要》。在前集卷十一和卷十二中，记述了三个火药的配方：毒药烟球法，用13种药料，捣合为球；蒺藜火球法，含有10种药料；火炮火药，含有14种药料。另外还记载了现代意义上的火箭，即前集卷十二记载的“放火药箭者，则加桦皮羽，以火药五两贯链后，燔而发之”。《武经总要》在科学技术史，尤其是军事技术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于我国古代文化史的研究也有着重要作用。 《武经总要》于庆历四年（1044年）经宋仁宗核定后首次刊行。南宋绍定四年（1231年）又曾重刻。但两宋刊本今均不得见。现存较早的版本是明弘治、正德间（1488年—1521年）据宋绍定本重刻本。此本遇宋帝、本朝字样提行，庙讳痕迹仍有保留，可以看作是覆宋本。1959年中华书局曾将此本前集影印出版。明弘治十七年李赞刻本、明嘉靖刻本、明金陵书林唐富春刻本、明刻本、明万历三十六年庄重抄本等明刻明抄本都是善本。现存版本中惟以《四库全书》本和以此本为底本影印的《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最劣，此本的重要问题是内有缺页，妄事连缀；擅改原著中的“北虏”、“匈奴”等文字；抄写错误；插图失真。 曾公亮（999～1078），字明仲，号乐正，宋福建晋江人，少时即很有抱负，且器度不凡，为人“方厚庄重，沈深周密”，他“以父荫授大理评事。”却坚不赴调。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举进士甲科第五名，授越州会稽知县。六年（1028年），他治理镜湖，立斗门，泄水入曹娥江，使湖边民田免受水涝之苦。数年后，晋升入京，任国子监直讲，后改作诸王府侍讲。不信，升任集贤殿校理、天章阁侍讲、知制诰兼史馆修撰。庆历八（1048）仁宗下召求言。曾公亮上疏条陈六事，都是针对当时积弊所发的改革建议。他关心国计民生，为官清兼，是个有作为的封建官吏。由于政绩卓著，因而得了宋仁宗的器重。皇祜三年（1051年）升翰林学士；嘉祜元年（1056年）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与宰相韩琦共同主持朝中政事。曾公亮不但善于政事，而且十分重视边防和军事建设，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在其五十年政治生涯中，从知县直至同中书门下省平章事（宰相），为政有声，崇仁守正，识度精审，练达治体，深谙兵法。仁宗时，受命与丁度等主编《武经总要》，历四载（1040-1044年）。其他著述尚有《英宗实录》三十卷、《元日唱和诗》一卷，并主持《新唐书》编纂工作。 丁度（990～1053），字公稚，宋开封人。官至参知政事。仁宗时，奉诏与李淑等刊修《韵略》，改称《礼部韵略》。又依例刊修《广韵》成《集韵》，改并《广韵》独用韵为同用的13处。另有《迩英圣览》、《编年总录》等著作。他对当时军事形势非常注意，著有《备边要览》，并奉诏与曾公亮等诸儒集体编撰《武经总要》，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著作之一。
45.21 万字 | 2019-04-07 21:15更新
《吴越春秋》１２卷，今存１０卷，叙述春秋末年吴越争霸的史实，主要是根据《国语》，同时还兼采《左传》、《史记》的记载。但并不拘泥于历史的故实，在故事铺叙和人物描写上，有不少夸张和虚构的地方，融入了有关的民间传说。
5.30 万字 | 2019-04-06 22:47更新
追忆南宋都城临安城市风貌的著作。武林即临安(今浙江杭州)。全书十卷﹐周密(1232～1298)撰。密字公谨﹐号草窗﹐又号四水潜夫﹑弁阳老人。祖籍齐州历城(今山东济南)﹐曾祖随宋室南渡﹐始居湖州(今浙江吴兴)。周密历任临安府﹑两浙转运司幕职﹐义乌县知县。宋亡不仕﹐寓杭州。抱遗民之痛﹐致力故国文献﹐遂辑录家乘旧闻﹐着有《齐东野语》﹑《武林旧事》等书。 《武林旧事》成书于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以前。作者按照“词贵乎纪实”的精神﹐根据目睹耳闻和故书杂记﹐详述朝廷典礼﹑山川风俗﹑市肆经纪﹑四时节物﹑教坊乐部等情况﹐为了解南宋城市经济文化和市民生活﹐以及都城面貌﹑宫廷礼仪﹐提供较丰富的史料。“诸色伎艺人”门著录的演史﹑杂剧﹑影戏﹑角抵﹑散耍等五十五类﹑五百二十一位名艺人的姓名或艺名和“宫本杂剧段数”门著录的二百八十本杂剧剧目﹐对于文学﹑艺术和戏曲史的研究﹐尤为珍贵。1956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根据《知不足斋丛书》本标点排印﹐收入《东京梦华录(外四种)》。1984年﹐浙江人民出版社依据同一版本校点﹐出版了单行本。 ============================================================================== 《武林旧事》十卷，宋周密撰。密字公谨，号草窗，先世济南人。其曾祖随高宗南渡，因家湖州。淳祐中，尝官义乌令。宋亡不仕，终於家。是书记宋南渡都城杂事，盖密虽居弁山，实流寓杭州之癸辛街。故目睹耳闻，最为真确。於乾道、淳熙间三朝授受、两宫奉养之故迹，叙述尤详。自序称，欲如吕荥阳《杂记》而加详，如孟元老《梦华》而近雅。今考所载，体例虽仿孟书，而词华典赡，南宋人遗篇剩句，颇赖以存，近雅之言不谬。吕希哲《岁时杂记》，今虽不传，然周必大《平园集》尚载其序，称其上元一门，多至五十馀条，不为不富。而密犹以为未详，则是书之赅备可知矣。明人所刻，往往随意刊除。或仅六卷，或不足六卷，惟存《故都宫殿》、《教坊乐部》诸门，殊失著书之本旨。此十卷之本，乃从毛氏汲古阁元版传抄，首尾完具。其间逸闻轶事，皆可以备考稽。而湖山歌舞，靡丽纷华，著其盛，正著其所以衰。遗老故臣，恻恻兴亡之隐，实曲寄於言外，不仅作风俗记、都邑簿也。第十卷末“棋待诏”以下，以是书体例推之，当在六卷之末，疑传写或乱其旧第。然无可考证，今亦姑仍之焉。 钱建文按：本书以知不足斋丛书为底本，“宋刻”为明正德宋廷佐刊本，“陈刻”为明嘉靖陈坷翻刻本。
7.84 万字 | 2019-04-06 23:14更新
《淳熙三山志》，南宋福州地方志。原系陈傅良等撰写，由梁克家署名，淳熙九年（1182）成书。三山是福州的别称，因而该书名《淳熙三山志》。五代时，福州曾一度升为长乐郡，故又名《长乐志》。编者采择北宋庆历三年（1043）林世程纂修的福州志资料，并增入庆历三年至淳熙九年计一百三十九年事，共四十卷，分地理、公廨、版籍、财赋、兵防、秩官、人物、寺观（末附山川）、土俗九门。所记五代十国事迹，可补正史的缺失。其中版籍、财赋两门，系通判陈傅良执笔，内容翔实，参考价值较高。该书是传世的南宋地方志佳作，为研究福州地方史和宋史的重要史料。该书在明清之际罕有流传。原本四十卷。今本四十二卷，为后人所增补。现有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明崇祯十一年本、清乾隆张德荣抄本及四库全书本。 梁克家简介 梁克家（1128～1187年），字叔子，泉州晋江县（今泉州市区）人。南宋绍兴三十年（1260年），以进士第一人及第，授平江佥判，召为秘书省正字，升著作佐郎。请朝廷下诏求直言，孝宗从其言；又陈六事：正心术、立纪纲、救风俗、谨威柄、定庙算、结人心，得孝宗嘉纳，累迁为中书舍人。后出使金国，受到隆重礼待；比箭时连发连中，金人惊服。不久，迁任给事中，遇事敢言，得孝宗赞赏。乾道五年（1169年），升端明殿学士。翌年，升参知政事，后兼知枢密院事。他请筑楚州（今江苏淮安地区）城，环列舟师，以防金人挑衅。时虞允文任枢密院使，主战甚力；克家认为时机尚未成熟，意见不合，请求辞职，孝宗不从。乾道八年（1172年），诏改仆射为左右丞相，克家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后虞允文罢相，克家独居相职。他执法公正，不惧贵戚权门，因与一些朝臣意见不合，力求辞职，遂以观文殿大学士出知建宁府。又因事罢职，提举临安洞霄宫。淳熙六年（1179年），改知福州。过2年，复官观文殿学士，仍知福州。政事余暇，约士人，搜集材料；又亲自寻求断简零编，核对公牍，参以老一辈传闻，纂成《三山志》40卷，内分地理、公廨、版籍、财赋、兵防、秩官（附科名）、寺观、土俗等9门。志名三山，实含当时福州所属闽县、连江、侯官、长溪、长乐、福清、古田、永福、闽清、宁德、罗源、怀安等12县地方文献。尤以所记五代闽国旧闻轶事为史书所未载，是现存一部完整的最早福州志书，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入编清代《四库全书》。淳熙九年（1182年），克家奉召入京，任醴泉观使，复任右丞相，封仪国公。不久因病辞职，进封郑国公。卒赠少师，谥“文靖”。 陈傅良简介 陈傅良（1137—1203）字君举，人称止斋先生，温州瑞安人。先入世均务农，到了他父亲陈彬才是读书人，是个乡村教师。九岁时父母双亡，与兄长姐妹赖祖母吴氏抚养成人。青年时在瑞安、温州一带教书。 他勤学苦读，教学得法，慢慢在温州一带少有名气。叶适曾记述他在温州大南门茶院寺城南书院的教学情况说：“初讲城南茶院时，……公未三十，心思挺出，陈编宿说，披剥溃败，奇意芽甲，新语懋长，士苏醒起立，骇未曾有，皆相号召，雷动从之。虽縻他师，亦借名陈氏，由是其文擅于当世。” 乾道五年（1169）冬，随薛季宣寄寓江苏常州读书，从此继承和发扬薛季宣的事功学说，成为永嘉学派中一位承先启后的学者。乾道六年（1170），他入太学读书，与学者吕祖谦，张栻结交，相与论学质疑。乾道八年，进士甲科及第，授迪功郎。泰州州学教授，但他未赴任，仍在家乡教书。 淳熙三年（1176），他被参知故事龚茂良赏识，推荐为太学录。淳熙五年，龚茂良罢政，他力求外调，遂于同年十一月出任福州通判，深得福州知州兼福建安抚使梁克家的信任。他曾协助梁氏编纂《淳熙三山志》。这时他四十三岁，年富力强，勇于任事，当地有富户之女犯法，他按法审理，结果反被查劾，诬为专擅，罢官奉祠，主管台州崇道观。这是闲官，可在家居住，半薪，他便回家乡教书。淳熙十一年（1184），他被任为湖南桂阳军知军。 侯缺期间，他在瑞安仙岩创办书院。淳熙十四年六月，赴桂阳军任职。当地农业生产落后，他将温州的先进技术——龙骨水车、施肥、牛耕等加以介绍，使桂阳一带农业生产有所提高，又竭力减轻人民负担，政绩卓著，升任湖南提举，迁湖南转运判官。绍熙元年（1190）十月改任浙西提刑，第二年赴京师临安奏事，被留任吏部员外郎。 绍熙四年（1193）升任代理中书舍人。太监陈源专横跋扈，皇帝要升陈源为内侍省押班，他二次拒绝书写任命的诏书。江西吉州农民鄢大为被判为“持杖强盗”，定为死罪，由他写诏书下达执行。可是他读了犯人的案款，知是错判，请求重判，终于使这人免去死罪。由此可见他居官廉明公正。 绍熙四、五年间，南宋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发生矛盾。太上皇赵眘（即孝宗皇帝）患病，其子光宗的皇后李氏，挟制光宗不去问安，因此引起朝野不满，政局动荡。陈傅良带头要求光宗过重华宫门太上皇问安，受到李后申斥，他愤而辞官返里。绍熙五年六月，太上是病故，终于引起宫廷政变，五光宗之子赵扩为帝，是为宁宗。宁宗即位后，陈博良被召回担任中书舍人兼侍讲。 这年冬天，赵汝愚与韩侂胃争机，韩侂胄斥逐赵汝愚集团的朱熹，陈傅良出于公心，不肯草诏。结果自己也被人参劾，说他“庇护辛弃疾，依托朱熹”，罢官回乡。从此，一意韬晦，闭门静居，称自己居室为“止斋”。 嘉泰三年（1203）被任为泉州知州，他因年老，恳请辞职，改投集英殿修撰，宝谟阁待制。同年冬天，卒于家中，终年67岁。陈傅良学问渊博，著作众多，现仍传世的书有《止斋文集》五十二卷，《春秋后传》十二卷，《历代兵制》八卷，此外，尚有《论祖》四卷、《澳论》六卷、《永嘉先生八面锋》十三卷，大都是科举程文之作。
29.25 万字 | 2019-04-06 23:14更新
〖说明〗《汉书。艺文志》有《黄帝铭》六篇，今已亡。《金文铭》据学者考证，即为《黄帝铭》六篇之一（王应鳞《〈汉书。艺文志〉考》）。《金文铭》载刘向《说苑。敬慎篇》：“孔子之周，观于太庙。左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名其背曰”云云，《孔子家语。观周》所载与此大致相同，很可能就抄自《说苑》。刘向在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２６年）以光禄大夫之职受诏校经传诸子诗赋，遍览皇室藏书，所著《说苑》保存了大量先秦史料。１９７３年河北定县４０号汉墓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有先秦古籍《儒家者言》，许多内容见于《说苑》，足以说明《说苑》之真实可信。道家向来被称为黄老之术，以《金人铭》对照《老子》，亦可知其为《老子》的思想源头。
0.06 万字 | 2019-04-07 18:05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