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南宋大儒朱熹与其门人对答的集录。全书共一百四十卷，由南宋末期的黎靖德编成，书的全名是朱子语类大全。朱子殁后，黎靖德收集其门人分记的语录（朱子所讲的话），将之编辑起来，并按其内容分类为二十六个项目。语类的内容生动，极具魁力。其中密布着师徒间紧凑的对答，且以口语式的文体记录下来，使朱子精深细致的哲学观点，变得极为平易而实用。当然，朱子所说的话，常因时间或对象的不同，及抄录者理解力的不同，而有不少互相矛盾的地方。但是，想要深入了解朱子学派的思想，探寻其问题的本意，朱子语类乃是最宝贵的资料。 朱熹，字元晦（1130-1200），宋代著名理学家。“朱子”，是其门人后学对他的尊称。朱熹一生主要从事儒学的研究和教学，先后在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福建武夷精舍、湖南岳麓书院、福建沧州精舍等地聚徒讲学，从学者最多时达到数百人。朱熹授徒，循孔子“教学相长”、“诲人不倦”之法，鼓励弟子提问。而在师徒一问一答之间，尽得儒学性命道德之精微、天人事物之蕴奥，较之朱氏之经传，语更详明简要。朱门弟子，记录其师谈经、论事、明理之言，遂成“语录”。嘉定乙亥李道传辑廖德明等三十二人所记，为四十三卷，又续增张洽录一卷，刻于池州，曰“池录”。嘉兴戊戌，道传之弟性传续搜黄榦等四十二人所记，为四十六卷，刊于饶州，曰“饶录”。淳祐己酉，蔡抗又以杨方等三十二人所记，为二十六卷，亦刊于饶州，曰“饶后录”。咸淳乙丑，吴坚采三录所馀者二十九家，又增入不刊四家，为二十卷，刊于建安，曰“建录”。其分类编辑者，有嘉定己卯年间黄士毅所编一百四十卷，刊于眉州，曰“蜀本”。又有淳祐壬子年间王佖续编四十卷，刊于徽州，曰“徽本”。各本互有出入，又因翻刻不一，错讹间出。咸淳庚午年（1270），导江黎靖德集诸本之大成，删除重复一千一百五十馀条，分为二十六门，遂成定编，刊刻传世。 朱熹为有宋一代大儒，其哲学思想在宋代迄清末的七百多年中，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对中国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朱子语类》中相当一部分内容就是直接阐述其哲学观点的，因而对研究朱熹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朱熹本人对编辑程颐语录有如下观点：“伊川在，何必观；伊川亡，则不可不观矣。”朱熹语录的价值，亦可作如是观。 今据四库全书文渊阁本，施以标点，简体横排出版，以供文史哲研究、爱好者及语言研究者之需。全书为问答体，凡问答之语，一律省去引号，以免重复使用引号。问语和答语之间空一格，以示区别。问语或答语中引用他人之语或引文，加双引号；他人之语或引文中又引他人之语或他书者，则加单引号。
218.96 万字 | 2019-04-07 14:13更新
"千古绝作"，"海内奇书"有清一代地理著作层出不穷，其中，清初顾祖禹独撰的《读史方舆纪要》颇受后世称道，被誉为"千古绝作"、"海内奇书"。顾祖禹，字瑞五，号景范，江苏无锡人，生于明崇祯四年（1631年），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由于久居无锡城东宛溪，被学者称为宛溪先生。他自幼聪颖过人，好学不倦，背诵经史如流水，且博览群书，尤好地理之学。顺治元年（1644年），清兵入关，顾祖禹随父避居常熟虞山，长期躬耕授业，过着"子号于前，妇叹于室"的清贫生活。虽如此，亦耻于追名逐利，走入仕途。相反，选择了以著书立说为手段，以图匡复亡明的道路。秉承父亲遗命，立志著述《读史方舆纪要》，"盖将以为民族光复之用"。自顺治十六年（1659年）始，他边教私塾，边开始《读史方舆纪要》的著述。康熙十三年（1674年），三藩起兵，顾祖禹只身入闽，希望投靠耿精忠，借其力达到反清复明的目的，但未被耿精忠收用，只好重返故里，继续撰写《读史方舆纪要》。康熙年间，虽曾应徐乾学再三之聘，参与《大清一统志》的编修，但坚持民族气节，不受清廷一官一职，书成后甚至拒绝署名。在此期间，顾祖禹利用工作之便，遍查徐氏传是楼藏书，为《读史方舆纪要》的修撰，积累了大量资料。经过30余年的笔耕奋斗，约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前，也就是顾祖禹50岁左右时，终于完成了这部举世闻名的历史地理巨著。《读史方舆纪要》共130卷（后附《舆地要览》4卷），约280万字。综观全书有如下一些特点：第一，选材得当，体裁新颖。《读史方舆纪要》选取材料与一般地志不同。着重记述历代兴亡大事、战争胜负与地理形势的关系，而游观诗词则大多"汰去之"。前9卷撰述历代州域形势。接着，以114卷之多，以明代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及所属府州县为纲，分叙其四至八到、建置沿革、方位、古迹、山川、城镇、关隘、驿站等内容。与各地理实体有关的重要史实，附系于各类地名地物之下。并常在叙述中指出该地理实体得名的原由。随后，以6卷记述"川渎异同"，作为"昭九州之脉络"。最后一卷是传统之说"分野"，作天地对应，有"俯察仰观之义"。前面历代州域形势以朝代为经，以地理为纬；后面分省则以政区为纲，朝代为目，全书经纬交错，纲目分明，且自作自注，叙述生动，结构严谨，读之趣味无穷。第二，具有浓厚的军事地理色彩。顾祖禹著述《读史方舆纪要》的主要目的之一既然是为反清复明之需，当然十分注重对于军事的记述。他鉴于明朝统治者不会利用山川形势险要，未能记取古今用兵成败的教训，最后遭致亡国的历史，在书中着重论述州域形势、山川险隘、关塞攻守，引证史事，推论成败得失，"以古今之史，质之以方舆"。详细记载历代兴亡成败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而对名胜古迹的记载则相对简单得多。不仅前面9卷专门论述历代州域形势，而且每省每府均以疆域、山川险要、形势得失开端。各省形势及其在军事上的重要性，皆有总序一篇进行论述。《历代州域形势》和各省山川险要总论，几乎每篇都是甚有价值的军事地理论文。而且每叙述某一地理实体时，必穷根究源备述其军事上的地位和价值。顾祖禹认为，地利是行军之本。地形对于兵家，有如人为了生存需要饮食，远行者需靠舟车一样重要。只有先知地利，才能行军，加上"乡导"的帮助，"夫然后可以动无不胜"。这正是他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对于地理环境与战争得失成败的关系着重记述的初衷。难怪张之洞认为"此书专为兵事而作，意不在地理考证。"梁启超也认为，"景范之书，实为极有别裁之军事地理"。第三，注重人地关系的辩证思维。以研究天险地利为主的《读史方舆纪要》，始终贯穿着天险地利只是成败得失的从属条件，而决定的因素还在于社会和人事的正确思想。因为"阴阳无常位、寒暑无常时、险易无常处"。虽是"金城汤池"之故，若"不得其人以守之"，连同"培塿之丘"、"泛滥之水"都不如。如若用人得当，纵使"枯木朽株皆可以为敌难"。也就是说，决定战争胜负的原因，地理形势固然重要，但带兵将领所起的作用更大。在论述历代都城的变化和原因时，顾祖禹认为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并非地势险固决定一切。首先，都城的选择与当时的形势有关，此时可以建都的地方，而到彼时则不一定适于建都，其次，是否适合建都不但要看地势是否险固，攻守是否有利，而且要看交通是否方便，生产是否发达，对敌斗争是否有利。由于建都的各种因素是在经常变化的，不能单纯考虑山川地势。他的这种观点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基本上是符合的。第四，注重经世致用，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尤其重视。顾祖禹认为：舆地之书不但要记载历代疆域的演变和政区的沿革，而且还要包括河渠、食货、屯田、马政、盐铁、职贡等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经济地理的内容。当他开始撰写时的确对此十分重视，但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原稿多有散佚，加上"病侵事扰"，顾不上补缀，但其大略亦能"错见于篇中"。不过他在论述各地的地理形势时，尽量做到以地理条件为印证，使历史成为地理的向导，地理成为历史的图籍，互相紧密融汇。全书对于有关国计民生的多写，无关的少写，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这也是《读史方舆纪要》有别于其他地理著作之处。由于黄河之患历来不止，直接对国计民生产生不良影响，因此，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大量辑录前人治水的主张，以留给后人借鉴。他十分赏识潘季驯的治河方针。认为"以堤束水，借水攻沙，为以水治水之良法，切要而不可易也。"（《读史方舆纪要》卷126）书中对潘季驯的主张颇多引证。此外，书中对漕运的记载也十分重视。顾祖禹认为漕运相当重要，因为"天下大命，实系于此"。但他反对为了漕运而置运河沿线百姓生命财产于不顾的观点。在《川渎异同》中，他以整整一卷的篇幅，论述漕运和海运，又在有关州县下，详细记载运河的闸、坝、堤防和济运诸泉。此外，对于明代农业经济发展较快的苏松地区，以及扬州、淮安等转漕城镇冲要地位，书中都一一作了记载。同时，《读史方舆纪要》于农田水利的兴废、交通路线的变迁、城邑镇市的盛衰，都详略得当地有所记载。由此可见，不但对于军事地理、沿革地理方面《读史方舆纪要》有十分重要的记述，而且在经济地理方面亦有相当可观的内容。以军事地理为主，集自然与人文地理于一身的巨著——《读史方舆纪要》的撰成，当然与顾祖禹本人的努力分不开。为了编撰这本巨型历史地理著作，他先后查阅了二十一史和100多种地志，旁征博引，取材十分广泛。同时，他也比较注重作实地考察，每凡外出有便必然观览城廓，而且对于山川、道里、关津无不注意察看。并且深入作调查，无论过往商旅、征戍之夫，乃至与客人谈论时都注意对地理状况的异同进行考核。但无论实地考察或是调查，囿于条件所限，他都只能"间有涉历"而已。主要工作还是限于对图书资料的探索和考校。尽管全书考证严谨，描述论证也多确实可靠，但他本人总觉得未能十分满意，尤其以缺乏只有从实地考察中才能获得的感性知识为憾事。当然，由于时代与条件的限制，加上全书仅为顾祖禹一人独撰，难免有疏漏、谬误之处，但这些并非其主流，毫不影响它闪耀于历史地理巨著之林的光辉。《读史方舆纪要》长期以来由于内容丰富、地名齐全、考订精详、结构严密，不但胜于唐代成书的《元和郡县图志》、宋代成书的《太平寰宇记》，而且超越明代成书的《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若与清代历史地理巨著、官修的《大清一统志》相比，也是各有千秋，并不逊色。至今仍成为历史地理学者乃至研究历史、经济、军事的学者们必读的重要参考书。
279.00 万字 | 2019-04-06 23:14更新
《文献通考》是马端临以毕生精力完成的一部记载上古到宋宁宗时的典章制度沿革的文化通史。他从咸淳九年（1273）开始准备，至元二十七年（1290）开始纂写，直至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始告竣。全书包括二十四门，三百四十八卷。其中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舆地、四裔，凡十九门。因唐代杜佑编纂的《通典》，迄于天宝。天宝以前的内容，端临就《通典》已有的材料加以补充；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之末，则另行续写。其余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等五门，为《通典》所无，全部是端临搜集新材料写成的。端临编纂《文献通考》的目的，是为了弥补《通典》的不足。他认为“杜书纲领宏大，考订该洽，固无以议为”。但“时有今古，述有详略，则夫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不无遗憾”。因此，他以严肃的态度另行撰写。“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以历代会要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语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如果“载之史传之纪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辩而未当者”，他就“研精覃思”，“窃以己意而附其后”，这样，他就完成了一部既有翔实丰富的史料又有深思独到的观点的史学名著。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详于政治而略于文物典章制度，端临的《文献通考》可与《通鉴》相配合；使我们对上下数千年的政治情况和社会制度有个全面的认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条分缕析，使稽古可以案类而考。又其所载宋制特详，多《宋史》各志所未备。案语亦多能贯串古今，折衷至当，虽稍逊《通典》之简严，而详赡实为过之。”近代学者治史，大多取材于此书。 《文献通考》是一部煌煌巨制，部门广，内容多，竟成于马端临一人之手，其学问之广，功夫之深，令人赞叹。 《通考》以后，出现了不少续作，有明王圻的《续文献通考》二百五十四卷；清朱奇龄《续文献通考补》十册四十八卷；清乾隆时敕撰《续文献通考》二百五十二卷；近人刘锦藻《清续文献通考》等，可见《文献通考》影响之大。
499.18 万字 | 2019-04-06 20:39更新
中国古代史学著作。北宋司马光撰。全书294卷，另有《目录》30卷，《考异》30卷。《通鉴》记载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共1362年的历史。 司马光曾患历代史籍浩繁，学者难以遍览，因欲撮取其要，撰编年史。初成《通志》8卷，起战国至秦二世，表进于朝，引起宋英宗的重视。治平三年（1066），诏置书局于崇文院，继续编纂。宋神宗即位，赐书名为《资治通鉴》，并序以奖之。元丰七年（1084）书成。 《通鉴》由司马光总其大成，协修者有刘恕、刘攽、范祖禹3人。刘恕博闻强记，自《史记》以下诸史，旁及私记杂说，无所不览，对《通鉴》的讨论编次，用力最多。刘攽于汉史、范祖禹于唐史，都有专深的研究。他们分工合作，各自作出了重要贡献。最后，由司马光修改润色，写成定稿。其中是非予夺，一出于光。 《通鉴》征引史料极为丰富，除十七史外，所引杂史诸书达数百种。书中叙事，往往一事用数种材料写成。遇年月、事迹有歧异处，均加考订，并注明斟酌取舍的原因，以为《考异》。《通鉴》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资治通鉴》书影值，尤以《隋纪》、《唐纪》、《五代纪》史料价值最高。 《通鉴》是一部编年体的通史，按时间先后叙次史事，往往用追叙和终言的手法，说明史事的前因后果，容易使人得到系统而明晰的印象。它的内容以政治、军事的史实为主，借以展示历代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作为历史的借鉴。但书中在叙述历代统治阶级活动的同时，也叙述了各族人民的生活与斗争。 《通鉴》因司马光一人精心定稿，统一修辞，故文字优美，叙事生动，且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历来与《史记》并列为中国古代之史家绝笔。于叙事外，还选录了前人的史论97篇，又以"臣光曰"的形式，撰写了史论118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政治、历史观点。对历史上有关图谶、占卜、佛道等宗教迷信，采取了批判的态度，是史学思想的重要进步。 《通鉴》成书后，元丰八年，范祖禹、司马康、黄庭坚、张舜民等奉命重行校定，元祐元年（1086）校定完毕，送往杭州雕版，元祐七年刊印行世。今元祐本已不可见。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有余姚重刻本，亦多残缺。近年中华书局据清胡克家翻刻的元刊本，加以标点校勘，重新出版，是《通鉴》最好的版本。
335.70 万字 | 2019-04-06 13:14更新
《续资治通鉴》上与《资治通鉴》相衔接，即起于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下迄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共四百一十一年，是一部较完备的宋辽金元编年史。全书史料完备，并仿《资治通鉴》体例，本文下分注考异。编者以徐亁学《资治通鉴后编》为基础，并从宋、辽、金、元四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一百多种书中取材，凡四易稿，历二十年而成。其中北宋部分较精，元代部分较为简略。毕沅（1730-1797年），清江南镇洋人，字镶蘅，号秋忛，官至湖广总督。他对经学、史学、小学、金石学等，皆有涉猎和研究。他认为“经义当宗汉儒，说文当宗许慎，编年史涑水先生（即司马光）最长”。他喜欢结交学人，当时著名学者钱大昕、邵晋涵、章学诚、洪亮吉等先后在其幕中。
288.89 万字 | 2019-04-06 13:09更新
《续资治通鉴长编》是了解和研究北宋历史最基本的史籍之一。 作者李焘是1143年开始《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搜集编撰工作的，历时四十年，于宋孝宗淳熙十年（1183年）完稿。《续资治通鉴长编》全书连正文总计一千零六十三卷，六百八十七册。其中《续资治通鉴长编》九百八十卷，六百零四册；《举要》六十八卷；《总目》五卷；《修换事目》十卷。《续资治通鉴长编》一书受到宋孝宗的高度重视，诏令依《资治通鉴》纸样及字样大小缮写《续通鉴长编》一部，将李焘衔位于卷首依司马光衔位书写，取得了与《资治通鉴》同等规格的待遇。因其为宋刻本，所以较多地保留了原貌，具有文物及版本两方面的价值。《续资治通鉴长编》完成以后，除缮写本藏于秘书省之外，还有刻本流传。其中除了流传的七朝本《续资治通鉴长编》外，现在国内外还保存三部宋刻五朝本《续资治通鉴长编》。辽宁省图书馆的藏本就是其中之一。其为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三字。原本为一百零八卷，篇幅多者卷下再分子卷，以子卷计则为一百七十五卷。全书仅缺七五、七六两卷及八〇、八二两卷各一叶。书中钤有“八征受命之宝”、“五福五代堂宝”、“太上皇帝之宝”、“乾隆御览之宝”、“天禄琳琅”、“天禄继鉴”等印记，又有“季振宜字诜兮号沧苇”、“御史振宜之印”等藏书印。结合文献记载，可知这是徐乾学购自泰兴季振宜，并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献于朝廷，藏于宫中的那一部。
678.69 万字 | 2019-04-06 13:05更新
五代后晋时官修的旧唐书，是现存最早的系统记录唐代历史的一部史籍。本书原称唐书，后来为了区别于北宋欧阳修、宋祁等人编撰的新唐书，故称旧唐书。全书分本纪、志、到传三部分，共二百卷。还在后唐时期，就对旧唐书的修撰做了不少准备工作，但直到后晋高祖天福六年（公元九四一年）才正式开始编修，到出帝开运二年（公元九四五年）修成，历时四年多。旧唐书原来是由宰相赵莹监修的。他在组织人员、收集史料和確定体例上，提出了不少建议和规划。以后的宰相桑维翰、刘昫也相继担任监修。而在具体编撰旧唐书时，出力最多的是张昭远、贾纬等人。但当旧唐书修成时，恰好是刘昫监修唐史，由他奏上，所以题「刘昫撰」。旧唐书的作者离唐代很近，有机会接触到大量唐代史料，特别是唐代前期的史料。重要的有吴兢、韦述、于休烈、令狐峘等人相继纂述的唐书一百三十卷，它对唐初至唐代宗时期的历史事件叙述比较完整。还有唐高祖至唐文宗的各朝实录。唐代后期的史料则掌握较少，只有武宗实录一卷和其他零碎材料。旧唐书成书时间短促，大抵抄撮唐代史料成书，书中不少地方用了「今上」、「我」等字眼，都是沿袭唐代国史或实录的旧文。「今上」指唐代史官撰述时的当代皇帝，「我」指唐朝。论赞中常出现「臣」字，也是唐代史官当时的称谓。在材料的占有与剪裁、体例的完整、文字的乾浄等方面，后期大不如前。穆宗以后的本纪内容繁琐冗杂；曆志、经籍志叙述仅至玄宗时代；列传中对唐代末期人物缺漏较多；还存在着一人两传、一文複见等现象。这些都说明旧唐书比较粗糙。但是，旧唐书叙述史实比较详细，保存史料比较丰富，便于读者瞭解历史事件的过程和具体情况，因而受到后代的重视。唐穆宗以后的本纪，虽然内容比较芜杂，为后人所讥议，但也保存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如庞勋起义、黄巢起义，在懿宗本纪、僖宗本纪中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載，由于列传都分庞勋无传、黄巢传简略，这些记載就更为可贵。昭宗、哀帝两纪，对某些藩镇、宦官的嚣张跋扈，叙述颇为详细，反映了唐王朝覆灭时的某些具体情景。宋司马光著资治通鑑的唐纪部分，大抵採用旧唐书，就是因为它记事比较详细明白的缘故。旧唐书还採录了不少富有史料价值的文章。如吕才传、卢藏用传，分别登載了两人反迷信的重要论文。贾耽传登載了他进奏所编地理图志的两篇表。这些都是在中国思想史和地理学史上有地位的文献。又如，在傅奕、狄仁傑、姚崇等人的传中，登載了他们反对佛教的文章，从中可以考见唐代佛教盛行对政治、经济、社会的重大影响，以及世俗地主反对佛教的斗争。这类文章其中有些见旧唐书最早保存下来的。继旧唐书之后出现的新唐书，虽然在史料上作了许多补充，特别是志、表、唐代后期的列传部分比较突出，但新唐书行文和记事往往过于简略，使读者不易瞭解具体情況。对旧唐书登載的大量文章，新唐书有的删去，有的压缩成简短的片段，甚至因厌恶骈文，竟改写成散文，改变历史文献的原来面貌。相形之下，旧唐书在保存史料方面就具有新唐书所不能替代的價值。我们这次点校旧唐书，以清道光年间扬州岑氏懼盈齋刻本（简称懼盈齋本）为工作本，并参校了以下几种主要版本：一、南宋绍兴年间越州刻本（简称残宋本），全书已佚，残存六十七卷，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旧唐书即用此残本与闻人诠本配补而成。二、明嘉靖年间闻人诠刻本（简称闻本）。三、清乾隆年间武英殿刻本（简称殿本）。四、清同治年间浙江书局刻本（简称局本）。五、清同治年间广东陈氏葄古堂刻本（简称广本）。点校中文字不主一本，择善而从。凡是根据以上几种版本改正文字的，一律不出校记。而根据唐会要、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书校改的地方，都在每卷末尾作校勘记说明。关于前人校勘成果，除参考清人罗士琳等人的旧唐书校勘记（简称校勘记）外，还吸收了近人张森楷旧唐书校勘记、龚道耕旧唐书补校等几种稿本的某些成果。
254.14 万字 | 2019-04-05 16:17更新
在卷帙浩繁的廿四史中，有两部官修的唐史，即五代时修的旧唐书和北宋时修的新唐书。新唐书的编撰，约开始于北宋庆曆四年（公元一○四四年），到嘉祐五年（公元一○六○年完成，前后历时约十七年，参加编撰的有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等人。新唐书包括本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传一百五十卷，共二百二十五卷。书成，由欧阳修、宋祁分别署名。 宋祁（公元九九六年一○六一年），曾任知制诰、翰林学士等职，並担任过杭州、成德州等地的地方官。新唐书开始编写后七年，当北宋王朝派人向宋祁催索文稿时，他说：「计今秋可了列传，若纪、志犹须来春乃成。」［一］其实，到了公元一○五八年，他才将一百五［一］景文集卷四九与观文右丞书十卷列传稿子交齐。至于纪、志、表三个部份，他根本无力完成。后来志和表分别由范镇、吕夏卿负责编写。但本纪无人撰写，全书更无人总其成，所以宋仁宗又命欧阳修主修新唐书。 欧阳修（公元一○○七年一○七二年），号称宋代的韩愈，政治地位比宋祁高，社会影响也比宋祁大。公元一○四二年，在宋仁宗起用范仲淹推行「庆曆新政」时，欧阳修参加了「新政」活动，並调任为谏官，对北宋王朝面临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非常关注。范仲淹罢相后，欧阳修也被贬，先后在滁州、扬州、颍州、应天府等地做了九年地方官。公元一○五四年被调回中央，任翰林学士。新唐书实际上是在欧阳修的主持下最后完成的。 欧阳修自己说：他中途参加，「接续残零，刊撰纪、志六十卷［一］。从文字风格上看，本纪十卷和赞，志、表的序，以及选举志、仪卫志等，无疑出自欧阳修之手。特别是他所写的赞、序，集中反映了他的历史观，有些内容几乎是直接从他的政论文章那里照搬过来的。书成后，他曾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要职。 与旧唐书比较，由于时代不同，新唐书在编撰体例方面也有自己的特点。首先是新唐书对志、表两部份十分重视，这是因为宋代大体上继承了唐代的制度，欧阳文忠全集卷九一辞转礼部侍郎劄子阳修等在志、表方面特别用力，目的是总结唐代的典章制度以供宋王朝「参用」。 新唐书增加了以往史书所没有的备卫志、选举志、兵志。新唐书的选举志、兵志虽然叙述制度不够系统，资料也不够完备，但究竟为我们了解唐朝科举制和兵制演变提供了一定的方便。食货志增为五卷，不仅比旧唐书食货志份量多，而且也比较有系统、有条理地保存了大量社会经济史资料。地理志着重叙述唐朝地理沿革，记载军府设置、物产分布、水利兴废等状况，补正了不少旧唐书地理志的缺略。天文志和曆志在篇幅上超过旧唐书三倍以上，记载了唐代流行的七种曆法，特别可贵的是保存了在曆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大衍曆的曆议（即曆法理论）。艺文志与旧唐书经籍志相较，书目增加很多，特别是开元以后的著作补充不少，如李白、柳宗元的著作，新唐书所收录的就有一些是旧唐书中找不到的。新唐书还增加了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虽有错漏，但也可以起备查作用。 新唐书作者批评旧唐书「使明君贤臣、雋功伟烈与夫昏虐贼乱、禍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恶」［一］，所以在新唐书中秉孔子修春秋之意，进行所谓「忠奸顺逆」的褒贬，并在旧唐书的类传的基础上，增添了卓行、奸臣、叛臣、逆臣等类传，又将原有次序作了重新排列，如在旧唐书中，忠义传排列第五，新唐书改为第一，以表示纠正旧唐书「纪次无法」。旧唐书的合传，大体上把同一时期地位接近或同一家族的人合在一起，新唐书作者认为「忠奸善恶」不分，也加以改动。 新唐书还在列传中保存了一些旧唐书所未载的史料。自安史之乱以后，史料散失不少，穆宗以下又无官修实录，所以宋祁为唐后期人物立传，採用了不少小说、笔记、传状、碑志、家谱、野史等资料。同时，还增加了不少唐代晚期人物的列传。关于少数民族的种族、部落的记载，新唐书比旧唐书多而且详。 本次点校，以百衲本（影印北宋嘉祐十四行本，残缺部份，以北宋十六行本、南宋十行本补）为工作本，参校了北宋闽刻十六行本（影印膠卷残本）、南宋闽刻十行影印本（缺四十多卷）、汲古阁本、殿本和浙江书局本。
214.07 万字 | 2019-04-05 16:14更新
清史稿是民国初年设立的清史馆编写的记述清代历史的未定稿。它按照历代封建「正史」的体例，也分为纪、志、表、传四部分，共五百三十六卷。清史馆由赵尔巽任馆长，先后参加编写的有柯劭忞等一百多人。一九一四年工作开始，至一九二七年大致完稿，历时十四年。本书虽编成于辛亥革命以后，而编者却基本上还是站在清王朝的立场来写清史的。由于成于众手，彼此照应不够，完稿后又未经仔细核改，刊行时校对也不認真，是以体例不一，繁简失当，以至年月、事实、人名、地名的错误往往可见。对于编纂上的这些问题，编者也是有所了解的，因此发刊缀言中指出，此书仅仅是作为史稿公之于世，「乃大輅椎轮之先导，并非视为成书也」。侭管此书存在错误和缺点，它根据的大部分材料如清实录、清代的国史列传、清会典和一些档案等，今天也可以见到，但编者把大量的资料匯集起来，初步作了整理，这就使读者能够得到比校详细系统的有关清代史事的素材。而且有些志和清末人物的列传，并非取材于常见的史料，当另有所本。因此，这部书仍有它的参考价值。此书的刊印，是由袁金鎧主持，金梁经办，于一九二八年出书，共印一千一百部。其中四百部由金梁运往东北发行，这批书我们称为「关外一次本」。后来清史馆的人发现金梁对原稿私自做了改动，他们不同意金梁的增删，于是把北京的存书又做了一些抽换，这批书通称「关内本」。以后东北又印过一次，内容也有所改动，我们称为「关外二次本」。这三种版本的異同，主要表现在：一、全篇的增删。关内本删去关外一次本原有的张勋传、张彪附传，康有为传，以及金梁所写的校刻记。关外二次本只删去关外一次本的张彪附传，抽掉公主表序和时宪志中的八缐对数表，增加了陈黉举、朱筠、翁方纲三传。二、同一篇中内容改动。关内本抽换了关外一次本的艺文志序，删去志中易类书目六十四种，修改了劳乃宣、沈曾植的传论，改订了清史馆职名。关外二次本壓缩了赵尔丰传。我们所做的工作，以标点、分段为重点。所用的工作本是关外二次本，凡三本篇目、内容不同的地方，都有附注，录出異文，以资参考。由于八缐对数表只是普通数学工具书，所以不再附录。关于史实错误及同音異译的人名、地名、官名、部落名称等，一般不改动，只在本篇内略作统一。清朝避讳字，尽量改回。对少数民族名称，凡带有侮辱性的字样，除旧史中习见的泛称以外，均已加以改正。史文的脱、误、衍、倒和異体、古体字等，也作了校改。还有由于行、段的错排，以致事理不合处，已发现的也经过查对校正。但原文文理不通，或人名、地名等脱误查不到出处的地方，都维持原状。总目原分五卷，现予合併，不再分卷，并在原来基礎上略作增补，以便检阅。
532.35 万字 | 2019-04-05 16:08更新
宋史修于元末，由丞相脱脱和阿鲁图先后主持修撰，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张起巖、欧阳玄等七人任总裁官。全书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共四百九十六卷，是二十四史中最庞大的一部官修史书。 早在元初，元世祖忽必烈就曾诏修宋史，后来，袁桷又奏请购求辽、金、宋遗书，虞集也曾奉命主持修撰辽、金、宋三史。由于元王朝内部对修撰宋史的体例主张不同，一派要「以宋为世纪，辽、金为载记」，一派要「以辽、金为北史，宋太祖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宋史」，双方「持论不決」［一］，长期未能成书。元顺帝于公元一三四三年（至正三年），又诏修辽、金、宋三史［二］，决定宋、辽、金各为一史。宋史在纪、传、表、志本已完僃的基礎上［三］，只用了两年半的时间，于一三四五年（至正五年）成书。 在二十四史中，宋史以卷帙浩繁著称。两千多人的列传，比旧唐书列传多一倍，志的份量在二十四史中也是独一无二的。食货志十四卷，相当于旧唐书食货志的七倍。兵志［一］［三］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二三。［二］元史卷四一顺帝本纪。 十二卷，是新唐书兵志的十二倍。礼志二十八卷，竟佔二十四史所有礼志的一半。元末修撰的这部宋史，是元人利用旧有宋朝国史编撰而成，基本上保存了宋朝国史的原貌。宋史对于宋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关係、典章制度以及活动在这一历史时期的许多人物都做了较为详尽的记载，是研究两宋三百多年历史的基本史料。例如，从食货志中，不仅可以看到两宋社会经济发展的概況和我国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经济联击的加强，还可以看到劳动人民创造的超越往代的巨大物质财富和他们所遭受的残酷剥削。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等，保存了许多天文气象资料、科学数据以及关于地震等自然灾害的丰富史料。 宋史具有以往封建史书所没有的特点，这就是它始终遵循的基本思想是程朱理学。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宋史「大旨以表章道学为宗，余事皆不甚措意」［一］。清代史学家钱大昕也说：「宋史最推崇道学，而尤以朱元晦（熹）为宗。」［二］这是符合实际的。在宋史修撰中起主要作用的那些人物，都是道学的信奉者。例如，对于宋史修撰「多所协赞」的鐵木儿塔识，就对「伊洛诸儒之书，深所研究」［三］。张起巖对「宋儒道学源委，尤多究心」［一］。特别是在宋史的修撰中「尤任劳动」［二］的欧阳玄，更是一个对「伊洛诸儒源委，尤为淹贯」［三］的道学家。宋史的修撰原则是，遵循「先儒性命之说」，「先理致而后文辞，崇道德而黜功利。书法以之而矜式，彝伦赖是以匡扶」［四］。在这个原则下，欧阳玄为宋史定下的体例和他所撰写的论、赞、序以及进宋史表［五］，都集中地贯彻了道学的思想。 宋史在史料剪裁、史实考订、全书体例等方面存在许多缺点，使它在二十四史中有繁芜杂乱之称。宋史「以宋人国史为稿本」［六］宋人国史记载北宋特别详细，南宋中叶以后「罕所记载」，宋史依样画葫芦，显得前详后略，头重脚轻。在宋史中，还有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如一人两传，无传而说有传，一事数见，有目无文，纪与传、传与传、表与传、传文与传论之间互相牴牾等等。 宋史的版本，主要有下列几种：公元一三四六年（元至正六年）杭州路刻印的至正本；公元一四八○年（明成化十六年）的成化本（朱英在广州按元刻本的抄本刻印，后来的版本大都以此为底本）：明嘉靖南京国子监本（南监本）：明万历北京国子监本（北监本）；清乾隆四年武英殿本（殿本）；清光绪元年浙江书局本（局本）；一九三四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一九五八年缩印本个别卷帙有抽换）。由于百衲本是用至正本和明成化本配补影印而成，又同殿本作了对校，修补和改正了某些错字，是一个较好的版本。因此，这次校点宋史，是以百衲本为工作本，同时吸收了叶渭清元椠宋史校记和张元济宋史校勘记稿本的成果，参校了殿本和局本。凡是点不断、读不通而又无法从版本上校正的地方，适当地作了本校和他校工作，在卷末校勘记中说明。
487.11 万字 | 2019-04-05 15:52更新
中国清代官修的记述明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始纂于康熙十八年（1679），乾隆四年（1739）保和殿大学士张廷玉等在康熙时所撰《明史稿》的基础上撰成。从顺治二年（1645）开史馆起历时95年，是中国历史上纂修时间最长的一部官修史书。共332卷，包括本纪24卷、志75卷、表13卷、列传220卷，另有目录4卷。该书取材于《明实录》、《大明会典》、档册、邸报，以及文集、奏议、稗史、方志、传记等有关著述和材料，由于有著名史家万斯同等的整理和考订，该书体例严谨，叙事清晰，编排得当，文字简明，引述的资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明史》体例多有不同于前代正史或其他史书者。建文、景泰两朝均列为本纪，不同于《明实录》的附录形式；《历志》中的图表，简便易明，为过去所未有；《艺文志》只记述明代著述，不同于前代正史中的《艺文志》；在表的部分，较前代诸史增加了《七卿表》；另专门立有《阉党》、《流贼》、《土司》等列传，突出记述了明代的主要社会问题，为了解明代宦官、明代农民起义和明代民族关系，提供了比较集中、系统的材料。《明史》的记事有些过于简略，立传的人物也不够完备，且多回护之处。现通行的《明史》版本是乾隆四年的武英殿原刊本，1974年中华书局又据以校勘、标点出版。
347.52 万字 | 2019-04-05 15:35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