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微先生北征录》又称《华岳翠微先生北征录》、《翠微北征录》，宋代兵书。但是《宋史·艺文志》、省府县忐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都未著录，直到清代黄虞稷等编《宋史·艺文志补》、《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始见著录。清嘉庆五年庚申（1800年）校勘学家顾广圻在为本书写的跋文中说：此书“世鲜传者，得观于读未见书斋楮墨间，古香喷溢，三数百年物也。令人于肃然起敬中仍爱玩不忍释手。”说明本书被淹没三、四百年。此书遭此厄运大概与作者的身世有关。 该书由南宋人华岳撰。华岳，字子西，号翠微，贵池（今安徽省贵池县）人。为武学生，轻财好侠，开禧元年（1205年）上书谏止韩侂胄的北伐政策，触怒韩侂胄，被贬官下狱，放逐到建安（今福建建瓯）。韩侂胄攻金兵败求和，被宋朝廷诛杀。华岳得以被释放，登嘉定武科第一名，为殿前司官，仍郁郁不得志，又预谋去丞相史弥远，事被发觉，下临安（今杭州）牢狱，被杖死狱中。著有《翠微南征录》，为诗文集。《翠微先生北证录》为华岳被放逐期间写的富国强兵和御敌之策。它有两部分组成，一为开禧三年（1207年）上奏皇帝的“平戎十策”，前有一篇“再上皇帝书”；二为嘉定元年（1208年）上奏皇帝的“治安药石”，前有一篇奏章。 《翠微先生北证录》今存本十二卷。华岳《治安药石序》称“四总四十有一篇，分四卷。”卢氏《抱经堂志补》别集类著录为十一卷。顾广圻认为是“俗本误并其一卷。”（顾广圻跋）刘世珩认为“卢云十一卷者，专指《治安药石》言；顾云十二卷者，连《平戎十策》言。”（刘世珩光绪二十五年跋）清黄虞稷等《宋史·艺文志补·兵家类》又著录为三卷。据华岳自称《治安药石》分为四卷推知，后世分卷皆非原分次第，原分全书应为五卷。今从存世本著录为十二卷。 《平戎十策》一卷，是华岳针对南宋存在的“十弊”而提出的十条去弊兴利、富国强兵的计策。“十弊”是：一则取士而不得其实，二则招军而不尽其材，三则御骑者未得其具，四则陷骑者未有其策，五则得其地而反失其心，六则守其地而复无其备，七则恩威之不明，八则利害之不密，九则急务在财计而财计未丰，十则边计在马政而马政未备。“十策”针对这“十弊”和敌国的短长，详细论述了用人选将、人心士气、物资储备、作战方法、军马征调等军事上的重大问题。《治安药石》，是取治安不可无兵，犹膏梁不可无药石之意。作者紧密结合当世利害，对和议政策、边防要务、破敌之方、将帅修养和谋略、武器装备、敌情侦察、兵员招募、粮饷运输等进行了较详细的阐述。全书卷目如下： ●卷一 平戎十策：取士、招军、御骑、陷骑、得地、守地、恩威、利害、财计、马政。 ●卷二 治安药石序。 ●卷三 治安药石·治国大计：和议。 ●卷四 治安药石·边防要务：山水寨、屯要、捷径。 ●卷五 治安药石·破敌长技：陷骑。 ●卷六 治安药石·将帅小数：搜伏、反泄、暗认、潜易、急据、分渡、自认、就顺。 ●卷七 治安药石·器用小节：甲制、人甲制、马甲制、马军甲制、驽手甲制、弓制。 ●卷八 治安药石·器用小节：驽制、弓箭制、驽箭制、鞍制、靴制、马枪制、义枪制。 ●卷九 治安药石·采探之法：采探、侯望、聚探、关递、密辨。 ●卷十 治安药石·戒饬将帅之道：将帅轻死、将帅好战、将财相用、豪杰为问。 ●卷十一治安药石·守边待敌之策：禁涉、观衅。 ●卷十二治安药石·足兵便民之策：劝募、省运、广土、实边。 《翠微先生北证录》为抵御外侮而作，所言皆当时军事上的实际问题，比较充分地反映了作者的军事思想。他崇尚黄老道家好生恶杀之说，《司马法》“杀人安人，以战止战”之论，认为“兵本于不杀，武在于止戈。”（卷二《治安药石序》）规劝皇帝不要轻意兴兵，“臣愚欲望陛下详黄老氏好生恶杀之意，明《司马法》安人止战之方，兵不得轻举，谋不得妄发。”（卷二《治安药石序》）对于金朝是用兵还是和议，是摆在南宋文臣武将面前的一个非常现实，而且也是争论最为激烈的一个问题。从本书中可以看出，华岳的主张既不同于逞忿恃兵的主战派，也不同于放弃武力的乞和派。他认为用武力征伐不能放弃用和议这一斗争手段；而和议又要靠强大的武力作后盾，“兵争之失在于士大夫逞忿恃兵而讳言和议；和议之失在于士大夫惩已往之咎，而耻言用兵。”（卷一《平戎十策》）他不反对用兵，“四夷不庭征之可也。”（卷一《平戎十策》）但是反对内政不修，国力不足时，去与强大的敌国硬拼。所以，他认为当时南宋王朝没有金朝强大，提出以“和议”为缓兵之计，积蓄实力，等待时机，恢复中原。他特别指出：“今日之和非真怯也，今吾仁以待他日可乘之机耳；非真畏也，养吾智以俟异时可投之隙耳。”（卷一《平戎十策》）他特别重视贤才在治国御军中的作用，认为“英雄豪杰之去留，为社稷帮家之休戚。”（卷一《平戎十策》），他还公开指出，南宋兵败国弱的原因就是皇帝未得到真正的贤才，并对皇帝说：“十者之弊非有英雄豪杰之士为陛下洗而新之，则他日败亡之患盖有不可胜言矣。”（卷一《平戎十策》）针对南宋朝廷不能用贤的实际情况，提出广开贤路，提倡贤才自荐；重赏有功之人，“聚天下之材者在乎财；散天下之材者在乎财。”（卷十《将财相用》）；因材制用，“夫有技则生一材，有一材则济一用，因技以求材，因材以制用。”（卷一《平戎十策》）他特别重视人心民意，指出：“故善用兵者，必先守其心，而不失其所恃焉，斯为善守之策矣。”（卷一《平戎十策》）他认为，失掉民心，违背民意，就会激起怨恨，四面树敌。因此，他反对扰民，“夫用兵之策莫大于足兵，足兵之策莫患于扰民，扰民则心失，心失则怨起，怨起则衅生，衅生则吾舟中之人皆敌国矣。”（卷十二《省运》）为既省民力，又保证军饷，提出“兴屯田以省支费，浚水道以便转输。”（卷十二《省运》）对于将帅的要求，他既提倡轻死贱生，又反对恃勇好战。认为古有“贵死贱生”、“好死恶生”、“奋死则生，幸生则死”之说，但都是对士卒讲的。所以他提出将帅也要与士卒一样，具有视死如归的精神。同时，他又要求将帅不可一味斗勇角力，还要会斗智赛谋，懂得“不战之妙”。所以他认为“学战易，学不战难。”（卷十《将帅好战》）在作战指导方面，重视敌情侦察。他认为，“庙堂恶闻边备，将帅不买间谍”，“贼将之姓名，贼技之能否，贼势之进退，贼情之勇怯，盖殆若异世之事耳。”（卷九《采探》）这是用兵失败的重要原因。只有召募间谍，设置烽堠、递铺等侦察通信设施，及时获取情报，才能使“屯边之兵无事得以休息，有事不至窘束。”（卷九《采探》）他针对金朝善用骑兵的特点，提出了以车御骑，以驽陷骑的作战方法，具体论述了各种地形条件下的制骑战术。 《翠微先生北证录》真实地反映了南宋军事斗争的实际和军事思想的特点，弥补了《宋史·艺文志》及省府县志缺憾，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军事学术价值。
5.75 万字 | 2019-04-07 21:15更新
张氏集注百将传一百卷（存十卷）作者：（宋）张预 撰==============================================================================《十七史百将传》又称《百将传》、《正百将传》，是北宋东光（今河北省东光县）人张预（字公立）用了数年时间编写的。，他从十七史中选出一百位名将编写他们的传记。此书是按照《孙子》的思想编写的，後世许多的名将传记都是受到了他的影响。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翁氏刻隆庆元年（1567年）耿文光印本，分十卷，共一百位名将。
16.78 万字 | 2019-04-07 21:15更新
《武经总要》是北宋封建王朝用国家力量来编辑的一部大型综合性兵书，也是我国第一部官修兵书。它对于军事组织、军事制度。用兵选将、步骑训练、行军宿营、古今阵法、战略战术、武器装备的制造和使用、军事地理、历代用兵实例、阴阳星占等各个方面都有所论述。其中营阵和武器装备两部分，还附有大量的插图。“前集备一朝之制度、后集具历代之得失”（《四库总目。兵家类》），较完整地保存了北宋前期的军事制度；“采春秋以来，列国行师制敌之谋，出奇决胜之策，并著予篇，随其效应依仿兵法以分其类目。”极便查找。所以，它不仅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特别是前集价值更大一些。后集的内容，一部分是辑录前代用兵的故事，一部分是论述“兵阴阳”。但是它对于兵阴阳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认为阴阳为军事天文，是用兵的辅助条件，“仰观天文著在图籍，昭昭可验者也。”反对舍人事任鬼神。它说：对于阴阳“使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任鬼神。凡誓军旅履行阵，制胜决于人事；参以天变，则衄者鲜。”尽管它这样认识，但是所辑录的阴阳占卜资料却多属诡诞迷信之谈。 《武经总要》的编纂反映了宋朝至仁宗时军事思想的变化。众所周知，宋初为防止武臣夺权，以“安内”为首，实行以文制武，“将从中御”的治军原则，致使宋军屡遭失败。在血的教训面前，宋朝廷开始否定宋太祖以来的军事思想，认识到“国事在戎，设营卫以整其旅。”（宋仁宗《武经总要序》）在朝廷敕命编纂的这部兵书中，总结了包括宋代在内的历代战争经验，重新肯定了“兵贵知变”这一兵家的优秀传统思想；重视将帅的作用和选拔，指出“君不择将，以其国与敌也”；重视军队的训练，认为“盖士有未战而震慑者，马有未驰而疲汗者，非人怯马弱，不习之过也”；重视赏罚，“申赏罚以一其心”，具体规定了“赏格”、“罚条”，等等。 《武经总要》记载了丰富的古代科学资料，尤其是首次比较全面具体的记载了古代各种武器装备的制造技术。所记载的北宋时期武备上使用的各种长短兵器、远射兵器和防御武器的说明及附图，生动地勾画出了自南北朝、隋、唐、五代传袭而来迄宋更有发展的武器形象的轮廓。它所涉及的科学内容，用现代科学术语表达，包括化学、力学、声学、磁学、热学等，有些方面代表了我国宋代的科学技术水平，有些记载则是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发现。如我国古代四大发明，本书就详细记载了其中的两种。一种是指南鱼。磁性指南在我国发源甚古，汉代王充《论衡》中已出现指南构。西晋崔豹的《古今注》中也提到过指南鱼，但如何制做，未有详载。《武经总要》第一次详细记载了制做方法：“鱼法以薄铁叶剪载，长二寸，阔五分，首尾锐为鱼形，置炭火中烧之，候通赤，以铁钤钤鱼首出火，以尾正对子位，蘸水盆中，没尾数分则止，以密器收之，用时置水碗于无风处，平放鱼在水面令浮，其首常南向午也。”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记载的用地球磁场进行人工磁化的方法。尤其可贵的是，那时我国先人已意识到地球有磁倾角存大，所以，懂得“没尾数分则止”，不让铁片与地面平行放置。另一种是火药配方。火药虽然在唐代已经发明，但最早明确记载火药配方的是《武经总要》。在前集卷十一和卷十二中，记述了三个火药的配方：毒药烟球法，用13种药料，捣合为球；蒺藜火球法，含有10种药料；火炮火药，含有14种药料。另外还记载了现代意义上的火箭，即前集卷十二记载的“放火药箭者，则加桦皮羽，以火药五两贯链后，燔而发之”。《武经总要》在科学技术史，尤其是军事技术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于我国古代文化史的研究也有着重要作用。 《武经总要》于庆历四年（1044年）经宋仁宗核定后首次刊行。南宋绍定四年（1231年）又曾重刻。但两宋刊本今均不得见。现存较早的版本是明弘治、正德间（1488年—1521年）据宋绍定本重刻本。此本遇宋帝、本朝字样提行，庙讳痕迹仍有保留，可以看作是覆宋本。1959年中华书局曾将此本前集影印出版。明弘治十七年李赞刻本、明嘉靖刻本、明金陵书林唐富春刻本、明刻本、明万历三十六年庄重抄本等明刻明抄本都是善本。现存版本中惟以《四库全书》本和以此本为底本影印的《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最劣，此本的重要问题是内有缺页，妄事连缀；擅改原著中的“北虏”、“匈奴”等文字；抄写错误；插图失真。 曾公亮（999～1078），字明仲，号乐正，宋福建晋江人，少时即很有抱负，且器度不凡，为人“方厚庄重，沈深周密”，他“以父荫授大理评事。”却坚不赴调。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举进士甲科第五名，授越州会稽知县。六年（1028年），他治理镜湖，立斗门，泄水入曹娥江，使湖边民田免受水涝之苦。数年后，晋升入京，任国子监直讲，后改作诸王府侍讲。不信，升任集贤殿校理、天章阁侍讲、知制诰兼史馆修撰。庆历八（1048）仁宗下召求言。曾公亮上疏条陈六事，都是针对当时积弊所发的改革建议。他关心国计民生，为官清兼，是个有作为的封建官吏。由于政绩卓著，因而得了宋仁宗的器重。皇祜三年（1051年）升翰林学士；嘉祜元年（1056年）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与宰相韩琦共同主持朝中政事。曾公亮不但善于政事，而且十分重视边防和军事建设，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在其五十年政治生涯中，从知县直至同中书门下省平章事（宰相），为政有声，崇仁守正，识度精审，练达治体，深谙兵法。仁宗时，受命与丁度等主编《武经总要》，历四载（1040-1044年）。其他著述尚有《英宗实录》三十卷、《元日唱和诗》一卷，并主持《新唐书》编纂工作。 丁度（990～1053），字公稚，宋开封人。官至参知政事。仁宗时，奉诏与李淑等刊修《韵略》，改称《礼部韵略》。又依例刊修《广韵》成《集韵》，改并《广韵》独用韵为同用的13处。另有《迩英圣览》、《编年总录》等著作。他对当时军事形势非常注意，著有《备边要览》，并奉诏与曾公亮等诸儒集体编撰《武经总要》，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著作之一。
45.21 万字 | 2019-04-07 21:15更新
《虎钤经》是中国宋代著名兵书。“虎”为“虎符”，即“兵符”，“钤”即“锁钥”，《虎钤经》即为开启兵符锁钥之书，掌兵权者应备之经。许洞撰。共二十卷、二百一十论。该书始撰于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完成于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现存有明嘉靖刊本及清《四库全书》等刊刻本。 《虎钤经》吸收了《孙子》和《太白阴经》的精华，使之更加通俗易懂；根据天时人事的变化加以推衍，既祖述古人，又有作者的见解。其中奇谋诡道，凡适于兵家需要，就广为搜罗，不受“六经”的束缚。该书上言人谋，中言地利，下言天时，兼及风角占候、人马医护等内容。 许洞认为天、地、人三者的关系应是“先以人，次以地，次以天”。首先强调人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要求将帅应“观彼动静”而灵活用兵，做到“以虚、含、变应敌”。他指出，尽管天时有吉凶，地形有险易，战势有利害，如能吉中见凶，凶中见吉；易中见险，险中见易；利中见害，害中见利，就能用兵尽其变。他还认为，战争要以“粮为本，谋略为器”。谋略的运用必须在一定物质基础之上，而谋略的运用本身就包括对军用的谋划等广泛的内容：欲谋用兵，先谋安民；欲谋攻敌，先谋通粮；欲谋疏阵，先谋地利；欲谋胜敌，先谋人和；欲谋守据，先谋储蓄；欲谋强兵，先谋赏罚等。在作战的实施过程中，要注意善于“夺恃”，包括夺气、夺隘、夺勇等，即创造压倒敌人的有利条件；要善于“袭虚”，即以佯动等手段，造成敌人的错觉，使敌人失去主动，从而保证自己能主动采取行动。要善于“任势”，乘敌懈怠攻击；乘敌不意攻击；乘势扩张战果等。许洞还主张要善于逆用战法，不要把兵法原则看成僵死的教条，这样才能收到出其不意之效，该书前五卷理论性较强，以后各卷均为具体战法和古代行军作战的事宜，还包括天文、历法、记时及方位识别等知识，都是其他兵书所罕见的。书中还记载了“六壬遁甲”、“风云气候”、“星辰日月”等迷信的东西，作者虽然也认为这些“远于人事”，但世有流传，也“不敢遗漏”，这是不足取的。 许洞（生卒年不详），字渊夫，北宋吴郡（今江苏吴县）人。生活于北宋初年。史称许洞精通《左传》，早年潜心著书，直至咸平三年（1000年）中进士，在雄武军中任推官（掌司法事务）。因不能与当局苟合，触怒了知州马知节，被罢官。景德二年（1005年），朝廷开韬略运筹决策科。许洞乘机向宋真宗奏献《虎钤经》。当时，宋真宗正在急于与契丹议和，该书并未引起朝廷的重视，只任命许洞为均州（今湖北西北部）参军，后又改任乌江（今安徽和县乌江镇）主簿，死于任上。许洞除著《虎钤经》外，还有《春秋释幽》五卷，《演玄》十卷，《集》百卷，但均已失传。 ============================================================================== 作者：许洞，字洞夫，北宋吴郡（今江苏省苏州市）人。擅长武术，精于兵学，而且文才也很好。一生未受重用，只做过乌江县主簿。《虎钤经》的作者为北宋的许洞。他花了四年时间编写而成。内容丰富，涉及了古代军事的各个方面。全书共20卷，210篇。前十卷汇辑《孙子兵法》到《神机制敌太白阴经》的论述，并加上了自己的评述，后十卷多为兵家阴阳占卜之说。 《虎钤经》共有下列版本：明覆宋刻本、李盛铎明刻本、明抄本、《范氏奇书》丛本、《四库全书》丛本和《粤雅堂丛书》本。
8.71 万字 | 2019-04-07 21:15更新
《翠微先生北征录》又称《华岳翠微先生北征录》、《翠微北征录》，宋代兵书。但是《宋史·艺文志》、省府县忐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都未著录，直到清代黄虞稷等编《宋史·艺文志补》、《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始见著录。清嘉庆五年庚申（1800年）校勘学家顾广圻在为本书写的跋文中说：此书“世鲜传者，得观于读未见书斋楮墨间，古香喷溢，三数百年物也。令人于肃然起敬中仍爱玩不忍释手。”说明本书被淹没三、四百年。此书遭此厄运大概与作者的身世有关。 该书由南宋人华岳撰。华岳，字子西，号翠微，贵池（今安徽省贵池县）人。为武学生，轻财好侠，开禧元年（1205年）上书谏止韩侂胄的北伐政策，触怒韩侂胄，被贬官下狱，放逐到建安（今福建建瓯）。韩侂胄攻金兵败求和，被宋朝廷诛杀。华岳得以被释放，登嘉定武科第一名，为殿前司官，仍郁郁不得志，又预谋去丞相史弥远，事被发觉，下临安（今杭州）牢狱，被杖死狱中。著有《翠微南征录》，为诗文集。《翠微先生北证录》为华岳被放逐期间写的富国强兵和御敌之策。它有两部分组成，一为开禧三年（1207年）上奏皇帝的“平戎十策”，前有一篇“再上皇帝书”；二为嘉定元年（1208年）上奏皇帝的“治安药石”，前有一篇奏章。 《翠微先生北证录》今存本十二卷。华岳《治安药石序》称“四总四十有一篇，分四卷。”卢氏《抱经堂志补》别集类著录为十一卷。顾广圻认为是“俗本误并其一卷。”（顾广圻跋）刘世珩认为“卢云十一卷者，专指《治安药石》言；顾云十二卷者，连《平戎十策》言。”（刘世珩光绪二十五年跋）清黄虞稷等《宋史·艺文志补·兵家类》又著录为三卷。据华岳自称《治安药石》分为四卷推知，后世分卷皆非原分次第，原分全书应为五卷。今从存世本著录为十二卷。 华岳，宋文学家。字子西，号翠微。贵池（今属安徽）人。诗存约四百首，直抒胸臆，悲愤沉郁。文存三篇，皆议论纵横，笔势挥洒。有《翠微南征录》十一卷、《翠微北征录》十二卷传世。生平事迹见《宋史》卷四五五。
5.71 万字 | 2019-04-07 21:15更新
《唐李问对》一作《李卫公问对》，是《唐太宗与李靖问对》一书的简称。全书因以李世民与李靖一问一答的形式写成而得名。 自《唐李问对》一书行世以来，历代学者就普遍认为此书是北宋仁宗时（1023—1063年）人阮逸的依托之作。如陈师道（1052—1101年）的《后山谈丛》、何薳（1077—1145年）的《春渚纪闻》认为此书是阮逸所著。邵博（？—1158年）的《邵氏闻见后录》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则认为此书是阮逸拟作和假托。后人因《唐李问对》一书不见于《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的著录，《太平御览》、《武经总要》等书没有引用该书，其内容文字又浅陋不文，也都认为此书是赝作，成书于北宋中叶。 不过，也有人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的。如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就认为此书并非出自阮逸的假托。 值得注意的是，从《唐李问对》曾论述到上古阵法等宋人已不甚了了的问题来看，此书恐怕不是阮逸所能凭空臆造，而是应另有所本。公元1042年成书的《崇文总目》著录有《李靖行述》1卷、《韬钤秘录》5卷和《卫国公手记》1卷。南宋人王应麟所撰《玉海》卷141《兵制。兵法。〈李卫公问对〉》条引《书目》说：“李靖《兵钤新书》1卷，载靖与秦王论兵，如《问对》书。”据此，可知《唐李问对》一书很可能是阮逸根据《李靖行述》、《韬钤秘录》和《卫国公手记》诸书编撰附益而成。
1.59 万字 | 2019-04-07 21:15更新
本书将《墨子》中论述城守的文章编辑起来并逐篇注释。所收11篇详述了拒守方法以及军徽、令旗、兵士训练、挖穴守城等，甚至连坚壁清野、疏散人口、戒严、分口粮、安置和抚恤伤死。
8.71 万字 | 2019-04-07 21:15更新
《孙子兵法》共１３篇，是现存我国最早的一部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兵书。作者孙武，春秋末期齐国人，生卒年不详。他受吴王阖闾重用，在吴国为将，辅助吴治军强国，为吴王的霸业作出了贡献。 《孙子兵法》的内容，包括对战争、军队的基本问题的论述和战略、策略、作战原则、方法等。它深刻地指出了战争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提出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个基本因素是政治、天时、地利、将帅、法制，而首要的是政治因素；它提出许多杰出的命题，如“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等，许多问题上反映了战争的一般规律，不仅为中国历代兵家所重视，也为各国军事家所重视。不少国家的军校把它列为教材，１９９１年海湾战争期间，交战双方都曾研究《孙子兵法》，借鉴其军事思想以指导战争。 《孙子兵法》对战争问题的论述，也包含了许多有价值的哲学思想。书中所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和“因敌而制胜”，认为必须全面了解敌我双方全部情况，才能取得战争胜利，要求在战前对敌我双方影响战争胜负的诸种因素作全面的了解和比较，以预测战争的胜负，体现了朴素唯物论的倾向。 《孙子兵法》中又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书中探讨了与战争有关的一系列矛盾的对立和转化，如敌我、主客、众寡、强弱、攻守、进退、胜败、奇正、虚实、勇怯、劳逸、动静、迂直、利患、死生等等。《孙子兵法》特别重视这些对立面转化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战争胜负不仅取决于客观的形势，还取决于战争的主观指导是否正确。一方面，它说“胜可知，而不可为”，认为胜利可以预见，但不能凭主观愿望去取得。另一方面又说“胜可为也。”认为只要研究敌我双方的情况，据此正确决定自己的行动，发挥自己的实力，避免自己的被动，并且利用敌人的弱点造成敌人的被动，就可以为胜利创造条件。《孙子兵法》正是在研究战争中种种矛盾及其转化条件的基础上提出其战争的战略和战术。《孙于兵法》论战争问题中体现的辩证思想，是我国古代辩证思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辩证思维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孙子兵法》中的哲学思想不仅适用于军事，而且也受到各方面的广泛注意，被运用于其它许多领域；一些现代企业家，也把《孙子兵法》中的辩证思想、军事谋略运用于企业经营和商战中去。《孙子兵法》一书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兵书的范围。 读《孙子兵法》可读郭化若的《孙于今译》，其中可重点读上卷《计篇》、《作战篇》，中卷《势篇》、《虚实篇》。==============================================================================始计第一 作战第二 谋攻第三 军形第四 兵势第五 虚实第六 军争第七 九变第八 行军第九 地形第十 九地第十一 火攻第十二 用间第十三
0.82 万字 | 2019-04-07 21:15更新
《袁氏世范》写于南宋淳熙五年，即公元1178年，作者袁采。据说，此人秉性刚正，为官廉明，颇有政绩。宋代以前的家训，虽数量不少，但大多意求“典正”，不以“流俗”为然。而南宋官吏袁采的这部家训，却一反前人，立意“训俗”。故而书成之后，他将其取名为《俗训》，明确表达了该书“厚人伦而美习俗”的宗旨。后来，袁采请他的同窗好友、权通判隆兴军府事刘镇为自己的家训作序，刘镇在序中谈到袁采的这部书，“其言精确而详尽，其意则敦厚而委屈，习而行之，诚可以为孝悌，为忠恕，为善良而有士君子之行矣”（刘镇《袁氏世范序》，《丛书集成初编》第974册， 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页。下引《袁氏世范》，只注篇名）。 他认为这部家训不仅可以施之于袁采当时任职的乐清一县，而且可以“远诸四海”；不仅可以行之一时，而且可以“垂诸后世”、“兼善天下”，成为“世之范模”，因而更名为《袁氏世范》。《袁氏世范》共三卷，分《睦亲》、《处己》、《治家》三篇，内容非常详尽。《睦亲》凡60则，论及父子、兄弟、夫妇、妯娌、子侄等各种家庭成员关系的处理，具体分析了家人不和的原因、弊害，阐明了家人族属如何和睦相处的各种准则，涵盖了家庭关系的各个方面。《处己》计55则，纵论立身、处世、言行、交游之道。《治家》共72则，基本上是持家兴业的经验之谈。下面仅就其中的伦理教化思想作些分析阐述。（一）《睦亲》篇在《睦亲》篇中，袁采不是说教式的提出一些条文要求，而是从人的不同性格、性情的分析入手，深入剖析造成家庭失和的原因。他认为只有弄清症结所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家庭不睦。按他的解释，即使同一个家庭的成员，其“人性”也是不同的，“或宽缓、或褊急、或刚暴、或柔懦、或严重、或轻薄、或持俭、或放纵、或喜闲静、或喜纷拿，或所见者小，或所见者大，所禀自是不同”。既然人的禀性有如此差异，假如做父亲的硬要儿子的禀性适合自己、做兄长的硬要弟弟的禀性适合自己，那么对方未必心甘情愿。这样“其性不可得而合，则其言行亦不可得而合，此父子兄弟不合之根源也”。况且临事之际，有的认为是，有的认为非，有的认为应该先做，有的认为应该后做……这样每个人各持己见，都想让对方服从自己，必然会发生争执。一次次争执的结果，就会使彼此不睦乃至“终身失欢”。如何解决这个导致家人不和的根本问题，袁采提出了一系列措施。一是性不可以强合。为父兄和为子弟者，居家之道应该是尊重对方的人格和禀性，而不是要对方“同于己”、“惟己之听”。二是善于反思自己。袁采提出为父者和为子者如果都能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处理双方的关系，待人如己，这样的家庭没有不睦之理。三是处家贵宽容忍让。袁采认为，自古以来，人们的道德水平就有高低之分，家庭成员之间也是如此。这就要父子、兄弟、夫妇“宽怀处之”，互相忍让。袁采在《睦亲》篇中还提出了许多调适家人关系的行为准则。比如，在父母与子弟的关系上，他提出必须坚持两个基本原则：一是父慈子孝；二是父母爱子要“贵均”。这两个方面，前人的家训中虽也曾论及，但袁采的道理讲得更为入情入理、细致周到。他指出：“为人父者能以他人之不肖子喻己子，为人子者能以他人之不贤父喻己父，则父慈而子愈孝，子孝而父益慈”，这样，就“无偏胜之患也”。在父母对子女的憎爱方面，袁采以自己的经验体会，加上对当时社会民风的观察，作了十分精辟的论述。他说，做父母的往往偏爱幼小的子女，特别关心怜恤子女中的贫穷者，而做祖父母的则不同，他们偏爱的往往是长孙。这固然是人之常情，但弄不好会成为兄弟不和的原因。故而做长辈的一般情况下应该对子弟一视同仁，不可偏憎偏爱，否则“衣服饮食，言语动静，必厚于所爱而薄于所憎。见爱者意气日横，见憎者心不能平。积久之后，遂成深仇，所以爱之适所以害之也”。因此，做父母的应该“均其所爱”。不仅如此，为人父母者还要避免对子弟的“曲爱”、“妄憎”两种错误倾向；要注意教子宜早、宜正，“子幼必待以平，子壮无薄其爱”。只有这样处理父子关系，家庭才能和睦。在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上，《睦亲》篇也提出了不少准则。如：分配财物要公平，不必斤斤计较；兄弟子侄同居“长幼贵和”，“相处贵宽”，“各怀公心”，不能私藏金宝，不可听背后之言；对亲戚故旧贫穷者要随力周济，收养年老而子孙不孝的亲戚，当虑后患；对孤儿寡母要体恤照顾；因亲结亲，尤当尽礼；收养义子，应当避免争端；父祖年高须早立公平遗嘱，以免家人争讼……（二）《处己》篇《处己》篇里，袁采对家人子弟立身处世的教诲，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处富贵不宜骄傲，礼不可因人分轻重。袁采从宿命论立场出发认为，“富贵乃命分偶然，岂能以此骄傲乡曲”？如果本身贫寒而致“富厚”、“通显”，也不应“以此取优于乡曲”；若是因为继承父祖的遗产或沾父祖的光而成显贵，在乡亲面前耍威风，那更是可羞又可怜。尤其可贵的是，袁采批评了一些势利人的做法。这些人“不能一概礼待乡曲，而因人之富贵贫贱，设为高下等级。见有资财有官职者，则礼恭而心敬，资财愈多，官职愈高，则恭敬又加焉。至视贫贱者，则礼傲而心慢，曾不少顾恤。殊不知彼之富贵，非我之荣；彼之贫贱，非我之辱，何用高下分别如此”？其二，人贵忠信笃敬，公平正直。袁采认为，忠信笃敬、公平正直是做人最重要的品德，是最重要的“取重于乡曲之术”。但是，他对忠信笃敬的解释与传统的解释很不相同，尤其是“忠”。他说：“盖财物交加，不损人而益己，患难之际，不妨人而利己，所谓忠也。有所许诺，纤毫必偿，有所期约，时刻不易，所谓信也。处事近厚，处心诚实，所谓笃也。礼貌卑下，言辞谦恭，所谓敬也。”其三，严己宽人，过必思改。袁采认为，对忠信笃敬、公平正直这一做人的重要准则，应该自己首先做到，然后才能要求别人做到。所谓“勉人为善，谏人为恶，固是美事，先须自省”。他认为，人不能无过，但过必思改。同时要宽厚为怀，以直报怨，不要计较人情的厚薄。若“处己接物，常怀慢心、伪心、妒心、疑心者，皆自取轻辱于人，盛德君子所不为也”。他还告诫子弟，要见得思义，以礼制欲。其四，谨慎交游，近善远恶。在社会交往方面，袁采要求子弟近君子而远小人，但不赞成有的人家为防子弟从事“酒色博弈之事”而“绝其交游”的做法，认为这样不仅会使子弟缺乏社会阅历，“朴野蠢鄙”，而且一旦“禁防一弛，情窦顿开，如火燎原，不可扑灭”，会干出更大的错事。不如“时其出入，谨其交游，虽不肖之事，习闻既熟，自能识破，必知愧而不为”。这种积极疏导而不是消极防备的方法，可以不断增强年幼子弟对不良行为的抵抗能力。其五，处事无愧心，悔心必为善。这是袁采对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的见解，他说：“今人有为不善之事，幸其人之不见不闻，安然自肆，无所畏忌。殊不知人之耳目可掩，神之聪明不可掩。凡吾之处事，心以为可，心以为是，人虽不知，神已知之矣；吾之处事，心以为不可，心以为非，人虽不知，神已知之矣。”这种见解尽管是唯心主义的，但却以朴素的语言，通俗地阐释了在中国道德修养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儒家“慎独”思想，因而更能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接着，袁采进一步表述了活到老修身到老的思想，这就是常具“悔心”，不断反醒自己，长善救失。他指出：“人之处事，能常悔往事之非，常悔前言之失，常悔往年之未有知识，其贤德之进，所谓长日加益，而人不自知也。古人谓行年六十，而知五十九之非者，可不勉哉！”除了上述待人处世的重要原则之外，袁采还告诫子弟家人注意日常举止、言谈乃至服饰方面的小节。诸如：言谈和颜悦色，不可“颜色辞气暴厉”；经市井街巷、茶坊酒肆应举止端庄，遇到醉汉宜即回避；衣饰应整洁干净，“不可鲜华”、“异众”。（三）《治家》篇《治家》篇所论家政管理几乎涵盖家庭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里仅举部分，便可窥见袁采治家训俗的良苦用心和可贵的人道情怀。家庭安全方面。从安居才能乐业出发，袁采将家庭的安全放在家庭治理的首位加以强调。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袁采指出四点：一是宅舍坚牢。墙垣要高厚，藩篱要周密，门窗要牢固。二是山居须置庄佃。若是住在山谷村野僻静的地方，要在附近盖些房屋，请一些人口多的朴实人家居住，以便有个照应。三是防盗防火，多加巡视。四是家人尤其是年幼子弟的人身安全。袁采嘱告家人，不要让小孩戴金银首饰，以免被贼人图财害命；不要让小孩单独到街市上去，以免被人诱拐而骨肉离散。至于其他一些危险的地方，都要注意，“人之家居，井必有干，池必有栏，深溪急流之处，峭险高危之地，机关触动之物，必有禁防”。奴婢和佃户的管理方面。一般有家训传世的，大都家道富殷，至少也是中产之家，故而都雇佣奴婢供其使用，土地也租给佃户耕种，这就牵涉到对他们的管理问题。对此，袁采花了不少笔墨谈论。他认为雇佣仆人，要选那些“朴直谨愿、勤于任事”的，不要用“异巾美服、言语狡诈”的轻浮之人；雇用奴仆最好是本地的，外地的要问清来历，并经过中间人签订契约。对待奴婢要宽恕，有过错要多教诲，不可动辄鞭打辱骂，即使犯有奸盗等罪，也要送官府治罪。要关心奴婢的生活，“衣须令其温，食须令其饱”；奴婢的住处要经常检点，“令冬时无风寒之患”；奴婢有病应送外医治。雇用女仆年满要送还其家人。袁采深知佃户的辛苦劳动是自己的“衣食之源”，因而要求家人体恤他们，视同骨肉，“遇其有生育婚嫁，营造死亡，当厚周之。耕耘之际，有所假贷，少收其息。水旱之年，察其所亏，早为除减。不可有非礼之需，不可有非时之役”。乡亲邻里关系方面。袁采提出邻居间要和睦相处，平日多加抚恤，有事相互照应。不要让自家的小孩损坏邻居的花果树木，不要让自家的牛羊鸡鸭践踏、啃啄邻居的庄稼。乡里有造桥修路的公益事业，要尽力予以资助。其他家政管理涉及伦理教化的方面还有：置办田产，要公平交易；经营商业，不可掺杂使假；借贷钱谷，取息适中，不可高息；兄弟亲属分割家产，要早印阄书，以求公正免争；田产的界至要分明；尼姑、道婆之类人等不可延请至家；税赋应依法及早交纳，等等。三袁采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官僚、士大夫，所论睦亲、处己、治家之道，不可能不打上时代的烙印，不可能不带有阶级的偏见。《袁氏世范》中的缺陷和糟粕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富贵命定的人生观。袁采认为“富贵自有定分”、“死生贫富，生来注定”，都是造物主的安排。世事的变更，家族的成败胜衰都是“天理”的规定，“人力不能胜天”，所以人应当顺应天命，随遇而安，逆来顺受。其次，主张因果报应的轮回说。袁采宣扬善恶报应的观点，认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在其身，则在其子孙”（《处己》）。虽然这是唯心主义的观点，但从劝人向善、增善少恶的目的看，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尽管袁采是个有神论者，但他同时认为，如果人做坏事而祈求神灵的庇佑，也照样要受到神的惩罚。由此也可见其劝善的良好愿望。再次，鄙视奴婢下人。袁采毕竟是地主阶级的官吏，他的家训中尽管要求对仆人多加关心，但始终认为他们是愚笨的下等人。他说“奴仆、小人就役于人者，天资多愚，作事乖戾背违”，他们“性多忘”、“性多很”（《治家》），因而不能委以重任。他要求奴仆当使饱暖，还是为了“此辈既得温饱，虽苦役之，彼亦甘心”（《治家》）的自家利益；他要求不可鞭挞奴仆，也是怕出意外。尽管如此，比起那些不将下人当人看的吝啬、凶狠的地主来，袁采还算是比较开明和人道的。==============================================================================作者：夏家善主编；贺恒祯，杨柳注释前言：袁采，字君载，宋代信安检（今属浙江）人。隆兴元年登进士第三，官至监登闻检院。曾任乐清县县令，廉明刚直，政声颇佳。在乐清，袁采修县志十卷，又著有《政和杂志》、《县令小录》等，可惜多亡失。《世范》一书就是作者在乐清时所著。由于袁采对为人处事、人伦教育特别感兴趣，而且也很有研究。为了在乐清这个地方淳正风俗，化导人伦，他于宋孝宗五年写成这本《世范》。最初书名叫《俗训》。然而，出人所料的是，该书一成，远近便争相抄录。“假而录之者颇多，不能遍应。”袁采这才开始刻版印刷。印行时由他的同学、府判刘镇作序。刘镇拿到此书时，爱不释手，“详味数月”，给这本书以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本书“岂唯可以行诸乐清，达诸四海可也；岂唯可以行之一时，垂诸后世可也”。就是说袁采这部书其价值足以刊行全国，流传后世。于是，刘镇建议袁采将书名改为《世范》。袁采谦虚地认为言过其实，但最终还是同意更名为《世范》。后世又称《袁氏世范》。《世范》共三卷，分睦亲、处己、治家三门。这本书论述立身处世之道不同与一般著述，其语颇有见地，且深入浅出，极具趣味，极易领会和学习。《四库全书》在《袁氏世范》提要里讲：“其书于立身处世之道反覆详尽。”又说：“大要明白切要，使览着易知易从，固不失为《颜氏家训》之亚也。”卷一睦亲，主要讲家庭和睦相处的道理和方法；卷二处己，论述个人修养、为人处世之道，对人一生当中经常遇到的富贵贫贱、成败得失等都作了哲理性的阐述；卷三治家，是持家兴业的一些道理，亦颇精彩。《世范》一书的论理并不像其他古代修身齐家的书那样古板正统，相反，袁采思想非常激进，甚至敢于反传统。他是从实用和近人情的角度来看待立身处世的原则的，而不是像一些老学究那样，把“四书五经”、孔孟之道那一套伦理强加在人们头上。譬如，袁采的《世范》提倡家庭的成员应该是平等的，父子兄弟之间都是平等的，可以保持各自的性格特点，即便是家中的长辈，也要以自己超乎别人的修养来树立自己的威信，而不能压服别人。子女也没必要屈从长辈的权威。《世范》里有许多句子确实都是金玉良言，如：“小人当敬远”；“厚于责己而薄责人”；“小人为恶不必谏”；“家成于忧惧破于怠忽”；“党人不善知自警”。等等，不胜枚举。《世范》传世之后，很快便成为私塾学校的训蒙课本。历代士大夫都十分推重该书，都将它奉为至宝。今天我们在校点该书时，也深深地为书中的一些卓越深邃的见地所打动，为它对世态人伦的深刻认识所折服，认为该书的确堪称立身处世的楷模。尤其是在今天，我们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和人际关系，浏览该书，如同交给你一把打开世态不解之门的钥匙，使你能够得心应手地处理各种复杂的世事，使你终身远祸近福，万事顺达。袁采的《世范》面世以来，流传甚广，故版本较多，我们依据《四库全书》所收《袁氏世范》为底本，进行校注。对于原书中的讹误之处，随手改正，不再另出校勘记。为便于读者阅读理解，译文采用译述的方法，旨在充分阐明其道理。同时，在每一篇之后，加点评文字，或录历代立身处世的故事，与正文相参；或剖析原文，以解读者之惑。另外，为了读者阅读方便，我们在每一段原文之前都加拟了标题，以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在此一并注明。由于学识水平有限，点校过程中，疏漏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方家不吝赐教。修远于1998年11月3日
15.26 万字 | 2019-04-07 14:13更新
《增广资文》又名《昔时贤文》、《古今贤文》。书名最早见之于明代万历年间的戏曲《牡丹亭》，据此可推知此书最迟写成于万历年间。后来，经过明、清两代文人的不断增补，才改成现在这个模样，称《增广昔时贤文》，通称《增广贤文》。作者一直未见任何书载，只知道清代同治年间儒生周希陶曾进行过重订，很可能是民间创作的结晶。 《增广贤文》以有韵的谚语和文献佳句选编而成，其内容十分广泛，从礼仪道德。典章制度到风物典故、天文地理，几乎无所不含，但中心是讲人生哲学、处世之道。其中一些谚语、俗语反映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勤劳朴实、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如“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寅”，“一饭一粥，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等；许多关于社会、人生方面的内容，经过人世沧桑的千锤百炼，成为警世喻人的格言，如“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乐不可极，乐极生悲’等；一些谚语、俗语总结了千百年来人们同自然斗争的经验，成为简明生动哲理式的科学知识，如“近水知鱼性，近山知鸟音”，“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早逢春”等。
0.78 万字 | 2019-04-07 14:00更新
《弟子规》这本书，影响之大，读诵之广，仅次于《三字经》。《弟子规》原名《训蒙文》，原作者李毓秀（公元1662年至1722年）是清朝康熙年间的秀才。以「论语」「学而篇」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为中心。分为五个部分，具体列述弟子在家、出外、待人、接物与学习上应该恪守的守则规范。后来清朝贾存仁修订改编《训蒙文》，并改名《弟子规》，是启蒙养正，教育子弟敦伦尽份防邪存诚，养成忠厚家风的最佳读物。 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废经废伦，治安败坏根由。贪瞋痴慢，人心堕落原因，欲致天下太平，须从根本着手。图挽犯罪狂澜，唯有明伦教孝。误根本为枝末，认枝末为根本。为求解决问题，反倒制造问题。君子唯有务本，本务邦国自宁。俗云：「教儿初孩，教妇初来」，儿童天性未染污前，善言易入；先入为主，及其长而不易变；故人之善心、信心，须在幼小时培养；凡为人父母者，在其子女幼小时，即当教以读诵经典，以培养其根本智慧及定力；更晓以因果报应之理，敦伦尽分之道；若幼小时不教，待其长大，则习性已成，无能为力矣！ 三字经说：「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教之道，贵以专。」，而非博与杂；故一部经典，宜读诵百至千遍，苏东坡云：「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现在教学，坏在博与杂，且不重因果道德及学生读经、定力之培养，至有今日之苦果。企盼贤明父母师长，深体斯旨；此乃中华文化之命脉所系，中华子孙能否长享太平之关键，有慧眼者，当见于此。
0.18 万字 | 2019-04-07 14:13更新
此文是清康熙进士车万育所著。它是旧时学校启蒙读物之一，对于今天学习诗词者掌握旧韵平仄、对仗技巧和用韵，仍然很有帮助。它按《平水韵》分部编写，仅平声三十韵。每韵三则文字，每则文字格式相同：十六句，八韵脚，从一字对、二字对、三字对、五字对、七字对到十一字对。五七字句多是五言七言律句。 车万育（1632-1705），邵阳县人。幼年家境贫寒，车万育父亲迷信风水，一天，请了一阴阳先生来选择墓地，阴阳先生指着某地说：“此地甚佳，但需五百年后始可发迹。”当时车万育年幼，随在父侧，插嘴说道：“那就把五百年前的祖宗，改葬到这里来，不就发迹了么？”阴阳先生见其聪慧，说道“此子日后，必定发迹。”此后，车万育发奋攻读，参加科考，一帆风顺，由秀才而举人，康熙三年（1665）中了进士，接着授户部给事中，后升掌印。车万育授户部给事中，常直言面对皇上，专拣当务之急，他人咋舌难言之事上奏，同僚为他担心，他说：“进言是我职责，竭尽忠诚，哪顾个人安危？”有人黑夜送金银托他办事，他铁面无情地说：“你不知道世上有个不爱钱的车与三吗？” 车万育为官清廉，刚正不阿。所撰《声律启蒙》一书，为清代家喻户晓之启蒙读物，至今仍在流行。
1.24 万字 | 2019-04-07 14:13更新
《训蒙骈句》，明代司守谦撰。司守谦，字益甫，明代宣化里人。能文，不幸早夭，诗文散佚，仅此篇存世。 骈句，即骈偶句，即对仗句。两马并驾为骈，二人并处为偶，意谓两两相对。古时宫中卫队行列月仗（仪仗），仪仗两两相对，故卞偶亦称对仗。以偶句为主构成字数相等的上下联，上下联词语相对，平仄相对。用这种形式的四六句写成的文章，晚唐时乘作“四六”，宋明沿用，至清改称骈体。对童蒙进行骈句训练，为作文作诗建立根基。 《训蒙骈句》按韵部顺次，由三言、四言、五言、七言、十一言的五对骈句组成一段，每韵三段。 此书与《声律启蒙》、《笠翁对韵》当可为吟诗作对之基，爱好诗文者，若熟而能诵，必大利于笔。
0.71 万字 | 2019-04-07 14:13更新
《鉴略妥注》又称《五字鉴》是儿童读的历史课本，明代李廷机所撰。李廷机，字尔张，是晋江（今福建省泉州市）人。 《五字鉴》是一部几百年来流传较广的蒙学读物，原名为《鉴略》，李廷机根据我国古史资料所写。 据清人翻刻者邹梧桐所说：“有明李廷机先生，胸罗全史，手著《鉴略》，自皇古以乞宋元事迹，举其大纲，略其小目，俾读者开卷了然，俨与历世受命之主，赓扬一堂；更可喜者，句调叶律，有类诗歌，与人可诵可读，一部二十一史之要领也。”该书特点已见一斑。 此书大略是以五言诗句韵文的形式，按时代顺序将我国上自远古传说，下至元明的社会历史，进行了简单扼要的总述和概括。所以，可以说这是一部专述我国社会政治历史发展的蒙学读物。 全书仅万余字，行文言简意赅，叙事条理分明，赢得了旧时读书人的喜爱，并成为蒙馆中与《三字经》、《增广贤文》、《幼学琼林》并列的蒙学读物，且被称之为《五字鉴》。
1.48 万字 | 2019-04-07 14:13更新
《传习录》分上、中、下三卷。捲上是王守仁讲学的语录，卷中主要是王守仁写的七封信，卷下是部分语录和《朱子晚年定论》。全书由他的弟子徐爱、薛侃和钱德洪等编辑而成。该书表述了阳明心学的主要论点。《传习录》提出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命题，比如深山中的花，「你未看到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由此强调客体存在价值在于认识主体的依赖作用。 《传习录》继承孟子的「良知」说，提出「致良知」的理论。良知既是先天的道德天理，也是七情的自然流行，致良知便是推致实行良知，做到知行合一，此即本体即功夫。他主张从静处体验，在事上磨练。《传习录》卷下有《朱子晚年定论》，依据部分朱熹思想资料，说明朱子晚年与阳明心学是一致的。 王守仁是明代思想泰斗，他的心学对明后期哲学与文艺影响巨大，其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和扩展到东亚。阳明心学强调主体意识和自主精神，反对迷信权威、依傍书本，有平民意识，所以为后世一些进步的社会改革家所赞赏和推崇。 当然，他在强调心的作用时，忽视了社会物质条件，也有偏颇的地方。但是我们不是死读书，大家都能自有主张。 本书是王阳明的重要著作，他对当时流行的程朱理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提出了心外无物、心即理、知行合一等主张，发展和繁荣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书中附有对引文和典故的解释，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孔、孟、陆、程、朱等各派的思想观点，对阳明学说有更完整的认识。
7.77 万字 | 2019-04-07 14:13更新
《小学诗》是清朝谢泰阶根据宋代大学者朱熹所著《小学》而改编的儿童启蒙教材，分为立教、明伦、敬身三部分，全文五字一句，每四句为一段，所用语言力求通俗、易懂。 这本教材中，很多关于养成进退洒扫处世立身等内容，都是一首诗、两首诗就讲明了，而关于道德贞操的内容，却有五首之多，由此使很多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万恶淫为首”的道德理念留下了深刻印象。 《小学诗》的作者谢泰阶（清代河南梦津人）曾用这本教材教导自己的学生，并因此影响到社会，在社会上被人们给予很高的评价。
0.63 万字 | 2019-04-07 14:11更新
宋释晓莹撰。是书卷首有绍兴乙亥自序，谓以倦游归憩罗湖之上，因追忆昔所闻见，录为四卷。其中多载禅门公案，及机锋语句。盖亦《林间录》之流。而缁徒故实，纪述颇详，所载士大夫投赠往来篇什尤伙。遗闻逸事，多藉流传，亦颇有资於谈柄。末有绍兴庚辰後跋一首，不署姓名，而跋中自称曰妙总，则亦僧作也。近厉鹗撰《宋诗纪事》，多采此书。然如普首座诗，取其别众绝句，而山居一绝，反不见录。则鹗所捃摭，尚未尽其菁华矣。 释晓莹，字仲温，江西人。高宗绍兴二十五年（一一五五）退居罗湖（今江西临川东北）时，撰有《罗湖野录》一书。理宗绍定间释绍嵩作《亚愚江浙纪行集句诗》，收有晓莹大量断句，惜全诗已佚。事见《罗湖野录》序、跋。
3.60 万字 | 2019-04-07 14:21更新
《广弘明集》，三十卷，唐京兆西明寺释道宣撰。这是继承、并扩大梁僧祐《弘明集》而作的书。在《旧唐书。经籍志》里，《广弘明集》虽与《弘明集》同列于丁部集录三类中的总集内，但它的体制和《弘明集》却稍有不同。《弘明集》分卷不分篇，《广弘明集》则除分卷而外，还按照所选文章的性质分为十篇：一、归正，二、辩惑，三、佛德，四、法义，五、僧行，六、慈恻，七、戒功，八、启福，九、悔罪，十、统归。每篇之前各冠以小序。不仅如此，《广弘明集》还用这十种范畴给僧祐《弘明集》所选的文章分类列目，而将它们收在除戒功、悔罪而外的八类中。又《弘明集》皆选辑古今人的文章，作者僧祐自撰的除末尾《弘明论》而外，只第十二卷开头有一篇小序，总计不过两篇。但《广弘明集》则除选辑古今人文章而外，作者道宣自撰的叙述与辩论的文章编入甚多。因此，《弘明集》仅是选辑、而《广弘明集》则叙述辩论与选辑并用。 现在通行的《广弘明集》有两种版本：一为吴刻本（万历十四年丙戌吴惟明刻本，出于宋、元藏）三十卷；一为嘉兴方册藏本四十卷。 本书撰述的主要宗旨，作者道宣在第十《统归篇序》的开头自己就说过，是为了“弘护法纲而开明有识”。这与《弘明集》的主要宗旨在于排斥异端而弘道明教的目的大致相同。 本书所收重要资料，首先是佛道之争，主要的有三次：在北魏时代因太武帝信奉道教并由崔浩的进谗，北方佛教遭受了第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在北周武帝时代复因黑衣当王的谶记，并经道士张宾、卫元嵩的构陷，北方佛教又遭受了第二次毁灭性的打击，但同时道教亦受到破坏。在唐高祖武德年间有沙门法琳与傅奕之争，这次佛教虽未受严重的打击，但后来韩愈辟佛，武宗毁法，直接间接都与傅奕的议论有关。其次是佛教思想史的问题，主要的有二：一在佛性问题，二为二谛问题。 佛性是《涅槃经》的中心思想，《涅槃》源出《般若》，但《般若经》未明言佛性，所以在两晋、南北朝时代，北方的鸠摩罗什虽宏《般若》而未畅说《涅槃》。门下道生始于佛性问题有大创见，即顿悟渐修说。道生以为佛性就是一切众生的本性，本性真实不虚，凡夫由无明而起乖异，是谓迷惑。以智慧力量除去迷妄，佛性自现，这是一个以不二的智慧冥契不分的真理而豁然贯通的顿悟过程。但觉悟非是自然生起，有赖于教与信修，即渐的功夫。道生的顿悟渐修说，大致如是。谢灵运作《辩宗论》并与法勗等诸家往返答辩，主顿悟信修说，而为道生张目。此外道生尚有阐提成佛说。 道生当时所见《涅槃》经文为法显所得的六卷本，其中本无阐提成佛义。但道生独具只眼，竟说此经传度未尽。他以为佛性为众生本有之性，反本即得。所谓见性成佛者，不过此本性的自然显发而已。阐提既是众生，当然也有佛性，既有佛性，当然也能成佛。道生之说虽受非难，六朝以后却大为盛行。 其次二谛，是《般若》三论学的骨干。当《般若》学流行于晋代，宋、齐间《涅槃》与《成实》并盛，而成实师之说，易与《般若》相乱，它不但于人空外主张法空，并且还大谈二谛与中道。梁代成实师的代表如庄严僧旻、开善智藏、龙支道绰诸家都认为二谛可以相即而与《般若》三论说法抵触，因此，《般若》三论学者，不能不对成实师之说加以批判。从周颙作《三宗论》而攻难之后，双方争论遂络绎不绝。如梁武帝注《大品经》，昭明太子谈二谛并与二十二家往返议论，都对《般若》三论的弘扬有很大影响，而本集都保存了这些资料。 此外，本书在北周佛道二教论争中所收的《二教论》、《笑道论》，又在初唐佛道论争中所收的《破邪论》、《决对废佛法僧事》、《辩正论。十喻九箴篇》等，也提供了中古宗教史上好多宝贵的资料。
43.19 万字 | 2019-04-07 14:22更新
《弘明集》为南朝梁着名高僧僧祐所着。僧祐，俗姓俞，彭城下邳人。该地为今江苏邳县。从后汉以来，这一带便是华东佛教的重镇。据《梁高僧传》，僧祐于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西元四四五年）生于建康（今南京）。幼时即有向佛之心，曾随父母参建初寺，不肯归家。十四岁时为逃婚走往钟山定林寺，依法达法师。达师戒行精严，闻名于世。二十岁，僧祐受具足戒，又从法颖律师学毗尼，悉心钻求，晨昏不懈。齐竟陵文宣王礼请他，为之设讲席，一时座下听律者达七八百众。武帝时，他奉敕到吴中整顿僧伽，并讲《十诵律》，申受戒之法。他精于《十诵》，春秋开讲，四十余年间演此律达七十余遍。作为律学大师，在齐梁时，为世人所宗仰。颇为齐梁诸帝尊崇。晚年患脚疾，梁武帝赐乘舆径入内殿为六宫嫔妃授戒。帝室眷属诸王多有依其受戒，尽师资之敬者。 他除了除精通律学外，每于讲席之余广探内典，披览群籍，或专日遗餐，或通宵继烛，游目积心，深有所悟，多有撰述，涉及自东汉至齐梁间所译出之佛经，各代的撰述。其对经教制度、僧人言行、内外争辩都有把握。有关于史传、僧传、行仪、杂缘者百余卷。今存于世者，尚有《释迦谱》、《出三藏记集》和《弘明集》。这些着作，从宗旨到体例均对后来僧传和经录有所示范和借鉴。僧祐还精于佛像造像的仪则规模，曾监造兴宅摄山大像剡县石佛，本传说他「为性巧思，能自心计，及匠人依标，尺寸无爽」凭眼视心度便能使营造的巨像合于比例，悉现庄严。僧祐逝于梁天监十七年（西元五一八年）。葬于钟山定林寺。 佛教在隋唐方至极盛，无论于教于讲，此期皆臻于烂熟。 至此佛教已同儒道鼎足而三。佛教的滥觞期在汉末三国。 晋宋六朝则为中国佛教极重要之发展时期。从三世纪下半期至六世纪末，中国南北也由分裂走向统一。佛教由先前南方的重讲和北方的重禅逐渐归于教律并重，实践与义理俱宏。僧祐的《弘明集》便记载了这三百年间佛教流传的纷纭情况。联繫《弘明集》中所涉及的僧人的活动及佛教大势，足以表明，魏晋以来南方以玄学为思想文化主流，北地则仍承汉代以来的阴阳谶讳的影响；表现在佛教中，北方重视行践，即修禅、造像之类；南人则以清谈似的玄理见长。南北两地对佛教若有拒斥，也就表现在一为理论上的争辩，一为政治上的暴力。就《弘明集》言，其中反映出来的主要是江南的佛教大事。 僧祐在〈弘明集序〉中所说，大法东流差不多五百年，佛教在中国引起各不相同的反应，赞礼者有之，毁谤者也不乏： 至于守文曲儒拒为异教，巧言左道则引为同法，拒有拔本之迷，引有朱紫之乱，遂令诡论稍繁、讹辞孔炽。夫鹖鴠鸣夜不翻白日之光；精卫衔石无损沧海之势。然以暗乱明，以小罔大，虽莫动毫发而有尘视听，将令弱植之徒随伪辩而长迷，倒置之伦逐邪说而永溺。此幽途所以易坠，净境所以难陟者也。祐以末学，志深弘护，静言浮俗，愤慨于心。遂以药疾微间，山栖余暇，撰古今之明篇，总道俗之雅论，其有刻意剪邪、建言卫法制无大小，莫不毕採。又前代胜士，书记文述，有益三宝，亦皆编录，类聚区别，列为十卷。 这就透露出《弘明集》编纂的年代大约在僧祐的晚年，时间也拖得很长。因为他只能在养病之余，在不曾奉敕奔走行化的时候才能撰写编录。僧祐自己说明了他採编本集的宗旨：「夫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弘道明教，故谓之《弘明集》。」当然，出于时代所限，《弘明集》详于南朝佛教而略于北方佛教。后来的唐道宣着《广弘明集》增补了不少有关北方佛教的情形。作者自己在《弘明集》后序又说他撰书是为法御侮、摧邪破惑，使「迷途之人，不远而復」。「总释众疑，故曰弘明」，「弘明」的意思由是而来。
3.08 万字 | 2019-04-07 14:27更新
《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被称为《坛经》的契嵩本。由仁宗至和年间（1054～1056）僧人契嵩改编。1卷10品，约2万余字。全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曹溪原本》，简称《曹溪原本》。也有认为是元僧人德异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的刊印本。《法宝坛经》，唐慧能说，法海集记。现行本有四种：一、敦煌本，不分卷。原本是晚近在敦煌石室所发见的写本(现藏英国伦敦博物馆)，大概是五代时所写，题作“《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兼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二、惠昕本，二卷。原本是晚近在日本京都堀川兴圣寺发见的复刻宋本，题作《六祖坛经》。此本原为宋邕州罗秀山惠进禅院沙门惠昕以古本文繁，于乾德五年(967)所改订，分二卷，十一门(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六、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卷五十四都著录此本，时已改作三卷十六门)。绍兴二十三年(1153)晁子健于蕲州刊行，后流传日本，经兴圣寺翻刻(同出于这一本系统的，还有金代泰和七年即1207年的高丽刻本)。三、德异本，即曹溪原本，不分卷，但开为十门，题作《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此本是元德异所刻古本(至元二十七年，即1290年刻于吴中休休禅庵，高丽有大德四年即1300年万恒翻刻本)。明成化七年(1471)此本又于曹溪重刻，万历元年(1573)李材(见罗)再刻，万历四十四年(1616)德清于庐山法云寺复刻，清顺治九年(1652)秀水王起隆等又据李材本校刻。四、宗宝本，不分卷，亦开为十门，是元风幡报恩光孝禅寺住持宗宝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所改编，题作《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此本以径山方册本为主，其明北藏本、清藏本均有增减)。宗宝自己有跋语说：“见三本不同，互有得失，其板亦已漫灭，因取其本校雠，讹者正之，略者详之，复增入弟子请益机缘，庶几学者得尽曹溪之旨。”(所增机缘，与曹溪原本文同，或即出于彼本。)上述《坛经》四本中，敦煌本卷末有记，乃是慧能门下法海的再传弟子悟真所传，而直接出自慧能门下的南阳慧忠(？～775)，就已经有南方宗徒“把他《坛经》改换，添糅鄙谭，削除圣意”之说(见《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八《诸方广语》)，所以在此本中，也不免有后人增益的部分。特别如针对神秀一系后来构成的“凝心入定”、“住心看净”等说法，那样严厉的指责以为大错，以为障道因缘，这似乎在慧能当时还不可能。因此，《坛经》中这类文字，显系后加，而应该加以鉴别。此外，如各代付法颂二十八祖说等亦系后加，可不待言。惠昕本据卷末所记，是悟真(此本以悟真为法海的三传)的弟子圆会所传，而经过惠昕自己的加工，所以此本与敦煌本对校，有详略。文质的不同，特别如关于弘忍传法的一段记载，远较敦煌本为踵事增华，此外禅家盛传的故实及语句，如“轮刀上阵亦得见性、迷时师度悟了自度、非幡动风动人心自动”等，也都始见于此本而为敦煌本所无。曹溪本卷末无关于师资授受的记载，不悉为何人所传，但从其内容看，似乎也是拿一种古本(或即惠昕本的原本未经删节的)做蓝本，或增或减并加以改编的。其中最突出的地方，即是后世公认为慧能直系的青原行思、南岳怀让等，原来见于敦煌惠昕两本的，此本却有他们的机缘，由此推测，此本当与行思、怀让两系传本有关。此外禅家盛传的故实及语句，如“米熟欠筛、衣止勿传”，“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但吃肉边菜、诸佛妙理非关文字”乃至“叶落归根”、“来时无口”等，也大都出于此本而为敦煌、惠昕两本所无。宗宝本以窜易、颠倒、增减、删改为世诟病。首先作这样批判的，是校刻曹溪原本的王起隆，他说：“宗宝之于《坛经》，……更窜标目，割裂文义，颠倒段落，删改字句”。并且举了许多的实例，肆意诋诃(见《重锓曹溪原本法宝坛经缘起》)。但将此本与曹溪本对校，除标题的文字有出入并有四字、二字的不同之外，其段落移动、字句增删只占全书的小部分，而从全文的义理上看，大体是和曹溪本相符的。除上述四本外，据旧传有关《坛经》的文献，还有一些异本，如宋契嵩(1007～1072)自称得到曹溪古本据以校刻的三卷本(已佚)，即其一种。总之，《坛经》是屡经增减窜改的，原来如何，已难推想。不过后世南宗禅徒公认本书的价值，南宗各家的思想也确实和它脉络贯通。所以依敦煌本和余本共同的部分来略说其内容，还是需要的。《坛经》的主要部分，在说摩诃般若法。禅宗的禅，特别是道信以来的东山法门即是以般若为其旨归。到了慧能，更把这种思想发展成一种“一超直入”的顿教。他揭出“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途径，即是修“般若行”。他说：“菩提、般若之知，世人本自有之，即缘心迷，不能自悟，须求大善知识示道见性。”“愚人智人佛性本亦无差别，只缘迷悟，迷即为愚，悟即成智。”又说：“汝若不得自悟，当起般若观照，刹那间忘念俱灭，即是自真正善知识，一悟即至佛地。自性心地，以智慧观照，内外照彻，识自本心。若识本心，即是解脱。既得解脱，即是般若三昧。”但《坛经》所说般若的涵义，和一般教家略有不同，如《经》说：“‘摩诃’者是大，心量广大，犹如虚空。……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
1.49 万字 | 2019-04-07 14:27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