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书

姚思廉 | 正史 | 已完结

  梁书五十六卷,陈书三十六卷,分别记载了梁陈两个封建割据政权的历史,是六世纪五十年代到七世纪三十年代期间,姚察、姚思廉父子相继编撰的。  梁陈是继东晋宋齐,先后在江南建立的两个封建割据王朝。梁自萧衍(梁武帝)建国到萧方智(梁敬帝)时灭亡,首尾五十六年(公元五○二到五五七)。陈自陈霸先(陈武帝)建国到陈叔宝(陈后主)时被隋所灭,历时三十三年(五五七到五八九)。  梁代前期,是同割据北方的北魏对立的。北魏分裂成东魏、西魏后,梁和东、西魏成为鼎足三分的形势。陈建立后,北齐和北周已经代替了东、西魏,仍然是三分的局面。六世纪七、八十年代,北周和隋相继统一了北方,六世纪末隋灭陈,结束了南北的分裂。梁代的历史,曾由沈约、周兴嗣、裴子野和杜之伟、顾野王、许亨等在梁陈两代先后受命编撰,许亨写成梁史五十八卷。梁代谢吴又有梁书四十九卷,陈代何之元和隋代刘璠各成梁典三十卷。陈代的历史,傅縡、顾野王都曾受命编撰,陈书顾野王传说他有「国史纪传二百卷,未就而卒」。陆瓊还著有陈书四十二卷。以上这些著作,姚氏父子修史时可能参考过,但都没有流传下来。  姚察在陈初曾参与梁史的编撰。入隋后,又在公元五八九年(隋开皇九年)受命编撰梁陈两朝史,没有成书就死了。姚思廉在隋唐两次受命继续完成这两朝史,到六三六年(唐贞观十年)才写成了梁书和陈书。  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在今浙江德清县西)人。在陈代任秘书监、领大著作、吏部尚书,在隋代做秘书丞。死於公元六○六年(隋大业二年)。姚思廉字简之,在唐任著作郎、弘文馆学士,后来做到散骑常侍。死於六三七年(唐贞观十一年)。  姚思廉编撰梁陈史的时候,魏徵是梁陈齐周隋五史的监修官。所以梁书陈书本纪部分和陈书皇后传后面都有魏徵的史论。他在一些具体论述上,看法有和姚氏父子相出入的地方。  梁陈两代的早期历史著作都已失传,因此梁书和陈书就成为现存的比较原始的记载。除政治和军事问题以外,这两部书在哲学史、文学史、宗教史、民族关係、对外关係方面,也都保存了一些资料。梁书诸夷传比较系统地叙述了海南一些国家的历史,记载了它们的传说、风俗、物产,以及我国人民和海南各地人民经济文化交流的情况。一般说来,梁书的记载要比陈书丰富些,梁书的文笔也比陈书要好些。梁书记公元公元五○五年合肥之战,五○六年邵阳之战(韦叡传)、锺离之守(昌义之传),都是比较生动的。  现对这两部书加以标点校勘。梁书,用商务印书馆据宋大字本影印的百衲本及明南监本、北监本、汲古阁本,清武英殿本、金陵书局本互校,择善而从,还参考了南史、册府元龟、资治通鑑和资治通鑑考异的有关部分。在汲取前人校勘成果方面,我们利用了张元济、张森楷两种校勘记的稿本及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等书。陈书以百衲本为底本,取校的本子和参考书与梁书基本上相同。陈书某些卷(如卷一、卷三、卷九等)的末尾附有一两行小字,这是宋人曾鞏等所作校语,是百衲本原有的。

37.15 万字 | 2019-04-05 15:58更新

汉书

班固 | 正史 | 已完结

继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后,班固撰写了《汉书》。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父亲班彪是一个史学家,曾作《后传》六十五篇来续补《史记》。《汉书》就是在《后传》的基础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预谋议。后因事入狱,永元四年死在狱中。那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它篇幅不多,却把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 《汉书》喜用古字古词,比较难读。

94.91 万字 | 2019-04-05 15:58更新

旧五代史

薛居正 | 正史 | 已完结

  旧五代史原称五代史,或梁唐晋汉周书,共一百五十卷,修于宋太祖开宝六年(公元九七三年)四月至七年闰十月,由薛居正监修,卢多逊、张澹、李昉等同修。后欧阳修五代史记出,称为新五代史,薛史则称为旧五代史。原书已佚,现行本是清乾隆四十年时的辑本。旧五代史所叙述的历史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最后一次大规模分裂割据的时期。  从公元九○七年朱温称帝起,到九六○年北宋建立,五十多年间,中原地区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王朝前后相继,中原以外有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南平、北汉等十个独立王国,史称「五代十国」,其中还没有包括当时我国境内契丹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这个时期,在全国各地,特别是中原地区的分裂割据政权之间,充满了激烈的军阀混战,造成了频繁的王朝更迭。五代大地主军阀集团的割据政权是极端残暴、极端腐朽的,旧五代史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这些政权的反动统治。他们「徵搜舆赋,竭万姓之脂膏」。[一]他们「峻法以剥下,厚敛以奉上」。[二]他们急徵暴敛,明抢暗夺,或使「数州之[一]旧五代史卷三四唐庄宗纪八[二]旧五代史卷一四六食货志民,屠啖殆尽,荆棘蔽野,煙火断绝,凡十余年」,[一]或使「一方之民,若据炉炭」。[二]他们甚至用泥土製钱,因杨柳吐絮而徵税,把山中的野草当茶卖!他们「卖官鬻狱,割剥蒸民,率有贪猥之名」。[三]更有甚者,后晋石敬瑭不惜匍匐于契丹军事集团脚下,甘当「儿皇帝」。旧五代史揭露的军阀割据势力的种种罪恶行径,对于我们认识历史上分裂割据的危害性和维护全国统一的重要意义,无疑是有益处的。  旧五代史在编撰上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它基本上取材于五代时人所修的各种实录。  这些实录「皆无识者所为,不但为尊者讳,即臣子亦多讳饰」。[四]旧五代史在转述时,不可避免地会带上它们固有的缺陷。石敬瑭这样的无恥之尤,獲得了「旰食宵衣,礼贤从谏」,「能保其社稷」[五]的美名。桑维翰是首先提倡投靠契丹军事贵族集团的,旧五代史编撰者却为之開脱,说「和戎之策,固非误计」,[六]讚美桑维翰是「効忠」后晋的「社稷臣」。[七]冯道毫无骨气,一生投靠过许多搞分裂割据的军阀,旧五代史的作者却说:「道之履行,鬱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體。」[八]这些论述,完全违反了历史事实,不能不说[一]旧五代史卷一五李罕之传[二]旧五代史卷一三五僭伪列传二刘陟传[三]旧五代史卷九八安重荣传[四]十七史商榷卷九三[五]旧五代史卷八○晋高祖纪六是旧五代史的重大缺陷。此外,旧五代史还有其他许多缺点,如材料芜杂,概括力差观点不统一,大多数文章写得很不高明,等等。  就史料價值而言,由于旧五代史编撰者大都亲身经历过五代的历史场面,见闻较近,因而保存了比较丰富的原始资料。相反,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删去了许多应当保留的重要史料。因此,两者还是可以互相补充的。  北宋时期,新旧两史並行。金章宗泰和七年(公元一二○七年)规定「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欧阳修所撰」。[一]到了元代,旧五代史就逐渐不行于世。清乾隆中开四库馆时,未能找到原本。馆臣邵晋涵等就永乐大典中辑录排纂,再用册府元龟、资治通鑑考異等书引用的旧五代史材料作补充,大致恢复了原来面貌的十分之七八。同时还从其他史籍、类书、宋人说部、文集、五代碑碣等数十种典籍中辑录了有关的资料,作为考異附注,与今辑本旧五代史正文相五补充印证,在不少方面丰富了原本的内容。今辑本旧五代史作为四库金书之一,于乾隆四十年(公元一七七五年)编成缮写进呈,标明原文辑录出处,补充和考证史实的注文附在有关正文之下,部分文字考订则另附黄色粘籤。一九二一年南昌熊氏曾影印出版(简称「影库本」)。后来又有乾隆四十九年(公元一七八四年)缮写的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和武英殿刊本(简称「殿本」),补充史实的注文仍附于正文之下,文字、史实考订则作为「考证」附于卷末,文字颇有改动,内容也有不少增删,并删去了辑文的出处。现存的旧五代史一般刊本及石印本都是根据殿本翻印的。此外,还有乾隆时期孔荭谷的校抄本(简称「孔本」,现仅看到近人章钰过录本)、彭元瑞校抄本(简称「彭本」)及抱经楼卢氏抄本(简称「卢本」),它们都以保存辑文出处为贵,内容大致和影库本相同。其中孔本是根据较早的辑录稿本抄写的,未改的清朝忌讳字较多,并保存了后来编定本删去的数十条注文。至于一九二五年的嘉业堂刊本(简称「刘本」),则以卢本为底本,再根据殿本作了大量校补,体例比较芜杂。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旧五代史,就是根据刘本影印的。  本次整理校点旧五代史时以影库本为底本,同时用殿本、刘本及其他三种抄本参校,并适当吸收了邵晋涵的批校及孔荭谷、彭元瑞等人的校勘成果。对史文辑录所据和注文引用的史料出处,除根据原书通行本进行必要的校勘外,还参校了残宋本册府元龟影印底样、复旦大学藏旧抄本五代会要、周星诒过录的顾广圻校五代史补五代史阙文、永乐大典残卷膠卷及照片。凡有增删或重要異文可备参考的,一律作为校记附于卷末。辑本因避讳而改动的文字,除影响文义的外,一般不再改回。有些古代少数民族的人名等,辑本曾按照当时官定的辽史索伦国语解的译名作了改动。这种译名后来并不通行今均恢复原文,于译名第一次出现处出校。辑本原注永乐大典、册府元龟的卷数颇有错误和脱漏,今有原本可查对的迳予改正增补。关于注文,除保留影库本原有的外,还在避免重複的原则下,根据邵晋涵旧五代史考異、殿本、孔本等作了增补,并注明来源,以求成为比较完备的本子。由于旧五代史的版本流传问题比较複杂,现把一些重要版本的序跋附录书后以供参考。

84.11 万字 | 2019-04-05 15:56更新

陈书

姚思廉 | 正史 | 已完结

  《陈书》是记载南朝陈(公元557年~公元589年)的纪传体史书,作者为唐朝(公元618年~公元907年)时的姚思廉,包括本纪六卷、列传三十卷,共三十六卷,这是二十四史中卷数最少的一部。姚思廉(公元557年~公元637年),本名简,雍州万年(今中国中西部陕西西安)人。父亲姚察编写陈史,但在隋朝大业年间却病逝,临终嘱咐姚思廉继承父业。在唐高祖武德五年即公元622年,姚思廉奉命编修陈史,后来没完成。到了贞观三年即公元629年,他再次奉命编修《陈书》,在贞观十年终于完成。  姚思廉曾在前人史书基础上进行删改,加上父亲旧稿作参考,最终完成《陈书》的编写。《陈书》虽然也由魏征总结汇编,但很多工作是由姚思廉所做。虽然此书内容不多,但前后延续时间很长,后人推测大概和所写时代较近,作者顾虑较多有直接的关系。  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姚思廉,字简之,陈亡后,迁家关中,为万安人。两人事迹已于本书《梁书》前言中作了介绍,可以参阅。  陈朝封建政权只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特别的建树,或许与此有关。《陈书》内容比不上《梁书》那样充实,本纪和列传都过于简略。

20.76 万字 | 2019-04-05 15:55更新

新五代史

欧阳修 | 正史 | 已完结

  新五代史,宋欧阳修撰,原名五代史记,后世为区别于薛居正等官修的五代史,称为新五代,史。全书有本纪十二卷、列传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及年谱十一卷、四夷附录三卷,共七十四卷。记载了自后梁开平元年(公元九○七年)至后周显德七年(公元九六○年)共五十三年的历史。  欧阳修字永叔,江西廬陵(今吉安)人,生于宋真宗景德四年(公元一○○七年),死于神宗熙宁五年(公元一○七二年)。他在宋仁宗庆历三年(公元一○四三年)任谏官时,参加了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活动,后被贬为地方官,一直到至和元年(公元一○五四年),才被调回宋廷中央,任翰林学士,主编新唐书。新五代史编撰的时间没有明確的记载,从他写给尹师鲁、梅圣俞等人的信来看,在景祐三年(公元一○三六年)前已着手编写,到皇祐五年(公元一○五三年)基本上完稿,先后经过十八年左右的时间。欧阳修在编撰新五代史时,写给尹师鲁的信中说「史者国家之典法也」,史书记载「君臣善恶,与其百事之废置」,目的在于「垂劝戒,示后世」。在他看来,旧五代史还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有「繁猥失实」的地方,没有起到它应起的作用。所以他把「褒贬义例」放在新五代史的首要地位,並以孔子编撰春秋的「义例」,作为自己立论的原则,用「春秋笔法」对五代历史进行褒贬。  五代是一个封建分裂割据的时代,中原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小王朝的相继更替;中原以外的地区分裂为吴、南唐、前蜀、后蜀、吴越、楚、闽、南汉、南平、北汉等十国。各个王朝统治的时间都比较短促,用欧阳修的话来说,「于此之时,天下大乱,中国之祸,篡弑相寻」[一],五代「五十三年之间,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长者不过十馀嵗,甚者三、四嵗而亡」[二],出现「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三]。这种局面之所以出现,是由于唐「安史之乱」以后中央集权制度被破坏,地方藩镇在大地主豪强势力支持下,拥兵割据,独霸一方。唐末黄巢农民大起义的革命威力摧毁了唐王朝,沉重打击了旧的藩镇割据势力。但是,黄巢起义最后遭到了失败。一批在镇压起义中形成的军阀成了新的割据势力。唐朝灭亡后,他们继续霸佔一方,互相篡夺攻击,造成了我国歷史上五代十国的短暂分裂局面。新五代史的作者封于这种分裂割据现象採取了否定的態度。但是,[一]新五代史卷六一吴世家[二]欧阳文忠全集卷五九本论[三]新五代史。序他把分裂割据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封建道德的败坏。在欧阳修看来,五代是一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庙朝廷人鬼皆失其序」的「乱世」[一]。真是「礼乐崩壞,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二]因此,他採取了和编写新唐书不同的做法。在新唐书中,他重视典章制度,不厌其详地加以记载,而在新五代史中,由于他認为五代时期「天理几乎其灭」,是一个「乱极矣」的时代,根本没有什么礼乐制度可谈,因而他说:「五代礼乐文章,吾无取焉,其后世有必欲知之者,不可以遗也。」因此,他除写了司天考、职方考以外,其他的典章制度一概没有写。  在编撰体例方面,新五代史改变了旧五代史的编排方法。旧五代史分梁书、唐书等书,一朝一史,各成体系;新五代史则打破了朝代的界限,把五朝的本纪、列传综合在一起,依时间的先后进行编排。旧五代史不分类编排列传;新五代史则把列传分为各朝家人传、死节传、死事传、一行传、杂臣传,等等。  北宋亡后,北方的金政权在章宗泰和七年(公元一二○七年)明令「新定学令内,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欧阳修所撰」。[三]至于南方的南宋,由于理学盛行,更是独尊新五代[一]新五代史卷一六唐家人传论[二]新五代史卷一七晋家人传论[三]金史卷一二章宗纪史。  由于欧阳修编写新五代史后于旧五代史,看到了旧五代史编撰者所没有看到的一些资料,他往往採用小说、笔记之类的记载,补充了旧五代史中所没有的一些史实。如王景仁、郭崇韬、安重诲、李茂贞、孔谦、王彦章、段凝、赵在礼、范延光、卢文纪、马胤孙、姚顗、崔税、吕琦、杨渥等传都或多或少地补充了若干事实,有些则插入比较生动的情节,以小见大,使读者加深对五代时期的人物和事件的瞭解。就历史资料方面而言,新五代史和旧五代史是可以互为补充的。  本次点校,以百衲本(影印南宋庆元本)为工作本,对校了贵池本(清贵池刘氏景印南宋本)、殿本、南昌本(清南昌彭元瑞五代史记注);参校了明汪文盛本、南监本、北监本、汲古阁本、卾本(清崇文书局本)、徐注本(清徐烱注补五代史记抄本)、刘校本(清味经书院刻本,附有刘氏等五代史记校勘札记)以及傅增湘校勘成都书局本本纪部份。

36.67 万字 | 2019-04-05 15:55更新

魏书

魏收 | 正史 | 已完结

  魏书一百三十卷(如不分子卷,则是一百十四卷),内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八卷,志二十卷。内容记载了公元四世纪末至六世纪中叶的北魏王朝兴亡史。  早在拓跋珪建立北魏政权时,就曾由邓渊编写代记十馀卷,以后崔浩、高允等继续编写魏史,都採用编年体。太和十一年(公元四八七年),李彪参加修史,始改为纪传体,大概编写到拓跋弘统治时代。以后,邢峦、崔鸿等先后编写了高祖(元宏)、世宗(元恪)、肃宗(元诩)三朝的起居注。北齐天保二年(五五一),高洋命中书令兼著作郎魏收编写魏史,设置修史局,由太保、录尚书事高隆之监修,房延祐等六人先后参加修史。  魏收(五○五--五七二)字伯起,钜鹿(今河北平乡一带)人。他是北齐著名文人,和温子昇、邢子才齐名。早在北魏末年他就参加「国史」和起居注的编写。他在东魏、北齐虽然官职步步高升,直做到尚书右仆射,但除起草诏令之外,修史长期是他的专职。这次设局纂修,高隆之只是掛名,魏收推薦的史官都是一向趨奉自己的人,凡事由收专主。  天保五年(五五四)秋,完成纪传,十一月又成十志。  书成后,议论纷纭,被称为「秽史」。魏收借修史来酬恩报怨,他公然宣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凡是史官的祖先姻戚,「多列史传」,「饰以美言」,还有受贿行为。由於魏收在列传人物的去取褒贬上触犯了某些门阀地主,诸家子孙控诉「不平」的一百多人。皇帝高洋和宰相杨愔、高德正庇护魏收,逮捕了一些控诉的人下狱治罪,暂时压下这场风波,同时也命魏书「且不施行」。以后,高演、高湛两次命魏收修改,始成定本,即传下来的这部魏书。  魏收以前和同时代人曾经编写过魏史和其他资料,隋、唐时期也有人另写过几种魏书,这些书都没有传下来。唐代李延寿的北史,其中北魏部分基本上是魏书的节录。因此,魏书是现存叙述北魏历史的最原始和比较完备的资料。  书中记载鲜卑拓跋部的早期活动,多少反映了拓跋部的社会面貌,提供了由氏族、部落到国家发展过程的材料。  北魏承「十六国」之后,是一个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错复杂的时代,书中列举了不少有关这方面的资料。魏书自卷一百至一百三是国内少数族和外国的列传,大致都根据当时使节和商贩的记录和口传写成。其中有一些侮辱性的记载和传闻失实的地方,但基本上反映了当时我国东北、西北地区各族与中原地区的密切联系,和中外经济、文化流的加强。  魏书十志内容疏略,杨守敬批评地形志「貌似高古,然有详所不当详,略所不当略者」。详略失当,不仅地形一志,其他各志也是一样。例如食货志不记徭役;官氏志不记官府部门,官吏职司;天象志四卷、灵徵志二卷,全是宣扬灾变祥瑞。  虽然如此,十志还是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材料。食货志记录了太和九年(四八五)的均田令和与此相关的三长制和租调制,是研究北魏和以后三百年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基本材料。关於货幣的记载,有助於对当时北魏境内各地社会经济的瞭解。灵徵志的上卷留下北魏建国以来一百五十年间的各地地震记录。官氏志和释老志是魏收创立的志目。官氏志的姓氏部分列举拓跋部和所属部落,氏族的姓氏和元宏所改汉姓,为后来姓氏书基本材料之一,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拓跋部族的形成和当时各族的部落、氏族的分併离合。释老志叙述了佛教在北方的传播和寇谦之修改道教的经过。志中反映了世俗地主和寺院地主的矛盾,特别是反映了寺院所属奴隶和依附人口所遭到的地租剥削和高利贷剥削,这不仅是有关寺院经济的重要资料,而且也有助於对当时全部封建剥削制度的瞭解。  不管纪传和志,魏书都载入大量无关重要的诏令、奏议,以致篇幅臃肿。但却也保存了一些有价值的资料,例如李安世传载请均田疏,张普惠传载论长尺大斗和赋税疏等,有助於对北魏均田制和残酷剥削的瞭解。书中所载文章诗歌是后人搜辑北魏诗文的主要来源。  魏书在宋初业已残缺,嘉祐六年(一○六一)曾命馆阁官校勘魏书和宋、齐、梁、陈、北齐、周书。今魏书前有目录序,署名为刘攽、刘恕、安焘和范祖禹,不记年月,大致当在治平四年至熙宁三年(一○六七--一○七○)间。二刘和祖禹都是宋代有名史学家,尤其刘恕精熟南北朝史事。他们作了较细緻的校勘,查出本书残缺为后人所补各卷,并比对了修文殿御览、北史和唐人各种史钞、史目,将补缺各卷的来源「各疏於逐卷之末」,目录中也注明那一些卷「阙」或「不全」。今将补阙各卷的宋人校语移入校记,目录传本错误,有原阙无注,或不阙而注阙,今皆改正。通计全阙二十六卷,不全者三卷。  北宋初刻的确切年月无考,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至遲不晚於政和中(八)。这个初刻本当时就流传不广,南宋绍兴十四年(一一四四)曾在四川翻刻魏书和其他六史,这两种本子都没有传下来。传下来的魏书最早刻本也是南宋翻刻,但传世的这个本子都有元、明二朝补版,即所谓「三朝本」。一九三五年商务印书馆影印的所谓「宋蜀大字本」,其实也就是这种三朝本。北京图书馆藏魏书善本三部,也都是三朝本,该馆善本书目七三五四号一种和商务印书馆影印所据底本相近。

128.96 万字 | 2019-04-05 15:54更新

宋史

脱脱、阿鲁图等 | 正史 | 已完结

  宋史修于元末,由丞相脱脱和阿鲁图先后主持修撰,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张起巖、欧阳玄等七人任总裁官。全书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共四百九十六卷,是二十四史中最庞大的一部官修史书。  早在元初,元世祖忽必烈就曾诏修宋史,后来,袁桷又奏请购求辽、金、宋遗书,虞集也曾奉命主持修撰辽、金、宋三史。由于元王朝内部对修撰宋史的体例主张不同,一派要「以宋为世纪,辽、金为载记」,一派要「以辽、金为北史,宋太祖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宋史」,双方「持论不決」[一],长期未能成书。元顺帝于公元一三四三年(至正三年),又诏修辽、金、宋三史[二],决定宋、辽、金各为一史。宋史在纪、传、表、志本已完僃的基礎上[三],只用了两年半的时间,于一三四五年(至正五年)成书。  在二十四史中,宋史以卷帙浩繁著称。两千多人的列传,比旧唐书列传多一倍,志的份量在二十四史中也是独一无二的。食货志十四卷,相当于旧唐书食货志的七倍。兵志[一][三]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二三。[二]元史卷四一顺帝本纪。  十二卷,是新唐书兵志的十二倍。礼志二十八卷,竟佔二十四史所有礼志的一半。元末修撰的这部宋史,是元人利用旧有宋朝国史编撰而成,基本上保存了宋朝国史的原貌。宋史对于宋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关係、典章制度以及活动在这一历史时期的许多人物都做了较为详尽的记载,是研究两宋三百多年历史的基本史料。例如,从食货志中,不仅可以看到两宋社会经济发展的概況和我国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经济联击的加强,还可以看到劳动人民创造的超越往代的巨大物质财富和他们所遭受的残酷剥削。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等,保存了许多天文气象资料、科学数据以及关于地震等自然灾害的丰富史料。  宋史具有以往封建史书所没有的特点,这就是它始终遵循的基本思想是程朱理学。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宋史「大旨以表章道学为宗,余事皆不甚措意」[一]。清代史学家钱大昕也说:「宋史最推崇道学,而尤以朱元晦(熹)为宗。」[二]这是符合实际的。在宋史修撰中起主要作用的那些人物,都是道学的信奉者。例如,对于宋史修撰「多所协赞」的鐵木儿塔识,就对「伊洛诸儒之书,深所研究」[三]。张起巖对「宋儒道学源委,尤多究心」[一]。特别是在宋史的修撰中「尤任劳动」[二]的欧阳玄,更是一个对「伊洛诸儒源委,尤为淹贯」[三]的道学家。宋史的修撰原则是,遵循「先儒性命之说」,「先理致而后文辞,崇道德而黜功利。书法以之而矜式,彝伦赖是以匡扶」[四]。在这个原则下,欧阳玄为宋史定下的体例和他所撰写的论、赞、序以及进宋史表[五],都集中地贯彻了道学的思想。  宋史在史料剪裁、史实考订、全书体例等方面存在许多缺点,使它在二十四史中有繁芜杂乱之称。宋史「以宋人国史为稿本」[六]宋人国史记载北宋特别详细,南宋中叶以后「罕所记载」,宋史依样画葫芦,显得前详后略,头重脚轻。在宋史中,还有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如一人两传,无传而说有传,一事数见,有目无文,纪与传、传与传、表与传、传文与传论之间互相牴牾等等。  宋史的版本,主要有下列几种:公元一三四六年(元至正六年)杭州路刻印的至正本;公元一四八○年(明成化十六年)的成化本(朱英在广州按元刻本的抄本刻印,后来的版本大都以此为底本):明嘉靖南京国子监本(南监本):明万历北京国子监本(北监本);清乾隆四年武英殿本(殿本);清光绪元年浙江书局本(局本);一九三四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一九五八年缩印本个别卷帙有抽换)。由于百衲本是用至正本和明成化本配补影印而成,又同殿本作了对校,修补和改正了某些错字,是一个较好的版本。因此,这次校点宋史,是以百衲本为工作本,同时吸收了叶渭清元椠宋史校记和张元济宋史校勘记稿本的成果,参校了殿本和局本。凡是点不断、读不通而又无法从版本上校正的地方,适当地作了本校和他校工作,在卷末校勘记中说明。

487.11 万字 | 2019-04-05 15:52更新

史记三家注

(汉)司马迁撰 | 正史 | 已完结

《史记》在我国比较广泛地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它成为司马迁著作的专称,也开始于这个时候。在这以前,《史记》都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记》和简称“太史公”。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到唐朝时候,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文人们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著名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史记》特别推崇。宋元之后,欧阳修、郑樵、洪迈、王应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于是《史记》的声望随日俱上,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俗称“三家注”的《史记集解》(刘宋时裴駰注)、《史记索隐》(唐司马贞注)和《史记正义》(唐张守节注)。《集解》兼采当时裴駰所能见到的前人有关《史记》诸书的研究成果,并一一注明作者名字。一丝不苟。《索隐》进一步指出了《集解》中考证不当的错处。并对《史记》原文提出辨正,发语警辟。《正义》的作者长于舆地之学,对《史记》中地名的考证尤为精辟。读《史记》原文,同时注意看一看这三家注,对原书会有更进一步的理解。1959年中华书局重新标点排印的《史记》,就是与这三家注合刻的本子。

56.81 万字 | 2019-04-05 15:47更新

史记

司马迁 | 正史 | 已完结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开始称《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太史记》。司马迁,字子长,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  此书记事始于传说中的黄帝,下限到汉武帝时期,前后跨越三千多年历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是全书提纲,按年月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列传”是重要人物传记。其中的本纪和列传是主体。  按司马迁所说,编写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究天人之际”是探秋天道和人事的关系,作者批判了原来的“神意天命论”,提出了“帝王中心论”。“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历史的发展实况及其规律。  《史记》参考了众多典籍,如《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和诸子百家,同时参考档案、民间古文书籍。他还亲自采访,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对材料精心选择使用,治学态度异常严谨。  汉代之前的历史著作在内容、史事、材料、作者编撰水平上都无法和《史记》相比。可以说,《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通史,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基本都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鲁迅先生对史记的评价也很高。  司马迁去世之后,《史记》并没有立刻流行,被人重视。到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经过努力,才开始流传,但到东汉时已经有了残缺。  注释方面,南朝宋的裴著有《史记集解》,是现存最早的旧注本,唐朝司马贞撰写《史记索隐》,有很多新见地,唐朝的张守节用毕生精力写成《史记正义》,成就较高。  该书现存早期的版本之一南宋黄善夫家塾刻本,被公认为善本,经商务印书馆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明朝的《二十一史》本、清朝武英殿刻《二十四史》本参考价值都很高。清朝同治年间有金陵书局的刻本。1959年,中华书局所出标点校勘本利于现今的读者学习参考。

66.61 万字 | 2019-04-05 15:45更新

北齐书

李百药 | 正史 | 已完结

  北齐书五十卷,作者唐李百药,内容记载了公元五三四年前后北魏分裂,东魏政权建立,中经五五○年齐代东魏,到五七七年齐亡为止的王朝兴亡史。  为了区别於曾经割据江淮的齐朝,后人称之为「北齐」。和北魏一样,东魏--北齐仍然是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联合统治的封建政权。它的疆域南阻长江,和梁、陈两朝先后对峙;西在今山西、河南、湖北,与西魏--北周分界。  从北齐到隋的五十年间,曾先后有人编写出几种不同体裁的北齐史,其中有隋李德林的纪传体齐书和王劭的编年体齐志。公元六二二年(唐武德五年),唐高祖指派裴矩、祖孝孙、魏徵重写北齐史,长期没有写成。六二九年(贞观三年),唐太宗专设梁、陈、齐、周、隋五朝史的编写机构,命李百药写北齐史。他在其父李德林齐书基础上参考王劭齐志扩充改写,六三六年(贞观十年)全书完成。  李德林(公元五三○--五九○)字公辅,博陵安平(今河北深县)人。他经历齐、周、隋三朝,一直担任诏令和其他重要文件的起草,获得历朝皇帝的宠用。在齐官至中书侍郎,在周官至御正下大夫,在隋官至内史令,封安平公,死在怀州刺史任上。他在北齐就参加「国史」即北齐史的编写,写成纪传二十七卷,隋时扩充为三十八篇。  李百药(公元五六五--六四八)字重规,隋末官建安(今福建建瓯)县丞。曾参加隋末农民起义,后降唐。入唐后任中书舍人,参加制定五礼和律令。最后官至宗正卿,封安平县子。  传本北齐书大部份出於后人所补,用北史补的部份,北史具在,而且补的人还常有删节,这部份基本上可有可无;另一部份用唐人史钞补的,虽也出於北齐书,但把原文删节得不像样子,除个别地方可供参考外,价值也很低。然而从五十卷全书来说,包括补缺部份在内,它留下了这段历史的比较全而的材料。其中保留下来的十七卷李百药原文,还保存了一些不见他书的有用的材料。此外,在具体叙事上,北史常有删改北齐书而错了的,也可憑本书纠正。如北魏末年的各族人民大起义是南北朝时期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武装起义,北齐书记载了各地起义军活动的材料,有一些在北史中就作了删削(李元忠附李愍传、叱列平传等)。  在唐初同时编写的各史中,北齐书对当时封建统治者的醜事记载较多。这是由於隋唐两朝继承北周,北齐是一个被战败灭亡的割据政权,被认为是「僣伪」,隋唐编写北齐史就相对地较少忌讳,同时也藉此证明周灭齐是所谓「有道伐无道」。北齐书之较多揭露性的记叙,也是同吸收王劭齐志的记载有关。刘知几说,王劭齐志叙事生动,语言通俗,这两点在北齐书中也仍然有所体现。  东魏、北齐时期,通过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实践,钢铁冶煉技术上有很大发展,北齐书的方伎传中记载了綦母怀文在这方面的新贡献。方伎传中还记载了数学家信都芳、天文学家张子信的事跡。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邢邵和唯心主义者杜弼关於形神问题的辩论,在北齐书中也有比较详细的记录,留下了一份哲学史上有价值的文献。  北齐书早在唐代中叶以后就逐渐残缺,也不断有人补缺。到北宋初就只有十七卷是李百叶的原文,其余都是后人以北史和唐人史钞中相关纪传补全。这部书初次刻版付印,流传下来的就是这种补本。我们重编总目时,凡是后人所补的各卷都注上了「补」字。这部书的最早刻本,据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记载,是在北宋末政和中即十二世纪初。这个最早的刻本早已失传。我们用来校勘的是:一、有元明两朝补版的南宋刻本即三朝本(武汉大学图书馆藏);二、明万历间南京国子监刻本(简称南本);三、明万历间北京国子监刻本(简称北本);四、明末毛氏汲古阁本(简称汲本);五、清乾隆四年武英殿本(简称殿本);六、清同治十三年金陵书局本(简称局本);七、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本(简称百衲本)。百衲本三十四卷前影印三朝本,三十四卷后影印残宋本。这七种本子中,我们以三朝本、南本、殿本为互校的主要本子。为了避免烦琐,在三种本子内互校,择善而从,除少数需要说明者外,一般不出校记。除了版本互校外,我们还通校了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北史、资治通鑑、通志中有关部份。  由於北齐书大部份为后人所补,这给校勘带来一系列复杂问题,这一些在点校后记中说明。

16.19 万字 | 2019-04-05 15:43更新

辽史

脱脱等 | 正史 | 已完结

  辽史一百十六卷,元脱脱等修,记载辽政权二百多年(公元九○七--一二五年)的历史。其中也兼敍了辽以前契丹族和辽末耶律大石建立的西辽的历史。  契丹是我国历史上的古老各族之一,魏书、隋书等史都有传。唐末,封建军阀篡夺和瓜分农民起义的果实,在中原和南方各地分别建立自己的统治,契丹贵族耶律阿保机(辽太祖)则在祖国的北方疆土上建立了辽朝。它是一个以契丹贵族为主,联合一部分汉族地主和其他各族上层分子组成的政权。  辽朝和历代封建政权一样,设立史官。撰写起居注、日历,纂修实录。历次所修的实录,最后由耶律俨综合编订成书,后人称之为耶律俨实录。耶律俨,析津(今北京)人,本书有传。他的父亲耶律仲禧是在辽朝做官的汉人,本姓李,赐姓耶律。耶律俨本人官至参知政事、知枢密院事、监修国史。  从今本辽史可以考见,耶律俨实录包括纪、志、传等部分,为后来编写纪传体辽史打下了基础。金朝两次纂修辽史,都以这部书为基本依据。第一次纂修在完颜亶(熙宗)时代,由耶律固、萧永祺先后执笔,皇统八年(公元一一四八年)宗成,未曾刊行,到元修辽史时稿本已散佚无存。第二次在完颜璟(章宗)时代,由移剌履、党怀英等十三人纂修,泰和七年(公元一二○七年)由陈大任最后完成,后人称之为陈大任辽史。当时由於修史的所谓「义例」未定,主要是金朝继承哪一朝的「帝统」问题还未解決。所以陈大任辽史也没有经金朝批准刊行。  元代中统二年(公元一二六一年)和至元元年(公元一二六四年),都曾议修辽、金二史。南宋亡后,又议修辽、金、宋三史。也由於「义例」未定,以至「六十馀年,岁月因循」。关於「义例」的争论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仿晋书例,以辽、金作为「载记」,附於宋史;另一种主张仿南、北史例,以北宋为「宋史」,南宋为「南史」,辽、金为「北史」。这个问题长期争议不決。直到元末至正三年(公元一二四三年),脱脱任纂修三史的都总裁,才決定辽、金、宋「各与正统,各击其年号」,由廉惠山海牙、王沂、徐昺、陈绎曾四人分撰辽史。当时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很尖锐,各地人民相继起义,元政权处於风雨飘摇之中,财政又极困难,故三史都是仓促修成。其中辽史时间最短,只用了十一个月(至正三年四月到四年三月)。这次纂修即以耶律俨实录、陈大任辽史为基础,参考资治通鑑、契丹国志及各史契丹传等,稍加修订编排。撰成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二卷,表八卷,列传四十五卷,国语解一卷,共一百十六卷,就是现在这部辽史。  元修辽史时,既没有認真搜集和考订史料,再加上纪、志、表、传之间相互检对也很不够,因此前后重複,史实错误、缺漏和自相矛盾之处很多。甚至把一件事当成两件事,一个人当成两个人或三个人。这种混乱现象在二十四史中是很突出的。但由於耶律俨实録和陈大任辽史都已失传,元修辽史成了现存唯一的一部比较系统、完整地记载辽的官修史书。它提供了一些研究当时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民族关系等问题的材料。  例如,天祚纪反映出,当辽朝对女真的战争节节失败的时候,汉族农民和各族人民纷纷起义,其中由安生儿、张高儿领导的起义军多达二十万人。又如营卫志、礼志提供了契丹部落的建置、分佈,以及遊牧民族风俗习惯的材料。地理志和百官志记録了当时的地理建置和农牧区统治机构的概况。本纪、部族表、属国表、二国外纪等部分还保存了一些研究契丹以外各族历史以及中外关系史的参考资料。从辽史里还可以看到,当时草原上由於农业的发展,手工业人口的增加,逐步出现了一些农业聚落和城市。特别是先后建立的上京和中京,与南京(今北京)有着密切的联击,从而沟通了这一广阔地区的经济和文化。  辽史於元顺帝至正五年(公元一三四五年)与金史同时刊刻,只印了一百部,这次的印本已经失传。明初修永乐大典引用的很可能就是这个初刻本。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系用几种元末或明初翻刻本残本拼凑而成,虽有不少脱误,但也有许多勝於后出诸本的地方。明南监本源於百衲本所据的元本。北监本脱误与南监本同,且偶有误改。清乾隆殿本系据北监本校刻。道光殿本据四库本改译人名、官名等,有失原书面目。这次点校,以百衲本为工作本,用乾隆殿本进行通校,以南、北监本和道光殿本进行参校。又用永乐大典所引辽史全部校对一过。另外,还用纪、志、表、传互校,并参考册府元龟、资治通鑑、续资治通鑑长编、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宋史、金史、契丹国志、辽文汇等书校订了史文的脱误。对於前人校勘成果,主要参考了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厉鹗辽史拾遗、陈汉章辽史索隐、张元济辽史校勘记(稿本)、冯家昇辽史初校、罗继祖辽史校勘记。原书卷首有关修史的材料移作附录。

39.23 万字 | 2019-04-05 15:43更新

周书

令狐德棻、岑文本、崔仁师 | 正史 | 已完结

  公元六世纪二十年代,黄河流域的各族人民大起义,瓦解了统治中国北部的北魏(公元三九六至五三四)封建王朝。在这场激烈的阶级搏斗中,地主阶级纷纷组织反动武装,共同镇压起义军,同时又互相争霸。最后在北方形成东魏(公元五三四至五五○)和西魏(公元五三五至五五六)两个封建割据政权,与割据江淮以南的梁(公元五○二至五五七)政权三分鼎立。后来,东魏改齐(公元五五○至五七七),西魏改周(公元五五七至五八一)后人称它为「北周」。在南方,陈(公元五五七至五八九)也取代了梁。  西魏、北周封建政权是以鲜卑豪强宇文泰为首的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的联合统治。这个政权的统治区域大致包括今陕西、宁夏、甘肃和四川的大部、山西西南部、湖北西部以及河南西部。公元五七七年,周灭齐,统一北方。五八一年,杨坚代周,建立隋朝。周书虽以周题名,实际上是记述从公元五三四年东、西魏分裂到五八一年杨坚代周为止四十八年的西魏、北周史。  公元六二一年(唐武德四年),起居舍人令狐德棻向李渊(唐高祖)建议编写梁、陈、齐、周、隋五朝「正史」。他的意见被採纳,並指派了各史编写人员,但没有认真进行。六二九年(贞观三年),旧事重提,德棻担任周书的主编,参加编写的有岑文本和崔仁师。六三五年(贞观十年),周书和其他四朝史同时完成。  令狐德棻(公元五八三至六六六),宜州华原(陕西耀县)人,出身门阀贵族,官至国子祭酒。他在唐初颇有文名,曾多次参加官书的编写。在历史书方面,他还参加和主持过新晋书、五代史志和所谓「国史」(即唐史)以及李世民(唐太宗)、李治(唐高宗)两朝实录的编写。岑文本,邓州棘阳(河南新野)人,也是唐初著名文人,官至中书令。周书中的史论多半是他写的。崔仁师,定州安喜(河北定县)人,官至中书侍郎、参知机务。  周书主编人令狐德棻的祖父令狐整是北周的大将军,宇文政权骨干人物之一,其他两个编写人也在不同程度上和宇文政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家世不止是周书编者所特有,包括唐朝王室在内的唐初当权人物,也多半就是西魏、北周骨干人物的嫡派子孙。这样就规定了对周书的特殊要求,即不仅要竭力歌颂宇文政权的骨干人物,所谓「关右旧族」、「八柱国、十二大将军」,而且啧啧叹赏「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凡是唐朝的达官贵戚,周书总要想法为他们在周代的祖先立传,並往往不惜歪曲事实加以颂扬。比如,杜杲並无多少值得记载的事跡,但他却是唐朝宰相杜如晦的曾伯祖,杜家是关中头等门阀,唐朝谚语说「城南韦、杜,去天尺五」,周书没有杜家的传,不是「缺陷」吗?因此特为杜杲立专传,但由于事跡实在不多,只得把他出使陈朝的一些无谓的应对之辞塞进传中,以充篇幅。萧詧是梁朝的宗室,为了争夺帝位,不惜勾结西魏军队进攻梁朝的疆土,导致江陵十余万人民沦为奴婢的惨禍,自己卑躬屈节,充当西魏军监护下的傀儡皇帝。而书中竟给他作出「盖有英雄之志,霸王之略」这样与本人立身行事截然相反的评语。其所以如此,正是因为这个萧詧是唐朝另一个宰相萧瑀的祖父。这类例子,周书中举不胜举。连唐代另一封建史家刘知几也说:唐初编写五朝史的特点,是「朝廷贵臣,必父祖有传」,而且「事有不同,言多爽实」。这种情況,虽为五朝史所共有,但周书显得比较突出。  周书在收集、考订史料方面也存在着问题。它的资料来源,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旧史,包括西魏史官柳虯所写(可能周代史官曾经续写)的官史和隋代牛弘没有完成的周史;二是唐初为了修史而徵集的家状之类。牛史是本书的盖本。刘知几曾经说过,周书只憑牛史,「重加润色」,「不能别求他述,用广異文」,可见周书根据的资料是很贫乏的。而且在很有限的资料范围内,考核修订的工作也是很草率的。我们曾将庾信为当时官僚贵族所作的碑志和本书有关列传比对,年月历官常有出入,其中有些可以確定是本传错了的。还有不少记事记年自相矛盾的地方。  虽然周书作为资料也很不完备,而且有不少错误,但是这部书对于我们研究、瞭解这段历史还有一定的资料價值。它基本上反映了宇文政权的建立,建立后三个对建政权间(特别是东西魏或齐周间)的战争,以及宇文政权上層内讧的有关情況。周书只有纪和传,没有志,一些有关土地、赋役以及所谓礼、乐、刑、政等制度的资料,写入五代史志,和隋书合编。但从散见于纪传的零星记载中,也保存了一些诸如奴婢、部曲、客女的地位,徵庸代役的开端,府兵制度的产生等,对于后来隋唐两代有影响的社会关係、政治、军事制度的片断的资料。本书最后一篇異域传混淆了当时国内少数民族和外国的界限,也有不少歪曲事实和侮辱性的记载。但其中也包含一些可供参考的历史资料,特别是各少数民族的传中反映了一些各族人民配合汉族人民反抗封建统治的顽强斗争。另外,传中第一次记载了突厥、稽胡的历史。散见于本书纪传的各地人民武装起义,西起秦陇(李贤传、史宁传)巴蜀(陆腾传、伊娄穆传、崔谦传、柳昂传等),东至幽州(宇文神举传),南达襄阳(伊娄穆传),北到太原(宇文神举传),以致迫近国都长安的莲勺也是「数有群盗」(刘志传)。这些都是当时各地人民反抗封建统治的历史资料。唐以前记述这段历史的史籍都没有传下来。稍后编写的北史,其中西魏、北周部分基本上是删节周书,很少补充改正。删改之处,有些是对的,有些却是删节不当或是改错了的。因此,就现存的有关这段历史的资料来说,周书成书较早,保存的资料也比较原始。  周书在宋初已经残缺,后人以北史和唐人某种史钞补上。公元一○○五年(宋景德二年)编辑册府元龟,引用周书缺卷各条已是后人的补本。宋人曾在本书缺卷后附有校语,说明不是周书原文,清人钱大昕也曾加考证。我们重新检查,残缺情況是:卷一八、卷二四、卷二六、卷三一、卷三二共五卷全缺;卷三六可能全缺,可能半缺;卷二一大半缺。此外,也有宋初未缺而传世各本脱去的大段文字,如卷六武帝纪下、卷三九杜杲传都脱去几百字,但册府元龟引文却没有缺。周书最早刻印的確切年月我们还不清楚。旧本宋人安焘、王安国、林希的目録序,内有「今既镂板以传学官」的话。据序文和宋晁公武郡齋读书志、李焘续通鑑长编,校刊南北朝各史的工作是公元一○六一年(宋嘉祐六年)开始交给「馆阁官」办理的。今考王安国和林希都在熙宁初任职馆阁,安国死于一○七四年(熙宁七年),则周书第一次刻板应在一○六八至一○七四年即熙宁元年至七年间。这个最早的本子早已不存。一一七四年(绍兴十四年),周书和其他六史在眉山重刻,即所谓「宋蜀本」或「眉山七史本」。这个本子也没有流传下来。现在流传的是南宋翻刻,并有元明两代补板的所谓「三朝本」。  用以互校的是下列七种本子:  一、南宋刻元明遞修本与百衲本的底本同,校记中简称「宋本」。  二、明万曆间赵用贤刻南京国子监本校记中简称「南本」。  三、明万曆间萧云举刻北京国子监本校记中简称「北本」。南、北监本都曾据北史或以意改补一些文字,底本都是有元明补板的南宋本。  四、明末毛氏汲古阁本校记中简称「汲本」。底本不详,与宋本、南本異者多同北本。  五、清乾隆四年(公元一七三九年)武英殿本校记中简称「殿本」。底本是北本。  六、清同治十三年(公元一八七四年)金陵书局本校记中简称「局本」。底本是汲古阁本。  七、一九三四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宋蜀刻元明遞修本」(实是南宋临安刻本,非蜀本。)校记中简称「百衲本」。此本虽说影印,但多据他本改正错字,也有改错了的,实际上成为另外一种本子。

32.95 万字 | 2019-04-05 15:42更新

金史

脱脱等 | 正史 | 已完结

金史一百三十五卷,其中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是记载女真族所建金朝兴亡始末的一部史书。女真族是我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公元十二世纪初,女真滅辽,臣服了西夏,建立了与宋南北对峙的金朝。金以今天的北京为中心,在北方统治了近一百二十年,对我国的历史产生了极大影响。早在元世祖中统二年(一二六一),本着「国亡史作」的惯例,便已开始议修辽、金二史。宋亡,又议修辽、金、宋三史。但由於当时以哪一朝为「正统」长期争论不休,体例不能确定,故一直没有修成。直到元顺帝至正三年(一三四三),才決定宋、辽、金「各与正统」,并任命丞相脱脱为都总裁官,主持修史。次年十一月,金史修成,这时脱脱已罢相,由新相阿鲁图继任都总裁官,由他奏上。在参加修史的人员中,值得一提的是欧阳玄(一二八三--一二五七),元修三史的「发凡举例……至於论、赞、表、奏,皆玄属笔」(元史卷一八二本传)。欧阳玄字原功,浏阳人,曾做过翰林学士承旨等官,有圭齐文集传世。金史修成所以如此之快,主要是修史所依据的材料比较充分。首先是金实录。金建国以后,仿历代王朝成规,金主九代大都撰有实录。这些实录,在金亡时,都被降元将领张柔载归北去。中统二年,他把这些实录交到了史馆。不过,由於战乱,这些实录已有亡佚,如卫绍王一朝的实录,就是中统三年王鹗据杨云翼日录、陈老日录等补缀。在这之前,金末文人元好问(欲之)曾想利用金实录撰修金史,未能实现。但所传中州集及壬辰杂编,保存了不少他蒐集的金史史料,这两部书也为修撰金史之所本。又,金末文人刘祁(京叔),目睹金的亡国,他从汴京辗转两千余里,回到故乡浑源以后,写了归潛志一书,记载了作者所熟悉的人和事,对了解金末文人及社会情况有极大参攷价值。故元史馆的臣僚说:「刘京叔归潛志与元欲之壬辰杂编二书,虽微有异同,而金末丧乱之事犹有足徵者焉。」(金史卷一一五完颜奴申传)这些都为修金史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所以在元人修的三史之中,金史要算是较好的一部。金史比较系统地记载了女真族的发展历史,尤其是关於女真及其有关各族早期的情况,多不见於其它史籍。本书的志比较详备,为我们研究金代各项制度、行政区域、自然现象等,提供了不少有用的资料。但是,金史在敍事方面,也存在不少缺略和错误,这些问题,清人施国祁的金史详校多已指出,不再赘述。此外,宋、辽、金三史之间的关系,由於各书所据史料不同,而史官记事又往往从本政权的角度出发,有所迴护,所以有关同一事件的记载,難免互有差异。遇到这种情况,就需要各史参看,才能了解事件的全貌和真相。百衲本影印的元至正刊本(其中八十卷是初刻,五十五卷是元朝后来的覆刻本),是现存金史最早的本子。这次点校就採用它作底本,并与北监本、殿本参校,择善而从。此外,还参考了大金国志、大金吊伐录、大金集礼、归潛志、中州集、三朝北盟会编等书,以及残存永乐大典的有关部分,以订正本史的错误。对於前人校勘成果,採用最多的是施国祁的金史详校,但校勘记中没有逐条注明,对於施说举證缺略的地方,还作了一些补充。底本卷首原有进金史表等几份材料,现移到书末,作为附录。每卷的卷目,基本上保持原状。

115.28 万字 | 2019-04-05 15:41更新

隋书

令狐德棻、长孙无忌、魏征 | 正史 | 已完结

  隋书八十五卷,包括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  公元六二一年(唐武德四年),令狐德棻建议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各朝史。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着手编撰,但历时数年,没有成书。六二九年(贞观三年),重修五朝史,由魏徵「纪知其务」,並主编隋书。参加隋书编修的还有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等人。六三六年(贞观十年),隋书的帝纪、列传和其他四朝史同时完成,合称「五代史」。  当时「五代史」尚未有志。六四一年(贞观十五年),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等又奉命续修史志。初由令狐德棻监修,六五二年(永徽三年),改由长孙元忌监修。六五六年(显庆元年)成书,共十志,三十卷。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篇记载:书成之后,「其篇第虽编人隋书,其实别行,俗呼为’五代史志’」。又据李延寿北史序传,当时也称为「隋书十志」。从内容来说,十志虽然是配合五朝史的,但记述隋朝部分较详,对梁、陈、齐、周等都列举朝代名,于隋则往往仅称帝号或年号,可见编写时就以隋朝为主。旧唐书著录隋书八十五卷,卷数与今本相合,而没有另列「五代史志」或「隋书十志」,是后晋时隋书已包括十志在内。  隋书的「纪传」和「志」都成于众手,到宋朝初年,所题撰修人姓名已很不一致(参见宋天圣二年隋书刊本原跋)。一○二四年(宋天圣二年)刊刻隋书时,「纪传」部分题魏徵撰,「志」的部分题长孙无忌撰,遂为后来各本所沿袭。  两唐书经籍、艺文志著录的隋史专著,有王劭隋书等多种,后来都已失传,只有这部隋书流传下来。它对于我们今天瞭解和研究隋朝的历史,是一部重要的史籍。  隋书十志中记载了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但记述范围有时概括整个南北朝时期,甚至追溯到汉魏。食货志记载了自东晋以来按官品占有劳动力的等级制度、课役制度以及当时的货币制度,刑法志记载了梁以来律书的编定和「皇家」立法毁法的情况,都写得略具轮廓,多少反映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特点。地理志大体按照隋朝的行政区划,记载了南北朝以来的建置沿革,並保存了当时经济史和交通史等方面的资料。律曆志和天文志出于曆法学家李淳风之手,对南北朝以来天文曆法上的成就,作了总结性的叙述。数学家祖沖之关于圆周率的研究成果,曆法学家张子信和刘焯关于「日行盈缩」规律的研究成果,都保存在律曆志里。其中还有关于汉魏以来度量衡制度演变的记载,是经济史上的重要资料。音乐志记载的南北朝时期国内各地区以及国内外乐舞艺术交流的情况,说明了导致隋唐「燕乐」产生的历史条件。燕乐是以中原音乐为主体,融合了多种音乐因素而形成的,在中国音乐史上有较大的影响。经籍志是继汉书艺文志后又一部古代文献总录,除著录当时所存的著作以外,还附载了一些已经亡佚的书,并论述学术的源流。它所採用的图书分类法,直至清代相沿未变。  隋书最早的本子是宋天圣二年刻本,已经失传。本书校勘,用的本子有以下九种:  一、宋刻遞修本,现存六十五卷,校记中简称「宋小字本」。  二、另一种宋刻本,只存五卷,简称「宋中字本」。  三、元大德饶州路刻本,简称「元十行本」(商务印书馆「百衲本」即据此影印)。  四、元至顺瑞州路刻明修本,简称「元九行本」。  五、明南京国子监本。  六、明北京国子监本。  七、明汲古阁本。  八、清武英殿本。  九、清淮南书局本。  在以上九种之中,主要是用宋小字本和两种元刻本互校,并参校其他刻本,择善而从。版本校勘,一般不出校记。此外,还参校了通典、太平御览、册府元龟、资治通鑑通志等书的有关部分,并採用了前人对隋书的一些研究成果。关于书中的避讳字,天干「丙」字,唐人讳改为「景」,现一律回改。其他避讳字,一般不改,只在第一次出现时写出校记。

85.83 万字 | 2019-04-05 15:38更新

元史

宋濂等 | 正史 | 已完结

  元史二百一十卷,是一部比较系统地记载我国历史上元代兴亡过程的封建史书。洪武元年[一三六八年),即元朝滅亡的当年,明太祖朱元璋就下令编修元史。第二年,以李善长为监修,宋濂、王祎为总裁,赵壎等十六人为纂修,开局编写。仅用一百八十八天的时间,便修成了除元顺帝一朝以外的本纪、志、表、列传共一百五十九卷。接着又讓欧阳佑等十二人四出蒐集元顺帝一朝的史料,於洪武三年(一三七○年)重开史局,仍以宋濂、王祎为总裁,由朱右等十五人参加编写,用一百四十三天续修本纪、志、表、列传共五十三卷。然后合前后二书,釐分附丽,共成二百一十卷,全部编撰工作,历时只三百三十一天。刻印工作也进展得很快。据宋濂目录后记,洪武三年七月书成,十月便已「镂板讫功」。  元史之所以能迅速成书,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元史的编修,主要是照抄代各朝实录、经世大典、功臣列传等官修典籍,除了删节以外,没有下多少功夫。就元史编者的政治观点来说,同那些编修代典籍的人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信奉的都是儒家道学思想,所以在处理前代王朝遗存的历史资料时,也就无须从思想观点上和内容编排上作根本的改动。这样,元史编者们便无意中更多地保存了元代史料的原貌。  对於我们研究元朝的历史来说,元史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的基本资料。四十七卷本纪除顺帝一朝之外,全是现已失传的元代历朝实録的摘抄,内容比较丰富,是按年月日编制的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大事记。史料价值和确切性都比较大。有些旧学者指责元史本纪「不合史例」,内容「杂芜」,这是一种偏见。五十八卷志、八卷表的史料,除顺帝朝部分之外,绝大部分採自元文宗时所修的经世大典,而这部书现已大部分散失,许多内容只能在元史各志中看到,因而顯得珍贵。至於九十七卷列传,大部分取材於元朝官修的传记,而这些官修传记又是根据家传、神道碑、墓志等写成的。因此,在记载的确切程度上,要比纪、志差得多,但是其中含有许多生动具体的资料,这一点又是己、志所不及的。  由於元史仓促成书,且出於众手,在编纂方面有不少谬误。例如:有一些列传重出;甚至误把不同皇帝的后妃领取岁赐的名单,统统当作同一皇帝的后妃处理,以致在后妃表中将儿媳、曾孙媳、玄孙媳妇当成平列的妻妾。此外,译名不统一、年代史实的乖误等,也相当多。因此元史一直为后人所诟病,试图重修元史的书出过好几种。但是,这些重修之作都无法取代元史这部比较原始的基本资料。  元史最早的版本是洪武三年刻本。嘉靖初年,南京国子监编刊二十一史,嘉靖十一年(一五三二年)元史,其中元史用的是洪武旧板,损坏的板页加以补刊,一般板心刻有嘉靖八、九、十年补刊字样,此为南监本。南监本后来的遞修补刊一直延续到清初。万历二十四年(一五九六年)至三十四年(一六○六年),北京国子监重刻二十一史,元史也在其中,此为北监本。到清代,乾隆四年(一七三九年)武英殿又仿北监李重刻元史,称为殿本。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年)对辽、金、元二一史译名进行了谬误百出的妄改,挖改了殿本的木板,重新刷印。道光四年(一八二四年),又对元史作了进一步的改动,重新刊刻,这就是道光本。道光本对史的任意改动很大,但对史文也作了不少有根据的校订。后来又有各种翻刻重印的版本,其中比较好的是一九三五年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百衲本是以九十九卷残洪武本和南监本合配在一起影印的,在通行各本中最接近於洪武本的面貌。我们这次点校,是以百衲本为底本。对百衲本在影印过程中的描修错误,用北京图书馆藏原书、北京大学藏一百四十四卷残洪武本及北京图书馆藏另一部南监本作了核对订正,一律迳改。迳改的描修错误,共有近八十处。在版本校勘方面,用了北监本、殿本和道光本。还参考了胡粹中元史续编(简称续编)、邵远平元史类编(简称类编)、毕沅续资治通鑑(简称续通鑑)、魏源元史新编(简称新编)、曾廉元书、屠寄蒙兀儿史记(简称蒙史)、柯劭忞新元史,以及钱大明廿二史考异(简称考异)、汪辉祖元史本證(简称本證)等书。此外,并利用了批常见的原始资料,校正有关的史交,其书名和篇名,见於各卷的※校勘记。  本次校勘,只校订史文的讹倒衍脱,不涉及史实的考订。改动底本的地方,用方圆括号表圆括号内小字表示删,方括号内的字表示补),并附简要的校勘记。书中的明显刻误,以及板刻破体字,都予迳改。经过推算在纪日干支下用方括号补入的朔字,校勘记里不再说明。对书中的古体、异体、俗体字,侭量作了统一。原书卷首的进史表、纂修元史凡例和宋濂旨录后记,移至书末作为附录。

197.89 万字 | 2019-04-05 15:37更新

明史

张廷玉等 | 正史 | 已完结

中国清代官修的记述明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始纂于康熙十八年(1679),乾隆四年(1739)保和殿大学士张廷玉等在康熙时所撰《明史稿》的基础上撰成。从顺治二年(1645)开史馆起历时95年,是中国历史上纂修时间最长的一部官修史书。共332卷,包括本纪24卷、志75卷、表13卷、列传220卷,另有目录4卷。该书取材于《明实录》、《大明会典》、档册、邸报,以及文集、奏议、稗史、方志、传记等有关著述和材料,由于有著名史家万斯同等的整理和考订,该书体例严谨,叙事清晰,编排得当,文字简明,引述的资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明史》体例多有不同于前代正史或其他史书者。建文、景泰两朝均列为本纪,不同于《明实录》的附录形式;《历志》中的图表,简便易明,为过去所未有;《艺文志》只记述明代著述,不同于前代正史中的《艺文志》;在表的部分,较前代诸史增加了《七卿表》;另专门立有《阉党》、《流贼》、《土司》等列传,突出记述了明代的主要社会问题,为了解明代宦官、明代农民起义和明代民族关系,提供了比较集中、系统的材料。《明史》的记事有些过于简略,立传的人物也不够完备,且多回护之处。现通行的《明史》版本是乾隆四年的武英殿原刊本,1974年中华书局又据以校勘、标点出版。

347.52 万字 | 2019-04-05 15:35更新

后汉书

范晔 | 正史 | 已完结

  《后汉书》是纪传体的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断代史著作,一百二十卷,分为纪十卷、传八十卷、志三十卷。其中的纪、传作者是南朝宋的范晔,志的作者是晋的司马彪,一般称为《续汉志》。  范晔,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淅川东南)人,生于公元398年,即晋安帝隆安二年,做过刘裕之子彭城王刘义康的参军,后升任尚书吏部郎。432年,宋文帝即元嘉九年,由于触犯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从此受到压制,便开始著书,但写完《后汉书》后,又卷入刘义康与宋文帝刘义隆之争,在元嘉二十二年被杀。司马彪,字绍统,晋宗室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死于晋惠帝末年。  在范晔写《后汉书》之前,后汉史书已经有了很多种,从东汉的明帝到灵帝,经过班固、刘珍、伏无忌和蔡邕等几代人的努力,写就纪传体的《东观汉记》,主要记载光武帝到灵帝之间的东汉历史。后来,吴谢承、晋薛莹、司马彪和刘义庆等人都有著作面世。有了前人的成就,范晔便参考各家内容,融会贯通,写成《后汉书》。范晔原来想学习《汉书》,写成十志,因为被害而未如愿。由于范晔的著作叙事简明扼要,内容全面,所以其成就超过了前人,受到后世的重视。  《后汉书》纪、传的编次和《汉书》有不少区别,纪的最后一篇是《皇后纪》,相当于《汉书。外戚传》。皇后从传入纪,就是来自华晔的《后汉书》。此外,在《汉书》以外还创立了七篇类传,有《党锢传》、《宦者传》、《文苑传》、《独行传》、《方术传》、《逸民传》、《烈女传》,这些都是根据东汉现实、与风俗所写,有的类传成为后来人们学习的楷模。  在《汉书》中有《百官公卿表》,内容是西汉的职官制度,司马彪将“表”成为“志”,创立了《百官志》,记述东汉的职官制度。但该书的志中没有《食货志》,是一大漏洞,其内容在《晋书。食货志》里有了补充,介绍了此时期的经济状况。  现存最早的《后汉书》刻本是南宋时期的绍兴本,残缺五卷。后来商务印书馆加以影印,收进百衲本《二十四史》,缺的五卷用其他残本补充。1965年中华书局出版标点校本,以商务印书馆影印的南宋绍兴本为底本,校参考其他版本加以校正,同时吸取前人研究、校勘成果,参考价值较高。

91.32 万字 | 2019-04-05 15:29更新

易传

佚名 | 经学史及小学类 | 已完结

  《易传》是一部战国时期解说和发挥《易经》的论文集,其学说本于孔子,具体成于孔子后学之手。《易传》共7种10篇,它们是《彖传》上下篇、《象传》上下篇、《文言传》、《系辞传》上下角、《说卦传》、《序卦传》和《杂卦传》。自汉代起,它们又被称为“十翼”。  《系辞》是今本《易传》的第4种,它总论《易经》大义,是今本《易传》7种中思想水平最高的作品。《系辞》解释了卦爻辞的意义及卦象爻位,所用的方法有取义说、取象说、爻位说;又论述了揲著求卦的过程,用数学方法解释了《周易》筮法和卦画的产生和形成。《系辞》认为《周易》是一部讲圣人之道的典籍,它有4种圣人之道:一是察言,二是观变,三是制器,四才是卜占。《周易》是忧患之书,是道德教训之书,读《易》要于优患中提高道德境界,以此作为化凶为吉的手段。  对《易经》的基本原理,《系辞》进行了创造性的阐述和发挥,他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奇偶二数、阴阳二爻、乾坤两卦、八经卦、六十四卦,都由一阴一阳构成,没有阴阳对立,就没有《周易》。它把中国古代早已有之的阴阳观念,发展成为一个系统的世界观,用阴阳、乾坤、刚柔的对立统一来解释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的一切变化。它特别强调了宇宙变化生生不已的性质,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又提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发挥了“物极必反”的思想,强调提出了“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它认为“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肯定了变革的重要意义,主张自强不息,通过变革以完成功业。同时,它又以“保合太和”为最高的理想目标,继承了中国传统的重视和谐的思想。《系辞》肯定了“《易》与天地准”,以为《周易》及其筮法出于对自然现象的模写,其根源在于自然界;同时也含有夸大《周易》筮法功能的成分,认为易卦包罗万象,囊括了一切变化法则。它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家,四家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将以箸求卦的过程理论化,实际涵含着宇宙生成论,对后来的思想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读《易传》,较好的古注本是孔颖达的《周易正义》,收在《十三经注疏》中,今人徐志锐《周易大传新注》齐鲁书社,1986年版,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都是较好的参考书。重点读《系辞》上下篇。

0.97 万字 | 2019-04-05 15:10更新

释名

刘熙 | 经学史及小学类 | 已完结

  “晰名物之殊,辨典礼之异”  大千世界,万物纷呈,其名各异。百姓大众呼物品而欲究其得名之由。适应这种心理需要,我国东汉末年出现了一部专门探求事物名源的佳作,这就是《释名》。  《释名》作者刘熙,字成国,北海(今山东省寿光、高密一带)人,生活年代当在桓帝、灵帝之世,曾师从著名经学家郑玄,献帝建安中曾避乱至交州,《后汉书》无传,事迹不详。  《释名》共8卷。卷首自序云:自古以来,器物事类“名号雅俗,各方名殊,……夫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故撰天地、阴阳、四时、邦国、都鄙、车服、丧纪,下及民庶应用之器,论叙指归,谓之《释名》,凡二十七篇”。说明刘熙撰此书的目的是使百姓知晓日常事物得名的原由或含义。其27篇依次是:释天,释地,释山,释水,释丘,释道,释州国,释形体,释姿容,释长幼,释亲属,释言语,释饮食,释采帛,释首饰,释衣服,释宫室,释床帐,释书契,释典艺,释用器,释乐器,释兵,释车,释船,释疾病,释丧制。所释名物典礼共计1502条。虽不够完备,但已可窥见当时名物典礼之大概。  刘熙解释名源,采用的是声训的方式。所谓声训,就是用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解释词义。声训在先秦典籍中已有采用。汉代《尔雅》、《方言》、《说文解字》等著作中,声训用得也很多。但全书的名物语词都用声训来解释,则《释名》为第一书,是刘熙的独创。  《释名》中的声训,从训释词和被训释词的关系来看,大致有几种情况,即:或同音,如“贪,探也,探取入他分也。”  “勇,踊也,遇敌踊跃欲击之也。”贪与探、勇与踊同音;或音近,如“罵,迫也,以恶言被迫人也。”(罵,鱼部明纽上声字;迫,铎部帮纽入声字);或双声,如“河,下也,随地下处而通流也。”(河、下皆匣纽);或叠韵,如“月,阙也,满则阙也。”(月、阙皆在月部)《释名》在用一个字做声训之后,还接着说明用该字释义的理由。如“探取入他分”,说明了以“探”释“贪”的原由;“满则阙”,说明以“阙”释“月”的原由。这样也就从音义的结合上说明了一个名称的来由。  《释名》用声训解释名物典礼,有些讲得较贴切,有些则为穿凿杜撰之说。如“斧,甫也。甫,始也。凡将制器始用斧伐木已,乃制之也。”(《释用器》)“发,拔也,拔擢而出也。”(《释形体》)“雹,跑也,其所中物皆摧折,如人所蹴跑也。”(《释天》)这样的解释显得十分牵强。其实世上事物得名的途径很多,情况非常复杂。而通过声音线索由一物名衍生出另一物名,只是起名的一种途径而已。而且有的名称由约定俗成而来,仅仅是记录事物的一种代号,音与义之间并无联系。所以对事物之名如果全通过声训来解释,势必出现悖误。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批评《释名》“中间颇伤穿凿”。不过,远在1700多年以前,刘熙能写出这么一部具有语源学性质的书,实在可贵。  《释名》与《尔雅》、《方言》、《说文解字》历来被视为汉代4部重要的训诂学著作,在训诂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其价值主要表现为:  1。《释名》以声训解释名物,为因声求义开辟了道路,促使了古代韵书的产生。《释名》又集汉代音训之大成,为考见汉末语音,研究上古音提供了可靠的材料。特别可贵的是,《释名》中记录了当时一些语词的方言读法,如《释天》:“天,豫、司、兖、冀以舌腹言之。天,显也,在上高显也,清、徐以舌头言之。”“风,兖、豫、司、冀横口合唇言之。风,氾也,其气博氾而动物也。清、徐言‘风’踧口开唇推气言之。”  这些记录说明了汉代一些方言语词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是扬雄《方言》所没有的,因而十分宝贵。  2。《释名》记录了很多汉代通用的语词,可与《尔雅》、《说文》以及古代经典或传注相参证。如《说文。禾部》:“秦,伯益之后所封国,地宜禾。从禾,舂省。”《释名。释州国》:  “秦,津也,其地沃衍有津润也。”此说正是秦“地宜禾”之证。尤其是《释名》中有许多与《尔雅》、《说文》及经传不同或不尽相同的训释,是很有价值的训诂材料。如《诗。邶风。泉水》:“我思肥泉。”毛传:“所出同,所归异曰肥泉。”  出自同一源头而流向异处的泉水为何称为“肥泉”?《释名。释水》曰:“本同出时所浸润少,所归各枝散而多似肥者也。”  刘熙说明了原委,比毛传更进了一步。又如《礼记。曲礼上》:“七十曰老而传,八十、九十曰耄。”《释名。释长幼》曰:  “七十曰耄,头发白耄耄然也。八十曰耋,耋,铁也,皮肤黑色如铁也。九十曰鲐背,背有鲐文也。”这一解释有异于《曲礼》,内容也较丰富。又如《说文》:“瓦,土器也,已烧之总名。”瓦本指烧制的陶器。《释名。释宫室》:“瓦,踝也,踝,坚确貌也。”这里所说的瓦是指盖房顶的瓦(古瓦有当,向外。  瓦与当连,犹如人足与踝相连,故以“踝”释“瓦”)。这说明至少在汉末“瓦”的词义已发生了转移。这类材料对我们探讨词义学和汉语史都很有价值。  3。《释名》还保留了汉代的一些古语。如《释天》:“露,虑也,覆虑物也。”“覆虑”是古语,亦谓之“覆露”,在《汉书。晁错传》、《严助传》、《淮南子。时则篇》中都曾出现,是“荫庇”、“霑润”之义。《释天》:“虹,又曰美人。”这是古代俗称。传说古时有一对夫妻,荒年菜食而死,俱化成青虹,故俗呼为美人虹。《释丧制》:“汉以来谓死为物故。”“狱死曰考竟。”这些古语,传达了上古时代语言的信息,可以作为考察古今语言发展轨迹的凭据。  4。《释名》所训释的对象不侧重于文献语言,而重于日常名物事类,因此它涉及社会生活面广,从天文、地理到人事、习俗都有所反映,加上《释名》成书去古未远,所以可以因所释名物推求古代制度。如《释书契》:“汉制,约敕封侯曰册。册,赜也,敕使整赜不犯之也。”说明汉代册封侯王时立有整敕其不得犯法的文书。又如《释典艺》:“碑,被也。  此本葬时所设也,施鹿卢(辘轳)以绳被其上,引以下棺也。  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无故(即物故)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名其文就,谓之碑也。”碑的功用的演变由此可见。原来,古时丧葬,在墓坑两端各树一石碑,碑间架辘轳,以绋绕辘轳上,挽棺缓缓下放。后来碑用来追述先人功业。《释书契》:“笏,忽也。君有教命及所启白,则书其上,备忽忘也。”由此我们可了解古代朝会时大臣所执手板的用途。《释衣服》:“裲裆,其一当胸,其一当背也。”  汉代的裲裆,相当于后代的背心。“帔,披也,披之肩背,不及下也。”帔即披肩。前人认为始于晋,由此可见汉末就有了。  《释首饰》:“髲,被也,发少者得以被助其发也。”原来假发早在汉代就作为头饰了。“穿耳施珠曰珰。此本出于蛮夷所为也。蛮夷妇女轻浮好走,故以此珰锤之也。今中国人效之也。”  珰的产生及其流传情况由此可见。《释用器》:“枷,加也,加杖于柄头,以挝穗而出其谷也。”可见今天一些地区脱粒用的农具连枷的历史相当悠久。阅读这些记载,可以获得百科知识,了解我国古代社会的文明史,考究事物缘始和汉代生产生活情况。  从上所述可见《释名》对研究训诂学、语言学、社会学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著作。清人毕沅说:“其书参校方俗,考合古今,晰名物之殊,辨典礼之异,洵为《尔雅》、《说文》以后不可少之书。”(《释名疏证。序》)这一评价是很中肯的。  《释名》产生后长期无人整理,到明代,郎奎金将它与《尔雅》、《小尔雅》、《广雅》、《埤雅》合刻,称《五雅全书》。  因其他四书皆以“雅”名,于是改《释名》为《逸雅》。从此《释名》又别称《逸雅》。《释名》的明刻本缺误较多,清人对它进行补证疏解,其中最重要的著作是毕沅的《释名疏证》,王先谦的《释名疏证补》,后者为清人研究整理《释名》的集大成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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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易传

苏轼 | 经学史及小学类 | 已完结

举世皆知苏东坡为一代文豪,却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一个“易学大师”,曾经写过一本《东坡易传》。苏轼幼时便随眉山道士张易简读书学《易》,少年时欲入山林当道士,终生与道士高人交往频繁,深晓《周易》占卜和“胎息”养生之术,并自称“铁冠道人”。其父苏洵精通《太玄》,晚年欲作《易传》未成,遗命苏轼继作此书。苏轼于45岁左右被贬官于黄州时开始撰写《易传》,此后不断修改,直到生命垂危之时才修改完毕。他的认知方法、执政思想深受《易经》影响,诗词文赋也因此而愈加高深玄妙,后人不解《易》理,常常只识皮毛。然而苏轼去世之后,他的著作遭到蔡京等人劈版禁毁,这本《易传》便被改头换面,以《毗陵易传》(“毗陵”为苏轼去世之地常州别名)悄然印行于世,因此罕为人知。本书作者认为“离开《东坡易传》,苏轼思想及其诗文词赋无从谈起。”全书以“四库全书”中的《东坡易传》为底本,参照其它多种刻本进行校勘整理,并在每一篇章前写了简要评介,以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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