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笈七签

张君房 | 道家 | 连载中

  据明《道藏》本影印。云笈七签一百二十二卷,宋张君房集。书中卷一至二十八,总论经教宗旨及仙真位籍之事。卷二十九至八十六,载道字服食炼气、内丹外丹、方药符图之事。卷八十七至一百二十二,为前人文字及传记之属。凡有涉于道家者,悉以编入。  本书是宋真宗时张君房编辑的一部大型道教类书。道教称书箱为“云笈”,分道书为“三洞四辅”七部,故是书题名《云笈七签》,即掇取云笈七部精英之意。本书是一部概论性的道教著作,对道教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对道教的一些基本问题,诸如教理教义、本始源流、经法传授等,都有提纲挈领的解释阐述。它还收录了汉魏六朝至北宋初的大量道书,它以上清派为正统,收载上清派道书特多,而且叙述上清经传授系统和上清派修真方法尤为详细。

96.41 万字 | 2019-04-07 18:50更新

庄子集释

郭庆藩 | 道家 | 连载中

庄子者,姓庄,名周,(太史公云:字子休)。梁国蒙县人也。六国时,为漆园吏,与魏惠王、齐宣王、楚威王同时,齐楚当聘以为相,不应。时人皆尚游说,庄生独高尚其事,优游自得,依老氏之旨,著书十余万言,以逍遥自然无为齐物而已;大抵万寓言,归之于理,不可案文责也。 清代学术最为昌盛。清儒提出来的“实事求是”的原则成为学术近代化的标志。《庄子集释》是清代关于《庄子》的注疏、训诂的集大成之作。中华书局将之编入《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多年以来一直为学界所重视。

78.91 万字 | 2019-10-31 14:12更新

五灯会元

释普济 | 释家 | 连载中

《五灯会元》是宋朝释普济将《景德传灯录》等五种重要灯录汇集删简而成的,共二十卷。《五灯会元》流传于世,不仅为内学者提供了禅史研究的丰富资料,而且也扩大了外学者的视野。“禅宗语要,具在五灯!”

94.24 万字 | 2019-04-07 14:29更新

古尊宿语录

赜藏 | 释家 | 连载中

  《古尊宿语录》是晚唐五代至南宋初期禅宗的一部重要语录汇编。此书四十八卷,收集了上自南嶽怀让,下至南嶽下十六世佛照德光,共三十七家禅师的言行,其中青原一系有五家,南嶽一系有三十二家。而南嶽一系中收录得最多的是临济宗,这一情況说明了临济宗在当时独盛的地位,以及人们对临济禅的重视程度。古尊宿语录收录的禅师人数不及五灯会元收录得多,但对禅师的言行记述则比较详尽,有行迹、拈古、偈颂、奏文、与帝王的对答等,弥补了其它灯録之不足。通过古尊宿语录,不仅可以把握禅宗盛期之梗概,亦可观禅宗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全貌。它是研究禅宗特别是禅宗盛期必不可少的思想资料。  关于古尊宿语録的编者,宋咸淳丁卯年(一六六七),物初大观的“重刻古尊宿语录序”记为赜藏主。然而赜藏主何许人?“赜”是姓还是名字?史无此人传记,无从确定。吕澂在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中谓“古尊宿语录,四十八卷,宋渭赜藏主集,明净戒重校”。“渭”是人名还是地名?若是地名,应是陕西甘肃一带,而物初大观的序明确记载:“刊行于闽中”。若是人名,有何根据?也不得而知。日本宇井伯寿博士在第二禅宗史研究一书中提出,赜藏主可能是古尊宿语录卷三十七末尾的士圭跋文中所提到的守赜僧挺,柳田圣山也同意此说,但都无确实证据。因此,关于此书的原编者仍待考。  关于古尊宿语录的刊行过程,据已知文献记载,至少进行过两次修订增补。其一,“重刻古尊宿语录序”记载:“異时有赜藏主者,旁蒐广採,仅得南泉下二十二家示众机语。厥后又得云门、真净、佛眼、佛照等数家、总曰古尊宿语。”就是说,赜藏主编的古尊宿语只有二十二家,而云门、真净、佛眼、佛照几家,是觉心居士捐资重刻时新增加的。其二,古尊宿语录入明版大藏经时,净戒所作的“校刊记”记载:“新藏经板初赐天禧,凡禅宗古尊宿语、颂古,雪窦、明教、大慧等语,多有损失。永乐二年,敬捐衣资,命工刊补。今奉钦依取僧,就灵谷寺校正。”这次入藏,在原古尊宿语的基础上进行了刊补校订是无疑的,但没有说明根据的哪种版本,增补了多少家。

62.32 万字 | 2019-04-07 14:28更新

唐会要

王溥 | 政书 | 连载中

《唐会要》一百卷,宋王溥撰。《唐会要》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断代典制体史籍,它取材于唐代的实录文案,分门别类地具体记载了唐朝各种典及其沿革,保存了《 新唐书 》、《 旧唐书 》未载的史实,为研究唐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向来为唐代文学、历史的研究者所重视。作者简介: 王溥,字齐物,并州祁县人(今山西省祁县)。一代后汉干佑年间举进士第一,历任后汉、后周,官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右仆射。入宋后,进司空、同平章事,监修国史。宋史卷二四九有传。王溥是五代、宋初时期的著名学者,除唐会要外,尚着有五代会要三十卷,文集二十卷(今佚)。

99.92 万字 | 2019-04-07 13:43更新

通典

杜佑 | 政书 | 连载中

《通典》专叙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变迁,从远古时代的黄帝起,到唐玄宗天宝末年止(肃宗、代宗以后的变革,有时也附载于注中),分为九类,以食货居首,次以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每类又各分子目。对于历代典章制度,都详细地叙述了它们的源流,有时不但列入前人有关的议论,而且用说、议、评、论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通典》的作者是杜佑。《通典》的体例仿效纪传体正史中的志书,将断代体改为通史体,是一部专门记载历代政治、经济等制度沿革变迁的典志体史书。《通典》记述了传说中的黄帝,下讫唐天宝末年的制度沿革。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典志体史书,为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途径。杜佑,字君卿,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生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年),享年七十八岁。代宗大历元年(766年)杜佑开始编写《通典》,过了三十五年,至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全书方完成。《通典》创立了史书编纂的新体裁,开创了中国史学史的先河。

69.40 万字 | 2019-04-07 13:42更新

万历野获编

沈德符 | 载记 | 连载中

《万历野获编》为明人笔记。三十卷,又有补遗四卷。明代沈德符撰。沈德符(1578—1642)字景倩,又字虎臣、景伯,明浙江秀水(今嘉兴)人,万历四十六年(1618)中举人。他的祖父、父亲都是科举出身,曾任职监司词林,他自幼生长于北京,曾得以在国子监读书。据说他聪敏好学,每天都要读一寸厚的书籍。他的著作除本书外,还有《清权堂集》、《敝帚轩剩语》三卷、《顾曲杂言》一卷、《飞凫语略》一卷,《秦玺始末》一卷。由于家庭的原因,得以同当时的许多士大夫、故家遗老,朝廷显贵,功勋之臣及皇亲国戚有较多的交往,熟悉朝廷事务及许多宫庭内幕。尤其对时事和朝章典故十分了解和熟悉。仕途无望后,作者回到家乡秀水,开始凭记忆断断续续地写作旧事,依照欧阳修《归田录》的体例,记录在京城的所见所闻。万历三十四年到三十五年间写成了三十卷,由于书中所记载的多半是万历年间的事,加之作者功名不就仅是个秀才,寓“野之所获”的意思,把这本书取名为《万历野获录》。万历四十六年又编成《续编》十二卷,与前三十卷合为一书。最初的刻本是明朝的大字刻本,每卷自起止,没有分类。流传并不广泛。到了康熙二十五年,桐乡人钱枋因为它不便查阅,就依据朱彝尊的旧钞本,分类编排为三十卷,四十八门,另有《补遗》四卷。三十卷或以官,或以人,或以事,或以物,或以地域等,分类编排,用木活字刊刻发行。四十八门为列朝、宫闱、宗藩、公主、勋戚、内监、内阁、词林、吏部、户部、河漕、礼部、科场、兵部、刑部、工部、台省、言事、京职、历法、禁卫、佞幸、督抚、司道、府县、士人、山人、妇女、妓女、畿辅、外郡、风俗、技艺、评论、著述、词曲、玩具、谐谑、嗤鄙、释道、神仙、果报、征梦、鬼怪、礻几祥、叛贼、土司、外国。其中列朝、内阁、词林、礼部所占分量较重。但是,这个刻本有许多条目被遗漏了。到了康熙三十八年,沈德符的第五世孙沈振,依据这个本子,又汇聚收集诸家藏本,一共搜集到二百三十余条,编成了八卷。后来,又根据钱枋的体例,把它编成四卷,附在书后。整本书经过后人一再加工,再也看不出原书的本来面目了。未分类的刻本已经很难见到了,现存的有道光年间钱塘人姚祖恩扶荔山房的,依据钱氏例编为四卷附刻于三十卷后的重刻本。今天流行的本子是1958年北京中华书局根据姚氏刻本出版的铅印标点本。该书的记述起于明初,迄于万历末年,包括明代典章制度、人物事件、典故遗闻、阶级斗争、统治阶级内部纷争、民族关系、对外关系、山川风物、经史子集、工艺技术、释道宗教、神仙鬼怪等诸多方面,尤详于明朝的典章制度和典故遗闻。书中所记大都博求本末,收其是而芟其伪,常者固加详、而异者不加略,内容详实,尤其是世宗、神宗两朝的掌故,最为详赡,在明代笔记中称得上是上乘之作,是研究有明一代历史的重要史料。书中所记载的都是作者耳闻目睹的亲身经历,所以叙述有些史事较《明史》更为详细,可以补充正史中的缺失错误。书中内容十分丰富,从钱枋所分的四十八门中,可以概见。在人物方面,涉及到皇帝后妃、宗室勋亲、大监佞亻幸,内外朝臣、文人士女,山林隐逸、和尚道人。在记事方面,不仅有朝章典故、风土人情,也有文人雅轶、琐闻遗事等等不一而足。例如记述嘉靖年间张桂之的横行霸道,霍文敏的阴险忌恨,徐文征的献媚取宠,汪荣和、汪钅宏的邪谄;隆庆年间高文襄的骄纵恣肆;万历年间给事中王元翰的贪戾,以及废辽府、勘楚狱二事,玩翰的贪婪凶恨都有详细完备的叙述。清代编修《明史》,有不少传中所载的事实,其来源皆出于此书。该书的取材也十分广泛。在书的自序中,作者说:“余生长京邸,孩时即闻朝家诗,家庭间又窃聆父祖绪言,因喜诵说之。比成童,适先人弃养,复从乡邦先达剽窃一二雅谈,或从陇亩老农,谈说先辈典型及琐言剩语,娓娓忘倦。”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收集素材的渠道不仅来源于祖父、父亲的日常言谈,来源与家庭相交往的朋友,而且还从家乡的老人甚至陇亩老农那里收集素材。所以,此书对正史少叙或不叙的社会见闻、民间情状,大小统治者的卑劣行状都有较多的记述。书中描述世风日下,邪谄滔天的情况非常具体,比如“为搏严土藩欢笑,光录寺少卿白肇常至以粉墨涂面”;“江陵公卧病邸第,大小臣工莫不公醮私醮,竭诚祈祷。御史朱琏暑月马上首顶香炉,暴赤日中,行部畿内,以祷祝奉斋。”书中还提供了嘉靖、万历时期上至皇帝、首辅,下至按院、和尚、塾师、士兵淫风甚盛的普遍情况。成为研究当时出现的《金瓶梅》等小说、《东郭记》等戏剧的可贵的旁证资料。另外,书中关于道释荣耀,妖妄之说盛行也有详细记载。这些材料对于研究明代中叶以后神魔小说大量出现的原因也提供了背景材料。作者对历史事件、人物的评价议论,也都较为公允、客观,并不片面。例如记述名列正史奸臣传的严嵩,即写了他贪残横恣的劣迹,也写了他在家乡做好事,受到乡人的拥戴。而记述享有刚正盛誉的海瑞被弹劾之事,也写出他不识时务,不近人情的一面。作者在书中还对民歌、戏典、小说的演变及其创作的情况有一些记载和议论,也大多比较中肯稳妥。论述了民歌从宣德、成化年间的“锁南枝”、“傍妆台”、“山坡羊”三只盛行于中原的曲目,到嘉靖时流行的“闹五更”、“寄生草”、“罗江怒”、“哭皇天”、“乾荷叶”、“粉红莲”、“桐城歌”、“银纽丝”等,到万历时出现的“打枣儿”、“挂枝儿”的发展过程,提供了明代民歌发展的重要依据。此书对于所记事件的考证也十分切事,足以征信。例如第十三卷记载了明朝官员佩戴牙牌的情况:“唐宋士人腰带之外,又悬鱼袋,为金为银,以别等威。本朝在京朝士,俱佩牙牌,然大小臣僚皆一色,惟刻官号别耳。如公、侯伯为‘勋’字号,驸马则为‘亲’字号,文臣则为‘文’字号,武臣则‘武’字号,伶官则‘乐’字号,惟内臣又别为式。其后工匠等官,虽非朝参官员,以出入内廷,难以稽考,乃制‘官’字号牌与之。”后代对该书的评价很高,李慈铭在《爱礼庐日记》中集里说:“综核有明一代朝章国故及先辈佚事,议论平允,而考证切实,远出《笔生》、《国榷》、《孤树哀谈》、《双槐岁抄》诸书之上。考明事者以此为渊数焉”。

61.83 万字 | 2019-04-06 22:48更新

廿二史劄记

赵翼 | 传记 | 连载中

廿二史劄記 作者:清 趙翼撰作者:清 趙翼撰趙翼二十二史劄記為清代史學考據重要著作(與錢大昕二十二史考異、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並稱清代歷史考據三大名著)。其以筆記條列方式,考據包括史記至明史等二十四史,(其時舊唐書及舊五代史尚未列入正史,故稱二十二史)計三十六卷,補遺一卷。內容主要就史書的編撰編撰過程、時間,史料來源、真偽)、體例(異同優劣)加以考據,兼論政事、制度、人物之優劣臧否。

53.51 万字 | 2019-04-06 22:40更新

明儒学案

黄宗羲 | 传记 | 连载中

沈芝盈(点校)前言  黄宗羲字太沖,号梨洲,公元一六一○年(明万历三十八年)生,浙江余姚人。他的父亲黄尊素是东林名士,天启年间,因弹劾宦官魏忠贤而被杀害。崇祯初,宦官集团暂时失势,其中作恶多端的人将受到制裁。黄宗羲当时十九岁,得到这个消息后,毅然进京,为父讼冤,并且在对簿公堂时,手锥陷害他父亲的仇人。清军南下,黄宗羲回到浙江,召募义兵,组织抗清武装斗争。但不久兵败,被悬赏缉捕,只得隐伏山林。直到清政权基本稳定,放松了对沿海知名抗清人士的禁令后,才回到家乡,着书讲学。康熙十七年,清政府诏徵博学鸿儒,未几,又开设明史馆,以此网罗知识分子,黄宗羲屡次被推荐,都以老病辞。公元一六九五年(清康熙三十四年)卒,年八十五。  黄宗羲学识渊博,对天文、律历、象数、史地都有研究。他的《明儒学案》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学术思想史专着。虽然,《礼记》中的《学记》、《儒行》、《檀弓》,《史记》中的《儒林传》、《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汉书儒林传》,《宋史道学传》,都可以算作学术思想史的嚆矢,其后还有宋朱熹《伊洛渊源录》,明周汝登《圣学宗传》、孙奇逢《理学宗传》,已经有了学术思想史的雏型,但是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收集资料比较全面,阐述各家学术观点比较客观,分类系统性比较强,编纂的方法也有独到之处,即使比较晚出的唐鑑《清学案小识》、尹会一《北学编》,也都不能与之相媲美。  黄宗羲在《自序》中表明:“羲为《明儒学案》,上下诸先生,深浅各得,醇疵互见,要皆功力所至,竭其心之万殊者,而后成家,未尝以懵懂精神冒人糟粕。”并且指出周汝登和孙奇逢的不足,认为他们不是“见闻狭陋”,就是“不得要领”,且“扰金银铜铁为一器”。(见《凡例》)因此,他自己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着重梳理各家学术观点,“为之分源别派,使其宗旨历然”。(《自序》)在体例上则以“有所授受者分为各案,其特起者,后之学者,不甚着者,总列诸儒之案”。(《凡例》)各学案又都冠以叙论,作简括的介绍说明,随后分列本案各学者,并依次叙述他们的传略。在各叙传中,除了介绍生平,还扼要介绍主要学术观点,并加以评析。同时节录各学者的重要着作或语录,列於叙传之后,提供了解各家学术见解的具体资料。他的资料取自原书,而且经过精选,用黄宗羲自己的话说:“皆从全集纂要钩玄,未尝袭前人之旧本也。”(《凡例》)  黄宗羲还明确提出“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着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凡例》)这是说,他认为人云亦云的人无足轻重,但是有水平、有独到见解的,所谓“功力所至,竭其心之万殊者”,哪怕“一偏之见”,“相反之论”,也要加以重视。综观全书,他基本上贯彻了这个原则,因而书中也能比较客观地反映各家学术观点。莫晋在重刻《序》中说,黄宗羲做到了“是非互见,得失两存”,这是对《明儒学案》的最高评价。  当然,黄宗羲有他的阶级局限性和学术倾向性。《明儒学案》所收着名学者及他们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渊源,无论内容和分量,都以王守仁为中心,反映王学的除《姚江学案》外,还有《浙中王门学案》、《江右王门学案》、《南中王门学案》、《楚中王门学案》、《北方王门学案》、《粤闽王门学案》,属王学而稍有变化的有《止修学案》、《泰州学案》等,佔学案总数的一半以上。而颜钧、何心隐等抨击封建礼教的思想家,却只在《泰州学案》的叙论中提及。莫《序》中所说的“是非互见,得失两存”,也是围绕看“宗姚江与闢姚江者”而言,所以莫晋又说:“要其微意,实以大宗属姚江。”从《明儒学案》的布局,可以看出一个时代的学术思想潮流,但也不排除黄宗羲本人的学术倾向以及他思想上和王守仁学派的渊源关系。  《明史儒林传序》中说“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陈献章“孤行独诣,其传不远”,而王守仁“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天下,流传逾百年”。那么,王学为什么会取代朱学而兴起呢?首先是朱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和暴露出种种问题。朱学在南宋以后,是封建社会的官方哲学,因此大多数知识分子只是以朱学为通过科举考试而跻身官场的敲门砖,实际行动却与之相违背,形成一批谋取个人名利的假道学、伪君子,他们之中有的甚至苟且钻营,无所不为,为正直的人们所不齿。至於恪守朱熹理学的道德修养传统,着书立说,讲学授徒的读书人,为数也不少,但他们往往迂阔无能,没有实际办事能力。所以理学逐渐成为僵死的教条。  而王学的特点之一,是反对绝对权威,强调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王守仁认为,正确和错误的标准是个人良知,不是孔子或朱熹的言论,所以他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虽其言出於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虽其言出於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言出於孔子者乎?”(《答罗整菴书》)换句话说,封建道德的准则就在自己心中,凭自己心中本来就具有的道德准则,自然就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不必那么拘泥成说。他甚至说:“学,天下之公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同上)这种反对绝对权威的言论,立论的目的虽然是为树立自己的权威,但在当时受朱熹哲学的繁琐教条所禁锢的思想界,不能不耳目一新,而在客观上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王学之所以在明代能发展成为声势较大的学派,成为政治上比较进步的思想家(如李贽等)用来批判封建礼教的某种思想资源,与上述观点有一定合理因素也是分不开的。虽然,这是一种唯心论批判另一种唯心论,但在它的斗争、发展、消亡的过程中,却同时蕴育并推动着新的思潮。从这个角度上讲,黄宗羲以“大宗属姚江”,即以王守仁为明代学术的中心人物,不是毫无道理,而是客观地反映了明代学术思想潮流的。  关於《明儒学案》的刊刻和流传,据黄宗羲七世孙黄炳垕所编的《黄梨洲先生年谱》称,清康熙十五年(一六七六年)《明儒学案》编成,共六十二卷。除钞入《四库全书》外,安阳许氏(酉山)、甬上万氏(贞一)各刻过数卷,却因故半途而辍。故城贾氏刻本却又杂以臆见。只有慈水郑氏(义门)续完万氏未竟之刻,是为善本。其后,又有莫宝斋侍郎晋重梓贾本,对贾刻有所校正,但仍杂有贾氏搀入者。  另据《明儒学案》黄千秋《跋》记载,初刻者是万贞一,刻於康熙三十年(一六九一年),可惜只刻了原本的三分之一。稿本为勾章郑义门性所得,一度为广东巡抚杨文乾之子借去再刻而未成。郑性於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年)开始续刻万氏未竟部分,至乾隆四年(一七三九年)刻完,历时四年。由於郑性服膺黄宗羲,特筑二老阁,祭祀他先人溱和宗羲,所以是刻称为二老阁本。冯全垓於光绪八年(一八八二年)以二老阁版重印。  万氏之后,郑氏之前,故城贾润看到《明儒学案》钞本,赞赏书中叙述明代数百年学术思想,认为不可听之埋没。但他虽决心刻印而未及开工即去世,他的儿子贾朴继承遗志,从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年)至四十六年(一七○七年)刻完,历时十四年。其间曾请黄宗羲撰写序言,宗羲因病,口授儿子百家代书,病愈后又亲自修改,这二篇略有出入的序言,都收在贾刻中。是刻以贾润齌名紫筠,亦称紫筠斋本。贾氏根据自己的意见,改动次序,以首康斋为首敬斋,并将“王门学案”改为“相传学案”,郑性说他“杂以臆见,失黄子着书本意”。贾润之孙贾念祖於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年)以紫筠斋版重印。《四库全书》所收,系山东巡抚採进本,也为紫筠斋版。  会稽莫晋刻本是用紫筠斋钞本,据万刻订正次序,即恢复首康斋和“王门学案”,并校亥豕之讹,清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年)刻完,当时也称善本。一九三六年《四部备要》即据莫刻本排印,并参校二老阁本。  其他还有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年)杭州群学社石印《黄梨洲遗书》。收二老阁版《师说》、《叙论》、《叙传》共八卷,各家原着不录。同年,涵芬楼还排印新会梁启超节录本。  这次整理,以二老阁版一八八二年冯全垓印本为底本,校以紫筠斋版一七三五年印本,及一九三六年《四部备要》据莫刻排印本。紫筠斋及莫晋刻本有杨应诏(《河东学案》)、许半圭、王司舆(《姚江学案》)。胡瀚(《浙中王门学案》)、薛甲(《南中王门学案》)、王道(《甘泉学案》)等《叙传》,为二老阁版所无,虽然有可能为贾氏所增,但有参攷价值,故一一据以补入。至於节录各家着述,在选材和次序方面,紫筠斋版和莫晋刻本与底本均有出入,底本校富,故以底本为准,不再移乙删补。  沈芝盈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八日

95.67 万字 | 2019-04-06 22:39更新

读通鉴论

王夫之 | 史评 | 连载中

  《读通鉴论》是明末清初进步思想家、史学家王夫之晚年的历史评论性著作。  王夫之1619—1692,字西农,号姜斋,又因晚年长期居于湘西蒸左石船山,故称船山,湖南衡阳人。王夫之自幼从学于父兄,聪敏好学,博览群书,十四岁即考入衡阳县学,成为秀才,但继续科举仕进的梦想在农民大起义的冲击下破灭。王夫之目睹明末的腐朽统治和东北满族贵族势力的不断扩张,与许多有识之士一样感到危机日深,主张改革弊政。他十分关注国家社会政治时局,格外用心研究历史。王夫之壮年时,明清两朝交替,他曾积极参加抗清斗争,经受过坎坷的政治流亡生活的考验和锻炼,同时有机会广泛接触社会,使他的进步思想趋于成熟。迫于抗清形势逆转,王夫之遁迹林泉,近四十幽居穷乡僻壤,荒山野岭,苦其心志,联系社会现实,总结历史经验,以全部精力从事著述,力图回答时代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寻找挽救危局的革新之路。王夫之的著作涉及哲学、政治、历史、文学各方面,多达百余种。  《读通鉴论》是王夫之晚年系统的史论代表作之一。作者认真研读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现实,总结历史经验,有感而发,随事阐述自己的见解、主张和思想认识。对历史上的治乱兴衰作了多方面的评论。全书约六十余万字,按朝代分为三十卷,卷末又附有《叙论》,没有篇题。  全书内容丰富,集中表现了作者发展进化的历史观。他痕恨明王朝的腐败政治,主张改革;反对分裂,主张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压迫;还以朴素的唯物主义对宋明以来的唯心主义道学进行了批判。作者有意识地把评史与论政治结合起来。他认为“读古人之书”必须“揣当今之争”,才能“为治之资”。因此王夫之的史论著作不仅贯穿着他的史学思想理论,也渗透了他的政治思想理论。  在对宋、明理学家厚古薄今,推崇“三代盛世”,妄称三代以下“人欲横流”、主张“法先王”的复古倒退思想进行批判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指出唐虞以前完全处于未开化的野蛮状态,而三代则是“国少而君多……暴君横取”,人民“秸面鸠刑,衣能结而食草木”,社会落后生活艰苦,根本也不是值得向往的盛世《读通鉴论》卷二十。“世益降,物益备”《读通鉴论》卷十九,随着历史的发展,物质生活才日益丰富起来,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古代的办法是治理古代天下的,不一定能通用于今天,没有一成不变的制度法令和治国之道,必须“趋时更新”,“事随势迁而法必变”。  在对历史发展的认识上,《读通鉴论》指出“生有生之理,死有死之理,治有治之理,乱有乱之理,存有存之理,亡有亡之理。天者,理也,其命,理之流行者也……。违生之理,浅者以病,深者以死。人不自知而自取之,而自昧之……夫国家之治乱存亡,亦如此而己矣。”卷二十四国家的治乱存亡与人的生死寿夭一样都有自己的规律,并且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被人所认识和掌握的。基于这种思想认识,作者认为秦始皇废除分封行郡县,是历史进步和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秦代以下,郡县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卷一,被分封行郡县变革的成功是顺应了“势之所趋”,符合“理”——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结果。作者还进一步带证地指出“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而行其大公”卷一,秦始皇是出于“私天下”的动机而实行郡县制的,而历史规律的必然性又恰恰是通过秦始皇主观动机这一偶然性体现出来的。  此外《读通鉴论》一书在分析评论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时,多有独到见解和中肯意见,又能一一例举,但也有其局限,作者同情农民的疾苦,痛恨反动统治的腐败,主张改革,但其认识还局限于对原有制度的改良,没有认识到从根本上改变封建制度的必要。  《读通鉴论》一书可选读中华书局1975年印行的单行本。该校本以1965年金陵刊刻的“船山遗书”为底本,又根据两个抄书的校记作了校补改正,并将抄本多于刻本的五论及清人刘巍崧的校勘记,对史实作的若干订正都附于有关各论之后,供作参考。还可选读岳麓书社新山版的《王船山全集》本。

58.57 万字 | 2019-04-06 20:47更新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

郭廷以 | 编年 | 已完结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

76.67 万字 | 2019-04-06 13:14更新

三国志

陈寿 | 正史 | 已完结

  《三国志》六十五卷,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寿事迹具晋书本传,松之事迹具宋书本传。凡魏志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吴志二十卷。其书以魏为正统,至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始立异议。自硃子以来,无不是凿齿而非寿。然以理而论,寿之谬万万无辞;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盖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於当代之论者也。寿则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於当代哉?此犹宋太祖篡立近於魏,而北汉、南唐迹近於蜀,故北宋诸儒皆有所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於蜀,而中原魏地全入於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此皆当论其世,未可以一格绳也。惟其误沿史记周、秦本纪之例,不讬始於魏文,而讬始曹操,实不及魏书叙记之得体,是则诚可已不已耳。  宋元嘉中,裴松之受诏为注,所注杂引诸书,亦时下己意。综其大致约有六端: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曰参诸书之说,以核讹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其中往往嗜奇爱博,颇伤芜杂。如袁绍传中之胡母班,本因为董卓使绍而见,乃注曰「班尝见太山府君及河伯,事在搜神记,语多不载」,斯已赘矣。锺繇传中乃引陆氏异林一条,载繇与鬼妇狎昵事;蒋济传中引列异传一条,载济子死为泰山伍伯,迎孙阿为泰山令事;此类凿空语怪,凡十馀处,悉与本事无关,而深於史法有碍,殊为瑕类。又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故於魏志武帝纪沮授字则注「沮音菹」,獷平字则引续汉书郡国志注「獷平县名属渔阳」,甬道字则引汉书「高祖二年与楚战筑甬道」,赘旒字则引公羊传,先正字则引文侯之命,释位字则引左传,致届字则引诗,绥爰字、率俾字、昬作字则皆引书,纠虔天刑字则引国语。至蜀志郤正传释诲一篇,句句引古事为注至连数简。又如彭羕传之革不训老,华佗传之旉本似专,秦宓传之棘革异文,少帝纪之叟更异字,亦间有所辨证,其他传文句则不尽然。然如蜀志廖立传首忽注其姓曰补救切,魏志凉茂传中忽引博物记注一繦字之类,亦间有之。盖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亦颇为例不纯。然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厓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翦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於陈寿本书焉。

57.44 万字 | 2019-04-05 16:11更新

南史

李延寿 | 正史 | 已完结

  南史八十卷,北史一百卷,唐李延寿撰。南史起公元四二○年(宋武帝永初元年),终公元五八九年(陈后主祯明三年),记述南朝宋、南齐、梁、陈四个封建政权共一百七十年的历史。北史起公元三八六年(北魏道武帝登国元年),终公元六一八年(隋恭帝义宁二年),记述北朝魏、北齐(包括东魏)、周(包括西魏)、隋四个封建政权共二百三十三年的历史。两书合称南北史。  李延寿,唐初相州人,官至符玺郎。在唐太宗时代,他曾先后参加隋书纪传、十志和晋书的编写工作,还参预过编辑唐朝的「国史」,并著有太宗政典。  南北史的撰著,是由李延寿的父亲李大师开始的。隋末,李大师曾在农民起义军领袖窦建德所建立的夏政权中做过尚书礼部侍郎。窦建德失败后,他被唐朝流放到西会州(今甘肃境内),后遇赦放回,死于公元六二八年(唐太宗贞观二年)。  当李大师开始编纂南北史的时候,沈约的宋书、萧子显的齐书、魏收的魏书已经流传很久,魏澹的魏书和王劭的齐志等也已成书。而当李延寿继续编纂南北史的时候,梁、东、北齐、周、隋五代史的编纂工作也正在进行或定稿。既然关于南北朝的史书已有多种,那么,李氏父子为什么还要另外编写这一时期的历史著作呢?李延寿的自序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他的父亲「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虜’,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並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显然,在隋、唐全国统一的局面形成后,人们很需要综合叙述南北各朝历史的新著。同时,分裂的封建政权互相敌视的用语如「索虜」、「岛夷」之类,已与全国统一后南北各民族大融合的形势不相适应比李延寿时代稍后的刘知几也强烈反对这种称谓。所以李氏父子打破了朝代的断限,通叙南北各朝历史,又在书中删改了一些不利于统一的提法,正是反映了当时历史的要求。这也是南北史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大师本是仿照吴越春秋,採用编年体,没有成书。李延寿在他的基础上,改用史记纪传的体裁,删节宋、南齐、梁、陈、魏、北齐、周、隋八书,又补充了一些史料,写成南史和北史。公元六五九年(唐高宗显庆四年),这两部书经唐朝政府批准流传。唐高宗对它很重视,曾亲自为之作序,但这篇序到宋代已经失传。  南北史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突出门阀士族的地位。它用家传形式,按世系而不按时代先后编次列传,一姓一族的人物,集中在一起。这种编纂方法並不开始于李延寿。刘宋时,何法盛著晋中兴书,就有瑯邪王录、陈郡谢录等篇名,就是将东晋大族王、谢两家的人物集中为传。北齐魏收著魏书,也是参用家传形式。但魏书对大族中的重要人物还是抽出来单独立传,南北史则凡是子孙都附于父祖传下,因此家传的特徵更为突出。这不仅是方法问题,而是南北朝时期社会现实的反映。  南北朝是门阀士族统治的时代,世家大族倚仗祖先的政治地位和宗族姻亲的党援,享有政治特权,佔有大量部曲、佃客、奴婢、荫户和土地。高门子弟从青少年时期就在中央或地方任官,三四十岁便可飞黄腾达。大族之间以及大族与皇室之间由婚姻关系联结起来,构成一个膠漆坚固的特权阶層。他们也排斥着庶族地主。「地望」和「婚」、「宦」,是门第高下的重要标帜,这些都记载在他们的谱牒里。所以南北朝的大族特别重视谱牒,讲究谱学。但是,激烈的阶级斗争冲击着高门大族,从南北朝到隋末的历次大规模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门阀士族。许多大族地主被革命的农民所镇压,或被赶出他们原来盘据的地区。  他们的谱牒连同他们的家业,也被革命的洪流冲刷得荡然无存。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地位迅速下降,门阀士族的「盛世」已经江河日下。  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为了挽救自已的颓运,他们用尽了各种手法。在史书里塞进家谱,就是其中的一种。魏收就曾直言不讳地说:「往因中原丧乱,人士谱牒遗逸略尽,是以具书其枝派。」这就是企图通过修史来肯定门阀士族的世袭特权。唐朝初年编纂梁、陈、北齐、周、隋五代史,对「朝廷贵臣,必父祖有传」,也是要把新贵和旧门阀联系起来,从而恢复旧门阀的政治地位。出身陇西大族的李延寿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写成南北史的。  南北史和宋、南齐、梁、陈、魏、北齐、周、隋八书相比较,从史料的角度来说是长短互见的。八书保存史料较多较详,经过南北史的删节,篇幅仅及原书总和的二分之一,自然不免缺略。它所删掉的,在本纪中多属册文、诏令,在列传中多属奏议、文章。删节以后,叙事部分相对突出,读来比较醒目。可是,也有删所不当删的地方,例如北魏李安世关于均田的奏疏,梁朝范缜关于神灭的著名辩论,都是有关当时阶级关系和思想斗争的重要资料,南北史一则摒棄不録,一则删存无几。在删节过程中,还有由於疏忽而造成的史实錯误,甚至文气不接,辞义晦涩。这些都是这两史在编纂上的缺点。  南北史并非单纯节抄八书,它也根据当时所能见到的资料作了不少补充。例如南史补了王琳、张彪等人的专传,在循吏、文学、隐逸、恩倖等类传中也补了若干人的整篇传记。北史因魏书不记西魏史事,所以它根据魏澹魏书补了西魏三帝纪,后妃传中补了西魏诸帝后,宗室传中对人关的元魏宗室都增补了资料,此外还补了梁览、雷绍、毛遐、乙弗朗、魏长贤等人的专传。至于增加附传或在原来的纪传中补充史实的地方也为数不少。有的原传文字无几,增补的部分超出数倍,如南史的恩倖传就是例子。所补史料,也有些價值较高的。例如南史郭祖琛传,通过他所上的封事,揭露了梁武帝残民佞佛的弊政。茹法亮传保存了唐禹之起义的部分史料。巴陵王子伦传和吕文显传记录了宋、齐两代中书舍人和典籤权力膨胀的事例。范缜传增加了他不肯「卖论取官」的一段对话,表现了这位唯物主义思想家的战斗精神。北史李弼等人传后,对西魏、北周的军事制度有较详细的记载。苏威传补充了江南人民反隋斗争的史实。这些都是有关政治经济和阶级斗争的重要史料,有助于我们了解和研究南北朝时期的历史。  李延寿自序说他补充的史料很多出于当时的「杂史」,即所谓「小说短书」,故事性较强,且多口语材料,增补入传,常常能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更能反映当时真实情况。这类资料在南史的何佟之传,北史的东魏孝静帝纪、高昂传、斛律金传、李稚廉传、尒朱荣传中都可以发现。但因此也掺入了大量神鬼故事、谣言谶语、戏谑笑料,这又是它的严重缺点。总之,南北史就史料的丰富完整来说,不加八书,但也不乏胜过八书的地方。作为研究南北朝历史的资料,可以和八书互相补充,而不可以偏废。  本书点校,南史和北史都是採用百衲本(即商务印书舘影印元大德本)为工作本。南史以汲古阁本、武英殿本进行通校,以南、北监本和金陵书局本作为参校。北史以南监本、武英殿本进行通校,以北监本、汲古阁本作为参校,又查对了北京图书舘所藏宋本残卷。版本異同,一般择善而从,不作校记;但遇有一本独是或可能引起误解的地方,则仍写校记说明。  除版本校勘外,还参校了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和通志。因为南北史本是节删八书,它的原则是「若文之所安,则因而不改」,这八部史书当然可以作为校勘的主要根据。而通志的南北朝部分,则基本上是钞録南北史,文字上的異同,对于校正这两部史书也有一定的参考價值。此外,还参考了通鑑、太平御览、通典等书。前人成果利用最多的是钱大昕的二十二史考異和张元济、张森楷的南北史校勘记稿本。其他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张熷的读史举正,洪颐煊的诸史考異,李慈铭的南史札记和北史札记等书,也都曾参考。  各卷目录基本上保持元大德本原目,只改正了其中若干错误。

86.60 万字 | 2019-04-05 16:09更新

汉书

班固 | 正史 | 已完结

继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后,班固撰写了《汉书》。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父亲班彪是一个史学家,曾作《后传》六十五篇来续补《史记》。《汉书》就是在《后传》的基础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预谋议。后因事入狱,永元四年死在狱中。那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它篇幅不多,却把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 《汉书》喜用古字古词,比较难读。

94.91 万字 | 2019-04-05 15:58更新

旧五代史

薛居正 | 正史 | 已完结

  旧五代史原称五代史,或梁唐晋汉周书,共一百五十卷,修于宋太祖开宝六年(公元九七三年)四月至七年闰十月,由薛居正监修,卢多逊、张澹、李昉等同修。后欧阳修五代史记出,称为新五代史,薛史则称为旧五代史。原书已佚,现行本是清乾隆四十年时的辑本。旧五代史所叙述的历史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最后一次大规模分裂割据的时期。  从公元九○七年朱温称帝起,到九六○年北宋建立,五十多年间,中原地区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王朝前后相继,中原以外有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南平、北汉等十个独立王国,史称「五代十国」,其中还没有包括当时我国境内契丹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这个时期,在全国各地,特别是中原地区的分裂割据政权之间,充满了激烈的军阀混战,造成了频繁的王朝更迭。五代大地主军阀集团的割据政权是极端残暴、极端腐朽的,旧五代史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这些政权的反动统治。他们「徵搜舆赋,竭万姓之脂膏」。[一]他们「峻法以剥下,厚敛以奉上」。[二]他们急徵暴敛,明抢暗夺,或使「数州之[一]旧五代史卷三四唐庄宗纪八[二]旧五代史卷一四六食货志民,屠啖殆尽,荆棘蔽野,煙火断绝,凡十余年」,[一]或使「一方之民,若据炉炭」。[二]他们甚至用泥土製钱,因杨柳吐絮而徵税,把山中的野草当茶卖!他们「卖官鬻狱,割剥蒸民,率有贪猥之名」。[三]更有甚者,后晋石敬瑭不惜匍匐于契丹军事集团脚下,甘当「儿皇帝」。旧五代史揭露的军阀割据势力的种种罪恶行径,对于我们认识历史上分裂割据的危害性和维护全国统一的重要意义,无疑是有益处的。  旧五代史在编撰上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它基本上取材于五代时人所修的各种实录。  这些实录「皆无识者所为,不但为尊者讳,即臣子亦多讳饰」。[四]旧五代史在转述时,不可避免地会带上它们固有的缺陷。石敬瑭这样的无恥之尤,獲得了「旰食宵衣,礼贤从谏」,「能保其社稷」[五]的美名。桑维翰是首先提倡投靠契丹军事贵族集团的,旧五代史编撰者却为之開脱,说「和戎之策,固非误计」,[六]讚美桑维翰是「効忠」后晋的「社稷臣」。[七]冯道毫无骨气,一生投靠过许多搞分裂割据的军阀,旧五代史的作者却说:「道之履行,鬱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體。」[八]这些论述,完全违反了历史事实,不能不说[一]旧五代史卷一五李罕之传[二]旧五代史卷一三五僭伪列传二刘陟传[三]旧五代史卷九八安重荣传[四]十七史商榷卷九三[五]旧五代史卷八○晋高祖纪六是旧五代史的重大缺陷。此外,旧五代史还有其他许多缺点,如材料芜杂,概括力差观点不统一,大多数文章写得很不高明,等等。  就史料價值而言,由于旧五代史编撰者大都亲身经历过五代的历史场面,见闻较近,因而保存了比较丰富的原始资料。相反,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删去了许多应当保留的重要史料。因此,两者还是可以互相补充的。  北宋时期,新旧两史並行。金章宗泰和七年(公元一二○七年)规定「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欧阳修所撰」。[一]到了元代,旧五代史就逐渐不行于世。清乾隆中开四库馆时,未能找到原本。馆臣邵晋涵等就永乐大典中辑录排纂,再用册府元龟、资治通鑑考異等书引用的旧五代史材料作补充,大致恢复了原来面貌的十分之七八。同时还从其他史籍、类书、宋人说部、文集、五代碑碣等数十种典籍中辑录了有关的资料,作为考異附注,与今辑本旧五代史正文相五补充印证,在不少方面丰富了原本的内容。今辑本旧五代史作为四库金书之一,于乾隆四十年(公元一七七五年)编成缮写进呈,标明原文辑录出处,补充和考证史实的注文附在有关正文之下,部分文字考订则另附黄色粘籤。一九二一年南昌熊氏曾影印出版(简称「影库本」)。后来又有乾隆四十九年(公元一七八四年)缮写的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和武英殿刊本(简称「殿本」),补充史实的注文仍附于正文之下,文字、史实考订则作为「考证」附于卷末,文字颇有改动,内容也有不少增删,并删去了辑文的出处。现存的旧五代史一般刊本及石印本都是根据殿本翻印的。此外,还有乾隆时期孔荭谷的校抄本(简称「孔本」,现仅看到近人章钰过录本)、彭元瑞校抄本(简称「彭本」)及抱经楼卢氏抄本(简称「卢本」),它们都以保存辑文出处为贵,内容大致和影库本相同。其中孔本是根据较早的辑录稿本抄写的,未改的清朝忌讳字较多,并保存了后来编定本删去的数十条注文。至于一九二五年的嘉业堂刊本(简称「刘本」),则以卢本为底本,再根据殿本作了大量校补,体例比较芜杂。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旧五代史,就是根据刘本影印的。  本次整理校点旧五代史时以影库本为底本,同时用殿本、刘本及其他三种抄本参校,并适当吸收了邵晋涵的批校及孔荭谷、彭元瑞等人的校勘成果。对史文辑录所据和注文引用的史料出处,除根据原书通行本进行必要的校勘外,还参校了残宋本册府元龟影印底样、复旦大学藏旧抄本五代会要、周星诒过录的顾广圻校五代史补五代史阙文、永乐大典残卷膠卷及照片。凡有增删或重要異文可备参考的,一律作为校记附于卷末。辑本因避讳而改动的文字,除影响文义的外,一般不再改回。有些古代少数民族的人名等,辑本曾按照当时官定的辽史索伦国语解的译名作了改动。这种译名后来并不通行今均恢复原文,于译名第一次出现处出校。辑本原注永乐大典、册府元龟的卷数颇有错误和脱漏,今有原本可查对的迳予改正增补。关于注文,除保留影库本原有的外,还在避免重複的原则下,根据邵晋涵旧五代史考異、殿本、孔本等作了增补,并注明来源,以求成为比较完备的本子。由于旧五代史的版本流传问题比较複杂,现把一些重要版本的序跋附录书后以供参考。

84.11 万字 | 2019-04-05 15:56更新

史记三家注

(汉)司马迁撰 | 正史 | 已完结

《史记》在我国比较广泛地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它成为司马迁著作的专称,也开始于这个时候。在这以前,《史记》都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记》和简称“太史公”。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到唐朝时候,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文人们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著名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史记》特别推崇。宋元之后,欧阳修、郑樵、洪迈、王应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于是《史记》的声望随日俱上,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俗称“三家注”的《史记集解》(刘宋时裴駰注)、《史记索隐》(唐司马贞注)和《史记正义》(唐张守节注)。《集解》兼采当时裴駰所能见到的前人有关《史记》诸书的研究成果,并一一注明作者名字。一丝不苟。《索隐》进一步指出了《集解》中考证不当的错处。并对《史记》原文提出辨正,发语警辟。《正义》的作者长于舆地之学,对《史记》中地名的考证尤为精辟。读《史记》原文,同时注意看一看这三家注,对原书会有更进一步的理解。1959年中华书局重新标点排印的《史记》,就是与这三家注合刻的本子。

56.81 万字 | 2019-04-05 15:47更新

史记

司马迁 | 正史 | 已完结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开始称《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太史记》。司马迁,字子长,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  此书记事始于传说中的黄帝,下限到汉武帝时期,前后跨越三千多年历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是全书提纲,按年月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列传”是重要人物传记。其中的本纪和列传是主体。  按司马迁所说,编写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究天人之际”是探秋天道和人事的关系,作者批判了原来的“神意天命论”,提出了“帝王中心论”。“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历史的发展实况及其规律。  《史记》参考了众多典籍,如《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和诸子百家,同时参考档案、民间古文书籍。他还亲自采访,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对材料精心选择使用,治学态度异常严谨。  汉代之前的历史著作在内容、史事、材料、作者编撰水平上都无法和《史记》相比。可以说,《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通史,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基本都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鲁迅先生对史记的评价也很高。  司马迁去世之后,《史记》并没有立刻流行,被人重视。到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经过努力,才开始流传,但到东汉时已经有了残缺。  注释方面,南朝宋的裴著有《史记集解》,是现存最早的旧注本,唐朝司马贞撰写《史记索隐》,有很多新见地,唐朝的张守节用毕生精力写成《史记正义》,成就较高。  该书现存早期的版本之一南宋黄善夫家塾刻本,被公认为善本,经商务印书馆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明朝的《二十一史》本、清朝武英殿刻《二十四史》本参考价值都很高。清朝同治年间有金陵书局的刻本。1959年,中华书局所出标点校勘本利于现今的读者学习参考。

66.61 万字 | 2019-04-05 15:45更新

隋书

令狐德棻、长孙无忌、魏征 | 正史 | 已完结

  隋书八十五卷,包括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  公元六二一年(唐武德四年),令狐德棻建议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各朝史。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着手编撰,但历时数年,没有成书。六二九年(贞观三年),重修五朝史,由魏徵「纪知其务」,並主编隋书。参加隋书编修的还有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等人。六三六年(贞观十年),隋书的帝纪、列传和其他四朝史同时完成,合称「五代史」。  当时「五代史」尚未有志。六四一年(贞观十五年),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等又奉命续修史志。初由令狐德棻监修,六五二年(永徽三年),改由长孙元忌监修。六五六年(显庆元年)成书,共十志,三十卷。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篇记载:书成之后,「其篇第虽编人隋书,其实别行,俗呼为’五代史志’」。又据李延寿北史序传,当时也称为「隋书十志」。从内容来说,十志虽然是配合五朝史的,但记述隋朝部分较详,对梁、陈、齐、周等都列举朝代名,于隋则往往仅称帝号或年号,可见编写时就以隋朝为主。旧唐书著录隋书八十五卷,卷数与今本相合,而没有另列「五代史志」或「隋书十志」,是后晋时隋书已包括十志在内。  隋书的「纪传」和「志」都成于众手,到宋朝初年,所题撰修人姓名已很不一致(参见宋天圣二年隋书刊本原跋)。一○二四年(宋天圣二年)刊刻隋书时,「纪传」部分题魏徵撰,「志」的部分题长孙无忌撰,遂为后来各本所沿袭。  两唐书经籍、艺文志著录的隋史专著,有王劭隋书等多种,后来都已失传,只有这部隋书流传下来。它对于我们今天瞭解和研究隋朝的历史,是一部重要的史籍。  隋书十志中记载了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但记述范围有时概括整个南北朝时期,甚至追溯到汉魏。食货志记载了自东晋以来按官品占有劳动力的等级制度、课役制度以及当时的货币制度,刑法志记载了梁以来律书的编定和「皇家」立法毁法的情况,都写得略具轮廓,多少反映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特点。地理志大体按照隋朝的行政区划,记载了南北朝以来的建置沿革,並保存了当时经济史和交通史等方面的资料。律曆志和天文志出于曆法学家李淳风之手,对南北朝以来天文曆法上的成就,作了总结性的叙述。数学家祖沖之关于圆周率的研究成果,曆法学家张子信和刘焯关于「日行盈缩」规律的研究成果,都保存在律曆志里。其中还有关于汉魏以来度量衡制度演变的记载,是经济史上的重要资料。音乐志记载的南北朝时期国内各地区以及国内外乐舞艺术交流的情况,说明了导致隋唐「燕乐」产生的历史条件。燕乐是以中原音乐为主体,融合了多种音乐因素而形成的,在中国音乐史上有较大的影响。经籍志是继汉书艺文志后又一部古代文献总录,除著录当时所存的著作以外,还附载了一些已经亡佚的书,并论述学术的源流。它所採用的图书分类法,直至清代相沿未变。  隋书最早的本子是宋天圣二年刻本,已经失传。本书校勘,用的本子有以下九种:  一、宋刻遞修本,现存六十五卷,校记中简称「宋小字本」。  二、另一种宋刻本,只存五卷,简称「宋中字本」。  三、元大德饶州路刻本,简称「元十行本」(商务印书馆「百衲本」即据此影印)。  四、元至顺瑞州路刻明修本,简称「元九行本」。  五、明南京国子监本。  六、明北京国子监本。  七、明汲古阁本。  八、清武英殿本。  九、清淮南书局本。  在以上九种之中,主要是用宋小字本和两种元刻本互校,并参校其他刻本,择善而从。版本校勘,一般不出校记。此外,还参校了通典、太平御览、册府元龟、资治通鑑通志等书的有关部分,并採用了前人对隋书的一些研究成果。关于书中的避讳字,天干「丙」字,唐人讳改为「景」,现一律回改。其他避讳字,一般不改,只在第一次出现时写出校记。

85.83 万字 | 2019-04-05 15:38更新

后汉书

范晔 | 正史 | 已完结

  《后汉书》是纪传体的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断代史著作,一百二十卷,分为纪十卷、传八十卷、志三十卷。其中的纪、传作者是南朝宋的范晔,志的作者是晋的司马彪,一般称为《续汉志》。  范晔,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淅川东南)人,生于公元398年,即晋安帝隆安二年,做过刘裕之子彭城王刘义康的参军,后升任尚书吏部郎。432年,宋文帝即元嘉九年,由于触犯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从此受到压制,便开始著书,但写完《后汉书》后,又卷入刘义康与宋文帝刘义隆之争,在元嘉二十二年被杀。司马彪,字绍统,晋宗室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死于晋惠帝末年。  在范晔写《后汉书》之前,后汉史书已经有了很多种,从东汉的明帝到灵帝,经过班固、刘珍、伏无忌和蔡邕等几代人的努力,写就纪传体的《东观汉记》,主要记载光武帝到灵帝之间的东汉历史。后来,吴谢承、晋薛莹、司马彪和刘义庆等人都有著作面世。有了前人的成就,范晔便参考各家内容,融会贯通,写成《后汉书》。范晔原来想学习《汉书》,写成十志,因为被害而未如愿。由于范晔的著作叙事简明扼要,内容全面,所以其成就超过了前人,受到后世的重视。  《后汉书》纪、传的编次和《汉书》有不少区别,纪的最后一篇是《皇后纪》,相当于《汉书。外戚传》。皇后从传入纪,就是来自华晔的《后汉书》。此外,在《汉书》以外还创立了七篇类传,有《党锢传》、《宦者传》、《文苑传》、《独行传》、《方术传》、《逸民传》、《烈女传》,这些都是根据东汉现实、与风俗所写,有的类传成为后来人们学习的楷模。  在《汉书》中有《百官公卿表》,内容是西汉的职官制度,司马彪将“表”成为“志”,创立了《百官志》,记述东汉的职官制度。但该书的志中没有《食货志》,是一大漏洞,其内容在《晋书。食货志》里有了补充,介绍了此时期的经济状况。  现存最早的《后汉书》刻本是南宋时期的绍兴本,残缺五卷。后来商务印书馆加以影印,收进百衲本《二十四史》,缺的五卷用其他残本补充。1965年中华书局出版标点校本,以商务印书馆影印的南宋绍兴本为底本,校参考其他版本加以校正,同时吸取前人研究、校勘成果,参考价值较高。

91.32 万字 | 2019-04-05 15:29更新

仪礼注疏

郑玄、贾公彦 | 十三经注疏 | 已完结

作者: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88.66 万字 | 2019-04-05 13:58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