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相传六朝人撰写，作者姓名佚失，内容共分六卷，介绍秦汉时三辅的沿革治所，秦汉咸阳，长安城的宫殿、城池、苑圃建筑，以及社会风俗等，是研究秦汉历史的可贵资料。陈直校证。
8.42 万字 | 2019-04-06 23:14更新
《五灯会元》是宋朝释普济将《景德传灯录》等五种重要灯录汇集删简而成的，共二十卷。《五灯会元》流传于世，不仅为内学者提供了禅史研究的丰富资料，而且也扩大了外学者的视野。“禅宗语要，具在五灯！”
94.24 万字 | 2019-04-07 14:29更新
（旧题）黄石公●上略●中略●下略==============================================================================《三略》也叫《黄石公三略》，传说是汉初黄石公(又称圯上老人)所著，传授给张良的。《史记·留侯世家》有“张良尝闲步游下邳，有一老父……出一编书曰：‘读此书则为王者师……’旦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的记载。但据《汉书·艺文志》说：“汉兴，张良、韩信序次(整理)兵法，几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至于孝成(汉成帝)命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班固、班昭根据这些写成《汉书’艺文志·兵家》，其中并无《三略》一书著录。查《汉书》成书于东汉和帝(公元89—105)年间。可见在东汉中叶以前并没有《三略》这个书名。东汉末年建安年间，陈琳(?一217年)在《武军赋》中始提到“……三略六韬之术”。魏明帝时，李康《运命论》始有“张良受黄石公 之符，诵《三略》”之说。东晋末年(公元400—417年)，李暠为西凉公，征刘{日丙}为儒林祭酒从事郎中，刘{日丙}，曾注《黄石公三略》流行于 世(见《北史》三十四卷，魏书五十二卷)。《隋书·经籍志》始著录《黄石公三略》三卷，。题下邳神人撰。书中自称“《三略》为衰世作” (见《下略》)。因此《三略》的成书时间大约在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 《三略》一书杂采儒家的仁、义、礼；法家的权、术、势；墨家的尚贤；道家的重柔；甚至还有谶讳之说。全书讲政治策略手段较多，而直接讲军事的反而较少。
0.53 万字 | 2019-04-07 21:15更新
陈傅良撰。陈傅良（1137—1203），字君举，号止斋，南宋温州瑞安（今属浙江省）人。少为文自成一家，后拜郑伯熊、薛季宣为师，共开永嘉学派先声。乾道（1165—1173）登进士甲科。光宗时为起居舍人，因进谏不被采纳而辞官。宁宗继位，召为中书舍人，兼侍读，官至宝谟阁待制，死后谥文节公，学者称止斋先生。为学重“经世致用”，为官“抗疏忠垦”，这一思想也贯穿于他的《历代兵制》之中。著述除《兵制》外，还有《周礼说》、《春秋后传》、《左氏章指》、《止斋论祖》、《止斋文集》等。 《历代兵制》八卷，按照时代顺序，分别记述了周、春秋、秦、西汉、王莽、东汉、三国、两晋、南朝、北朝、隋、唐、五代、北宋的兵制及沿革，阐述了后代兵制对前代兵制的继承和发展。内容包括兵种的建立、军队建制、兵员数额、将校设置、兵员征集、兵赋徭役、军功爵赏及有关战争情况等。对于周代的乡遂制，汉代的禁卫兵（南北军）、郡兵（轻车、材官、骑士），南北朝、隋、唐的府兵，北宋的禁军、厢兵、蕃兵等都作了较详细的记述。“三国”兵制后附有《八阵图赞并序》。
3.47 万字 | 2019-04-07 21:15更新
元释觉岸撰。觉岸字宝洲，乌程人。其书皆叙述释氏事实，用编年之体。以历代统系为纲，而以有佛以来释家世次行业为纬，始於太昊庖牺氏，终於南宋瀛国公德祐二年。初名《稽古手鉴》，既以所载尚未赅备，复因旧辑而广之，始改今名。书成於至正初，中山李恒为之序。觉岸记诵该博，故所录自内典以外，旁及杂家传记、文集、志乘、碑碣之类，多能搜探源流派别，详赡可观。惟於列朝兴废盛衰绝无关於释氏者，亦复分条摘列，参杂成文，未免伤於枝赘。且据藏经所记佛生於周昭王九年，既欲甄叙宗门，自当断以是岁为始。顾乃侈谈邃古，远引洪荒，於体例亦为汜滥。又唐代纪年於昭宣帝後别有少帝濮王紃一代，谓为朱全忠所立，年号天焘，旋复被鸩。求之正史，全无事实，尤不知其何所依据。然其援据既富，亦颇有出自僻书，足资考证者。其於丛林古德记前流传，亦多考覈详明，备徵典故。录存其说，未始非缁林道古之一助也。==============================================================================
26.84 万字 | 2019-04-07 14:29更新
本书是对中国古代帝王将相谋臣取得天下、巩固政权、发展建设国家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反映在思想、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的主张上，也是针砭封建王朝的统治术、用人术、领兵术、理财术的一部书。
0.17 万字 | 2019-04-07 18:54更新
本书诞生于明清之际，是一部具有启蒙性质的批判君主专制，呼唤民主政体的名著。 作者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省余姚县黄竹浦人，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公元１６１０年，卒于清康熙三十四年公元１６９５年。其父黄尊素为明末东林党名士，被宦官魏忠贤陷害致死。黄宗羲成年以后加人复社，坚持反宦官斗争，险遭杀害。清兵南下，他召募义兵成立“世忠营”，武装抗清。明亡后拒绝清廷征召，隐居著述。主要著作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和《明夷待访录等。 《明夷待访录》成书于康熙二年公元６６３年“明夷”是《周易》中的一卦，其爻辞有日：“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人攸往，主人有言。”所谓“明夷”指有智慧的人处在患难地位。“待访”，等待后代明君来采访采纳。该书有《原君》、《原臣》等论文２１篇。《原君》批判现实社会之为君者“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实乃“为天下之大害”。《原臣》指出，臣之责任，乃“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原法》批评封建国家之法，乃“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学校》主张扩大学校的社会功能，使之有议政参政的作用，说：“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属是非于学校”，“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黄宗羲所设想的未来学校，相似于近代社会舆论中心和议会的机构。黄宗羲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君和臣的设置，但主张君主开明立宪制，加强平等因素，扩大社会对执政者的监督权力，有近代民主政治的思想。这种思想并非受西方文明的影响，而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展出来的，因而更加可贵。这部书受到清朝统治者的查禁，直至清末才重见天日，受到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的重视和赞许。 《明夷待访录》现存钞本、刻印本２０余种。１９８５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黄宗羲全集》第一册，内收《明夷待访录》，并加以点校，颇便于阅读。单行本有北京古籍出版社１９５５年铅印标点本和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重印标点本。重点读《原屈》、《学校》。
2.34 万字 | 2019-04-07 14:14更新
《知言》是南宋学者胡宏(1105—1161)的主要学术著作。现存的《知言》包括两部分，一为《知言》的正本，一为南宋学者朱熹辑录的《胡子知言疑义》。按照明代学者程敏政《胡子知言跋》的记载及现存各种版本《知言》的内容，可见《胡子知言疑义》所摘引的胡宏语录，皆不复见于《知言》正本，而这些被朱熹删节并多加非难的见解、正是胡宏哲学、教育思想中最具特色的内容。 《知言》全书采用随笔札记的形式，辑录了胡宏历年讲学的言论，体例近似于《论语》，但行文中很少有师生问答的对话，多为胡宏一人的语录。该书是胡宏教育思想最完整、系统的记录，也记存了胡宏的政治、哲学、伦理、史学等观点，是研究胡宏学术教育思想的主要依据。 胡宏，字仁仲，福建崇安(福建省西北部)人，学者尊称为五峰先生，是南宋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胡宏出身于名门，家学渊源深厚。其父胡安国是南宋著名的经学家、教育家，与二程高足弟子游酢、谢良佐、杨时等学界名流交往密切，并为南宋治《春秋》学者之宗，所著《春秋传》，被宋高宗赞为“深得圣人之旨”， 明初又被立为学官。胡宏的兄弟胡寅、胡宁及堂兄弟胡宪、胡实，也均为南宋有名的学者。南宋号为“东南三贤”的朱熹、吕祖谦和张拭，均曾求学于胡氏兄弟，朱熹、吕祖谦曾为胡宪的学生，张拭为胡宏的高足弟子，而朱熹的父亲朱松，又与胡寅有师生之谊。可见，胡氏之学在南宋学术教育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其思想观点虽与理学关联深厚，但自以《春秋》标立门户，注重经世致用，多论经史大义，强学力行，志于廉济时艰，独创湖湘学统。 胡宏在胡氏诸子中学识最优，“伟抱卓识，自许尤为不偶”。 他幼承庭训，“至于弱冠，有游学四方、访求历世名公遗迹之志”。年15，便自撰《论语说》，从其父胡安国习伊、洛之学，编《程氏雅言》，再从胡安国学习《通鉴举要》，为编《皇王大纪》一书奠定了基础。20岁时入京师太学，师事程门高足杨时；靖康元年(1126)，于荆门拜程门弟子侯师圣为师。故其学术渊薮，改以胡氏家学为底蕴，又兼得程氏理学之正传，这种学术风格既体现了南宋湖湘学派的基本特色，又成为贯穿于《知言》一书的思想宗旨，并在《知言》中得到集中的表现。南宋初年，胡宏曾荫补右承务郎，因不愿与权臣秦桧为伍，隐居衡山，致力于学术研究，游学讲道于衡山之下二十余年，曾担任过岳麓书院山长，执教于碧泉书院、道山书院等处，湘、湖之士多求学于其门，终仰其为一代师表，高足弟子有张拭、杨大异、彪居正、吴翌、孙蒙正、赵孟、赵棠、方畴、向语等人。明人彭时则称胡氏父子“俱为大儒，遂启新安朱氏(熹)、东莱吕氏(祖谦)、南轩张氏(拭)之传，而道学益盛以显”。 《知言》是胡氏湖湘学派学术教育思想的集大成之作，书中阐述的一系列观点，系统地表明了湖湘学派的思想宗旨，标志着湖湘学派思想理论体系的成熟与定型。因此，历代学者多视胡宏与其父胡安国为湖湘学派的主要代表。胡宏的学生张拭评价《知言》：“其言约，其义精，诚道学之枢要，制治之蓍龟也”。 朱熹也称“湖湘学者崇尚胡子《知言》。” 宋代学者吴儆《题五峰先生知言卷末》则高度评价《知言》一书，“凡后学之自伊洛者皆知，敬信服行，如洙泗之有孔氏”。 清代学者全祖望也有一段相关的议论：“绍兴诸儒所造，莫出五峰之上。其所作《知言》，东莱以为过于《正蒙》，卒开湖湘之学统。” 上述诸儒言论肯定了《知言》三点：第一，胡宏及其《知言》在两宋理学思想的传播与发展中，发挥过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第二，在一部分学者看来：《知言》一书在宋代学术思想领域中的地位，超过了张载的代表著作《正蒙》。第三，《知言》一书是南宋湖湘学派的经典著作。 有关《知言》的成书及版本流传情况，据张栻《胡子知言序》称：为胡宏“平日之所自著”，吴儆《题五峰先生知言卷末》记：“某受此书于南轩先生，谨诿诸同志汪伯虞锓木，以广其传”。 这是有关《知言》刻板成书的最早记载，但《知言》一书诸篇篇首皆有“胡子曰”字样，且在刻本之前已是“传于世，实甚久”， 可见此书抄本流布较多，刻本书稿也经过胡宏门人的整理，但目前已无法断定参预整理书稿者的姓氏。 宋刻的《知言》版本今已失佚。据宋代学者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及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胡子知言》一卷可知：最早的宋刻本《知言》不分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儒家类》记：“自元以来，其书不甚行于世，明程敏政始得旧本于吴中，后坊贾遂有刊版。然明人传刻古书，好意为竄乱，此本亦为妄人强立篇名，颠倒次序，字句舛谬，全失其真。惟《永乐大典》所载尚属宋刊原本，首尾完备，条理釐然”。除《永乐大典》所载的宋刊原本《知言》外，程敏政所得吴中刻本今已不见，但从清道光三十年(1850)的粤雅堂重刻本可知：程刻本已经分卷，其他的明清刻本如：明嘉靖五年正心书院刻本、明《诸子萃览》本、明吴中坊刻本、《子书百家》本、《格致丛书》本、复性书院本、《百子全书》本等，均分类，并有附录，可见多为经过明儒修订后的版本辗转刻印。 中华书局1987年将原是单本的《知言》与胡宏的另一部文集《五峰集》合为一书，校点出版，取名《胡宏集》。点校本《知言》，以清代《粤雅堂丛书》的清道光三十年刻本为底本，以明代正心书院嘉靖五年刊本为主要校本，并参校了《子书百家》本、《百子全书》本、民国二十九年复性书院校刊本，但未参及尚能反映宋刊原貌的《四库全书》本。中华书局的点校本《知言》，保留了明儒强立的章名，但已取消分为六卷的格式。全书总约3万字，章目采用《论语》的体例，取章首的文义或字样立为标题，共15章：《天命》、《修身》、《阴阳》、《好恶》、《往来》、《仲尼》、《文王》、《事物》、《纷华》、《一气》、《义理》、《大学》、《复义》、《汉文》、《中原》。 《知言》一书所包含的教育思想及相关的论述，大体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论“仁学” “仁学”是胡宏教育思想的主要基点之一。作为一位教育家和哲学家，仁的含义在胡宏的理论体系中并不局限于教育和伦理的范围，而是具有更广泛而深刻的哲学意义。胡宏讨论“仁学”的思路，是首先赋予“仁学”以哲学本体上的意义，然后以此为依据，引发出一系列有关社会教育、道德修养及人伦方面的问题。这种思维的方式正反映了宋替代学家普遍的思维模式，这也是胡宏虽然也多标新立异，并不完全苟同理学家之言，但仍得到朱熹，张栻等理学大师的极力推崇，并被视为“道学之枢要”的缘故。 “仁学”作为一个古老的概念，并非胡宏所创。胡宏的“仁学”思想也非妄发己臆，而是泛观经史、博采众长，取精用宏、折衷裁削的结果，其本源皆有所自。这一点也正为胡氏湖湘学派注重取鉴经史、康济时用的学术特色提供了验证，也是湖湘学统深得东莱吕氏学派标榜的主要原因。 在胡宏看来，仁学的历史本源和思想本源均始自孔子，并是孔门教学的中心点。在《知言·大学》（以下凡引《知言》均省去书名，只引章名）中，他指出：“夫学于圣门者，皆以仁为本”。在《求仁说》中指出：“《论语》一书，大抵皆求仁之方也。” 既然“仁”的价值如此广大，那么，如何为“仁”确定界说，就成为至关重要的前提。 首先，胡宏从宇宙本体论的高度论述“仁”的哲学意义。他先后为“仁”确定了如下的界说：“仁者，心之道乎（《天命》）”；“仁者，天地之心也（《天命》）”；“仁者，道之生也（《修身》）”；“道者，体用之总名。仁，其体；义，其用”。（《阴阳》）。“仁者，人所以肖天地之机要也（《纷华》）”。 理解上述界说，需要说明两点：一是“心”的含义。在胡宏的哲学体系中，所谓的“心”并非一种纯粹主观的意念，而是一种包含双重属性的哲学范畴：第一，“心”是外部事物在人的主观意识中的客观反映。《大学》：“人心应万物，如水照万物”。《好恶》：“有是心则有知，无是心则无知”。第二，心是一种超越人的个体思维及其存在的客观先验的理念形态，是万物运行变化所遵循的先天性规则，同时也在客观事物后天的运行过程中得到集中的体现。《往来》：“性譬诸水乎，则心犹水之下”。朱熹《胡子知言疑义》引胡宏论“心”的言论：“心也者，知天地，宰万物，以成性者也”。“心无不在，本天道变化，为世俗酬酢，参天地，备万物。” 由此推见：胡宏是一位二元论者，他为“心”下的第一界义，承认外部事物的客观存在，指出“心”是对客观事物的真实反映，阐述的是“人心”的范畴。但他把“人心”看作是认知的对象，而不是认知的手段或思维活动过程本身，是反映外部事物本质属性的客观真理，因而也是一种永恒的范畴：“心无生死”（《胡子知言疑义》）。他为“心”下的第二界义，阐明的是“天地之心”的含义，这是一种先验论的哲学范畴，反映了胡宏客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二是“道”的含义。胡宏所言的“道”，与“天地之心”实际为同一概念，仍然是指万事万物的客观属性及其变化运行过程所遵循的先天性规则。《往来》：“中者，道之体也；和者，道之用。中和变化，万物各正性命而纯备者，人也，性之极也”。“备万物，参天地，谓之正道”。《天命》：“道充乎身，塞乎天地，而拘乎躯者不见其大；存乎饮食男女之事，而溺于流者不知其精”。《修身》：“道之有物，犹风之有动，犹水之有流也，夫孰能闲之？故离物求道者，妄而已矣!”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胡宏所谓的“道”，虽非人的主观意念，但先于外部事物而存在，并包容了外部事物的本体及其运行过程，因而被称为 “体用之总名”（《阴阳》）。另一方面，“道”虽是一种先验的范畴，而物质也被看作是“道”的存在形态，是后于“道”而出现的，但“道”不能脱离“物”孤立存在，“道”贯穿在万事万物之中，只有即物求道、即物求真，才能获得对客观事物属性的正确认识，才能获得对“道”的真实体认。否则，离物求道，就不可能得到客观、真实、正确的知识。 明确了“道”与“心”的含义，进一步阐明“仁学”的范畴，就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仁包含了伦理学的意义，但已不限于此，而是具备了宇宙本体论的哲学意义，体现了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及其自然运行的规律及过程本身。所谓“仁”为“道体”，“仁”为“天地之心”，“仁”为“道之生”，即是此意。第二，仁具有客观事物在人的主观意识中真实再现的内含，也就是所谓“仁者，人所以肖天地之机要”的旨意。这一点，说明“仁”与前述的“人心”也是旨意相同的。第三，仁的范围无限广大，是贯穿于宇宙万物、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一切事物的准则，但这一准则并非固定僵死的东西，而是在生生不息、变化万端的事物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生动特征。《修身》：“仁无定用”、“时无穷，事万变。惟仁者为能处之，不失其道而有成功”。也就是说无论经受任何千变万化的考验，都能不违背天道，就是体现了仁的宗旨。 就此而论，胡宏所谓的孔门施教以仁为本，就是指理解事物的基本原理，并在实践中力行、体验、深化。他进而阐述了仁学在教育方面的主要意义：第一，仁为大学之本，诸如子游、子夏问孝，孔子学不厌、教不倦，孟子承先圣，周旋而不舍，均是“久于仁”、“志于仁”的体现。第二，“仁”反映了各种事物千差万变的属性，因而也表现了人与人各自不同的特征，所以，孔子因材施教，也有季路之仁、公西华之仁、冉有之仁的差别。 胡宏有关“仁”的界说，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程颢《识仁篇》的思想，他进而把学习过程概括为“识仁”的过程，也直接体现了《识仁篇》的思想宗旨。胡宏认为：第一，“仁”虽然是先天存在的“道体”，但“仁”体现在现实的事物之中，只有通过后天的学习，才能够“知仁”；“人虽备天道，必学然后识，习然后能，能然后用”(《好恶》)。第二，“仁”既为道体，与天地之心相通，道体为性，“其用为心”(《胡子知言疑义》)，循天理为顺命知性，故“仁”与性理也是相通的。因此，尽心知性就可谓“识仁”：“循天之理，所以求尽其心也。”(《天命》)“务尽其心之谓大仁”(《修身》)。“穷理尽性以成吾仁”、“人尽其心，则可与言仁矣”(《纷华》)。第三，仁包含着一种普遍的爱心，这种爱心在胡宏看来，正是贯通于天地万物之中的一种生息造化之功，胡宏的这一见解实际上是表彰了张载《西铭》之说。这一点也标明了胡宏想要培养的“与天地同其道”的圣人所具备的特征：“仁者无不爱也，故以斯文为己任，理万物而与天地参矣”《(纷华)》。胡宏还以“仁”的标准，要求并规范帝王之政，他认为仁为立身立国之本，帝王以仁治国，不仅要“富民”，更要“爱民”，而“爱民”的主要标志就是“教民”(《文王》)。他说：“仁智合一，然后君子之学成。”(《天命》)“士选于庠序，政令行乎世臣，学校起于乡行，财出于九赋，兵起于乡遂，然后政行乎百姓，而仁覆天下”(《天命》)。这里不难看出，胡宏在治理国家方面推崇“仁学”，正为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提供了理论依据。第四，仁学并非脱离实际的洞空原理，而是“切切于世”、“周乎万物”(《天命》)，因此，“仁之道，非便儇矫厉，耳剽口诵之所可得，必刚毅笃实，主忠行恕，而后可至”(《五峰集．邵州学记》)。胡宏进而指出“识仁”的学习途径：开阔胸怀和眼界，廓然大观，解其胶固，骞然高举，拔于卑陋；潜心于孑乙子文章，期得夫子之道于文章之表；尚志不自弃，力行于仁，亲师求性初；崇师问道，取友资器利，相观而善；自反修身，守身以仁，情欲之妨于义理者消忘之，气质之戾于中和者矫正之；无须臾不敬，无毫忽自欺，慎独自省。如此，方可谓“下学于己而上达于天，然后仁可言矣”。 综上可见：在胡宏的教育观念中，“仁学”是其阐述一系列教育问题的基本宗旨和出发点。 （二）论人性与教育 胡宏对“人性”的理解，在宋儒中是独具一格的。他不同意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否认人性有善恶，并因此被朱熹斥为“举物而遗则”。 胡宏也没有像二程和张载那样，把“性”划分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并且把情、欲看作是性的表现形式，把性看作是气与物的主宰。胡宏在《知言》中，给“性”下了如下界义： 第一，性是一种先验的理念化的绝对观念，先于事物而存在，又贯穿流行于客观事物之中，是事物的本体和变化运行的动力，与所谓的“道体”、“天命”、“天理”、“天地之心”是同一范畴。《胡子知官疑义》：“非圣人能名道也，有是道则有是名也。圣人指明其体日性，指明其旧日心；性不能不动，动则心矣”。“天命之谓性，性，天下之大本也”。《复义》：“天命之谓性，流行发见于日用之间”。“气有性，故其运不息”。《义理》：“义理，群生之性也。”“夫理，天命也；义，人心也”。第二，性虽为万物的本体，万物包含在性的范畴之中，但“性”并非只是一种单一的本原，而是千差万异的不同物质和事物的各自属性，事物之间的差异也是由其本质属性的差异造成的。《汉文》：“性之所以不一，物之所以万殊也。万物之性，动殖、小大，高下，各有分焉。”《一气》：“万物皆性所有也。”“大哉性乎!万理具焉，天地由此而立焉矣”。《往来》：“万物万事，性之质也”。《修身》： “性外无物，物外无性”。第三，欲在性中，二者的关系是同体而异用。《胡子知言疑义》：“好恶，性也。小人好恶以已，君子好恶以道。察乎此，则天理人欲可知”。在胡宏看来：性的内含十分广大，“善恶吉凶百行俱载”， 善恶不足以言之，情欲不能排除在外，无论是圣人，还是凡人同样都有情欲，二者的区别不在是否有情欲，而在于情欲是否合于“道”，是否符合常理。他指出：“凡天命所有而众人有之者，圣人皆有之。人以情为有累也，圣人不去情；人以才为累也，圣人不病才；人以欲为不善也，圣人不绝欲”。 二者的区别就在于“圣人发而中节，而众人不中节也”。 由此出发，胡宏进一步阐述与人性直接相关的教育问题：第一，教育的目的不在于“存天理，灭人欲”，而在于使人的情欲所发合于天道自然。因此，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顺万物之性、成万物之性。《大学》：“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之学，立天地之经、成万物之性”。《汉文》：“圣人顺万物之性，惇五典，庸五礼，章五服，用五刑，贤愚有别，亲疏有伦，贵贱有序，高下有等，轻重有权，体万物而昭明之，各当其用，一物不遗，圣人之教可谓至矣”。在这里，胡宏把封建社会的纲常伦理及等级制度，都看作是天道自然的表现，所谓的“顺性”、“成性”，也是为了维护并理顺封建社会上下有差、尊卑有序的专制秩序，培养学生做恭顺的臣民。第二，怎样才能达“成性”、“顺性”的目的呢？胡宏说：“顺秉彝，穷物则，谓之正教”(《往来》)。就是说：学生要在日常生活中处处循守封建的纲常伦理规范，也就是所谓的“守身以仁”，同时要广泛地读书、学习，了解各种事物的属性。《大学》：“致知在格物，物不格，则知不至”。《复义》：“天命之谓性，流行发见于日用之间……欲发而中节，与天地相似也，难也哉!求免斯弊者，舍讲学其可乎？”《义理》：“人之生也，良知良能根于无，拘于己，泂于事，诱于物，故无所不用学也。学必习，习必熟，熟必久，久则天，天则神”。《纷华》：“心穷其理，则可与言性矣”。胡宏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只有通过后天的学习，穷尽物理，才能够达到“成性”、“顺性”的境界。既肯定了后天学习的重要性，又强调了对于周围事物的实际观察与体认，但胡宏既已承认天理道体与人心相通，心知天地，宰万物，因而他更注重对心体的自我体认，并否认外部感性知识的可靠性，认为：“彼夫随众人耳目闻见而知者，君子不谓之知也”（《大学》）。他所强调的格物致知，仍然包含着浓厚的主观唯心色彩。 （三）论道德修养 《知官》有关道德修养的一系列论述，是以其“仁学”及心性沦的观点为依据的。 由于《知言》肯定合理的情欲是人性自然的表现。因而道德修养的目的不在于“绝欲”，而在于“寡欲”和“清欲”。《知言》既肯定性理与情欲是同一个范畴，又指出二者矛盾统一的关系。《往来》：“性譬诸水乎，则心犹水之下，情犹水之澜，欲犹水之波浪。”《纷华》：“人欲盛，则于天理昏”。《义理》：“物欲不行，则志气清明而应变无失”。《修身》：“修身以寡欲为要”《纷华》：“穷理寡欲，交相发者矣”。胡宏在这里明确地阐明了道德修养的两个主题：其一：修身寡欲与“穷理”的道德认识过程是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其二，修身寡欲是要排抑那种违反常理的“物欲”，这种“物欲”是过分地追求物质享受和功名利禄。胡宏把宋代的科举词藻之学都归入“物欲”之中，并进而强调：道德修养必须摆脱科举利禄的干扰，才能够正常进行，因此在提倡教育以修身明伦为本的宗旨后，必须明确地指出科举利禄之学的危害性。对此，胡宏在《邵州学记》所做的论述，可谓是《知言》上述思想的注脚：“夫为是学者，非教士子美食逸居，从事词藻，幸觊名第，盖将使之修身也。……若徒掇拾章句，驰骛为文采，藉之取富贵，缘饰以儒雅，汲汲计升沉，领光景以快情遂欲，夸妻妾而耀乡里者，是吾弃我经天纬地，建三才，备万物，至大至妙，不貲之身于一物之小也”。 《知言》还从三个方面论述道德修养的具体方法：第一，自反责己。《天命》：“自反则裕，责人则蔽。君子不临事而恕己，然后有自反之功。自反者，修身之本也”。“从人反躬者，鲜不为君子；任己盖非者，鲜不为小人”。《文王》：“以反求诸己为要法，以言人不善为至戒”。第二，改过致知。《事物》：“行之失于前者，可以改之于后；事之失于今者，可以修之于来。……虽强力之人，改过不惮，其如过之不穷何？是以《大学》之方在致其知。知至，然后意诚，意诚，则过不期寡而自寡矣”。“事之误，非过也，或未得驭事之道焉耳。心之惑，乃过也。心过难改，能改心过，则无过矣”。从这些言论可以推见：《知言》所讲的“改过”，是就澄明或端正“心体”而言的，“致知”则如胡宏多次强调的“尽心知性”、“格物致知”，这种修养的功夫正体现了程颢主张在人性内部澄清本源的思想宗旨，同时，致知的功夫也就是正心诚意的过程。改过致知，也就是在反求自责的过程中不断深化道德认识的过程。第三，谨言慎行。《知言》对于这类问题的理解，既注重在现实生活中少犯错误，使道德更加完善，又考虑到人际关系中的各种因素，同时也视之为道德实践的基本功夫之一。《文王》：“以言人不善为至戒”。“行谨，则能坚其志；言谨，则能崇其德”。《中原》：“学，即行也，非礼，勿视听言动。学也，行之也，行之行之而又行之。习之不已，理与神会，能无悦乎！学，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 除上述各个方面之外，《知言》在谈到教育内容时。主张“学欲博，不欲杂，守欲约，不欲陋”（《仲尼》），他认为：《易》、《书》、《诗》、《春秋》及所有的孔孟之书，皆为圣人之道，有补于治道，但尤其表彰《春秋》之学，认为《春秋》与《易》包容了“经伦之业”，可以起到“一目全牛，万隙开”的作用（《汉文》），并反复强调：“天理人欲，莫明辨于《春秋》。圣人教人清人欲，复天理，莫深切于《春秋》”（《一气》）。这样就把《春秋》推到了儒家学说的中心地位，并视之为道德教育、知识教育的核心教材，这一点也标榜了胡氏湖湘学派的学业专长 ============================================================================== 知言，五峰胡先生之所著也。先生諱宏，字仁仲，文定公之季子也。自幼志於大道，嘗見楊中立先生於京師，又從侯师圣先生於荆门，而卒傅文定公之學。优悠南山之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力行所知，親切至到，析太極精微之蘊，窮皇王制作之端，综事理论一原，貫古今於一息，指人欲之偏以見天理之全，即形而下者而發無聲無臭之妙。使學者驗端倪之不远，而造高深之無極。體用該備，可舉而行。晚歲嘗被召旨，不幸寢疾，不克造朝而卒。 是书乃其平日之所自著。其言约，其義精，诚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蓍龜也。然先生之意，每自以為未足，逮其疾革，猶時有所更定，蓋未及脱稿而已啟手足矣。
3.21 万字 | 2019-09-25 15:48更新
《小儿语》，明代吕得胜所撰。吕得胜，河南宁陵人，字近溪，生活在嘉靖时。他很关心儿童的教育工作，主张儿童有知识时，就要进行正确教育。当时民间流传一些儿歌，如“盘却盘”、“东屋点灯西屋亮”之类，他认为这些儿歌对儿童固然无害，但对品德修养以及后来的发展也没有什么好处。于是他编写新的儿歌，用来代替旧的儿歌，是以成此书。 此书语言浅近，人人明白。用四言、六言、杂言（字数不得等）的语言形式，宣传一些做人的道理，其中有消极的成份，也有每个人应该具有的良好品德。 此书问世以来，很受欢迎，比较普遍的流行于民间，所以影响很大。
0.08 万字 | 2019-04-07 14:06更新
王粲的《英雄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记载“英雄”的传记.该书全书已佚，存在书名讹误、材料真伪与具体写作时间等问题.据史料分析，其主体部分当写成于建安十三年（208年）九月，作者归曹前，反映了曹操统一北方以前汉末群雄割据时代最宽泛的“英雄”概念.
1.32 万字 | 2019-04-06 22:40更新
汪辉祖,字焕曾,号龙庄,晚号归庐,浙江萧山人.生于雍正九年(1731),卒于嘉庆十二年(1807),其父汪楷曾任河南杞县狱吏8年.汪辉祖早年丧父,不得不为生计和赡养家庭而奔波.乾隆十七年(1752),汪辉祖到其岳父江苏金山知县王宗闵幕府,开始涉足官场,研习刑名案件.两年以后起,在江苏、浙江各地16位官员幕内充当幕宾长达34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多次应试,直到乾隆四十年(1775),45岁的他经三次落第之后才考中进士.乾隆五十年(1785),汪辉祖结束了幕宾生涯,出任湖南省宁远县知县.几十年的幕府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官场经验,因此他做起官来颇为干练.《清史稿》本传中记载的几件事,颇能反映他的为官之道,体现他的从政能力.不幸的是,由于其人秉性正直,嫉恶如仇,反遭恶人暗中诋毁,终被夺职,不得不以足疾告老还乡. 汪辉祖是清代乾嘉时期影响比较大的良吏和学者，尽管他在史学上也曾有过贡献，特别是在史学工具书的编纂方面，还曾作出过重大贡献，但今天知道的人是非常少了，即使是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也很少有人了解。当然，从汪辉祖本人来说，生前影响比较大的还是吏治方面。他的一生在州县佐治为官就达四十年之久，因而吏治经验非常丰富，且勤于总结，留下了多部关于幕学与吏治的著作。这些著作成为幕友们必读之书，更是学幕者之必读课本而得以广泛流传，被誉为“宦海舟楫”、“佐治津梁”，居官佐幕者几乎人手一册，视为枕中鸿宝。史学大家章学诚在《汪龙庄七十寿言》中就曾这样说：“居闲习经，服官究史，君有名言，文能称旨，布帛菽粟，人情物理。国相颁其政言，市贾刊其佐治，雅俗争传，斯文能事。”可以视作当日最好的写照。所以他在当时政坛上声誉很高，是颇受尊重的名幕，是位名副其实的“绍兴师爷”。汪辉祖是清代誉满全国的绍兴师爷、幕学家与法律专家,他的幕学著作,阐述了清代幕业的技术原则与道德规范,提出就幕宜慎、律己立品、尽心事主、保民便民等见解.作为清代幕友的典范,其幕学思想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清代幕府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1.45 万字 | 2019-10-31 14:11更新
《四库总目提要》 元释念常撰。念当姓黄氏，号梅屋，华亭人。延祐中居嘉兴大中祥符禅寺。是编前有至正元年虞集序。所叙释氏故实，上起七佛，下迄元顺帝元统元年，皆编年纪载。念常於至治癸亥尝驿召至京师，缮写金字佛经，因受法於帝师帕克巴是以卷首七佛偈後，即继以帕克巴所撰《彰所知论》。又所谓庄严劫、贤劫不知当中国何年，不能编次，故盘古以至周康王但略存帝王统系，自周昭王二十五年释迦牟尼佛诞生以後，始据内典编年。每条之後，多附论断。大旨主於侈神异，陈罪福，起人敬畏之心，以自尊其教。然知儒者之礼、乐、刑、政必不可废，故但援儒人墨，与辟佛者力争，而仍尊孔子。又知道家清净与佛同源，故但攻击斋醮、章咒、服饵、修炼之术，而仍尊老子。其论唐宪宗、懿宗之迎佛为崇奉太过，论王缙、杜鸿渐但言福业报应，故人事置而不修，为泥佛太过，亦时能自弥其罅漏。其立言颇巧。至韩愈为一代伟人，乃引西蜀龙氏之书，诋其言行悖戾；紥木杨喇勒智。穷凶极恶，乃没其事迹，但详述其谈禅之语。竟俨然古德宗风。尤不免颠例是非，不足为据。然念常颇涉儒书，在缁流之中较为赅洽，於佛教之废兴，禅宗之授受，言之颇悉。於唐以来碑碣、志传之类，采掇尤详，亦足以资考订。其党同伐异，负气嚣争，乃释、道二氏之通例。心知其意，置而不论可矣。
43.33 万字 | 2019-04-07 14:29更新
《孙子兵法》共１３篇，是现存我国最早的一部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兵书。作者孙武，春秋末期齐国人，生卒年不详。他受吴王阖闾重用，在吴国为将，辅助吴治军强国，为吴王的霸业作出了贡献。 《孙子兵法》的内容，包括对战争、军队的基本问题的论述和战略、策略、作战原则、方法等。它深刻地指出了战争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提出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个基本因素是政治、天时、地利、将帅、法制，而首要的是政治因素；它提出许多杰出的命题，如“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等，许多问题上反映了战争的一般规律，不仅为中国历代兵家所重视，也为各国军事家所重视。不少国家的军校把它列为教材，１９９１年海湾战争期间，交战双方都曾研究《孙子兵法》，借鉴其军事思想以指导战争。 《孙子兵法》对战争问题的论述，也包含了许多有价值的哲学思想。书中所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和“因敌而制胜”，认为必须全面了解敌我双方全部情况，才能取得战争胜利，要求在战前对敌我双方影响战争胜负的诸种因素作全面的了解和比较，以预测战争的胜负，体现了朴素唯物论的倾向。 《孙子兵法》中又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书中探讨了与战争有关的一系列矛盾的对立和转化，如敌我、主客、众寡、强弱、攻守、进退、胜败、奇正、虚实、勇怯、劳逸、动静、迂直、利患、死生等等。《孙子兵法》特别重视这些对立面转化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战争胜负不仅取决于客观的形势，还取决于战争的主观指导是否正确。一方面，它说“胜可知，而不可为”，认为胜利可以预见，但不能凭主观愿望去取得。另一方面又说“胜可为也。”认为只要研究敌我双方的情况，据此正确决定自己的行动，发挥自己的实力，避免自己的被动，并且利用敌人的弱点造成敌人的被动，就可以为胜利创造条件。《孙子兵法》正是在研究战争中种种矛盾及其转化条件的基础上提出其战争的战略和战术。《孙于兵法》论战争问题中体现的辩证思想，是我国古代辩证思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辩证思维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孙子兵法》中的哲学思想不仅适用于军事，而且也受到各方面的广泛注意，被运用于其它许多领域；一些现代企业家，也把《孙子兵法》中的辩证思想、军事谋略运用于企业经营和商战中去。《孙子兵法》一书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兵书的范围。 读《孙子兵法》可读郭化若的《孙于今译》，其中可重点读上卷《计篇》、《作战篇》，中卷《势篇》、《虚实篇》。==============================================================================始计第一 作战第二 谋攻第三 军形第四 兵势第五 虚实第六 军争第七 九变第八 行军第九 地形第十 九地第十一 火攻第十二 用间第十三
0.82 万字 | 2019-04-07 21:15更新
沈芝盈（点校）前言 黄宗羲字太沖，号梨洲，公元一六一○年（明万历三十八年）生，浙江余姚人。他的父亲黄尊素是东林名士，天启年间，因弹劾宦官魏忠贤而被杀害。崇祯初，宦官集团暂时失势，其中作恶多端的人将受到制裁。黄宗羲当时十九岁，得到这个消息后，毅然进京，为父讼冤，并且在对簿公堂时，手锥陷害他父亲的仇人。清军南下，黄宗羲回到浙江，召募义兵，组织抗清武装斗争。但不久兵败，被悬赏缉捕，只得隐伏山林。直到清政权基本稳定，放松了对沿海知名抗清人士的禁令后，才回到家乡，着书讲学。康熙十七年，清政府诏徵博学鸿儒，未几，又开设明史馆，以此网罗知识分子，黄宗羲屡次被推荐，都以老病辞。公元一六九五年（清康熙三十四年）卒，年八十五。 黄宗羲学识渊博，对天文、律历、象数、史地都有研究。他的《明儒学案》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学术思想史专着。虽然，《礼记》中的《学记》、《儒行》、《檀弓》，《史记》中的《儒林传》、《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汉书儒林传》，《宋史道学传》，都可以算作学术思想史的嚆矢，其后还有宋朱熹《伊洛渊源录》，明周汝登《圣学宗传》、孙奇逢《理学宗传》，已经有了学术思想史的雏型，但是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收集资料比较全面，阐述各家学术观点比较客观，分类系统性比较强，编纂的方法也有独到之处，即使比较晚出的唐鑑《清学案小识》、尹会一《北学编》，也都不能与之相媲美。 黄宗羲在《自序》中表明：“羲为《明儒学案》，上下诸先生，深浅各得，醇疵互见，要皆功力所至，竭其心之万殊者，而后成家，未尝以懵懂精神冒人糟粕。”并且指出周汝登和孙奇逢的不足，认为他们不是“见闻狭陋”，就是“不得要领”，且“扰金银铜铁为一器”。（见《凡例》）因此，他自己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着重梳理各家学术观点，“为之分源别派，使其宗旨历然”。（《自序》）在体例上则以“有所授受者分为各案，其特起者，后之学者，不甚着者，总列诸儒之案”。（《凡例》）各学案又都冠以叙论，作简括的介绍说明，随后分列本案各学者，并依次叙述他们的传略。在各叙传中，除了介绍生平，还扼要介绍主要学术观点，并加以评析。同时节录各学者的重要着作或语录，列於叙传之后，提供了解各家学术见解的具体资料。他的资料取自原书，而且经过精选，用黄宗羲自己的话说：“皆从全集纂要钩玄，未尝袭前人之旧本也。”（《凡例》） 黄宗羲还明确提出“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着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凡例》）这是说，他认为人云亦云的人无足轻重，但是有水平、有独到见解的，所谓“功力所至，竭其心之万殊者”，哪怕“一偏之见”，“相反之论”，也要加以重视。综观全书，他基本上贯彻了这个原则，因而书中也能比较客观地反映各家学术观点。莫晋在重刻《序》中说，黄宗羲做到了“是非互见，得失两存”，这是对《明儒学案》的最高评价。 当然，黄宗羲有他的阶级局限性和学术倾向性。《明儒学案》所收着名学者及他们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渊源，无论内容和分量，都以王守仁为中心，反映王学的除《姚江学案》外，还有《浙中王门学案》、《江右王门学案》、《南中王门学案》、《楚中王门学案》、《北方王门学案》、《粤闽王门学案》，属王学而稍有变化的有《止修学案》、《泰州学案》等，佔学案总数的一半以上。而颜钧、何心隐等抨击封建礼教的思想家，却只在《泰州学案》的叙论中提及。莫《序》中所说的“是非互见，得失两存”，也是围绕看“宗姚江与闢姚江者”而言，所以莫晋又说：“要其微意，实以大宗属姚江。”从《明儒学案》的布局，可以看出一个时代的学术思想潮流，但也不排除黄宗羲本人的学术倾向以及他思想上和王守仁学派的渊源关系。 《明史儒林传序》中说“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陈献章“孤行独诣，其传不远”，而王守仁“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天下，流传逾百年”。那么，王学为什么会取代朱学而兴起呢？首先是朱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和暴露出种种问题。朱学在南宋以后，是封建社会的官方哲学，因此大多数知识分子只是以朱学为通过科举考试而跻身官场的敲门砖，实际行动却与之相违背，形成一批谋取个人名利的假道学、伪君子，他们之中有的甚至苟且钻营，无所不为，为正直的人们所不齿。至於恪守朱熹理学的道德修养传统，着书立说，讲学授徒的读书人，为数也不少，但他们往往迂阔无能，没有实际办事能力。所以理学逐渐成为僵死的教条。 而王学的特点之一，是反对绝对权威，强调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王守仁认为，正确和错误的标准是个人良知，不是孔子或朱熹的言论，所以他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虽其言出於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虽其言出於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言出於孔子者乎？”（《答罗整菴书》）换句话说，封建道德的准则就在自己心中，凭自己心中本来就具有的道德准则，自然就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不必那么拘泥成说。他甚至说：“学，天下之公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同上）这种反对绝对权威的言论，立论的目的虽然是为树立自己的权威，但在当时受朱熹哲学的繁琐教条所禁锢的思想界，不能不耳目一新，而在客观上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王学之所以在明代能发展成为声势较大的学派，成为政治上比较进步的思想家（如李贽等）用来批判封建礼教的某种思想资源，与上述观点有一定合理因素也是分不开的。虽然，这是一种唯心论批判另一种唯心论，但在它的斗争、发展、消亡的过程中，却同时蕴育并推动着新的思潮。从这个角度上讲，黄宗羲以“大宗属姚江”，即以王守仁为明代学术的中心人物，不是毫无道理，而是客观地反映了明代学术思想潮流的。 关於《明儒学案》的刊刻和流传，据黄宗羲七世孙黄炳垕所编的《黄梨洲先生年谱》称，清康熙十五年（一六七六年）《明儒学案》编成，共六十二卷。除钞入《四库全书》外，安阳许氏（酉山）、甬上万氏（贞一）各刻过数卷，却因故半途而辍。故城贾氏刻本却又杂以臆见。只有慈水郑氏（义门）续完万氏未竟之刻，是为善本。其后，又有莫宝斋侍郎晋重梓贾本，对贾刻有所校正，但仍杂有贾氏搀入者。 另据《明儒学案》黄千秋《跋》记载，初刻者是万贞一，刻於康熙三十年（一六九一年），可惜只刻了原本的三分之一。稿本为勾章郑义门性所得，一度为广东巡抚杨文乾之子借去再刻而未成。郑性於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年）开始续刻万氏未竟部分，至乾隆四年（一七三九年）刻完，历时四年。由於郑性服膺黄宗羲，特筑二老阁，祭祀他先人溱和宗羲，所以是刻称为二老阁本。冯全垓於光绪八年（一八八二年）以二老阁版重印。 万氏之后，郑氏之前，故城贾润看到《明儒学案》钞本，赞赏书中叙述明代数百年学术思想，认为不可听之埋没。但他虽决心刻印而未及开工即去世，他的儿子贾朴继承遗志，从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年）至四十六年（一七○七年）刻完，历时十四年。其间曾请黄宗羲撰写序言，宗羲因病，口授儿子百家代书，病愈后又亲自修改，这二篇略有出入的序言，都收在贾刻中。是刻以贾润齌名紫筠，亦称紫筠斋本。贾氏根据自己的意见，改动次序，以首康斋为首敬斋，并将“王门学案”改为“相传学案”，郑性说他“杂以臆见，失黄子着书本意”。贾润之孙贾念祖於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年）以紫筠斋版重印。《四库全书》所收，系山东巡抚採进本，也为紫筠斋版。 会稽莫晋刻本是用紫筠斋钞本，据万刻订正次序，即恢复首康斋和“王门学案”，并校亥豕之讹，清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年）刻完，当时也称善本。一九三六年《四部备要》即据莫刻本排印，并参校二老阁本。 其他还有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年）杭州群学社石印《黄梨洲遗书》。收二老阁版《师说》、《叙论》、《叙传》共八卷，各家原着不录。同年，涵芬楼还排印新会梁启超节录本。 这次整理，以二老阁版一八八二年冯全垓印本为底本，校以紫筠斋版一七三五年印本，及一九三六年《四部备要》据莫刻排印本。紫筠斋及莫晋刻本有杨应诏（《河东学案》）、许半圭、王司舆（《姚江学案》）。胡瀚（《浙中王门学案》）、薛甲（《南中王门学案》）、王道（《甘泉学案》）等《叙传》，为二老阁版所无，虽然有可能为贾氏所增，但有参攷价值，故一一据以补入。至於节录各家着述，在选材和次序方面，紫筠斋版和莫晋刻本与底本均有出入，底本校富，故以底本为准，不再移乙删补。 沈芝盈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八日
95.67 万字 | 2019-04-06 22:39更新
三国杂事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宋唐庚撰。庚字子西，眉州丹棱人。绍圣中登进士第，调利州治狱掾，迁阆中令，人为宗学博士。张商英荐，除提举京畿常平。後坐为商英赋内前行，谪居惠州。大观五年赦归，道卒。事迹具《宋史·文苑传》。是书杂论三国之事，凡三十六条，并自序一篇，後人皆编入庚文集。考《宋志》载庚集二十二卷，与今本同，似此书原在集内。然晁氏、陈氏《书目》皆载庚集十卷，知今本析其一卷为两卷，又益以此书二卷为二十二卷，实非原本。故《永乐大典》载此书，亦别为一编，不著文集之目。今仍别为二卷，以还其旧。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庚之文长於议论，今观其论诸葛亮宽待法正，及不逾年改元事。论荀彧争曹操九锡事，皆故与前人相反。至亮之和吴，本为权计，而以为王道之正。亮拔西县千馀家，本以招安，而以为扰累无辜，皆不中理。又谓商无建丑之说，谓张掖石图即河洛之文，而惜无伏羲、神农以识之，尤为纰缪。然其他议论可采者颇多。醇驳并存，瑕瑜不掩，固亦尚论者之所节取耳。出《四库总目提要》 唐庚，庚字子西，眉州丹棱人。绍圣中登进士第，调利州治狱掾，迁阆中令，人为宗学博士。张商英荐，除提举京畿常平。後坐为商英赋内前行，谪居惠州。大观五年赦归，道卒。事迹具《宋史·文苑传》。
0.94 万字 | 2019-04-06 20:45更新
《翠微先生北征录》又称《华岳翠微先生北征录》、《翠微北征录》，宋代兵书。但是《宋史·艺文志》、省府县忐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都未著录，直到清代黄虞稷等编《宋史·艺文志补》、《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始见著录。清嘉庆五年庚申（1800年）校勘学家顾广圻在为本书写的跋文中说：此书“世鲜传者，得观于读未见书斋楮墨间，古香喷溢，三数百年物也。令人于肃然起敬中仍爱玩不忍释手。”说明本书被淹没三、四百年。此书遭此厄运大概与作者的身世有关。 该书由南宋人华岳撰。华岳，字子西，号翠微，贵池（今安徽省贵池县）人。为武学生，轻财好侠，开禧元年（1205年）上书谏止韩侂胄的北伐政策，触怒韩侂胄，被贬官下狱，放逐到建安（今福建建瓯）。韩侂胄攻金兵败求和，被宋朝廷诛杀。华岳得以被释放，登嘉定武科第一名，为殿前司官，仍郁郁不得志，又预谋去丞相史弥远，事被发觉，下临安（今杭州）牢狱，被杖死狱中。著有《翠微南征录》，为诗文集。《翠微先生北证录》为华岳被放逐期间写的富国强兵和御敌之策。它有两部分组成，一为开禧三年（1207年）上奏皇帝的“平戎十策”，前有一篇“再上皇帝书”；二为嘉定元年（1208年）上奏皇帝的“治安药石”，前有一篇奏章。 《翠微先生北证录》今存本十二卷。华岳《治安药石序》称“四总四十有一篇，分四卷。”卢氏《抱经堂志补》别集类著录为十一卷。顾广圻认为是“俗本误并其一卷。”（顾广圻跋）刘世珩认为“卢云十一卷者，专指《治安药石》言；顾云十二卷者，连《平戎十策》言。”（刘世珩光绪二十五年跋）清黄虞稷等《宋史·艺文志补·兵家类》又著录为三卷。据华岳自称《治安药石》分为四卷推知，后世分卷皆非原分次第，原分全书应为五卷。今从存世本著录为十二卷。 华岳，宋文学家。字子西，号翠微。贵池（今属安徽）人。诗存约四百首，直抒胸臆，悲愤沉郁。文存三篇，皆议论纵横，笔势挥洒。有《翠微南征录》十一卷、《翠微北征录》十二卷传世。生平事迹见《宋史》卷四五五。
5.71 万字 | 2019-04-07 21:15更新
《三十六计》是根据我国古代卓越的军事思想和丰富的斗争经验总结而成的兵书，是中华民族悠久文化遗产之一。“三十六计”一语，先于著书之年，语源可考自南朝宋将檀道济（？—公元436年），据《南齐书.王敬则传》：“檀公三十六策，走为上计，汝父子唯应走耳。”意为败局已定，无可挽回，唯有退却，方是上策。此语后人赓相沿用，宋代惠洪《冷斋夜话》：“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及明末清初，引用此语的人更多。于是有心人采集群书，编撰成《三十六计》。但此书为何时何人所撰已难确考。 原书按计名排列，共分六套，既胜战计、敌战计、攻战计、混战计、并战计、败战计。前三套是处于优生优育所用之计，后三套是处于劣势所用之计。每套各包含六计，总共三是六计。其计名，有的来源于历史典故，如“围魏救赵”、“假道伐虢”等；有的来源于古代军事术语，如“以逸待劳”、“声东击西”等；有的来源于古代诗人的诗句，如“李代桃僵”、“擒贼擒王”等；有的借用成语，如“金蝉脱壳”、“指桑骂槐”等；还有出自其它方面的。其中每计名称后的解说，均系依据《易经》中的阴阳变化之理及古代兵家刚柔、奇正、攻防、彼己、虚实、主客等对立关系相互转化的思想推演而成，含有朴素的军事辩证法的因素。解说后的按语，多引证宋代以前的战例和孙武、吴起、尉缭子等兵家的精辟语句。全书还有总说和跋。 三十六计是我国古代兵家计谋的总结和军事谋略学的宝贵遗产，为便于人们熟记这三十六条妙计，有位学者在三十六计中每取一字，依序组成一首诗： 金玉檀公策，借以擒劫贼，鱼蛇海间笑，羊虎桃桑隔，树暗走痴故，釜空苦远客，屋梁有美尸，击魏连伐虢。 全诗除了檀公策外，每字包含了三十六计中的一计，依序为：金蝉脱壳、抛砖引玉、借刀杀人、以逸待劳、擒贼擒王、趁火打劫、关门捉贼、混水摸鱼、打草惊蛇、瞒天过海、反间计、笑里藏刀、顺手牵羊、调虎离山、李代桃僵、指桑骂槐、隔岸观火、树上开花、暗渡陈仓、走为上、假痴不癫、欲擒故纵、釜底抽薪、空城计、苦肉计、远交近攻、反客为主、上屋抽梯、偷梁换柱、无中生有、美人计、借尸还魂、声东击西、围魏救赵、连环计、假道代虢。 现传《三十六计》较早版本系1941年由成都兴华印刷厂所用土纸翻印的，封面书《三十六计》，旁注“秘本兵法”，并说明原书是手抄本，1941年在分州（今陕西省分县）某书摊发现，抄本前部“都系养生之谈，而未尾数十篇，附抄三十六计，解释皆用兵法，然后知其果为兵法也。”1961年，收藏者叔和在《光明日报》撰文加以介绍后，又将这土纸本赠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此后便出现了各种翻印和传抄的版本。 鉴于《三十六计》原书的原解部分的文字过于艰深晦涩，难于理解，按语部分具体例证较少，因此，本《三十六计》版本首先对“原解”中较难理解的词句尽可能地加以注释；接着参照原书“按语”对每计意思作了解析；然后对每一计的计名来源作了介绍；最后每一计还各举一历史上有关的生动故事，以加深印象。
7.66 万字 | 2019-04-07 21:15更新
《洛阳伽蓝记》是南北朝时期（公元420年～公元581年）记载北魏首都洛阳佛寺兴衰的地方志，共五卷，作者是东魏阳（或作杨、羊）（音眩）之，北平郡（今中国中部河北卢龙）人。 东魏迁都邺城之后，在武定五年（即公元547年）他再到洛阳，看见当地遭受东、西魏战争破坏后，满目创痍，一副破败景象，感慨极深，所以写了这本书，回忆魏孝文帝元宏迁都后，洛阳的繁荣昌盛。由于他反对佛教，认为贵族的施舍浪费，以及国家对佛教的扶植影响了赋役收入和兵源，所以书中对寺院的华丽和贵族的奢华进行了大量讥刺。 此书按照城内、城东、南、西、北的次序，以四十多所名寺院为纲，兼顾所在里巷、方位以至名胜古迹，同时叙述相关事迹。从书中可以了解孝文帝迁洛阳到尔朱氏之乱，四十年间洛阳的故事和台省坊市的分布，甚至于外商来洛阳居住和各国的风土人情、道里远近书中都有所涉猎。内容包括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学、艺术、思想、宗教等方面，史料价值极高。其中，第五卷收录的宋云《家纪》、慧生《行记》、《道荣传》，详细记载了宋云去天竺的情况，成为现今研究中印交通史的珍贵史料。此书的文学价值也很高。
2.28 万字 | 2019-04-06 23:14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